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山笠
(旅美评论家)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前，美国对港政策较为低调、谨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港经贸关系有了明显发展，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明显提升。1983年初，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在东亚之行期间，专门访问香港，了解中英谈判进展情况。1984年7月7日，舒尔茨又藉出席东盟年会之机，先期抵港，再次向港督尤德了解中英谈判情况。但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却尽可能保持低姿态。美国采取这样的策略有以下几个原因：1.香港是中英之间遗留的历史问题，是中英双边问题，美国缺乏介入的法理依据;2.美国认为在谈判过程中，会注意到美方的利益，美国不愿介入而影响刚刚建立的中美关係，以免影响「以华制苏」的全球战略;3.中国改革开放，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对中国采取稳定香港繁荣的政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期望。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美国第一个做出反应。当天，国务卿舒尔茨发表声明表示欢迎。美国还采取了一些实际支持的措施，如鼓励国内商界保持对香港的信心，带头支持联合国对《声明》的表决，积极支持中英在关贸总协定(GATT，世贸组织的前身)的安排，并推动香港于199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的正式成员。
美国对香港的「民主」「人权」等问题的关注加强，由「低调」转为「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1985年4月10日，人大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年7月1日，委员会正式启动工作，美国国会提出一系列支持香港「民主化」的议案。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联华制苏」的战略已不再需要，美国全面调整了对香港政策。国会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港法案，如在1992年通过《美国—香港政策法案》，为处理美港关系提供法律依据，要求国务院定期就《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的执行情况向国会提出报告，实际上把自己放到监督者的地位。
1992年10月7日，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的首份《施政报告》提出政改方案。美驻港总领事威廉姆斯即在11月10日公开称该方案「极具建设性」。11月16日，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肯定该方案是实现香港「民主化」的建设性途径。1993年2月刚上任的克林顿总统在会见英国首相梅杰时也公开表示支持。1993年5月美国安排彭定康高规格访美，克林顿亲自接见，表示支持彭定康，表明美正着手推进香港问题国际化。
香港回归前夕，美国对中国信守《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表示疑虑。香港回归以后，中国政府切实履行其对香港问题的承诺，严格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使「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在香港得到了成功实践。香港回归不到一年的时间裡，中美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也访问美国。1998年克林顿访华，曾表示香港是一个「自由表达与自由市场，依据法治而繁荣发展」的地方，是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一支「稳定力量」。
1998年5月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出炉后，美国驻港总领事包润石肯定香港的「一国两制」运转情况正常。2000年第二届立法会选举结束后，已改任国务院发言人的包润石再次肯定选举是「民主、自由和公正的」，「标誌着香港民主发展的又一步骤」。
美国国务院关于香港情况的多份年度报告和人权报告，也评估香港行政独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游行自由等都得到了保证。2003年之后，美国虽然仍对香港的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人权等问题，指手画脚说叁道四，甚至直接干预。但香港回归中国，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框架以及稳定繁荣的大势已经底定。因此，《美国—香港政策法案》于2007年终止。
随着2017年普选的临近，美国对香港事务又频频加以干预。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多次对香港政制指手画脚，并且扬言美国政府将继续支持香港逐步实现「真普选」。4月4日美国副总统拜登会见了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随后美国国会资深幕僚表示，国会已接受李柱铭的建议，计划于明年重启《美国—香港政策法案》，并在短期内重组已经解散的香港工作组，显示美国国会将加强对香港内部事务的介入。
据「维基解密」2011年公开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机密文件透露，多名反对派人士及立法会议员不时向美国驻港领事「汇报」最新的政治情况，陈方安生曾于2009年游说美国总领事，指美国应干涉香港事务。所以我们对于陈方安生与李柱铭之类里通外国人物的言行必须加以注意，对于美国藉机插手香港事务必须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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