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组织建立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自封的“哈里发”巴格达迪在近期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向其效忠。在该组织公布的地图上，也把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纳入未来的“疆域”之中。这再次凸显了新疆问题与中亚、中东的联系。
比本·拉丹还要嚣张的对手
这次自从奥斯曼帝国支持的浩罕军官阿古柏侵略势力被左宗棠统帅的清军消灭100多年来，第一次有在境外建立政权的组织，公开对中国新疆提出领土要求，比本·拉丹的气焰还要嚣张。据一位曾在“911”事件之前和阿富汗塔利班有过接触的人私下对笔者说，当时据塔利班方面介绍，本·拉丹宣称虽然并不喜欢中国，但他不是疯子，不会冒险在与美国对抗的同时与中国敌对。中东地区出现公开敌视中国的势力，客观上要求中国的中东政策作出相应的变化。
ISIS主张版图包括大半个非洲和整个西亚、中亚，公然把中国领土纳入了版图
近年来，中东对于新疆南部的文化影响有增大的趋势。在美国留学的一位维吾尔族朋友说，有的在某些中东国家接受过短期宗教教育的人一回到新疆，就对乡亲们说你们的生活方式不是真的穆斯林，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去做，曾经颇有蛊惑力。
ISIS打出被封存近百年的“哈里发”旗号，本身就有强烈的泛伊斯兰主义色彩，可能对新疆的宗教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一位美籍伊朗裔学者曾对我说，16世纪到20世纪初的奥斯曼土耳其素丹因为垄断了哈里发地位，其政治影响力曾经远远超出奥斯曼帝国的军力所及。素丹甚至能够隔着伊朗、阿富汗等国，号召印度的穆斯林反抗自己的统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曾以全世界穆斯林领袖自居，鼓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穆斯林反戈一击，当时统治中国新疆的杨增新曾对此严密防范。
当前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中国战略。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CSIS)中东项目主任琼·B·奥特曼博士2013年6月应笔者邀请在重庆大学讲座时说，中国并没有明确的中东政策，而是试图和所有中东国家拉关系，做生意，而刻意避免在中东深入的政治和战略介入。他认为这是难以长期持续的。他认为，中国迟早有一天需要在中东的重大问题上明确立场，在中东各个国家和各种势力之间划分敌友。
新疆与中亚密不可分
中亚与新疆山水相连，对于新疆的局势有着更直接的影响。
新疆中亚问题关注者，海外风险管理专家郑刚曾在新疆喀什等地深入调研。他指出，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某些教派看来，中国新疆，特别是南疆与中亚各国的国境线是后来人为制造出来的。
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虽然出发的立场不同，但也道出了一些历史真实。当代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边界，是19世纪中后期沙俄侵略强行划定的，并不符合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疆界。
无论是中原王朝直接统治西域时期，如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唐代的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清代的伊犁将军府等行政机构，其统辖范围都远远超出当代的新疆，包括至少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中亚地区，甚至远达咸海。而维吾尔人先祖建立的黑汗(或称喀喇汗)王朝，辽朝后裔建立的西辽皇朝、向元朝称臣的察合台汗国，卫拉特蒙古人建立的准噶尔汗国等曾经统治新疆的中国地方政权，也几乎无一例外的统治着中亚部分地区。
19世纪60年代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背景下，沙俄趁火打劫，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和随后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中国的常驻卡伦(兼有基层政权机构和哨所职能——笔者注)为划界依据，将大片与今天的中国新疆语言、民族、宗教上接近的地区划归俄属中亚。在北疆的塔城、霍城等地，边境线几乎划到了中国城市的城墙底下。但是，文化的纽带并不是几个边界条约就能斩断的。
郑刚先生认为，新疆问题的根本解决与中国的整体中亚战略是密不可分的。丝绸之路也好，亚欧大陆桥也好，中亚都是绕不开的一环。面对复杂的中亚民族与宗教环境，中国如果拿不出一个可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大战略，贸然开放，弄不好反而后患无穷。对中亚和新疆战略上的顶层设计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
对于新疆与中亚问题，设计一个充分考虑当地民族宗教特点与地缘政治现实的顶层战略设计还只是开始。战略的执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澄清长期以来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观点，以及公务员和普通民众在这方面的政治意识与素质。由于政治曾经有意识的限制相关讨论(与这方面出版物的研究禁忌不易把握，容易引发某些事件有关)，多数汉族民众，包括基层公务员缺乏跨文化交流经验，缺乏对不同宗教与文化的背景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国际交往有时反而可能带来更多问题。郑先生表示“也正是基于此，我曾在一个研讨会中说，我们天天说‘巴铁’(‘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铁哥们’的民间略缩用法——笔者注)，但如果中巴铁路开通，让更多巴基斯坦民众接触了解的话，中国在巴民众中的形象反而会大大降低!”
笔者的叙利亚阿拉维派朋友的说法可以印证郑先生的观点，巴基斯坦国内宗教情感浓厚的居民不少，很多人对中国的好感仅仅建立在联合中国对抗印度的威胁的基础之上，而并未在内心真正喜欢中国的主流文化和世俗化的社会政策，长远来说中巴友谊存在隐忧。
呼唤“西域跨境研究”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国际研究重点放在欧美日发达国家。对世界各大文明的研究中，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比较落后，在对中国的周边研究中，对中亚的区域研究相对落后。据笔者一位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攻读中亚历史方向博士的校友介绍，自从19世纪后期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地缘政治“大博弈”以来，中亚研究至今的英文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其中大部分尚未被中国学术界所知，更谈不上进入公共知识领域。目前新疆复杂的形势与大中东地区碎片化的趋势，客观需要中国各学科打破边疆研究与周边国家研究的学科界限，形成统一的“西域跨境研究”路径，在深入研究的同时，向公众普及新疆、中亚、中东地区的知识，以此作为中国推进“新丝绸之路”建设，对中亚和中东地区积极经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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