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到1966年初肆虐于印尼列岛的大屠杀，其规模和残忍程度就是在血腥的20世纪也是不多见的。最被广泛接受的推算是50万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刚刚入围2014年奥斯卡纪录片提名的《上演谋杀》(The Act of Killing，或译《我是杀人魔王》)则把这一数字估算在100万到300万之间。受害者常常被抛尸荒野或河流，致使印尼大地上一时间到处都是毙尸和残肢。大屠杀结束后，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组织印尼共产党被彻底清除;把持着印尼经济命脉的华人也受到重创，有大约30万华人在大屠杀中丧生。
但是，印尼大屠杀在过去的40多年里，从未引起过世界性的谴责和问责，更不乏像在纪录片《上演谋杀》中安瓦尔们为虐杀行径大张旗鼓地自夸，并幻想借助上演当年的暴行而扬名于世那样的荒诞行为。这到底是为什么?
采访当年的杀人者
佳舒瓦·奥本海默快绝望了：当印尼军方了解到他在拍摄关于1965年大屠杀的影片之后，骚扰就接连不断。他们一会儿逮捕他，一会儿没收他的摄影器材，一会儿威胁他的采访对象，让他的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他的采访对象即大屠杀的幸存者中有人建议他去采访当年的那些杀人者。那样，军方或许就不再干扰了。
当年的杀人者?还能找到他们吗?
当然，前村的某某就是，幸存者告诉他说。
奥本海默心存疑虑：就算是找到了那些人又能怎样?怎么才能让他们开口谈论当年的杀人暴行呢?他们难道不会想尽办法进行回避、掩饰、推诿、不合作吗?若惹得他们不高兴了，还不知道会惹来什么样的危险呢。但是，既然已经别无他途，他也只好冒险一试了。
让他大为吃惊的是，这些杀人者不仅毫无遮掩当年杀人行径的意识，而且还会积极主动地夸耀当年的杀人业绩，当着家人和孩子的面迫不及待地演示杀人的过程、细节和方法，并对初访拍摄的影像因为缺乏血腥和残暴表示不满，决意推倒重来。
在这之后长达5年的实景拍摄中，奥本海默采访了数十名在1965年大屠杀中表现突出的干将。这些人遍布当今印尼社会，多为当地社会名流，甚至身居高位，被尊为民族英雄。奥本海默在2014年初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仍然在为这种现象讶异不已：“这就好比纳粹政府倒台40年后，你再探访德国时却发现当年的纳粹党徒们仍然在位掌权!”
该片主角安瓦尔就夸口称他亲手杀害的不下千人。在与奥本海默初次接触时，他就将其带到他当年杀人最多的楼顶平台，演示他如何为了避免过多流血以减少恶臭味而采用的以铁丝勒杀受害人的手法。等看到这段录像时，他觉得不满意，原来自己在录像中穿了条白裤子：“干这种事情时，我是绝对不会穿条白裤子的。”于是，他们与摄制组商量，决定找来道具，摆上布景，穿上服装，画上血腥的面孔，大规模上演当年大屠杀的场景。在拍摄大场面时，还有印尼负责青年事务的副部长亲自到场打气。
奥本海默决定顺水推舟，放弃传统的挖掘、披露史实的手法，将纪录片的镜头对准那些杀人者，记录下他们在今天的背景下如何再现当年的大屠杀，以及再现过程中他们关于这些屠杀行径的意义和社会反响的讨论。其结果就是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上演谋杀》。该纪录片在获得奥斯卡提名之前，就已在全球各地(包括中国香港)的电影院里和电影节上公演了一年多，并已获得了十多个国际大奖。该片观众无不为影片所揭示的让人既无从理解又无以释怀的游离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世界所震惊。也有观众反映他们以前对印尼大屠杀不甚明了，看了影片后更是如坠云雾。对此，该片执行制片人厄若尔·莫里斯说：纪录片并不是教育片，它往往是为了引人发问的。
若如此，《上演谋杀》的成功无法估量，因为它给观众提出的问题层出不穷，而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这些曾经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暴徒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还如此招摇过市，不以自己的暴虐为耻而加以掩饰，反而以之为荣而执意昭彰于世界?
并非未开化的野蛮人
《上演谋杀》给观众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是：残害同类对这些杀人者来说真的算不上什么，与出去看场电影，和朋友抽支烟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在谈论当年的杀人行径时也是嘻嘻哈哈，轻描淡写。而且，他们似乎压根就没意识到自己的行径给受害者带去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和痛苦。按他们的陈述，他们在杀害有些人之前，还像和朋友聊天一样请他们抽支烟什么的。
这一切都难免让人想到传说中未经开化的野蛮部落。在那里，生命的失却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情，而所谓折磨和痛苦还压根儿就不在考量的范畴。
影片所披露的所谓野蛮社会的痕迹，还不只局限于安瓦尔们对杀人的谈论和上演。在影片中，各种不可思议的野蛮痕迹就是在当今印尼社会也俯拾皆是，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
建国五项原则青年团是当年大屠杀中军队所倚重的最大打手团体，现在团员有数百万之众。安瓦尔就是其地方组织的组建者之一。该团现任主席在给苏门答腊团员训话时说：“有人说青年团是黑社会，那么，我就是黑社会头目。”训话以后，他在众人簇拥、摄影机追踪的情况下到了高尔夫球场，边打球边说：“现在太多民主了，乱七八糟的。还是军权专政的时候好。”
印尼副总统在对青年团训话时说：“有人说青年团是黑社会。黑社会一词来自Freemen，是独立于政府的。我们要想把事情办成，就需要这样独立于政府的暴力团。团员们，使用你们的肌肉吧。肌肉不是用来揍人的，尽管有时候揍人很有必要。”
苏门答腊首府的《梅兰邮报》出版人在接待带着摄制组的安瓦尔们时，对着摄影机镜头夸口说：当年收集清剿对象资料的事都是他们干的。“我负责审讯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回答改掉以置他们于死地。什么?用不着我亲手杀人的。这事有别人干。我只须向他们使个眼色就行。”
影片还显示安瓦尔的同伙在光天化日之下向市场的华人摊贩勒索现金，而那些被他们直呼其名的华人摊贩要么当即给钱，要么在稍微磨蹭之后给钱，甚至还有在威逼下哆嗦着手追加的情况。奥本海默告诉《南风窗》说，这些场景并不是为拍电影特殊安排的，而是那些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影片中出现的场景是那些黑社会成员邀请摄制组跟踪拍摄的。为了避免给那些摊贩带去额外的恐惧，让他们误以为黑社会已经更加强大，还有了自己的电影跟班，摄制组在拍摄完成后给每个摊贩作了解释并补偿了50欧元。
尽管有上述种种，奥本海默坚持认为印尼并不是尚未开化的野蛮社会。在和那些黑社会成员朝夕相处了数年之后，奥本海默告诉《南风窗》说：“他们和你我一样，绝不是尚未开化的野蛮人。”
那么，到底该怎么解释他们时至今日的言行和世界观呢?到底该怎么解释他们要张扬当年杀人暴行的心理背景呢?
同类相残的前世今生
残杀同类并非人类独创，动物界也有。然而，人类残杀同类不仅有为了生存、争夺配偶等理由，而且还从中寻找泄欲、取乐的方法。西方语言把这种从伤害、残杀中寻取快感的病态心理称作sadism。
印度尼西亚曾被荷兰殖民将近350年之久;印尼语中引入了大量荷兰语(西欧语言)词汇。若认真听印尼人在正式场合的讲话，经常可以猜出谈论的主题。在这些引进的荷语词汇中就有sadism及其派生词sadistic等。安瓦尔们在电影中讨论他们的杀人行径时说那确实很残忍，但又不忘再三强调他们并没有施虐狂的心态，而他们所用的词正是从西方语言借来的sadistic。
引进外来语词汇其实是引进外来概念和思维方式。残忍和施虐狂症之间的本质区别是现代人划分开来的，前者是因为某种必要而采取的极端手段，施暴者有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有可能是冷酷无情，对自己的行径所带来的后果麻木不仁，而后者施暴的唯一目的则是满足自身的快感需求。这些杀人者既然意识到区分残忍和施虐狂症的必要，并着意撇清自身与施虐狂之间的关系，说明他们并不是不具备现代人省察生命的自觉和能力。正因为如此，也就很难说他们施暴的背后完全没有施虐狂心理作祟。
电影中，安瓦尔及其同伙讲述了另一种杀人的方法。他们将受害者横放在地上，将桌子的一只脚压在受害者的喉部，然后，他们同伙几个人坐到桌子上，对着美丽的风景聊天、唱歌、喝酒、抽烟，直到玩腻了为止。这正是施虐狂症的典型表现。
既然这些杀人者是施虐狂，那么，他们那么热心于拍摄再现当年杀人暴行的影片就避免不了施虐狂心理的蠢动，也就避免不了企图通过影片对受害人再度施暴的企图。
奥本海默也非常清楚他们热心于拍片是有其不可告人之目的，但是，在他们当中生活了数年之后，他觉得他们还有更为世俗的考虑。他们是黑社会成员，恐怖是他们横行于社会最为有力的武器。没有恐怖，他们要想在那些摊贩中敲诈勒索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
影片中，安瓦尔的朋友阿迪打断拍摄进程说：若是这部电影成功了，会让他们残暴的面目暴露于世，给世人留下与他们初衷完全相反的印象。据奥本海默给《南风窗》介绍，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这类事情发生过很多次，但是，团伙中的年轻人不为所动，认为残暴面目所带来的威慑作用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照妖镜的缺位
问题是，大屠杀都已经过去将近50年了，为什么这些杀人罪犯不仅没有被绳之以法，而且还在如此为所欲为地到处散布恐怖的威慑力量呢?
印尼剿共大屠杀是苏哈托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而制定的国策。因为苏哈托的顽固反共立场，他获得了处在冷战之中的美国的大力支持。奥本海默和莫里斯都是美国人，但是，他们在世界各地为影片做宣传时就直指美国不仅手上沾有印尼大屠杀的鲜血，而且为了冷战的需要，还一直支持苏哈托独裁政权，从未施压对大屠杀进行追责问罪。在苏哈托长达31年的独裁统治期间，国民了解大屠杀的唯一途径就只有政府拍摄的规定印尼学生每年必看的一部电影。电影把印尼共产党描绘得非常残忍，而把绞杀他们的人则描绘成民族英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印尼大屠杀的制造者们根本就缺乏反省意识，反而要借助上演谋杀而名扬天下的心理也就解释得通了。但是，没有对大屠杀的清算意味着罪行的持续和再现，对华人摊贩的勒索和1998年再度爆发的大屠杀就是明证。既然如此，像奥本海默这样制作《上演谋杀》就很有必要，等于在杀人者面前竖起了一面镜子，以图让世人，也让杀人者自己，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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