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争中，我们已与第一刺客狭路相逢(1)
第一刺客是谁？？-----“粮食”
《战国策》中有一则这样的故事
管仲三策粮食战略，和平演变鲁梁等国。
春秋时期，齐国本是一个海边的小国，初封地时不过方圆百里，而且很多是不适合粮食生长的盐碱地，粮食产量和人口都不多。但齐国在短短数年间，却发展成为东方的经济强国。这与管仲的粮食战略有很大关系。
策略之一，服帛降鲁梁。鲁和梁的老百姓平常闲时爱织绨，绨是一种丝线做“经”，棉线做“纬”的纺织品。管仲发现这一现象后，就劝齐桓公穿绨料衣服，并下令大臣们都穿绨。上行下效，齐国的老百姓一时间全都穿绨料衣服。在齐国绨的价格大涨。于是管仲特意对鲁、梁二国的商人说：你们给我贩来绨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黃金；贩来万匹，给金三千斤黃金。一下就吸引了鲁、梁二国的老百姓都把绨运到齐国卖高价获取利润。鲁、梁二国财政收入大涨。这两个 国家的国 君就主张他们的百姓停下其他工作多织绨。一年后，鲁、梁的老百姓几乎全部出动，忙着织绨、运绨，并放弃了农业生产。管仲见时机成熟，又劝齐桓公改穿自产的帛料衣服，并下令不准百姓再穿绨，同时“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十个月后，“鲁、梁之民饿馁相及”，此时两 国国 君急令百姓返农，但为时已晚，粮食不可能在短期内产出，而且种子也吃掉了。于是，鲁、梁谷价腾飞，鲁、梁的百姓从齐国买粮每石要花上千钱，而齐国的粮价每石才十钱。三年后，鲁、 梁的国 君不得不归顺齐国了。
策略之二，买鹿制楚。齐国强大后，齐桓公欲伐楚，但当时楚国也很强大，他就向管仲请教办法。管仲献计让桓公以高价收购楚国的活鹿，并且告诉楚国商人：贩鹿到齐国可以发大财。于是楚国的男女几乎全国总动员，全都为捕捉生鹿而奔忙。因放弃了粮食生产，粮田被荒废了。而齐国此时早就已“藏谷十之六”了。当楚国的百姓无粮可食用之时，管仲又再次关闭了国界，并终止活鹿和粮食交易。结果，楚人拿着钱也买不到粮食，降齐者，十分之四。
策略之三，买狐皮降代国。代国出产狐皮，管仲又献计劝桓公向代国高价收购狐皮。随后代国又发生与前面几个国家相同的一幕，很多人纷纷成天到山野间中捉狐狸，又造成代人放弃农业生产。但狐狸却少得可怜，“二十四月而不得一”。结果是狐皮没有弄到，农业生产也耽误了，没有粮食吃了。北方的离枝国此时乘虚侵扰。此情况下，代国国王只好投降齐国。齐国不费一兵一卒又征服了代国。这便是粮食战争的威力。
基辛格说：你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控制了粮食, 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目前正在上演着美国版的“战国策”。 2500年前中国人的智慧，再次被爱好中国古老文明的美国战略家们搬上了历史的舞台。
美国策略之一：美国先廉价出口粮食把亚洲各国农业挤跨。
美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有大量土地可以用来生产农产品，广阔的国土成为一项重要资源。美国先大量买入工业品，同时廉价出口粮食，把各国农业挤垮，这是第一步。目前农产品出口占美国农业总销售的比例高达25%。各国农业受美国廉价农产品冲击，很多已经崩塌了。
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的净出口国，此后美国用巨额财政来补贴大豆的生产，并让这些廉价大豆进入中国市场。美国的产业化农民，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政府补贴。正如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罗马峰会闭幕之日发表文章所称：“我们准备好了同世界上任何农民竞争，但却不能和他们的财政部竞争。”中国农民种大豆的热情因收益的不稳定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到2000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此后几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连续攀升。由于在中国生产大豆是没有补贴的。几年下来，这种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中国农民种的大豆越多赔得也越多。种植效益持续下降，堆积如山的库存大豆以及跌破种植成本的收购价格，使种豆农民和大豆加工企业都苦不堪言。结果本土的大豆生产逐步萎缩。2006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已经比2005年减少了25%，而2007年大豆种植面积估计比2005年减少40%左右。最近10多年里，中国大豆的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位，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位。
中国种植油料的农民达两亿以上，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4以上。中国每多进口100万吨大豆，就可能造成130万种豆农民“失业”。失业的农民只好离开土地进入廉价工业品生产线。开始为美国织“绨”---制鞋、制衣、造玩具等。几千万只鞋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美国低价买入这些包含了大量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工业品，却把污染和通膨留给了中国。07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9%。其中城市上涨6.6%，农村上涨7.6%；食品价格则上涨了18.2%，连续第4个月物价涨幅超过6%。
亚洲各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由于工业化占地导致耕地消失, 日本谷物的生产水平从顶峰下降了33%, 韩国下降了31%, 台湾下降了19%。在过去的37年间,日本粮食产量由1589万吨下降到985万吨, 包括饲料在内的粮食自给率由77%下降到目前的27%，足足下降了50个百分点。2003年韩国国内粮食需求量为2098.4万吨，与2002年 2064.1万吨相比，增加了1.66%。相反，2003年韩国国内的粮食产量为 554.4万吨，与前一年相比(616.2万吨)却是减少了 10.03% ，粮食自给率只达到了26.9%。这比2002年的自给率30.4%下降了 4个百分点。世界粮食进口的头号大国并不是有13亿人口的中国, 而是1亿多人口的日本, 排在第二的则是不及中国人口4%的韩国！！
菲律宾自然条件优越，境内还设有著名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是稻米出口国。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即转向发展高价的外销型经济作物之后，菲律宾逐渐放任了本国的粮食生产。加上道路建设、农机、水利、作物改良、研发、推广等方面严重落后，生产力仅以每年1%左右的幅度上升，1996到2000年间的增长幅度甚至低于1%。随后又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由米国操纵）开放市场，进一步打击了农业部门的生产力。
如果没有食品大亨的全球商业利益，以及美国政府的全球政治利益和政治家的个人前途考虑，一个国家为何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制机制，硬把自己的廉价货品‘补贴’给全世界？？？这也就可以回答了某些国家极力倡导“自由贸易”的原因。为什么乌拉圭回合现在已变成了多哈回合了？为什么在削减农业补贴问题上美国始终不肯向各国妥协??突然之间，我们都有了答案。食物帝国的主导者，在全球粮食贸易体系中，涨有收益，落也有收益，米国早已经做好了赢家通吃的布局----帝国的农业资本要做世界农业的庄家霸主。
美国策略之二：“狐狸的皮真的很漂亮，大家都来用吧”。从源头进行瓶颈式控制，转基因农产品的种子已成为了木马病毒？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生产国。绿色和平组织的工作人员指出：八国峰会召开前，以美国为首的转基因利益集团就紧锣密鼓地准备鼓吹“转基因技术增加粮食产量”，并希望各国政府放宽对转基因技术的监管。美国农业部一方面开发“农产品种子的绝育技术”，另一方面又在大力开发转基因产品的种子技术。而这些生物工艺，只会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
美国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总面积近一半。根据美国农业部2007年公布的年度评估报告显示，当年91％的美国大豆是转基因品种，73％的玉米是转基因品种，87％的棉花是转基因品种。美国对外粮食销售与援助的主体都是转基因农作物。日本和韩国的一些食品公司之所以不得已开始购买转基因作物，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这些食品公司的主要粮食供货商就是美国，韩国玉米加工业协会主席YoonChang-gyu坦言：“我们根本弄不到非转基因玉米。”
而这场人为的全球粮食危机也让孟山都等美国转基因粮食巨头攫取了创纪录的高额利润。孟山都公司08年第二季度的公司盈利达到了11.3亿美元，远远高于上年同期的5.43亿美元。季度销售额达到38亿美元，同比增长45％。但该公司并未满足，而是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2012年底实现毛利润再翻番。
一项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消费者团体以及粮食生产商参与的关于全球农业发展的评估报告，在历时3年的研究之后最终发表。这项有超过400名专家参与、得到60个国家支持的研究指出，世界上超过90%的转基因品种对产量没有很大的影响。即“转基因农作物能够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说法并非实情。
印度是全球转基因棉花主要种植区域之一。2006年以来，印度政府在全印境内广泛推广了转基因棉花种植与培育。于是孟山都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的棉花种子市场，迫使当地农民购买它的种子，而它的种子比传统品种的种子价格高出4倍。很多农民为此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美国华盛顿大学Glenn Davis Stone教授在印度Warangal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不少当地农民在面对转基因棉花病虫害时，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由于致命虫害反复袭击导致作物减产，提高了棉花的种植及生产成本，导致农民债台高筑，甚至自杀，这种恶性循环正摧毁着印度乡村。
一部由法国独立制作人Marie-MoniqueRobin拍摄的纪录片，前些时候曾在著名的纪录片电视台A RTE播放。印度农民KiranSakhari面对镜头气愤地表示：“一再对我们鼓吹说转基因Bt棉花可以减少78％的虫害和除虫剂，还可以有30%的额外收益。但实际上并不是。每70-90天，我们就不得不喷洒农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程大为教授也曾指出：“中国在转基因棉花实行商业化后，我们发现原来那些认为在经济上能够使农民获益的理由经过长期证明是不成立的，农民需要不断投钱去克服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病虫害。”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进行了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3年经济效益最大，但到了第7年，种植户已经将前几年赚的钱又悉数还了回去。
农民是该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农民应该有权选择购卖什么种子。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是否能够自由选择。
一开始转基因公司都会宣传它们的种子如何好，对农民来说，他们肯定抵抗不住诱惑去尝试这样的种子。但是慢慢地，当他们发现这些种子并没有说的那么多好处之时，已经很难再回头。因为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转基因和相关的农药、化肥技术。农民想去找一些非转基因的种子，但是市场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了。只能继续购卖既无法提高产量，又不能有效降低成本，而且还很贵的转基因种子。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发展学院周立教授也举了一个“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例子。“以孟山都(Monsanto)和嘉吉(Cargill)两个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为例。在美国，对于一个种植转基因玉米的农民来说，他别无选择。想购买种子，如果嘉吉公司是方圆一百英里范围内的唯一的农资和储运公司，又只卖几种孟山都公司生产的玉米种子，你就只能买这几种。如果不种孟山都的种子，你就找不到一个能卖出你玉米的市场。需要种子贷款？你得去嘉吉拥有的Ellsworth银行，你得告诉它你用来买孟山都的种子、嘉吉的Saskferco牌化肥。一旦玉米成熟，如果你不接受嘉吉所说的收购价，就只能拿这些玉米去喂你的猪了。即使喂了猪，想卖高一点儿的肉价，对不起，只有嘉吉的Excel公司买你的猪肉。你若要继续躲开嘉吉，脱离伤心的乡村生活，移民到城市去。你就成为了那60％的被破产兼并的失败农民中的一员。”
中国转基因水稻正处在从实验室获批走向餐桌的重要关头。 5月8日 ，绿色和平与第三世界网络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Bt、CpTI和CpTI/Bt的研发，涉及了5- 12项国外转基因专利。专利就意味着“要付版权费”。一旦这三个品种获得商业化种植，这些专利极可能会像特洛伊木马一样从背后发起偷袭，严重威胁中国的粮食主权。
转基因水稻、转基因作物种子的价格，往往是传统种子价格的2到4倍，产量却没有多少差别。如果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将最终导致消费者购买粮食的价格上涨。另外，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也可能让中国面临法律纠纷。中国转基因水稻所涉及的专利全部集中在孟山都、先锋/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公司手里。国外的案例已经证明这些公司会通过法律途径向农民及农产品的下游经销商索赔，甚至还会向种植遭受了转基因污染的常规种子的农民提出诉讼。（转基因农产品一旦种植在田间，就有可能通过花粉传播等形式，将转基因的特性传输给传统的农产品品种，造成基因漂移、污染。）
在巴西，孟山都的做法有点像微软公司对待中国的盗版软件：先漠视巴西农民从阿根廷走私转基因大豆用于种植，直到去年巴西田里三成的大豆已经是转基因品种时，便站出来要求巴西支付专利费。
种种事例证明：转基因作物是一项有争议的事物，在伪善的外表掩藏下，特洛伊木马或许才是它狰狞的真面目。
曾就中国转基因水稻研发所涉及国外专利相关问题提出议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蔡素玉女士表示：“ 我国在开发转基因水稻的过程中，牵扯到外国的多项专利。我建议在没有完整分析外国转基因水稻专利权对我国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以及社会影响的情况下，应暂停目前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批准。”
而法国政府在08年初还决定停种国内唯一的一项转基因作物——MON810型转基因玉米， 4月9日 ，法国国民议会在一周的激烈辩论后，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一项旨在规范转基因作物种植和销售的法律草案，方允许在法国种植转基因作物。
在全世界农业被转基因农作物牵着走时，或许我们反其道而行，只种传统种子、只卖传统种子，甚至卖到国外去，是否会是一条突破农业包围圈、保护我国农业实力的法宝呢？必竞传统的农产品已食用千年，它的安全性是转基因农产品所无法比拟的。
转基因农产品一旦种植在田间，就有很大可能通过花粉传播等形式，将人工变异的特性传输给传统的农产品品种，造成基因漂移，导致基因污染，致使传统的农产品种子变质。09年3月，政协委员孙东生呼吁：享受高财政补贴的转基因大豆进入我国后，大部份都进入了具有外资背景的食用油加工企业，致使以传统大豆为原料的国内食品油企业纷纷停业停产。目前黑龙江省90%以上的油脂压榨企业已无法正常开工了。应尽快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制定具体的配套保护措施并予以实施，应将大豆及大豆加工纳入国家粮食安全应急体系，制定非转基因大豆的产业保护发展规划。
美国策略之三：以“釜底抽薪”的方式保护胜利的果实，各种方法限制农民回流农业，造成我国的农业后继无人。
保护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保护农民，就是保护了农业的可持继发展，就是保护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可是我国的新一代农民为何宁愿让田地荒废也不愿意回去耕种呢？这里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之一，是我国对农业的补贴远远没有“米国”的财政补贴投入巨大，对进口农产品又无防范，以致进口的农产品不断侵占市场份额，严重打击了我国农民的耕种热情。内因之二，是珠三角、长三角等等地区把大量的农田土地改作他用，兴建厂房，为“米国”织绨，前一个时期的“赚钱效应”又引发为全国跟风的潮流。以东莞为例：20年前，东莞的农田比比皆是，而现在，已经很难看见农田的踪影。甚至有一段时间，东莞政府还禁止在辖地内养猪。这种种思维潜移黙化，已逐渐让新一代的农民在思维上形成“耕种农田是没有前途的事情”、“成功的人生要去城市寻找”之观念。内因之三，在填平的农田上兴建起来的厂房，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开动生产机器。
外因则是：中国宠大的农民工队伍，其实是米国管仲策略的衍生品，农民工一旦回流，将造成“米国”的织绨计划前功尽弃。于是，07--08年开始在国内上演唱双簧剧情。当楼价被游资炒高N倍之后，网络里就突然冒出了很多写手在讨伐中国的楼价，呼吁要压低楼价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真正的农民工哪有如此空闲在上班时间上网呼喊压楼价的？可见网上铺天盖地的上班时间上网呼吁压楼价的，大部份都是一些枪手所为。能够愿意花钱请这些枪手的，绝对不是农民工本身，只有可能是米国的间谍与国内那些已经被“糖衣炮弹”所收卖的经济汉奸们干出来的。
买通一帮御用文人、专家，大肆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抱不平，对中央施压，迫使中央压楼价、继续占用耕地建房。以经济危机打击中国制造业的同时，要保证不让农民工重新回乡种田，不让这多年的管仲谋略半途被废，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把这数亿农民工留在城市，才能真正从根本上遏制住中国的农业，才能真正落实农民的子女从此不再继续种田。这是“米国”完成管仲策略下半场的重要条件。为了让这些人留下来居住，在广州等大城市内已无空闲土地，必须要毁掉周边的番禺、增城、花都、从化等等良田沃土，以舆论逼迫政府把珠三角和长江三角洲的肥沃耕地全部毁掉建房子。名义上是解决农民工住房，实际上是把中国最好的耕地毁掉，剩下内地那些贫瘠的耕地和缺乏劳动力的农村。这样一来，中国的农业后继无人，也就自然难以为继了。从此米国的“地球农业最大庄家”之地位永固，谁敢争锋！！
这些所谓的专家、文人，在舆论上大肆呵护农民工，却不肯呵护留在农村种田的真正的农民，正是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给真正的农民补偿多了，农民工就宁愿回家种田不留在城市住了。这样一来，中国就不会缺粮，米国的管仲政策就要泡汤。
而揭穿这个阴谋的关键，就是比较一下：他们更多是关心留守种田的真正农民呢？还是打着同情农民的旗号，只鼓吹关心不种田到城里去打工的农民工？
补贴真正留守种田的农民，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回乡种田。采取这样的反管仲政策，才能挽救中国的农业后继无人的危机，避免中国落入米国金融大鳄精心策划好的圈套之中。也绝不能毁了沿海地区的耕地来建房子压楼价。同时中国制造业产大于销的问题也能得到缓解；就业问题同时也能得到一定的缓解；自然资源被我们这一代人超前开发利用的问题也能得到舒缓。“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养成的优良传统，为了消耗因卖不出去而造成的产能过剩，就拼命提倡消费，从长远来看也未必可取。“八年抗战”、“十年文革动乱”这么艰难的困境我们民族都能走出来，只要中国粮食充足，也必然能够安然度过各种危机的。
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我们现在正在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我们这一代人的富足。而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美国从来不担心巨额欠债，对付欠债嘛，美国一向就是拿张白纸，印上华盛顿的头像，就可以“还债”了。美元其实只是一张美国打的白条！他一向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至于会否贬值，会否通涨，历史告诉我们：“他一向认为那是与他无关的”。“愚蠢”的美国政治家把春秋战国策运用得娴熟自如。“聪明”的亚洲人民被玩得东奔西忙，心甘情愿地牺牲环境、浪费自然资源、给人家打小工赚苦力钱。美国拿着印上图案的纸，向世界人民购买各种东西。国际市场上充斥的“美国白条”，肆意侵呑着世界各国的财富。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产品，还要被他们百般刁难而卖不出去，某玩具商老板甚至还因此自杀。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想要的生活方式吗？
美国策略之四：美国开始降低农作物出口，限制工业品进口。
关于本次粮食危机的起源，气候变化、油价攀升、“中印需求威胁论”再次老调重弹；西方媒体则热衷指责“中国人开始吃肉了”。这些只不过是为了掩盖真相而放出的烟雾弹。生物能源、资本投机也只是其中的一招半式而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发展学院周立教授告诉《新民周刊》：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粮食继能源之后，正成为一种新的赚钱机器和重新划分世界地图政治武器。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品巨头所关心的经济利益一拍即合，催生出一个庞大的 “食物帝国”，粮食危机不过是其扩张的必然结果。
周立曾用了一年时间，跑到美国对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田野调查”。他在一份题为《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的总结报告中指出，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又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则言：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获得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句无意中泄漏天机的大实话，几十年来都未引起世人应有的警觉，而“米国”确以此作为长期战略目标。
世界第一农业大国美国用巨额财政补贴农业，把农产品低价销往亚洲各国。等亚洲各国忽视农业，各国政府如两千年前鲁梁国君一样鼓励国民大量织绨（发展工业）。由于工业化占地导致耕地消失,日本谷物的生产水平从顶峰下降了33%,韩国下降了31%,台湾地区下降了19%。1998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更重视工业，同时削减了对农业的支持，农业总的生产率和产出水平一直保持下降状态。近两年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农业占GDP总量已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农业发展不受重视而长期停滞不前。而工业品的激烈竞争又使得工业产品越来越便宜。此时，美国展开中国古人管仲《战国策》的第二阶段：开始降低农作物出口，导致农产品价格暴涨。同时诸多条件限制工业产品进口，使各国生产出来的的“绨”很难再卖进美国，造成该国产能大于销售，只有支出，少有收入。打击各国经济之时（政治家获得政治利益），同时获取农产品的超额利润（食品巨头获得经济利益）。
世界第一农业大国生产出来的粮食总不能浪费掉，于是2007年能源价格在华尔街金融寡头的操纵下，上涨至历史最高位，给了美国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能源自足”成为名正言顺的口号。美国以增强能源安全的名义开始推行生物能源计划。
2005年，布什总统签署了《能源政策法案》，提出到2012年美国可再生能源要达到75亿加仑，生产生物燃料的伟大构思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餐桌上的粮食开始进入汽车油箱，也拉开了玉米行情暴涨的序幕。2007年底，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该法案要求减少石油进口，推动美国每年乙醇燃料使用量在2022年达到360亿加仑，连锁性地推动了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 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曾左韬博士发文指出：“乙醇战略”完全就是《管仲治鲁梁之谋》的美国版。
研究数据显示：提炼出注满一辆SUV油箱所需的乙醇汽油，在加工过程中所需要的粮食足够一个成年人吃上一年。这就是一辆美国汽车的日常食量。2006年，美国投入4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按照全球平均食品消费水平计算，足可以满足1.35亿人口整整一年的食品消耗。按照新能源法，2022年美国若以玉米生产150亿加仑乙醇，需耗用1.8亿吨玉米，这足够5.8亿人口吃上一年。
美国声称要通过生产乙醇来实现能源独立，但分析表明，生物能源计划并不能有效地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的依赖。 目前利用粮食提炼乙醇仅能满足3%的汽车动力需要，即使把美国出产的全部粮食都用来制造乙醇，提供的燃料也仅能满足美国18%的需要。尽管乙醇生产既赔本又无法满足能源自足，但美国政府仍然全力推动，并计划最晚在2022年，将其1 /4的玉米作物用做生产乙醇。
乙醇战略对美国其实是一石五鸟之计。 （1）美国缺燃料但多粮食，把多余的粮食转化为燃料有利于减少美国能源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该战略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首先掌握这门新科技，也为日后的技术垄断预先埋下了伏笔。（2）人为制造粮食危机，提高农产品价格后，可以降低美国的农业补贴，从而降低美国政府的高额财政赤字。（3）粮食涨价对粮食进口国伤害最大，这又可以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4）美国限制粮食出口后，依赖美国粮食的多个中东国家将陷入混乱，这是击中这几个石油大国软肋的妙招，使石油的价格继续驯服于美国。（5）随着粮食危机的加剧，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必将增强，其美元霸权通过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将更加稳固。
制造全球粮食紧张有利于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利益。粮价危机既能遏制他国崛起的速度，也有利于美国趁机推广转基因作物。这场人为的粮价危机也最终迫使日、韩各国最终不得不购买转基因作物。一位耶鲁大学教授在北大光华的MBA课堂上说：“美国是一个石油美元国家，从来都是利益至上的。”发展生物能源对美国能源贡献微小，但通过人为地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粮食短缺，对拉动粮价收效巨大。美国通过玉米提炼乙醇而节省的汽油不到当年存储量的1%，却让全球粮价上涨了近四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目前粮食价格飙升，源于粮食需求剧增，而接近一半的需求增加源自发达国家对生物能源的政府计划。“车口夺粮”正是目前发生粮食危机的导火线。美国发展生物燃料导致世界农产品价格暴涨。
目前，美国已经建成114家乙醇提炼厂，还有80家工厂正在建设中。2006年乙醇产量超过50亿加仑，比2005年增加了1/4，预计未来两年里可望新增60亿加仑的产能。 虽然美国政府给每加仑乙醇提供51美分的补贴，现在美国的乙醇生产厂商仍处于赔本经营状态。比尔盖兹投资的太平洋乙醇公司在 2007年第三季赔了五百九十万美元。生产乙醇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化石燃料的能量，这包括生产收割灌溉运输玉米等原料中所需投入的动力能量，和蒸发提纯所需的能量。据估计每生产可放出1卡能量的乙醇需要投入0.74卡的化石燃料的能量。所以乙醇生产中的能量增值并不多，很大程度上是把化石燃料的能量转化成了乙醇能量。以2007年12月的价格比较，乙醇的价格 (2.38美元/加仑) 比汽油稍便宜 (2.46美元/加仑), 但同样体积乙醇的热值只有汽油的60%，所以若油箱里加的是乙醇，花同样的钱汽车跑的路比加汽油少了将近40%。
即使把美国出产的全部粮食都用来制造乙醇，提供的燃料也仅能满足美国18%的需要。尽管乙醇生产是赔本生意，且实际上无法满足其能源自足的目标，但美国政府仍然全力推动乙醇生产。美国能源署官员称，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玉米仍将是美国乙醇生产的主要原料。由于美国的乙醇战略，美国玉米价格翻倍上扬，创下了10年新高。美国众议院在12 月通过新能源法后，玉米价格再次加速上扬，并有望再创新高。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势必引发食品价格的连锁反应，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
美国缺燃料但多粮食，该战略对美国总体有利，却伤害了缺粮的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虽也造成美国通膨，但却可降低美国的农业补贴，从而降低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粮食涨价对粮食进口国伤害更大，因此美国的乙醇战略实际上是损人利己的一招，虽不能真正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但却可相对提高美国的重要性，有助于保持美国一流超强地位。
美国策略之五：以强大的金钱为后盾，以国际势力强权为后台，是成功率高的关键所在。
2500年前，管仲的计策在齐国君王的支持下得以实施；当今的现代版战国策，则在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掌控的国际组织这些强权的支持之下实施，而且还不单单只限于粮食。
2007年9月，周立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时，有一晚住在衣阿华州的农民Gary家。Gary只耕作2英亩土地的小型农场，深有感触地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麦片告诉周立：“这盒燕麦片在超市中至少卖3.5美元，我们农民只能分到1.43%，仅折合5美分。”根据美国农业部和部分研究机构提供的资料，农民在1910年还能获得近40％的食物价值，2006年下降到5 ％左右。这导致从1930年以来，小农家庭农场破产了60%。他们的竞争力不如产业化农场，因为政府只对产业化农场实施高额补贴。
产业化农场，就是美帝国主义通过控制粮食来征服全人类的武器制造车间。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曾建立过 “低吸高抛”的粮食储备体系，使得粮食价格曲线平滑化，也为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盈余，曾得到农民、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但在少数粮食寡头多年的动员和游说下，1996年美国以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美国政府出面，为少数粮食寡头控制上、下游的食物集团、操控食物链打开方便之门。
田纳西大学农业政策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商品化农产品的补贴自1998年以后，规模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左右，其中80％流入到农民和农作物公司，最后基本上又被粮食寡头尽收囊中。而大量的农业补贴，直接推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得少数几个食物集团赢得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竞争力——以廉价粮食为基础的廉价食物链体系，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链”，营造了一个由他们所掌握的“食物链帝国”。
仗着巨额农业补贴的底气，“食物帝国”以屡试不爽的“低价倾销”策略攻城拔寨。不仅美国，世界10个提供农产品生产支持的主要经济体，政府采用包括补贴在内的各种方式，对农场提供生产支持，支持总额达到了2795亿美元，总补贴份额占农场收入的比重达30％。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的生产竞争；要么就让出你的农产品市场，由强国提供粮食和一整套的食物链体系。
这个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经济控制重点环节、大量为最终目的服务的广告宣传，已经捕获了政府（不但止是美国政府）、市场、消费者。美国农业部居然会开发“农产品种子的绝育技术”，就是最好的利益链证明。而这种生物工艺，只会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
资本化的食物链集团，不可能满足于只控制了本国的食物链版图，它还要进一步扩张疆界。 近些年“粮食的对外援助和自由贸易”，就是它开疆扩界的很重要的表现。苏珊·乔治的《粮食政治入门》一书里，详细描述了美国是如何成功地用粮食援助，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的粮食生产体系，让非洲、拉美等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最终沦落为附属于美国消费需求的经济作物园。
“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是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家食品集团嘉吉(Cargill)执行总裁的口号，他代表该公司利益，却出任美国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他极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使得农产品自由贸易于上个世纪90年代成功地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粮商还与政府携手影响国际组织。当初海地允许美国米进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发放贷款的硬性条件。
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好像是各国农民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可是美国的产业化农民，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政府补贴。正如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罗马峰会闭幕之日发表文章所称：“我们准备好了同世界上任何农民竞争，但却不能和他们的财政部竞争。”
斯蒂格利茨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现已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先后签署了多达111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因为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其实，开除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受援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在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而当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再自由地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又将进一步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受援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拖到半死不活这步田地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印尼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严重后果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使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第四副药：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他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再看看国际金融集团在苏联东欧剧变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索罗斯与罗斯柴尔德（金融寡头世家）圈子的秘密关系，使得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也最秘密的金融集团的马前卒。所以索罗斯才能凭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能“单挑”英格兰银行，力撼德国马克，横扫亚洲金融市场。
索罗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体现出国际银行家们的重大战略意图，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国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以最终完成在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基本上实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80年代中后期，通过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势力的扩张。在控制住亚洲的局面后，欧洲重新成为国际银行家重点关注的地区，搞垮东欧和苏联就成为他们下一个主攻方向。承受这一重要使命的索罗斯此时摇身一变，成为了著名“慈善家”，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大量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都是比照他在纽约成立的“开放社会协会”的模式，倡导极端非理性的个人自由的理念。比如他所资助的中欧大学，对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年轻人推销：主权国家的概念是邪恶的和反“个人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万灵药，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分析都是“专制主义”的。这个学校的主题演讲往往是诸如“个人与政府”之类的内容，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国外交协会的高度称赞。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过程中，索罗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波兰，索罗斯基金对团结工会夺取国家政权居功至伟，对新波兰的头三位总统有着直接影响力。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一同炮制了让东欧和前苏联一剂毙命的“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系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最后的结局是经济彻底解体，生产严重衰退，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工业企业成片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加剧。此时，国际银行家便以“债转股”方式轻松收购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德法的欧洲统一货币的梦想也随着索罗斯的搅局而暂时搁浅；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满之下，环顾四海之内，唯有瞧着蒸蒸日上的东南亚地区的“亚洲经济模式”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从70年代开始，在东南亚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其运行的效果是：各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这种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严重阻挠了国际银行家制定的“有控制地解体”这一基本战略方针。
于是，国际银行家们决定发动一场亚洲货币绞杀战，制造亚洲金融危机。其主要战略目的是：敲碎“亚洲发展模式” 这个招牌，让亚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既压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以便于操控通货膨胀率，又可将亚洲国家的核心资产贱价抛售给欧美公司，加快“有控制地解体”的执行进度。
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1994年以来，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亿美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亿美元，从1996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国雪上加霜。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的正面交手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圈套。对“国际组织” 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2003年，当泰国提前偿清120亿美元债务，终于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赎身后，泰国总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国旗前面发誓：泰国将“永远不能再做（国际资本）受伤的猎物”，决不会再乞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当亚洲国家试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国家时，理所当然就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当时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表示：“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倒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坚决。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依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但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尔布赖特不懂经济学。最后，克林顿屈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砸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财政部（实质为华尔街的财政部）之压力下，对“援助”韩国的条件层层加码，包括韩国必须立刻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纠纷等。韩国人愤怒地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站在美国一边提出种种不平等条约。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作为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坚决反对这种鲁莽行为，他认为这种开放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只有利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
美国银行家对韩国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韩国签署协议，就准备蜂拥而入将猎物撕得粉碎。但是，国际银行家小看了韩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韩国人纷纷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黄金和白银，在耗尽全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钱的最终支付手段，毫无阻碍地成为外国债权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偿债方式。令国际银行家更为吃惊的是，韩国居然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中的大规模公司和银行的倒闭潮，西方公司几乎没能收购到任何大型韩国企业。
当韩国终于挺过了最难熬的1998年春天，韩国的出口赢余迅速回升。已经看透华尔街把戏的韩国政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几副毒药。并把所有准备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案件一律冻结，政府果断出面从银行系统中冲销了700到1500亿美元的坏账。当政府接手这些坏账之时，银行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除在银行系统重建之外。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财政部空欢喜了一场，微软并吞韩国最大软件公司的图谋落空了；福特收购韩国KIA汽车公司的计划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梦。外国银行接管两家大型地方银行的行动被中止了，韩国政府暂时把两家银行管理起来。在政府的全力主导下，韩国的经济强劲回升。
美国策略之六：粮价上涨之日，就是少数粮食寡头收割超额利润的金秋。
这就是美国的现代战国策：美国制造业可以外移，但生产粮食的土地却不会外移。先大量购入低端工业产品，诱使亚洲忙于生产衣服、鞋子、电视。用低价农产品挤垮亚洲农业，废掉耕地，使其粮食生产大量减少。然后在能源自足的借口下把粮食转化为燃料。减少出口，导致农产品价格暴涨。从而打击亚洲经济，并通过粮食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美国的乙醇战略其志虽不在灭国，却有助于美国维持世界超强。整个国策与两千年前的管仲谋略稍有不同，但运行轨迹几乎一致。看看，“愚蠢”的美国政治家把《春秋战国策》运用得娴熟自如。“聪明”的亚洲人民被玩得东奔西忙。心甘情愿地给人家打小工赚苦力钱。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所长范布伦说，目前粮食的价格正在上涨，可能还会继续上涨很多。他强调说，用于生产面包的粮食价格可能上涨30%到50%，豆类和植物油种子可能上涨60%到80%。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5亿人每天只能花费一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用来购买食物的。如果食物价格上涨50%到80%，很多人将会陷于饥饿之中。
危机已向我们越走越近了！
中国当前粮食走私频发，粮食走私已经成为一种新现象。
08年6月22日上午，青岛海关查获5个标箱的走私小麦粉。走私者伪报成氧化锌，先后分22票出口到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总计2288吨。
从08年4月30日开始，海关总署连续通报了拱北、杭州、宁波等多处海关均发生粮食走私情况。仅6月份，广州黄埔老港海关就连续查获7起。6月2日，满洲里海关破天荒地一次截获了350吨企图伪装成水泥走私出口的面粉和大米，成为近期全国海关查获的最大一起粮食走私出口案件。
“从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等粮食制粉实行临时性的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这些配额主要掌握在中粮集团手中，其他人想赚粮食差价，只能打走私的主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粮价的洼地。国内外价差过大，才激发了粮食走私的冲动。”
目前小麦粉价格国内、国际价格相差20%。国内市场上大米的价格普遍在每公斤3.6元左右，而国际市场上每斤大米零售价格则比国内高出3-4倍。
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热钱追逐的对象。投机资本从没有投资前景的楼市与股市退出后，下一个进入的领域就是粮食市场。中国成为热钱谋夺的“粮价洼地”。
国际著名投资大师罗杰斯说：“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眼下，一些投机资本正在积极践行这一理念。
市场嗅觉最敏锐的高盛最近在忙什么？答案是：养猪！据公开报道，高盛近期斥资2亿-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场。分析人士指出，高盛“跑马圈猪”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国际PE的终极目标是参股各类大型农业企业，向中国农业的上、中、下游全方位渗透，养猪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由于猪肉与粮食的密切互动关系，高盛等于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
在现有体制和政策条件下，热钱进入我国粮食领域的通道非常多。例如从事粮食购销储运、粮食加工、承包或收购农耕地、购买粮食期货、涉农金融等。 从今年开始，WTO关于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已结束，最近四大跨国粮商ABCD(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开始向中国最大的粮食储备企业中储粮总经理包克辛频频发起猛攻。他们一方面建立粮食加工流通企业，一方面开始寻找粮源，中储粮成为他们合作的首选对象。虽然发改委农经司官员已经明确表态中储粮绝无可能让外商染指，但包克辛却无奈地表示，即使跨国粮商不与中储粮合作，也可以收购地方粮食企业来获取粮源。如果不采取措施，3年后的局面可能就没法控制，跨国公司会成为中国粮食加工销售的龙头。
中国粮食体制经历几次改革，均以放开粮食经营、实行政企分开为目标，最彻底的一次发生在2004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国退民进”运动。
虽然粮食危机爆发后，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但在2005年，包括粮食企业在内的农业企业仍被排除在国家安全行业之外，不需要国家绝对控股。直到2008年上半年，一些地方政府仍在进一步展开粮食流通企业的私营化改革。在国务院高度重视的产粮大省吉林，省粮食局决定没有实行改制的643户国有粮食企业，年底全部退出国有。
统计数据显示，在进入统计范围的7260个大米加工企业中，国有企业占13.5%，民营企业占86.1%。2815个小麦粉企业中，国有企业占11.6%，民营企业占87.2%。
2004年通过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个体经营户只要具备相应资格就可以买粮卖粮，而且只有买卖的下限，没有上限，如果热钱收购一大批这样的具有采购资格的公司，那么它们就可以合法地大举买卖粮食。而且在地方粮企脱离了财政支持后，如果亏损的话就变成了财政负担，就可以名正言顺把它卖了。
由于地方上取消了财政支持，很多县级粮企生产经营举步维艰，负债沉重，职工生活困难。积极引进外资，盘活困难企业已成为成为首选方式。这就为四大粮食寡头打开了方便之门。
据悉，隶属ADM公司的益海嘉里集团，已经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湖南等粮食主产区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并在江苏等省准备建立大型粮食收储加工基地，进入粮食收储领域。
另一大国际粮商嘉吉公司在中国已经参股或控制了13家饲料厂、4家化肥厂、2家玉米加工厂等，累计在华农业实体企业27家。
农药、化肥、薄膜、种子、油、电——种植——购销运储——加工或零售，这就是粮食产业链。从下游环节来看，近些年，四大粮商通过期货市场掌控世界大豆价格，造成中国油脂加工企业亏损，然后展开大规模并购。目前，它们已经控制了中国80%大豆压榨能力，国内植物油生产和销售终端，已基本上控制在外资手中。现在它们借此加大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通过植物油的渠道销售进入中国粮食流通市场。从上游看，跨国公司则控制了我国化肥生产及关键原材料的定价权，并通过联合国内垄断集团拉高化肥价格、挤垮粮食生产单位，为粮食暴涨创造外部条件。2007年以来，在粮食收购价格上涨不过5%的情况下，化肥价格上涨幅度大部分在50％-72%之间。
目前我国有70%的钾肥都依赖进口。过去3年中，中国进口钾肥价格从每吨不到1000元涨到了2350元，由此，中国农民付出的成本也上涨了四成以上。进口钾肥实际上全部被中化化肥和中国农资集团把持。但中化已经成为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国际钾肥谈判联盟的领头羊加拿大PCS公司持有该公司20%的股份，PCS的化肥销售高级副总裁目前是中化化肥控股的非执行董事。换而言之，我国钾肥价格谈判的对手，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钾肥进口公司的大股东之一。
从2000年底《种子法》颁布至今，种子行业开始真正进入市场化的阶段。国家打破了原国有种子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民营种子企业纷纷成立，外资种子公司也拉开了在中国种业激烈竞争的序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注册的外资种子企业已有70余家，跨国种业公司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我国的种业布阵。
据农业部门统计，截至2006年10月，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种子生产商美国先锋公司已经有10余个国外玉米品种在我国通过国家级或省级审定，这些品种覆盖了我国广大的东北和黄淮海区玉米种子市场，而这里是我国粮食的绝对主产区。在一些地方，田间地头除了少量地域性比较强的种子品种外，已经很少见到纯粹的国产玉米种子。
全球排名前五位的种业公司已经占据了蔬菜种子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业界担心如果任由外资继续渗透制种业，无异于直接掐住了我国农业的“脖子”。随着粮食危机的升级，直接进入粮食种植领域，“租田置地，圈山买水”、建立合资农场，也成为国外投资机构长期投资农业产品的另一个新方向。
目前直接进入种植环节的投资还不多，他们也未必种粮食，而是什么赚钱先种什么，等粮价一涨再换成粮食。而无论种什么，圈地是最关键的。这叫伺机而动。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截至2008年3月底，我国热钱规模大约为1.75万亿美元。曹建海认为，目前，国际热点主要沉淀在国内商业银行体系，高利贷的资金拆借是热钱追逐暴利的重要途径。随着国家信贷政策的调整，一旦热钱退出国内高利贷市场，下一步就将指向价格上涨潜力最大的粮食市场。
房产和粮食产业都需要使用土地，房价高涨必然带动食品价格的比价复归。今年上半年期货交易火爆无比，国内三大交易所中，郑州和大连商品交易所交易品种中农产品都表现出惊人的涨幅。在A股市场，对比上证指数和农业板块的走势不难发现，每次阶段性调整中，后者的跌幅均小于前者，而反弹力度又明显大于前者。农业板块的高企，体现了投资者看好农业投资的前景。而热钱进入的方式，既有超短期的从事现货粮食囤积获取价差或期货交易，更主要的是利用现行外资政策，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投资国内粮食和农业领域，实现直接投资和随机退出的长、短结合。可见，如果投机机会合适，热钱完全可能通过FDI的方式进入，这是需要政府高度警惕的。
各路资金进入我国粮食市场推高粮价的情况，目前表面看来还不是非常明显，尚处于伺机而动之际。如何有效地狙击热钱觊觎中国粮食产业？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限制和收紧外资进入农业及其上下游行业投资，在粮食生产的上下游培植国有控股企业。同时还要对企业加强经营管理，以防止人为地故意造成“腐败亏损”。
粮价提高后，物价上涨肯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但保护农民种粮和出售商品粮的积极性，已是必然之事。否则只会加速农业和农民的衰败和破产，最后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粮价问题，目前已成为考验政府的一道难题。
中国在大豆战役上已经输掉了第一仗。在中国大豆种植面积大幅下降后，美国转基因大豆已占据了中国市场。目前跨国粮商控制中国４０％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和９０％的大豆进口量。２００６年中国进口大豆２６５０多万吨，是当年国产大豆的１．６倍，约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１／３。然后大豆价格又开始爆涨，中国不得不多花钱进口大豆。今后的世界形势有可能发生很大变化。虽然没有钱日子不好过，但没有吃的会有什么结果，大家都能明白。目前玉米价格已经涨了一倍，若出现全球粮食短缺的话，粮食价格不但可以成倍上扬，甚至可以成百倍上扬的。因此中国应加大政策扶持，确保９５％的粮食自给率，守稳中国粮食安全线。美国和中国人口及资源情况不同，中国不应盲目跟着美国走。
面对着十几年前就已开始了在中国产业布局的全球“ABCD”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在目前此“食物链帝国”更是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在中国拓展其疆域。中国中如何逃脱被控制的命运？周立说：“中国已经选择了在农产品贸易上加入了WTO，又无力和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国进行巨额补贴的竞争，中国在涉农以及食品体系的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由于中国大约65％的粮食生产是农民不计成本为自给自足而生产，使得中国总体上的粮食自给率还比较高。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应该对粮食自由贸易谨慎对待，坚持自给自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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