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关新一场中日战争的议论非常热烈，但人们往往习惯直奔结尾，专注于就谁胜谁负的问题做判断下结论，争论得相当厉害。其实，这是一种很粗糙的态度，因为如果不对这场可能的战争进行深入分析，一切有关胜负的结论性意见都既缺乏说服力，更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讨论新的中日战争，唯军事力量论高低、较短长，这是另一种习惯性的倾向，似乎只要现如今谁的军力强大，谁的武器装备先进，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把战争胜负的问题看得如同擂台赛一般的简单，这同样不是一种严肃的态度。
正如一位伟大战略家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斗争的高级发展形式。中日战争也不例外，也是中日之间政治斗争的高级形态。因此，考察新的中日战争，必须以政治为核心，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全面的分析。
当然，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对此往往愿意当事后诸葛亮人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如下若干角度加以考察。
一、关于战争的原因。
任何一场战争都不是武装力量偶然碰撞的产物，都有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我们通常说的远因与近因，这是人类分析总结战争的逻辑起点。当然，过去主要是在战争结束后才进行这样的分析，现在，我们将它提前，在可能的下一场中日战争之前就对其进行远因近因的研究。
就原因而言，新的中日战争有如下三个重要的背景原因：
一是中国的崛起发展。中国正重新发展成为亚洲儒家文化圈的核心与主导者，表现出对亚太地区越来越大的干预和支配能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亚洲及世界力量的对比。
二是美国战略重点的转移。美国的战略重点历来在欧洲，二战以来，“先欧后亚”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原则，霸权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在欧洲而不在亚洲。对美国而言，亚洲两个重点地区，即东亚与中东的角逐，说到底也不过是战略边缘地带的争夺。但是现在则不同，世事迁移，谷陵变易，如今世界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能否确保霸权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从维护霸权就必须瞄准主要对手的原则出发，现如今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任务是对付中国。
三是日本的大国野心。日本从来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二战失败只是暂时地遏阻了它的帝国冲动。战后日本的经济成就激发了日本的大国野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提出了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战略。冷战结束以来，伴随亚太战略格局的变化，日本充当亚太领袖主导东方事务的野心日趋强烈，并且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受到强烈的刺激。借助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日本现如今正急速地向军事大国迈进，要从战略高度上做所谓的“正常大国”，其目标就是要再度与中国一争高度、一较短长。因为日本完全懂得，在东亚特定的战略格局下，在中美两大国的夹峙下，只有从战略上打败中国，才有日本的地位和发言权，否则，日本就只能沉沦为美国一个可怜的工具与无耻的走狗。
基于上述三大原因，于是在中美日之间形成了形成两个突出的战略对撞：
一是中国与美国的对撞。不管中国是否有任何主观故意，但中国崛起在事实上无可争议地对美国的霸权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使得霸权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分配和战略配置都发生了新的组合，以至于美国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加以应对，以遏制其中不利于美国的发展趋势。现在，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如果美国不能遏制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就要从世界力量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就得把世界第一的名号拱手交出。这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皇位“禅让”的现代变种，霸权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所以，中美的战略碰撞不可避免。
二是中国与日本的对撞。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以往的历史轨迹已经做了很好的诠释，对日本来说，在日本的大国道路上，中国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关口，不打败中国，日本的大国企图就是一场黄粱美梦，而只有把中国踩在脚下，日本才能做东亚的主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安倍晋三并没有就事论事，他正极力把中日之争描述成为两种文明力量和两种制度模式之争，说什么这是自由世界与中国扩张之间的决战，为自己披上一件神圣的道德外衣，其所遮掩的，就是两雄不可并立、一山不容二虎的这一本质。
上述三大背景与两个对撞，密切联系，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没有中美战略矛盾，中日战略矛盾将受到强有力的抑制，日本无力单独挑战中国;今天日本之所以疯狂挑战中国，一方面源于其固有的帝国野心，另一方面也是美国要释放日本的战略潜力对付中国的反映;日本的战略目标与美国的战略目标高度耦合，从而形成针对中国的更加紧密的战略集团。
这样的一种矛盾关系，决定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大趋势和基本走向：即以美日为核心，以中国为一方，战略对抗正日趋加深、日渐激化，并为一场新的中日战争准备了充分的资源，这就意味着，新的中日战争已经具备了应有的政治与战略基础。
有关中日战争的近因，也就是导火索或者爆发点之类，这倒是一个相对简单问题。摆在眼前的就是钓鱼岛争端。像一切历史遗留问题经常可在需要时引发战争一样，钓鱼岛这样一个中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争端，在适当的时候完全可以就此打开一场战争的画卷。其实，不仅仅钓鱼岛有这样的功效，其它像朝鲜半岛、南海诸岛等，都完全有资格有条件做此担当，就像有萨拉热窝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打，没有萨拉热窝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要打一样，导火索是什么，爆发点在哪儿，实际上并不重要。
二、战争的规模与程度
人类社会的战争千奇百怪、千差万别。从规模上说，有大中小之别，小规模的战争也许就是千把人的一场斗殴，中等规模的战争如1982年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大规模的战争则是上百万人长时间的大战，如当年的朝鲜战争;从战争的程度上说，分有限战争、全面战争。程度水平较低的可以称之为有限战争，顾名思义，即在有限手段方式，有限地域范围，有限目标预期下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有些点到为止的味道;而全面战争则以彻底摧毁敌人为追求，不达目的罢休，为此将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的人认为“全面战争”一词还不足以形容，所以又有 “总体战”这个名词问世，认为在全面战争之上还有一种程度更甚的总体战争，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是这种战争的罪恶体现。
人类社会的战争从来深奥难测，未来战争究竟什么样，人们充满好奇，各种预测五花八门，但往往都不准确，就算少数很有见地的战略家，如果能在一二点上有所预见的话，就已经很了不起，如二战前的曼斯坦因等，至于全面预测战争进程的，如毛泽东主席那样准确地预见了中日战争进程，古往今来并没几个，这大概也是人们对新的中日战争潜尝辄止、不愿深探究竟的客观原因。
但是，不对中日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做深入的探究是不行的，古人说得好，“危则思备”，不对中日战争的可能带来的危机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就不是对国家对民族应有的负责态度。
笔者以为，基于自古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新的中日战争可能出现如下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军力相拼
中日两国爆发一场局部战争，比如争夺对钓鱼岛的控制，战争双方调动一切可以调动军力，围绕一个有限的目标进行战斗。目前，人们所关注的中日战争多止于此。
第二种形态：国力相拼
中日之间不仅打军事战，而且进一步还打经济战、思想战、文化战和外交舆论战等，彼此动员组织各种国力进行比较全面的较量，表现出战争的综合性特征，具有浓厚的总体战色彩。目前，很多人认为中日之间发生这样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种形态：存亡相拼
大国之间的战争很多时候都发展上升成为国家民族之间生死存亡的决斗，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过去中日战争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今后新的中日战争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形。但是目前，多数人认为这样的战争人类社会今后难以想象，中日之间也不可能发生。
我们说，第一种形态的战争只是一种入门。如果有谁认为新的中日战争会到此止步，那一定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实际上，在中日军事冲突尚未出现之前，两国之间的舆论战、文化战、外交战就会打得不可开交，而各种形式的暗战、谍战更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指望新的中日战争像打擂台似进行简单的武装比拼，完全不可能。
第二种形态是战争的常态。在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战争注定要迅速地上升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表现为国力的比拼，而通常所谓的军力不过是构成国力的一部分，或者说，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决定军力的高低。就现实的战略环境看，中日之间一旦发生战争，一定是综合实力的较量，是整体国力的全面较量。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一些中国人对未来的中日战争信心满满，说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综合国力已经高于日本了。但奇怪的是，这些人寄希望于综合国力，拿综合国力说事，但具体设想却又仅限于简单地使用军力搏斗，表现出一种相当滑稽的南辕北辙。
第三种形态的战争会不会在中日之间再次出现，这是讨论新的中日战争所面临的最大未知数，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选择以下三点进行探讨：
第一个问题，战略封锁：中国封锁日本还是日本封锁中国。
封锁是战争中的一项基本动作，任何战争都要发生形式、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封锁，新的中日战争也不例外。现在，日本已经公开了它将依托第一岛链封锁中国海军进出大洋通道的军事计划，这其实只是冰山之一角。日本这个动作只是证明，如果新的中日战争发展上升成为上述第三种形态的战争，中日之间互相进行战略封锁行动将成为战争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封锁与反封锁，将是中日战争的基本形式之一。
毫无疑问，中日两国都有强大的封锁能力，但基于各自环境条件的不同，在封锁与反封锁上也都有具优劣。在中国方面，中国所有海运通道都在第一岛链之内，只要控制第一岛链，封锁中国的海运不成问题，而日本列岛又是第一岛链中最绵长最坚实的部分，如今日本更还在加强与菲律宾、印度的战略合作，其目的指向之一就是中国的海运。但不利的，一则中国还有绵长的陆上通道，海上封锁只封锁了中国的一半;二则中国本土自然资源存量较大，足以给中国的经济军事以相当的支撑;相对中国而言，日本的国运则完全系于海运，海洋运输是日本的生命线。这显然是日本的战略软肋，当年太平洋战争美国就毫不客气地瞄准这条软肋下手，对夺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有利的是，一则日本列岛朝向大洋的那一面中国有鞭长莫及的缺憾，二则有美日同盟及密切的美日联系，中国的封锁必将面临美国这一巨大的障碍。
那么，未来究竟是日本对中国封锁成功，还是中国对日本封锁奏效呢?
回答是，对于这一点，战争过程中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战前的准备更为关键，不在战前打好基础准备好条件，而把希望寄托在战时，无异于临急抱佛脚。这也是长期以来日本一直都大肆储备石油、煤炭以及其它一切战略性金属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本土打击：日本会不会打击中国本土，中国能否以日本本土为打击目标。
记得台湾海峡危机的时候，台湾方面曾放出豪言说，如果遭到大陆攻击，台湾方面就将空袭上海、广州直至三峡大坝，实施战略吓阻。连台湾那些人都能想到的这些损招，难道还会不在日本的考虑之中吗?
显然，打击中国本土一定是日本的重要战略选项。稍有一点战略常识的人都知道，轰炸敌人的战略与经济中心，单位成本所获取得的战果远大于正面的战场，这就是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
但是，如果说日本真敢于无所顾忌地袭击中国本土，那也未必尽然，因为日本人非常清楚，这样的袭击必然遭致中国的反袭击，而日本国土狭窄，工业人口更为麋集，遭受打击所要遭受的损失将更加惨重，这是日本第二个明显的战略软肋。
那么，如果日本不主动攻击中国本土，中国就也不要去袭击日本的本土吗?
客观地说，对于大国来说，大规模袭击本土的行动是非常危险的，这有可能导致战争变得不可收拾，这也就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未来中日战争第三种形态下加以讨论的原因。更何况日本本土还分布有数量众多的美军基地，驻扎大量的美国军人，投鼠忌器，将形成对中国强有力的牵制，中国可以选择放弃吗?
对此，笔者以为，中国决不可轻言放弃。强大的远战能力，是中国所拥有最大的战略优势之一。得益于高精度远程打击武器的发展，对日本的本土，中国完全可以做到比二战时美国的打击力度更大，获得的战果也更大。所以，如果中日两国的战争发展到生死相搏之际，中国必须毅然决然地大规模袭击日本本土，并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当然，如果在动用这种手段之前中国就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为了人道主义起见，留一份仁慈也不是不可以的。
第三个问题，核武器：中国的核武器能否派上用场。
核武器是遏制战争、制止战争发展蔓延的压仓石，这是人所共知的战略常识。所以，如果在一场浩大的中日战争里中国的核武器居然没派上用场，这显然就是中国核战略的失败。当然，所谓派上用场，并不一定是真的使用，发挥应有的威慑也是重要作用的体现。那么，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核武器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笔者以为，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我国的核武器至少应发挥出两方面的遏制作用：
一是威慑并制止日本的拥核企图。日本一贯在核问题上搞模糊政策，长久持续地打擦边球，至今已经大体上完成了核武装的准备。在右翼的主导下，现如今的日本更是核疑云重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对此中国绝不能坐视不理。中国需要明确宣布，一旦发现日本有拥核的确凿迹象，中国有权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予以坚决铲除。不许日本拥核，这应该成为中国划定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二是威慑并遏制核大国介入中日战争。现如今日本之所以敢于频频挑衅中国，甚至公开策划设计与中国的战争，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美日同盟，这一点，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概莫讳言。依靠日美同盟，日本对本土是否会遭致中国的打击缺少应有的恐惧，对是否会遭到中国的海上封锁没有足够的担心，更断定中国不敢对日本使用核武器，总之，视中国的核武器为无物，为无用之物。这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事情。对中国来说，遏制美国参与到可能的中日战争中来，这大概是头等的战略任务，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其它一切手段可能都微乎其微，只有核武器与核打击才可立竿见影，这是阻止霸权国家联手日本共同与我作战最有力的手段，除了这一手段之外，所有其它诸如什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类，统统都不管用。
因此，针对未来的中日战争，中国的核战略应该实现功能的转变，即由过去遏制核大国的核袭击转变升级为遏制任何国家觊觎袭击我国本土的企图，现如今中国需要有针对性地修订并公示自己的核战略。
三、中国应该做怎样的准备
美国和日本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同中国的战争，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国肯定也在进行对美对日战争的准备，这也是心照不宣的实际，因为除了个别笃信“中美互相依赖，谁也离不开谁;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别无出路”的那些“专家”、“学者”外，任何对国家民族有起码责任心的人，都不会对美日磨刀霍霍的动向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中国也针锋相对地在做各种准备，其深度与广度一定也必须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应该做怎样准备”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研究讨论了。恰恰相反，笔者以为，就这一问题开展一定意义上的全民大讨论，不仅可以起到思想舆论动员的功效，而且也能拾遗补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对这一问题见仁见智，用一句流行词来形容，也应该称之为当代中国的“正能量”。
其一，要针对一切可能的不利做好应对预案。
古人云，“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这就是说，策划一场战争，不但需要努力在战争中追求国家民族利益并使之最大化，还更要看清战争所带来各种害处，并为此做好应对弥补方案，使战争损失降低到最低，用一位伟人最精简的话说就是，“向好处努力，从坏处着眼”。一定程度上说，在新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必须首先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先为不可胜，然后才能争取可胜。这是一条前人用无数鲜血凝成的宝贵经验，当代中国的战争指导应该在这个水平线之上而不是在这个水平线之下。
坦率地说，当今中国的弱点软肋太多了，虽然不能说“外强中干”这样的话，但实际的中国很可能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强大。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件事。缅甸果敢事件前后，笔者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是前些年果敢政权的阅兵录像。这场阅兵简直就是中国国庆天安门大阅兵的翻版，阅兵首长乘车驶来，一遍又一遍高呼“同志们好”，受阅各方阵山呼回应“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气势如虹，回荡在层峦叠嶂之间。当各方阵依此通过检阅台的时候，照例是“铁骑突出刀枪明”，所有队伍尽皆整齐划一，威严得不可方物，以此观之，令人以为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在不久接下来与缅甸政府军的对峙中，几乎是一触即溃，全都做了鸟兽散。看过之后，笔者久久不能平静，心情郁闷了好几天。
除此以外，中国明摆在世人眼前的弱点软肋还有对西方的依赖，对海运的依赖，内部第五纵队泛滥，疆独藏独民运法轮功猖獗、战略上孤立无援，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想解决就能解决的，甚至说只能通过历史或时代巨变来解决。但不能解决不等于可以没有应对方案，制定良好的预案并尽早加以实施执行，能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反之，如果不主动应对或者应对不到位，上述任何一项都足以构成致命的危险。
其二，仅仅制订军事计划是不够的
针对下一场中日战争制订必要的军事计划，包括装备研发采购计划，军队作战计划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军事计划仅仅是战争动员计划的一小部分，一个全面的战争动员计划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其中特别是经济动员计划，更需要立足长远、系统设计，比如，如何战时如何处置外资企业特别是日资的问题，难道中国可以眼看着日资从中国安然撤出转而为增强日本的战争能力做贡献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又应该怎么办?现如今日本在华有1.4万家企业，这不是一个可以临时动议就能解决的问题，还有跨国银行金融账户等等，都必须早为之计。再比如民防计划，天下承平数十年，中国人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过空袭之外，对此基本再无知识技能的准备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又怎能适应大规模战争的到来?
其三，仅仅应对日本是不够的
中日战争当然首先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事，但如果将其放到亚太大背景下来看，这又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只是一方有代理人，而中国没有代理人只好自己赤膊上阵而已。所以，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中国对日本，但实际上中国将不得不面对整个西方集团。以霸权为核心的西方集团将动员组织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中国必须做好周边一些势力乘人之危的投机，比如菲律宾、越南、印度，甚至包括南朝鲜、台湾;更要准备美国在关键时刻狠狠地插上一刀欲置我于死地，种种危险，尽皆不可掉以轻心。为此，一方面需要大力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力打力，需要借助朝鲜的力量牵制“三八线”以南，借助巴基斯坦的力量牵制印度，也需要借助伊朗在远方助力，更需要俄罗斯在战略上稳定大局，等等，但遗憾的是，现如今的中国几乎就是赤身裸体面对一群饿狼，这简直是人类战略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形，就连古代汉武帝反击匈奴，还知道不断派使臣寻找“与国”，分化匈奴的战略联盟。想到这些，令人慨叹不已，现如今的中国，战略见识真的连古人都不如吗?
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啊，就请快一点恢复到前人的思维水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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