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逝世四周年与“奥斯陆和平进程”批判
刘波
奥斯陆“和平进程”留下的最大问题是，它将一场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变为一场讨价还价的“和谈”，所有媒体报道给人的印象都是，以方和巴方是处在平等地位的两个协商者，但实情却是一个膘肥体壮、奸诈狡猾的拳击手和一个骨瘦如柴的弱者对决，后者吃尽苦头。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一个民族，可以在占领者拒不退出其领土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单纯的外交谈判来摆脱占领。包括联合国决议在内的国际法已经给巴以冲突下了“判决”，所谓“国际社会”的任务是执行判决，而不是站在加害人一方，以无休止的空洞“和谈”许诺和遥不可及的美好前景来玩弄被害人。在阿拉法特逝世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对巴以冲突重新定性：这不是一段温文尔雅的“和平进程”，而是一个被压迫民族从一个殖民主义国家统治下求解放的斗争。
2008年11月1日，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逝世四周年。在阿拉法特出生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大举涌入的犹太人冲突，屡遭英国托管当局镇压。在他去世时，沙龙政府的铁血政策致使巴勒斯坦一片凋敝，哀声遍野。在他去世四年后的今天，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变成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监狱，约旦河西岸在占领重轭之下奄奄一息，巴人实现民族自决和建国的希望从未如此遥远。目前而言，阿拉法特仍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毕生之梦想似乎仍无实现的可能。但就像古往今来世界各地那些奋起抵抗异族侵略却被占领者诬为暴徒盗匪的英雄一样，未来的史书会给阿拉法特一个公正的记载。
有关阿拉法特的生平事业、功过得失，世人已有很多的评述，此处不加赘言。在阿拉法特去世四周年之际，惟觉应当着力探讨的是有关所谓“奥斯陆和平进程”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媒体主宰公众头脑的时代，而新闻界的一个要诀是，不仅评论性的观点足以影响公意，新闻对事件的叙述，即“故事情节”（story line）本身也足以左右公众的判断。而多年以来有关巴以冲突的媒体报道与评论，基本的模式总是围绕所谓的“和平进程”，将一个“善良的以色列政府与巴温和派希望以谈判实现和平，却屡屡被邪恶的巴极端势力阻挠破坏”的画面，深深植入人们的头脑。这个故事是以色列政府对1993年以来的事件典型的叙述方式，一向也得到世界各地不少媒体和知识分子的附和，而为求公正，在公共舆论中树立来自巴方的另一种叙述（narrative），是迫在眉睫的。
纵观阿拉法特一生，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实为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阿拉法特是个草莽英雄，有卡拉马之役的辉煌（此战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有遭约旦驱逐、遭叙利亚背叛的屈辱，也有在以色列多次刺杀中脱险的奇特经历，但总归是以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战士身份出现的。《奥斯陆协议》之后，阿拉法特虽高居庙堂，与大国领导人平起平坐，但处境大不自由，一方面要继续为巴勒斯坦民族的渴望而奋争，另一方面又要应付以色列的种种苛求，左右为难，乃至最后被以色列和西方政府诬为和平障碍，并遭沙龙围困于孤垒之中，处境凄凉。要追究这一切的根源，便需从《奥斯陆协议》的背景开始探讨。
政治不是童话故事。“阿拉法特和拉宾两位英雄为了人类和平的美好事业勇敢地化干戈为玉帛”，这样的故事用于政府宣传倒也无妨，满足一下大众的善良愿望也无可厚非，但绝不是严谨的历史分析。政治总是对现实力量对比的反映，而当时的现实对阿拉法特极为不利，谈判与协议的签署反映了他对以色列优势地位的一种承认和屈服。
阿拉法特处境不利的原因在于，巴解组织已被以军驱赶出黎巴嫩，远避突尼斯，总部又遭到以军空袭，事实上已无力再对以色列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且也失去了对本土巴勒斯坦人的主导力。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起义基本上属非暴力抗议的性质，巴人以石块作为武器，却遭到以军枪弹的镇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起义并非由巴解领导和组织，而是被占领土的巴人自发起事。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阿拉法特又因站在萨达姆一边而开罪阿拉伯各国，以至于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另外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主宰中东的大国，巴解也无法再倚靠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在如此绝望的处境之下，阿拉法特与以色列在奥斯陆签订了一份内容模糊的协议，也因此而留下无尽的麻烦。
事实上，以遇刺而以“和平烈士”美名流传的拉宾，从来没有在为以色列划定边界，容许巴勒斯坦建国一事上做任何的承诺。在以色列方面，与阿拉法特签订这一协议的好处在于，可以趁机以低廉的代价，改变其在国际上的不良形象，并将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非法占领改头换面为与巴权力机构的合法合作，以一种姿态性的让步换取实质性的战略利益。在马德里和会之前，以色列根本不承认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例如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便说，“世上根本没有巴勒斯坦人这回事”——而且在那时以色列便称阿拉法特是恐怖分子。但当时的情况与9•11之后所谓的“反恐战争”（顺便提一下，这个词估计将被奥巴马政府抛弃，因而也必然将被一些发展中世界里的鹦鹉抛弃）不同，由于以色列的非法侵略与占领行为，许多国家不与其建交。马德里和会之后，由于和谈效应的影响，与以色列建交或复交的国家便有68个之多。
但以色列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奥斯陆协议》没有触及巴勒斯坦建国的实质性问题，没有规定以色列应停止修建定居点，以至于在协议签订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建设反而加速；双方的协议规定巴方的暴力为非法，却规定以方之前在被占领土下达的军事命令与法律继续有效；巴权力机构有责任制止巴武装分子对以方的袭击，而以军对巴平民的杀伤却只受以方的管辖，这势必使巴民众将巴权力机构视为占领军的合；协议没有规定由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构监督协议的执行，却让以色列的亲密盟友美国来作裁判主持大局。正如一位以色列论者对双方过渡协议的评论：“当一个人看穿所有冠冕堂皇的措辞，所有故意的误导，成百上千个诡辩的章节、分段、附录和条款，他会清楚地意识到，以色列的胜利是必然的，巴勒斯坦的失败是凄惨的。”
所以，和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并没有在所谓的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后改善。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学者塞尔比（Jan Selby）博士援引的一位以色列研究者的调查表明，以色列一直控制着被占领土的水源，以至于平均一个以色列定居者可得到的水是一个巴勒斯坦人的12倍，对巴人所收的水费却要更高，在《奥斯陆协议》之后，这一状况基本未变。塞尔比的结论是，奥斯陆协议大大减轻了以色列的占领成本，却将被占领土给予它的战略利益都保留了下来。持续的贫穷、压迫、战乱与死亡，使巴人对于奥斯陆进程寄予的希望彻底破灭。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理解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以及阿拉法特在会谈上的做法。根据西方主流媒体的描述，据称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压力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妥协，而顽固的阿拉法特拒绝了对方的慷慨建议，甚至于有论者称，阿拉法特这么做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犯罪”。
但事实是，在拒绝于协议上签字之后，这位“罪人”在回国后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阿拉法特也最终证明，他不会屈服于以色列的诡计，他以自己的表现挽回了在《奥斯陆协议》中犯下过度让步的错误。关于戴维营会谈中以方的建议，现已有大量的记录证明，这个所谓“慷慨”的建议毫无慷慨之处。领土问题上其内容是，巴勒斯坦将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92％（这个比例由于技术问题还要打折扣）土地上建国；巴勒斯坦国基本非军事化；约旦河西岸分为三块不相连的地区，被以色列定居点和以军包围；以色列以加沙地带周边的沙漠地区交换约旦河西岸的肥沃土地和水源。难民问题上，巴拉克完全否认难民有返回权。耶路撒冷问题上，巴方只得到东耶路撒冷的部分主权，以方保留对圣殿山的主权，只给巴方“管理权”。而严格根据国际法而论，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以色列应当完全撤出。只有当可以把一个强盗愿意交出部分赃物的做法称作“慷慨”的时候，巴拉克的建议才可以被称作“慷慨”。
故而，考虑到巴民众对奥斯陆协议的普遍不满，阿拉法特拒绝在2000年戴维营协议上签字，这是正确之举，也是必然之举。阿拉法特没有满足以色列的无度需索，却为巴勒斯坦人做出了最好的交代。这也使得以色列继续将他诬为“和平障碍”、“恐怖分子”、“巴勒斯坦的希特勒”，直至他去世。事实证明阿拉法特是惟一有能力将巴各派联合在一起的人物。在他去世之后，随着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分裂，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陷入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危机。一年之前启动的所谓安纳波利斯和谈，已经沦为一个笑话，至于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能否给形势带来变化，笔者认为最好的回答是，有鉴于奥巴马竞选中的一系列言行，他根本不会改变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政策。
奥斯陆“和平进程”留下的最大问题是，它将一场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变为一场讨价还价的“和谈”，所有媒体报道给人的印象都是，以方和巴方是处在平等地位的两个协商者，但实情却是一个膘肥体壮、奸诈狡猾的拳击手和一个骨瘦如柴的弱者对决，后者吃尽苦头。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一个民族，可以在占领者拒不退出其领土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单纯的外交谈判来摆脱占领。包括联合国决议在内的国际法已经给巴以冲突下了“判决”，所谓“国际社会”的任务是执行判决，而不是站在加害人一方，以无休止的空洞“和谈”许诺和遥不可及的美好前景来玩弄被害人。在阿拉法特逝世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对巴以冲突重新定性：这不是一段温文尔雅的“和平进程”，而是一个被压迫民族从一个殖民主义国家统治下求解放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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