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粮食危机的成因和应对策略
美刊《每月评论》2008年5月号刊登了弗雷德·马格多夫题为《世界粮食危机的成因和应对策略》的文章，分析了当前世界性的粮食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应对策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8年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袭击了整个世界。这场危机达到了农业和粮食长期危机的顶峰，使得数百万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境地。为了全面地、深刻地理解这场危机的意义与影响，我们非常有必要回顾一下短期危机和长期危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种危机主要源自于人们对生产食品、纤维和生物燃料的利润的追逐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增长和食物短缺之间的矛盾。
一、这场危机以前的“常规型”饥饿
目前有60多亿人生活在地球上，联合国估计有近10亿人遭受着长期饥饿。但是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并不包括那些正在遭受维生素缺乏、营养不足和其他形式营养不良的人。遭遇食品安全困扰的人要么营养不足要么缺乏主要营养品，其总人数可能接近3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联合国一年前的调查已经明确地证实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他们估计全世界每天大约有1.8万名儿童死于直接或间接的营养不良(联合通讯社，2007年2月18日)。
人们遭受饥饿的原因并非粮食生产的不足。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美国的粮食生产超过粮食需求，但饥饿问题仍然十分严竣。美国农业部报告，在2006年有3500多万人生活在缺乏食品安全的家庭中，其中包括1300万儿童。由于食物缺乏，生活在1200万家庭中的成年人膳食不均衡，并且在700多万个家庭里，有家庭成员被迫减少饭量或者减少吃饭次数。在接近500万个家庭里，孩子们在一年里的某些时候时常处于饥饿状态。
这种情况在贫穷国家也很普遍，一方面大量的粮食被浪费，另一方面由于粮食分配不均衡迫使大量人群生活在长期的饥饿当中。几年前《纽约时代》上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题目是“印度挨饿的穷人和烂掉的多余小麦一样多”(2002年12月2日)。《华尔街周刊》2004年也刊登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标题是《印度人的悖论：饥饿和丰收一起增加》(2004年6月25日)。
二、缺少“食物权利”的人们
一般来讲，饥饿和营养不良只是一个经济制度下潜在的大问题——贫穷的表现，正如拉克尔·卡森(Rachel Carson)所说，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并非别的克服不了的原因，而是利润和生产的产物。世界各国的人们对待食品的态度和其他商品比如服装、汽车、铅笔、书籍、钻石、珠宝等是一样的。对于购买或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人们都没有特权，就是在购买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也不存在权利上的任何差异。而实际情况是那些富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任何他们想买的，穷人则相反，即便面对生活必需品也常常无能为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些人没有权利获得足够的食物、住房和医疗。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不具备经济学家所谓的“有效需求”的人们无力为自己购买充足的营养食品。当然，本文中“有效需求”缺乏指的是人们没有足够的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食品。
人类为了生存，对于食物具有一种“生理需求”——我们都需要食物，像我们需要水和空气一样。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安排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这种生理需求。一些富裕国家，尤其是欧洲，在穷人的吃饭问题上确实采取了有效措施，但是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特质造就了一个低社会阶层，生活在这个阶层的人们经常缺少生存必需品。在美国为了解决穷人吃饭问题，政府创设了许多计划，比如食物优待券和学校午餐补贴等。然而，这些项目的基金没有很好地满足穷人的需要，于是，各个慈善机构正在想方设法，努力满足那些未满足的需要。相对而言，在美国，当代几乎没有人真正地被饿死，除非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引起的严重饥荒。大多数情况是人们经历着长期的营养不良和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从而缩短了人们的寿命或者使人们的生活境遇很悲惨。营养不良阻碍着孩子们的心理和生理的正常发育，损害了他们未来的健康。
三、一场严重并且正在演变的危机：2008年大饥荒
除了上面讨论的“常规型”饥饿外，眼下两场全球粮食危机同时爆发。这场两年前发生的严重而且来势汹汹的危机正在一天天恶化，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成为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目前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使全球营养不良的人数激增。尽管现在还无法获得准确的去年新增的遭受饥荒的人数，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孩子过早夭亡或者遭受其他方式的伤害。通常情况下，无论男女老幼，尤其是体弱病残者更容易遭受来自2008年大饥荒的负面影响。全世界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玉米、大豆、水稻、食用油以及许多其他作物)价格的快速大幅上涨正在摧毁着人口日益增加的人类社会。
过去几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令所有人震惊。世界市场上的60种农产品价格在2007年和2006年分别上涨了37％和14％(《纽约时代》2008年2月19日号)。玉米价格2006年初秋开始上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价格暴涨约70％。小麦和大豆价格在这段时间也是一路狂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许多穷国主要使用的食用油(主要原料为大豆和棕榈)价格也是一路飙升。水稻价格2007涨幅更是超过100％(《高高在上的水稻成本使得不安的亚洲更恐惧》，《纽约时代》2008年3月29日号)。
食品价格暴涨的原因非常清楚。第一，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石油价格的上升有关。美国、欧洲和许多其他国家对种植农作物重新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这些农作物能够被用来生产燃料，被称作生物燃料或农业燃料。因此，为生产乙醇种植的玉米或者为生产柴油种植的大豆和棕榈都不可避免地与用作食物的作物产生争夺原料的矛盾。2007年美国玉米总量的20％多被用来生产酒精(据估计下一个10年美国玉米总量的三分之一将被用作乙醇生产)。另外，大量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投入许多也依赖汽油和天然气，比如用作建筑和运输的拖拉机、收割机、用作生产化肥和杀虫剂的农用设备以及为了储藏的烘干机等。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氮肥价格与能源价格紧密相连，因为氮肥的生产需要耗费大量能量。
第二，玉米、大豆和大豆油的价格上涨是因为拉丁美洲、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对肉食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玉米和大豆还可以用来喂牛、喂猪和用作其他家禽的饲料，为了满足这部分需求，其价格上涨也非常迅猛。1961年全世界的肉食供应总量是7100万吨。2007年估计达到28400万吨。这期间人均消费量翻了一番多。发展中国家则增加了两倍，单比20年前就翻了一番(《纽约时代》2008年1月27日号)。越来越多的谷物用作动物饲料也正在增加着粮食供给的压力。为了给人们提供卡路里或蛋白质而采用喂谷物生产肉食的做法效率很低。尤其对牛这样的动物是一种浪费——牛的消化系统能从纤维素中获得能量，因为牛能从吃的草中获得所需的全部营养。虽然长得慢一些，但是没有粮食也依然长得很好。牛也不能很有效率地将玉米或大豆转换成肉类，若要产出一磅肉，牛需要消耗8磅玉米；猪需要5磅；鸡需要3磅。
世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第三个原因是一些重要国家原来能自给自足不进口粮食，但目前正在大量进口粮食。正如新德里的一位农场分析家所言，“当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开始进口粮食时，世界粮价就会猛涨……如果印度和中国都变成大的粮食进口国，从粮食的自给自足转变为最近我们在印度看到的那样从国外进口粮食，那么全球粮价肯定会进一步上升，那将意味着低粮价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美国之音新闻节目，2008年2月21日)。水稻价格上升压力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农民减少可耕地用作其他用途，比如各式各样的开发项目用地，这样的用地中国约七百万英亩和越南约十万英亩。另外，在亚洲每英亩水稻产量已经达到一个平稳时期。10年内亩产都不可能增加，因而在近期希望增加水稻总产量也是不现实的。
造成最近小麦和水稻价格上涨的第四个原因与天气状况有关。作为主要小麦出口国的澳大利亚因遭遇了干旱而减产，还有其他几个出口国产量的减少也极大地影响了小麦价格。2007年发生在孟加拉国的一次龙卷风造成了价值约6亿美元的水稻损失，导致水稻价格上升了约70％。去年中国中北部的干旱加上今年冬天南方各省的严寒和雪灾也将造成中国政府从国际市场购买更多的粮食，这也进一步加大了粮价上涨的压力。
国际期货市场上的投机和各地的囤积也无疑在造成粮价上升的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2008年冬天美国次贷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蔓延，投机商们开始购买更多粮食和各类金属以套取巨额利润，还美其名曰“商品超级循环周期”(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刺激了对有形商品的“投资”)。这些行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卑鄙可耻和不人道的，利用市场供应紧张从中牟利无疑加剧了市场的惨烈程度，是这场危机的元凶之一。很有可能将来某一天商品泡沫破裂，引起粮价下跌，然而，现在的投机和囤积促使粮价继续走高。从事农产品加工、制造和销售的各跨国公司业绩也出奇地好。由于粮食短缺和粮价上升，各跨国公司在这时期也通常获利颇丰。
尽管海鱼价格的上涨不是其他食物价格上涨的原因，但是其价格的上升已经给现在的穷人和将来的穷人增加了额外的负担。对许多海洋鱼类的过度捕捞造成的后果是：作为世界众多人口重要蛋白质来源的海洋鱼类将从人们的餐桌上消失。
对这场危机的反应已经显现，表现方式为示威游行、骚乱以及政府政策的调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食物成本的增加导致许多国家发生了示威活动和骚乱，这些国家是巴基斯坦、圭亚那、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塞内加尔、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中国对最基本的食物实行价格管制。俄罗斯在六个月内冻结了牛奶、面包、鸡蛋和食用油的价格。埃及、印度和越南对出口大米实行禁运或严格管制，以便本国居民拥有足够的粮食。埃及——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已经将接受食物援助的人数扩大到一千多万人。许多国家已经降低了保护性关税，尽力减少进口高粮价对国内带来的冲击，严重依赖进口粮食的国家，比如菲律宾，作为最大的水稻进口国正在力争与别国达成协议以便获得必需的粮食进口量。但是所有这些弥合差距的努力对于解决粮食危机问题，其作用是有限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迫降低了生活水平，中产阶级对于要购买的食物变得越来越精打细算，距离贫穷就差一步之遥，以前的穷人变得赤贫并遭受着极大的痛苦。除了富豪大款，世界各个阶层的人都已经感受到危机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正如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约塞特·施林(Josette Shee-ran)2月份说的那样，“这是饥饿的新面……货架上有食品但人们由于高价而被挤出市场。城市地区的这种脆弱性是我们以前未曾见过的。各国因食物短缺发生的骚乱也是我们以前未曾见过的”(《卫报》2008年2月26日号)。
尽管海地多年来一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80％的人每天只有不足2美元维持着生计——最近的情况将这个国家带到了绝望的深渊。一年前只花30美分就能买到的两杯大米现在却需要60美分。今年年初联合通讯社的一篇文章(2008年1月29日)所描绘的情景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
午餐时间，在海地最差的贫民窟里，查伦·杜马(Charlene Dumas)正在吃泥。随着食物价格上涨，海地最穷的人甚至支付不起一天一盘米饭的费用，有些人想尽各种办法填饱肚子。16岁的查勒恩带着1个月大的儿子完全依靠传统的海地式办法权且充饥。来自海地中部高原的干黄泥做的“饼干”。
这种“饼干”也含有一些植物，松脆并伴有咸味。文章的节尾是这样写的：
玛丽·诺埃尔(Marie Noel)，40岁，为了养活她的七个孩子在市场卖饼干。她的家人也在吃这种“饼干”。
她说：“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有充足的食物，我就能停止吃这些泥土，我知道吃泥土对我的健康无益。”
由于饥饿的广泛扩散，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但并非每个国家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同。在美国，在过去一年里鸡蛋的价格上升了38％，牛奶上升了30％，莴苣上涨16％，小麦面包上涨12％，许多人正开始购买成本低的产品。
应该注意现在整个小麦价格创下了历史纪录，美国的小麦产品价格肯定还会再度走高，一块面包的小麦成本只占零售价的一小部分。当小麦价格翻一倍，一块面包的价格可能增加10％，可能从3美元涨到3.30美元。然而，增长一倍的玉米、小麦、大豆和水稻的价格对于将其作为主要的原材料商品来购买的第三世界的穷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由于配菜店和贫民施粥场规模扩大到了极限，美国穷人的苦难正在进一步加深。一般而言，美国穷人倾向于先付房租、暖气费、汽油费(为了开车上班)和电费。在预算中他们将食物开支留作少数几个可以灵活调整的项目之一。在我的家乡——佛蒙特州的中部，去年食物架(食物架是指来自当地慈善组织的食物资助，它往往直接通过杂货店分发给急需的人)全体用户已经增加了113％，有工作的穷人用户增加了180％![哈尔·科恩(Hal Cohen)以及中部佛蒙特社区行动理事会，我个人2008年2月20日采访]
美国的很多地方的人都开始感到了经济的衰退，向各类政府食品资助的项目要求救济的人开始增多。
但是，由于人们频繁地使用并不十分充足的政府基金项目，结果是可能会在月底前将食物用完，那时将导致对食物架和施粥场的需要激增。由于食品需求的增加，实际上食品捐赠却在减少——联邦捐赠大幅下跌(伴随着高价，农场的富余商品已经减少了，因此去年捐赠的食品是5800万美元，五年前这一数字则高达2.42亿美元)。
现在超市通过出售损坏或过期的商品来获利，而以前他们则将其捐赠给慈善机构。美国康耐尔大学一名研究食物援助项目的教授描绘了现在的情况：“新的危机开始形成……有关食物援助的要求正在迅速攀升而食物资源却在大幅减少，因为美元正在一路走软””(《华尔街时报》，2008年3月20日号)。
四、长期粮食危机
在第三世界国家，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他们离开农村是因为缺少土地。他们的土地常常被农业综合企业窃取或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此时，他们的生活受到威胁，最后被迫离开几代人曾耕种的土地。他们流向城市希望寻找好一些的生活，但是他们找到的是严酷的社会——伴有极高失业率和严重就业不足的贫民窟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试图尽量地做个小生意来勉强度日。他们中有约10亿人（占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生活在贫民窟里。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一个区的区长有如下描述：“我们的人口迅猛增长，然而经济却停滞不前或衰退。这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城市10—20年后的情景。”一名纽约人写的一篇关于拉各斯的长篇文章的结尾以极其悲观的情绪写道：“真正让人烦恼的事是在拉各斯的捡破烂者和小商贩的生活根本上已经与我们无关，因为他们在宏观经济边沿以外寻找生活，说得残酷一点，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多余。”
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持续流动的主要因素，除了农民失去土地或者从土地上被驱赶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做为一个小农在农村生活的艰难。极其艰难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主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一些在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工作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人士推荐和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认为应该允许所谓的自由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据说，通过恰当地使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经济就会非常有效率地运行，并且具有极高的生产率。在市场经济秩序中，“自由”政府必须停止一切对经济运行进行的干预。
对于农业，政府应该停止对农民购买化肥的补贴，停止涉足食物的储存和运输领域，让农民和粮食业自由发展。他们还认为政府应当停止对穷人食物的补贴，让新型的自由市场去管理一切。2007年后半年在海地食物危机开始爆发时，这种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海地工商业部部长说：“我们不能干预市场和稳定价格，因为我们必须遵守自由市场规则。”（路透社，2007年12月9日）这种反应与大英帝国对爱尔兰土豆饥荒和19世纪末印度饥荒的反应如出一辙。这种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内化为许多“独立”国家领导人的思维模式。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是没有基础的，所谓的自由市场也并非最有效率。我们应当牢记，意识形态代表的理念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做过的和现在做的刚好相反。比如，美国政府过去一百多年里一致通过多种方式支
持本国农民。这种支持有政府研发计划项目，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土地分发给来自欧洲的农场主，通过各种项目对农场主直接进行补贴，包括低息贷款和刺激农产品出口。我们应当注意到，美国、欧洲和日本在保护主义政策和各种各样直接支持产业发展项目的幌子下发展自己的产业经济。
如果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停止对农民和消费者的支持，其后果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穷人生活会更加困难。受世界银行委托撰写的一份独立报告这样写道：“在大多数正在改革的国家，当公共部门撤出时，私有部门无法填补公共部门的空缺。”比如，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在由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富国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等的压力下停止了对农作物使用化肥的补贴。实际情况是非洲土壤大多很贫瘠，而进口化肥又非常昂贵，如果既不使用复合肥也不使用有机肥，农作物产量会很低。当政府不再资助农民购买化肥，也不采取其他救助措施时，农作物产量就会下降，此时更多的农民发现他们已无法生存，于是迁移到城市的贫民窟。当人们一无所有时，市场并不能自动调节。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么这些穷人必死无疑。
去年非洲的一个国家——马拉维决定不受新自主义的影响，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政府重新开始对化肥和种子进行补贴。结果使用化肥的农民多了，产量提高了，国家的食物供应情况极大地改善了。事实上，他们还能向津巴布韦出口粮食。
另外一个问题是穷国的农民主要为了家庭消费，通常出售一小部分粮食，而资本主义国家农场主则掌控了整个市场，出售他们生产的大部分粮食。他们不断地扩大生产，甚至没有补偿地侵占小户农民的土地，由于实行了农业机械化生产，同样的一块地他们只雇用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来耕种。在巴西，“大豆王”控制了一百万英亩土地的四分之一，大量使用拖拉机和收割机进行生产。在中国，一些腐败的官员不断地出卖“公共土地”给开发商，但并没有给农民提供应有的补偿，有时甚至没有补偿。
农民的严酷生存条件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自由市场思想的实施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切使得大量农民不断地背井离乡，居住在城市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现在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再种植粮食来养活自己，现已沦为世界粮价的奴隶，任其摆布。
将农民赶出家园，使土地日益大规模集中的原因之一是跨国农业公司逐渐进入欠发达国家。这些跨国农业公司经营业务广泛，从卖种子、化肥、农药到对农业原材料产品进行加工再通过新的、大型超市出售或出口这些农产品，最终达到摧毁、控制小农经济的目的。帮助农民贮存种子的系统的解体和政府种子公司的解散为跨国种子公司摧垮小农经济铺平了道路。
大型跨国公司比如嘉吉（Cargill）和孟山都（Monsanto）现在已进入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出售种子、化肥、农药并对农业原材料产品进行加工。这一过程有助于大农场实现“规模经济”——播种面积越来越大。转基因种子的主要优势是有助于简化农业过程、实现集约化，有助于在一个实体（大农场主或公司）的管理下生产，从而完全消灭小农户。
大型连锁超市渗入欠发达国家的消极影响已经显现，正如《纽约时报》2004年一篇文章的标题《超市巨无霸压垮中美洲农户》显示的一样。大型超市更愿意与播种面积大的少数几个农场主做生意，而不愿意面对众多的小农户。
五、延长的危机正在加剧
粮价的上升引起农田价格的上升，特别是能用大型机械耕作的大块农田。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一家以德克萨斯为基地的全球农业投资公司拥有和经营34000英亩巴西农田。这个农场一块大豆用地占地1600英亩——25平方英里！一家新西兰公司在乌拉圭购买了大约10万英亩土地，并且雇用经理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经营奶牛农场。
私人股份公司正在美国及美国以外购买农田。一家美国公司与巴西和日本的伙伴合作在巴西买了385平方英里——大约25万英亩土地！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南美的资本上，一家巴西投资基金带头购买了一家阿根廷大豆生产商的股权，这家大豆生产商在乌拉圭和阿根廷拥有近40万英亩土地。
粮价的上升也加速亚马逊流域森林被毁的步伐——1250平方英里（与罗得岛一样大）的森林在2007年的最后5个月里被砍伐殆尽——因为资本家农场主对土地非常贪婪。另外，大量的农田被用来搞开发——其中一些项目令人生疑，比如，用来建乡间别墅和为富人建高尔夫球场。
中国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平均每年损失260万英亩农田用来搞开发。国家正在加快研究并规定了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可耕地面积——大约29亿英亩（12亿公顷）——这个数目可能还会继续下降。获得国外农业生产用地也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之一，一家中国公司与菲律宾签订了一份租赁近250万英亩土地的协议，协议规定在这块土地上种植水稻、玉米和蔗糖——这件事在菲律宾引发了强烈抗议并要求临时停止这一计划。
六、结束世界性饥饿
结束世界性饥饿在理论上很简单。但是，把它落实到实践则要复杂得多。首先，达到健康和丰富的饮食标准作为基本的人权，需要清晰的界定。各国政府必须对它的人民承诺结束饥饿而且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履行承诺。许多国家此时拥有充足的食物可以以很高的营养水平养活它的人民。当然，这种情况在美国最明显，他们生产了很多食物。然而，没有哪一种犯罪能够更甚于此，在美国竟有那么多穷人忍饥挨饿，营养不良，不知道他们的下一顿饭在哪里（这种情况本身就造成心理伤害），以及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有充足的食物。
委内瑞拉在所有贫困地区搭建施食房是种创新。当人们认为政府的确在尽力帮助自己时，他们就会被激发出积极性和自觉性，爆发出极大的热情去寻找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比如，尽管在委内瑞拉施食房的食物由政府供应，但是为穷孩子、老人做饭食、事先的通知、食物分发都使用了大量的志愿者。另外，委内瑞拉开发了一个商店网络以很大的折扣价出售基本食品。
巴西2003年开始了一个旨在改善最穷的人的生存状况的项目。大约占巴西四分之一的人受到这个国家项目的直接补助，这是一个名为巴士拉·范美亚（Bosla Famiia）的反贫困家庭基金。在这个项目下，一个每天人均收入低于约2美元的家庭会得到每人每月53美元的补助。这个计划肯定会对人们的生活和营养产生积极影响。然而，这个制度没有产生与委内瑞拉计划同样的效果，后者促使人们为了自己和自己的社区而一起工作。
古巴允许居民免费使用城市花园种植蔬菜。这种措施应当大力提倡，因为它在为城市居民创造性地使用空间方面进行了创新。
农业必须成为第三世界最优先发展的部门之一。甚至世界银行也开始强调各国政府资助本国农业的重要性。恩戈基·奥康尔-艾威那（Ngozi OkonjoIweala）博士——世界银行的执行理事说，今天世界的政策制订者将注意力重点放在次货危机的灾难上和金融危机上，但是真正的危机是饥饿和营养不良，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需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我们知道全世界穷人的75%生活在农村，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靠农业生活。农业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它是人类与饥饿、营养不良作斗争，维持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最基础、最主要的工具。
很多国家过去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被放到农产品的出口生产上。出口导向型农业会自然地产生这样的结果：为了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而生产高价值的奢侈农产品，而不是生产满足国内人口需要的低价值生活必需品。
因此在每一国境内，通过小农户在合作农场或自己的土地上运用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生产主要满足国内基本需求的食物是实现“粮食安全”目标的最好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农民部分从世界市场的粮价波动中被隔离出来。当然，还需要禁止用生产粮食的土地去生产生物燃料。
别的方法还有，通过有意义的农业改革向农民提供土地。为了生产粮食，一开始对刚返乡的农民需要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另外，也需要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比如合作社和社区委员会来增进友谊，加强联系。另外政府应该宣传：返乡农民是真正的先进分子，他们是在建立一种新的食物制度来帮助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给自足的食物，这些先锋队农民应该得到极大的尊重。
一个稳定的、安全的食物体系的建立需要建立起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委内瑞拉在应对贫穷和饥饿问题上做出了很多工作，其总统查韦斯说过，的确，结束贫穷，结束苦难很重要，但最重要的事是壮大穷人以便他们能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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