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连载九）
第一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分析
第三节中国的人类使命和国际定位
三、中国国内两种地缘政治势力的博弈
从国际共运史看，国际共运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共济会运动)的对抗是全球范围的地缘政治对抗，冷战则是这场跨世纪地缘政治对抗的继续，它这场对抗并未由于冷战结束而结束。实际上，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上台为历史起点，到1985年起戈氏改革完成了苏联“和平演变”，恰是欧洲的一场没有硝烟的“三十年战争”，戈尔巴乔夫号称“苏共二十大之子”，绝非偶然。但是“和平演变”只是西方的地缘政治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战胜和消灭苏联，夺取那里的自然资源、领土和文化空间。于是美苏之间的冷战博弈(“第三次世界大战”)演变成俄罗斯国内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丘拜斯利益集团与总体上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利益集团两种地缘政治力量之间的殊死博弈。这方面，苏联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其博弈过程之惨烈和对俄罗斯命运的影响，惊心动魄，其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教训和启发都无比深刻。
(一)苏联解体前后国内两种地缘政治势力的斗争和争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成果认为，苏联解体后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陷入的混乱和人民遭受的贫困、苦难，几乎可以与俄罗斯历史上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长年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和20世纪初的国内战争时期相提并论。该文认为，(1)冷战作为两个世界体系和两种对立的社会哲学的斗争，本质上是决定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全球两种地缘政治势力之间的决战。这场地缘政治战争可以在俄罗斯历史上找到根源。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政策和寡头制度与普京时期倾向于集权主义的政策，本质上是美国与苏联之间这场地缘政治战争的继续。(2)苏联的衰落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早有准备，从戈氏上台一开始就带领发达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和媒体扶持和推动苏联党内国内的反共分裂势力，推动私有化和西方政治思潮，克林顿政府尤其致力于建立与“俄罗斯改革者的战略同盟”，这是一个与西方利益捆绑的美俄地缘政治联盟。(3)戈氏的改革政策迎合西方，“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发了对苏联历史和整个社会的怀疑以及引发各种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终于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分裂的强大势力，改革实际上成为苏联地缘政治自杀的过程。(4)美国得手了，实现了其相当一部分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目标，俄罗斯迎合美国，出卖了自己，“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和平年代经历过这样的危机”，俄罗斯的经济跌倒了世界第16位，失去了2500万以上的人口(留在了从苏联分裂出去的国家，加上死亡率上升)、苏联1/4的领土;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下降到美国的1/10，中国的1/5;等等。(5)私有化是俄罗斯地缘政治格局演进最重大的因素，它经过了三个阶段：戈氏时期的“官员私有化”，之后是丘拜斯的证券私有化，最后是臭名昭著的“资金换股份”计划的货币私有化。在西方垄断资本乘机劫掠了俄罗斯无以数计的财富同时，叶利钦时期形成了“七大银行寡头”，而人民群众被洗劫，国家什么也没有得到。1996年3月叶利钦与七大寡头达成秘密协议：叶利钦维护七大寡头的经济利益，七大寡头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叶利钦连任总统。(6)这一切的一个重大地缘政治后果是，国家衰落不堪，“在俄罗斯历史上人民第一次不再害怕国家，但是他们也不再尊重国家。普遍的寡廉鲜耻和肆无忌惮笼罩了俄罗斯的所有阶层。”换言之，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濒于崩溃，国家衰落至极。西方再也不把俄罗斯视为地缘政治对手，但是也不敢贸然入侵，因为俄罗斯有强大的核武器。(7)1998年的金融危机终于粉碎了俄罗斯转变为西方那种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并与西方融为一体的地缘政治幻想，与此相联系俄罗斯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1999年普京担任总理，国内出现了政治转机。(8)此后俄罗斯国内地缘政治斗争的主线表现为代表民族利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寡头集团之间的斗争，结果，寡头不仅退出政治，而且迫使大宗贸易必须有利于国家，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以政治难民身份出走英国，霍多尔科夫斯基则身陷囹圄。形成了以强力集团、家族集团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三个有影响力的集团之间的斗争。(9)普京加强了中央集权，遏制住了俄罗斯国家衰落的趋势，由于国际市场的能源价格有利，经济形势好转，但是出现了社会停滞趋势，官僚制度强大，占人口25%的中间阶层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人民群众失去了对国家政治发生影响的杠杆。“俄罗斯简直就没有渴望从根本上改变局势的力量。”(137)((俄)《俄罗斯的衰落和有问题的复兴》，转引自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5-257页。托马斯·格雷姆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人员)
总之，彼得洛夫指出，经过苏联解体后的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的主要矛盾是两种文明冲突”，俄罗斯成为牺牲品，美国推动全球化的地缘政治目的就是“将自己的文明作为唯一正确的真正的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促进人类和各民族自我意识的瓦解，从内部破坏国家制度，使国际法高于一切”，建立高度集权的世界政府。冷战实为美苏对决和消灭俄罗斯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苏联改革实际上演变成美俄两种地缘政治势力的殊死搏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丘拜斯是在俄罗斯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缘政治力量，他们将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出卖给西方，结果不仅是苏联垮台，而且演变成一场地缘政治“大屠杀，俄罗斯的大屠杀的真正悲剧”。但是，“俄罗斯终于觉醒了”，“复仇时刻马上到来了”，“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重新整合已经分裂的超级民族共同体，确认并从规范的法律上巩固人民在国家结构中的地位，废除世界主义的高利贷，在与广泛的劳动民主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中层优秀人才委任和代表制度与国家高层集权统治相结合的基础上，重建俄罗斯传统的大国制度。”(138)(同上，第145-153页)
(二)中国两种改革思路的斗争已经演变成两种相互对抗的地缘政治势力的博弈
苏联和中国均为西方冷战的地缘政治敌人，这一点不是秘密;对于中苏两国同在一块欧亚大陆接壤，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唇亡齿寒的共同地缘政治利益，对这一点，事实证明，美国的认识最深刻，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施放和平烟幕并离间中苏关系，苏联搞“三和两全”和中断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实为落入美国的地缘政治圈套，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反观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美国人的精心策划和推动，1979年中美建交也使中国人产生了“冷战结束”的政治幻觉，全社会涌起了持续三十年“让世界充满爱”的和平主义思潮，虽然到1989年中国领导人也对西方“感到失望”，认识到“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终于由于复杂的原因，“发展是硬道理”压倒了一切，虽然后来中央正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但是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社会的口号仍然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这方面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将1956年以后的三十余年与中国1979年以来的三十余年加以地缘政治学比较，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由于有文革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战略演习和斗争洗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有理论准备、识别能力和反抗精神，在一定条件下日益形成一种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强大的地缘政治的健康力量。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所指出：“没有文革的预演，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灾难;‘六·四’的后果会导向何处，谁也不敢断言。”(139)(刘国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高峰、毛立言主编：《道路、规律、模式：《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总结和展望》代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换言之，文革的历史代价正可能成为历史的补偿。而西方对中国的冷战，其实从未结停止过。由于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也由于美国等西方地缘政治势力的极力推动和无所不在的渗透，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带来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化，终于导致不可避免的阶级分化，以及代表西方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地缘政治势力形成，学术界一般称之为特殊利益集团或官僚买办集团。2010年刘国光指出，在现今中国，阶级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79年以来中国形成的两种发展观、两种改革观、两种开放观的斗争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逐渐演变成两种地缘政治力量和趋势之间的斗争，所谓两种地缘政治力量，一种力量表现为坚持十七大路线的党中央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是国家(中华民族的地缘政治主体)利益，另一种力量是特殊利益集团代表西方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所谓两种趋势，前者代表的趋势是中华复兴，后者代表的趋势是中华覆灭。在“文明冲突”的今天，不必讳疾忌医，讳言覆灭，俄罗斯举国上下都在大声疾呼“俄罗斯，复兴还是覆灭?”与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带头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同一个地缘政治含义。对此，海外有识之士也看得清楚，近年来在关于金融战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建言在中国引起震动的廖子光先生也认为，近年来围绕中国内部“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并无异议，他们的分歧在于改革开放的正确定义和路线：是向新殖民主义开放和朝着社会不平等以及道德沦丧的方向进行改革，还是向作为一个和平强国，在自由、平等和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一席合法之地开放，并朝着基于人人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创造性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进行改革。”(140)((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多年来两种发展观、两种改革观、两种开放观的斗争本质上是全球两种地缘政治力量斗争在中国的表现，关于中国国际定位的两种思路的斗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这一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述叫作阶级斗争，如刘国光同志所说，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表现。(141)(刘国光：《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高峰、毛立言主编：《道路、规律、模式：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总结与展望》代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场斗争，无论叫阶级斗争还是地缘政治斗争，在中美地缘政治博弈达到白热化程度的2011年，亦即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达到了空前激烈和同样白热化的程度，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某些人颠覆国家政权以及其它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行为的举国公诉。这个事件所引发的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就是激化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和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和其它领域的阶级斗争，加速了全社会的政治分化，并充分暴露了极少数人的政治面目，有利于社会觉醒、党内国内健康力量的迅速壮大和粉碎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政治图谋。正如同 2011年2月22日有人试图在王府井制造“茉莉花革命”惨遭失败一样，这个事件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也是一切敌对势力始料不及的。
国际社会包括俄罗斯，对苏联改革的地缘政治分析已经有许多学术成果，对中国改革的地缘政治分析，至少在国内几乎还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命运的非常重 大的课题，正在引起各方面重视和可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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