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之镜

拉丁美洲之镜
 纨与素
一、写在智利的“911”三十一周年来临之际

小时候看过一部巴西音乐片《生活之路》，好像是讲两个民歌手的故事。之所以有印象是因为那里面的歌曲好听，其中有一首插曲叫作《相距遥远也能相爱》。后来就几乎再也没听过南美音乐，除了那首著名的印第安民歌《山鹰》（elondon
pass），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保罗西蒙和加丰凯尔由此翻唱的If I Could
。直到有一天，在维也纳的一个小广场，见到几个身穿印第安式斗篷的秘鲁小伙子，手持排箫——最大的将近半人高，最小的如一本杂志大小——排成半圆的队形载歌载舞，行人纷纷驻足，有人禁受不住音乐的诱惑随之手舞足蹈。于是我买下了平生所买到的最贵的一盘磁带——他们自己录制的专辑：纯正的南美民间音乐——八美元，真不便宜，但真是物有所值。

那一次，我听到了和以前印象完全不一样的一首《山鹰》：节奏极富变化，由一开始弱起的低音排箫缥缈舒缓的慢板，到中部高音排箫的急促热烈激情迸发，最后转入中速的庄重行板，悠远深沉中带有一种隐隐的悲伤（但这份悲伤在保罗西蒙演绎的歌声中找不到一丝痕迹），并加入竖笛、摇响器、吉他等乐器，配合着醇厚而略带沙哑的人声，音色上极其的丰满。被这样的音乐包围，近距离地直视秘鲁人在阳光下闪亮的深棕色皮肤，质朴、野性而善良的眼神，仿佛置身于安第斯高原之上仰望南美苍茫的天空，一只山鹰，掠过头顶。

然而，最近我才知道，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有一场席卷整个大陆、影响深远的“拉美新歌运动”，它的出现，与当时拉美蓬勃兴起的反帝反殖民运动、拉美乃至世界范围内左翼力量的上升、古巴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拉美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勃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的存在价值，早已超出了音乐甚至文化艺术的范畴，对整个拉丁美洲政治和历史进程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这场拉美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许多人民歌手、人民艺术家，他们为那些在新时代的殖民者及其帮凶欺压剥削之下苦苦挣扎的穷人歌唱，鼓舞人民的反抗意志，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2003年9月10日，智利政府举行仪式，悼念1973年9月11日军事政变时在保卫总统府战斗中牺牲的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殉难三十周年。与此同时，智利政府、各左翼政党和民间也在大规模地举行活动，悼念一位牺牲于“智利的911”的人民歌手——维克多•哈拉。

读了供职于社科院拉美所的索飒女士的著作《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怀着对维克多•哈拉，这位美洲大陆的歌者、智利人民的儿子的敬仰，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拉丁美洲的历史与现实，并且体会到，只有理解了拉美大陆的历史，才能听懂他们的歌声。拉丁美洲，这片阳光鲜烈，草木葱茏、盛产歌与诗的大陆，无数的歌手与战士生于斯长于斯、为之献上歌声、洒尽鲜血的大陆，几百年来一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大陆，蕴藏着丰富宝藏却又饱含着深重屈辱的大陆，从未这样清晰，从未离我这样近。

而且，这种关注不仅出于人道理念或人类普遍具有的正义情感，还出于我们这个东方国度与遥远的拉丁美洲在历史遭遇和现实命运上的若干交集——浸透鲜血的白银、漂洋过海的绒毛玩具和牛仔裤、毛泽东、卡斯特罗、墨西哥永远失去的北方领土、大洋上的银河号、梅内姆时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经济部长卡瓦略、时下引起网民热切关注的呼吁停止国企改制的郎咸平、改锥工业化、运十与中华之星、委内瑞拉的红潮、急需支援的重庆与郑州的工农同胞……

这是2004年的九月。三年前的那个911家喻户晓，然而，有多少人会想起三十一年前的另一个911呢？在实力世界的天平上，两个美洲大陆的轻重是如此的悬殊。两个911的牺牲者们流淌的都是鲜血，失去的都是生命，但事实证明，有人从来认为，贫贱者的生命不过是一缕轻烟！

1992年，在也曾深受西方列强殖民统治之苦的中国，学者们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世界身后，热热闹闹、兴致勃勃地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主流声音是：“5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仅仅是纪念哥伦布的第一次远航美洲，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这次远航作为象征东西半球诸文明大会合的一个历史性起点来进行纪念。这样才有可能对这次发生在500年前从西欧远航美洲的壮举，取得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15－16世纪的时代局限性的共识，并对它作出具有当代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评价。”

这“新评价”又是什么呢？哦，原来是“历史本身便是如此，他从不以道德为旗帜替自己开辟路径。”

然而，对于拉丁美洲人民而言，来自同是第三世界兄弟一样的中国的这种声音，无疑是一种可耻的背叛和出卖。

索飒女士告诉我们，就在1992年，在墨西哥城见到的不是节日的庆祝，而是拉美人民牺牲日愤怒抗议的浩浩荡荡游行队伍，是地铁站墙壁上书写的“哥伦布是500年前一个走错了路的流氓”，是响彻墨西哥城中心广场的“正义！正义！正义！”
的呼声。阿根廷哲学家杜塞尔说：“从来自外部的入侵者、压迫者的角度看，那是一次发现、一次征服，从我们自己的主观角度来看，那是一场浩劫、一场入侵、一场奴役。”

是我们某些中国学者缺乏历史常识吗？不，他们缺乏的是面对强权的骨气和良心！所以，当《南方周末》在今年7月15日以《拉美化真的存在吗》为题，质疑“拉美经济是否真如国内某些人士所描述的那样，已经沦为外国资本的附庸？遍览国内媒体的报道，答案却不甚了了。如是，中国经济忧自何来？由‘拉美化’演绎而来的思辨是否压根就是一个伪命题？”
时，当我看到某资深拉美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博导应邀为此专门撰写的妙文时，如鲠在喉，脱口而出的是——而且只能是——无耻！

二、文明的野蛮，野蛮的文明
 
1492年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年份——从这时起，欧洲初生的资本主义借助侵略和劫掠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奠定了其后五百多年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地位：以欧美为中心、其他地区为附庸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础。以至于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弗理阿诺斯将他上下两册的《世界通史》直接冠名为《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正是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而不是自1800年代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造就了今天看来似乎战无不胜的现代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地理大发现，更适合的名称应为“资本的大发现”。

1492年，在葡萄牙人首创的“海外冒险事业”激励之下，受西班牙国王支持和资助、本来想去亚洲寻找黄金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登陆，他以为自己到了日本附近——但到了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宣布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占领这块土地，于是将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自此，哥伦布和他身后的“文明世界”“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始了对美洲印第安人残酷灭绝的“征服”。尽管近些年有人考证美洲的发现者是中国人，但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角度考虑，“伟大的美洲发现者”只能是哥伦布。不要忘记哥伦布的另一个身份——屠杀印第安人的凶手：1495年，哥伦布亲自指挥并参加了对多米尼加印第安人的屠杀。

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与哥伦布公款出征不同，科尔特斯是自费冒险）从古巴岛出发，靠欺诈、挑拨离间和铁器、火药、马匹的帮助攻入墨西哥帝国都城特诺奇蒂特兰——这个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与北京一样大的城市。他们闯进阿兹特克人的金库，将黄金熔铸成一个硕大的金球和整齐的金砖，然后纵火焚城，绞死了阿兹特克王夸乌特莫克。在随后的几年里，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地区先后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1532年，另一个著名的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到达秘鲁，将手无寸铁前来拜访他的印加帝国国王阿塔瓦尔帕扣留监禁，杀掉了国王的随从，逼国王交出巨额赎金（占地宽22呎，宽17呎，高达七呎的一堆金银）以换取自由。赎金交来了，皮萨罗却背信弃义地将阿塔瓦尔帕杀害，随后带领军队攻入印加帝国都城库科斯，洗劫了太阳神庙，征服了秘鲁——黄金之国。我们熟悉的《山鹰》正是纪念这位国王的。

十六世纪中叶，巴西被葡萄牙人占领；到1580年西班牙人在阿根廷建成布宜诺斯斯艾利斯城时，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才基本停止，一个间杂着几小块荷兰、英国、法国殖民地的西语葡语拉丁美洲的版图基本确立。

当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拉美各地成为官方语言之时，美州的土著民族印第安人却几乎被灭绝殆尽。索飒女士曾问一个古巴人；“为什么你们国家没有印第安人呢？”对方回答道：“难道你不知道古巴岛上的印第安人全被杀光了吗？我们都是白人和从非洲贩来的黑人的后代。”今天的加勒比海诸国只有黑人、白人和黑白混血人种，这一地区的真正主人印第安人已经悉数灭绝。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1970年）的，乌拉圭作家、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据一份调查说明，哥伦布以前的墨西哥约有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人口，在安第斯山区也有同等数量的印第安人，中美洲和安德列斯群岛有一千万到一千三百万居民。外国征服者出现的时候，美洲印第安人总共不少于七千万，也许还要多，一个半世纪以后就减少到总共只有三百五十万。

德国左翼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1996年的新著《白银资本》一书中写道，到1650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2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人口从原来的大约900万减少到60万。北美的情况也一样。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来之前，第一批欧洲来客带来的病菌大约在1616－1617年就已经在大片土地上扫荡了许多土著居民。关于欧洲对美国的根本影响，有一种估计是，土著居民从500万减少到6万，后来才重新开始增多。另根据有些人的估计，整个新世界的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殖民者自身的证词也可以参考——1581年，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在瓜达拉哈法庭断言，美洲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已被消灭，幸存者必须为死者缴纳赋税。

如此高效率的消灭印第安人是怎样做到的？想象力在这里失灵了，在阅读过程中，我一次次因愤怒而合上书页。
● 战争：集体或零散地屠杀
在一份名为《战败者的目光》的印第安古籍中，记载了一次对阿兹特克人的神庙大屠杀。那是1520年5月，阿兹特克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青玉米节”，在请示了西班牙人之后，庆祝活动被获准进行。正当人们在在神庙里歌舞时，屠杀开始了：西班牙人先向打鼓的老人挑衅，扇他们的耳光，砍掉他们的双手，继而砍掉他们的头；西班牙人堵住了神庙的出口，不放过一个想逃脱的人。被杀者的“内脏在地上流淌，一些人还在无望地奔跑：拖着拌脚的肠子”。在这场三个小时屠杀中，神庙内的600名贵族、年轻的武士和3000名平民全部被杀害。

西班牙人攻下墨西哥城之后，曾有几个印第安学者带着最珍贵的史书前来投降，他们对这些来自“文明”世界的征服者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他们能珍视这宝贵的典籍，然而，西班牙人放出凶恶的狼狗把他们活活撕咬致死。

在战胜者一方，也有铁证如山的记录。正直的西班牙修士拉斯•卡萨斯曾担任古巴远征军的随军教士，他目睹了古巴岛的大屠杀——从此走上为殖民地人民真诚呼号的反叛道路，他这样写道：“一次，印第安人带着食品和礼物来到一个离大村庄10里之外的地方迎接我们。我们一到，他们就奉上大量鲜鱼、干粮和其他食品以及他们所能拿出的一切。不料，基督徒突然凶相毕露，当着我的面毫无道理地用剑杀死了坐在我面前的3000多名男女老少。这一暴行是我亲眼所见。”
（拉斯•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
乌拉圭和阿根廷地区的印第安人是十九世纪被灭绝的，目的是不让他们妨碍畜牧业庄园主兼并土地。那时管杀印第安人叫做“捕猎”，军人每拿出一对睾丸
——毫无疑问，是印第安人的——就能够得到赏钱。墨西哥索诺拉州的印第安人惨遭屠杀，是因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的丰富矿产和肥沃土地卖给美国资本家。征服者的后起之秀美国人并不比他们欧洲的伙伴差，在北美的屠杀就不提了，仅十九世纪入侵墨西哥时，很多美国兵还认为印第安人是“可以随意弄死的猩猩”。

罪恶甚至在近几十年仍然继续。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披露，上个世纪中叶，美国以征服者的姿态扑向亚马逊河地区，图谋这里的钍、铀、黄金、金刚石等重要的战略性矿产。软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竟准许美国空军在自己的领空航拍，获取大量战略情报。美国新教传教团在巴西各地传教、教英语，并大量向印地安妇女发放避孕药以减少人口——尽管亚马逊是世界上人烟最稀少的地区之一。美国的这种入侵，极大地煽动起巴西国内美国利益代言集团的贪婪之火，为了占有印第安人的土地开辟种植园，甚至动用直升机和轻型飞机向印第安人扫射，向他们的村子投下炸弹，给他们接种天花病毒，赠送掺了马钱子碱的白糖和掺了砷的食盐，这些罪行发生在巴西军人独裁者卡斯特罗•布兰科掌权的1968年。

● 苦役与自杀：另一种战争
还有很多人是被极其繁重的劳役活活折磨死的。殖民地的掠夺经济制造了比战争更为巨大的死亡数字。
在马匹很少的十六十七世纪的拉美，运送货物或搬运行李的牲口是印第安人，殖民者们用他们取代了承重能力差的大羊驮。这些印第安人吃的是狗剩下来的东西，和狗睡在一起，只能跪着和白人说话。他们要背着近百公斤的货物行走，但西班牙人怕他们中途跑掉，将他们用锁链串起来。一次，4000名印第安人中只有6个人活着回来，其余都累死在路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但还不是最令人发指的。途中，那些由于负载过重而虚弱不堪或饥饿交加而生病的人要逐出队伍，可是，解开铁链是很麻烦的，会影响行进速度。西班牙人是多么聪明：他们干脆一刀砍下那些人的脑袋!

矿山吞噬了更多的人命。玻利维亚的波托西现在没有白银了，但它在可供开采的三个世纪里消耗了800万条生命。印第安人携家带小被赶到矿上去，恶劣的工作条件让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七个再也回不来。外面天寒地冻，矿井里却热死人，印第安人活着进去，常常是死的抬出来，或是头打破了，四肢摔断了。用汞来提炼白银使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中了汞毒：头发牙齿脱落，全身控制不住的发抖、发软。失去了劳动能力的工人却被西班牙矿主踢出门外，匍匐在地上乞讨，很快默默死去。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后来，在加勒比海地区，从事淘金的岛屿居民都不再纳税了，因为他们都在非人的强度劳动中死光了。

畜牧庄园和种植园，听起来像田园诗，却是殖民者打造的人间地狱。以占领土地为目的的屠杀留下了一些幸存者，他们被送到庄园里当奴隶。在二十世纪初，五十名龙舌兰种植园大王总共拥有十多万名印第安亚基族奴隶，尽管他们都是经过挑选的身强体壮者，但三分之二还是在进行奴隶劳动一年后就死去了。当然奴隶主也有怜惜奴隶的时候，比如对待犯了错误的女奴，在鞭打她之前，先在她要趴下的那个地方挖一个坑，让她把肚子放在凹处，这样就不会伤了肚子里的那个物品
——那个未来的“人力资源”。
现代拉丁美洲人种的来源之一，是从非洲贩运来的黑奴。他们的命运一点也不比印第安人强。古巴的甘蔗种植园里，奴隶每天的劳动时间是二十个小时。在美洲种植园里，在那些橡胶、蔗糖、棉花、香蕉、咖啡、可可的根系之下，掩埋着无数黑奴的尸骨。也有很多黑人还未抵达美洲及死掉了。比如非洲皇家公司在
1680年到1688年装船的七万名黑奴中，有两万四千人是在船上死去的：病死、饿死或绝食而死，用铁链将自己勒死，跳海而死。还有很多黑人是不堪残酷压榨参加起义而被杀死。十七世纪，逃居荒野的黑奴在巴西东北部建立了帕尔马雷斯黑人王国，在几十年中遭到荷兰和葡萄牙军队的数十次围剿。一次，一位葡军队长炫耀他的战利品，竟然是一个装了3900对黑人耳朵的口袋。

拉斯•卡萨斯修士写道：“古巴岛的印第安人与西班牙岛的百姓一样，沦为奴隶，备受折磨，为了不白白送命，人们纷纷逃进山里。有的夫妻没能逃走，绝望之极，在扼死自己的孩子之后，双双悬梁自尽。仅由于一个西班牙暴徒（我认识他）的残暴行为，就有二百多人上吊自杀。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以同一种方式死于其他暴徒之手。”

然而，与拉斯•卡萨斯同时代的西班牙官方史学家却诬蔑印第安人的自杀是由来已久的习惯，乃是出于“娱乐和逃避劳动”。甚至到了1970年代，欧洲还有人把这样的话当作学术解释，认为古巴人继承了这样的基因。

拉丁美洲人民当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自杀是“用永久的罢工和无止境地逃到另一个世界”
来表示无援的反抗。狡猾的奴隶主们将自杀的人分尸抛尸，因为这样一来，来世复活的人就将缺头少脚，缺心少肺，或者没有生殖器，从而使一些奴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只能继续忍受残酷的劳役为奴隶主创造利润。后来古巴岛上的黑人就不再自杀了，他们常常感到有一根“有魔力的带子”在天上飞起来，飞呀，飞呀，跨越烟波浩渺的大洋，带他们返回自己的非洲故乡——此时，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拉丁美洲能产生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明白了为什么古巴共产党人卡彭铁尔能成为魔幻现实主义之父。然而，这是一种多么辛酸的醒悟！

● 细菌和传染病：“文明”的帮凶
来自海上的欧洲人带来了各种疾病：天花、破伤风、各种肺部和肠道疾病、性病、沙眼、伤寒、麻风、黄热病、龋齿。从未接触过大陆以外人种的土著居民对于这些细菌和病毒没有任何抵抗力。一个印第安人这样描述着水痘：“西班牙征服者进驻特拉斯卡拉，于是传染病蔓延开了。咳嗽，像燃烧着的火烫的水痘。”、
“传染的、顽固的、难以治愈的水痘使许多人丧生。”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估计，美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中有近一半是在首次接触白人后被传染上疾病而丧生。

每一个土著居民死于非命——因屠杀、因苦役、因疾病—－都是嗜血的殖民者乐于看到的，这意味着他们“继承”了死者的财富。
令人不胜感慨的是，在印第安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牺牲时，“文明世界”在精神、人格和文化上对他们的侮辱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旧殖民时代一位总督认为，没有比在矿山劳动能治愈印第安人“天生的劣根性”更好的办法了。人类学家胡安•希内斯•德赛普韦尔达认为，印第安人现在的处境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伏尔泰认为，居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又懒又笨，在美洲，连狮子都是无毛的、怯懦的。培根、孟德斯鸠、休姆等人则拒绝承认美洲“卑贱的人”与自己是同类。尽管1537年教皇保罗三世宣布印第安人也是人，但其后几百年中仍有许多神学家并不相信这一点。甚至在拉丁美洲，很多人的民族意识和人的尊严意识也被几百年的殖民统治毒化了，那些本身受着国内外权势者欺凌的人，又欺凌着最底层的印第安人，直到1957年9月，巴拉圭最高法庭才通报全国：“印第安人同共和国其他居民一样也是人”。

在《西印度毁灭述略》中，拉斯•卡萨斯讲了一个故事：“古巴岛上一位反抗西班牙人的酋长名叫阿图埃伊，西班牙人抓到了他，要把他烧死，一个方济各会的修士希望他临死前接受基督教的洗礼。酋长说‘基督徒都是坏人，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修士说‘像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可以进天堂，天天看见上帝，并享受安逸。’酋长又问‘基督徒进天堂吗？’修士回答‘好基督徒才能进天堂’。最后，酋长表示他不愿进天堂，因为天堂也是基督徒要去的地方。”这位中世纪富于正义感、捍卫信仰、对印第安人怀着真诚同情的传教士和历史学家，甚至在西班牙教廷的辩论会上大声疾呼，印第安人宁可下地狱，也不愿与基督徒为伍！

弱者的抵抗看来总是无奈的，然而这是历史的铁律吗？

三、旧殖民时代欧洲的“引进外资”（上）

没有钱怎么生存？没有资本怎么创业？很简单，去偷！去抢！去骗！只要你有胆量和身手，没问题，世界就是你的！难道这不是与契约社会、法制社会、文明社会相悖的强盗哲学吗？是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自始至终贯穿着这一强盗主题，不管时至今日它在形式上变换了怎样美丽诱人的包装，而且，它从来都是和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契约社会、法制社会、文明社会共生共荣——偷、抢、骗是合情、合理、合法、合乎上帝旨意的。

十六世纪，在急于商业扩张、其产品在亚洲又没有市场的欧洲缺乏资本和货币之时，美洲“极低成本”的白银与黄金滋养了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
当西班牙人闯进美洲时，印加帝国正处于全盛期，势力范围包括今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全境，哥伦比亚和智利的一部分，甚至延伸到阿根廷北部和巴西丛林地带。在墨西哥一带，阿兹特克文明表现出农业社会高水平的生产力。在中美洲，玛雅人的灿烂文明惠泽了后几代人民。三大文明在天文历法、计数、建筑艺术、农作物培育、水利工程、劳动组织与分工方面表现了令人尊敬的水准。但是，美洲大陆的居民没有铁器、火药和马，文字还处在原始阶段。

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粉碎了这个独特的、年轻的大陆文明：矿业经济摧毁了集体耕作制，大量的人口被迫向矿山迁徙导致耕地荒芜；奴隶种植园的开辟需要烧荒，于是大片的森林和物种消失。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亚当•斯密在事实层面上显然也承认这一点，只不过他是站在赞赏的立场上——他认为，美洲的发现“把商业体系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光辉的水平”。

一位学者认为，到1660年为止从美洲抢来的金银的价值，1650年到1780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获得的战利品，十八世纪法国买卖奴隶所获得的盈利，英国在安德列斯群岛使用奴隶劳动的收入及50年间从印度掠夺来的东西统统加在一起，其总数超过了到1800年为止欧洲的工业总投资额。这是旧殖民时代欧洲的“引进外资”。这笔巨额资本为向欧洲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刺激了“企业精神”并直接用来建立大大推动了产业革命的工业。但是，有利于欧洲的国际上财富的大规模集中，却妨碍了被掠夺地区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

● 拉丁美洲的金银滋养了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
玻利维亚的波托西是安第斯高原上一座海拔5000米的山峰，曾经蕴藏着丰富的白银，作为财富的象征在《唐吉诃德》中成为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西谚
——“价值相当于一个波托西”
；波托西是一座城市，是十六十七世纪美洲殖民生活的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曾经有过银砖铺就的马路，装饰豪华的教堂、剧院、沙龙，仅舞蹈学校就有十四所，城里聚集着大量的西班牙商人、妓女、赌徒。当然，这银光耀眼的财富不属于美洲人，更不属于那800万葬身在矿山的“国外无产者”。

如今的波托西是一座被耗尽的、贫瘠的山峰，连一点银渣都没有剩下：西班牙人撤走时，把五千个矿洞用小扫帚打扫地干干净净。这个著名穷国中最贫穷的城市，人口比四个世纪前少了三倍。

同样命运的还有晚一些被发现的墨西哥瓜纳华托和萨卡特卡斯银矿。加莱亚诺据十八世纪德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提供的材料估计，从1670年到180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由于出口白银和黄金，墨西哥外流的经济款项就相当于五十亿美元（按1970年计算）。

另一组数据是据交易所的记录整理的，从1503年到1660年，有18.5万公斤黄金和1600万公斤白银运到西班牙塞维利亚港——这还不包括走私的数额——是欧洲白银储备总量的三倍。但西班牙只不过是美洲金钱的中转站，通过进口贸易和偿还巨额债务，白银流入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口袋，并通过他们流向亚洲和非洲以便在那里获取好处。“美洲是一宗欧洲的买卖”。

还有黄金。
葡语美洲的领地巴西发现黄金比较晚，但这并不妨碍十八世纪巴西的黄金产量超过西班牙人在西语美洲两个世纪内所开采的黄金总量。黄金热使巴西的经济中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在一个世纪之内人口暴增了十倍——大量的葡萄牙移民和黑奴。著名的黑金城被称作“黄金的波托西”，矿工绝大多数是被称作“西印度的货物”的黑人。矿主们挑挑拣拣，和安哥拉班图族黑奴相比，他们更喜欢来自几内亚海滨的黑人，因为他们更强壮——尽管再强壮的黑奴大多也干不满七年就累死了。在这里，女黑奴还是一味药，矿主们认为，“有一种病白人才会得。这是一种在血液和男性器官中的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只要和黑女人睡觉，就能把病传给她，自己很快就痊愈了。”所有的矿主都有黑女人作性奴。

鼎盛时期的黑金城同时存在着最奢侈和最简陋的生活方式。葡萄牙人对上帝的热情似乎不亚于对黄金的热情，一次宗教活动能持续一个多星期，人们骑着马，穿着化妆服，或乘坐用丝绸和黄金装饰的马车在街上巡游。世俗生活中，晚宴、舞会和各种戏剧歌舞演出常常通宵达旦。另一方面，土匪常常提着因活不下去而逃跑的奴隶的人头换取黄金的犒赏；暴动的奴隶则被绞死、分尸，运气好些的被投入矿山开办的监狱或被流放。那些没有激烈反抗的矿工只能相信宿命。

但是，葡萄牙人在精于算计方面不敌英国人，因此巴西黄金更多是赞助了英国的发展。因为葡萄牙酒类在英国市场得到了好处，作为回报，葡萄牙人向英国开放了国内和葡属殖民地的市场。当时英国的工业发展水平高于葡萄牙，开放市场意味着葡国内工业的破产：酒类的产量和价格是有限的，于是葡萄牙只能用巴西黄金来换英国的纺织品，在这一过程中，葡萄牙的纺织业瘫痪。同时，也消灭了它的殖民地巴西工业发展的萌芽：1715年葡萄牙王国禁止炼糖厂开工；1729年宣布在矿区开辟新的交通线违法；1785年下令烧毁巴西所有织布机。广阔的殖民地对于工业产品有巨大的需求，而宗主国葡萄牙却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中间商，是英国人提供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所需物品的三分之二份额，连巴西矿井上干活的黑奴都穿着英国制造的衣服。

三、旧殖民时代欧洲的“引进外资”（下）
● 蔗糖: 从皇后的陪嫁到帝国大厦的砖瓦
加莱亚诺指出：“一种产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场的青睐，它带给为生产这种产品而作出牺牲的拉美人民的灾难也就越大” 。
从十五世纪末到二十世纪，西班牙人，然后是英国人，再后来是美国人，先后“进入”拉丁美洲。在这些新老殖民主义者明火执仗地掠夺下，拉丁美洲始终处于极不平等的卑屈的附属地位，成为殖民者资本积累的源泉、工农业原料的产地和仓库、工业品倾销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基地。为了富国的发展，拉丁美洲几乎倾尽所有：金银、铜铁、石油、蔗糖、肉类、棉花、水果、咖啡、可可、粮食，这丰饶的物产不再是财富，反而成了宰割拉美人民的屠刀，握刀的黑手则是殖民帝国。

哥伦布第二次到美洲时带去了甘蔗，此后三百年中，拉丁美洲的蔗糖成了欧洲市场最重要的农产品，中世纪的欧洲蔗糖珍贵到只在药房论克出售，以至于成了皇后的陪嫁物。像金银一样，蔗糖也有力地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发展。

凡是参与世界市场——所谓“世界”，从来只是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主导、所控制的那个“世界”——的地区，都有一个繁荣的周期，然后，由于代用品的竞争、地力的衰竭或出现了条件更好的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巴西东北部曾是最富有的的蔗糖产区，后来却成了世界上动乱丛生的最贫困地区之一：为了服从宗主国及世界市场的需要，原本可以生产养活人民的粮食的土地全部变成了单一作物种植，粮食几乎全部靠进口，这里变成了饥饿的集中营。在这里，主要食物是菜豆，由于缺少矿物盐，孩子们本能地吃土以补充盐分——欧洲人高傲而轻松地将其讥讽为“非洲恶习”——大人只好给孩子们带上牲口才用的口套。

古巴在十八世纪本来有一些工业基础，拥有拉美第一家造船厂，但殖民新霸主英国对它的一度占领使其产业发展转向了蔗糖种植。从此，糖厂吞噬了一切，工业荒废了，畜牧业荒废了，粮食、水果、烟草种植荒废了，森林、牧场消失了。英国人运进大量黑奴来生产世界市场上除了奴隶贸易之外最能盈利的买卖，大量剩余价值由帝国主义和他们在古巴的代理人集团所享有。古巴，成了“世界”的蔗糖工厂，也确定了自己作为这个“世界”的附庸的地位。

古巴大资产阶级很满意这种附庸的角色，他们享用着专门从巴黎空运来的定制晚餐，在世界上最大的夜总会观看舞女的表演，他们从不在乎全国五分之三的农业劳动者所挣的工资仅仅是实际生活费用的三分之一。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卡斯特罗的马埃斯特腊山游击战士大多是蔗农和糖厂工人，而在1961年的猪湾，受美国怂恿支持的登陆军队中不仅有巴蒂斯塔时期的旧军人旧警察，还有拥有37万公顷土地的地主们、近一万所房产的房产主、七十家工厂、十家糖厂、三家银行、五座矿井和十二个夜总会的古巴老板们。

蔗糖的繁荣与奴隶贸易紧密相连。英国、荷兰是最大的奴隶贩子，从中获益最多，法国人在这桩生意上要稍为逊色一些。在奴隶贸易顶峰时期，一个英国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是6英镑，但一个奴隶贩子每年的利润却达到110万英镑。当时一位经济学家理直气壮地说：黑奴买卖是“所有事务中基本和主要的原则，是使机器的各个齿轮得以转动的主要部件”。这是事实，买卖黑奴的资金建设了英国西部的大型铁路和石板加工厂等工业，瓦特的蒸汽机研发过程中也得到了黑奴贩子的资助。获得发展后的英国工业需要较大购买力的国际市场，因此在安德列斯群岛推行工资制，于是英国就摇身一变为反奴隶制的主要推动者了——依然是为了利润，利润，利润。

在北美，新英格兰十三个自治领也从三角贸易中捞到了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十八世纪中叶，满载大桶甘蔗酒的船从波士顿出发驶向非洲，到岸后用酒来交换黑奴；满载黑奴的船下一站是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市场，到岸后总会卖个好价钱，然后用这些钱向种植园购买原糖；下一站是马萨诸塞州，在那里糖被加工成甘蔗酒，等待着下一次非洲远航。这就是一个以奴隶买卖为支点的完整的三角贸易的全过程。这中间的利润有多大呢？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和实行废奴政策前夕，一个奴隶用一枝旧步枪即可换到，而在古巴人肉市场可以卖到600多美元！

三角贸易的脏钱不仅使造船业等工业受惠，还直接作用于政治：布朗兄弟用贩卖黑奴挣的钱修建了一个冶炼炉，向乔治•华盛顿提供独立战争所需要的大炮。

新英格兰的十三个自治领在上升，终于成为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其后，古巴虽然还是西班牙殖民地，但却生活于未来的新帝国——美国的影响之下：它的蔗糖主要出口美国，而到港的船一半都飘着星条旗。当美国赢得世界历史上第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参议院已经着手讨论国旗上再加一颗古巴星的问题了。

蔗糖对古巴而言不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命运。1920年，古巴的糖每磅达到22美分，于是成为拉美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就在这年的12月，由于主要出口地美国市场糖价下跌，古巴糖价跌到4美分。次年危机爆发了，美国趁机买下了古巴大量糖厂和所有的银行，包括国家银行；古巴政府则得到美国
5000万美元的贷款，代价是克劳德将军以监督贷款使用情况为名对该国的实际统治。1924年，在美国扶持下，马查多独裁政权上台，随之而来的是动荡和革命。巴蒂斯塔1952年执政之后，严格按照华盛顿的需要来调节自己国家的糖产量，目的是为了使古巴糖价低于美国本地糖价以保护美国糖业；十三家美国糖厂拥有古巴全部甘蔗种植地的47％以上；镍、铁、铜、锰、铬、钨矿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全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固定工作，注册妓女比矿工还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古巴革命胜利。自1959年开始，给拉美人民带来无尽苦难的蔗糖在社会主义古巴开始了新的、重建生命的使命。

亚当•斯密曾经论述：“美洲的发现作出了一种更根本的（贡献）。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引起了新的劳动分工和技术改进，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绝不会发生的。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加了。”

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欧洲中心论的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正是美洲造成了欧洲居民实际收入和财富的增长……正如波梅兰茨在1997
年谈到的那样，欧洲人对土著奴隶和从非洲输入的奴隶的剥削，再加上美洲的资源，不仅给欧洲的消费与投资提供了额外的资源，而且也减轻了欧洲本身资源稀缺的压力。”
、“再有，正是美洲的金钱使欧洲人能够从亚洲买到丝绸、棉纺织品和香料，而且使他们能够通过参与亚洲境内的‘乡村贸易’而赚到更多的钱。”
资产阶级有人为此感谢美洲吗？不，正如亚当斯密一样，他们感谢的仅仅是“美洲的发现”。在他们那一套以强权构筑起来的话语体系中，美洲以及全世界所有受剥削的不发达地区，美洲劳动者以及全世界所有受压迫阶级人民，其生来的宿命就是以泪水、鲜血、生命为他们奉献财富，成为帝国大厦上的一块块沉默的砖瓦。

屠戮远未结束。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