若不是美国前情报人员斯诺登事件，以及香港中资媒体近来直斥英国情报人员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香港这个被国际情报机构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情报中心，似乎早在中环的摩登大厦、兰桂坊的夜夜笙歌、维多利亚港的灯光辉煌中渐渐溶解。其实，在“东方之珠”外，香港还有另一个别称——“东方谍都”。中环至金钟的各国驻港领事馆里出入光鲜的各色人员，混迹于兰桂坊“老外圈子”的金发美女，都有可能是谍报人员。
二战时期，香港曾与里斯本、卡萨布兰卡并称“世界三大谍都”。国共之间、中日之间、世界各大国之间的情报战，都把香港作为主战场。张爱玲的小说《色戒》中的女主角王佳芝，就是在这一时期随学校从广州迁往香港，并在此接受任务，刺杀后来让她爱恨纠结的易先生。
二战结束后，里斯本与卡萨布兰卡的情报中心功能也随之消失，香港却因其特殊的政治与地缘价值，继续扮演“东方谍都”的角色。国共内战爆发，香港地处两岸三地交汇处，又有众多外国领事馆驻扎于此，自然成为国共两党特工重要的情报战场。直至1949年国民党撤守至台湾，中共建政，香港又成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情报角力的枢纽城市。
二战结束后，香港继续扮演着“东方谍都”的角色
“外部势力”真的存在？
今年以来，围绕香港2017年普选产生特首的政改讨论一直是香港的焦点话题，就是否“真普选”，建制与泛民两大派别各持己见，民间也发起以“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行动。此时国际势力的介入，无疑将对香港泛民势力有所帮助。
英国外交大臣施维尔9月14日同时发表在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和中文媒体《明报》上的文章《选举、民主和香港的未来》道出了英国出招的部分原因：英国有1000家左右的企业以香港为基地，香港的未来关系到英国的经济利益。但施维尔没有道出的原因是，英国方面仍希望通过扶植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延续其在香港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中方对此作出强硬回应：香港《文汇报》署名“徐庶”的评论文章，指出英国利用情报机构渗透香港内政等六条“罪状”;一份报告曾披露，目前在香港廉政公署等机构内，仍有部分港英时期的官员任职，他们不时会对香港局势有所影响。而本港政治势力中，泛民与英国、美国的关系亲密，曾有报导指出，亲民主派的香港某著名媒体曾接受美国方面的资金援助，平时在舆论导向方面也向亲美方向靠拢。
神秘的港英政治部
看起来，“外部势力”似乎真的影响着香港的民主进程。从1949年开始，直到香港回归前，一切围绕着中英之间的情报战，都绕不开一个神秘的老牌英国情报机构——港英政治部。
港英时期的警队政治部，雏形初成于1934年，名义上隶属于香港警队，由警务处副处长指挥，实际上直接隶属英国军情五处(MI5)，主要责任为反间谍及收集情报等多类特殊任务。
分布在香港的英方情报人员，向英国军情五处三科负责，三科负责远东情报，在香港、新加坡、新德里、堪培拉及惠灵顿设立五个办事处。军情五处的安全联络官办公处设在驻港英军总部内，遇到要事可无须通传，直接谒见港督和警务处长。
1946年，政治部被纳入香港警队架构中。上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部大力收集中国等国家的情报，并且严密防范和侦察大陆方面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在香港进行颠覆和间谍活动。最初，政治部只有200多位雇员，直到1967年香港发生“六七暴动”，港英方面要求政治部全力渗透左派人士，加强政治部人员配备。到上世纪80年代的高峰期，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政治部最多时达到1200名雇员。中方情报人员曾回忆，“六七暴动”最终暴露了毛泽东、周恩来对香港左派力量的部署与战略考虑，将左派力量完全暴露，中方的地下情报工作也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政治部工作高度保密，且英国情报机构对其他英联邦国家也有类似机构，因此，直到今天，有关港英政治部的内部架构，仍然难以被外界知晓全貌。曾在政治部内部工作过的特工，所了解到的情况也只限于与其工作有关的部分，而且级别越低，了解到的内幕越少。
窃听手段
直到今天，中英双方的情报人员都承认，香港是双方进行谍战的重要战场。英国方面在九七回归前，曾以对中方情报人员进行长期窃听、跟踪、监视等手段获取情报。
中英之间的情报战，在九七年回归之前，针锋相对的两个部门就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国方面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上世纪80年代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后叛逃至美国)在《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里坦言，“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一职，真正的身份其实是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总管”，有关香港的第一手情况，往往是通过香港分社传回北京，也承担着中方的情报任务。
许家屯回忆到，当时港英政府对新华社香港分社内部的一举一动都要进行监控，以至于分社成员开会、打电话向北京报告，都不得不跨过罗湖桥，回到深圳再行动，以防行踪暴露，或电话被窃听。
仅以窃听手段为例，港英时期，政治部窃听手段主要有三种。据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过，化名为“罗亚”的华人特工在回忆录中记载，一是直接从电话线或机楼截取通话信息，这种方法须得到电讯公司的配合。但在技术发达的今天已极少用到;二是设法进入目标建筑，在室内安装微型电子装置，再在该建筑附近安装收听站把信号收回;第三种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方式，在目标邻近楼宇单位钻洞破墙，在墙内植入微型录音器，直接接收信号。
港英政治部的窃听手段，也被香港情报圈子的各路神仙竞相模仿，回归后的香港机要部门可谓难有半点私密性可言。
2005年，香港第二任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上任，上任前决定将特首官邸搬到礼宾府。在礼宾府翻新装修时，意外发现礼宾府内遍布窃听器，时有港媒报导：“包括客厅、卧室以至浴室都‘不干净’”。礼宾府在港英时期曾为港督府。九七回归时，首任香港特首董建华拒绝入住礼宾府，名义上称不愿将特区与殖民地记忆再做关联，但有报导称，董建华实际考虑的是，担心英国方面在礼宾府内安装窃听器。礼宾府发现窃听器后，曾荫权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但港媒曾报导，香港政府保安局在九七回归后，彻底检查过礼宾府，并移走所有窃听器。如果报导无误，此次发现的窃听器当是九七后安装进去的，这对港府的情报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年，解放军驻港部队大楼在装修拆除一幅墙壁时，在墙身内发现窃听器。位于添马舰的解放军驻港总部，前身是英军驻港联合总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搬入大楼前，解放军方面已对该建筑进行过详细探测，未发现任何窃听装置。
收买线人
港英政治部获取情报，通常通过间谍、收买线人以及行动组这三种主要方式来完成。间谍常以英国驻港外交官、各大企业机构工作人员等身份做掩护。外交官通常以领事馆三秘等身份为主，便于以体面的身份出入于上流社会，结交各方人士。一位前英国外交官曾回忆，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学茶艺，以便以“中国通”的形象出现在华人面前，一方面可以与华人找到共同话题，另一方面也会使对方降低警惕性。
政治部行动组收集行动情报，在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看上去比较老套。他们有时甚至会在香港与深圳交界处的罗湖口岸附近，探取游客传闻。今天看上去很不靠谱的一些坊间谣传，在大陆漫长的封闭岁月里，却常常是港英第一手情报的来源，例如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垮台等重大事件，在中国方面封闭消息的情况下，都是通过“游客传闻”的管道为港英知晓。以至于当时有些政治部特工，在工作之余，把打探到的情报“边角料”，写成故事投稿给报社，以赚取外快。
收买线人这一管道，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工作特点。上世纪60年代，香港左派发起“六七暴动”，港英方面在左派工会中寻找的目标常常具有这样的特点：“对属于满怀理想而献身党群的人而言，理想破灭或遭逢党内权力斗争、受到整治排斥打压等情况，都会成为倒戈投敌的诱因，至于一般平凡人物，权力、色欲和金钱都足以摧毁大部分人的意志。”
在网络发达的当下，通过“游客传闻”获取情报早已成为历史，但通过高级线人刺探情报的管道却一直活跃，而且深入香港的机密部门，近年来破获的情报要案，屡屡震惊香港。
被香港媒体曝光、得到中联办证实的蔡小洪案即属其中一例重案。蔡小洪在被秘密拘捕前，任中联办秘书长。他赴港前曾在《解放军报》任记者，1989年调职到中联办的前身新华社香港分社，从副处长做起，直到2001年升任秘书长。
据港媒报导，蔡小洪早在1995年就开始为英国情报机关服务，直到2002年，当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访港，中国情报机构在一次例行的监听行动中，意外发现英国方面对中国领导人的访港行程了如指掌，由此展开秘密调查，最终发现是蔡小洪为英国情报机关提供机密消息，并涉及收受约60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
英国情报机构在选择线人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蔡小洪所任的中联办秘书长一职，可与中联办主任密切接触，更有机会获得中国领导人对香港问题的最高指示，同时也可利用职务之便，打通香港的三教九流。而且，蔡小洪家族成员深深扎根香港，可谓在香港工作方面根基十足。
据香港媒体报导，蔡家祖籍广东普宁，一家三代都与中共在港的情报工作有深厚渊源。蔡小洪的祖父伍治之、祖母蔡楚吟，都是早年在上海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上世纪40年代，伍治之、蔡楚吟曾被当时主抓中共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派往香港，协助当时的港澳工作领导廖承志。蔡小洪父亲蔡诚，原名伍毅鸿，幼年时与父母失散，在周恩来安排下在延安长大。后因从事地下工作改跟母亲姓蔡。蔡诚1988年升任司法部部长之前，长期在广东工作，1965年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曾兼任深圳口岸党委书记。
由于蔡小洪级别高，当局拘捕蔡时精心部署。2003年7月1日国务院总理访港后顺道访问深圳，按常规中联办官员要陪同前往，这是抓捕蔡的绝佳机会。蔡与其他官员一同上车，其间大家有说有笑。但大巴过了关后，蔡看到两个陌生人跟随上车，随即有不祥预感，但他仍然镇定地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大家都没有在意他在电话里讲了什么，仅记得是说广东话。惟事后得知，他的太太和孩子当天就乘坐飞机离开香港到英国。
蔡小洪案让中方对英国情报机构在香港的潜伏感到震惊，并从2003年开始调整对香港的情报工作部署。蔡小洪案曝光后，中联办予以证实。中通社在2003年12月17日下午发放题为《中央驻港联络办有关负责人谈蔡小洪案》的新闻稿，引述中联办负责人说：“蔡小洪因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行为，现由内地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审查。有关部门近年来破获的多起间谍案件显示：外国间谍情报机关长期针对和利用香港从事征募、策反、窃密等间谍活动。蔡小洪案只是外国间谍情报机关在香港进行间谍情报活动的案件之一。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2004年，蔡小洪在广州秘密受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去年有消息称他已获假释。
在蔡小洪之后，2003年又爆出前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郑华的秘书、英国籍商人陈瑜林为英国从事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中方指控他在事关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期间向英国人泄露中方机密。许家屯也曾回忆到，当年谈判时感觉中方的底牌总能被英国人事先知晓，颇感怀疑。
抓捕敌特
港英政治部在收买线人方面出手慷慨，自己内部的安保工作却极为成功。据许家屯回忆，港英政治部多年来，内部架构几乎密不透风，外界极难通过间谍方式渗透其中。政治部偶尔与中方进行情报合作，却对中方并不信任，结果导致惨剧发生。1955年4月，载有中方官员与中外记者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的印度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台湾国民党特务安置炸弹炸毁，成为轰动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许家屯说，当时中方已事先截获信息，提醒英方注意提防，但英方不信，结果出事。
新华社香港分社想在港英政治部安插间谍，也是难上加难，唯一的高层关系就是上世纪60年代被曝光的“曾昭科案”。许家屯在回忆录中提到曾在港英警队里任高级警司的“广东省某省级官员”，就是曾昭科。
曾昭科
据公开资料介绍，曾昭科于1925年出生于广州，祖籍满洲旗人。曾昭科在小学毕业后来香港，在父亲曾希颖安排下，跟兄长入读九龙华仁书院，毕业正值香港沦陷，故此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大学时代，曾昭科接触左倾思想，熟读由德文翻译过来的日文版《资本论》。
1947年，毕业后的曾昭科回到香港，加入香港警队并受到重用。他晚年的学生、著名企业家王石曾提到，曾昭科曾在牛津大学接受训练。
曾昭科在香港警队内因破获要案而深得赏识，传言是中方派出一位名媛施展美人计，又以重金相许，使他终被当时的大陆方面雇佣为间谍，套取港英方面的情报。若非后来事情败露，很有可能成为首任华人探长。
1961年的中国国庆节，港英方面做出常规戒备，当天下午，几名行色匆匆的旅客从大陆返回。负责收集“游客传闻”的港英方面值班人员，因为还没完成任务，就从这批旅客中随意拦住一名男子打探情况。这名男子行踪正常，“唯有一瞩目之处是右胫足踝以纱布包扎，外穿破鞋，纱布染满积渍血污，状似伤员。”
在盘问中，港英特工并无发现异常，但发现该男子离开时走路一如常人，丝毫没有受伤迹象，于是将其追回，带到“黑屋”中继续盘问。在把包扎纱布拆开后，终于在层层包裹下发现了一片仅有火柴头大小的微型底片。
当时的政治部还没有足够的技术设施冲印微型底片，就将其交给英国军情五处(MI5)冲印，发现内容为特工指令和对过往事件的总结，从内容与行文方式看，明显是同行中人的手笔。经过一番逼供后，这名男子终于供出，与他在香港方面接头的，正是当时的助理警司曾昭科。为避免打草惊蛇，政治部速战速决，动用窃听、跟踪等手段人赃并获，仅五天就把曾昭科擒拿归案。
但是受到职务等级的限制，曾昭科并没有向中方提供关于政治部的核心信息，所出卖的信息不外乎港英层面的高官背景等资料。曾昭科于1962年被遣送回大陆，其后定居广州，于1978年复办的暨南大学担任外语系教授、系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董事会名誉主席，曾先后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获广东省六届人大增选为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至2001年离任。
解散与复活
随着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开始，香港回归逐渐成为定局，英国方面也开始着手准备解散港英政治部。据《罗亚回忆录》记载，当时港英为了避免这些前特工人员、尤其是华人特工被回归后的中国方面收买以掌握英国情报，开出了不菲的遣散费，还有部分特工取得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国籍或永久居留权。
除此之外，英国方面还将部分特工就地安插在本港的政府机构、重要组织里，如银行、马会、ICAC等。据香港媒体《亚洲周刊》今年5月刊发的一篇报道，在一份北京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到，“廉署在回归前是彭定康操控的准特务机构”，“属于香港权力最大、工作性质最为特殊的执法机构。由于这个机构的工作方式和侦查手段都非常独特，属于最核心的部门，因而一直受到港英当局严密控制并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士进入”。此文还提到，英国的情报刺探工作也使北京忧虑，廉署作为“特区最锋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区政府，甚至会刺向中联办和北京的驻港机构。
这份看似香港版“境外敌对势力”论调的报告，或有夸大其辞的成份，但从蔡小洪、陈瑜林等人的案件中，不难看出英国情报机构在香港扎根之深。港英政治部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于18年前消散在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间，但他的触角，仍然在中英情报对垒的第一线悄无声息地绽出。
(本文原载于香港《风声》月刊201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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