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际著名外汇专家以及包括国际投行2006年以来均指出日元被严重低估。根据日本央行数据，在以贸易伙伴的通胀率进行调整后，1999年12月至2007年3月,日元的实质有效汇率从148.1下滑至99.7，贬值32.7%，为1985年10月以来最低。这使得日元重回广场协议的年代。为此欧洲声讨日元严重低估，而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同时却放纵日元贬值，人民币能否承受冰火两重天？专家认为，长此以往，人民币汇改终将演变为人民币金融危机。
回想十年前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巍然不动，日元却不断放水，十年难道真的是一个轮回？继1980年代后期、1995年4月至1998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目前是第三个日元利差交易时代，如自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6月1日，人民币对日元累计升值17.4%（人民币对美元升值8.2%）。考虑到人民币与日元2%至3%左右利差，仅按投资银行存款计算，日元人民币利差交易累计最低获得约21%的收益（未考虑交易费用），如果投资股市、房地产，累计收益率可望达到100%至300%，因此可以基本判断日元是热钱冲击中国的空中加油站，日本也是人民币升值论的始作俑者。
外汇利差交易的实质是外汇交易，没有利差交易，只有外汇交易。所有的利差交易都是徒有其表，实质都是资产交易，买入看涨资产。也许只有一个例外，当人民币每年平稳升值3%至5%，人民币是日元利差交易者的美丽天堂。
粗略估算，目前日元利差交易总规模在三到六万亿美元左右，其中日本本国投资者进行的日元利差交易的规模约在0.9至1.5万亿美元左右。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当日本官方都承认日元套利交易规模高达五千亿美元，那么真实规模是多少呢？
在中日经常项目顺差基本相同、日本企业竞争力全球之冠的情况下，2005年以来人民币选择了小幅升值，而日元却选择了恶意贬值的金融战略。作为经贸关系紧密相邻的两个经济体彼此截然相反的汇率策略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但是日元贬值的客观结果是进一步恶化了人民币国际收支不平衡，并严重加剧全球失衡。当全球其他主要货币都对美元升值，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元2005年以来的大幅贬值是全球失衡的主要根源。
高达三至六万亿美元的日元利差交易规模说明，一旦日元回归中性水平必将在短期内严重冲击全球金融市场，人民币也很难独善其身。同时也表明所谓中美3%的利差论是完全错误的，贬值且零利率的日元，升值并3%利率的人民币岂能争锋？专家认为，目前美元兑日元汇率的中性水平在八十左右，也就是说日元理应升值50%左右，而外汇市场往往会过度调整的。
有鉴于此，专家建议：高度重视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风险，对于长期机构投资者，日元利差交易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必须高度重视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危险，日元利差交易获利主要来自汇率变动收益，想要取得长期稳定盈利也必须高度重视资产价格过度波动风险；此外，加强对全球经济研究。对于长期机构投资者而言，研究力量必须加强，没有研究力量的支撑，巨额资金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是难以想象的。而对于中国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加强对全球经济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任何研究都是有立场的，因此，必须尽快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独立研究力量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
利差交易一般是指借入低息资金，投资高息资产，博取利差的交易活动。利差交易不是“无风险”的套利交易，资产价格波动是利差交易的最大风险。
日元利差交易有三种形式：一是国际投资者直接借入日元；二是日本本国投资者（退休金、养老金、个人投资者等）投资其他货币的资产（因为其负债为日元标的，资产为外币标的）；三是国际投资者通过期货、期权、结构性产品等衍生金融工具间接参与利差交易，最简单如先借入短期美元，然后通过外汇掉期为日元。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十年复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亚洲美元”，为美国维护美元地位赢得机遇。
7月2日时值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东亚历经“危机与制度创新”，再次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带。前不久，世界银行也发表报告盛赞“东亚复兴”。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在世界新闻报撰文分析说，与十年前相比，东亚复兴衍生了两个新矛盾。一则，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清迈倡议），亚洲金融合作先于地区经济合作日益深化，但至今并未建立起有效的资金运用体系，亚洲资金仍只能回流美国寻找商机；二则，10年来，作为世界级经济强国，日本虽极力主导东亚秩序，搞日元圈战略，但在汇兑政策上，日元与东亚货币背道而驰，进入历史性贬值期，使东亚货币体系找不到“定海针”。这两大矛盾使东亚复兴演变为美国的“亚洲红利”。
“亚洲美元”投资无门
随着亚洲摆脱危机，经济复兴，贸易扩张，“亚洲美元”势如潮涌。截至2006年底，以贸易盈余为主的东亚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超过3300亿美元；而在石油涨价下，大规模的中东“石油美元”挤入东亚；同时，在日本的零利率下，东京又放出超过4000亿美元的“日元套利资金”。在此基础上，世界短期资本流入东亚，东亚外汇储备急剧膨胀，超过3万亿美元。东亚出现巨大规模的“亚洲美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冷战的到来以及美国的“利息锁国政策”，在欧洲，曾出现强大势力的“欧洲美元”，形成了“欧洲美元债券市场”，演变为左右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今，东亚虽形成了巨额“亚洲美元”，但东亚地区缺乏当年欧洲的债券市场和融资渠道，难以形成本地的金融能量。“亚洲美元”投资无门，只能大规模回归美国，成为世界性难题。
利用金融危机美捞取“亚洲红利”
如果说“欧洲美元”的形成，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诱因，那么“亚洲美元”的膨胀，则产生于全球化释放的“劳动红利”。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苏冷战结束，全球市场统一，东亚步入市场经济轨道。以往被意识形态隔绝、封闭的劳动市场大解放，低成本劳动大军吸引海外资本潮涌东亚。东亚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产品直销日欧美，遂成“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主的援助计划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投资出口导向模式”，东亚的劳动成本再次成为美国的红利。第一，1997年8月到12月，在IMF主导、日美配合下，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总共接受外来援助1077亿美元。而IMF主导的援助对东亚各国提出了苛刻的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改革条件，即要求受援国必须紧缩金融，收缩财政，使东亚被迫暂停“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路线”；第二，IMF要求受援国走贸易、资本自由化道路，开放金融资本市场，并按美国标准改革企业治理模式，导致美国资本抢先回归东亚，占据地区低成本优势，形成投资新潮流；第三，在东亚接受IMF主导的援助之时，恰值美国IT泡沫鼎盛期，美国的消费市场又成为东亚廉价产品的吸收器。由此，美国率先获得了东亚“劳动红利”。
“亚洲美元”支撑“强势美元”
在东亚经济复兴过程中，东亚的低成本产品，经“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大规模输往美国市场，产生了“进口物价平抑国内通胀”的效果，使美国得以在石油涨价、不动产热浪滚滚的形势下，仍能维护物价稳而不升，经济持续繁荣。这可谓美国的“东亚红利”。
在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体制和灵活而博大的金融体系下，东亚“劳动红利”衍生的“亚洲美元”全面回流美国市场，又经美国金融资本操作，投资于全球最有利的地区，从而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的世界资金循环圈，成为美国维护经济动态均衡的关键支撑。
而“亚洲美元”的回流，因大多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和股票，直接给纽约金融资本市场带来了低成本效应，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其结果导致美国长期利率持续低迷，为企业展开长期项目投资和跨国兼并，维护美国对外干涉能力，提供了宽松的金融条件。
在此背景下，始终谋求挑战美元地位的日本，为与东亚各国竞争美国市场，不得不暂时放弃“强势日元战略”，借助欧元，顺势展开历史性货币大贬值政策。其结果客观上支撑了“美元的相对强势地位”。
由此，金融危机后，东亚的十年复兴，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劳动红利”和“亚洲美元”，更为美国阻止日元圈，维护美元地位赢得了历史性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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