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后美国与美国经济危机(连载)

８０后美国与美国经济危机

：安庆仁

（连载 导言）

翻遍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学》，也无法给这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找到一个哪怕是象征性解释的理由，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极具讽刺的事实，——就在斯蒂格利兹埋头撰写《经济学》的同时，世界经济正在与他的预期背道而驰。在斯蒂格利兹这部宏篇巨著中，我们找不见索罗斯和巴菲特的名字，找不见金融服务业和金融衍生品，找不见信息产业的踪迹，找不见硅谷，找不见巨无霸的美国文化产业，找不见NBA，找不见好莱坞，找不见美国一嗓值百万的歌星，找不见哈利波特，找不见吉尼斯大世界，找不见美国的高尔夫球协会，找不见事实上存在的而且是规模巨大的美国司法产业、吸毒产业、卖淫产业和博彩产业……

这些各具特色又奇形怪状的产业，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近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怎样程度的影响着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思维和行为，怎样程度的影响着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日常生活，即便建设性的意见斯蒂格利兹都没有提出。所以我们既无法确切知道美国经济的真正模式，更无从知道这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美国式的经济行为，究竟要把我们带往哪里？是要给我们带来幸福，还是要把我们推向深渊？是要让人类共同富裕，还是要把人类一同毁灭？

倒是悲观主义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尽管莱维·巴特拉的分析并不全面，也不那么精准，但他的忧虑的确不无道理。1987年莱维·巴特拉发表了《1990年大萧条》，这本书的文字有限，却轰动了整个美国，并引起国际经济界的广泛注意。《1990年大萧条》有两个观点值得关注，一是借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根据社会周期率的普遍规律，分析和指出了经济活动与社会变化两者间的密切关系。他首先指出，社会周期率是客观存在，“财富与权力的显赫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移，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了社会的周期性运动。”然后他根据历史事实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支配阶级居于社会上层的时间至少占那一时代的三分之二。”这实际上等于说，支配阶级毫无节制的敛财，最终必将被被支配阶级推翻，进而以支配阶级的面貌现身历史舞台，然后是历史的周而复始。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是——货币扩张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总根源。莱维·巴特拉在书中以图表的形式，非常直观的分析了自1770——1990年美国货币发行量增长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因果关系。在200年的时间里，美国10年货币增长率每隔30年就会出现一个历史峰值，美国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间隔大体上也是30年，这不是巧合，因为每一次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就发生在那个历史峰值出现后不久。

比莱维·巴特拉更具体、更坦率批评美国经济神话的，是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中，盛田昭夫不留丝毫情面的指出：“在美国，人们通过金钱游戏或兼并一类的方法，把资金倒腾一下，就会发大财。自己不去制造使用东西，只是摆弄金钱，舒舒服服的发财，并美其名曰‘后工业时代’，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坐吃山空，早晚有一天美国经济要变成空壳。”让盛田昭夫不幸而言中。盛田昭夫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89年，仅仅20年时间，就彻底应验了。当时的美国人并不服气，随后写了一本书《美国不许日本说不！》。在这本书里，美国人大谈特淡第三次浪潮、无烟工业，以教师爷的口吻教训日本，日本要更新观念，要用全新的视角看未来世界，千万不要有了点成绩就翘尾巴，要继续像小学生那样，虔诚的崇拜美国，虚心的学习美国经验，不要说“不”，这是不好的心态，要继续说“是”、说“yes”、说“嘿”。

实践至少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今天的美国人，如果重新翻开《日本可以说不！》，哑口无言之余，是无尽的酸楚和悔恨。事实上提醒和批评美国的声音不仅来自日本，在欧洲也同样存在，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在他的《西方战略》一书中，也从不同的角度告诫美国人，“美国目前向外国债主支付的纯利息和他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利润，数目比他自身在国外获取的利息、利润还多。如果美国不调整他的政策，他将不可挽回的没落，并影响世界经济，造成全面衰退。”其中非常值得玩味的，是施密特没有使用“衰落”一词，而是使用了“没落”这样的词汇，看到这个词汇，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克思，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一点不错，光明耀眼，正是他死亡的征兆。

沿着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藤蔓我们上朔，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之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必然联系。因为正是这次石油危机，才造成了美国人用以思考经济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自那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社会便开始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制造业整体性的外迁，经济逐渐呈现出服务化、信息化、娱乐化、概念化特征。之所以有这个变化，是因为油价的暴涨极大的增加了制造业产品的成本（这个问题将在后边单独分析），这让美国人认识到，制造业是个很不划算的生意，投入大、周期长、耗时费力但利润却很低。相比制造业这种受累不讨好的生意，服务产业如证券业、信息产业如网络、卫星中继业务、娱乐产业如NBA、概念产业如金融衍生品，只需消耗很少一点资源甚或根本就不需要资源消耗，也没有运输成本，只要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把信息传输出去，白花花的银子就滚滚而来。这种经济行为，盛田昭夫称之为“象征经济”。

美国从来就不是有长远眼光的国家，一经尝到“象征经济”的甜头，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就被彻底征服了，随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高技术工业的计划和部署，确定了17项需要加速商品化的新技术，22项重点开发的高新技术，提出了著名的《美国先进技术计划》，《美国技术政策蓝皮书》、《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 这实际上是一种指导经济发展的新的哲学理念，曾经席卷世界的所谓的“第三次浪潮”，事实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那以后，根据美国人的观点以及美国社会美国经济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人们越来越相信，农业、工业制造业都已经变成了夕阳产业，在21世纪必将被人类所抛弃，谁能跟上并主宰“第三次浪潮”，谁就拥有了在世界上的绝对发言权。时至今日，当年甚嚣尘上的所谓“第三次浪潮”，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根本模式，然而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被美国人美轮美奂的描述打动了，尤其是中国社会，仿佛有一种被开除“球”籍的自卑。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按照美国人当时的说法，美国经济已形成“新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进入了“新经济时代”，美国人骄傲的称之为“世纪现象”。在围绕有关谁来引领21世纪的争论中，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美国依靠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产业、依靠稳健而富有活力的金融产业、依靠符合市场机制的产业兼并、依靠经济增长的高质和高效，至少在21世纪的前半叶可以独占鳌头。然而同时我们却发现，就在美国开足舆论机器向全世界宣传第三次浪潮的时候，他真正关心是怎样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为此美国政府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打击和征服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国，包括格林纳达、海地、巴拿马这样的芝麻粒，都能劳驾美国政府大动牛刀，而1989年以后，美国政府用兵的规模更是越来越大。

动辄以武力解决，美国政府究竟为了什么？这自然要跟美国的文化产业扯上关系。美国的文化市场很早就存在，但文化真正变成一种产业则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约翰·奈斯比特在《影响未来的十大趋势》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几年前，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决定放弃日益衰落的制造业，以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作为当地经济的支柱，该市并没有举办重大体育活动的特许权，也没有获得这种特许的前景，但市官员们孤注一掷，投资8500万美元修建了一座6100个座位的印第安纳·胡齐尔体育场。……这次冒险获得了成功，印第安纳波利斯靠着这座体育场和向球队老板补贴银行利息付款的许诺，把原巴尔德莫‘小雄马’队成功的拉了过来。”这之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又相继修建了大型的游泳馆、田径馆、自行车场馆以及一座容有24块网球场的竞技场。

除体育外，好莱坞（视听产业）和图书业也是美国GDP的重要来源。文化产业直接为美国国内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在80年代中期，美国文化产业的经营总额就已经高达几千亿美元。一份可靠的资料说，在纽约市，能与华尔街的经济效益和经济规模相抗衡的只有文化产业。显而易见，这是美国极力向全球推销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的唯一原因，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是否真就如美国人认为的那么好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十个中国人喜欢美国文化，这些人对美国文化的消费就可以让一个美国人食住无忧，当今中国至少有两亿人在消费美国文化，也就是说，至少有2000万美国人因此而成为直接受益者。有了这个分析，美国政府不惜动用军舰、飞机和导弹推销美国文化的秘密也就天下大白了，因为美国文化养活着美国人。

推销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另一大生财之道。我们知道，美国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美国政治和法律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论，如果美国价值观得到全世界认可，美国的游说产业和咨询产业就可以向外发展。至今没有一本书详细的阐述过美国游说产业和咨询产业，因为那是些除了天知地知就是你知我知的秘密，游说产业和咨询产业跟吸毒、卖淫、赌博产业共同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五大污点，文明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分赃和损人利己。美国咨询行业的高参们就像中国大多数律师，与罪犯同流合污甚至教唆犯罪。一份公开的资料说，美国咨询产业的年营业额高达700亿美元，但有人分析，灰色的部分可能是这个数额的十倍。从克林顿竞选顾问迪克·莫里斯身上我们足以一窥这两大产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迪克·莫里斯出手阔绰、一掷千金，就连身为房地产业高级顾问的他的父亲都望尘莫及。

最近20年美国的游说公司和咨询公司在全世界风生水起，炙手可热兼财源滚滚，在中国也是大获丰收。与这两种产业有异曲同工之美妙，美国司法产业也是暴利惊人，有的律师提供一分钟服务就要几十上百美元。美国律师比中国的公共厕所还要多，全美国大概有110万律师，平均每350人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律师平均年收入10——20万美元。从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如果个人年收入总额是110——220亿美元，那么那些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总额至少不低于这个数额的十倍。美国价值观简单的说就是律师加竞选，假如美国价值观能在全世界普及，无疑会成为推动美国经济的新的增长极。

纵观最近30年的世界经济，无论欧洲、日本还是中国，都是为美国经济、美国政府、美国人做嫁衣。美国手中有十二大法宝，一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二是8000吨黄金贮备，三是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四是美国出产经济学上帝，五是有一个企业性质的美联储，六是有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三位一体的金融大鳄，七是美国有人莫能及的优秀文化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价值观，八是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九是只有美国才能制定游戏规则，十是国际认证机构只有美国的最有权威性，十一是美国人控制着互联网，十二是超级强大的美国军事实力。

这12大法宝就是美国手里的12张牌。有时候，某张牌看起来很滥，但只要与其它牌组合使用，就会变成一张好牌。譬如美元贬值会降低美国人的国际购买力，这对进口和消费大国无疑是极端不利的，但美国可以借机以很高的价格抛售黄金，既可以从黄金交易中狠赚一笔，又能有效地回收美元。美国回收美元，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国手里的货币，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别人手里的货币，一正一负，美国从中赚了双倍。同时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减少了，美元自然又坚挺起来，而金价必然走低，于是美国回过头来，在以低价吃进黄金。假如想让效果更好一点，组合牌多出几张就是了，金融炒家、经济学家、美联储从旁一配合，那就做的天衣无缝了。这就是美国和美国人敢于花钱的原因。从理论上说，有这12张牌在，美国人可以什么都不干，只要创新理论研究出一些新经济概念，然后推销给全世界就足够了。耐人足够寻味的是，这一切，斯蒂格利兹在他长达百万字的《经济学》中只字未提。

第一章 美国为何要放弃制造业

一

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了35%，美国是石油进口国，这种跳跃式的价格上涨，让美国一夜之间增加了1000多万穷人。在1970年代的美国，存在着四个阶层，富人、白领、蓝领、无业穷人，其中蓝领阶层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60%，蓝领阶层其实只是个泛称，这个阶层内部按收入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高级的技师属于蓝领中的高收入阶层，这种工人知道在那里划圈，划个圈只值一美元，但知道在那里划圈值9999美元；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占中间，普通工人比如流水线上负责组装的工人都是低收入者，油价上涨对这部分人的损害最大，一觉醒来后他们发现，平时买得起的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已经接近昨天那些高档消费品的价格。

1967以后的美国，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一直并存，美国的失业率乘美国的人口基数，恰好等于美国穷人的人数，大致上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0%左右。但有工作的普通蓝领工人生活大体还过得去，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是货币扩张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了物价上涨。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通货膨胀是一种惯性，这是凯恩斯的一大发明，目的是为了制造需求拉动增长的效果。这种通货膨胀也可以称作温和的通货膨胀，两种因素相互一抵消，工人们多少还有一点赚头。但如果不加遏制，任由这种通胀持续下去，也是非常可怕的，美国恰恰就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通胀增长率连续两年以1.1%以上的递增率上涨，1967年通胀率是3.1%，其后三年依序是4.2%、5.5%、5.7%。为了遏制这种恐怖的上涨势头，1971年8月尼克松冻结了美国工资和物价，虽然这种来自政府的干预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能持续干预下去，美国是市场经济，所以三个月后，这种冻结就结束了。自那以后，物价增长率持续走高，不过1972年总体上还算可以，物价增长率一直维持在6%附近。

到了1974年情况大变，物价增长率骤然突破两位数，达到了空前的11%。美国的普通工人由此开始了一场长达15年之久的灾难，工资绝对收入是在增加，但相对收入却一直在下降，到1989年，美国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较1972年下降了30%。这个阶段，美国家庭收入所以没有下降，进而还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妇女已经成为劳动力队伍中更加活跃的成分。美国妇女之所以变成劳动大军，既不能归功于妇女解放，也不是女权主义争取的结果，而是因为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给女性提供了就业和展示女性才干的前景广阔的市场。在1975年——1985年，十年间美国新增加的产业中，有2/3的岗位被女性所占据。到1985年全美国就业妇女高达5000万人，约占16周岁以上有工作能力女性人数的53%，占全美就业总人数的45%。

女性的高就业率说明，从1975——1985年，悄然间，美国完成了经济转型，而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显然更适合女性参与。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应该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石油虽然还强烈的影响着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生活，但更多的是影响着美国人出行的方式，美国产品则已经进入到后石油或后工业化时代。

为了把这个问题分析的更加全面具体，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产品的成本问题。

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中，成本大致包括如下费用：

1、 原材料费用

2、 劳动力使用费用（工人工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抚恤金即中国的养老保险）

3、 燃料费用

4、 固定资产损耗

5、 上缴的税费

6、 运输费

7、 企业管理费

8、 企业保险费

9、 宣传广告费

10、研发和知识产权使用费

11、公关费

12、残次品损失费

13、办公费

企业家对运输费的理解是孤立的。比方说一把不锈钢勺子，企业家家眼中的运输费就是原材料采购到进入生产厂家这个过程。这种计算方法显然忽略了物流宏观上的运输成本，也就是整个国家为了生产勺子付出的全部运输费用。从国家的角度讲，这把勺子的运输费用应该包括这样几个环节：一、矿石从矿山拉到冶炼厂的运费，这种运费是双向的，送货时满载而去，回来时空车，运费显然不能只计算单程。二、矿石冶炼成钢坯以后拉到勺子制造厂的费用，一般的来说，这种运费也是双向的。三、从勺子制造长到商场的运费，这种运费一般是单程的。

我们知道，现代物流业中，运输工具的不同，运输成本也不同，但国际贸易一般都属于综合运输，铁路、公路、海洋或航空。由于分析模式的不同，世界各国对物流成本的计算结果也各不相同，英国的分析是，各种物流费用平均占货价总额的14.8%；美国的认为是在10——32%之间；中国*分析的结果最高，一般商品物流成本占商品总成本50%～60%以上。从商品物流成本中可以窥见世界各国产业上下游整合的力度，英国的整合应该是最好的，从矿石到产品最后定型一条龙生产下来，节省了大量的运输成本，中国的整合力度最小，不同的产业各自为政，不同阶段的产品运过来运过去，浪费了大量的运输成本。不过从中国的分析中，却暴露了运输成本的秘密，商品的成本中有50%～60%来自运输环节，如果再加入其它成本费用，制造业所创造的那点利润与它自身的付出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低工资、低效益，这就是高油价给制造业带来的最终结果。美国是市场经济，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这种极不划算的地买卖，资本家当然不会去做。有人可能会认为，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可以相应降低生产成本，但对那些简单的产品而言，科技潜力不是无限的。这意味着，即便美国科技实力强大，它也不能无限的降低这些简单产品的成本，而要想改变高油价带来的负面效果，唯一的出路是放弃制造业另辟蹊径。

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经济走上了一条铁路带动的道路，建一座车站富一个村镇，修一条铁路富百万人家。铁路对美国城市的兴起、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的著作《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有非常具体的交待，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两次两次经济腾飞，第一次出现在1815——1850年，以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业大发展为带动；第二次出现的时间在1843——1870年，修建铁路带动北方工业起飞，美国的重工业就是在这里和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钢都”匹兹堡、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等城市群构成了美国钢铁工业产业带，而克利夫兰、休斯敦、宾夕法尼亚等城市则构成了美国石油工业产业带。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是美国内陆石油资源告竭，石油依赖进口，价格上远远高于国产石油，铁路收益迅速下降。同时也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运输业的兴起，铁路运输在货运市场上所占份额由1820年代的75%下降到1970年代的35%，实际上这个时期美国铁路是在亏本运行，同一时期英国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英美两国采取的策略也大致相同，——铁路国有化。美国比英国的步子迈得更大，有些铁路干脆就拆除了。

无论从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上说，美国经济都面临着转型，因为旧有的经济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世界形势的需要。正如目前美国经济再次面临转型需要，新上台的奥巴马一改布什政府强硬野蛮的对外战略，当年的*尼*克*松*也*开*始*了*温*和*外*交，一是*在*军*事*上*迅*速*收*缩，摆*脱*越*南*战*场*这个吞*噬*美*元的*老*虎*机；二是谋划经济转型，彻底摆脱经济上受制于石油的被动局面；三是进*行*政*治*改*革，安*抚和稳*定*国*内*劳*工*阶*层*日*益*不*满的泄*愤情绪。尼克松*是*共*和*党*人，他代表着*美*国*大*资*本*家、大*农*场*主*和*大*多*数*白人的利益，但是面对严*峻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他心里非常清楚，共*和*党*人除非经受改*革和开*放的阵痛，否则必将被美国*选*民抛弃。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经济一直经历着大规模的转型，在1870年，美国有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到了1960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只有10%，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而这也正是美国农副产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1975年开始，美国经济又开始了一次具有反传统理念意义的转型，这次转型经历了20年之久，其突出特征是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与传统的经济续理念相背离，主要具有五大特征：服务化、信息化、娱乐化、概念化、高科技化。2007年法制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大学有十大新兴的热门专业，居首位的新闻媒体，排第二位的生物工程，第三是有机农业，第四是国土全专业，第五是网络商业和网络市场专业，第六是电脑游戏设计专业，第七是法律财会专业，第八位是人机互动专业，第九位和第十位分别是社会与环境和超微工程专业。这十大热门专业，虽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但也足够说明问题，美国显然是在追求一种成本极低甚或不需要成本的收益模式。
二

油价上涨的脚步并没停下来，它像脱缰野马，一路狂奔，到1974年底，油价已经上涨了三倍。进口同多样的石油，1973年美国只要80亿美元，到了1975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340亿美元。以下几组数字说明，随着油价提高，美国贸易逆差也在上涨：

1974年，逆差54亿美元

1976年，逆差93亿美元

1977年，逆差235亿美元

1978年，逆差341亿美元（另一份数据说是285亿美元）

1973年第三季度油价3.01美元/桶，到了1979年第三季度，油价已经涨到21美元/桶，平均一下，油价每上涨一倍，美国贸易逆差就翻一番。

油价暴涨，耗尽了美国工业制成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从1975年到1978年，美国出口总额增长不到24%，进口总额却急剧上升，超过了72%。从这一期间开始，美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几个显著变化：

1、 美国对外出口越来越依赖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美国国内甚至期待出现“中国贸易热潮”。

2、 美国从发达国家的进口锐减，从67%降至54%，同期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由33%剧增到45%。日本是个例外，对美国出口由11%增加到13%。

3、 美国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进口增加了两倍。

4、 美国农业出口下降了20%，以不变价值的美元计算，农业出口一直占美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农业出口的巨大下降，是美国不能承受的。为了平息国内农民（大农场主）的愤怒，为此美国不得不向苏联大量出口谷物，最高一年，出口苏联的谷物高达17亿美元。这让农业屡屡歉收的苏联兴高采烈。

但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农业出口额的下降，并没有使美国国内农副产品的价格降下来，相反，美国国内农副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持续数年的干旱加冬天里的暴风雪，让美国西部的农场集体破产，但奇怪的是，美国国内的农副产品价格却低得没发形容。原因就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东部的大农场主为了兼并西部的小农业主，雪上加霜，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购进农副产品，彻底击垮了西部的小农业主。然后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他们的农牧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情况变了，大农场主们已经垄断了美国农牧业，所以他们就选择了相反的做法——涨价。由这里，美式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良知让人一眼望到了头。针对这个现象，乔治·P·舒尔茨是这样说的：“有见识的企业家，应该把爱国主义与利己主义两种动机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使一个在经济上独立的美国人为他的祖国服务。”这话是说给美国企业家的，但对中国企业家应该同样适用。

油价上涨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形容的，在亚洲，美国失去了越南和伊朗，为此不得不交好中国大陆而放弃它在台湾的既得利益；在拉丁美洲，它一度想改善美古关系；在非洲，除南非外，苏联几乎全面接管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翻开世界政治版图我们会发现，1975年至1985年这十年间，正是美国在全球全面退缩苏联全面进攻的时代。

事实上，进入1970年代，苏联经济已经停滞不前，昏庸无能的勃列日涅夫就像个超级败家子，坐吃山空式的消耗着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创下的那份巨大的家业。自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轻工业品就没有换过型，老式的洗衣机如果不看着点，可以从厅堂一路颠簸着跑到庭院，苏联的小汽车甚至不如波兰的更先进。然而油价暴涨却帮了苏联的大忙，这让苏联有实力与美国竞争，同时苏联还向国际市场抛售了300吨黄金，苏联资金的第三个来源是向美国和西欧借债，总额高达200亿美元。苏联的做法跟今日美国对付中国的策略是完全一样的，用你的钱买你的东西，同时恐吓和威胁你。但美国这位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业绩上远远的超越了老师。

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苏联人当时散布他们陷入燃料危机的说法是个巨大的骗局，目的是为了制造石油短缺的假象，然后渔翁得利。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就不缺乏燃料，缺乏的是运力。但苏联谎说石油生产已达极限，被迫减少出口，这就逼着东欧各国必须到国际石油市场上寻找出路，从而导致国际石油市场的短缺形势更为严峻。从1975年到1985年，苏联对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这些骗局屡屡得手，一是要归功于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克格勃。二是要归功于以色列，以色列在中东给美国大帮倒忙，从而导致了石油危机。三是要归功于苏联强大无比的宣传机器。

塔斯社的宣传并非都是夸张，这就好比后来的美国之音对华广播一样，有些是假的，但至少有一半是真的，假的虽然不可信，但真的那一部分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当真的发酵后，假的便也变成了真的。正因此，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美国资本家们恨透了塔斯社，甚至超过了对SS20的敌视。

1945年，美国作家克莱尔·德勒克发表了《黑色的都市》一书，书中对芝加哥南部地区贫困阶层的生活状态做了详尽的描述，但那个时候，贫苦者并非一无所有，那里繁华扑面，街道两旁商店、饭店、银行、教堂、医院鳞次栉比，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南方的黑人把这里视为天堂，不远千里离开密西西比河来这里寻找生活，由此让这里变成了“美国黑人的首都”。不错，黑人们生活的并不好，但大多数黑人都能找到工作，当时人们形容说，在美国最有希望看到种族和解的地方，就是这里。

石油危机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对黑人来说，曾经繁华如梦的乐园，一下子变成了地狱。钢厂和肉类加工厂集体倒闭，中产阶层纷纷离开这里，留下来的是脸上写着绝望与愤怒的黑人。芝加哥黑人区的十个社区中，有八个社区的贫困率超过了45%，其中三个社会区则超过了60%，25岁——35岁的男性黑人，半数以上要么没有工作，要么挣钱极少。

不能不承认，1970年代的美国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但如果因此就认为黑人的这种贫困就是种族歧视造成的，显然有失公允。然而，由于塔斯社挑拨离间式的煽风点火，严重误导了美国黑人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当然，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们的言论也过于负面。这样两种因素一经结合，阶级矛盾就变成了种族矛盾。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国黑人政治力量崛起的时代，伴着黑人争主权要民权运动的，是美国左翼领导的规模浩大的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绿色和平运动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岁月的美国总统，的确让人同情，内忧外患无论那一样都能让人精神分裂。

美国社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1978年，美国黑人社会学家威廉·朱莉乌斯·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社会学论著《下降中的种族意义》，这本书中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因为威尔逊认为，美国黑人贫困问题的根源，不是种族问题，而是个经济问题。他在书中说：“迅速变化着的全球经济，使得重工业中的大量低技术职位从城市中心消失，造成这些地区广泛的失业现象。”威尔逊说对了，不过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出自哪里。回答很简单，就出在油价暴涨上，油价的暴涨，推高了工业制品的运费。由于美国经济奉行凯恩斯货币扩张主义，从1960年代开始，劳动力价格和物价就一直在保持同步上涨，产品本身的利润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这意味着，1960年代的美国虽然是出口型经济，但制造业的利润并不高，情形大致类似于今天中国的企业，主要是靠薄利多销赚取利润。1970年代的美国，污染程度仅次于英国，污染程度每年增加9%，水源几乎全部受到污染。但美国环境统计署的数据显示，只有81家企业被关闭。同一时期，西德企业开始认真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英国的泰晤士河已经变成油河、臭河，西德的企业却正在为污染的村庄作整体搬迁，这家露天矿业公司因为重建村庄，受到了联合国的奖励。

油价成倍数的上涨，让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利润空间彻底消失了，真实的情形是，1974年以后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含有大量的国家补贴，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要从苏联换取硬通货，二是为了那些企业生存的必需。

毫无疑问，美国在经历一次涅磐，要么浴火重生，要么黯然失色。
三

在经济社会中，经济行为中有三个不同的角色，即主角、配角、丑角。主角是农业、工业制造业、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配角是文学艺术、体育健身、新闻传媒、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司法、通讯、科研、军队、政府办公等等。丑角是赌博、卖淫、贩毒、走私、地下工厂、权钱交易、偷盗、抢劫等。主角是支柱型经济，配角是服务型经济，丑角是灰色或地下经济，丑角更多的是服务性质，提供特殊服务，所以在这里称之为特服型经济。用一个图表表示：

（图1）

图中内圆的蓝色部分是经济行为的主角，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这种经济行为就是支柱型经济。中间绿色的园圈是服务于经济的配角，为国民经济提供服务的，这种经济行为就是服务型经济。外圆灰色的部分是经济行为的丑角，是特服型经济，这种经济行为属于地下经济。一般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国家，特服经济的规模占GDP的10——15%；支柱型经济的规模占GDP的50——55%；服务型经济的规模占GDP的30——40%。但是，在编制预算、决算或计算GDP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公开承认特服经济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个规模巨大的10——15%就不考虑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特服经济对社会具有巨大的破坏价值，在创造GDP的同时，也在毁灭着人类几千年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我们不能认为一个吸毒者在医院治疗的过程是在创造经济效益，不能认为黑社会消费枪支弹药是对GDP的贡献，不能认为黑社会老大的捐款对社会是有益的。否则就等于认为汶川地震、长江发大水是刺激经济发展。

经济学必须考虑两种因素，即现实和历史。合格的经济学家必须高瞻远瞩，眼光要顾及大的时空背景，不能只盯着10年20年30年的得失，对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来说，百年的收益都不能作为经济学分析经济的凭据，因为，前一个一百年里的收益，没准正是后一个一百年要交的学费，回顾历史上的经验，那些伟大的王朝，所以在百年后走向衰败，原因就在于他们在这一百年里陶醉于眼前的繁华，把他们管理社会和聚敛财富的模式逐渐的推向极端化。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但他们不知道，这是在给子孙挖掘坟墓。对历史而言，百年只是匆匆一瞬，当他们享受完人生走进富丽堂皇的天堂，子孙却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一次中等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可以耗尽一个王朝的百年积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但让这个王朝创造的所有财富化为灰烬，同时还将毁灭人类几千年时间里创造的许多财富。以黄巾军起义为例，在这次起义爆发前，东汉有人口5400万人，到了三国局面形成时，整个国家人口只有800万人。仅人口损失一项就足以说明，第一、汉民族四百年里付出的努力付之东流；第二、这种发展模式只是一种循环：毁灭→恢复→繁荣→破坏→毁灭……，第三、说明一或二百年里的成功经验不能作为构建某种社会或经济分析模型的数据。

美国社会和经济演变过程的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案例，美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在全世界是少见的，当年为了开发西部，他们拖家带口，像原始人那样上演了一场人类现代史上规模浩大的迁徙运动。美国人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建设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1929年一夜之间，他们创造的财富就损失了三分之一，到1933年初，美国有半数银行倒闭，13万家企业破产，1300万人完全失业。从北美战争到越南战争结束，美国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也不到100万人，但一次经济危机，就夺去了百万人的生命。既然如此，何必当初，面对这个结果，人类必须要问：人类发展经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繁华与衰败更替，还是为了生与死的轮回——先大规模生出来，然后大规模饿死。显然都不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彻底摆脱蛮荒和原始造成的疾病、争杀、饥饿，是为了让全人类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居所，夏避高温，冬防严寒。

谈人权，首先是生命权和生存权，生命权和生存权不仅仅是免予被杀戮的权利，还有得到工作和免于饥饿的权利，如果这两项权利得不到根本保障，每隔百十年社会或经济发展就从其自身内部孕育出一场大规模的饥饿事件，就要让数以万计的人饿死、冻死、病死，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与昼伏夜出的吃人恶魔何异？这个恶魔白天显露出人性的一面，美丽多姿，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到了夜晚，就露出血腥和吃人的狰狞，从性质上说，资本主义与《西游记》中的女妖怪没有任何区别，必须让她死亡。

按照哲学家们的理解，人是地球的精灵，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感受到自己存在的生物，迪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他只说对了一个方面，“我在”不仅仅因为“我思”，更因为“我”能够感知到“我思”，也就是说“我思”必须知道“‘我思’亦即我在思考着”，离开前一个限制性的“我思”，迪卡尔的“我思”就会变成猴子、大象这些具有一点点思维能力的动物们的“我思”，而这种“我思”是无法感受到自我存在的。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更为透彻，这里不妨累赘几句：——人类逻辑思维或曰认知自己的起源从镜像开始。

8——9个月大的婴儿，并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看到的那个影像，是一个跟自己同样大小的玩伴。这个时期的婴儿，面对自己影像时的表现，跟鹦鹉、猕猴、小猫小狗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费尽千辛万苦还不能触摸到那个玩伴，他们就会着爬到镜子的背面去寻找。这个时期的婴儿，已经有了实体观念，能够凭借简单的直觉分析镜像，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那是自己的影像。

婴儿长到10——11个月，母亲梳妆时会惊讶的时候，梳妆台上的婴儿已经有了逻辑思维能力，他（她）表情复杂、眼神迷离、疑惑，忽而回头观察真实的妈妈、忽而观察镜子里的妈妈。这样的观察和思考通常要持续几周时间，直到有一天，他（她）对着镜子里的妈妈笑了，俯过身去，在镜子上留下一个个涎水吻。叫你如何欣喜：天啊！他（她）已经能分辨出影像和实像了。说话早的婴儿，会对这镜子不断地呼唤“妈妈”。另一个变化是，他（她）不再把镜子里自己的影像当成玩伴了，发现这个秘密会给他（她）带来短暂的兴趣，但仅仅维持几天，就不再做任何理会。

能够认识自己的影像，看似是人生的一小步，实际上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一个从类人到人类的质的飞跃。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实，人类进化史可能长于200万年，但人类进化出认识自己的能力则可能是最近十万多年以前的事。在这之前漫长的历史年代，茹毛饮血的人类虽然与水为邻，但他们却一直不知道那水中的影子就是自己，他们认为那是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所以在他们伏下身子喝水的时候，首先要搅碎水里的影子，以防备在他喝水的时候，受到那个“动物”的攻击。古人类对影像的恐惧，在现代人身上至今还有踪可寻，生活中人们经常会被突然出现的自己的影像吓一大跳。

与现代人在婴儿阶段认识自己的影像不同，现代人在婴儿阶段认识自己的影像是大脑发育的结果，早期人类在水中认识自己的影像是大脑进化的结果。发育和进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育是生物个体按稳定的遗传模式和生长模式由小到大的过程，发育是个体的，在发育过程中，如果没有基因突变或遗传疾病等因素介入，生物将严格遵守生物钟既定的路线和规则，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发育工作，发育是生物个体生命过程的一个节点，这种量变是纯粹的本能在现，是内因导致结果。

进化则不同，进化是一个物种整体性的变异，进化是环境变化和物种被动性适应环境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因素同时在起作用。总体分析，进化并不受遗传控制，是外因导致结果。进化会导致物种分化，导致这种分化的因素有突变和渐变两种，渐变是指生物种群随着逐渐变化的环境慢慢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如果环境变化的时间足够长久，这个生物种群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譬如大熊猫的祖先是食肉动物，现在却偏爱吃素，以吃箭竹为生。突变在物种进化中具有多大意义现在还很难说，因为个体的突变无异于自绝种群，延续下来的可能性极低。不过也不能完全否定个体突变的意义，比如令人恐怖的蒙古“死亡之虫”，近年科学家研究发现，可能是受矿物质污染后基因突变的蚯蚓。

了解了发育和进化的区别，让我们茅塞顿开，现代人所以有能力在婴儿阶段就认识自己的影像，完全是生物钟使然，当大脑发育到这个节点，生物钟就会激活逻辑思维这部复杂的机器。但早期人类没有进化出逻辑思维能力，为了进化出这种思维能力，早期人类可能用了200多万年时间，然后突然在十万年前的某一天出现了奇迹。那也许是个晚霞灿烂的黄昏，也许是一个阳光初升的早晨，A古人在B古人伏下身子喝水的瞬间，突然意识到，B古人眼前的影像跟B古人一模一样。由彼及此，A古人同时明白，自己眼前的影像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人类成为人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他第一次知道水中的那个影子是自己，并且直到目前，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具有这种自我认知的能力。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只有当人类拥有了自我认知能力，换言之当人类成了自身的欣赏对象，文化才不再是孤立的现象，才有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也才能称之为文化。离开人类的自我认知，一切都无从谈起，无论古人类留下多少生活痕迹，那也不是文化。简单的打个比方，有些聪明的猴子不但会使用工具，还会制造简单的工具，但它们绝不会认为那就是文化，同时它们也不知道拦河筑坝的水獭也是在创造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逻辑思维的起源就是在人类拥有认知镜像能力的一刹那。

因为人类拥有了认知镜像的能力，便使人类在同时产生了人性，虽然早期人类对人性了理解非常狭隘，但与其它动物相比，这已经是质的变化了。这样一路演化下来，人类就有了道德意识、有了罪感、耻感，有了荣誉感。而当时光进入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人类已经知道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应该公正、平等，应该彼此尊重，应该克制某些有害的本能欲望。然而资本主义却不是从正面理解人性，反而鼓励人类纵容这些有害的本能欲望，它赤裸裸的宣传，个体的自私自利是推动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对人性的曲解，是用人类从动物阶段遗传下来的本能属性替代人性。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能避免经济危机，究其根源，就在于它鼓励和纵容人类向动物回归，依照丛林法则建构人类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弱肉强食，有你没我。

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个错误的命题。第一、什么叫天择？天择是指人类，还是只动物？而“物竟”又是怎么回事？是指大自然淘汰人类，还是指人类相互淘汰。如果是后者，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种族主义理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如果用两个字表述，——物竟。第二、“适者生存”究竟是要让人类适应什么，适应谁？是适应大自然？还是适应某些人的规则？很明显，赫胥黎的观点是要求人类中的大多数人适应少数人的规则。如果按照赫胥黎的观点理解，美国1929年大萧条中死掉的那些人，显然就是人类种群合理的损耗，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类社会的规则是“适者生存”，不适应的人死掉很正常。

人类的第二个误区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人类是地球上的人类，人类与地球上的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和存在系统。地球就是人类的家园，只有在这个家园里，人类才能是目前这种形状和性状的人类，离开这个家园，即便侥幸延续下来，人类也会变得面目全非。从天体演化的道理上讲，人类只能是地球上的生物，是地球变迁的产物，两者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第一、人类必须饮用地球上的水，第二、人类必须食用地球土壤培育出来的农作物和地球上提供的肉食品，第三、人类必须呼吸地球上的空气，第四、地球上的特殊大气压是产生地球人类的至要条件同时也是地球人唯一可以适应的气压环境，第五、地球的体积、重量以及比重是为地球人量身定做的。

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无论是人类创造的财富，还是发展科学的目的，都应该以人类和地球为主。人类当然可以了解和探索外太空，但人类不能本末倒置，把别“人”的家园当成自己的家园来对待。人类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和和地球上有限的资源用到人类和地球保健上，而不是盲目自大的开发火星、开发宇宙。这种行为是非常可笑和滑稽的，无异于一只老鹰要把家安在虎窝里。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关注这些问题，不能任由科学家和政治家为了满足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浪费人类有限的财力和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要让他们把资金和资源用到人类的每个分子身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负担起自己的责任，不能任由少数几个人为了那些变态的念头疯狂聚敛财富，然后疯狂花钱。我们起码应该知道，地球上的资源属于全人类共有，不仅仅属于我们，也属于未来为出生的地球人，我们绝不能允许某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剥夺将来出生的地球人的生存权。

为了保障将来出生的地球人的生存权，人类必须学会有节制的生活，不要贫穷，但也不要奢侈。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在人类种群自然灭绝之前，让所有的地球人都能正常地活着，都有资源可用。

所以做以上分析和说明，不单是为了告诫美国人，也是为了告诫我们所有的人，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是对未来出生的地球人的掠夺和犯罪。地球无疑是人类的资源宝库，然而，自从进入到20世纪，就在短短的一百年时间里，在地球表面以下十公里的范围内的资源，就被人类消耗大半。以这样消耗的速度与消耗量而言，难道要让一千年以后出生的人钻进高温的岩浆里寻找资源么？

四

不知道经济学家是根据什么标准划分三次产业结构的，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这应该不存争议，但第三产业就不那么科学。国际上的惯例是把房地产业和物流运输业归类到第三产业中，流弊巨大。

房地产业明显属于建筑业，把房地产业划归服务业，人们很容易误判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19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经济出问题以至影响社会稳定，毛病大多出在房地产业上，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因为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连续两次引发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物流运输业看似是车、船、飞机、管道运输的事业，实际上是建筑业起了决定性作用。通常我们说的基本建设，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路、桥、港口、机场、隧道、管道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耗资巨大，对GDP拉动的效果立竿见影，譬如在青藏铁路的修建过程中，中国GDP增长率一下子就高出一个百分点还强。再譬如说洋山港，一下子投进去1300个亿，资金爆炸性的使用，其发挥的威力抵得上半个浦东了。有分析和非常具体的数据表明，2005年以后几年里，每年中国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都高于一万亿人民币。那么在分析物流运输业的时候，就必须考虑这个因素了。

一般的经济学观点认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大，经济运行的质量就好，但同时又认为，建筑业的规模必须适度才行。这便成了自相矛盾，因为在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房地产业和物流运输业占GDP的比重都很大，最近十年，美国房地产业占GDP比重一直在11%左右。中国的比重更高，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业给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高于两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10%。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不用分析，肯定远远高于房地产业的投资规模。

以上分析足够说明，第三产业本身的结构有问题，隐藏了很多不可预测的风险，也就是说，不能把第三产业作为衡量经济运行质量的标准。比如说美国，进入1990年代后，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79.3%，从数字上看，经济运行的质量那是相当的好，但其中11%来自房地产业，结果引爆了美国金融危机。房地产业和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就像两枚埋在第三产业里的地雷，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但不论显性还是隐性埋名，只要被触发，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就被它们炸的稀巴烂。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美国的更加严重，县域经济和市级财政主要是靠房地产业和矿产业这两大块支撑着，这正是几个房地产商就能绑架中国经济的深层原因。

这个结果说明，必须把房地产业和物流运输业从第三产业中剥离出来，或者独立计算，或者划归建筑业，因为物流运输业首先是物流用固定资产的投资，同时也依赖于这种投资，一般的来说，建筑材料包括和建筑相关的矿产资源、人力资源的运输，通常可以占到物流总量的三分之一。进入19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在世界服务贸易构成中，国际运输服务占38.5%，国际旅游占28.2%，其他服务占30.8%。此足见物流运输业的威力，美国是全世界物流运输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正因此，便掩盖了物流运输业背后埋藏的巨大隐患，从而误导美国包括全世界对美国经济运行质量的理解。

1975年美国GDP构成比例是：第一产业占3.36%，第二产业占33.5%，第三产业占65.1%。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看似很高，实际上是计算的方法所致，如果把房地产业和物流运输业从中剥离，第三产业的数字不会超过45%。建筑业对美国GDP贡献高达14%，没有这个支撑，美国物流运输业想有作为也难。

但是到1980年，情况出现了巨大的改变，美国工业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下滑了10个百分点，到199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5%。善于思考的福特汽车公司经理菲利普·考德威尔忧心忡忡的说：“美国经济实质上已经成为服务性经济，很少强调扩大制造能力，以满足日益发展的国外耐用品市场的需要。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平民的就业人数增加了一千五百万，即20%，然而几乎所有增加的就业人员都在服务性工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制造职业工人数仅占美国职工总数的25%弱。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我们出口农产品和原料，进口制成品，我们如果继续朝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将无力建立一个生气勃勃的平衡经济体系。”

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也许看的更远些，至于有多远，现在的结论是，他们看到的距离仅仅是30年，——1975——2005年。因为2005年以后的事实说明，他们对美国经济所做的转型化处理，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过是30年的虚假繁荣，他们是把一颗大树的主根据掉，然后依靠加强侧根发育的能力给这棵大树提供养料，这样主次颠倒的低级错误，虽然在短时间里可以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从长远利益看，其危害性是致命的。

极有见地的，是菲利普·考德威尔所作的预测：“如果中国成功的实现了全面的工业化，那么二、三十年后，我们可能必须像今天和日本激烈竞争那样和中国制造商竞争。”这就是美国企业家的素质。菲利普·考德威尔于1980年3月出任福特汽车公司的CEO，他当时接下的事一大对烂摊子，福特公司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高增长期后，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账面上出现了高达14亿美元的巨亏，市场分额不到16%。这是福特汽车公司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菲利普·考德威尔给福特汽车公司德贡献是，6年后，福特汽车公司的利润高达32.9亿美元。1997年——2000年的骄人业绩则震惊日本，四年利润总额高达390亿美元。

菲利普·考德威尔非常鄙视索罗斯、巴维特这些人，说他们不务正业，靠投机倒和金融诈骗误导美国和美国人民，他担心美国和美国人信奉的哲学观念和价值标准会被金融投机生意摧毁。曾担任尼克松竞选演说起草人的理查德·惠伦，跟菲利普·考德威尔持同样的观点，他说：“美国正在衰退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工厂从美国国内大规模外迁，在低工资国家里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更在于我们自身。我们放弃了曾经使我们领先的那些价值标准、观念以及经商办法，忘记了使我们繁荣强盛的源泉。我们曾一度相信要有行为准则、勤俭、投资以及承担风险的私人企业。但过去数年和当前我们却鼓励、推销和支持了完全相反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造成了我们的软弱，这种软弱使我们感到羞愧，也是咎由自取。”

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美国企业家和政治责任感的美国政治家，虽然不认同美国经济转型的模式取向，但世界上的确存在这样一种“真理”，——正确的一方往往败给错误的一方。当时光进入1990年，美国经济已经从错位演化成本末倒置，从前的丑角变成了正面人物，金融投机从1929年以后严厉打击的对象，变成了备受舆论、学者、政治家们追捧的明星，反价值观的人反而成了新的具有活力的价值标准，反文化行为变成了文化行为。更尤甚之，美国哲学家竟然呼吁美国社科界和美国人放弃哲学，理查·罗蒂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说，不要研究什么哲学，只要把那些哲学名词和文化符号读懂就足够了。理查·罗蒂否定真理，否定精神追求，否定群体意义，鼓吹现世的而不是现实的实用主义，鼓吹绝对的个人主义。理查·罗蒂的理论给美国和中国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从某种角度上讲，他对今日美国和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及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卖淫嫖娼、吸食毒品、行贿受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受理查·罗蒂思想的影响，吸毒、卖淫、赌博、金融投机在美国都成了受法律保护的行为，因此由这些行为衍生的商业行为也就成了合法行为。这对法律是个巨大的讽刺，无论拉斯维加斯在管理上多么科学，也只能说是黑道上的规矩，然而在美国它竟然是合法生意。有人分析，美国地下经济的产值不下15000亿美元，至少占有美国GDP总量的10%强，如果加入特服经济着一大块，这个规模肯定高于中国GDP总量。从这里看，美国的社会问题对美国社会既是负面问题同时也是巨大的好处，美国极力向全世界推销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模式，打的旗号是自由、民主、人权，但背后真正的动机则是金钱，是金钱在做怪。

从前的配角也摇身一变成了主角，从前的主角则变成了配角。按照中国人的话说，从前的保姆变成了女主人，从前的女主人却下岗了。具体到一家企业来说，因为产品利润下滑，老板就关闭了生产线，然后依靠厂医务室、财会室、计算机室、研发室、话务室、司法顾问、招待所、广告部以及厂球队、文艺队、厂作家、厂歌厅、保龄球馆、健身房、浴池招揽生意……

这虽说是个简略的比喻，却揭示了后工业化时代美国的经济形态，当这些大大小小的“三产”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经济转型就算大功告成了。

事实上，美国经济转型走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子，只不过美国经济转型比这严谨、规范，而且由国家做后盾，美国经济转型用了十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但这种新型经济的起飞则是1990年以后的事，1983年美国每百人又有个人计算机还不到10台，到199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0。美国信息产业技术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983年的微不足道，变成了1993年的24%。汽车工业则变成了4%。

这种把“助产（三产）”变成“主产”的经济模式究竟应该怎样界定，目前经济学界还没有一致的见解，中国人习惯上称之为服务型经济。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适用于服务型经济，因为服务型经济是一种十分另类的经济模式。譬如说文化产业，是含有大量精神因素的经济行为，而精神是无法用金钱度量的，比如明星演唱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消费，经济学上的任何一种模型都不能套用，正如美国的期货交易，完全不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就是那么几个金融炒家在操作，拉高了就出货，打压到低位再吃进。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价格也是人为操作，把明星的人气炒高了，就雇佣黄牛哄抬票价，最近几年地产商们也在这么干。对于这种经济现象，无论是斯蒂格利兹还是萨缪尔森抑或凯恩斯的理论都不起作用，第一、我们无法分析成本，第二、我们无法构建一个有效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供需曲线滑动模型，第三、这有点像谈恋爱，只要自己喜欢，花多少钱都值，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分析了，这种边际收益究竟来自哪里，是脸蛋、身材，还是个人名气、又或者老爸老妈有权有钱。

边际收益和边际消费是市场经济学家们的一大发现，但一般人并不了解这其中掩藏的秘密，打个比方说，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如果请自己的妻子吃饭，那就构不成边际消费，因为他在这样的消费中得不到边际效用，也就是说得不到最大满足和享受的快感。但要是请别人的妻子或其她女性吃饭，那就构成了边际消费，这种消费对男人来说会产生边际效用。每增加一单位的边际消费，他收获的边际效用就越多用经济学家的话解释就是享受的心理快乐越多。因此，男人在边际消费的过程中，必然要追求边际效用的最大化。但仅仅依靠量的变化，无法实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唯一的途径是通过质的变化也就是拥有边际收益的女子，才能实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

那么什么是女子的边际收益或者什么样的女子才能有边际收益呢。从女人本身来讲，漂亮的脸蛋、摇曳的身姿、个人社会名气以及有权有势的家庭背景，都是构成边际收益的要素。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世间女子都有边际效用，区别在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不同。这便涉及到美学问题。我们知道，美具有两种性质，即客观性和主观性。从客观性上来讲，美女是大家公认的绩优股，所以大家争相入场吸货，但最终结果是，一跟到底的未必赚，半路出货的也未必赚，只有一个人可能赚，个别人则是有赚有赔。透彻一点说，赚与赔都是自己感觉上的事，感觉赚了便赚了，感觉赔了便赔了。从主观性上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感觉她美丽，麻子放光彩，瘸子也来派。那么就给经济学家出了个大难题，这种精神商品的买卖关系可该怎样分析呢？

再一个问题也必须考虑，比如好莱坞的大片，可能暴利惊人，也可能卖砸了锅，它并不像汽车或计算机那样受市场引导。为了符合市场“需求”，并有效的培育和引导市场，好莱坞就不得不制作“对路”产品，——恐怖、血腥、暴力、淫秽影片。美国人管这叫商业文化。从道德和伦理角度说，把这样的“文化”用武力方式推销给别人，与鸦片战争没有任何区别，似乎，至今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用他的理论分析过鸦片贸易。现在的美国，毒品贸易额每年高达2000亿美元，经济学家却集体失语，因为他们解释不了这种特殊的经济行为。

服务型经济总体上说没有规律可循，不同“产业”有不同的“产业”特点，比如说同样做律师，有人一分钟就能收入几百美元，但他给客户带来的收益，可能只是别人的一句道歉。而有的律师一个小时只收几百美元，但他却能为客户带来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收益。很明显的，如果按照个人贡献与个人收入挂钩的原理分析，律师产业就是说不同的。

经济学无疑是研究经济行为的，但是对发生在边沿经济领域的经济行为就失去用武之地。

第二章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怎么回事

一

美国经济转型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一是要把利润很低的制造业小心谨慎的转移到国外，而且必须赚钱；二是制造业外迁后，必须保障美国人有足够的生活日用品；三是在制造业外迁的同时，大量的下岗人员必须能在其他新兴产业找到工作；四是这些新兴产业必须能够保障美国在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总量中的领先优势，亦即不降低而且必须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换句话说美国依然有能力左右世界；五是必须迅速扩大新兴产业的国际生存空间同时有效的保护其利益。

前四个问题基本不构成问题，正如1993年美国人自己说的那样，美国经济已形成“新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进入了“新经济时代”，这不但是美国人自己的看法，全世界也一致认同，美国已经取代日本，重新摘取了世界经济竞争力第一的桂冠，从1990年开始，美国商品出口年增长率连续四年高达5.6%，在国际出口总额中，美国的占有率高达12.6%，世界十大银行中，1985年美国交了白卷，到1994年美国一家独占七席，全球五百强企业中，美国一家占了162席。全球五十家赢利最多的企业中，有31家来自美国。进入九十年代后，美国的失业率虽然偶有上升，但总的趋势是下降，下面几组数字可见1961年以后及90年代美国失业率变化情况：

1961——1970年：失业率：5.6%

1971——1980年：失业率：6.5%

1981——1990年：失业率：6.4%

1991年：失业率：6.6%

1992年：失业率：7.3%

1993年：失业率：6.7%

1994年：失业率：6.5%

1995年：失业率：5.7%

1996年：失业率：5.4%

1997年：失业率：4.9%

1998年：失业率：4.5%

1999年：失业率：4.2%

九十年代美国失业率逐年降低的事实说明，美国经济转型在技术层面上做的无可挑剔，既没有引发失业潮，也没有导致美元贬值，1989年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或曰相对收入迅速提高。

改革是1980年代全世界的主旋律，中国的思路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小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概括起来一句话：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1989年出了大问题，但根源不在经济上，而是政治开放走过了头，政治上急躁冒进，从而引发了社会危机。严格的意义上讲，1989年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是部门各自为政追逐自身利益和权力者的特殊化现象，官倒的确存在，但钱并没有装进哪个领导腰包。如果把1989年的问题归咎到腐败、权钱交易，现在会让人觉得非常滑稽可笑。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可谓肆无忌惮，但却看不到引发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因为政治上比较小心。

但苏联不愿意畏畏缩缩，苏联的改革首先是从政治改革开始，刚愎自用的戈尔巴乔夫权力还没有稳固，就急不可待的吹响了新思维的号角，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开篇即说：“改革是业已成熟的需要”，然后的事实所证明，即不成熟，也不需要，他最最需要的是调动一起积极因素反腐败。1980年代苏联社会所有矛盾的焦点是肆无忌惮的腐败及由此派生的影子经济，影子经济总量占苏联国民经济总量的25%，其收益相当于苏联的军费开支。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此消彼长，苏联的国民经济总量就会增加50%。但戈尔巴乔夫却选择了相反的做法，不是去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努力满足他们的愿望，把苏联经济划分成两部分，即俄罗斯经济体和加盟共和国经济体，这无疑是告诉苏联的少数民族，好处只能由俄罗斯人独占，吃亏你们大家背。这个做法与南联盟塞尔维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区别在于，南联盟分家不是塞尔维亚人的倡议，而苏联分家则是俄罗斯人的倡议，既如此，人家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说在苏联存在其间，少数民族吃了大亏，但从今后分家另过，再不受你的窝囊气。超级大国的苏联，一夜之间，就这么分崩离析了。

分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普通老百姓分家，没有三年日子都缓不过来，何况身躯庞大、行动笨拙的苏联帝国。苏联经济是一体化性质的经济，各加盟共和国各自有明确的经济分工，如今解体了，你有的我没有他也没有，我有的他没有你也没有。完整的工业和经济体系，就此被拆得七零八落，大家无一不是缺东少西。

政治改革不是儿戏，绝不能心血来潮。

成绩优异的当然是美国，在八十年代里，身为两任总统的里根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经济转型，二是“星球大战”，三是颠覆苏联。这三件事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美国的信息产业、版权产业、超微产业当年都是“星球大战”计划的重中之重，这些新兴产业一方面填补了制造业外移留下的经济真空，另一方面拖垮了本已气喘吁吁的苏联经济，可谓是一举三得。

里根的办法很原始，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非常的实用。一是腾笼换鸟经济转型，制造业及低利润企业一概外迁，取而代之的是信息产业、版权产业、娱乐产业、律师产业、特服产业和军转民企业，环境保护产业和超微产业当然也很重要，这在前边已有分析。为了给这些新型产业创造国际生存空间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这些新型产业的利益，美国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凡是在经济转型后不利于美国的条款，或删或增，比如美国综合贸易法中专门针对中国的“超级301条落”和“特别301条款”都是在1988年出现在美国法律条文中的，美国国会议员动辄以此威胁中国。1988年美国还修改了美国关税法中的337条款，这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日本的，337条款强化了美国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涉及专利权、商标权、版权、或集成电路芯片布图设计专有权等，337条款给美国带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进入21世纪后，仅版权产业一项，就占了美国国民经济总量的33%，版权产业是美国所有产业中的龙头老大，超过了航空、航天、汽车和它的三大出口支柱产业。337条款后来也成了美国要挟中国的另一大利器。1988年，美国在法律中加入了很多霸王条款，但客观的说，其中有些条款是双刃剑，限制别人的同时，对自己也非常不利，因为美国制造业外迁后，美国经济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而这些条款实际上等于损害了美国海外企业的利益。

二是大规模的发放个人信贷，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这件事目前地球人都知道。

三是兼并，通过资产的重组，打造企业航空母舰。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企业的春秋战国时代，俗称“世纪大兼并”，一些大企业有实力的企业，通过股票收购、并购、股权债权转让（有人说趁人之危）、合资等形式鲸吞中小企业。

这样冷酷的兼并对美国、美国人、美国经济究竟是福还是祸，按照莱维·巴特拉30年一个周期的观点分析，无疑要到21世纪才能见分晓。

包括老牌的并且在华尔街当过头牌的雷曼兄弟，在这次兼并潮中也未能幸免，1984年，美国运通公司以3.6亿美元的开价，收购了雷曼兄弟公司。不过必须承认，这次收购虽然在道义上有落井下石之嫌，手法还算很人道，当时雷曼兄弟手中仅有3亿美元资金。1994年，运通主动剥离非核心业务，把雷曼踢出来，雷曼又获得新生。独立后的雷曼虽然开局不利，但经过调整迅速从华尔街脱颖而出，市场价从1994年的20亿美元爆增到2007年的450亿美元，然后从天上一跤跌下来，现在的雷曼已经是个历史名词。

雷曼事件是个巨大的阴谋，是高盛、对冲基金、美联储以默契形式联手做的局，甚至还包括CNBC。

美国对冲基金的规模高达2万亿美元，从理论上说，这群配合默契一呼百应的金融流氓，只要他们想做，包括高盛也必死无疑。高盛虽大，手中也不可能有2万亿美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有人没准会说，高盛可以在一夜之间“隔夜拆借”到2万亿美元，理论上当然成立，但事实上是不可能，这个作恶多端的恶魔，不知有多少人巴望着他倒霉呢，假如有一天高盛遇到了支付危机，别指望有人帮忙，没准还上来踩他两脚。但问题在于，对冲基金不敢去太岁头上动土。人所共知，高盛的人主宰着美国政府、美联储、美国国会，包括中央情报局高盛也指挥得动，如果对冲基金敢对高盛下手，高盛一定会修改美国法律，让“卖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卖空”是对冲基金赚钱的看家法宝，如果法律禁止“卖空”，那就是对冲基金的末日。深知个中利害的对冲基金，做了最明智的选择，——与高盛狼狈为奸。只要是高盛不喜欢的，一个眼神或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他们就像狼一样的扑过去，一瞬间把猎物生吞活剥，皮毛不留。2008年，一封来自高盛的匿名电子邮件外加CNBC的两张黑嘴，转瞬之间，数座金融大厦轰然坍塌，——贝尔斯登、雷曼、美林公司、摩根士丹利、美国国际集团、华盛顿互惠银行、美联银行。仅仅一个月时间，CNBC电子屏幕上滚动的黑名单无一幸免。

搞垮这些公司的手法是千篇一律的——无券卖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则从头到尾都一直冷眼观战，中情局也仅仅是象征性的调查一下，走完过场，万事大吉。

“无券卖空”中国股民并不懂，其实原理很简单，打个比方说，张三是养鸡专业户，他有技术、懂市场，同村的养鸡户李四、王五、赵六、陈七、马八把自家的鸡交给他代养，每年从中拿一定的分红。刘九不养鸡，但是他发现了市场秘密，如果把张三养鸡场里的鸡拿出来卖掉，然后隔一段时间，等鸡价从10元一斤降到5元一斤的时候，买相同数量的鸡还回去，他从中每斤就可以赚到5元钱。这就是“无券卖空”。问题是，刘九把张三养鸡场里的鸡卖掉后，张三赚到的鸡蛋钱就会下降，张三赚钱有三个来源，一是鸡生蛋，二是蛋生鸡，三是马太效应，养鸡场规模越大，来送鸡的客户就越多。这就是边际收益。反过来，如果鸡场里的鸡少了，人们就会怀疑他养鸡的能力，是不是真的赚钱，那么不但不会有新客户来，同时老客户也会走人。毫无疑问，张三的养鸡场也就黄摊了。比这尤为严重的是，刘九赚钱以后，二狗子、大忽悠、小丢子也看出了窍门，也加入到“卖空”的行列，几个人一联手，三五天时间，张三的养鸡场就歇菜了。

“无券卖空”是有风险的，如果市场上鸡的价格上涨，那么“卖空”的刘九等人就会赔钱，为了防止赔钱，刘九等人就打组合拳，“卖空”张三鸡场的同时，“做多”另外一家养殖场。一般的市场规律是，当鸡肉价格下降的时候，猪肉的价格肯定会高涨，比如说禽流感流行的时期，养鸡户就赔钱，但养猪户就会赚大钱，所以刘九等人就两头做，这头“卖空”张三的养鸡场，那头“做多”苏三的养猪场，如果在张三这头赔了，就用苏三那头赚的来补。因为是成双成对的做，对冲基金几乎没有赔的。

雅虎大股东之一臭名昭著的兼并流氓卡尔·伊卡恩，当年就是靠“对冲”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几万美元一下子翻了28000倍。在1980年代的兼并大潮中卡尔·伊卡恩更是出尽风头，一跃跻身世界亿万富豪榜前五十名。卡尔·伊卡恩就像个吃人的恶魔，无论是谁只要让他盯上了，必定是血本无归。有人形容卡尔·伊卡恩是血腥贪婪的非洲猎狗，在他的眼里无一不是猎物。这个在军营和街头靠玩“三张”游戏艰难长大的孩子，没有学到友善、宽容、帮助，反而却从中体悟到人性的冷酷和残忍，他坚信，所谓生存，就是人淘汰人的游戏；所谓社会，就是人吃人的舞台。他目光像狼一样的阴森、狡猾、血腥，当他揣着从证券交易中赢来的第一捅金的时候，目光就已经盯上了全美国，甚至包括波音、福特、克莱斯勒这些企业巨人。当他告诉谁：“我一直都在购买你的债券”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套用小沈阳那句经典的台词，卡尔·伊卡恩的生存哲学就是：走别人的走，让别人无路可走。80年代的美国企业兼并是血腥的，这根本不像市场，更像赌场，有钱的玩死没钱的，会出老千的玩死守规矩的，运气好的玩死点背的。到了90年代初，美国企业格局已经面目全非，许许多多老牌的公司都被淘汰出局。

让美国尴尬的是第六种矛盾：——收之桑榆，失之东隅。制造业外迁后，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比如长达13年的中美贸易大战，看似是中国吃亏，实际上美国也没占便宜，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美元升值虽然能够提高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采购能力，这无疑有利于提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时降低贫困人口数量，但却降低了美国国内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将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元贬值虽然能够提高美国国内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无疑有利于美国企业和企业家同时会缩减美国的贸易赤字，但却降低了美元的购买力，美国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同时贫困人口数量会上升。

这个矛盾让美国国会吵的不可开交。
二

在矛盾中世界适应着美国，美国也开始学习着适应世界，因为它需要中国价格低廉的商品，需要中东、俄罗斯、利比亚、委内瑞拉的石油，需要印度的软件，同时它还需要钱。八十年代后期美国虽然软实力上取得巨大优势，但如果跟国际上的需求不配套，那就成了皇帝的女儿。打个比方说，《米老鼠和唐老鸭》错位的艺术组合虽然搞笑，但如果别人看不懂，看了不笑，就只能是满足内需的产品。NBA虽然精彩，但中国人更喜欢看乒乓球，中央电视电台显然不会购买转播权。好莱坞盛产大片：《蜘蛛侠》、《泰坦尼克号》、《廊桥遗梦》……，要是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看了就呕吐，好莱坞就别指望中国市场。《哈里波特》美国孩子看了就上瘾，没准是中国孩子的催眠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就像美国人看不懂中国的京剧一样，中国人也是门外汉。百老汇的音乐剧既有政治标准又有艺术标准，科技含量高的没法形容，音乐剧是对诸多学科的艺术整合，文学、戏剧、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声光艺术、电影、杂技、魔术等等可谓包罗万象，耗资巨大，但中国人看上5分钟就睡着了。

八十年代中期，日本人拍着胸脯说，五年最多十年，中国就会成为音乐剧大国，带着这种19世纪80年代代判读中国人的极度自负的自信，十年后的一天，日本人带着《西区故事》和《美女与野兽》来敲中国的大门，最终铩羽而归。于是日本人懂了，要想让日本的音乐剧在中国打开市场，首先必须培育中国的市场，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人出钱在中国艺术院校建立自己的演员基地，花钱送中国年轻人去日本深造，花钱帮中国人拍戏，效果如何，目前很难说。音乐剧不是相声小品，移情归根结底是艺术授体与受众的心灵共鸣，在受众的观念里存储着艺术原形，所以艺术一经展示，就能在顷刻间激活受众的情感需要。音乐剧是西方的歌剧艺术表现形式，它表现的艺术原形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一般都有很大出入，所以对中国人而言，这种本身就强调必须借助抽象、幻想感知的艺术，不但抽象，简直是不可理喻。日本人总以为很懂中国，其实一直未懂。

真懂中国和中国人的是美国人，美国人比日本人聪明绝顶，或者说不像日本人那么一根筋，虽说《悲惨世界》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赚足了彩头，但美国人并不糊涂这其中是怎么回事。上海人骨子里就是商人，所以赢得上海人的喝彩，不是因为音乐剧本身的魅力，而是因为美国的魅力，只要是美国的东西，上海人统统喜欢，他也许看不懂，但他会来捧场。对中国社会来讲，任何一种西方艺术，如果想打开中国的市场，重要的不是去占领上海，而是必须打动北京、西安、南京和长春人，这四个城市才真正的代表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对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准。

从上海回去后，美国人放弃了音乐剧，再来的时候，手里拿的是《米老鼠和唐老鸭》、《乱世佳人》（飘）、《大西洋底下来的人》、《加力森敢死队》、《草原小屋》，这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人骨子里立体的审美和精神需求。《米老鼠和唐老鸭》匪夷所思的想象，让习惯了线式思维的中国人叹为观止，不由得激发了中国人了解美国和美国人的欲望，这些好笑的美国佬，怎么跟以往电影和画报上的美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是那样的逗趣、诙谐、达观，他们不是用善与恶去理解世界，而是用兼容、共处、平等处理生活。《米老鼠和唐老鸭》老少咸宜，播出时万人空巷。《大西洋底下来的人》打开了中国人探求科学、热爱知识的心扉，科学和知识一片苍白的中国忽然发现，不看不知道，世纪真奇妙。《加力森敢死队》则符合60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和生命价值取向，爱拼才会赢，想活得更好，就得敢冒风险。《草原小屋》以19世纪70年代俄克拉玛州乡村为背景，描写了一户纯朴、勤劳的农民家庭和谐、欢乐的感人故事。在以往的中国电影中，拓荒者一律是苦大怨深的形象，饥寒交迫，驼背弯腰，夏天一家人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冬天一家人蜷缩成团。要么就是些面无表情、心如死灰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形象。《草原小屋》则让人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另一种人的另一种活法和生存观，这个家庭人人平等，父亲总是面带笑容，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极度自信，他对妻儿呵护备至，虎背熊腰的汉子，却有女人般揉嫩的情怀，不像中国的父亲或丈夫，总是板着冷冰冰的面孔，威严的喝斥老婆孩子，他跟子女既是父子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一个夏天，两岁的小不点穿着衣服、鞋子进水盆里喜刷刷、喜刷刷，中国父亲一定会把女儿抱出来，然后教育她一番，他这位父亲则是另一种心态，他对妻子微笑说：瞧吧，连衣服都帮你洗了。二女儿身体有残疾，但父亲没并没有像中国父亲那样给她额外的呵护，而是鼓励她跟别的孩子一样，去竞争去奋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身体残疾并不代表能力也残疾。

《草原小屋》顿时把中国人带入剧情，从这一刻起，中国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我们对家的理解，我们的家庭文化、家庭秩序是否真的就如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好，我们对子女的教育对子女爱的模式真的是成功的吗？进而联想到，我们的生存方式、生存态度以至我们的文化、哲学、价值观是正确的吗？

每个人都在对号入座，批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迅速上升到哲学层面。

《乱世佳人》描写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恶狼陀（亚特兰大）一户富家女孩的爱情悲喜剧，但他真正想展示给中国人的，是美国文化的宽容与和解精神，战争结束了，居然没有战犯，没有逃兵、没有叛徒、没有奸细，战场上兵戎相见杀红了眼的敌手，面对面坐到一起谈上了生意，他们没有说“相逢一笑泯恩仇”，也不用赔礼道歉，仿佛以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当然，对中国人而论，《乱世佳人》是各做各菜，女人从中体验爱情，各个津津乐道，有滋有味；男人从中体验婚姻，一旦爱上一个不该爱的女人，这一辈子就彻底交待了。同期登陆中国的还有《根》，如果说前边的文学作品都是正面描写美国，《根》则是对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现象不加掩饰的批判，在这个社会，解放了的奴隶，还是奴隶。《根》不但让中国人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另一面，也看到了美国人的自我批判精神。

从1949年以后，美国一直幻想着从三条不同的路径进入中国：朝鲜半岛、印支半岛、亚东走廊，结果无一不是失败。但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它以文化为载体，跳着轻快的华尔兹，表情妩媚的飘洋过海。

一枚糖衣炮弹，胜过千万吨钢铁，中国和中国人一下子就被击中了。这是一种过电的感觉，让中国人的心灵和中国社会微起波澜，有一点痒、有一点疼痛、有一点失落、有一点妒忌、还有一点陶醉和甜蜜。

我们曾经反反复复的念叨“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但我们很少有人思考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真正含义，美国人比我们聪明，他们非常清醒，经济一体化就是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生存态度甚至是政治的一体化，当有那么一天，中国人都美国人化了的时候，中国的大市场就被美国彻底攻克了，只有拥有中国市场，“全球经济一体化”才是货真价实的一体化，那么美国经济转型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了。

最早提出“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的是荷兰经济学教授简·丁伯根，他使用纯数学的方法，用以有的经验和数据，构建了一种动态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型，在他的《商业循环理论的统计检验》一书中，美国复杂多变的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变成了48个方程式。简·丁伯根未免形而上学，经济行为说到底是人的行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就充分说明，流于机械的经济模型根本不足以反映经济行为的本质，因为经济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包罗万象、矛盾交织、错综复杂，不要说几十个数学方程式，即便每秒能进行１千万亿次数学运算的计算机，也不可能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而人，也只有人，才能真正理解经济行为的原理，——有钱大家赚，有饭大家吃。反之，如果背离了这个规则，总有一天，会遭到经济行为本身的报复。

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国际是世界上最权威也是最严肃的信用评级机构，清一色的数学和物理学统计博士出身的精英，运用的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完美的分析模型：蒙特卡罗随机模拟和相关性矩阵等方法，据说，这些分析模型可以把概率风险计算到千万、亿万分之一，据说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都曾经大显身手，原子弹准确的爆炸、飞船准确的入轨、转轨、弹出登月舱、丝毫不差的降落月面，并在规定的时间升空与飞船对接，哪怕计算差一毫秒，这一切都要前功尽弃。这个结果说明，这些模型和精英是多么的科学和智慧，然而，他们可能经受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却总是在小河沟里翻船，它们连同操作它们的主人在仅会损人利己的对冲基金和毫无技术含量的次贷面前一败涂地，那些经过层层包裹的、次贷中的次贷、垃圾中的垃圾，揣揣不安的走进来，得意忘形的走出去，每个“包裹”上都盖着三个鲜红的A字。

　 雷曼垮掉后，李溦、黄小军等人合著了《别了，雷曼兄弟》一书，这可以看作百年老店雷曼赚到的最后一桶金。几位文笔不错，也非常专业，既有文采又有学术。看得出来，他们对雷曼感情至深，尤其是书的前三十页，出自脂粉之手，怨怨艾艾、艳骨侠肠，不是王二姐思夫，也是为情人抱打不平，让人不胜唏嘘，好男人都死光了，遂使小女子成名。

但雷曼果真像她们说的那么值得同情么？

如果说高盛做孽的数量是“数不可数”的N次方，雷曼做下的孽就是“数不可数”，经雷曼之手包装出售的次债垃圾不下2万亿美元，让多少人血本无归，又有多少人饮弹自杀？那从帝国大厦上纵身一跃的瞬间，“我轻轻的来，正如我轻轻的去”，真的有这么浪漫吗？鲜血开出的花朵，不是美丽，是罪恶，是罄竹难书的罪恶。

据说，华尔街汇聚了全世界所有的精英，各个头脑抵得上超级计算机，但辩证的看，他们也就是一台台机械的缺乏人类思维的计算机。《别了，雷曼兄弟》其实写到90页就可以收笔了，因为看到这里，读者就已经知道了结果，这群没有人类思维的白痴，用无数根花花绿绿的火柴，构建起一座座金融大厦，却不懂得思考，只要其中一根被点燃，一瞬间火烧连营，尽成乌有。

毛泽东说：“高贵者最愚蠢”，现在学当也不晚。

当然，美国人并不都是白痴，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比中央党校的教授们还要深入，当他们研究透彻了以后，这个一贯崇拜实力的国家，撇下刀枪，极尽魅惑的向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输出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在中央情报局和平演变中国的《十条诫令》中，用非常具体和明确的语言说：“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让中国的青少年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成功了，举目四望，今日中国社会除了人的肤色，其他一切跟美国社会已经不分彼此。

可口可乐、麦当劳、星巴克、街头旱冰、矿泉水、麦当劳、牛仔裤、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伊妹儿、沙发、席梦思、空凋、电风扇、组合音响、广告、时尚杂志、手机、化妆品、美容、离子烫、商品直销、专卖店、健身、保龄球、高尔夫、姚明、阿联、耐克鞋、山地车、别墅、汽车、家庭游泳池、旅游度假、休闲中心、畅销书、连续剧、影碟、软件、追星、演唱会、超短裙、露背装、露脐装、一夜情、离婚、再婚、第三者、二奶、小蜜、歌厅、洗浴中心、毛片、嫖娼卖淫、吸毒、走私、未婚同居、单亲家庭、律师、股票、地产商、商业垄断、公务员、超市、超前消费、实用主义……数的很累，实在是数不下去了。

武力是不能征服中国人的，但当我们看到以上名词、概念，我们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忘了我是谁！经济不是孤立的行为，经济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美国来讲，“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搞定13亿中国人，对中国来说，是高达2万亿美元的停留在账面上的美国国债。

三

    市场无疑是培育出来了，问题是如何打开这个大市场，巨大的中国市场，给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和想象空间，他们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中国市场的形成，让美国社会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声音，一派从遏制苏联和国际地缘战略需要的角度出发，鼓励华盛顿与北京结盟，其代表人物是黑格、傅立民、洛普等人。中国人按照自己非敌即友的思维方式，把他们说成是亲华派，这绝对是一厢情愿，美国政府中从来不就存在亲华派，无论他们对中国持何种态度，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中国如果没有89年那一档子事，老布什应该也属于“亲华派”，1970年代初期，得到尼克松赏识的老布什出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北京的大街小巷，留着老布什与夫人芭芭拉欢颜的身影，他们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六月的风中，一时成为中国人茶余饭后的佳话。司徒雷登也是一位中国通，但他接触到的都是中国上流社会的人士，1949年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看后大惑不解，因为他一直认为“中国人”需要他。老布什接触的是中国底层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所以老布什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需要司徒雷登。

   老布什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刻地意识到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美国和美国人。在北京的岁月，让老布什眼前一亮，看到了与美国社会传说中截然不同的中国人，温和、淳朴、与人为善，跟中国人在一起，他有安全感，这样的民族怎么会喜欢武力，怎么会喜欢占领和征服，不可能，绝不可能。中国之兵非好战，从这时开始，老布什心底里有了这个概念。但美国政治波诡云橘，有人并不希望华盛顿和北京走的太近，这种势力来自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一者是与台湾有密切经济来往的人，一者是与苏联有利益关系的人，他们想看到的结果是，北京越乱越好。当然，美国政府包括老布什本人也希望中国一夜之间改变颜色，如是之则中国市场必然对美国门户开放，为了这个愿望，美国社会内部的“亲苏派”、“亲台派（李洁明、伍夫维兹和钱尼等）”与纯属于意识形态思维的反华派结盟，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鼓励他们在华的代理人走上街头。据说，美国之音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份长达10分钟的贺词，美国政府也作了相同的准备。

    中国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江山易主，半个月后，似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风波之后，老布什不得不大义灭亲，黑格挂冠而去，但更大的可能是，撇了官印，拂袖而去。黑格显然不同意这些人的做法，黑格有长长的军旅生涯，一生游走世界各地，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情世故、脾气秉性了若指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发生后，黑格痛心疾首的呼吁，“据我多年与中国交往的经验，中国人民是喜欢美国人民的，并且愿意向美国学习，尤其是在经贸和科技方面。中国人民现在最关心的是稳定与经济发展。”黑格非常反感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在苏联解体后把中国当成假想敌的做法，黑格批评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事务和中国历史，“中国的实力确实在增强，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中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国家，从未寻求霸权。研究战略的人往往重视别人的军事能力，并据此制订自己的战略计划。但是，那种只看对方军事实力，不看对方动机的战略评估是片面的。”

    因为长期在军界服役，黑格对中情局玩的那点猫腻心知肚明，他非常清楚，89年风起于青萍之末，“青萍”就是中情局。黑格不愧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的将军。但中国也不要忘了，黑格毕竟是美国人，同时还是Compuserve公司，米高梅影片公司、Interneuron制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美国在线公司的董事之一。 

    89风波后傅立民虽然没能获任驻华大使，但损失最大的还不是他，而是原中国处处长洛普，被开除公职了，最终在华盛顿一家小学找到了一份工作。老布什虽然在感情上同情洛普，但官居总统身不由己，他迅速与洛普划清了界限。这个结果让人齿冷至极，中美两国怎么是那么的相像，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哟。据老布什自己说，89年的风波以后，他不敢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让人不能不疑惑：谁在偷听？只是可惜了洛普，这位耶鲁大学的高材，美国最年轻的外交官，真实身份是情报官员，如日中天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傅立民的人生虽然多灾多难，如果跟洛普比，或许该满足了，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傅立民出任助理国防部长，积极劝说克林顿重建中美关系。傅立民后来认为，这是他人生中的最杰出作品。克林顿给他的回报是，——公共服务最奖章。因为事实正如傅立民所说，“中国的变化比你们理解的要大。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失败和挫折教育了中国，也教育了美国，美国人似有所悟，——中国就算是个熟透的香瓜，也是留给“中国人”吃的，聪明的“美国人”应该学会分享。清醒之后，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人”迅速掉头，由此拉开了“美国人”与“中国人”即合作又斗争各取所需“中国人”称之为经济互补的历史新篇章。

    这种合作与斗争的结果是，美国穷人更穷了，中国富人更富了，暴富的速度快的让人不敢想象。

    中美两国关系当然也有了巨大改变，以前是敌对关系，后来变成了非敌非友关系，这种关系，不由得让人想到了“暧昧”这个词汇。

    需要指出的是，在追求和“完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扎扎实实地做了八件大事。第一件，为美国企业开拓准确的是培育海外市场，这件事美国政府做的非常成功，在整个发展中国家，除北朝鲜、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利比亚，其余尽收囊中，伊拉克后边没人，也敢跟美国尥蹶子，就成了今天这样。第二件事，借助华尔街金融炒家之手，从欧佩克手中夺回石油的定价权。第三件事，依靠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或曰布雷顿森林体系，忽悠新兴国家为美国经济两头买单。第四件事，依靠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美国人奴役别人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第五件事，通过美国消费拉动的经济模式，硬性确立美国认证标准的绝对权威。第六件事，依靠美国各大超级银行，从华尔街搜刮世界财富。第七件事，依靠10台根服务器把持互联网，借此垄断信息产业的软件和软件业务。第八件事，依靠GPS系统，垄断信息产业的硬件和硬件业务。

    第一件事，已经交待的很清楚了，依照顺序下边从第二件事开始分析，——美国是怎样夺回石油定价权的。

    说到石油这个话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欧佩克，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发起国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目的是联合起来对付西方石油公司，以维护自己的石油收入。后来又增加了8个成员国：阿尔及利亚、阿联酋、卡塔尔、利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厄瓜多尔、印尼（现在已被暂停成员国资格）。在欧佩克成立后的最初13年里，并没有太大的作为，巨大的资源效应没有发挥出任何优势，产油国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变化出现在1973年，作为对西方国家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回击，欧佩克成员国阿拉伯率先发难，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积陈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史称“第一次石油危机”。

    这次石油危机，引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到1975年底，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15.1%，GDP下降了5.7%，700多家银行倒闭，825万人失业，失业了高达9%，道琼斯指数比1973年底二季度下降了60%，固定资本投资下降24%，企业设备投资下降了48%，消费物价在1974年上涨11.4%的基础上，又上涨了11%。1974年美国之音开始了对苏的俄语广播，借着石油危机的机会，塔斯社等几家对美国广播把美国之音好好的嘲笑了一回，美国之音理屈辞穷，厚着脸皮方熬下来。

    熬不下来的是美国经济和美国普通老百姓。

    石油危机一是逼着美国经济转型，二是提醒了美国政府，失去油价的定价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由此，石油期货诞生了。创建石油期货交易的本意是在低价时购进石油用作储备，但很快美国人就发现，交易量对油价的影响很大。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理查德·阿莲茨，2008年1月2日，通过电脑他向纽约原油期货交易市场发了一份订单（1000桶），购进1单原油期货，下单时，油价是99.50美元/桶，结果他创造了一个奇迹，油价旋即升到100.00美元/桶。当油价冲破100.00美元/桶再折回来定格到99.40美元/桶的时候，理查德·阿莲茨损失了600美元。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油价是可以人为操作的，或者说，客观上定价权在欧佩克手里，但如果有人手中有足够的资金，对世界石油有限的产能就构成了绝大的挑战，大多数国家石油储备不过1——3个月而已，如果这位炒家能够在3个月的时间里每日购进日产量的三分之一，油价就能炒到天上去。当然，他不必每天购买，他可以通过高抛低吸的方式把资本的效应利用到最大化。

    对这位炒家而言，只要石油还是人类最重要的燃料来源，油价的高低对他都不构成损失，相反还可以带来巨大利益。

    秘密发现后，美国政府、美国各大超级银行、金融炒家开始联手了。因为制造业已经外移，美国无须担心运费上涨导致制造业产成品成本提高，尤其是当美国经济转型完成以后，美国产品几乎不需要多少汽油了，光盘虽说是化工产品，但生产一张光盘的材料成本不过1.1美分，（这还是以2008年油价最高点位计算参照）。2006年美国信息产业产值是10277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9%，2003年美国生物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15%，美国金融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6——8%，这几乎就是不许需要汽油的产业，华尔街的“矿工”们，只需要几部电话、一台电脑，外加大量的盒饭、咖啡、雪茄和出口成脏的时间就足够了。美国版权产业的产值占美国经济总量的33%，丑角产业虽然拿不上台面，总量却很高，占美国GDP总量的10%，和这些产业比，律师产业虽然不高，但110万律师的庞大群体，至少由此衍生出2000亿美元的需求。这些产业的总合差不多等于美国经济总量的80%，而这些产业的最大特点是，都不怎么需要石油。

    美国对石油的需求，70%来自家庭汽车，美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数量，比中国的手机还多。一个家庭有两三辆汽车在美国稀松平常，加在一起购买汽油的资金是天文数字，摊薄以后，美国工薪家庭还是负担得起的，买得起车，自然就用得起油。

    美国敢于哄抬油价的第二层原因，是新兴国家为了贸易顺差刻意压低本国对美出口产品的价格，这等于说，高油价对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没有任何影响。

    但美国真正具备操控油价的实力则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个时候，华尔街的金融炒家已近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期货市场上，10亿、20亿美元的交易已经不算大宗交易，动辄就是100亿美元的交易。量子基金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最初只有400万美元，到了1997年，已经变成了60亿美元。九十年代中期，量子基金更是四面开花，英镑、德国马克、墨西哥比索被杀的纷纷落荒而逃。亚洲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炒家一次集体行动，从泰国开始，然后席卷东亚各国和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合的天衣无缝，当这些受害者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作为提供信贷的交换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国家必须放任本国货币贬值，彻底私有化，结果金融炒家们迅速来了个回马枪，就像买大白菜一样，疯狂收购了这些国家的不动产，为这些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但这并不算完，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油价跌落到10美元/桶，金融炒家顺手牵羊，又捡了个大便宜。这正是后来索罗斯叫嚷，油价应该涨到200美元/桶的底气。到了这个时候，国际油价的定价权算是彻底回到了美国人手中，2008年美国以恶意操纵油价为由欲起诉欧佩克，欧佩克发言人反辱相讥：贼喊捉贼！事实上，小布什操控油价在美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建于1945年，1946年5月正式开始运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欧美各大私人银行，按出资比例的不同，各自拥有的总投票权也不同，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股东，份额高达17.4%，这等于美国拥有总投票权份额的17.4%，中国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国，但投票权只有2%多一点，等于花钱为别人做嫁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议题需要85%的通过率，如果美国的17.4%不支持，这个议题就被否决了。事实上，就算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也不可能有话语权，因为欧美各大私人银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属一体化操作，除非中国所占的份额能超过50%。但如果中国真这样做了，人家肯定会改变游戏规则。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1976年美国强迫成员国接受浮动汇率，通过了《IMF章程第八条款第二修正案》，原因在于，“浮动汇率能更好地为美国服务”，时任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下属之“国际汇率和支付委员会”主席的亨利·罗斯一语道尽天机。但一般人并不懂，为什么“浮动汇率能更好地为美国服务”，因为这个时候，美国已经囤积了大量的黄金，如果实行浮动汇率，黄金和美元之间，价格上此消彼长，你来我往，即赚黄金又赚美元，岂不是两头吃么。在1960年之前，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也就是说美元是金本位的，到了这个时候，美元是美元，黄金是黄金。IMF绝对是美国的功臣。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批评家查尔斯·德伯在《公司帝国》一书中，站在民权主义的立场，深刻分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国际性经济合作组织的本质，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所谓的国际性经济组织，不过是超级跨国公司敛财的工具，在众多的跨国公司中，排名前200位的企业每年综合营运收益要比全世界45亿民众个人收入的总和还要多。1995年，这200家企业的总收入已经达到了7.1万亿美元，这一规模远远超过了182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之和。

我们通常认为，国际政治是国家之间的事务，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国际性经济组织，以提供信贷帮助为交换条件，要挟发展中国家改变国家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时候，那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然就浮出水面了，所谓“自由市场”根本就没有自由，不过是奉这些超级跨国公司之命行事而已。这些世界级的影子内阁，不但主宰着世界人民的命运，同时也主宰着各国政府。哈佛大学世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杰佛里·萨克斯对此有非常透彻的了解，他尖锐地批评说：“大英帝国曾经把资深官员直接派往埃及和土耳其的金融部门。与过去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了更为隐蔽和巧妙的手法，悄然潜入了大约75个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决策部门，所涉及的人口总和高达14亿。事实上，这些政府的一举一动，已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格操控。”用我们的话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本和资本家联盟，通过这个联盟，这些资本家共同瓜分世界财富。

杰佛里·萨克斯说这话的时间是1995年，显然他还没有来得及把中国某些人也纳入到这个联盟，而在其后的十几年中，中国经济的核心智囊的一言一行，无一不符合杰佛里·萨克斯的看法。他们打着改革、发展、效率、速度、竞争的幌子，赤裸裸的鼓励、纵容腐败和血腥积累，诱惑和误导中国政府照章行事。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接着是论证“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厉以宁的观点，刘吉从政治上总结说：“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反动的。”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

寥寥数例，便已足见杰佛里·萨克斯的眼力，超级跨国公司的确已经悄然潜入中国的核心决策部门，区别在于，这些人有的百般为自己辩护，愣说是别人在诬蔑，有的装傻充愣，倒是樊纲很坦诚，挑破了这层窗户纸，“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言外之意，干了，怎么着，想给我定个罪名吗？

我们当然不会给他们定什么罪名，但历史和社会已经把他们钉在了耻辱柱上。最近20年，新民权运动已经放弃种族、民族、国家界限，他们站在全世界劳动者的立场上，严厉批判这些跨国公司借助国际性经济合作组织操纵世界经济的行为，同时一些正义的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也开始提出质疑，斯蒂格利兹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尖锐批评者，2002年，《纽约时报》出版了斯蒂格利兹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书中斯蒂格利兹痛陈经济全球化的弊病，他明确指出，华盛顿的一小撮是IMF的代理人，他们正在给世界带来一场浩劫。斯蒂格利兹严厉谴责IMF借助亚洲金融危机强迫亚洲各国无条件开放市场的恶行。他又说，美国人帮助俄罗斯制定的休克疗法，是在屠杀俄罗斯人民。1997年以后，斯蒂格利兹显然已经看懂，面对疯狂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他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沦为手纸。从这时开始，斯蒂格利兹从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开始后退，他不断地向全世界预警，由于经济全球化过分的受跨国公司的利益驱动，全球贫困者的声音已经完全被忽略了，他们将会变得更加贫困，这背离了自由和民主的宗旨。这不是发展，是对弱小国家和贫困者的毫无人道的奴役和盘剥。

斯蒂格利兹的分析是正确的，就在全世界经济学家和CEO们喋喋不休争论斯蒂格利兹是对是错的同时，IMF和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照目前贫困化的发展趋势看，到2015年每天生活不到1美元的人口将增加1亿，目前这个数字是3.07亿，2015年会变成4.2亿。

比斯蒂格利兹更早些时候，1992年4月24日，美国《洛杉矶时报》指出：“西方经济学家经常喋喋不休的要求世界穷国放弃其经济保护和限制措施，摒弃马克思学说，使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穷国照着做了，但是他们接着发现，由富国经营的全球市场几乎没有他们的发言权，反而关闭着，无法打进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4月23日发表文告称：富国设立的贸易壁垒，使穷国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对穷国赞助额的10倍。”

9.11事件是突然的吗？显然不是。

不特发展中国家遭受这些跨国公司的奴役和盘剥，一些发达国家同样不能幸免，日本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国民经济要接受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和控制，这是一种计划和市场兼容的经济体制，日本用这种模式创造了日本经济神话。美国的跨国公司几乎起来造华盛顿的反，华盛顿不由自主的向日本施压，逼着日本搞经济体制改革。正常的头脑都知道，所以要搞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这种经济体制缺乏活力，不能产生效益的结果。但现在却反过来了，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因为这种体制缺乏活力，恰恰是因为这种体制极富活力，能够创造更大的效益。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跟谁说理去呢？1985年，美国几乎是向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日本不怕中国怕美国，最后以日元巨幅升值平息了美日贸易战。从那时开始，日本经济一路下坡。

西德是美国第二大竞争对手，西德跟日本一样，也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德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但经济中却含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宏观控制很严厉，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当然也反对把经济卡死、管死、困死。一般情况下，国家只是为市场的运行制定规则，并不具体参与经济，但市场失灵的时候，国家就积极参与经济。第一次石油危机给市场经济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西德是第一个走出衰退了，同时衰退的程度也不深，从1974年到1975年西德联邦政府投入1000亿马克刺激经济。正是这种经济体制，才保障了西德在世界上领先的优势，按照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分析，80年代的联邦德国，的确有共产主义的形态，高福利、高工资、低失业率，工人享有广泛的权利。

但德国不是日本，任凭美国指手画脚，全当了耳旁风。

迄今为止，美国资本家们还没有过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的教训，他们不知道阶级斗争的利害，所以对发生在世界各国的阶级冲突他们总是表现出幸灾乐祸的神情，然后准备着渔翁得利。香港人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美国资本家也不例外，只不过时机不到。

包括WTO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和为贫困者谋福利的组织，WTO是一个超越联合国和超越各国政府超越法律的机构，也就是说，如果是高盛的想法，美国总统也必须服从，这正是资本家们的精明过人之处。WTO具有广泛的仲裁和执行权力，WTO所开列的各项条款没有一项听取过劳工阶层的意见。从法治社会和民主社会的角度讲，WTO是一个非法组织，它相关的咨询过程从来就没对公众开放过，公众也未获得过任何旁听WTO会议的机会，由它召集的每一个听证会劳工阶层都没有资格出席，这些会议跟中国的价格听证会性质完全相同，一些由跨国公司精心挑选出来的专业人士，做出一个个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的裁决和决定。美国法律精神的实质重在公民参与，但是WTO的裁决却不许公民参与，不能不让人探问：美国政府恶意纵容这种行为，难道说，美国的法律是用来破坏的？说到家，是为了维护美国企业的利益，在WTO框架下，美国是最大赢家，美国的转基因食品和含有激素的牛肉，今天已经端上世界各国人民的餐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生物产业产值占美国GDP总量的15%。

从字面上看，IMF是为了帮助各国处理债务问题以及平衡贸易，IMF的职能是：制定成员国间的汇率政策和经常项目的支付以及货币兑换性方面的规则，并进行监督；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避免其他国家受其影响；为成员国提供有关国际货币合作与协商等会议场所。但是，在做这些善事的时候，没有一次是无条件的，岂止不是无条件的，而且条件极其苛刻。即便如此，还要视IMF的大股东们的需要才行。

开放市场是IMF提供资金支持的首要交换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放开价格，第三个条件是私有化，第四个条件是货币自由兑换。这让国际金融炒家们发了血财，1997亚州金融危机，国际炒家在亚洲数国和地区两进两出，如入无人之境，目前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早晚还得出事，因为他们的不动产掐在金融大鳄们手里，只要这些国家房地产价额再次暴涨起来，必定会遭到疯狂抛售。而越南显然已经先走一步了，没有十年，越南别想翻身。

阿根廷是南美的南非，这两个国家就像地球大陆的两只脚，一只是好望“脚”，一直是和恩“脚”，两国的社会变迁也大致相同，先独裁后民主。两国经济也有的一比，70年代都属于发达国家。但八十年代后期，两国的差距迅速拉大了，南非经济因为有大量美国资本垫底的因素，民主体制建立后，经济经过一段调适，很快又恢复过来。阿根廷经济主要是本国资本引导，阿方辛虽然给阿根廷人带来了民主，也同时带来了贫穷，他毫无原则的向美国妥协，一步到位，彻底私有化、自由化，从而导致国民经济处于高度失控状态。到2002年，阿根廷失业率超过了18%，比索贬值75%。一份资料是这样评价阿根廷经济体制改革的：“以极其迅速和彻底的方式，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石油、化工、钢铁、煤炭、电信、交通运输、电力、供水、军工和媒体等重要领域的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与此同时，还取消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在金融、对外贸易等领域实现了全面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外国资本广泛参与国营企业私有化，涉足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让人顿时想起那个恐怖的“休克疗法”。严重的说，这是一条不归路，保守的说，没有一个经济循环周期，阿根廷旧梦难温。IMF开出的药方是，阿根廷必须实施零赤字财政，这等于向阿根廷关上了贷款的大门。人们很难理解IMF的动机，美国可以靠赤字高消费，却不允许阿根廷借钱喝粥。这么做的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跨国公司还没有完成全面收购阿根廷的计划，只有当这个计划完成后，IMF的贷款才会打到阿根廷的户头上。包括世界银行，跟IMF其实也是一个鼻孔出气。

五

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是领地、人民和管理机构的统一体，它的首脑必须由人民或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它的权利触角不能超越领地和领地上的人民，它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由人民制定至少由人民代表们制定，同时它的司法机构所作出的任何判决，也必须是人民参与的结果。但是当这些国际性经济组织出现后，这一切都被破坏了，这些国际性经济组织具有事实上的世界政府职能，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对全世界都具有约束效力，任何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都将受到他们的严厉制裁。

然而我们发现，这些拥有杀生予夺大权的国际性经济组织并非民众意志的体现，它的首脑也不是人民或人民代表选举产生，而是跟这些成员出资的份额多少有关，谁是这些机构的大股东，谁就有权利制定世界秩序并主宰世界。而当这些身份特殊的统治者违背民意的时候，全民普选对他们的去留却不起任何作用。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批评说，不到一百家大型企业主宰着美国的经济生活，政府与商界越来越紧密的勾结在一起，使得这些企业不顾一切的追逐利润，并广泛的向公共事务和私人空间渗透。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理论家阿道夫·伯利的分析更加透彻，他认为，公司帝国越来越像政府，权力无限膨胀，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政治影响力是不能以传统的私有制逻辑来判断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过国际性经济组织公司帝国不但控制了各国政府，而且还控制着人民，在他们制定的苛刻规则里，从服饰到一言一行甚至于人的思维，都被严格控制。企业可以随意查看雇员的电子邮件、信用卡上的存款，甚至包括女雇员生儿育女都要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居然可以随意剥夺人的权利，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事实上，有些企业已经在实行军事化管理了，通过这种管理，树立上级的绝对权威，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包括情感上的绝对忠诚。

在金融企业，雇员的一举一动随时处于安保部门和管理者的监控之下，包括卫生间更衣室都不能躲开摄像头，如果雇员不接受这些践踏人权的霸王规则，就得接受失业。

因为财富，美国的各大超级银行被中国学者们描述的美轮美奂，然而在美国学者笔下，他们是一家家金融强盗，为了追求更快的投资回报，他们利用手中掌控的巨额资金，肆意搅动世界外汇和货币市场，1996年，惠誉国际信用评定公司国际经济部主任柯尔顿分析，“目前，在以提供实际产品和服务目的生产性世界经济体系中每投入1美元，那么据估计将有20——50美元被用于纯金融性活动——‘投资’基金已近完全脱离了创造实际价值的活动。”

这个分析说明，庞大的世界资本市场或者说华尔街，并非为了世界经济发展而是为了金融投机而存在。

目前世界上研究和分析美国资本市场的书籍而很，但这些书籍太过专业而且视野狭窄，他们大多是就事论事，缺乏高屋建瓴和宏观把握文字的醒彻和深邃。1940年，一位经历过美国19世纪镀金时代的学者在著作中说，“从前，入侵者总是从高山、草原以及海洋袭来，而强盗贵族们则是在所有支撑着社会运行的部门展开掠夺，我们必须搞清楚，他们是如何攫取政府、学校、新闻媒体以及教堂的资源的，他们最终是如何把双手伸向主流社会……伸向人们的日常行为以及思维模式的。”虽然查尔斯·德伯在著作中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位锐思者的名字，但却给我们以巨大的灵感启发，我们必须全面的、历史的用相互联系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复合体，以下从八个方面讨论美国超级财团攫取财富的手段：

1、银商结合。1896年，为了独霸联结美国东部工业城市与煤炭基地的大动脉萨斯科哈纳铁路，华尔街最大的金融投机家乔伊·顾尔德联合吉姆·费斯克伪造了一大批公司债券，这使他们手中的股份额超过了这家公司总股份的一半，被他们买通的纽约州法院为他们大开绿灯，在查封萨斯科哈纳总公司的同时，免去了萨斯科哈纳铁路总裁拉姆杰的职务。当司法程序走完后，乔伊·顾尔德迅速带领工人民兵前往接管铁路，遂于拉姆杰领导的工人民兵展开激烈枪战，流血成河，最终被美国政府出动军队弹压。

吃了大亏的拉姆杰发誓报仇雪恨，遂求助华尔街金融投资家摩根，摩根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条件有两个，一是拉姆杰必须雇用摩根的岳父做该案的代理律师，二是事成之后要得到萨斯科哈纳总公司3000股新债券的回报，后来还有一些极富戏剧性的插曲，拉姆杰打赢了官司，拉姆杰继续做公司总裁，摩根则当上了副总裁。由于摩根手中的股份已经超过了拉姆杰个人拥有的股份，摩根已经成了萨斯科哈纳总公司事实上的老大。如果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上海滩上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

这是摩根在兼并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也是金融寡头支配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开始。摩根总结说：用以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钱，只是金钱！到了20世纪初的1912年，75岁的老摩根已经拥有48个董事头衔，美国钢铁公司、大通银行、莫顿信托公司、第五大道信托公司，美国通用电气以及美国一些主要的铁路公司尽归麾下。堪称幽默的是，这位毕生擅长趁火打劫的商界“奇才”，其人生格言居然是“信用”二字。“信用”显然不会是这么简单，别人所以对他讲信用，是因为不讲信用会给自己带来致命的伤害，比如乔伊·顾尔德，被摩根投入私人监狱。他所以对别人讲信用，是因为他有对别人讲信用的实力和自信。同样以乔伊·顾尔德为例，乔伊·顾尔德可以买通纽约州法院，但当摩根出现后，判决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结果。大鱼吃小鱼，现在的中国人倒也不大惊小怪。

2、银政结合。1892年，美国第22、24任总统克利夫兰在回给美国某铁路拥有者杰伊·古尔德的电报中露骨的说：“在我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不会做任何伤害到商界利益的事情。”这位总统虽然政绩糟糕，但非常讲哥们义气，1894年，美国铁路工人罢工，克利夫兰迅速派军队血腥镇压。他对为工人辩护的代表们说，“如果他们（工人）打算增加工资，不如要求我先解散美国政府。”同年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人也举行了大罢工，镇压更为血腥，死伤惨重，工会领导者全部被判入狱，工会组织也从美国企业消失了。

现在一般人都很难分清，美国政府所做出的决策，究竟是来自美国总统办公室或美国国务院，还是产生于高盛董事会或同学会私人聚餐的聊天中。高盛虽然是一家公司，倒更像是一家培养高级领导干部的学校，从高盛走出来的人，不但遍布美国政府权力的各个角落，也同时把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那些数不尽数的徒子徒孙，对高盛高山仰止。在世界各国政府也包括中国的金融部门、财政部门，一听到“高盛”两字，有人就有了回故乡的感觉。亲不亲故乡人，很难让人想象，高盛究竟给这些人吃了什么药，在他们心里，没有国家、民族这些概念，有的只是一个“高盛”。这同时也可以看作内外结合。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政府是为摩根和洛克菲勒服务的，那么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就是为高盛服务的。

3、银基结合。有人形容美国各大投行和对冲基金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比喻虽然恰当，却不够具体，更简单和具体一点说，这两者的关系类似于中国的商业银行与地产商的关系，牛市的时候，两者是穿一条连裆裤的哥们弟兄，银行把钱借给地产商，以至还鼓励和诱惑地产商多多贷款。这个时候的银行不会担心高杠杆率会造成信贷损失，因为买房子的蜂拥而至，房子越多越赚钱，银行甚至还刻意扩大杠杆贷款规模，贷款越多回报越多。但熊市的时候情况就变了，银行一方面不得不给地产商的假按揭放贷，另一方面又催着他们还贷。投行和对冲基金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技术层面比这更复杂一些罢了。

从法律上说，美国的杠杆率是有上限的，然而由于“无券卖空”的存在，这个上限实际上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如果没有“无券卖空”和杠杆机制，买入10000元股票，最大损失就是10000元，有了这两个因素，损失就没有上限了。杠杆率用中国麻将的规矩说，就是“滚”（驴打滚），“滚”和“跑”不一样，“跑”是要用现金的，如果“跑”10元钱，无论是赔是赚，都是这10元；“滚”不需要现金，只是一个抽象的倍数，如果“滚”的单位是20，赢了就赚了20倍，输了则陪20倍。这还没有计算庄家、明杠、暗杠、点炮、自摸、明提这些因素，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非赔倾家荡产不可。倘或是亡命之徒，腰里揣着100元上去就“滚”20倍，一旦输了，不掉脑袋算怪，跟赌徒不同，对冲基金要用自己手中的债券作担保，赚了两家分账，杠杆率越高，两家赚的越多，赔了则投行自负。问题是，当这些债券跌破了头时，可能分文不值。雷曼就是这么垮掉的，一点不值得同情。

对冲基金已有很多专业人士详细分析过，本书不敢班门弄斧，点到为止了。

4、银学结合。跟中国一样，很多美国学者也愿意为企业代言。曾经是美国“契约派”的领军人物，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说，“商界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其自身的利润水平。”这样的声音在今天的中国甚嚣尘上，“契约派”成员的很多人都是美国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从事着经济学、法学、政治理论、社会问题和其他政策的分析和研究工作，或者是美国著名学府的著名教授，同时供职于“美国企业家协会”和其他研究所，美国各大报刊上给他们开辟了各种各样的专栏，知恩图报的企业或基金会诸如“奥林基金会”不吝巨资倾囊赞助。1991年“契约派”出版了《公司法的经济学架构》，这本书的同时也是“契约派”的精神领袖，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及商学院教授丹尼尔·菲舍尔和美国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佛兰克·伊斯特伯克，把企业行为界定为纯粹私人性质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是自发的和自愿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效力。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假如雇佣合同违反了劳动法，当以雇佣合同为准，因为这属于“契约关系”，代表着自由社会的精神。如果本着他们这种精神，美国各大银行不但可以拒绝雇用怀孕的女性，同时还可以为所欲为。

5、银媒结合。99%还多的美国新闻机构和学术期刊都有财团们的股份，或者就是财团们创建的，譬如：通用电气拥有国家广播公司（NBC），西屋集团拥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时代华纳于1996年收购了特纳广播网，缔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垂直整合媒体公司，而微软在这些公司中都占有股份。总之，在美国，随便一家媒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美国媒体的声音，基本上就是这些财团的声音。有时候所以会出现某种反对声音，完全是商业利益需要。

6、银法结合。1905年，纽约州立法机构决定对面包厂每周60小时工作制实施干涉，但被最高法院否决，否决的理由是，纽约州立法机构既无权剥夺工人超时工作的权力，也无权剥夺企业要求工人超时工作的权力，因为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企业要求工人超时工作的权力。判决依据来自《第十四修正案》，修正时间1887——1897年，这个修正案在美国宪法中至今依然完好保存。这个修正案规定：法人与公民享受同等待遇。因此美国的企业跟市民的房前屋后一样，成了私人领地，无论在领地中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允许别人干涉。《第十四修正案》的宗旨是为了保护被解放了的奴隶、保护人权和自由，一不留神，给企业做了件大好事。好在如今的美国企业家还算厚道，否则他要是要求女职员必须裸体工作，那也是合法的。但要是换成中国，就很难说了，因为中国企业家都很“守”法。

7、银战结合。美国在海外用兵，无所谓正义还是非正义，说的通俗点，战场就是市场，武器订单和战后重建，让美国的财团滚雪球似的膨胀起来，另一大收获是，通过战争，消灭了海外竞争对手。电影《巴顿将军》家喻户晓，也让美国人引以为傲，最最高兴的是福特汽车公司，这等于巴顿在为他们免费做广告，二战期间福特汽车生产线超负荷工作，仅福特吉普车就销售了60万辆，飞机、坦克、大炮、航母、大小战舰……，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无一不与此有关联。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销售人员说：“我们的销售根本就不是在卖东西，而是在给骂骂吵吵的客户们分配东西。”最近美国社会又出现了一种声音：要是能有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就好了。

8、银券结合。这个话题很大很长，先简略的说几句，后面将有单独分析。中国人观念里的商业购买工具就两种：人民币、信用卡。美国可不是这么回事，用中国人的脑瓜，永远也想象不出美国人有多聪明，他们用来商业采买的金融工具比刘谦的魔术还让人看不懂。美元只是一种传统的货币，在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可能不到15%，信用卡所占份额大概也是这样，信用卡消费总额大概在每年10000亿美元左右，剩下的份额属于名目繁多的企业和银行发行的债券。以中国人的理解，这些债券应该不具有购买力，然而一当进入债券交易市场，就有了货币功能，债券购买人可以以市值为资本金，在世界市场上购买任何物资。但这只是一个小头，大头是叫做“信用违约互换”的那种东西，英文缩写是CDO，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打个比方说，你从农行买了中粮发行的债券，丰年债券的价格就会涨，你就有回报，荒年抑或倒霉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中粮破产了，债券也就白买了。为了保户你的利益，农行告诉你，如果你每月交点钱给我，那么有一天中粮破产了，你把债券卖给我就是了，我一兑一的还给你。也就是说，你交给农行的钱就是用来购买信用的，如果中粮违约了，农行负责兑现信用，这就是信用违约互换。到2007年，CDO的发行总量是45万亿美元，看好了啊您，45万亿美元。美国2007年GDP总量是13.8万亿美元，等于说，美国人不吃不喝的干三年，还堵不上这个大窟窿。“无券卖空”和“杠杆贷款”看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其实也具有货币功能，很复杂后边再说吧。总之你记住，美国各家银行不但有发行货币的权力，还有扩张货币职能的本领比如令人谈虎色变的“无券卖空”和“杠杆贷款”。

六

市场经济的规律是，滥印纸币会引发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但现在美国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狂印美元的同时，通货膨胀、金价上涨、美元升值同时并存。为了救市，伯南克撸胳膊挽袖子，几个夜晚就印出1.15万亿美元，并迅速砸向市场。查尔斯·R·莫里斯统计，截至2006年底，外国人和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储备是5万亿美元，其中主要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储备，美国人手中持有的美元有多少，至今没有详细数据，可能没有，因为美国老百姓没有储蓄的习惯。欧洲央行2008年发布的数据说，2007年欧元全球流通量是6100亿欧元，约合800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元在全球的流通量。这等于提醒伯南克，即便外国人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不兑现，假如美国财政部增发的纸币进入流通领域，美元至少要贬值55%。

然而结果却是相反的，美元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强劲升值，从2008年7月开始，美元已经有两轮大幅度升值了，第一轮升值美元指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上涨超过12%，这意味着对世界主要货币美元升值12%。目前第二轮升值还没有结束，而2009年下半年美元还要有第三轮升值。

斯蒂格利兹的理论在这里已经分文不值。一方面是纸币泛滥，另一方面纸币又大幅度升值，根子出在哪里呢，就出在石油期货市场上，有人在恶意的操控油价。目前的国际油价维持在50美元左右/桶，2008年油价最高点位是147美元/桶，和现在这个价格比较，下降了将近100美元/桶，相当于下降了66%，这实际上等于美元购买国际原油的能力提高了66%，也就是说，当美元和石油挂钩以后，现在的美元升值了66%。伯南克印制1.15万亿美元只不过才使美元贬值55%，而当油价下降66%后，即便增发1.15万亿美元，美元还有11%的升值空间。但事实上这个空间远不止11%，因为伯南克增发的1.15万亿美元主要投向债券市场。这意味着，就算伯南克狂印3万亿美元，美元也不会贬值的。

在中国人看来，美元升值对中国是利好，至少不用为手中巨额的美国国债担心了，同时还能扩大中国对美出口，扶持危难中的中国制造业，很多中国学者都持这种观点。但是他们却没有思考过，美国人这么做的动机究竟出自何处？

曾几何时，以巨额外汇储备为后盾，中国很多企业摩拳擦掌，准备趁美国经济危机之际掀起一轮并购美国企业的狂潮，但现在他们都傻眼了，美国企业不但没有变成大白菜，反而比以前更值钱了，昨天收购一家美国企业，可能要花10000亿人民币，现在没有15000亿人民币别想拿下来。从这多出的5000亿人民币中，美国一下子就能捞回去800多亿美元。

美元升值对中国外贸出口也不会有太大帮助，因为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限制了美国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2008年高盛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2月至8月物价指数月率平均增幅仅为0.13%，但2008年CPI增长率却高达0.39%，月率增幅推动总体CPI和核心CPI年率增幅分别接近4.5%和2.5%。以这样的增幅分析，美国普通消费者对中国外贸出口不可能有作为。但同时美国大财团的实力却因为美元升值大大提高了。这真是一着妙棋，其一、经济危机不但没有损害美国财团的利益，相反还让美国财团从中获利；其二、中国对美出口并没有因为美元升值而同步增长，相反还持续下降，同时中国对美采购却要消耗更多的人民币，这无疑消减了中国的贸易顺差。这个结果意味着，美元贬值吃亏的是中国，美元升值吃亏的还是中国。反观美国，美元贬值占尽便宜，美元升值依然占尽便宜。

金融危机对美国来说损失的只是几个金融皮包公司，但美国并没有吃亏，美国通过这些皮包公司，已经赚够了本，那些垃圾债券早已经转到了其他国家手中。时寒冰在个人博客中披露，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次债份额超过了5000亿美元。日本的损失也不少，日本产经新闻社披露，截至2008年3月，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日本各大金融机构2007财政年度损失已逾1.9万亿日元，他们分析，随着次债危机的加深，日本的损失将会更大。日本究竟损失了多少，好面子的日本人肯定不会说的，但从三菱证券那种“羊爱上狼”的交易中，日本的损失肯定不会少于中国。李溦和黄小军在书中描述，三菱证券在摩根士丹利股票价格一个星期下跌了70%时候，居然还答应按照原来的股票价格进行交易。

究竟该怎样分析各国的损失，只要观察一下各国央行向本国商业银行注资的数额大致就看懂了，但中国要另算才行。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发生后，俄罗斯三个月就损失了外汇储备的35%，俄罗斯的外汇储备曾经高达6000亿美元，目前只剩下240亿美元支撑着俄罗斯庞大的金融体系。俄罗斯国内有人把责任推给普金，这是别有用心，普京纯属代人受过。普京是1999年12月31日接叶利钦班的，而这次金融危机的祸根是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埋下的。为了弥补国内财政赤字，当时的俄政府一方面向西方大举借债，另一方面大量发行年收益率30——70%的债券，为了卖出债券，当时的俄央行出台了一个强制性条文，命令各家银行至少要购买5000亿卢布（旧）的债券。

债券回报率高达30——70%，看似很划算，但由于到年底时俄罗斯通胀率已高达70%，实际上会给债券持有人带来很大损失。有人形容当时的俄罗斯卢布不如手纸，这个形容并不夸张，卢布（新）对美元的比价从年初的6∶1猛跌到17∶1，非官方的银行间交易价为22∶1。以年收益30%的债券为例，如果你购买了10000卢布，到年底会变成13000卢布，按照官方比价可能兑换764.70美元。按照非官方比价可能兑换成590.90美元。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兑换时银行会告诉你，卢布已经贬值70%，1998年12月底，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高达70%，也就是说，原来的100卢布，现在只等于30卢布，10000卢布等于3000卢布，13000卢布等于过去的3900卢布，即便按照官方的兑换比价，你只能得到两百多美元。按照非官方的兑换比价，你的损失就更大了。而如果你不买这些债券，或者购买后以20%的损失（官方和非官方间的兑换比）让“利”转手，然后购进美元，至少可以兑换成8000÷17=473.70美元。

为了弥补预算赤字，当时的俄罗斯发行了大量的短期债券，规模可能占赤字财政的80%。俄罗斯央行当然是占便宜了，吃亏的是商业银行和普通老百姓，商业银行为了减少损失，不得不低价甩卖，以5损1的比例廉价卖给了西方银团和金融炒家。交易完成过后，俄罗斯各家银行为去一大块心病而觉得捡了大便宜，西方银团和金融炒家觉得这个底抄的很值。1998年美国通胀率几乎为零，这意味着美国不缺钱，短期国债是负利率，10期国债利率也不高，显然，抄底俄罗斯就是金融炒家们最正确的选择，遂集体行动，给俄罗斯债券市场来了个大扫除。

2007年，俄罗斯经济大翻身，油价先是在66美元/桶高位运行，到第四季度一蹦高冲上100美元/桶。石油让俄罗斯发了大财，外汇储备高达6000亿美元，相比俄罗斯火热的经济形势，美国经济则危机四伏，美元在俄罗斯失宠，俄罗斯人争先恐后的抛售美元，从2007年1月开始，美元兑卢布汇率跌破1∶26后便一路下滑。俄罗斯人开始后悔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2007年第四季度当油价突破100美元关口的时候，俄罗斯人为自己过去的短视顿足捶胸。

就在这时，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俄罗斯天随人愿，市场上有人开始抛售当年的俄罗斯债券，但现在这些债券身价已经十数、数十倍了，所以几天时间，俄罗斯外储就消失了35%。当年收购这些债券的时候，金融炒家和西方银团也就花了几十亿美元，现在换回来的2100美元。俄罗斯用了8年时间，吸干了脚下的一大座油湖换来2100亿美元，旋即进了别人腰包，以目前的油价计，这座油湖的油量是42亿桶。

郎咸平教授的看法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但这个因素，他显然给忽略了。经济学家永远也搞不懂金融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站在金融炒家的利益上思考问题，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思考。当索罗斯说油价要涨到200美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悄悄地出货了，而经济学家们考虑的是，在147美元/桶的时候，应该多吃尽一些石油，免得便宜都让炒家们占去。一个人在出货，另一个人在接盘，这就是金融危机。要想切实理解金融危机，首先必须把自己定位成国际金融炒家，如果炒家换成你，你该怎样运作。

但接盘的不仅仅是中国、日本、俄罗斯，还有全世界：苏格兰银行、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巴黎银行旗下的三大投资公司血本无归、两家澳大利亚对冲基金罪有应得、德国商业银行、IKB德意志银行……

中东石油王子们的损失可能最大，在全美国9000多家的对冲基金中，可能都有他们的股份，当然，对这些1600亿美元还不够吃一口的王子们来说，二、三万亿美元的损失，不过就是吃饭时不小心咬了一下腮帮子而已。

无论怎么分析都让人觉得，美国的金融危机是有预谋的，并且蓄谋已久。从拉高油价开始，以油价暴跌结束，美元由涨到跌，再由跌到涨，财富在全世界转了一圈，最终又回到美国财团手里。

伯南克把美国金融危机归罪有中国人热爱储蓄，包括查尔斯·R·莫里斯也持这个论调。真应该拿老大的板子狠狠的拍打他们的屁股，让这些习惯于屁股决定嘴巴的人知道，屁股犯了错误就该打屁股。

金融危机不是中国人储蓄造成的，也不是欧佩克造成的，而是美国空手套白狼的经济模式造的孽。

1960年代末期，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和欧洲经济的繁荣，小马拉大车的美元，已经无法承担世界储备货币角色的重任，到1970年美国已经寅吃卯粮，贸易盈余仅为17亿美元，美国经济事实上已经停滞了，通货膨胀率高达6%，黄金储备迅速减少，即便没有1973年的石油危机，美国经济也要衰退。这也正是尼克松放弃每盎司黄金44美元固定兑换比例的原因。浮动汇率的实施，让美国的贸易伙伴们一夜间货币贬值20%，损失最惨重的是日本，他们手里攥着的全是美元。法国人气的破口大骂，我们辛辛苦苦的把闺女养大了，却必须让美国人先过夜。美国人既然如此霸道，欧佩克当然有权提高油价，美国人凭什么用硬纸片来交换我们的石油。

美国人自知理亏，再后来那些经济学权威和社会学权威，众口一词的把美国1970年代的经济衰退归咎于“婴儿潮”，他们一般这样评价：六、七十年代的潮水般长大的美国青年，扩大了社会福利开支，而且这些青年不学无术，没有一技之能，只会大架斗殴搞文化大革命运动，致使美国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双双下降。拉不出屎怪茅楼，幸亏那时中国闭关锁国，否则中国就会成为第一被告。

事实上要给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平反也不难，只要我们搞懂货币扩张是怎么回事就一目了然了。

美国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货币扩张，为什么要货币扩张呢？为了扩大消费，为什么要扩大消费呢？为了让企业回收足够多的资金投入生产。要害就在此处，好好的企业怎么就没钱投入生产了呢？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企业把资金都投入到扩建厂房和购买新设方面了，造成开工无力，用老百姓的话说，盖了房子就没了娶媳妇的钱。二是工人的工资太低，较低的消费能力不足以支持企业扩大生产。这二者是因果关系，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工人工资越底，企业就越是收不回钱来，企业越是没钱，工人工资就越低。那么怎样才能摆脱这个魔咒呢？答案是：多印点纸币给工人增加工资。“1971年，尼克松政府超额印发了10%的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到那时为止）货币增长率最大的一次，于是，经济增长率服服帖帖的开始复苏。”莫里斯语，“到1972年大选时，再次恢复到超过5%。”

看到这里，不要说那些自诩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们，就算是凯恩斯复活，他也得心服口服，——美国经济停滞不前，跟“婴儿潮”没关系，跟欧佩克没关系，跟中国人爱储蓄没关系，旨在于美国资本家一口吃个胖子的贪欲思维。

从法律上说，或者按照布雷顿森林协议说，世界各国谁都有权利货币扩张，唯独美国不应该享受这个权利，这是美元作为货币领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美元是金本位的，别人货币扩张后对美元会有相应的贬值，美元并不会受到损伤。但美元如果实行货币扩张，就等于领主拿着纸片子强行索取物资，它靠的是权力，而不是背后有多少黄金。如果没有领主权，华尔街的金融贩子就算再有本事，也没人用真金白金购买他们的纸片子。但正因为有了领主权，华尔街的概念美元就都成了财富，随便设计一个概念货币，甭管它是垃圾还是有毒的废弃物，只要它的名字叫“债券”，就能从别人的手里套来真金白银。

七

接着上一节的话题，我们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做一个简略的分析，如果你是美国财团或者是国际金融炒家，应该把目光落在哪里？

继续盯着华尔街？只有傻瓜才会做这样的选择，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至少在未来的10年里，不会有人对美国金融市场感兴趣。美国的房地产？如果美国经济再次转型，房地产业将首当其冲遭到抛弃，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美国政府也不会看不懂，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等于养一只老虎为自己狩猎，当猎物被吃光以后，下一个猎物就是自己——国家。美国政府当然有义务和责任为美国公民提供居所，但目前这种靠房地产投机拉动经济的模式肯定会改变，也许，美国政府将不再鼓励甚至限制人们拥有第二套房，除非你能证明第二套房不是用作投资。

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当然求之不得，但目前还不到时机，俄罗斯虽然再次遭到金融危机，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日的俄罗斯非从前的俄罗斯，两次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可比性，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来势凶猛，但俄罗斯既未伤筋更未动骨，而且就算是伤筋动骨，一向对美国深怀戒心的俄罗斯，也不会把自己的经济命脉——石油，交给美国人打理。对美国财团和国际金融炒家而言，除了石油，目前的俄罗斯几乎没有可以选择的投资品种。

再次抄底石油期货？目前这个价位做作短线不是不可以，但绝对没有供大资金长期投资的价值。

冰岛已经垮了，海外资产目前已被冻结，作为对这种冻结的回应，冰岛政府接管了银行，这意味着，冰岛欠西方各国的债务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你欠我的我不用你还，我欠你的也别想要。冰岛靠金融产业致富，然后摔倒在这个产业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只有31万人口的海洋孤岛，从今后可以自谋职业了，继续捕鱼捞虾大概是最好的选择。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西欧的北大门，在经济上也是西欧各国的防火墙，金融危机发生后，　汇丰环球外汇交易策略主管潘达维(David Bloom)说：“挪威克罗诺(krone)是终极的避险天堂。它可能是全球最佳货币。”果然不负潘达维厚望，短暂的贬值后，克罗诺牛气冲天，从2009年初开始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升值行情，三个月时间里，兑美元已升值3%，兑换欧元升值了11%，这不由得让人想到身高马大的挪威女足，绿茵场上气势如虹。瑞典、芬兰经济有浓郁的计划成分，银行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钱当然是私人的，但怎么花，必须由国家说了算。独特的北欧模式，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深思的同时，我们应该想到，马克思主义不是美国人说的那么糟糕。

英法德虽然身陷困境，但这些国家有前车之鉴，尤其是英国，自从当年被索罗斯狠狠地敲了一笔竹杠之后，军情五处就盯上了这个扰乱国际金融秩序的凶手，英国应对金融危的方法很简单，只要你美国印美钞，我们英国就印英镑，以毒攻毒，不改欧洲海盗们打架的老规矩。目前看，英法德与中日俄联手的趋势越来越明朗，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作出让步，增加其它国家在该组织的发言权，显然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但尽管如此，大家也未必完全满意，虽然还不会搞出一种国际货币取代美元，但未来这些国家间的贸易结算，肯定是尽量不使用美元。南欧诸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在金融危机中与欧盟保持统一立场，这不但增强了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增强了欧盟反击美国财团和金融炒家的实力。其他南欧国家可以忽略不计，经济本身就一直不咋地，没人去哪里投机。

欧盟最大的软肋是新加入欧元区的中、东欧国家，捷克、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乌克兰及波罗的海三国都是重灾区。这些国家受灾的原因别无二致，市场拱手于人，近乎成了西欧大国商品的倾销地，但手头又没钱，所以就从西欧各国借钱消费，公共债务越积越多，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经常账户赤字高达20%。美国人敢于借钱消费，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还不上欠款，多印点就是了。但这些国家被加入欧元区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以为这就可以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这些国家从西欧银行贷款的总额高达3.675万亿美元。这其中至少有50%属于死贷。病急乱投医，这些国家现在厚着脸皮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手要钱，但IMF的钱是好要的吗？G20会议上，中国答应向IMF注资400亿美元，这绝对是冤大头，心怀鬼胎的欧盟各大国，虽然因内部分赃不均争吵不休，虽然与IMF一直龃龉不断，但在对付中日俄的问题上，总是能保持高度默契。最可恨的就是原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讨好欧美大国，讨得残羹冷炙，一直充当西方大国反华战略的马前卒。中、东欧的许多国家基本上都属于流氓国家，跟越南没有质的不同，把钱给他们就等于喂了狼。

仔细研究后发现，东欧各国的经济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并没有直接关联，而是西欧各国为了自保，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从东欧撤回资金使然，有便宜只能西欧大国得，出了麻烦却想甩给别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果真如此，岂不等于说，你跟婊子睡觉，要由别人买单吗。中国不需要这些婊子，对他们的妓术也不感兴趣。但是我们也得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既然老鸨们跑了，用低廉的价格把妓院盘下来，将来也没准有大的回报。相信美国财团和国际金融炒家也看懂了这道理。

眼光越过地中海是广袤的非洲大陆。突尼斯是摩萨德搜集阿拉伯国家情报的集散地，贸易严重依赖欧洲市场，靠旅游赚外汇，国内生产总值300亿美元左右，国内市场狭小，外国投资很少，大资金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埃及是农业国，但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都很高，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有限，自然也没有多少投机的可能性。金融危机对非洲国家影响最大的是南非，南非经济和美国财团联系紧密，这次金融危机对南非影响很大，这证明，有些兔子连窝边草也不放过。2008年10月8日南非《星报》说，中国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一听就知道是美国人的口吻，不值一驳。不过从中却可以看出，南非越来越像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南非黑人真的获得解放了吗？令人怀疑。

非洲虽大，但能给美国财团和金融炒家带来投资价值的凤毛麟角，除非，他们敢于经受索马里海盗和土著部落AK47步枪的考验。

石油与战火是中东永恒的主旋律，但精明的犹太商人和阿拉伯商人绝不会给美国财团和国际金融炒家多少机会。而且伊朗不容别人染指，伊拉克早已花落美国。

南亚有投机价值的只有印度，但印度市场封闭很严，外贸和金融自成一体，不容外国染指，国内金融市场无论是火爆还是冰冷，别人都没有机会，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很强，印度国会议员有很浓郁的庄园主心态，一草一木不丢于别人。印度虽然已经实行市场经济，但只是内部运营的市场经济。印度经济就像印度人的性格，总是那么悠哉游哉、不紧不慢，别人好的不得了时，他也不怎么好，别人坏的不可收拾，他也不怎么坏。没有落差的经济，等于没有机会。

越南已经被抄家抽光了血，但现在就进场收购似乎为时还早，越南人的嘴巴现在还很硬，一方面满脸堆笑的跟中国要钱，另一方面又跟中国耀武扬威。这是个不讲信义的国家，从驱逐华侨开始，一桩桩一件件，处处与中国为敌。对付这样的国家要不急不恼，只要记住金融炒家的招路就行了，每隔几年，就给他曝一次光，要让他彻底明白，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家要认真研究越南市场，越南经济远未到底，越南人不认为自己的经济垮掉了的说法目前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银行2007年曾答应未来5年内向越南贷款40亿美元，越南遭遇金融危后，世行肯定要收紧钱袋了。IMF一直都不看好越南，不要说目前囊中羞涩，仅有几百亿美元，就是有很多钱，也不会给越南，原因不言自明。

在IMF的框架下，中国要学会讨价还价，尤其是对越南和东欧这些国家，绝不能滥施仁慈，否则与自虐无异。中国一定要严肃的告诉美国和IMF，亚洲有些国家和有些事务，必须由中国说了算，责任与权利必须对等。

除越南外，金融炒家在东盟难有作为，自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除新加坡外，东盟其他成员国至今还在气喘。

东亚国家，最让美国财团和金融炒家觊觎的是中国制造业，假如中国政府不迅速出手救助这些落难的孩子，抱养一群将来不愁没钱养老。就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如果能搞定中国的制造业，就等于帮助美国经济转型，这些海外企业，既能保证美国的消费需求，又能保证美国有充足的美元，而中国得到的不过是有限的税收和工人们较低的工资。假如能实现这宏愿，虽然是在中国办厂，其实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眼光向东是澳大利亚，在烟波浩淼的太平洋上，澳大利亚就像一朵水仙花，静静的开。澳大利亚为什么一枝独秀，因为中国和日本明争暗斗，让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成了贵重金属。世界三大铁矿石生产厂家有两家在澳大利亚，中日两国从澳大利亚进口运输成本远低于巴西铁矿石。假如中国房地产业持续低迷，澳大利亚经济难免会休克，最近几个月澳大利亚经济已有初冬味道，资源行业的股价跌跌不休，企业深陷债务危机。美日两国虽然是澳大利亚的传统盟友，但自身难保，对澳大利亚眼睁眼闭。陆克文回天乏术，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中国经济V形反转。没准，美国财团和金融炒家已经蠢蠢欲动，在澳大利亚企业关门的瞬间，从门缝间惊鸿一闪，中国要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让澳大利亚矿产资源花落旁门。拿好钱，该出手时就出手。

绵长的安第斯山脉，把南美大陆一分为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南美诸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间左右逢源，成功地躲开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他没能躲开美国财团和金融炒家，当马岛战争的硝烟散尽，阿根廷率先向美国财团敞开了大门，从这一刻开始，阿根廷告别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向贫穷和落后国家靠近。阿根廷已经被美国财团廉价收购，包括世界顶级的阿根廷足球，后面站着的都是美国大老板。

智利没有选择阿根廷的道路，智利虽然是市场经济，但不追求高速度，严格限制热钱入境，1991年6月智利央行出台了强硬措施，规定流入智利境内的短期资金必须拿出30%存入央行，而且不付利息。这个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外资流入的成本，有效抑制了资本投机。同时智利央行积极扶持本国中小企业发展，培育民族工业。智利经济的另一大特点是，财富分配上注意向底层社会倾斜，较好地缓和了国内阶层矛盾。智利铜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38%，世界居第一位，铜价暴涨的时候，智利获益巨大，仅此一项纯收入就高达427亿美元，相当于智利GDP的30%，这笔资金智利政府没有乱花，而是存储起来，用作减税、提供补贴和救济穷人。2009年1月，智利政府向国内170万户家庭每家都送了一个大红包，相当于人民币600元。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阿根廷经济危机虽然对智利有影响，但影响有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智利人民很幸福。

秘鲁经济也属于资源型的，世界银行分析，2009年拉美地区经济整体上萎缩，但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最近几年巴西经济发展很快，境内热钱涌动，经济一直在高位运行，私人消费是GDP的主要推动力，占GDO增长率的一半左右。2008年1月巴西外汇储备高达2067亿美元，但其中有900亿美元属于境外热钱，这对巴西雷亚尔绝非好事。08年以后，巴西通胀率和利率都在高位运行，雷纳尔兑美元贬值了60%。消费者信心开始下降，出口形势及其不妙。2008年底巴西政府净公共负债率的比重高达36%。截至2009年3月，巴西外债总额已达1926亿美元。这一切都意味着，巴西经济严重过热。 假如你是热钱的钱主，你的第一个选择肯定是——撤离。

热钱撤离将会给巴西带来什么结果？不妨作一个简单的计算，巴西外汇储备2067﹣热钱900﹣外债1962=负795亿美元。

危险正在向巴西迎面扑来。

八

民工们知道，挣钱一定要去繁华的都市，哪里有建筑企业，哪里就能找到机会。金融炒家更懂这个道理。

仔细的读者想必也已发现，凡是美国财团和金融炒家们的猎获物，都是经济表现非常出色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有这样几个共性，一是资金可以自由出入镜，可以自由兑换；二是实行浮动汇率，巴西是个例外，最近几年巴西雷亚尔放弃了与美元挂钩。三是消费需求旺盛，老百姓手中似乎有花不完的钱。四是房地产业轰轰烈烈，买房子就像不要钱一样，大家疯抢。但这并非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真的很有钱，而是说明热钱流入太多，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直到有一天，当政府和老百姓都觉得明天就是共产主义的时候，噩梦从天而降。

中国所以免于被国际金融炒家们暗算，受益于三个方面因素，一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国际游资来去多有不便，他们虽然可以借助一些地下渠道把资金带入中国境内，但成本很高，一般要支付10——15%的手续费，一来一去就是20——30%。这是“国际”惯例，中国外逃资金转移也是这个价。成本高，获利就必须更大，但中国证券市场并没有可供高回报率的投机品种，大资金想指望一下子就赚几十倍、几千倍，那是痴人说梦，能赚一倍就顶天了。扣除证券交易税、资金过境的手续费、证券交易代理费，能赚40%也就这样。这样的回报率对国际金融炒家而言，显然是很不划算的，如果把资金投入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样的资金可能获得几十倍的回报。美国人制定的国际资本游戏规则，等于是开门缉盗，中国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规则，只要美国不对金融投机行为做严格的限制，就不能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

二是银行为国有。北欧三国成功防范金融危机的经验说明，国家严格监控银行是明智的选择。银行不同于其它企业，绝不能搞自由化，银行可以是私人的，但资金怎么运作，必须接受国家指导。目前看，中国有些银行就有点失控，假按揭肆虐，损失很大。

三是中国普通劳动者收入很低，房地产市场虽然火爆，但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望房兴叹，靠炒房致富风险巨大，炒房难免会炒成房东。总的来看，中国商品房的主要消费者是中高收入阶层，最近三四年，有些人购买了好几套房，囤积居奇，准备将来大赚一笔。这些人都有点利令智昏，或者说是他们错判了形势。这些人认为，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所以他们相信，地方政府在个人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会让房价越涨越高。这些人要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要么就是与权力圈联系密切的，或者本身就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其实这些人都是小聪明，根本就不懂政治，所以他们把现代社会视同封建社会。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和最高权力拥有者，都不会允许极少部分人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否则必然引发社会大规模动荡，他可能为了某种急需暂时对极少数人作些妥协，容忍他们得到某些额外的利益，但是，一当这种急需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就一定会改变策略，让社会恢复秩序。另一个问题是，任何一个最高权力的拥有者，都不可能容忍极少数人架空自己的行为，无论这些人的实力多么强大，在最高权力拥有者的面前，其实都不堪一击。

在2009年3月份之前，国内国外的很多人还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带动着中国GDP的半壁江山，放弃地产业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致命伤害。但是短短一个月后，他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政府的决心，放弃房地产业也没什么了不起。两会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措施，鼓励和扶持住房多渠道化，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政府不再把房地产业视同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从今后，这个产业将与其它产业一样，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二是中国政府把安居、医疗、教育从经济行为中剥离，今后将更多的从民生角度去考虑。

让我们记住2009年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间，从这个时刻开始，炒房将成为历史名词。

中国下一步要做的，是从根本上扭转外贸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现象。中国美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美国是知识经济，中国是传统经济，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是智力商品，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是体力商品。中国的体力商品成本很高，这些商品有重量、有体积、需要很大很多的厂房、仓库、运输工具、劳动力，消耗很多的原材料、燃料和人力和运力，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很大。但这些商品的利润都让美国中间商和零售商拿走了，中国企业得到的那一部分，不是来自产品，而是来自工人的工资。查尔斯·德伯在向公众演讲时说：“大部分听众都穿着耐克或者锐步牌子的鞋。因此，我的问题往往会把讨论的重点很快引向有关企业海外生产基地的工作环境。我们的话题常常涉及一些残酷的事实——在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来自乡村的年轻女孩子走进制鞋工厂。在那里，她们为了一天挣到一美元而必须从事长达14个小时的工作。然而，如此低水平的收入甚至连她们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会讨论到相关企业从每双鞋子中所获得的丰厚回报——成本不足5美元的商品也许会以150美元的标价被出售。”一般的观点认为，美国在海外的企业，给工人支付的工资比驻地国企业要高出一大截，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本国企业里打工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将会低到何种程度？如果美国海外企业支付工资的标准是1美元/天，中国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就是1﹣X，这个X，就是中国企业从出口产品中拿到的“利润”。

美国一直坚持认为，中国从对美贸易中获益巨大，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没有美国一分钱，这些外汇储备来自中国工人的工资。美国人的工资收入占GDP的49%，中国人的工资收入仅占GDP的14%，中国企业的用工成本可能仅有美国企业的2%，中国企业用工成本不到企业总成本的10%。2003年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01年各国制造行业工人每小时工资美国是19.86美元，中国仅有0.53美元。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呢？原因就在于美国中间商的蛮横压价，美国中间商不是按照美国产品成本费用构成比例的原则开价，而是对中国企业实施“特别关照”，产品本应合法获得的利润空间，全部被美国中间商和零售商占有了，中国企业只能打工人工资的主意。美国一些政客和非政府组织喋喋不休的指责中国侵犯劳工权益，却从来不考虑美国中间商应该负哪些责任，事实上美国在华企业也黑透了，在中国新劳动法出台之前，微软、通用电气、麦当劳等企业和美国商会都极力反对。针对这些企业的阻挠，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刊物之一《新闻周刊》批评说，这些美国企业，完全把中国当成了血汗工厂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基地。他们甚至还反对工人在这些企业里建立自己的工会。

从维护人权和保护劳工利益的角度讲，美国国会应该通过一项法律，限制并制裁美国企业和中间商盘剥外国企业和外国工人的行为，如果美国议员们的确认为人权没有国界，就不应该漠视美国企业和美国商人践踏人权。然而美国的国会议员总是用另一种思维看待中美贸易问题，一方面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出口，否则就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为此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制定了苛刻的限制条件，甚至达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程度。中美贸易规则完全是由美方单方面制定的，中方只能被动的接受，而不能提出任何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又要求中国更多的购买美国国债，以支持美国人的高消费。美国花中国的钱买中国的产品，同时又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出口，倒让人觉得，第一、中国强迫美国必须跟中国借钱，第二、中国用中国产品误导了美国人高消费。按老百姓的观点看，这老美整个就咱中国的一活爹，吃着中国还数落着中国，而且伺候不好还不行。

中国不应该像守财奴那样过分追求外汇储备，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守着一堆美元过钱瘾，有时间就拿出来数数，而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首先应该着眼于国内，尽快改善人民的教育、医疗和居住矛盾，在致力于实现外贸结构均衡的同时，积极扩大内需，把市场转向国内消费者。政治家必须从社会角度和历史跨度上深刻思考经济问题，而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纯粹是为了赚钱而谋划经济，这样的发展模式会把中国带入历史周期，经济学家的理论只考虑经济成本，不分析社会和历史成本。依照莱维·巴特拉的周期率分析，每隔30年社会经济就要出现一次大萧条，财富损失三分之一，这无疑等于说，如果这30年间GDP平均增长率是12%，那么有了这次大萧条，GDP平均增长率就变成了9%，既然是这个结果，在设计GDP增长率的时候，定在9%岂不更稳妥。

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没有必要迷恋国外市场，国内消费增加10%，GDP至少会增加一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社会消费总额是10.8万亿人民币，增加10个百分点就是10800亿人民币。况且，即便我们有了很多外汇储备，我们也不可能买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对美、俄、日也包括欧洲国家来讲，中国永远是他们遏制的对象，对因特尔来说，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设计微处理器的部分，对美国来说，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知识资产。他们能卖给我们的，永远是过时的产品。然而即便是这样的产品，他们还要狮子大开口，我们用一列车的皮鞋换回来的不过才是波音飞机的一个舱门。

美国的智力产品成本很低，今天的美国企业，运行模式中已不再需要重要的生产性资产，正如托马斯·A·斯图尔特在书中说的那样，“雅虎生产和控制用于为其金融网站服务的“原材料”的工厂，只是位于地下室里，标记着‘不许触摸’字样的三个服务器。”他们卖给我们的商品，是一个个没有重量、体积和颜色的逻辑符号，是品牌和知识产权。但就是这样一些几乎没有成本的东西，却总是能狠狠的敲诈我们一大笔。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垄断，在让发展中国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不但使发达国家财源滚滚，同时也是这些发达国家要挟和欺凌发展中国家的杀手锏，当他们拥有了这些高科技手段以后，就不许别人卫星上天了。甚至包括私人企业，都对别人进行种种限制，比如微软，它的东西别人就得搭配着买，否则就没法用，以这样的强盗逻辑而言，难道说，娶了一个漂亮妞，就必须把她们家瘸腿的妹妹也捎上不成，而微软的规矩是，漂亮妞和瘸腿妹妹是连体婴，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并且还只能使用她们家生产的连体牌安全套。保护知识产权不等于知识垄断，更不等于用知识产权敲别人竹杠，这不是卖产品，而是在卖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相信，一片安乃近大小的电路板，就可以卖到3、4美元，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当年的哥伦布，用一船玻璃球从印第安人手里换回来一船黄金。

在中美贸易中，中国扮演着童养媳的角色，可以明确的说，中国经济学家用市场换技术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技术在不断更新，但我们不能永远出让我们的市场。而且用市场换技术无论社会成本还是经济成本都是巨大的。要改变这个被动局面，中国就必须改变思维模式，不是用市场换技术，而是用重金买人才，虽然是重金，但相对市场而言，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打个比方说，美国硅谷的高级工程师年收入最高的可能数百万美元，低者几十万美元，看似工资很高，实际上要是跟花在购买美国高技术产品上的钱比较，不过九牛一毛。

中国不能老盯着外汇储备，要把外汇储备变成生产力。中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都不及美国零头的五分之一，2004年度美国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是2922亿美元，中国只有156亿美元。中国的“硅谷”搞了近三十年，实际上一直充当着美国信息产业产品代理商和推销员，那些所谓的软件公司，从股市上圈来钱，不是用作产品研发，而是用来继续圈钱和搞房地产开发，那些软件业减名人，热衷于出名和写论文，除了激光彩排，再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东西。

中国的信息产业不能指靠私人企业，必须以国家为产业主体，大量的从欧美和印度引进人才，我们再不能盲目相信中国电子工程师们的豪言壮语了，他们除了开发一些儿童游戏，赌博、算命之类的东西，乏善可陈。

九

知不足而后学。

现在来看，美国经济空心化虽然颇遭非议，但美国执意发展高技术的国家战略是无比英明的，这一点只要读者一阅托马斯·A·斯图尔特的《“软”资产》就会心悦诚服。虽说软资产是多维组合，包括管理、售后服务、情绪智力、品牌、变异思维等多种因素，但只有当信息产业出现，这些因素才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在过去，波音公司如果要对自己飞机的质量和各项性能指标作技术分析，就必须派出员工携带仪器走访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用户，但现在波音公司总部的技术检测部门通过互联网可以直接访问每一架飞机内部的计算机系统。今天的喷气客机驾驶员座舱内除了有复杂的计算机和通讯系统外，还有1000多个微处理芯片，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波音公司可以随时掌握每一架飞机内部几十万个零部件的安全状态。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现在的汽车比当初人类登月时用的登月车装配的计算机还多，这些输入了大量信息的汽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代步或运输工具，而是一个个现代指挥中枢、公司和一座座现代化的流动工厂，譬如为建设跨海大桥而专门设计制造的罐装混凝土运输车，车内复杂的计算机系统，把配料、温度、搅拌时间、路途时间都精确得不差分毫，而且这些数据一经生成其变化情况就会在工程指挥中心的电子屏幕上显现出来。工程指挥中心可以通过与市内交通指挥中心联网，让驾驶员从屏幕上获得最佳行走路线。

这些变化告诉我们，当建筑业分享信息革命好处的同时，信息产业无疑是最大的赢家。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分析，说明其他产业从信息革命中的获益与信息产业本身获益的比例关系，但仅微软公司的事例就足可证明，这个比例一定是非常悬殊的，1975年，当比尔·盖兹从Basic语言及源代码转让中收获到18万美元的时候，庞大的波音帝国甚至认为，这只是一个天才儿童在玩耍儿童游戏时赚了点外财而已，然而25年以后，这个玩着儿童游戏长大的孩子，个人财富竟然超过了1000亿美元，其公司市值是4204亿美元，同一时期，波音公司市值是350亿美元，通用电气被称为美国经济的领头羊，市值也仅仅是3325亿美元。在互联网还没有进入商业化之前，有人嘲笑因特尔公司是异想天开，面对比尔·盖茨的这个空前巨大成就，谁还敢说互联网仅仅是供儿童们玩乐的东西。

2000年，美国最大的汽车网上销售商通过互联网销售了价值15亿美元的汽车，当我们分析它销售成本的时候发现，传统广告费用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在互联网上做广告，给一个人看与给一亿人看的成本是一样的，但却增加了另一项成本——网络支出，这笔费用通过不同途径流向了那些形形色色的信息产品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这可以用一个图形来表示：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一家公司给信息产业所作的贡献，而事实上美国有99%甚至更多的企业都开通了电子商务，不仅于此，这些公司还把广告、咨询业务、售后服务、资金往来、会议办公、数据分析、文件传输、跟踪调查等等统统搬上了网。美国一家公司的统计显示，每年全世界要生产700——2400兆兆字节的新信息，每兆兆字节都等同于100万本普通的书籍，那么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从这些信息的传输中，信息产业将会得到多么巨大的收益。

电子商务教父杰夫·贝索斯是亚马逊网上书店的创始人和CEO，他从一间电话亭大小的“公司”做起，4年后，亚马逊书店的市值高达300亿美元，这个数字等于美国两家拥有百年历史和一千多家连锁店的书店的市值之和。亚马逊书店能够为顾客提供4700万件包括图书、CD、DVD、游戏软件等货品，亚马逊书店就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一些城市地下室里的一台台电子计算机，亚马逊书店的仓库就是他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能够为顾客提供想购买的几乎任何一种图书、音像制品或游戏软件。亚马逊书店有超过40万种的商品，这些商品比传统销售形式要优惠40%。然而亚马逊书店既没有办公楼、门市房，也没有仓库。在供应链中，信息替代了存货，这个做法同样适用于制造业，福特汽车的工程师马克·菲利浦说：“上述做法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掉整个建造金属原型的阶段，以及在开始建造生产线之前，就可以知道所设计的生产线能够有效运行。”托马斯·A·斯图尔特分析认为，用虚拟生产线来代替实物原型的做法，每年可以为福特汽车创造约2亿美元的价值。而对于图书行业而言，没有库存几乎就意味着不需要流动资金。因为在零售业中，流动资金主要是用来支持库存的。如果依靠实物资产或者说是传统的书店，像Barnes & Noble和Borders这样的大型书店，一千家连锁店如果每家都要保持足够多的商品，仅资金沉淀一项可能就高达上百亿美元。

在信息时代，亚马逊书店无疑是个大赢家，但更大的赢家是美国和美国的信息产业。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们还在怀疑，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投资可能无法得到正比回报，然而1994年以后，再没有人争论这个问题了，因为，美国劳动生产率正在以每年2.8%的速度递增，大约是20年前平均增长率的2倍，而上述增长的一半来自信息技术和软件。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巨额的就业机会，2006年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美国一半的劳动力都受雇于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供应商或使用者。事实上，在家庭计算机出现以后，传统就业观念就被彻底打破了，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开办一家公司。8086是一个让90后孩子们陌生的词汇，然而正是这个如今看来老掉牙的计算机和他所应用的笨拙语言，不但把人类带进了信息时代，同时还成就了数不清的曾经的无名小卒，有人靠开网站跻身IT名流，有人靠在网络上写字、唱歌、绘画跻身文化和娱乐圈，有人靠网络上开公司成了商界名流，还有些人更为聪明，在网络上出售照片、视频、音频或者聊天赚的沟满濠平。在信息时代，资金虽然还是重要的资本，但已经不是唯一的资本，因为，人脑对信息技术的理解与发现，甚至是比资金还重要的资本。就理解层面而言，只要学会在网络上推销自己，就等于跨进了成功的大门；就发现层面而言，Basic语言可以缔造神话，发明鼠标同样可缔造神话，还有人发明了U盘，于是诞生了另一个神话。

2000年，美国虽然有60%的公司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电子商务战略，但即便如此，美国企业间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购销金额也已经达到了3360亿美元，但五年后也就是2005年，全球网上企业间销售额高达6.3万亿美元，大约是总销售额的42%。大概直到这个时候，全世界才恍然大悟，美国政府为什么早在1985年就作出了修改知识产权法的奇怪举动。

担任过英国大型计算机服务公司ICL首席专家的伊丽莎白·朗克曾经回忆说，1998年ICL与微软公司建立了战略联盟，我突然意识到，微软的技术知识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产。”很显然，伊丽莎白·朗克不够聪明，事实上岂止微软的技术是重要的战略资产，包括互联网都是美国最为重要的战略资产。

从法理上说，当互联网商业化运营以后，ICANN对所有的客户都应该一视同仁，IP协议一经签订，它就必须严格遵守合同，因为它收了客户的钱。事实上远非如此，正如美国所有的私人公司一样，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即刻断绝了与轴心国的贸易关系，此前双方签订的所有商业合同都不再有效。同时从ICANN这个机构的性质上，我们也能推理出它只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ICANN明确的承认，它是一家非盈利性机构，职责就是监察com、.net、.org的顶级域名的分配。这等于告诉我们，ICANN认为它是在免费为客户们义务工作，虽然ICANN靠域名敛财是不争的事实，域名贩子瑞恩·杰克逊在他的《域名评论》一书中披露，2005年以后，域名注册每年给ICANN带来的收入不下3000万美元，而它每年收取的年费可能多达3亿美元。至于美国的网络运营商VeriSign，从COM、NET、ORG中更不知赚了多少，自VeriSign与ICANN签下了代理协议，股票的价格不到数月就从几美元冲过了200美元。

有人指责ICANN与VeriSign联手敲诈消费者，但这又怎样？既然ICANN认为他仅仅是一家非营利性机构，那么它就有权利自由寻找合作伙伴，同时也有权利随时中止与任何一家客户的合作关系，把这家客户的IP地址从主根服务器上删除掉。对于普通的网民而言，在一家网站上的IP被删后可以另择一家网站，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这个国家的门户网站的IP都被删除，这个国家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虽然客观上不存在ICANN封杀欧洲客户的可能性，但欧洲互联网域名注册机构一直要求ICANN与客户签订正式的商业合同，而不是目前这种既非商业性质亦非官方性质的无法律效力的草签。欧洲互联网域名注册机构的目的很明确，一是通过正式合同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伤害，二是即便因某种原因受到了伤害，将来也能通过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索赔。但ICANN王顾左右而言他。而美国政府则明确指出，美国商务部对顶级域名清单有最后准驳权，美国政府绝对不放弃对主根服务器的控制权。

对于美国政府的强硬声明，有人指责美国是搞霸权主义，一是借助主根服务器控制世界，二是垄断性经营互联网。应该说这两种因素的确都存在，而且不特如此，在计算机的系统软件上，也存在着以上两种因素。除微软、因特尔、苹果等少数几家美国公司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开发的应用软件，都可能会因为缺乏系统软件源代码而发生与系统软件互不兼容的现象，譬如，河北省人事厅设计的计算机等级考试系统，与微软的系统软件就存在冲突，使用河北省人事厅的这套软件之前，就必须卸载微软操作系统。印度号称软件大国，全世界70%的软件都是由印度开发的，可是，软件的核心程序也就是涉及与源代码衔接的那一部分程序，都是由美国公司在绝对保密状态下单独完成的。这不由得会让人想到可口可乐那间密室，只有在饮料中勾兑了由这间密室里提供的“味精”，这种饮料才叫可口可乐。

2004年后，微软虽然公布了部分源代码，但这是毫无意义的，正如可口可乐公开“味精”中的大部分成分一样，准确的说，只要其中一种成分不公开，那么部分公开与不公开没有任何区别，缺一不可。

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讲，获得源代码并非很困难的事情，一些天才的程序员完全可以破解源代码的秘密，但是，由于美国法律为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即便破解了源代码，也无法使用，否则就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由于这个因素的存在，源代码事实上就成了企业和国家最有价值的商业资产和战略资产，就这个道理说，微软出售的实际上是源代码。软件和源代码的关系就好比巫师与咒语一样，真正值钱的是咒语而不是巫师。假如先入为主的商业规则不改变，那么我们无论怎样气愤，都只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没有办法，因为互联网技术起源于美国，并在美国发展起来，除非我们不打算参与电子商务和网络生活，否则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另起炉灶，再下一代互联网建设上捷足先登。

辩证的分析，美国的做法虽然让全世界感到难以接受，但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或则说，如果互联网技术不是起源于美国而是起源于俄罗斯、欧洲、日本或者中国，这些国家肯定也不会放弃既得利益，道理很简单，谁也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与全世界共产。

以往我们讲知识就是财富，这只说对了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知识就是权利，谁掌握了某种新知识，谁就在该领域获得了主宰别人的权利。譬如美国率先掌握了信息技术，自然就拥有了在信息领域发号施令的权利，在商业时代，规则永远青睐先行者，比如中国人发明了激光照排技术，目前第八代激光照排系统已经抢占了全球90%的华文市场，那么毫无疑问，在这个领域，中国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展望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可能不会再由一家垄断，它可能会像电话网一样，不需要一个总的中枢控制系统解析，城际间就可以自由访问。

十

近年来，GPS已被中国人广泛的熟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无线电导航、定位和定时的多功能系统，但至于这个多功能的系统其功能究竟多在哪里，不要说普通的中国人搞不懂，就连美国政府也不一定都搞得懂。从理论上说，美国的电子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必须遵守美国法律，除了要完成美国国防部及情报机构交办的规定“动作”外，不得在芯片和软件程序中作任何手脚。而问题却在于，芯片上密密麻麻的电子管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程序语言，就跟众说纷纭的《红楼梦》一样，“都云痴，谁解其中味”。

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如果芯片设计者或软件程序员精神不健康，或者在电子管上做点手脚，或者在程序上做点手脚，美国的核武器没准会满天飞。实际上美国政府一直都有这方面的忧虑，早在十年前美国军方就发现，美国核武器实验室数据库里有黑客们留下的足迹，而2006年，5名15岁至17岁的少年干脆就大摇大摆的进去旅游观光，美国政府也许并不担心他们真的有能力开启核武器，因为破解开启核武器的程序比开着汽车上月球还困难，但美国政府却担心这样一些问题，一、那些电子管的作用是否真的就像设计者描述的那么真实，这些设计者会不会给自己留着暗道，既然他们可以帮助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做手脚，那么他们如果额外的再添加一点悬念，不也同样是神不知鬼不觉么？客观地分析，那些电子管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只有设计者本人心里最清楚，因为芯片跟人脑是性质完全相同的东西，每一个电子管就好比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除了表象外，没人知道其潜在的本性。二、这些电子管的集合，会不会像人脑一样，在外界某些特殊因素的刺激下突破理性界限，或者运行到某个生命节点就会自然变异。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人类带来福音，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电子工程专家敢于否定这种危险性，相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他们对人工智能潜在的危险性越来越表现出不安。三、支持操作系统的程序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吗？早在视窗“95”推出时，澳大利亚军方就发现了该软件有个神秘的文件包，会自动的向微软总部发送信息，而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黑屏”事件，则让微软恶意操控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秘密大白天下。

“哪有那么多和平，我眼中看到的都是危险和威胁，”张召忠将军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席话并非杞人忧天。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虽然有些国家已经能够自主研发CPU，但他们却无法摆脱互联网和GPS导航系统完全由美国控制着的现实：一、这些国家自主研发的CPU如果不能与互联网和GPS导航系统兼容，就必须自己建立一套独立的网络和卫星导航系统，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缺一不可。目前欧洲、俄罗斯和中国虽然都拥有了或正在构建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但由于在转为民用时上这个导航系统更多的要借助互联网，这就使得他们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变成了纯粹军事目的的东西，否则一旦接入互联网，就可能出现不兼容问题。二、如果这些国家研发的CPU能够与互联网和GPS兼容，那就会在很多方面涉及到知识产权纠纷。

事实上能够开发制作芯片的厂家并非只有因特尔一家，美国其它公司以及俄罗斯、欧洲、日本、中国都有这个能力，但由于因特尔公司奉行先入为主的市场战略，从进入市场开始就疯狂的申请专利，使得集成电路芯片布图设计几无潜力可挖，无论其他人如何绞尽脑汁，最终都难免要跟因特尔公司的专利擦出火花。因特尔公司不惜巨资供养着一支能言善辩的律师队伍，每天都在挖空了心思研究如何才能给别人制造个侵权罪名，心理上的忌惮，IBM、HP、摩托罗拉等宁肯放弃CPU这块肥肉，也不想自找麻烦。事实上业内人士都非常清楚，“p4”的微处理器并非就是最好的，它所以能够垄断市场，不是因为技术优势，而是因为从8086开始，X86系列的CPU芯片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几乎尽数变成了因特尔公司的专利产品。有人或者认为，“至强”和“安腾”应该是对“奔腾”的升级换代，其实才不是那么回事，所谓“至强”不过是四个或八个“P4”的物理组合，“安腾”么，就是将发动机的马力增大一倍罢了，或者说是把马换成了大象。

真正具有换代意义的处理器，应该说是太阳微系统公司正在研发中的硅光子芯片，这项技术如果能够成功，无疑将为计算机技术带来一次革命性的改变，因为使用的是光学元件，元件与元件之间、芯片与芯片之间的金属连线就可以取消了，使用这种处理器的计算机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体积超小，这种计算机可以不需要主机厢，在显示器里只要有个火柴盒大小的空间就足够了；二是速度极快，理论上说，速度可接近光速；三是能耗消耗很少，因为是激光在硅光学元件上通讯，电阻几乎不存在，所以不会有电能和热能的转换，那么也就不再需要排风扇。

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战略是对的，要想在微处理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必须有技术创新才行，要敢于突破传统技术的束缚。太阳微系统公司的成功经验其实是个绝好的案例，虽然当初死板的商业运作模式曾经给太阳微系统公司带来一次巨大的商业灾难，但一如既往的坚持发明创新的思想无疑是太阳微系统公司一次次振兴的制胜法宝，太阳微系统公司的专利芯片和架构具有无与伦比的性能，它采用的JAVA编程语言是互联网的通行标准，2005年5月在公司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太阳微系统公司计划在两年内推出尼亚加拉芯片，但仅用一年时间就实现了，这种芯片几乎颠覆了传统处理器的工作原理，硅谷的工程师们认为，尼亚加拉的性能比当今最强大的芯片还要强大15倍。同时放大的还有公司CEO乔纳森·施瓦兹的个人收入，由2005年的300万美元爆增到2280万美元。

从这个角度上看，美国所以能够控制世界，不仅仅在于美国可以无节制的印制钞票，不仅仅在于美国有很多航空母舰，不仅仅在于美国有很多核武器，更在于美国人拥有积极的发明创新精神，其实细想，从爱迪生发明电报的那一刻开始，后来的世界格局就已经注定了。

一份资料分析说，GPS卫星导航系统从研发到进入商业运营，美国总共投入了300亿美元，但获得的回报却高达几十、数百倍，单单美国国内汽车导航业务一项，GPS卫星导航代理公司每年就获纯利润30亿美元。欧洲航天局说，“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为欧洲创造了14万个就业岗位，从提供服务中每年经济收益高达90亿欧元，这还没有计算出售航空和航海设备终端和芯片的收入。同时他们分析认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在交通管理、旅游、民航和测量等方面将会有效的降低生产成本，每年至少会为欧洲节约2000亿欧元。

仅仅是在欧洲，卫星导航就有这么大的收益，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它蕴藏的商机又该如何计算呢？

虽然面临着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但在互联网由美国控制的情况下，在卫星导航领域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短期肯定是难以改变的，这是因为，天空可以由大家共享，地面上却是谁也离不开互联网。从提供服务这一块分析，GPS的市场占有率至少不低于70%，尤其是在中国，随着私人汽车的普及，GPS产值每年都在以90%的增长率提高着，2002年GPS服务年产值是5.14亿美元，2003年已经变成了9亿美元，到了2007年则高达50亿美元，2008年GPS的全球市场已经扩大到313亿美元。来自赛迪的一份资料说，2006年中国GPS手机销售量为10.5万部，2007年前九个月市场就销售了29.4万部。而2007年全球PND市场销售量则高达1896万部。但这些数字实际上仅仅是指卫星导航、定位和定时的收益，而GPS所能承揽的业务远不止于此。

GPS具有广泛的用途，凯立德的董事长张文星介绍说：“随着GPS生产技术的提高，GPS产品不仅可以以独立的产品（车载或者便携）形态发展，而且向PDA、手机、MP4、数码相机、游戏机等领域渗透，与各种消费电子形态融合，从而实现不同的应用。”

GPS产业显然已经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极，但最大的赢家并非那些GPS接收机制造商，而是装在接收机里边的芯片的制造商，这才是GPS的核心技术，一份资料分析，在全球GPS专用芯片市场，仅美国SIRE公司一家，市场占有率就高达70%，“SiRF主要的应用领域集中在4个方向：移动电话、车载系统、便携式计算设备和嵌入式商业设备。我们用的CF接口GPS、GPS-mouse以及蓝牙GPS接收器等等，这些设备大部分都是使用的SiRF公司的芯片和固件。”SIRE公司不过是在1995年才刚刚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一出手就令人乍舌的拿下市场份额的70%，其公司背景实在是让人刮目相看。

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占有率可能不到1.2%，中国产芯片的优势在于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50%，但是，对于这种高技术产品，仅有价格优势显然是不够的，技术才是决定市场占有率的关键因素，核心芯片性能的优劣，不但决定着GPS产品的性能，也决定着接受终端是否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

2005年，美国AMD公司很大方的向中国无偿受让X86架构微处理器的核心技术，一时间让中美两国内媒体轰动，美方媒体多是反对，中方媒体多是欢呼，而事实上，X86架构微处理器的线路布图在欧洲、俄罗斯或者日本早就成为历史垃圾了，大家所以还在使用它，不是因为这项技术没有过时，而是因为其低廉的市场价格还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同时也让人怀疑AMD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就在2005年，中国人自主研发的龙芯一号问世了，而X86架构微处理器无疑对龙芯构成了巨大的市场压力。这是因为，X86架构微处理器虽然已经是过失技术，但比龙芯还是先进一至两代，同时龙芯还存在侵权嫌疑。龙芯的架构和MIPS架构非常接近，能95%兼容MIPS。国内有专业人士说，我们可以通过正式渠道，与专利人协商，支付一定的使用费获得许可。从法律上看是这么回事，但从技术上讲，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专利人在转让技术时会不会有所保留，对于微处理器这种高智能产品，随便在一个电子管上打点埋伏，就会给一个国家埋下致命隐患。

买来的孩子谁敢保证没有外心？

《非诚勿扰》中葛优与徐若萱有一段对白堪称精彩：

徐若萱：你不是说你不在乎孩子是不是亲生的吗？
葛优：孤儿我认可，父母双全是另一回事，宝马车头放一奔驰标，这不太合适吧，出了故障，奔驰零件配不上，宝马又不管修，咋办？

徐若萱：能开不就行吗？
葛优：这娶老婆生孩子的事情，我还是自力更生吧，不接受外援

电子技术跟生孩子就是一回事，中国一定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一定要坚持高起点，绝不能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否则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国防建设，永远都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命运。然而现实却让人很无奈，中国的PC产业，看似做得很大、很了不起，实际上只是一个个来料加工的组装厂而已，方正也罢、联想也罢，都是从美国进口芯片。尤其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是，因特尔和AMD争夺市场份额，吃亏的却始终是中国，中国的PC企业哪一方都不敢得罪，哄完这个在给那个赔不是。

所谓CPU，说白了，就是一点石头加几根金属丝罢了，然而就这么点成本的东西，开价高达成千上万甚至几万、十几万元，仅此一项，外国公司主要是美国，每年至少从中国赚走一两百亿美元。

与美国企业家和科学家比较，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实在是缺乏国家和民族责任感，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赚钱上，这样的国家就算再有钱，就算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充其量是跟阿拉伯国家划等号罢了。甚至都不如人家，人家至少还有本拉等。中国人应该效仿犹太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心里永远装着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第三章 现代经济成分和一些变量分析

一

市场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它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是世界市场至少还有基本的贸易自由，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但总体上看，这种保护无关自由贸易的本质。缘于这种自由，经济行为中的各种元素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元素与元素之间能有机的整合并彼此影响，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就比较好地反映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重要规律，如他所言，消减税收就能刺激经济，而增大开支也同样会给经济提供动力。这两者是有机的统一，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消费能力，消减税收是为了让工人和企业有更多的钱，工人敢于花钱，企业敢于投入；罗斯福的成功经验说明，在经济危机期间，大规模的增加公共开支，在价格水平相对低位运行的同时，总需求与总供给会激增，这是因为，一、大规模增加公共开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业人数骤增，可以有效的快速的拉动消费，二、公共项目投资巨大，这种超级的政府采购，能够快速激活整个产业链条，对经济的拉动有立竿见影的收效。

二是买卖公平。所谓买卖公平，是指在世界市场中，虽然某些产品可能存在价格垄断，但这种垄断对经济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极小，远不足以改变经济行为的生态平衡。比方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汽车的价格可能被垄断，但汽车不是生活必需品，虽然美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很高，平均每六人拥有一辆汽车，产值高达全国总产值的8%，但在世界范围来讲，能够消费起汽车的只是极少数人而已，也就是说，损失掉美国总产值的8%对全世界来讲是无足轻重的。反过来讲，假如这种商品不是汽车，而是粮食、棉花和石油这些对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商品，这种公平交易的原则就会被彻底破坏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毋庸置疑，所谓市场经济就不再是真实的市场经济，而是被人为操控着的经济行为。比方说，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农牧业连续数年遭遇天灾，农副产品价格应该暴涨才对，但结果却正好相反。由于少数几家大公司恶意操纵市场，从世界各地大量进口农副产品向市场倾销，导致国内小麦价格跌落到每蒲式耳五角以下，玉米价格跌到每蒲式耳两角八分，棉花五分钱一磅。这个现象，显然是市场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

贸易自由和买卖公平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任何一个遭到破坏，市场经济学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无论是凯恩斯的理论，还是斯蒂格利兹的理论，都不能适用于被人为垄断着的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规律，它所体现的仅仅是少数几个垄断者的个人意志。事实上这也正是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与供需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其一、房屋需求总体上是由投机行为来决定的，这种规模巨大的投机交易，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需求。真正的需求是要由消费来体现的而并非投机，房地产投机不是消费，而是隐性的供给增加，因为这些房子最终要投入市场，与正规的房地产商们争夺市场份额。从2005年开始，中国房屋销售总额中每年至少有25%落到炒家手里，但由于这些年房价节节攀升，炒家拿出来出售的房子很少，绝大部分其实都被囤积起来。这一方面给房地产市场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从而误导了地产商，盲目的购进土地，盲目的扩大规模，最终导致资金凝滞。另一方面也误导了银行，盲目的放贷，最终有大部分都变成了不良贷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地产商手里积压的房屋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消化掉，国家统计局显然没有考虑到炒家手里积压的房屋数量，如果加入这个因素，这个时间就不是两年了，而是三至四年。其二、中国的房价就跟中国式官员一样，只能升不能降。只升不降的商品价格显然不是市场行为，因为市场经济中，受供需关系的影响，任何一种商品其价格走向都是波浪形的，而中国的房屋价格逆市上涨，显然有悖经济规律。

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行为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把投机也看作自由的一部分，我们当然不否认，某种程度的投机行为能够活跃市场，可以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比如说1980年代，中国靠着为数众多的小商小贩的长途贩运，即搞活了城乡市场，又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还给国家带来了税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投机行为只能在个别领域存在而不应该是无限的和全方位的，尤其是对国民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和重大指标意义的领域中，就必须坚决遏制投机行为，比如说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能源市场，放纵投机行为就会给经济带来致命的伤害。美国经济危机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中投机泛滥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其中美国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不能简单的看作个体性质的投机，而必须看作美国政府是以国家为行为主体赤裸裸的出老千。在东北的麻将桌上，有一种牌被称作“惠”，“惠”牌什么牌都能顶，所以东北人打牌都喜欢做“七顿”，因为有了“惠”，叫牌就特别的快，倘或手气好的时候，连坐数桩“七顿”自摸也是有的。但“惠”毕竟是有限的，一幅麻将中只有四张牌是“惠”，而问题却在于，有些时候当输家突然验牌后却发现居然多出两张“惠”来，毫无疑问，有人出了老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输赢统统都不能算数。美国金融市场的问题就与此类似，美联储明明只发行了5万亿美元的纸币，然而市场上流通的“惠”居然是这5万亿美元的10倍，结果全世界都被美国“惠”顾了。

美国所以能够“惠”顾别人，原因就在于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就没有了衡量美元的价值尺度，换句话说，美元究竟值多少钱，旨在于美联储的需要，当美联储需要美元贬值的时候，就暗示炒家把油价拉高；美联储需要美元升值的时候，就暗示炒家把油价砸下来。无论如何都让人接受不了，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几天前买1桶石油还需要147美元，但眨眼间，147美元就可以卖4桶石油了，这样的美元哪里还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样子呢？不然我们再来看一下金本位时期美元与油价的关系，从1948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石油价格一直维持在每桶2.5美元至3美元区间。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后来美元虽然略有贬值，38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但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因素，产油国每售出大概11.7桶石油，就可以得到1盎司黄金。目前黄金的最新价格是930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油价是60美元/桶，也就是说，产油国要售出15.5桶石油才能得到1盎司黄金。与那时比较，产油国显然吃大了大亏。而油价147美元/桶的时候，则又让石油进口国吃了大亏，因为1盎司黄金才能买到6.5桶石油，而恰恰在这一时间段，美国动用了石油储备。惨的是那些没有石油储备的国家，买同样数量的石油，要付出两倍的黄金才行。这无疑背离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在这里，市场经济学成了一摞废纸。

客观地分析，从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刻开始，经济学就开始淡出历史了，及至国际金融炒家走进国际期货市场，经济学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一、由于价格受到人为操控，那只影响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自然就失去了作用，那么经济走势跟经济学也就没什么关系了。以石油为例，欧佩克的调查结论是，石油的日产量与日消耗量大体相等略有剩余，这意味着油价应该稳定在某个价位上才对，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影响价格的真正力量是国际炒家，而面对国际炒家们炒出来的价格，谁还敢相信经济学中的供需曲线呢？其二、由于美元的购买力忽大忽小，指望用经济学原理导出货币供应的数量无异于痴人说梦，各个国家最为明智的选择，大概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了，感觉着要硬着陆了，就把银根收紧一点；感觉这是要软着陆了，就把银根放宽松点，否则就得像中国这样才行，有很多很多钱，白扔三、两千亿就当花钱买教训。其三、美国泛滥成灾的金融衍生工具使经济学变成一种非常荒谬的东西，它甚至根本就理解不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什么是一位数，而不是两位数或者三位数。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纸币供应每增加一倍，通货膨胀就翻上一番，而美国各种货币供应的增加量都快追上阿富汗尼了。

与传统经济学冲突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彩电、冰箱、计算机、小排量汽车等商品，并不像经济学分析的那样，价格会随着需求的扩大而上升，而是与此相反，需求量越大，价格就越低。所以出现量价背离，是因为这些商品有潜在的利润空间，价格下降后，生产厂家虽然在一个购买者身上赚到的钱少了，但由于消费群体迅速扩大，总利润却大幅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关键之处是，经济学家没有对不同的消费群体作具体分析，他们只是泛泛的谈论消费，而企业家不是这样，企业家是针对不同的消费人群生产不同的产品，也就是说，在企业家眼里，消费能力是无限的，所以聪明的企业并不依赖高价位赚取利润，而是通过挖掘各种各样的新的消费群体来增加利润。典型的例子就是山寨手机、山寨电脑，它并没有跟正规厂家争抢客户，而是把眼光瞄准低收入人群。与山寨手机相比，中国的地产商算不上合格的商人，他们的眼光紧紧地盯着高档、豪华、大户型房屋，而忽略了50、60、70平米户型的市场需求。中国总体上说是个穷人的国度，大户型住房需求有限，有巨大需求空间的，是小户型住房，地产商如果推出50、60、70平米户型楼盘，即便价格不低，也会被抢疯的。其中50平米的住房肯定倍受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的喜欢，60平米的住房对进城打工的家庭极具诱惑力，70平米的住房则不但是低收入家庭的首选，同时也能受年收入三、五万元这样的三口之家的欢迎。中国地产商的问题在于他们既不懂经济，也不懂社会和人。可笑的是，中国有些经济学家也跟地产商们一样糊涂，虽然心里想给地产商们帮们，但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以其昏昏使地产商昭昭。

文化产业对经济学家来讲更是一笔糊涂账，他们可能永远都搞不懂，怎么“超级女生”就能给湖南卫士带来三亿元的短信收入。而哈利波特居然比中国式煤矿还赚钱，《福布斯》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哈利波特的罗林收入高达1.6亿英镑。比罗林赚钱更省事的是美国日间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芙瑞，她连笔墨都不动，对这镜头就靠嘴巴，在一年时间里净赚了2.6亿美元。

现代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异，甚至可以这么说，凯恩斯有关“边际消费递减”的三大定律已经完全过时了。

凯恩斯所以作出那样的假设，是因为他对消费群体的理解有误，他仅仅把消费群体划分成富人和穷人两部分，也许在他的那个时代，这样划分是正确的，但在今天来看，这样划分就有很大局限性。从世界范围讲，美国的消费群体大体上应该三分，即：很富很富的人、中产阶层、穷人；美国穷人很少，可以忽略不计；其中很富很富的人，符合凯恩斯的理论，“在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远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但美国很富很富的人也很少，也可以忽略不计；美国真正的消费大军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另一种情形，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水平以倍数增加。总体的看，随着中产阶层收入的增加，美国中产阶层的储蓄就变得越来越少，进而变成负储蓄，2005年12月《第一财经日报》披露，美国中产阶层负债率高达8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三分之二。我们知道，美国的中产阶层是消费的主力军，如果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分析，美国不应该发生经济危机才对，因为作为消费主力军的美国中产阶层的边际消费不是递减而是递增。但事实上与凯恩斯的观点正好相反，美国的经济危机恰恰不是由于消费不足造成的，而是放纵消费所致。

美国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高收入导致低储蓄。这个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导致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一份资料分析，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月收入2万元的家庭，负债都不低于100万元。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经济危机对这些家庭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中国与美国的不同是，很富很富的人与中产阶层的总和只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左右，消费主力军是占人口总数80%的普通工薪家庭和农民，这些家庭收入偏低，边际消费的能力更低，由于对养老、教育、医疗等问题的担心，基本生活资料开支之外的有限结余，通常会被这些家庭存入银行。所以中国的问题用一句话概括：低工资导致高储蓄。中国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情况，月入10000元至20000元的家庭是负储蓄，月入6000元至10000元的家庭几乎没有多少储蓄，月入3000元至5000元的城市家庭以及富裕一点地区的农民有储蓄。

高收入导致低储蓄和低收入导致高储蓄，这个现象经济学显然是解释不了的，因为这里边所涉及到的是经济学以外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大致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对政府的信任度，信任度越高，居民消费水平就越高，储蓄就越少，反之储蓄就会增加；二是社会福利、救济制度的完善程度影响着消费者信心，社会福利、救济制度缺失，低收入人群就会有危机感，那么他们就会尽可能多的储蓄；三是对国民经济的预期影响着消费信心，比如现在的美国人对经济不看好，消费水平随之大幅度下降；四是消费者对个人能力的理解也影响着消费信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农民工虽然赚钱很少，但花钱更少；五是与工作的稳定性有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花钱时胆子就相对大些，否则工作朝不保夕，花钱自然就要仔细掂量。

同时这个现象也说明，中美两国驱动经济的模式正好相反，美国是靠消费驱动，中国是靠投资驱动。这个问题下一节将有具体分析。

二

这一节重点阐述美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所谓经济发展模式，是各种经济成分的构成形式在社会学和哲学层面的抽象概括，换一种形式说，就是从宏观上驾驭经济的发展思路或设计，它不涉及经济行为中那些带有技术操作性质的东西，它只泛泛的提供一个巨大的运行脚本，但这其中不可避免的涵盖了经济建设的动机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经济建设的动机从根本上说，是要保障自己拥有足够的战略威慑直至战胜别人的军事能力，所以美国经济带有浓郁的战争色彩。比较客观地做个评判，最近三十年，美国所谓的“新经济”走的就是一条“军转民”的路子，也就是说，“军转民”就是最近三十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美国“新经济”中随处可见“星球大战”的影子，虽然这有歪打正着的嫌疑，但的确成全了美国，不但使美国摆脱了长达15年之久的经济衰退，同时也把美国推上了一个发展巅峰。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当某一个纯粹军事目的的科研项目具备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后，在保证核心技术不会泄漏的前提下，转入商业化运营。

为了给那些新兴产业开拓准确地说是制造市场，美国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手法，对于欧洲和日本这些国家，美国大肆兜售中国威胁论、俄罗斯威胁论，以至伊拉克、北朝鲜、利比亚威胁论，通过这种无事生非的、幻化多端的威胁，诱使欧洲和日本上钩，自动纳入美国平战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是这样对他的欧洲伙伴和日本跟班讲的：以因特网和其他任何数字技术为根基的产品，是对传统武器和传统战争观念的巨大颠覆，它以更低的成本创造出更快的生产、交易和通讯速度，它甚至不需要火器配合，只要几十个字节长度的逻辑程序，就可以让敌人的武器在瞬间失去用武之地。如果宣传不起作用，美国就找个合适的对象给自己的新产品轰轰烈烈的做上一番广告。让许多欧洲人感到难为情的是，美国的广告“秀”有时候“秀”过了头，像征服格林纳达、海地这样的弹丸之地，美国都要动用高科技武器，让人怎样看都觉得，这跟用喷气式飞机进攻印第安部落等同。

虽然有大材小用之嫌，但美国通过战争推销产品的目的却达到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在陆地拥有雄厚的战争实力，5000辆坦克、3000门火炮、3000辆装甲运输车，直接作战兵力120万人。然而在美国雄厚的科技实力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仅仅42天，伊拉克就被彻底打趴了，43个师中有38个被重创或全歼，12万人失踪、6.2万人被俘，4000辆坦克、1500辆装甲运输车、3000门火炮被击毁。而地面进攻从开始到结束，总共才用了100小时。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方面的损失，比之伊拉克方面的损失，则可以忽略不计。

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动用了科技成果的全部家底，预警机、电子战飞机、无人驾驶飞机、智能炸弹等等，其中具有不同用途的卫星就动用了60颗，这些卫星可以为美国提供有关战区地形、气候以及伊拉克军队的几乎所有信息，同时有效的保障了己方通勤、通讯和人员、物资、机械的调动。美国的红外扫描技术，不分昼夜的实施全天候监控，美国巨型电子计算机每一分钟就可以向战区指挥系统传输一次更新后的信息……

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经验说明，在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军队面前，单纯的数量优势已失去意义，战争不再是钢铁和人数的比拼，而是数字技术和硅晶技术的较量。战争结束后，欧洲和日本对美国的科技实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订单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的新兴产业。然而不久后这些用户们就发现，随着美国新兴产业不断的推陈出新，他们就得不停的买新汰旧，否则跟美国手里控制的核心技术就配不上套。

频繁的更新换代，让欧洲吃了大亏，同时也让欧洲清醒过来：跟着美国亦步亦趋，永远是挨宰的角色，于是欧洲人团结起来了，撇开美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空客、阿利亚娜、伽利略等等。但对于互联网，欧洲却万般无奈，因为市场已经彻底被美国垄断了，想取而代之，除非能开发出下一代互联网。欧洲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技术实力，或者说，就算具备了技术实力，也不具备那样的经济实力。因为欧元没有美元那样的本领，不管金库里有多少黄金，只要纸币印出来，拿到市场上就能花。

因为欧元缺乏美元那样的神通，欧洲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就相对保守了许多，欧洲无论如何也不敢放弃制造业。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社会层面却有相同点，欧洲各国普遍采用“社会三方合作”模式，制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针必须经由政府、资方和工人代表协商解决，任何一方都不能单方面制定措施，这实际上就是共同受益，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欧洲经济发展的模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相比美国资本家，欧洲资本家更具平民精神也更有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他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欧洲社会和欧洲各国从对立到融合，从战争到合作，从强霸到文明，无疑是接受战争教训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双重结果。尤其值得赞美的是斯勘的那维亚半岛，他们不但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代表着人类文明模式的未来，北欧诸国不追求经济的高速度，也不追求美国式的消费，他们更喜欢那种有人文气息和平民气息的轻松和谐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欧洲经济发展模式，从本质上说是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模式，经济行为不过是政治行为的特殊表现，这意味着，欧洲人对经济行为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他们不再把经济看成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看成严肃政治问题，因此，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成了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模式，——“社会三方合作”模式。欧洲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许不会给经济带来高效益和高速度，但却把欧洲社会带进了政治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快车道。股市中有句话非常辩证：不赔就是赚。这句话对欧洲非常合适，60年的和平，这是多少钱能买来的呢？欧洲经济是无法简单的用经济学来分析的，如果一定要用经济学来计算，那么欧洲的经济收益应该有五项：1、战争开支被节省下来；2、战后重建的费用被节省下来，一正一负，欧洲从中赚了双倍；3、资源被节省下来；4、人口没有受到损失或者说劳动力没有损耗；5、人才没有流失。

如果把十年之痒看成一个特殊现象的话，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跟法、德模式大体相似，发展是硬道理，强国强军是硬道理，满足人民需要也是硬道理。俄罗斯是高福利社会，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俄罗斯民族是个浪漫的民族，同时非常自恋。俄罗斯经济有点像普希金，虽然家道中落，却不改贵族气质，花钱总是那么大方。让人叹服，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于那些底层社会的生命而言，不求能像美国人那样不怎么干活还能大把大把的花钱，也不求置身斯勘的纳维亚半岛凭海临风，但求能有俄罗斯政府免费提供的住房，那么这样的人生，百年后也足以瞑目了。

韩国与日本大体上是同一模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实际上，只要讲效率优先，公平就很难兼顾。人类社会细划一下，可以划分成五个阶段：匮乏文明阶段、文明初始阶段、准文明阶段、文明成熟阶段、高级文明阶段。北欧诸国处于高级文明的初期；英、法、德和俄罗斯处于文明成熟阶段的初期，俄罗斯可能偶尔会有反复；韩国和日本属于准文明阶段的中期，美国大体处在准文明阶段的后期 中国刚刚进入文明初始阶段，印度则属于匮乏文明阶段。中印两国之所以有这个区别，是因为中国社会至少在法律上不允许种姓制度存在，而印度法律公然为种姓制度提供保护。一个存在种姓制度的社会，无论它的中产阶级群体外在的文明多么好看，也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文明，印度与非洲一些奴隶制与民主制并存的国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古罗马式的文明，这种文明的别称叫——野蛮。

在批判印度社会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中国的精英知识群体和富人阶层，其实非常羡慕印度社会，而那些如今已经风烛残年的旧贵族子弟，则不加掩饰的流露着对49年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的留恋。暴富起来的奴隶，虽然不曾经验过贵族生活，但他们无师自通的践行着贵族式的行为方式，他们管家中年老的保姆叫李妈、张妈，吩咐她们称自己的儿子为大少爷、二少爷，女儿为大小姐、二小姐。听到这样的称谓，无法不让人想到“复辟”这个词汇。

正如富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相同一样，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颇为一致，——靠原始积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模式。

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策略与对欧洲采取的策略恰好相反，美国对欧洲散布中国威胁论，但对中国则渲染美国威胁论。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和不同渠道暗示中国并让中国确信，用高科技术武装起来的美国军事力量，最多七天时间，就可以打败中国。如果中国打算避免这个可怕的结果，唯一的办法是用中国的市场换取美国的技术。

市场交给美国以后中国发现，购买美国技术就像上贼船，上船容易下船难。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接入互联网以后中国发现，上了互联网就必须买美国的计算机，买了美国的计算机，还必须买美国设计的操作程序，买了操作程序又发现，如果不安装美国的杀毒软件，所有的钱都白花了，但安装完杀毒软件美国人说，你们的电脑过时了，要换下一代计算机才能跟我们新开发出来的程序配套。

如果说此前的美国是靠战争发财，那么这一次，美国和美国人则靠兜售现代战争理论搜刮了全世界。

从战略和技术层面分析，美国的“军转民”模式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星球大战”计划并没有真正的落实，但效果是相同的，战争的最终目的也无非是为了赚钱。美国的高明之处在于，就拿个虚拟的“星球大战”虚晃几下，兵不血刃赚了大钱。

我们当然承认美国的科技实力领先世界，辩证的看，欧洲、俄罗斯、日本、中国所以大把大把的购买美国国债、次债，所以把市场拱手相让，无非是想跟美国换点高新技术罢了，不然要是美国没有科技优势，就算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面对美国寅吃卯粮的经济形势，也没人会拿真金白银换他的纸币。

可是这些国家都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技术是美国赚钱的工具、看家的法宝，岂会卖给别人。除非是他们用旧了的技术。事实其实也正如此，美国卖给别人的技术无一不是过时的东西。卖给欧洲的技术比美国自己用的技术要落后一代，卖给日本的落后两代，卖给印度的落后三代，卖给中国的基本上是美国准备找个地方扔掉的东西，比如X86架构的集成电路。

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让美国盛极一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不是生活必需品，这就决定了美国“新经济”的局限性，它对国际经济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1、国际经济处于繁荣时期，个人有较多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资金，能大量购买精神或类精神需求的产品。2、国家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美国的高技术，更新自己的军事指挥、作战、通勤、通讯和后勤保障系统。3、美国必须有足够的市场，一般规模的市场根本不足以支持美国高技术产业的生产能力。高技术产品虽说是本小利大，但前期投入动辄就是天文数字，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没有几十年时间，别指望把投资收回来。这正是美国绞尽脑汁开发国际市场包括中国市场的原因。

在经济陷入低迷的时期，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信心较低，消费会变得格外谨慎，许多与基本生活需求无关的商品，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趋之若鹜，在经济低迷时期乏人问津，比如电脑、软件、GPS接收机等产品，就被从个人消费菜单上划掉了。文化产业受到的冲击将更大，吃饭、穿衣、取暖、照明都不敢做过多的奢求，谁还有心思听明星演唱会、看大片、看体育比赛？谁还有心思上网冲浪？包括民事诉讼案件，这一时期都急剧下降了。而汽车工业和飞机制造业受到的打击将是致命的，从1929年开始，每出现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汽车工业和飞机制造业就会经历一次恐怖的兼并。

综合多种因素，最终的结论是，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长期衰退，美国将会像当年的英国、后来的俄罗斯、以及古代中国、古罗马帝国一样，从超级大国的椅子上跌下来，从此混入二流国家的行列。在后面将会谈到这个问题：“Z”型，——永恒的帝国梦魇！

（待续）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