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南方周末》谈教改与市场关系
《南方周末》作为鼓吹全面学习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并且力图通过建立私有制等经济、政治制度使我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国际接轨”的报刊,在广大人民普遍反对以“教育产业化、市扬化”为特点的教育改革的情况下,对我国教改给予贫苦大众带来的苦难也有所报道。但是,对我国教改错在哪里,它们却与广大民众有不同的说法。产生不同说法的根本原因在于, 《南方周末》积极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因此,它们极力使遭致民众反对的教改,与它们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脱离干系。它们想这样在大众面前维持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正确形象。这犹如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办的主流媒体,有时也报导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所受灾难,却极力回避这些灾难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以维持这有利于垄断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形象一样。
2006年3月30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题为《“我们早就在反思改革,但还不够”──对话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张春霖》的专访,专访中,张春霖就说：“把矛头转向市场化,似乎市场机制太多了,私人产权太多了,所以要往回收。这样一来,把整个改革方向误导了,这才是最严重的后果”。为避免这“最严重的后果”,它们极力“把矛头转向”与市场、私人产权相对的方面。为达到这一目的,它们极力狡辩,并不惜掩盖事实、无视事实、编造谎言。在《南方周末》上,都说教改后存在的问题,是因为行政垄断、公共治理、公立学校等造成。
张春霖就说：“为什么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政府埋得越来越少,个人埋得越来越多。把这个过程叫市场化,这个词用得不当,这不叫市场化……是付费的私人化……你看看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收入当中有多大比例都是投在教育和卫生上！我们的问题实际是公共治理不健全,就是政府职能没有到位而造成的,把这个事情归于市场化未免张冠李戴。……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的盈利动机太强,但这本质上不是市场化。”张春霖这儿实际是说,高学费与市场、市场经济无关,是市场的对立面──政府造成；是私人产权的对立面──公立单位的盈利动机太强造成。张春霖所说：“市场经济国家（即西方国家──笔者注）,财政收入当中有多大比例都是投在教育和卫生上”。意思是市场经济的西方投入教育、卫生的财政开支比例很大,即与中国政府埋得少相反,西方是政府埋得多。张这话的最终意思是,因为中国政府埋得少,所以“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只是中国现象,不是市场经济的西方的现象,所以“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与市场无关。
世界银行在全球最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因此,作为主流经济学家、作为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的张春霖自然知道,新自由主义以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减轻国家支出负担为理由，对国有企业、社会福利制度等发起进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不仅企业要“私有化”、“市场化”，而且包括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福利也应“市场化”、“商业化”、“私人化”。按照这种新自由主义观点,各人所得福利（教育、医疗等福利）的多少和各人在商场买商品多少一样,依据他的支付能力大小而定,即取决于自己的付费。因此政府在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应退出。新自由主义上述观点的本质就是提倡自由放任资本为攫取利润而经营的领域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所以它们要求将一切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商业化。新自由主义根据上述观点,要求政府大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降低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用。他们的以上要求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首先,作为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一部分的税收,更少地用于教育等社会福利方面,则会更多地返给资本,或用于有利于资本的领域（例如更多用作军费,既利于军火资本家,又利于发动侵略战争,为资本捞取海外利益）。另外,因为国家的退出,意味着私人资本的进入,这样能保证资产阶级在教育、保健等社会保障领域的自由,使资产阶级把这些关系工人阶级教育、健康等重要领域也作为赚钱的领域,从而拓展了资本的赚钱领域,使资本获取更多利润。而劳动大众除受所在企业的老板剥削之外,他或他的亲属在接受教育、医疗时也要受其它老板的压榨，加重了劳苦大众的负担和苦难。对于新自由主义推行的在社会福利方面更多“市场化”改革的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劳动大众的实质,服务于资本的张春霖和《南方周末》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就象它们积极鼓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劳动大众的实质,它们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一样）。同时它们也不敢揭示出新自由主义改革使西方大肆削减政府教育开支的事实真相和造成的后果。它们企图以掩盖事实来维持张春霖隐隐的告诉：“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只是中国现象,而市场的西方国家则没有这一现象,所以教育不公与市场无关。但历史事实不是某些人企图掩盖就掩盖得了的。而揭开事实,就可看出张春霖隐隐的告诉是谎言。
上个世纪80年代,被余杰称为伟大总统的里根上台后，秉承美国垄断资本的旨意,将他在经济领域推行的减少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也引入了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事业中，削减政府对教育在内的社会福利开支。这新自由主义改革延续至今。因为教育“私人化”、“市场化”、“商业化”,接受教育就象买商品一样由个人付费。削减政府教育支出,使个人付费增多,即大学（包括公立大学）学费的上涨，里根之后20余年，美国大学学费就不停增长，给美国普通民众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使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比例有很大下降。美国《商业周刊》1994年8月15日刊登了阿伦.伯恩斯坦写的题为《贫富悬殊如何对经济造成损害》的文章。文章引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凯恩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在80年代，主要供普通民众子女上学的公立大学，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学费上涨了49%（而这意味着学费上涨速度比社会总体物价上涨速还高得多──笔者注）。报告说，贫富悬殊和学费上涨使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难上大学。最高层部分家庭的孩子现今取得学士学位的占76%，在1980年是31%；而在最低层的美国家庭中，现在上完大学的不到4%，在1980年是6%。
一名住在北美的华人也写道：美国“加州州政府的每一项社会支出都在减少,其中的教育经费被大幅削减,这将给加州的下一代带来沉重的负担。”（新唐人《两年间的追问》《世界知识》2003．17）因此, 正是新自由主义提倡的、使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福利更多的“市场化”、“商业化”、“私人化”作法,使美国更多的“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高教不公”在市场经济楷模的美国是更加严重了。被余杰称之“伟大总统”的里根,作为垄断资本的走狗,秉承垄断资本旨意,在其它作为垄断资本小走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协助下,开创了向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全面的、大规模的、延续至今的进攻。“高教不公”严重化,也是里根“伟大功绩”之一。所以“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并不只是中国现象,在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市场经济楷模的西方,因为资本的剥削和教育“市场化”、“商业化”改革,“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也是越来越多。这能说“高教不公”与市场无关？相反,被帝国主义封锁、制裁的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古巴,经济较困难,但仍实现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免费教育、全部居民免费医疗。并且古巴并不是只培养少数大学生,使这少数大学生免费。古巴1200多万人口,有在校大学生50万。即25个人就有1个在校大学生。如按这个比例,意味着我国13亿人口应有5千多万在校大学生（实际我国在校大学生是两千多万）。古巴真正做到了没有“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中国、美国和古巴例子不是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高教不公”、“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与市场有关吗。
新自由主义不仅在发达国家搞社会福利开支的削减，还要求发展中国家也作这样的、削减包括教育开支在内的社会福利开支的“改革”。而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张春霖不应假装不知道,作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两条走狗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极力推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干了些什么样的可耻勾当,并且这种“改革”又如何受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极力反对。美国学者史密斯“在世界银行的网站上发现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了世界银行政策的变化并号召进行一场‘全球范围的对高等教育的财政和管理的改革’。世界银行的专家基本上认为,高等教育应当作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利益来对待,大学应当服从全球市场的压力。有趣的是,银行的专家们诸如布鲁斯．约翰斯通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占支配的、几乎是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则’之上的,并且他们的高等教育改革的议程是‘与正在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当一致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理解教育的方式转变了。各国政府开始引进或者增加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收费。而且高等教育的这种财政上和管理上的变化是由世界银行规定的。要想从国际金融机构获得经济支持和援肋,其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必须削减教育支出。”（李勇《史密斯谈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4．1）张春霖在这儿充分表现出为人不诚实,暴露出企图通过狡辩来掩盖事实,以进行欺骗。推行市场化教改的世界银行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削减教育支出”同你张春霖所说中国“政府埋得越来越少”本质上不一致吗？又怎能说中国的“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与市场无关呢？同为世界银行的所谓专家, 其它的专家“基本上”承认“高等教育应当作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利益来对待,大学应当服从全球市场的压力。”即承认高等教育作为私人利益,由私人付费是“服从市场的压力（可解读为服从市场的要求──笔者注）”那些专家也承认削减政府教育开支、由私人付费“是建立在‘占支配的、几乎是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则’之上的”。“他们的高等教育改革的议程是‘与正在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当一致的’”。这三句话都直指削减政府教育开支、由私人付费是市场的要求,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则”的要求,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相当一致的。而同为世行专家的张春霖却以学者派头在这儿欺骗中国百姓说“这不叫市场化……是付费的私人化……把这个事情归于市场化未免张冠李戴。”他企图以这样的狡辩使名声已臭的教改与他们主流经济学家极力鼓吹的市场经济脱离干系,以维护在社会上已臭的市场经济的名声。世界银行的专家来自许许多多的国家,专家数量几千、上万。这些专家中,在教改与市场经济关系这个问题上最不诚实的（或最不诚实的之一）竞是中国的张春霖,而且是对本国父老乡亲公然撒谎。如说主流经济学家什么做到世界第一的话,它们的不诚实、欺骗做到世界第一。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教改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大众,所以各国劳动大众都反对这种教改。犹如这种教改在我国也受到广大民众的反对一样。在拉丁美洲,“90年代以来由于推行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结构改革和私有化政策,公共服务部门的职工也卷入了抗议运动……在这里,中学和大学教师的运动特别活跃,他们要求提高薪金、付清扣发的薪金、反对准备进行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反对劳动条件灵活化,反对公共教育私有化。在许多国家里,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展的运动要求提高薪金和付清被扣发的薪金,要求给公立医院和卫生事业提供更多资金和更好的工作条件”（黄汝接《拉丁美洲：一个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新周期》《国外理论动态》2005．10）。史密斯也谈到“他住在非洲时,一场由学生发起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大陆。整个非洲的大学生反对收费和教育成本由政府转向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因此,我国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教改,不过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教改的一部分,它是我国“精英”倡导向“国际接轨”（即向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向新自由主义接轨）的后果。而极不诚实的张春霖则极力掩盖这一点,按他的说法,好像我国单独搞了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教改相反的、不与“国际接轨”的教改,是这种不与“国际接轨”的教改造成了“ 低收入阶层上不起学”、造成了群众的反对。
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用了大半个版面刊登了郑秉文博士题为《国际化趋势中的高教公平问题》的文章。郑博士认为，造成中国“‘高教不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行政管理手段软弱，恰恰相反，而是行政干预过多了”。为此，郑博士力图以英美大学收费启示我国大学学费改革，提出“大胆引入市场手段，以代替行政管理的办法”来克服“高教不公”，实现“高教公平”。面对大众指责教育的市场化倾向,使贫穷人家子女上不起大学,产生“高教不公”的状况,郑博士与张春霖博士的共同点都是说是政府造成“高教不公”,不同点是张博士主要辩解“高教不公”与市场无关,而郑博士则不仅说“高教不公”与市场无关,还说当把市场引入高教将实现“高教公平”。这使我觉得郑博士有点象吴敬琏先生第二。2000年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吴敬琏时,针对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市场经济使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的情况,记者以怀疑的口吻问道：“当今贫富差距拉大……市场经济能带领我们走向共同富裕吗？”吴敬琏说市场经济的机会平等将解决贫富悬殊。而广大民众已看到教育市场化带来“高教不公”之时, 郑博士则说用更多的市场将实现“高教公平”。郑博士的这一“妙计”能实现高教公平吗？不能，国内和国外的实践都已证明，在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事业不能引入市场机制。引进市场机制实际上是卸除国家对人民福利的责任，使市场主体把人民福利当赢利的产业来经营。
即使被人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先生主编的专门讲述市场经济的书也写道,“市场失效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市场体系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劳务（而教育、医疗正是两种社会需要的公共劳务──笔者注）。……2.市场体系不能克服企业不关心其生产所能带来的社会利益和社会损失现象。……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决策是从本身取得最大的利润出发,就不会关心和考虑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和损害,这显然是一种市场失效。……”（吴敬链 张卓元主编《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百科全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而教育和医疗引入市场后,则学校和医院成为企业,它们作为市场主体,其“决策是从本身取得最大的利润出发,就不会关心和考虑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和损害”,就不会关心为获得高额利润而收取高学费、高医疗费给社会大众带来的损害──贫苦大众不能享受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和医疗。看来, “吴市场”都在批判郑博士的文章。而《南方周末》为了维护其极力鼓吹的市场经济名声,不惜无视事实,把郑博士的关于把市场引入高教将实现“高教公平”的胡言乱语,作为为市场经济辩护的文章来刊载。看来《南方周末》在为教改中的市场辩护上,已经黔驴技穷,只要为市场辩护,都当救命稻草用。根本顾不上这“救命稻草”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10多年以前，在教育收费方面，我国政府承担的责任更多，市场机制更少，当时的广大民众未觉得有什么“高教不公”。而最近几年，政府承担的责任少了，市场机制作用增大了，大学把教育作为产业经营的意识变浓了，普通民众中“高教不公”的感觉增强了。“穷孩子迈不进大学门”、“农民为何怕子女上大学”、“子女考上大学使部分家庭走向贫苦”、“大学高收费致贫困生激增”之类的标题经常见诸报端。
市场机制引入教育事业带来的不公，不仅我国存在，在被郑博士当作高教改革楷模推荐的英美也同样存在。在凯恩斯主义盛行之时，美国政府相对现在较好地承担起自己在教育方面对人民的责任，政府对公立大学投入较多，大学学费也较低。在带有强烈新自由主义色彩的“里根革命”以后,由于国家减少了对教育的投入,大学必然要通过多向学生收费来弥补国家投入的减少,使美国大学学费不断高涨，其结果如前述阿伦.伯恩斯坦文章的数据,使贫穷人家能读完大学的比例急剧下降。高学费不仅将许多贫困家庭子女挡在大学门外，也将能上大学的普通民众的子女压得喘不过气，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2000年9月18日，《中国教育报》的一篇题为《美国大学新生压力重重》的报道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近作了一次全国性调查，“调查证实，1/2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在刚刚步入大学校门后便急着打工挣钱以付学费和维持生活，其中又有一半的人采取了‘全职打工，即每周打工40小时以上’。全美学生联合会主席肯德拉.戴维斯分析说，为了交清学费，大学生不可能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业。如果说以前大学生们最担心的是如何考试过关，那么如今则为难以应付高额学费而忧心忡忡。”
2004年9、10月间，《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组连续报道——《美国大学生如何筹集学费》。这个标题远不如郑博士对英美高教收费的讲述轻松。在该报道中康奈尔大学“4万美元的学费帐单”，“波士顿大学每年的总费用是38194美元”，“华盛顿和杰斐逊学院的学费大约是每年18300美元”。有的学生通过参加美军后备军官训练队后获得的四年奖学金，支付了读大学的大部分费用；有的学生是同意毕业后当教师来少支付些学费……。中国一军事院校的教授也在《世界知识》上讲过,在美国,许多家境不好的家庭,无力支付上大学的费用,其子女都是通过当兵服役后军方的资助来支付退役后上大学所需费用。再加上《参考消息》连读报道和《中国教育报》的报道,它们都说明：在教育领域引入更多市场因素,教育更加“商业化”后,学费猛涨使美国许多普通民众要支付高校学习所需费用有很大的困难,从而更不易实现“高教公平”。2005年4月20日《 参考消息》的《从“袜都之战”看中美竞争》一文讲道，在美国制袜业中设备最先进的罗宾——林恩公司，员工工资为每小时10美元。按每周工作40小时，全年50周计算，其员工一年约2万美元工资。对美国制袜工人这些较穷的工人来讲，即使他不吃喝、不纳税，其全年收入也不能支付一个大学生全年的学费、食宿费等开支。算经济帐来看,单凭美国制袜工人他们的收入,他们能实现“高教公平”吗？
郑博士讲了英美很多，却忘记了讲英美等国高等教育普及率有相对较大地提高，不是在盛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上世纪30年代以前，而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理论盛行（当然,具体实践相对其鼓吹的理论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战后30年中。上世纪30年代以前，盛行自由市场经济时,做到了比有更多的国家干预时的上世纪6、70年代更好的“高教公平”吗？但郑博士既不能用工人收入和学习相关费用的收支关系来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能用历史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能有令人信服的论据支持,我们的这些博士就大谈特谈其论点,其浮躁和治学不严谨可见一斑。
郑博士关于“英美高教改革”的讲述中，无一处讲道英美高学费对普通民众的压力，无一处讲到对哪些阶层有利。郑博士脱离这些实质性问题洋洋洒洒讲了半版，全是些脱离问题实质的表面现象论述。我们讲中国高教不公，实质是它损害较贫穷民众的利益。你说英美高教公平，你总要拿些数据、事例来讲它符合较贫穷民众的利益吧，没有。全是环顾左右而言其他。郑说英国高教收费改革立足于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但郑文没有给出一点丁儿能支持其论点的论据。郑博士讲在英美赞成改革的声音远高于反对的声音。但这能作为人民支持的论据吗？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富人的声音远大于穷人的声音，经济上弱势的人在话语权上也处于弱势地位。
郑博士文中也讲道，美国“几年来，大学学费的上涨速度一直高于通货膨胀，几乎是通货膨胀率的三倍”。这就是将教育当成产业来经营，当成赚钱的行当来经营的结果。郑博士说要借鉴英美作法来实现高教公平，难道我国高校学费也要每年约涨12%（我国2004年物价上涨约4%,三倍则约为12％），就实现了“高教公平”？为什么学费这样高涨能实现“高教公平”,郑博士既不能给予理由的解释,也未能给予事实数据的证明。但我们知道，如果学费这样高涨，在中国将上演一出龟兔跑，贫穷民众的收入增长迈着乌龟的步伐（在广东的几千万农民工，两、三年前的十多年中，工资只涨了百分之几。其他职工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也仅百分之几），去追赶兔子般疾奔的三倍于物价上涨的高校学费。这场兔龟赛跑的结果，将使越来越多的较贫穷民众的子女被挡在大学门外，也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因为交了高额学费而沦入贫困生境地。这就郑博士所说的“高教公平”？同样,为啥郑博士说按美国那样学费高涨会实现“高教公平”,学费不再涨反而不能实现“高教公平”。对此,郑博士也不能给予解释。
其实，我国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高校高学费，正是从英美放任大学学费高涨学来的。英美在人民福利领域也要引入市场经济因素，将教育事业变为教育产业、变为赢利产业的理论，也是我国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可能的情况下，涨价有利于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市场经济主体都有涨价的内在冲动。当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后，学校就以不断高涨的学费来获得更大的利益。当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服务事业时，医院就会以各种方法多收取费用以获得更大利益。这就是美国大学学费和医疗费用不断高涨的原因；也是我国这10余年治疗费用以年均约13%速度增长，从而使很多人看不起病的原因。而我国政府近几年不准高校学费继续上涨的行政干预,意味着政府将在教育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这虽未能消除高教不公，但对于遏制高教不公的继续恶性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分明能缓和高教不公的措施，郑博士要求将它抛弃；分明是造成高教不公的原因，郑博士却要把当作为治疗高教不公的妙方开给我们，虽然他不能在几千字文章中拿出一丁点儿证据或者事实来给这妙方以证明。从学术上来讲，一个论点，必须要有足够的、客观的论据来支撑、来证明。但是郑博士未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要实现教育公平,在教育事业上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应把它交给市场，不应把它作为产业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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