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朝鲜退出停战协定及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朝鲜退出停战协定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文章来源：《领导者》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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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二、“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三、在新一轮亚太变局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篇布局

2009年5月25日，继2006年10月9日核试后，朝鲜再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后又连射5枚导弹。5月27日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针对韩国加入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单方面发表声明，称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朝鲜半岛将很快“重返战争状态”。[1] 国际舆论为此哗然。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874号决议，对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2]。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尽管不能不谈——朝鲜核试的责任问题，而是其中朝鲜单方面作出的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3]的声明对中国及亚太将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分析东北亚问题，要看世界基本矛盾。我们只要看看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历史，就不难明白，当前的世界基本矛盾，并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东西南北四个字”，小平同志强调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4]朝鲜核试爆正是小布什上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对整个南方国家恃强凌弱的外交政策导致的结果：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此后打着反恐的旗号，美国又随意为包括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贴“邪恶轴心”的标签并于2003年撇开联合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样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入侵伊拉克，而在事后，不仅美国，即使是联合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行为作出“最强烈谴责”，甚至没有作出法律解释。朝鲜是一个弱国，而且曾是被当时的美国划入“邪恶轴心”的弱国，设身处地，面对这样一个“打你不商量”的世界，难道国际社会还可以只谴责没有解除武装的弱国，而不谴责已武装到牙齿的霸权国家吗？邓小平同志就南北问题继续说：“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5]这话反说就是：如果北方世界不考虑南方世界的处境，让南方没好，那谁也没好。世界若总这么“嫌贫爱富”，不尊重弱国的利益，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弱小国家中将会升起更多的蘑菇云。果如此，届时的世界那就真应验了1965年毛泽东诗中所说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6]

我们要知道，毛泽东这首诗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美两家大搞被毛泽东讽刺为“仙山琼阁”的苏美共治并联手对中国实行围困打压的背景下写出的。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朝鲜战争刚结束，美国就沿中国东海岸从北到南，再从东到西签订了一大串同盟条约，拉起了对中国的包围圈。60年代初美国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介入越南战争。这在东南方向对中国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毛泽东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7]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8]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诗用词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在西南方面，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更是雪上加霜。从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9]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10]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11]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试问如果不打破霸权国家核垄断，那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如果当时中国真的能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或“G2”中解决本国的安全问题，那谁愿意顶着这么大压力搞原子弹呢？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想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劳动阶级被压迫问题，只是在“四一二”中看到被血洗的现实后，全党在国内政治中才达成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共识，毛泽东告诉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2]在国际政治中才知道要搞原子弹，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3]

但是，中国原子弹的巨响并没有让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有所收敛，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间，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1965年3月，在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共产党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苏共召开莫斯科会议，由此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的分裂。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中国兰州和包头。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对自身安全的忧虑。1969年3月初，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5月，苏军进入蒙古兵力已达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和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携带用以实施战略核攻击的氢弹。7月19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提交给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形势调查报告开篇就是关于中国核基地的情况，称“目前在中国惟一的生产铀-235的工业企业是在兰州（甘肃省）1963年投产的气体扩散工厂。工厂每年生产300公斤浓缩到90%的轴-235，这种铀用来生产核武器。根据现有资料，在贺兰山地区（兰州东北250公里）中国人在建设新的生产铀-235的工厂。工厂工程竣工期大约在1972年初。”[14]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中央领导核心企图用先发制人的方式，运用核打击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和核潜力。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宣称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甚至主张对中国核基地实施打击。[15]8月13日，苏联在中国新疆铁列克堤挑起军事冲突。1969年8月21日，美国国务院收到的电报称“苏联企图摧毁中国核武器和导弹设施的可能性在此间正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最近收集的关于苏联军事行动的一系列证据表明，莫斯科也许在准备于近期对中国采取行动……这项军事行动的程度似乎远远超过任何可以看到的中国的进攻威胁……”；“8月18日，苏联大使馆二秘达维多夫询问国务院一位官员，如果苏联发动攻击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电报称：“这是苏联官员第一次向美国官员提到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16]

但是，苏联对中国持续高压的结果又如何呢？

结果是中国进入针对苏联的全面备战。8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提出要“准备打仗”。

结果是1969年9月23、29日，中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试爆成功。

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的继续高压，高压的结果最终在亚洲压出了一个对苏联具有灾难性的变局。

就在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的同时，美国外交则因越战失败而悄然出现尼克松主义。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不仅被拖在越南战场不能自拔，而且其经济也陷入严重的危机并由此在与苏联力量的较量中渐处下风——这与目前奥巴马面临的形势十分相似。1968年1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立即着手推行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的外交政策。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17]这是对中国发出重要的求和信号。随之，尼克松利用中苏剑拔弩张的形势，全力推动和改善美中关系。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正在高调谴责美国在越南“暴行”的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两年前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就这样，苏联满负荷的高压政策将本是盟国的中国最终压到了美国一边。

但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79年挥师入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不断升级的排华事件及其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试图由此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合围。

接踵而至的是中国更强烈的反弹。1979年4月3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苏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30年的期满后不再延长。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表示，美国接受中国的对台“断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在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自从苏联失去了中国，它在世界政治中就迅速进入衰落期。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领导人更替频繁，其战略形势更是江河日下。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但此时他对苏联已回天乏术。戈尔巴乔夫试图东施效颦，学着赫鲁晓夫缓和美苏关系。为此他与后来的萨达姆一样先自废武功，解散华约，但并没有换回北约对等回报；他又着手修补苏中关系，但已时过境迁。在他将斯大林为苏联留下的已剩不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变卖殆尽后，苏联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解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解体前，为了鼓励戈氏，西方在1990年10月15日向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作为奖励，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18]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正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今天依旧是有人手持着当年赫鲁晓夫的“旧船票”，怀着“G2”的梦想，向美国这艘“泰坦尼克号客船”狂奔。联合国至今也没有就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作出任何“坚决反对”、更不要说“最强烈的谴责”的声明，也没有要求美国就其曾宣布联合国部分成员国为“邪恶轴心”一事作出解释，反倒劝说朝鲜放弃首先是让美国和日本非常不安的核武器。在对这么一个“嫌贫爱富”世界，那弱国们自然会问：怎样才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呢？

我们似乎又遇到了历史的轮回。多年的“六方会谈”在2006年和2009年终于转换出“丰硕成果”，这就是朝鲜的两次核试爆、多枚导弹发射以及朝鲜人民军发表的“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尽管这还不是朝鲜外交部的表态，鉴于朝鲜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特殊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声明看作是朝鲜国家对1953年停战协定的正式立场。如果联系苏美曾对中国（还有法国）持续施压的结果一起考虑，我们就不能不对目前一味通过对朝施加高压的政策来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效果产生怀疑。

二、“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我们上面回顾中苏关系的历史，不是为了追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是为了说明目下东北亚局势的可能走向，以及从中找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

值得提醒的是，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停战协定是以中国和朝鲜为同一谈判方面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订的。鉴于南北朝鲜后来始终没有达成和平协定，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理论上说尚未解除。基于此，中朝双方于1961年7月11日签订了确定双方同盟关系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届时如无异议自动同期延长。1981年、2001年该条约已两次自动续至2021年。显然，中朝在1953年停战协定中的共同立场是1961年的政治基础，现在朝鲜单方面宣布“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这不仅意味着朝鲜单方面退出了停战协定，这同时也意味着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也就是说，朝鲜的声明，从法逻辑说也同时包含了中国亦可不受1961年友好互助条约约束的暗示。

这种暗示可不是过家家闹着玩的，因为它真正动摇了中朝同盟关系的基础，同时也含糊了朝鲜与美国和韩国对立关系的基础。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朝鲜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单方面发表这样的声明？

这也不难理解。中国当年就是在最困难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在珍宝岛敲出了响声，这一响声就暗含了中国向美国发出的可以和解的明确信号。果然，1969年3月中国在珍宝岛释放出的信号在10月就得到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转达给中国的求和回音。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就到北京，接着就是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

有人会说，现在朝鲜还要向美国宣战？其实，这只是以攻为守的外交手法，用毛泽东1964年9月10日对法国客人就中苏边界争论所解释的那样“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苏联“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的意思。[19]其次，也是用不受1953年停战协定约束的声明向美国发出的明确即具有硬性标志的试探。

在时机上，今天美国恰恰再次处于与尼克松上台之初相似的形势：伊战失败、经济危机及与之相随的奥巴马式的“尼克松主义”。奥巴马2008年底就任美国总统后，四处修好。 

—— 在拉美地区，继2006年12月美国议员代表团对古巴进行了试探性的破冰之旅之后，奥巴马在2009年4月13日宣布解除对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探亲及向其在古巴亲属汇款的限制，并支持美国企业打入古巴电信网络和卫星广电服务市场。1999年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以来，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一直不和。2008年9月，查韦斯以美国驻玻大使支持反对派为由下令驱逐了美国驻委大使达迪；作为报复，美国也驱逐了委驻美国大使，两国关系急速恶化。2009年4月18日，奥巴马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与反美旗手查韦斯两次握手并接受查韦斯赠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6月24日，美国与委内瑞拉同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与委内瑞拉通过互换外交照会已同意撤销2008年9月宣布对方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文件，美国重新委派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达迪和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阿尔瓦雷兹分别至加拉加斯和华盛顿任职。

—— 在南亚地区， 2009年月5月24日，印度空军参谋长表示，来自中国的威胁比来自巴基斯坦的更现实和强大，并称非常重视中国“大规模的军力扩张”。[20]据印度媒体6月10日报道，印度近日在中印边界“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增兵6万余人，并将战机基地迁至东北部，以对抗中国的“威胁”。与之相呼应，6月15日，印军加紧向中印边界东段派遣4架苏-30MKI战斗机，并着手增派两个师驻防，每个师约有2.5万至3万人。[21] 6月17日希拉里立即抓住时机对印度反华姿态作出回应，她似乎将美国在十多年前对印度核试爆的谴责忘得一干二净，在美国-印度商业委员会成立34周年“协同作用峰会”上致辞说：“去年10月，具有重大意义的美印核能合作协议得到批准，使印度可以获取国际商用核资源，并为美印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框架。”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政府承诺全面履行这项协议。与印度发展伙伴关系被视作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优先目标。她说，“我们将印度看作世界上能帮助我们塑造21世纪面貌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伙伴国之一。”印度在帮助解决国际安全挑战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应做好准备，以适应随着印度及其他国家的责任增加国际机构的结构所产生的变化。”[22]

—— 在中东地区，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向全世界穆斯林发表演讲，呼吁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实现和解，共同推动双方关系进入新局面。这是1969年尼克松针对亚洲困境的“关岛讲话”在2009年在中东的运用。

——在对俄关系上，2009年7月6日，奥巴马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３天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６日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双方就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阿富汗反恐、核不扩散问题等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多份文件。奥巴马称：“我们不仅需要翻开美俄关系的新一页，美国和俄罗斯还应当谋求确定彼此的利益，扩大对话与合作，开辟进步之路。”[23]

—— 在军事战略上，奥巴马政府明显表现出刚性收缩的特征。6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说，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盖茨说：“长期以来，我们按照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标准构建军队。这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了。”他认为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应当做出相应修正。他质问说：“我们已经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再有第三场、第四场、第五场类似战争呢？” [24]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军一直遵循的军队规模理念就建立在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基础上。

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奥巴马外交刚性收缩、软性进攻的“尼克松主义”特征。

现在金正日在判断美国伊战失败后不可能有再一次发动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愿望后，用高调试爆原子弹、连射导弹和单方面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的声明大夸张方式将奥巴马的注意力引向朝鲜半岛，同时又没有宣布终止1961年中朝同盟条约，明眼一看就明白这其中所包含的进可入美，退可还中，如果运气好的话，鉴于1953年韩国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25]朝鲜还可与韩国经过“周瑜打黄盖”的预演后实现南北统一等多重含意。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早在2008年2月26日，美国纽约爱乐乐团来到朝鲜平壤并举行了历史性演出——这已让我们有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和1973年费城爱乐乐团来到北京时同样的感觉；接着美国又在10月11日宣布美朝在朝鲜核设施验证问题上达成协议,决定将朝鲜从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这些外交举动已经“透露出美国从东北亚实行尼克松式战略收缩的重要信息”[26]。

但是，必须看到，根据以往以经验，尼克松主义不仅是一个刚性收缩的政策，更是一个柔性进攻的政策。昨天尼克松主义击倒了苏联，美国也由此挽救了自己。那么，这对于今天中国而言，既是危险，也是机遇。

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东北亚蘑菇云，蘑菇云下的各方，尤其是朝鲜的交谊舞步已略调节奏，下来就看其他各方的“悟性”了。当年有“悟性”的斯大林、尼克松都能在与张伯伦及勃列日涅夫大谈合作的同时瞬间又与正在冲突的宿敌握手并反手击倒另一对手，今天的奥巴马也不会不注意到这种可能。1941年6月面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形势，杜鲁门就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27]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28]就在2008年11月奥巴马上任之初就有美国学者向他提出“忘掉五位前总统与这个伊斯兰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转而学习尼克松1972年打开美中关系坚冰的经验”[29]。2009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讲演说：“我理解有些人针对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没有核武器而提出的抗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挑选哪些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30] 中国学者熊蕾认为：这一点说明美国和朝鲜可能在私下里已经有沟通。如果中国还急于去谴责朝鲜，以邻为敌，将朋友变成敌人，那将是非常愚蠢的。[31]

有人会问：美国难道会抛弃韩国与朝鲜交好？

其实，这对国家外交来说根本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尼克松不就是在没有放弃台湾的条件下与中国交好，我们中国也不就是在没有放弃朝鲜的条件下与韩国建交的吗？那么，美国为什么就不会在保持与韩国同盟关系的同时与朝鲜交好呢？完全可能。如果这种变局真的出现，那我们也就有了1972年苏联人的体验——曾是苏联同盟并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瞬间就成了苏联的“好邻居”。届时我们也就会更加体会出当年邓小平关于冷战没有结束思想的深远含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32]

邓小平同志说的是对的。当戈尔巴乔夫解散“华约”的时候，“北约”反倒更加团结，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在科索沃敲打中国驻南使馆后又乘胜东进。我们曾经的盟国已一个个远去，就在朝鲜表示“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第二天，韩国外交通商部宣布从即日起正式全面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33]

三、在新一轮亚太变局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篇布局

然而，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能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这说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丢手绢”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当下中国最紧迫要解决的国家利益？这在笔者看来，就是中国的台海统一。

我们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中央政府曾数次准备解决台湾问题，后均因形势变化而未果。第一次是建国之初，那次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耽搁下来；朝鲜战争后，中央再次将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上日程，后因美国入侵越南和随后的中苏边境日益紧张形势而再次耽搁。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34]。当时小平同志将第三件事即“要加紧经济建设”是作为前两项国际国内两大政治目标的手段来谈的。可现在中国都进入21世纪了，小平提出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已接近完成，但前两大政治目标却远没实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周边形势相对稳定，而海洋权益问题日益突出，突破中国海洋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制海权不足问题，台海问题不仅是中国统一问题，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制海权拓展问题。历史首次将中国台海统一的任务与中国海权拓展的任务合二而一地提上日程，而目前中国北、西、南三面相对稳定的形势也为我们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供了最佳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历史上好多事往往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许多战略机遇也往往是稍纵即逝。根据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现在真不知道这样的安全形势能维持多久。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果我们不幸再遇到像20世纪60、70年代那种战略重心由东南向其他方向转移并由此被迫再次推迟台海统一时间，那届时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时间，而很可能还有用时间很难等回的被分出去的主权。正因此，台海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迈出的第一道门坎，更是中国目下时不我待的战略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左右空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无疑，中国应当珍视中朝传统友谊，中国也应当理解朝鲜人民的困难及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也曾有过这段“雪压冬云白絮飞”的经历和感受。为此，我们尤其要在霸权国家恃强凌弱的时候，借助我们已获得的国际地位“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35]，不让曾与我们浴血奋战过的朝鲜人民再重复我们在与苏联交往中曾有过的不愉快的感受。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好朋友要勤算账，好邻居要勤打墙”，只有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友谊才是可持续的。中国不能为任何——不管他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友谊过度让渡自身的战略利益，更不能为此承担比自己所承诺的更多责任。中国信用只能建立在已有承诺的基础之上。现在，朝鲜单方面声明不受1953年停战协定约束，这在法逻辑上意味着中国也可不必为朝鲜“不受约束”的举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此一来，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又退回到1950年10月25日中国入朝作战前的状态。

在中国入朝鲜作战之前，中国的安全边界与主权边界是一致的，还在鸭绿江边；当美军将炸弹扔到中国境内后，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事就不能坐视不管了，此后中国人民的安全利益就与朝鲜人民的安全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捆绑起来，在朝鲜向中国发出请求后，中国才用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安全边界推至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由此产生的逻辑就是：今后在朝鲜半岛上不管是谁，如果还敢将炸弹扔在中国的领土上或出现1979年中南半岛那样的地区霸权主义，中国就应当像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一样，要动用国防力量保卫中国边境的安全；如果朝鲜届时愿意重新接受1953年停战协定的约束并再次请求中国帮助，那中朝两国的安全利益，在双方重新评估之后，才有再回到1950年10月25日之后状态的可能。

在中国入朝作战之前，中国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台海统一问题。现在朝鲜方面一纸“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又将我们放到这个历史起点，这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东南方向有所突破，以实现中国本应在1950年就应实现的台海统一目标，以完成毛泽东、邓小平的嘱托。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厢情愿且不计代价地为拢住“朋友”——不管是美国还是朝鲜——放弃或延缓中国必须直面的紧迫且不能再回避的核心战略利益和历史责任，那我们就会遭遇当年因过于相信美国的“民主和平”的承诺，先进行民主“整容”，再解散华约，但并未因此躲过西方落井下石的戈尔巴乔夫外交所面临的同样的困境。

伊索寓言里中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青年，天生就是一个舞者，但他现在并不打算开始跳舞，他听说有一个叫罗陀斯的地方，那里是跳舞者的天堂，那里开满玫瑰花，从此他就踏上了寻找罗陀斯之旅。一日，他路遇一位老者，他向老者说明来意，询问罗陀斯在哪里，这位老者答道：“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舞！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

现在，历史已将我们中国送到了“罗陀斯”，这就是东海，“这里有玫瑰花”，现在需要的，“就在这里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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