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以超强硬对强硬”的秘密
——漫谈朝鲜的“先军政治”
★郭松民
这些年来，朝鲜，这个神秘的国度，总是会让国际预言家们大跌眼镜；金正日，这位国际舞台上特立独行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更是常常让他们迷惑不解。
比如，人们不能理解，朝鲜每年的GDP仅400亿美元，连美国13.7万亿美元的零头都不到，为什么敢于“以超强硬对强硬”的姿态和美国掰腕子？
比如，预言家已经不止一次地预言会朝鲜慑服于美国的军事压力，但她为什么至今不肯低下高傲的头？
再比如，不少预言家都断言朝鲜无法度过这个冬天，但一个又一个冬天过去了，为什么朝鲜仍然坚如磐石？
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朝鲜的“超强硬”终于又让美国的“强硬”显得硬度不够：根据六方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今年6月26日，朝鲜提交了有关核计划的申报书，美国也于当日启动了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的程序。但后来美国又节外生枝，不肯除名了。针对美国的态度，朝鲜旋即宣布停止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作业，跟着又着手恢复宁边核设施。几天之后，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匆匆跨过“三八线”访问了朝鲜，希尔离开平壤后不久，美国就宣布将朝鲜从“支恐”名单中除名并立即生效。
这次交手，朝鲜可谓既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而美国，却有一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狼狈，如果不是金融海啸吸引了国际舆论的注意力，这件事还不知会被媒体炒成什么样子。
美国在和朝鲜打交道的过程中，作出这样的妥协并不是第一次。实际上，美国和一个被自己列入“支恐国家”名单，并加了种种恶谥如“暴政前哨国”、“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国”的国家坐下来谈判，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妥协，美国向来是只愿意用经济制裁，甚至大炮和导弹来同这样的国家进行谈判的。
不仅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即便是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上，朝鲜也往往表现出了针锋相对，毫不示弱的风格。1999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特使佩里访问了平壤，在他动身前，美国刻意加强了对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的轰炸力度，使之达到了开始轰炸以来最激烈的程度，无疑，美国此举这是对朝鲜的一种警告和威胁，好比到别人家去做客之前，先掏出手枪对空鸣枪一样，无赖而又霸气。
金正日随即还以颜色，朝中社很快报道了他视察朝鲜人民军“近卫汉城金策第四步兵师”的消息——和过去报道视察消息时只公布部队代号不同，这次破例地公开了被视察部队的正式番号，这样一来，世界舆论界和军事界都开始关心“第四步兵师”的来历了。
原来，在朝鲜战争初期，第四步兵师是在汉城战役和大田战役等许多战役中，以英勇善战而闻名的钢铁部队，是全歼了包括师长迪安少将在内的美第二十四师的英雄部队。金正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回答了美国的鸣枪警告，决不让美国在心理上占上风。联想到正是在1999年5月，作为核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无端被炸，中国却选择了唾面自干的策略，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人们不禁要问，朝鲜能够推行这种“毫不妥协的富有原则性”的外交，其背后的实力、“底气”，究竟来自何方呢？
一般的观察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往往只愿意从地缘政治环境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但地缘政治环境说到底仅仅是一种外因，况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朝鲜的地缘政治环境并不好：俄罗斯自顾不暇，中国韬光养晦。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利的地缘政治格局才使得朝鲜把实现对美外交的突破，看作是一件紧迫的事。
如果外因不是主要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到朝鲜的内政中去寻找内因。
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在评价朝鲜的内政时，往往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满足于给她贴上“专制”、“封闭”、“贫困”等标签，而根本不愿意做任何冷静、客观的分析。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点上，倒是朝鲜的老冤家美国的看法更加实事求是。佩里在访问了平壤后发表了《佩里报告》，指出：跟巴格达或贝尔格莱德不同，平壤不能用武力屈服，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美朝关系。
在我看来，朝鲜之所以能够在外交上保持“超强硬”，就内因而言，朝鲜推行的“先军政治”实在是一个重要因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朝鲜敢于实行“毫不妥协的富有原则性”外交的真正原因。
“先军政治”的诞生，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以及金日成主席去世后的朝鲜国内形势是分不开的——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朝鲜发现自己在国际上处境简直可以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来形容。没有人相信朝鲜能够长久撑下去，许多西方政客断言朝鲜很快将出现改变甚至剧变。但是，金正日否定了这种论调，他说：“不要期待我有什么变化。”“社会主义，保住它就是胜利，抛弃它就是灭亡。”
1995年元旦，金正日在金日成去世后首次公开露面，就是视察人民军某部，世界从这一举措中找到了对所关心的国际问题的答案，因为这反映了他要依靠军队闯过艰难险阻、开拓未来的政治决心和意图。
和朝鲜在国际社会中近似“武装割据”的局面相适应，金正日提出了“先军政治”。他解释说：“我们的领导是以军事为重的领导，我们的政治是以军事为重的政治”。“先军政治”就是不仅要把军队作为“保住社会主义”的主要依靠力量，而且要把军队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
金正日的“先军政治”为朝鲜的国家政治体制所保证。1998年9月，朝鲜第十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将朝鲜国防委员会直接改设在最高人民会议下面，其法律地位、组成、任务和权限要比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内阁、地方权力机构、司法检察机构要高。
相应，金正日担任的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朝鲜媒体如此报道：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肩负的是国家神圣的最高职责，象征祖国荣誉和民族尊严，统辖和指挥国家的整个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组织并领导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国家体制，维护人民的命运，加强并发展国家的防卫力量和整体国力的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新的朝鲜国家体制并不是把国家机构本身改编成军事体制，而是在正常国家体制内，保证重视军事，最大限度地提高军事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在朝鲜，先军政治，意味着把军事作为第一国事，首先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也就是说，在制定路线和政策时，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社会所有群体中，首先要把军队建设成为最精锐的突击力量和主力军；
在朝鲜，先军政治，还意味着要求人们在处理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中，把军队放在政治的中心；
在朝鲜，先军政治，还意味着要加大对国防的投资，从而保证武器装备达到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朝鲜认为，只有军队能够保证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不受任何敌对势力的侵犯，才能够切实保障人民作为社会主人的地位。
但朝鲜的先军政治，也并不像外界所想像的那样，仅仅是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尽优势，也包括军队要成为“强盛国家建设的直接承担者”，金正日强调说：“祖国的保卫者、人民幸福的创造者——人民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应当成为先锋队。”
响应金正日的号召，人民军也相应地提出了“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让我们包下来”的口号，积极投入到朝鲜的国家经济建设和基本建设的主战线。
比如，人民军曾积极投入全国平整土地的工程中去，仅在江原道，原有的总长达1.2万多公里的田埂，在工程结束后减少到了5600多公里，原有的23.38万多块的水旱田变为6.55万多块规格田，真正实现了规模化、集约化，并为农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创造了条件，而由此增加的耕地面积，更是多达1760公顷。
此外，人民军在抢险救灾、筑路架桥甚至旅游景区的修建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先军政治的引导下，朝鲜实现了全国军民的“一心团结”，这种团结焕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这是那些只知道计算GDP，只懂得“闷声发大财”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但却使得朝鲜外交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
正是在先军政治和“一心团结”的基础上，朝鲜把“主体方式”、“我们自己的方式”规定为国家政治的基本方向，提出：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和行动，根据自己国家的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决定政策，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
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封锁，朝鲜的主张和立场是：制裁或封锁随你们的便，我们决不做别人的奴隶——正是这一立场，揭开了朝鲜外交的主要谜底。
的确，朝鲜的“先军政治”是捍卫朝鲜主权和尊严的强有力的政治，任何观察家或预言家,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寻找朝鲜敢于“以超强硬对强硬”的原因，而只是带着一堆先入为主的偏见去分析朝鲜的局势和走向，则跌破眼镜恐将是唯一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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