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及食物的政治化
周立 第一财经日报
美国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
产业资本，不仅在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前，显示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娴熟的控制技巧。在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面前，他们同样伸出其强大的手，从而捕获了政府。而被资本绑架的政府，也在国家利益和民主包装的掩护下，力图推动食物的政治化，从而使得食物的本来面貌，变得更加的模糊不清。
以美国农业公司2005年的政治献金分析，除1家公司只对一党捐献外，其他95%的公司对两党都捐献，有9家，即接近一半公司，对两党的捐献大体平衡(在50%的上下20%幅度内)，可见这些公司并无明显的政治倾向，只是为了公司利益而捐献。
粮食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品。但在美国，食物作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其影响力还越出了疆界，成为国际间硬实力的一项标志。这一标志的成立，先是以粮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含蓄方式体现，后伴随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以更为清楚的国家间农产品贸易谈判与开放体现。
先谈政治化的粮食援助。我们先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最近一次明显的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等等。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美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奥秘。整个农业产业体系，都变成了美国的原料提供者和农业投入品消费者，而原本自给自足的食品体系，则换成了昂贵的，由美国提供的产业化食品体系。
在政治化的粮食援助之外，是政治化的农产品自由贸易。
作为一个文明发展的基础，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建立了一个立足自主的食物体系。所以，当工业品、投资品全球化大行其道时，食物体系较少涉足。但这并不符合食物集团的经济利益，于是他们联合政客一起致力于推动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并于上世纪90年代成功地将其纳入《关贸总协定》(GATT)和WTO体系。
提出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似乎是为了如下世俗理想：一国可以通过贸易途径，部分或全部解决该国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世界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上述结论的成立，暗含着这样两个假设：一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粮食市场体系，并且一国粮食贸易量对世界粮食供求的变化有足够的弹性；二是粮食贸易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只接受国际上贸易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国与国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
但从实际情况看，上述两个假设并不成立。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们捣乱。”
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物集团关心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个地方农业与食品体系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这在WTO议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GATT和WTO谈判中，农业可能是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领域。农业公司寻求在大众食物、基因资源和农业上的寡头垄断地位，在政府以及全球、地区贸易协定中施加影响，创造让美国倾销其高补贴农产品的基本条件。于是他们通过游说政府，使得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是他们的公司派出人员。
比如，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直接与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家食品集团——Cargill的执行总裁的推动有关。正是他代表公司利益，却出任美国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极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农产品自由贸易成为现实。在WTO农产品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各国要想保持其独立的农业与食物体系，几乎不再可能。这一案例，反映了粮食商品化和政治化的绝佳结合，也使得世界食物体系都在这两股力量的合力围攻之下。
至此，通过对粮食补贴政策、农民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公司和政府主角的分析，我们已经有了对这个食物帝国的全方位认识。在下一周的专栏中，我们试图回答，已经融入这个世界的中国，怎么办？
(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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