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下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
[美]詹姆斯·彼得拉斯著 官进胜译 《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摘要： 2009年1月6日http://wwwrebelionorg网站刊登了詹姆斯·彼得拉斯题为《历史视角下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拉美中左势力不断在各国大选中获胜，开始为执政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左翼理论家与在任总统共同酝酿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并称这一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三国的政治实践为例证，分析了21世纪社会主义与20世纪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异同，并分析了其优点和缺陷。文章内容如下。
一、21世纪社会主义对种思想的批评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危机与衰亡催生了奉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中左政权，一系列的公民运动更是加速了新自由主义的消亡与中左政府的执政。这些政府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允诺进行有利于多数民众的根本变革。尽管拉美各国中左政权在具体政策层面存在分歧，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还是呈现以下的共同之处。
（1）他们摒弃市场在国家中的优先权与统治地位，反对把资本利润最大化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内在逻辑。在2000—2002年的经济衰退中，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走向灭亡，银行和公司倒闭，中产阶级的存款荡然无存，大批民众失业，最终人们不再相信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市场”教条。
（2）奉行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权谴责经济缺乏立法，导致对生产资本的不断投机。在新自由主义主导政府政策时期，大萧条之后的法律法规被废除，金融监管政策让位于市场从业人员的“自我监管”，不可避免衍生出资本投机、金融欺诈、侵占公共与私人财产。
（3）金融对生产的控制是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内容，其观点含蓄表明应当把不提供产品和服务而获取财富的“邪恶”资本主义与产生社会实用生产价值的“良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4）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批评中，一些具体的批判内容为降低关税壁垒、公有企业以低于市场价值进行私有化、国家放松对战略资源的控制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5）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认为新自由主义政府屈服于国外银行和私人资本，中左翼政治领导人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批评，誓言与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决裂，但并没表示要与其他模式的资本主义分道扬镳。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吸引了大批普通民众，但21世纪社会主义者也不接受20世纪社会主义，目的主要是稳定中产阶级和有产者，并重申政府不会侵犯私有财产。
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批评世纪社会主义者不仅批评新自由主义，而且也不认同20世纪社会主义。他们的这一立场不仅是应对社会主义批判者的政治策略，而且承诺要建立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全新社会主义。为了彰显与20世纪社会主义的不同，他们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进行了如下的批评。
（1）旧有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官僚主义盛行，资源配置不当，遏制创新与个人选择。
（2）旧有的社会主义无论在执政方式还是选举方式上都极端专制，通常都是一党执政，压制公民权利与市场行为。
（3）21世纪社会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制度，通过选举可以上台执政或实现政权更迭，同时反对以武装斗争，尤其是游击战获得政权，尽管拉美3个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都是在汹涌的公民运动中通过选举开始执政。
（4）根据21世纪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旧有的社会主义没有考虑每一国家的具体实际，而他们则强调种族、民族、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以及政治实践的差异。
（5）21世纪社会主义重视新世纪世界范围内国家政权的构成状况，指导21世纪社会主义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未来发展。在影响国家政权的各种新因素之中，他们十分关注苏联的解体、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与崛起、美国经济实力的衰减、委内瑞拉倡导的新兴地区联盟、拉美中左政权纷纷执政以及亚洲和拉美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等。
（6）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宣称，“国家与社会的新体制”并非照搬旧有或现今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似乎每一种机制与政策都完全自己设计，原创与创新是其增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
（7）21世纪社会主义政府强调其政权过去或现在都与共产主义不存在丝毫联系。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公开拒绝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或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而查韦斯的理论也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与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厄瓜多尔的科雷亚（Correa）与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都逃避阶级分歧，以“公民革命”对抗腐败的寡头政治，以文化上遭受压迫的印第安社会对抗美国和欧洲的霸权。
二、21世纪社会主义在各国的不同实践与评析尽管21世纪社会主义政府都已清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的政策与机制特征还是令人对其革命的诉求以及满足选民期待的能力产生疑问。一些政治领导人和政治追随者都在宣称自己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然而他们之间的理论认识与实践观点却存在巨大差异。以批评的视角具体审视不同国家的不同实践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些国家间的差异，而且有助于了解这些国家的制度创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原创性。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策源地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查韦斯总统的讲话以及政府的政策都表明21世纪社会主义具有激进的特质，在对外政策上挑战华盛顿的战争政策，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然而，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虽有创新，但仍然具有强烈的激进民粹主义特征，与先前拉美和欧洲福利国家改革中的民族主义政权非常相似。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显著创新就是融合玻利瓦尔的民族主义、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拉美的民粹主义。查韦斯总统的思想深受玻利瓦尔的著作和行为所影响，与帝国主义势力毅然决裂，依靠民众的支持抗衡国内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社会精英。虽然查韦斯并没有提及他的思想融合了玻利瓦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明显带有民族主义的特征。虽然支持古巴革命，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关系亲密，但是他并没有照搬古巴模式，只是在国内成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类似群众组织。
在经济上，基于对劳资冲突和国内稳定的政治考量，查韦斯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对石油、钢铁、电信等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以及土地改革。在政治上，查韦斯在多党制的框架下领导成立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推动全民公投以修改宪法。他的创新之处在于鼓励成立基层自治组织，摆脱国内低效、敌对与腐败的官僚束缚，目的似乎在于以工厂、社区自治为特征的直接民主取代职业政客所操纵的代议制民主。在社会政策方面，查韦斯实施了一系列改善下层民众生活的具体项目，其中包括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与教育、引进古巴2000名医生以及在农村建立流动诊所和医院等，先前被资本主义政府遗忘的底层民众能够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且在全国设立国营超市，以政府补贴低价向低收入家庭出售食品。在对外政策方面，查韦斯坚决反对美国在中东和南亚进行的战争，挑战以反恐为藉口的帝国战争的逻辑依据。
基于以上分析，人们便会对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产生这样的疑问：（1）它是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与20世纪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完全决裂？（2）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改革如何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平衡？（3）委内瑞拉的社会变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缩小了社会差距并使多数民众在转型期受益？
今天的委内瑞拉是一个混合经济体，私营企业在银行、农业、商业与对外贸易中仍占统治地位，同时国有企业的力量不断壮大，石油资源收入优先在全社会配置。委内瑞拉的混合型经济与“二战”后初期欧洲的社会民主政体模式十分相似，但还是存在一种主要区别，即委内瑞拉国家控制大部分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部门以及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受益者。
尽管委内瑞拉政府不断扩大社会支出，规模远超先前的社会民主政府，但还是未能解决国内财富过分集中的问题，贫富差距远远超过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与目前拉美其他国家并无区别。在国有企业，尤其是石油及其相关产业中，上层与中上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收入基本相当。
集体企业的自治在委内瑞拉属于新鲜事物，超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互助计划，但目前这种自治仅限于五、六家企业，远没有在全国推广。查韦斯亲自领导的激进农业改革并没有能够改变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土地分配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政府至今还无法向土改受益者提供金融、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此外，国民警备队无力阻止地主买凶残害土改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的行径，截至2009年底200多名农民被杀，至今案情毫无进展。
世纪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十分关注政府把石油产业收归国有，但是他们却并没考虑委内瑞拉与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欧盟的跨国公司新近成立的合资企业不断增加。尽管美国跨国集团在委内瑞拉的作用日渐式微，投资伙伴的更替使得委内瑞拉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外资对矿产和石油的投资还是明显增长，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没有任何增长。
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最惹人争议的内容就是国家对石油这种单一商品的依存度达到70％，并且出口市场主要为美国这一敌对、不稳定的单一市场。查韦斯政权受到威胁的另一方面源自国内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内政部和警察的无能以及与基层组织缺乏协调使得政府严重缺乏社会动员能力，也显示出公民运动的局限性。
查韦斯努力实现玻利瓦尔反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相互融合，与拉美先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完全决裂。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在国内重要经济部门占统治地位，私营和公有产业内部的阶级差距继续扩大的情况之下，人们应当牢记的是，社会主义不是静止的思想，而是不断发展的进程，应当在工厂和社区不断扩大公民的权力。
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接受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体现。厄瓜多尔终止了与美国的曼塔（Manta）军事基地租赁协定，对先前政府所欠部分债务提出质疑，批评哥伦比亚入侵边境与军事打击游击队营地，对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提出批评以及支持委内瑞拉的地区一体化建议。在国内政策方面，科雷亚总统反对传统右翼政党与寡头政治。因此，他被民众与传媒普遍认为具有左翼思想。然而，他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只是体现在他反对的人与事方面，并未体现在其进行的社会结构变革之上。
科雷亚的国内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其他主要政党提出批评，支持与领导国内公民运动，成功推翻美国支持的右翼政权以及召开制宪大会制定新宪法。他的这些法律与政治变革构成其激进主义的外在特征，也为其倡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科雷亚的这些国内外政策奠定了他中左翼领导人的地位，但从广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模式的视角分析，他的这些政策还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最为背道而驰的是厄瓜多尔政府坚持与继续扩大外国私人资本对本国战略资源的控制权，57％的石油被外国跨国集团控制，与外国矿业集团签订长期开采合同，这些集团控制了国家大部分外汇与贸易收益。更为严重的是，科雷亚强烈压制印第安人社团反对资源外包的抗议活动，拒绝与之协商，并斥之为“一小撮落后分子”。尽管外国石油公司开采导致的水源、空气和土地的污染已造成民众的严重疾病和死亡，科雷亚还是坚定地把外国矿业集团对本国的剥削作为国家主要发展战略，他的“反寡头政治”的政策实质并非反对资本主义。
科雷亚成功开展公民选举运动，在多党竞争中赢得大选的胜利，支持率超过70％。科雷亚获胜主要由于承诺增长工资与给小企业优惠贷款等短期妥协，但是这些措施与世界经济持续萧条的背景却不相吻合。他批准私营企业垄断电信行业、反对土地改革、禁止工会罢工，却不对政治体制进行任何变革，结果导致更多的游行与抗议。更有甚者，政府不断强化资本，尤其是国外资本对金融体系、商品贸易与矿业开采的控制。
世纪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象征与修辞，只是一种对外宣传的口号，科雷亚根本没有在国内变革阶级关系、财产所有权与公民权利。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似乎是一种把新型对外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相互融合的便捷方式，政府起初激进的措施逐渐变得保守，原来对先前政府所欠外债进行质疑但最终还是全额偿付。
玻利维亚的21世纪社会主义莫拉莱斯在其执政的前5年（2005—2009年）进行了无数的社会变革，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改革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或者属于为向社会主义转型而采取的措施。
莫拉莱斯在九大政策领域实施了社会政治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国内改革就是保障印第安原住民的政治、文化与司法权利。玻利维亚政府保障印第安城市享有自治权，促进印第安民族语言在教育和地方事务中的应用，国家重视印第安宗教与民族节日，加大力度惩治侵害印第安公民权利的事件。
玻利维亚政府适当增加了跨国合资企业中政府的收益比例，提高出口到巴西和阿根廷的天然气的价格，在增加国家政府收入分配比例的同时降低省级政府收入分配的比例。2005—2008年间的农产品和矿物出口价格达到新高，尽管出现官僚体制导致生产和服务业投资实质滞后的现象，地方政府的税收还是大为增加。与此同时，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这些改善与莫拉莱斯竞选时最低工资翻番的承诺相距甚远，与政府税收大幅增长的事实也不吻合。
玻利维亚政府最大的骄傲就是国家外汇储备从20亿美元升至60亿美元，并严格控制社会支出与平衡收支。莫拉莱斯的这些措施更加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完全不同。然而，国家外汇储备翻了三番，多数农村印第安人依然贫困。声称在一个贫困人口比例达60％的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却执行这样的政策的确新奇。
莫拉莱斯鼓励发展工会组织，避免压制矿工与农民运动，而与此同时他不断委任各种行业组织新的领导人。事实上，尽管社会差距继续扩大，政府与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这种新型关系使得这些组织对政府的容忍度不断增加，罢工和独立阶级运动的数量也因此下降。此外，农业与矿产跨国集团、中小资本家以及印第安工会运动三方联合，共同支撑莫拉莱斯的经济战略政策。政府投入几百万美元的补贴成立“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实际上由中小矿业主拥有，矿工的工资通常低于大型企业的水平。
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政府的最大变化表现在其外交政策与外交辞令方面。玻利维亚与委内瑞拉结盟，支持古巴和伊朗，在一些重要领域反对美国的政策。玻利维亚反对美国制裁古巴以及在哥伦比亚建立军事基地，反对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并取消其关税优惠待遇。莫拉莱斯强烈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打击，一直支持不干预政策。
玻利维亚经济政策的最大特征是外资拥有的跨国集团对矿产开采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近100家跨国集团目前正在开采玻利维亚的矿产和能源，利润丰厚，工资低廉，几乎不受环境法规的约束。2009年9月，莫拉莱斯在马德里的一次演讲中告诉西班牙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只要他们不干涉政治以及同意资产共享，就欢迎到玻利维亚进行投资。其实，无论外国资本能带来多大的利益，这一行为还是曲解了21世纪社会主义，以国外的首席执行官与当地的管理技术精英取代无产阶级和农民，或许是实践社会主义的一种崭新方式，但这可能更加接近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
在对国外矿业集团开放的同时，莫拉莱斯向农业和商业提供高额补贴与低息贷款，甚至对那些支持极右政治团体的大农场主也毫不吝啬。他无视大农场主的政治敌意，为他们扩大势力提供资金支持，明确表达了他注重资本主义的发展，丝毫不关注农民的可替代发展模式。玻利维亚农村与城市贫民窟的状况依然如故，贫富差距没有任何改变，圣克鲁斯（Santa Cruz）最富有的100个家庭继续拥有80％以上的肥沃土地，而80％以上的农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矿业、批发与零售以及银行信贷依然被寡头掌控，其势力近年又在向其他产业扩展，与全球跨国资本的联系更加紧密。莫拉莱斯不仅实现了保护经济精英的诺言，而且还把跨国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与待遇丰厚的相关政府高级管理人员纳入统治阶级的范畴。
尽管多数社会主义人士认为大地主几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莫拉莱斯还是主要依靠他们增加农产品出口，忽视当地农民的粮食生产。农民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成千上万名印第安人仍被当作奴隶受到剥削。对于政府而言，官员们更加关注生产、出口与国家财税的增长，农民受到的严酷剥削几乎得不到重视。尽管国家出台了劳动法规，但这些法规在农村根本没有实施，劳动督察也极力避免与地主发生任何冲突。农民占有土地的几次行动都遭到政府诋毁，在未开垦地区推行土改的草根运动也受到政府的强烈反对。莫拉莱斯政府的21世纪社会主义更加强调“文化与政治”的内涵，把更多的时间和经费用在弘扬印第安的传统节日和音乐舞蹈之上，根本不去考虑把富饶的土地分配给营养不良的印第安民众。
为了分散对农业改革的注意力，政府把无地的印第安人安置在偏远的集体土地之上。这一“殖民计划”其实是一种灾难，印第安人被运抵这些疾病蔓延的偏远地区，没有农具、种子、化肥与住所。不到两周，这些印第安人纷纷要求回到他们原先生活的贫穷村落，那里的状况也要远优于疟疾横行、缺乏规划的偏远之地。为了弥补实施不力的农业改革，莫拉莱斯组织了几次盛大仪式向中小农户赠送拖拉机，各类媒体广泛宣传。与其说这是社会改革的组成部分，不如说这是选举政治的考量结果。
莫拉莱斯经济与政治政策的两个显著特征是重视发展传统的矿产出口以及建立以社团主义为基础的选举机器。在其执政的第5年，与跨国集团签订矿产开采和原材料出口的合资企业的附加值几乎没有增长，工业化水平以及提供大量就业的产品深加工规模也几乎没有任何扩大。农产品出口也是如此，多数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加工并不在玻利维亚进行，否则将会给穷困潦倒的印第安人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政府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但对本国工业却不提供金融和政策支持，以取代资本与耐用消费品的大量进口。
莫拉莱斯的政治策略与半个世纪前的民族革命运动极为相似，工会和农民运动与占统治地位的党派—国家政治紧密结合。政府没有进行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主要依靠党派的政治操控，忠实于党派的民众总是受到青睐，而莫拉莱斯的政治庇护策略就是再次强调印第安的身份认同与团结。
莫拉莱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远非创新与“社会主义”，在政治模式上更加类似20世纪的社团主义。对玻利维亚的历史有略微了解之人都会知晓，迷恋象征主义政治的记者与作家都轻易给那些仅在言辞上怀疑自由市场理论的政客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莫拉莱斯政府也因此被冠以激进与社会主义的形象特征。
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比较与历史分析鉴于不同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在各国的不同实践，有必要把这些政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比较框架中进行分析，以真正理解21世纪社会主义对拉美社会的影响。
尽管政治评论家不吝溢美之词，21世纪社会主义政策的最大特征就是这一理念与先前并无新颖与特别之处：混合型经济政策以及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政治操控，使得他们的政策实践与20世纪40—70年代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并无明显区别。除查韦斯政权略显不同之外，其余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最多也就是把破产的私人企业国有化、增加本国在合资企业的股份以及提高农产品和矿物出口的税收。
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的“民族化”与20世纪30年代“印第安美洲主义”的思想具有相同之处。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不同，这些中美洲的政治先贤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改革，重新分配几百万英亩被充公的肥沃土地，反对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而当代的民族主义主要依赖身份认同的政治操作。
21世纪社会主义与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世纪社会主义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广度与深度都与20世纪社会主义无法比拟。我们分析一下依靠选举政治上台执政的三个社会民主主义政权：危地马拉的阿本兹政府（Arbenz，1952—1954）、巴西的古拉特政府（Goulart,1962—1964）以及智利的阿连德政府（Allende,1970—1973）。这三个社会民主主义政权都进行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农业改革，受益的农民人数远超过21世纪社会主义的改革，甚至是外资企业的国有化程度也超过多数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
在外交政策的宣传与实践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辞具有相似性。然而，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权比现在没收了更多的外资，如阿本兹没收了联合果业公司（United Fruit）的土地，阿连德没收了阿那康德铜业公司（Anaconda Copper），而当今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鼓励、邀请外资开采矿藏与开垦农田。不同的经济政策反映出政府所依赖的不同国内阶级结构与经济联盟。与先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形成对比的是，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已经与技术官僚、跨国集团以及国内的农业与矿业精英形成了妥协，这些人士对决策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社会底层的印第安人与工人。
21世纪社会主义：新历史形态还是循环政治进程？
回顾拉美近6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拉美的政治模式不断在左右之间循环，美国通过政策干预、军事援助和民选政治代理人等方式支持建立的政权与依靠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上台执政的中左政权不断斗争。问题的关键在于，最近几年上台执政的中左政权是循环模式的产物，还是已经具有坚实的国内外基础，能够持续执政？
“二战”后的拉美经历了约5次左翼与右翼政权的更替。“二战”结束，法西斯主义覆灭后，世界范围的民主、反殖民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拉美也不例外。1945—1952年间，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民粹主义者以及各种公民联合政府在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巴西和玻利维亚纷纷上台执政。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on）和爱娃·庇隆（Eva Peron）实施铁路国有化，推出多项福利措施，外交上追寻“第三条道路”以摆脱美国的影响。智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激进力量联盟赢得了1947年大选，承诺进行广泛的劳动与社会变革。玻利维亚的社会革命推动了锡矿国有化与农业改革，并成立了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
世纪40年代末期，杜鲁门主义兴起、美国出兵朝鲜以及冷战的加剧都促使美国干涉拉美地区的中左翼政权。在华盛顿的默许之下，拉美的金融寡头与美国的大财团在50年代支持一系列军事政变和独裁政权上台执政。秘鲁的奥德里亚将军（General Odria）、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内斯（Perez Jimenez）、危地马拉的卡斯蒂罗·阿马斯将军（General Castillo Armas）都在本国夺取了政权。1955年阿根廷的民选总统庇隆被军事政变赶下台，巴西总统瓦加斯（Vargas）被逼自杀，智利的左翼联盟解散，共产党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极右势力的兴起、中左政权的倾覆、劳工运动受到血腥镇压，这一切都确保了美国的霸权，符合美国的冷战政策，也为经济入侵拉美打开了方便之门。
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霸权与剥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被残酷镇压以及经济寡头对公共财产的侵占导致了公民运动的兴起与左翼运动的回归。1959—1976年间，众多左翼政权在这一地区又开始上台执政或成功挑战极右政权。1959年的古巴革命以及1958年的委内瑞拉革命都获得胜利，巴西的古拉特（1962—1964）、智利的阿连德（1970—1973）与阿根廷的庇隆（1973—1975）等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政权又开始执政。这些政权都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美国的霸权，都受到公民运动的鼎力支持，纷纷宣布要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对战略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并实施了多项反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措施。
然而，除古巴外，拉美革命都极其短暂。即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左翼运动中，美国及其军事代理人还是进行强力干涉，阻止社会进步运动的发展。1964年和1971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与玻利维亚的托雷斯政权（Torres）都被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随后，智利的阿连德政权（1973年）和阿根廷的庇隆政权（1976年）也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军事组织联手赶下台。风起云涌的20世纪左翼运动也因此销声匿迹。
—2000年间，右翼势力处于上升态势，这些政府的长期统治使得拉美左翼运动受到严重削弱。军事政权以及独裁的新自由主义民选政权取消了所有关税和金融监管，盲目实行自由市场与依赖美国的经济政策。在此期间，5000多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其中多数由跨国集团掌控，超过15万亿美元以利润、利息、逃税、洗钱等形式被转移到国外。但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资本的“黄金期”却是经济停滞、社会严重分化以及危机频发的时期，诱发了这一地区新千年的公民进步运动与新一轮的左翼政权上台执政，也促使我们思考这些新左翼政权的生命力是否能够持久？
世界历史结构的变革拉美左翼运动出现循环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美国的超强经济实力与干预能力，但近年来美国的这两种能力均出现相对衰落。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债权国家，也不再是巴西、智利、秘鲁和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除墨西哥外，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在拉美地区日渐式微。在其“后院”的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几个国家与委内瑞拉签署了石油补贴协议，而华盛顿则在哥伦比亚增加了7个军事基地，增强第四舰队在拉美的军事存在，以弥补其经济在这一地区的衰落。尽管美国增强了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力量，但拉美以外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争以及与伊朗的长期对抗还是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干预能力，使得它无力在拉美开辟第四战场。
因此，美国只有依靠金融和当地的军事雇佣动摇和推翻中左政权。世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亚洲市场的不断扩大，拉美可以实现市场与投资伙伴的多元化，限制了作为国务院政策执行者的美国跨国集团的政治干涉。同时，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削弱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对拉美的农产品和矿物需求非常有限，拉美国家也转而依赖新兴经济大国。此外，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拉美各国加强了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以及限制美国银行的投机行为。华盛顿高唱“自由市场”，实际却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出口补贴。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在拉美的意识形态影响力遭受重创。
拉美左翼运动的起伏与循环主要源自美国，而今美国的实力结构大为削弱，左翼政权的生命力可能更为持久。然而，美国仍是影响这一地区的关键因素，仍与本地区的右翼军事和经济力量联系紧密。其次，中左政府依赖外国和国内经济精英扩大农产品和矿产出口，国际市场的不断波动，如此的发展战略容易给本国带来危机。最后，中左政权没有能够消除地区和社会差距，也未能够掌控战略经济部门。
以上因素的考量又不禁让人怀疑这些拉美中左政权的生命力，因为能够阻止新自由主义复辟的国家结构与阶级结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内部变革。当前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是迈向真正社会主义的基石，还是复辟亲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前的过渡阶段？这一结论还有待公开讨论。
四、结语世纪社会主义是否优于20世纪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我们选择比较的不同模式以及进行比较分析的政治准则。尽管提及20世纪社会主义，人们便不禁想起苏联模式，但是20世纪社会主义并非只有单一的苏联模式。20世纪社会主义政权至少存在4种不同的激进模式，其内在政治结构也不尽相同。
革命的一党政权，主要包括古巴、朝鲜、中国、越南和苏联。除苏联外的4个国家都把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在不同阶段言论与个人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这4个国家都曾奋力反抗美国的侵略，遭受制裁与禁运，也都采取过严厉措施平息社会的动荡。
通过选举上台的社会主义政权，主要包括智利（1970—1973）、格林纳达（1981—1983）、圭亚那（20世纪50年代）、玻利维亚（1970—1971）、尼加拉瓜（1979—1989）。多党竞争甚至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这些政权容易受到军事干预、军事政变与经济制裁影响。
自治的社会主义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在南斯拉夫的工厂付诸实践，1963—1964年阿尔及利亚也进行了短暂实验。美国和欧洲支持的分离主义运动导致南斯拉夫解体，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实验也终止于一次军事政变。
以大规模、长期的社会福利计划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瑞典，得到实施，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管理。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只在东欧实行，并且经常爆发社会变革与民主运动，如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20世纪80年代的匈牙利。同样，21世纪社会主义也具有不同的政治模式。
委内瑞拉把石油、钢铁、水泥、银行和电信等重要产业收归国有，没收大量农田并安置10万多户农民家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与义务教育，鼓励建立社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组织。
玻利维亚没有实施国有化运动。相反，莫拉莱斯鼓励公私合营，引进十多家外国矿业集团，支持扩大印第安人公民权利的政治改革，增加住房、基础设施和扶贫等社会支出，但并未实行农业改革。
世纪社会主义最保守的模式出现在厄瓜多尔，政府在矿业和石油产业上作出重大让步，实行电信私有化，对国内商业精英进行补贴。科雷亚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却把印第安人的土地转让给矿业公司。社会主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增加社会开支、取消美国的军事基地、批评美国的军事和贸易政策。然而，科雷亚却继续保留美元主导的经济模式，限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假如我们采用公认的准则来评判20世纪和21世纪的社会主义，我们就能在经济独立、社会公正与政治自由方面对其进行客观的判断。
在公有制方面，除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以外，所有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规模都要超过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目前的委内瑞拉最为接近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综合比较公有制、公私合营与私有制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的贡献，20世纪的公有企业既有高速增长，也有停滞不前；公私合营企业易受变化莫测的国际市场和需求的冲击，在繁荣期的高增长与萧条期的压缩生产中循环。在社会关系、社会福利与工作条件方面，公有企业总体优于合营和私有企业，虽然私营企业的工资报酬可能高于公有企业。
在农业改革方面，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分配土地，瓦解了地主阶级的权力，但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方面都不甚成功。20世纪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农业出口战略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战略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集中与农村的社会差距。但是，古巴和中国的农业改革措施不力，导致了第二次农业改革，把国有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与合作社。
在社会福利方面，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扩大社会支出，提高最低工资，但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却提供全民免费医疗与义务教育制度。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虽存在城乡差距，却能在农村提供免费医疗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而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反帝斗争方面，20世纪社会主义远优于21世纪社会主义。古巴向南部非洲派遣军队和提供军事援助以抗击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中国出兵朝鲜抗击美帝国主义；苏联向越南提供武器和导弹以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且向古巴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抗击美国的制裁。21世纪社会主义却几乎没有为民族解放斗争提供物质支持，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甚至还出兵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占领海地。21世纪社会主义最多也就是谴责美国支持的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以及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建立军事基地，拒绝签署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21世纪社会主义缺乏激进性，与理想的社会主义还存在遥远的距离，但21世纪社会主义还是举起反对美国军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大旗，鼓励开展各种公民运动，而这些都是值得期待的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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