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5日，中韩双方完成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确认了协议全部内容。至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全部谈判完成。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自贸区开放程度相当高，货物贸易方面自由化比例达税目90%、贸易额85%。在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领域也有深度开发和合作。协议还引入新的地方经济合作条款，将我国威海和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作为地方经济贸易合作示范区写入协定。
中韩自贸协议，以及更紧密的中韩经济合作，对中韩两国以及区域秩序，意义何在?
首先，当然是对中韩两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韩国早已实现工业化，在造船等领域领先世界，而中国也在2010年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且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不断突破。两国的产业有很多互补领域，能够在区域内构成“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加里·皮萨诺(Gary Pisano)和威利·史(Willy Shih)创造了这一概念，并且指出，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最重要的“产业公地”的兴起、发展和培育。产业链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上面的企业，和相关的企业、产业、学校、科研机构、公共基础设施等等，在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中，连接不同企业的是共性技术，而相关联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往往因为聚集效应在地理上聚集在一起，形成工业区。产业公地的健康将带来与之相关的产业的繁荣发展，而产业公地的衰落会对每一个有关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产业公地的兴起和培养是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参与的长期系统工程。
中韩自贸协定的重大意义在于，对中韩作为一个区域内的“产业公地”的培养产生重大积极作用，因为中韩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已经建立的“产业公地”能够更加繁荣，新建立的“产业公地”可以得到培育，某些衰落的“产业公地”则有了再生的机会。以移动通信产业为例，首先，中国有世界上第一大的移动设备市场和需求，而人口数千万的韩国本身也是一个大市场。在4G时代，中国拥有自主研发的TD-LTE标准，而在移动设备方面，2014年韩国的三星超过苹果，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第一，可见双方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移动设备产业链上的上游，是芯片制造，芯片制造的上游是晶圆的制造。世界上主要的大尺寸晶圆研发和产能也集中在东亚，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有在业内领先的企业(事实上世界上70%的晶圆制造产能在台湾)，中国大陆继8寸晶圆生产线投产后也开始部署12寸大尺寸晶元产业。产业链上的精密电子元器件产业，也集中在中韩地区，而产业链上重要的光纤元件和砷化镓激光二极管的绝大部分产能都分布在中国大陆。电子元器件的制造涉及半导体的制造，这就是上文提到的一个“共性技术”，横跨许多产业，自然也集中在东亚。有了这一块共性技术，其相关的平板电脑、平板电视、光伏电板、笔记本电脑等研发和产能自然也在区域内集中。
中韩自古以来就是重视教育的国家，现代中国更是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由国家主导了“863”“973”等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计划。中韩两国的工业化努力，以及80年代以后高端制造产业的集中，锻造出了大量高质量的工业人口，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人才和教育为区域内产业公地的发展打好了基础。韩国媒体制作的《超级中国》就报道，韩国的高端化妆品企业把研发部门也搬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临近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还因为中国的高等院校能为企业的实验室保质保量地提供化工专业的博士和硕士。中韩两国政府堪称“工业党”，对经济发展历来上心，建造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体系，也不断有政策支持。现在，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区域“产业公地”得到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除此之外，新的《外商投资法》也给韩国投资我国产业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如此，市场、相关产、学、研、基础设施、人才和政府政策推动的结合，培养起了区域内的产业公地，使之成为一个循环往复的良性生态系统，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受益。而某些开始衰落的产业公地，比如东北老工业基地，也能借此机会获得新生。
在去年11月，中韩自贸协定就结束了实质性谈判，中韩货币互换这一金融方面的合作也开始落实。12月，韩元与人民币直接交易系统启动。这不仅对两国贸易的发展有巨大意义，提供了巨大便利，因为中韩双边贸易和投资至此可以绕过美元中介，直接使用自己的货币交易。区域内产业公地的培植也多了金融上的润滑剂。而两国金融市场上的往来也更加便利。除此之外，由中国发起的，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做配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自然也少不了韩国的参与。提议伊始，中国就热情邀请，而韩国也显示出浓厚兴趣，甚至提议要把亚投行总部也设在韩国。这期间，美国自然费尽心机进行阻挠。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月27日报道，随着自贸协定草案的签署完毕，韩国也保留了亚投行创始国资格。由此看出，韩国政府是十分务实的，绝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可以融入亚洲大市场的机会。这同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向前一步，原本被美元占领的阵地被人民币啃下一块。
其次，在地缘政治上，中韩携手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牵制作用。而这就涉及到自贸协定对韩国、日本、台湾、澳大利亚等地的影响。
日本对中韩自贸协议反应激烈。《产经新闻》称，这是要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相抗衡，并且表示，今年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韩经济上的合作加深，背后有中韩在东亚搞“统一战线”的政治意味。而统一战线的对象不言自明。可见日本人也是随时绷紧了斗争的弦。事实上，与此同时，美日之间伙伴协议的谈判也没闲着。2月13日，美国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访日本并在东京宣布伙伴协议的谈判“最后协议的轮廓已经很明晰”，认为谈判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可以想见，日本在诸如农业保护方面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而美国也作出了相应的让步，才啃下了这一块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最硬的骨头。一时间日本海上仿佛出现一块铁幕，隔绝了两边的四个国家。
当然，冷战早已结束，现实世界绝不是如此的泾渭分明。韩国自己同时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一员。所以，在笔者上次关于中韩自贸协定的文章《韩国坐上中国发展快车一等座》中，就表示这一协定具有突破美国亚太经济布局的意义。中国虽然不能直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但是攻下“美国阵营”里诸如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工业国堡垒，就相当于从接近于核心的地方对之进行渗透。这样做，美国企图重新主导亚太贸易，将中国边缘化的布局也就不攻自破了。
有专家指出，中韩自贸区的签订对于抗衡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有重大作用。当然，冷战早已结束，选边站队不是21世纪的主题。美国重返亚洲也好，伙伴协议也好，固然有“边缘化”中国的企图，但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拉帮结派”与“分庭抗礼”。事实上，韩国在政治上仍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韩国总统朴槿惠婉言拒绝了与中国一起主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不想给人一种“倒向中国”的印象。不过，正如去年9月刊载在美国《外交家》(the Diplomat)的一篇文章《韩国的自由主义者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South Korea’s Liberals)所言，韩国政府和民众都是高度务实的，政治上的观点并不影响其与任何人经济上的合作。所以中韩两国才能神速完成自贸区谈判，跨出这对双方都有利的一步。
早在去年11月中韩自贸协定结束实质性谈判的时候，台湾就高呼受不了。笔者上次分析过，台湾与韩国贸易重合度超过70%，在中韩自贸协定生效之后，台湾的产业必将受到猛烈的冲击。这就将台湾推到一个新的抉择关头。
2014年上半年台湾爆发“太阳花运动”，迫使台湾与大陆签订的服贸协议无限期搁置。与大陆搞服贸协议并非马英九政府计划的终点，其终极目的还是加入TPP，与美日形成更紧密的关系(“太阳花运动”最后是由美国出面叫停，这一现象非常耐人寻味)，而这从根本上对于大陆来说是不利的。服贸协议的搁置，堵住了台湾加入TPP的道路。而中韩自贸协议的签订，使得大陆处于更为从容的地位。长期以来，大陆希望通过经济上的让利来促进台湾统派势力的壮大，但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已经失败，因为大部分利益最终落到少数人手中，多数人得不到多少利益，同时又看到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会将怒气发泄到对岸身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对单纯的“让利”战略做出调整。2016年民进党很可能上台执政，经济上继续“让利”，只会给民进党加分;只有让台湾真正感受到经济断崖式下降的压力，才有可能迫使民进党在政治论述上做出调整。与大陆发展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是发展台湾经济的不二法门。而在随后的谈判中，大陆宜利用好目前的主动地位，加大对台湾经济的整合，同时继续堵住台湾加入TPP的道路。
到目前，美国并没有明确表态，不过其转进亚太“再平衡”的总战略不会发生改变。美国在伙伴协议对日谈判上取得突破，副国务卿布林肯先生明确表示不是为了围堵中国。虽然说要围堵中国这一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与货物贸易国，以及准第一大经济体，在经济上本身就属于想多了，况且中国本身就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且中国也和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两位重量级美国亚太盟友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其“围堵”的作用就更小了。不过风险和挑战仍然存在。上文提到的两位哈佛的经济学家就批判了美国近年来有所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再加上看到亲密盟友“倒向”中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有可能会增多。同时，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实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加深加广的大背景下，对“神通广大”的美国金融资本也要加紧监管与防范，扬其利而弊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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