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工科思维分析中国在朝鲜“苦难行军”期间给予朝鲜的援助力度以及其他一些情况
关于中国给予朝鲜的大量援助，确实在不少新闻和报道中提及，但基本上都没有提到具体的数量。
本网友猜测，这可能是由于关于朝鲜的此类报道基本上都出自我国媒体，而我国媒体记者大多是文科出身，对于数字缺乏敏感性的缘故。
经本网友搜索，找到今年的一篇报道，其中具体地提到了中国给予朝鲜的大量援助的具体数量。
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解密中朝边境往来者：生死穿越，中新网6月30日首发，此后又有多家媒体转载。
文章首先介绍了朝鲜早期的经济情况：
“朝鲜战争之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这归功于两方面，朝鲜一面推进经济建设计划，一面获得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金强一说。
根据朝鲜经济统计，1967年，该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53年增长8.6倍达到26亿美元；人均GNP达到了218美元。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金强一在延边的副食店买的大米都是朝鲜运进来的。”
根据文章介绍，朝鲜经济开始出现困难是从80年代初期：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李在赫的父母带着他，办了探亲手续去朝鲜探望爷爷和大表哥一家人。朝鲜亲戚到边防提供近亲证明，李在赫一家人可以进朝鲜呆3个月。
那时候，国内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经济突飞猛进，GDP年均增长9.67%。李在赫在月晴镇“顿顿有米饭”。而朝鲜的经济在因为外国援助变少，开始下滑。李在赫的父母在朝鲜的市场上，已经很难买到花样繁多的食品。”
但是，真正的困难始于90年代初因中韩建交而引发的“中朝冷冻期”：
“1992年中韩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的历史。在这前后一年多内，中朝没有重要互访，而在此前的十年中，中朝重要官员互访80多次。
中朝冷冻期，也正是朝鲜在经历苏联解体和接连4年自然灾害、经济开始衰退的时期。这个只有2300万人口的半岛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相当高，苏联的解体，使得朝鲜的外贸额度急剧下降，从1992年的2.92亿美元减少到1996年的0.9亿美元，减少幅度达到近70%。”
外贸额的急剧下滑，使朝鲜开始陷入困境：“开始有延吉人运来电视、收音机，到边境上往朝鲜卖——这是10年前朝鲜边境百姓做的事。”
也就是说，以往（80年代初）是朝鲜百姓往中国卖电视、收音机的。。。
不过，“中朝冷冻期”的持续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多左右，到1993年开始缓解：
“1993年3月，朝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一边反对朝鲜进行核开发，一边对朝鲜给予外交声援。在朝鲜孤立无援时，中国的帮助使得两国关系从冷却进入缓解。”
而到了1995年，朝鲜发动了“苦难行军”：
“到1995年，朝鲜自己承认经济很差，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金强一说。这个时候，朝鲜人的口粮每人每天100克。每到晚上，越来越多的朝鲜人趟着河水过来找饭吃。李英姬回忆。”
朝鲜的“苦难行军”从199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经济逐渐好转的1999年。在这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给予了大力援助，文章给出了具体的援助数量：
“从1995年到1999年10月，中国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又无偿支援了52万吨粮食。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称“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近来朝鲜粮食生产减少，粮食供应遇到很大困难。有关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已向朝鲜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人道主义援助。””
下面就简单估算一下此援助的力度：
按照四年时间和朝鲜2200万人口计算，3000万元人民币大约是人均每年0.34元，52万吨粮食大约是人均每年12斤粮食。
看起来这援助的人均数量不大。
不过，根据报道“朝鲜人的口粮每人每天100克”，而人均每年12斤的粮食援助相当于人均每天16克左右，占了人均口粮的16%，也算是不少了。
当然，这个援助数量，与“无限期无限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由于“苦难行军”是朝鲜最困难的时候，因此可以推测：此前和此后的无偿援助应该更少。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的报道中给出的只是“无偿援助”，有偿援助是不包括在内的。
例如，中朝的以货易货的贸易就属于有偿援助。
大概是因为援助性质的贸易混杂在正常贸易之中，难以区分，不容易统计，所以没法给出数据。
不过，可以根据其他报道介绍的中朝贸易合作情况，对这种有偿援助的额度进行估算：
“八十年代朝中贸易额停留在5亿美元左右。九十年代上半期，朝中贸易额出现上升趋势，1990年朝中贸易额为4.8274亿美元，1991年朝中贸易额为6.1045亿美元，1992年.朝中贸易额为6.9657亿美元，1993年朝中贸易额为8.99亿美元，九十年代下半期起，朝中贸易额又趋下降，1996年朝中贸易额为5.66亿美元，1997年朝中贸易额为6.56亿美元，1998年朝中贸易额为4.13亿美元，1999年朝中贸易额为3.295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朝鲜1995——1999的“苦难行军”期间，中朝贸易额是波动下降的，平均大约每年5亿美元即人民币40亿左右。
不妨假设这贸易中有一半属于援助性质，换算成人民币为每年20亿，仍按2200万人计算，相当于每人每年90元左右。
当然，实际的有偿援助比例应该比50%小，这里不过做一个数量级上的估算。
而朝鲜同期的人均GDP大约在每年200美元左右（相关数据见 http://www.9ask.cn/blog/user/zjzwp/archives/2006/5044.html 韩国与朝鲜GDP比较表），合人民币1600元左右。
因此，按照以上估算，这种有偿援助占朝鲜人均GDP的比例有5.625%，虽然比粮食援助占口粮的比例少，但超过了5%，按照概率论的基本假设，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当然，这与“无限期无限制”相比，仍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上述报道中还详细介绍了中朝贸易的交换内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朝鲜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以钢材、木材、各种矿产品和海产品为主，朝鲜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为原油、粮食、化工制品、种子、药品及汽车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朝鲜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以钢材、木材、各种矿产品和海产品为主，朝鲜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为原油、粮食、化工制品、种子、药品及汽车等。
从1991年到1997年，朝鲜从中国进口的粮食由30万吨增加到86.7万吨，朝鲜从中国进口的石油从110万吨降至50.6万吨。
1999年，朝鲜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最多的是木材，占向中国出口总额的33.7%，其次是钢材，占向中国出口总额的26.8%，再次是鱼类和矿产品，占向中国出口总额的11.6%。
1999年，朝鲜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最多的是矿物性燃料，占从中国进口总额的24.6%，其次是粮食，占从中国进口总额的13.6%，再次是钢材，占从中国防大学进口总额的5.8%。”
也就是说，在“苦难行军”时期，朝鲜每年从中国得到的粮食，主要是以贸易形式获得的，无偿援助大约占四分之一不到。
报道还回顾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国对朝鲜的援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中国同朝鲜签订了《1971年---1976年相互供应重要货物协议》。中国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石油。1976年1月，中朝两国共同建设的中朝友谊输油管开通，1976年至1979年间，中国每年以优惠价格向朝鲜提供100—150吨石油，占朝鲜石油需求量的30%。与此同时，中国免除了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向朝鲜提供的贷款中尚未偿还的部分。
八十年代后，中国除继续向朝鲜提供优惠价格的石油外，每年还向朝鲜提供价值达4000万美元的焦炭和100吨以上的食品援助，并且提供以轻工业为主的经济援助。1984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4亿美元的贷款。中国援助朝鲜改装鸭绿江上三座水力发电厂的输电线路，1982年，中国帮助朝鲜兴建了发电量为19万千瓦的太平湾电站，帮助朝鲜在新义州建设了炼油厂（年处理量为200万吨，由中国提供原油），帮助朝鲜建设熙川五一燃料厂、平壤齿轮厂、计量器厂。1988年，中国帮助朝鲜建设海州造纸厂、新义州纤维厂、咸兴钢笔厂、收音机零件厂，并扩建平壤市电网。”
并且给出了“苦难行军”期间给予的具体援助：
“1996年朝鲜和中国签订《中朝经济技术交流协定》。1996年中国无偿支援朝鲜12万吨粮食，1997年中国无偿支援朝鲜20.7万吨粮食，1998年中国无偿支援朝鲜10万吨粮食和2万吨化肥，1999年中国无偿支援朝鲜15万吨粮食和40万吨焦炭。”
顺便说两句：这篇报道还澄清了关于“遣返脱北者”和关于中朝边境的一些谣言。
例如：
1）“随着两国人的走动频繁，程序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开始有非法越境者跑到江对面。1986年，中国和朝鲜签署《边境地区业务协议》，规定“根据情况向对方提供非法越境者的名单和相关数据。””
这说明：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非法越境者”实际上是中朝双方都有的，并不是只朝一个方向“非法越境”。
2）“2002年的沈阳日本领事馆被“脱北者”冲击，也是中朝两国开始严格控制“脱北者”的节点。吉林省的公安人员开始挨家走访调查登记，这一段时间，许多“脱北者”被送回了朝鲜。”
这段话澄清了：“遣返脱北者”实际上是中方实施的，并不是朝鲜实施的，所以不存在所谓越境抓人的事情。
3）“中朝军方随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协议规定：“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
从2005年开始，月晴镇的边防公安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驻守，这意味着守卫开始正式化。边境拉起铁丝网，密布摄像头，夏天少有人再去图们江游泳，也没有朝鲜小孩来月晴镇看电影。”
这段澄清了：在边境拉铁丝网、密布摄像头这些行动，也都是中方实施的，而不是朝方实施的。
前天的媒体报道了中国送给朝鲜的大礼包：“其规模仅向外界公开的就超过2亿美元，其中包括无偿经济援助；技术、教育领域的支援协定；旅游相关协定以及由中方承担费用的新鸭绿江大桥建设项目等。”
该报道援引韩联社的分析说：“中国从数年前开始就提议再建一座新鸭绿江大桥，以满足每年达27亿美元的两国贸易规模。而朝鲜同意建设新鸭绿江大桥，是因为这座桥可以成为朝鲜从2006年开始推进的鸭绿江下游“绯缎岛自由贸易地带”项目的基础设施。”
看起来这确实是个从天而降的大礼包。
不过，首先本网友要指出：这个“大礼包”其实是“双赢”。
我国目前“内需”不足，主要是产能过剩而消费能力不足，尤其是建筑行业的一些企业正在因开工不足而面临资金困难。
这个“大礼包”的很多基建项目，虽然不是什么大项目，但是正好能够救一些企业的急。
其次，本网友要问：
1）为什么朝鲜在没有搞核试验、发射导弹、发射卫星的“苦难行军”时期，没有得到这个大礼包呢？
2）为什么朝鲜做出了搞核试验、发射导弹、发射卫星、宣布退出“停战协定”、无视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警告、对抗安理会制裁等等这一系列“悍然”行为之后，最终却不但得到了美朝直接会谈的机会，而且还得到了这么一个从天而降的大礼包呢？
3）如果朝鲜的“苦难行军”失败了，或者虽然经济好转了但是扛不住制裁而最终放弃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核计划，美国还会与朝鲜直接会谈么？朝鲜现在还可能有机会得到这个大礼包么？
本网友认为，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一个国家遇上了困难，还是得主要靠自己“苦难行军”，不能寄托在盟友的援助和礼包上，哪怕这援助真的是“无限制无限量”的雪中送炭，而不是有限制有限量的锦上添花。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文明的美国和国际社会输给了流氓无赖的朝鲜。
从历史上看，文明输给流氓，这不仅确实是铁的事实，而且还有可能是铁的规律呢。
萨达姆一开始的时候耍流氓无赖，国际社会拿他没办法；后来变文明了，允许核查了，结果却被国际社会抓起来杀掉了。
卡扎菲以前一直耍流氓无赖，国际社会也拿他没办法；后来变文明了，希望加入国际社会了，结果反而被国际舆论在他与他儿子之间挑拨。
苏联以前也很流氓无赖，国际社会也拿他没办法；后来搞了新思维，只不过想变文明一点，结果国际社会还没动手就自行解体了。
可见，文明不如流氓，或许就是现代国际社会的运作规则也说不定。
那么，既然是铁的规律，就像市场经济一样，无论你愿意与否，只要不想白白吃亏，都得遵守，不仅小国必须遵守，大国也不得不遵守这条规则。
附文：
解密中朝边境往来者：生死穿越
以图们江为中轴，生活被劈为两半。
载贺(音)开着拖拉机，拉着妻子赶往江边的田地。这个32岁的男子是吉林省图们市月晴镇的一个农民，全家的生计都维系在这10亩水稻田上。
大江对面传来的鲜族歌曲已经灌进了李在赫的耳朵，那是一种曾经熟悉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感觉。和30年前李在赫的父辈们一样，天未亮，朝鲜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就开始集体种地干活。
在图们市长约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朝鲜的广播歌曲几乎都能听见。这个中国的边境城市与朝鲜咸境北道稳城郡隔江相望——“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咸境北道，也正是2009年5月25日核爆的所在地。
而李在赫所在的月晴镇马牌村，是距离朝鲜最近的边境村落之一。
融合
图们江窄的地方不过几十米，这就是月晴镇与朝鲜的距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时，曾在图们边防工作。
“那个时候越境很容易，一抬脚就过来。”张琏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双边关系好时，朝鲜人和中国人一起在图们江里游泳或滑冰。当月晴镇放映电影时，朝鲜小孩会趟过江来观看。
江两岸的都是一口朝鲜语，连语音语调都没有区别。图们市13.5万人，朝鲜族超过了半数；李在赫所在的月晴镇，约80%是朝鲜族人。许多老人迄今不会说汉语。每户人家都有朝鲜亲戚，在中朝边境出入方便时，探亲是时常的，虽然他们已经落户中国。
李在赫的祖辈和所有马牌村人一样，清末从朝鲜潜入中国开荒谋生。1885年，清政府划出图们江以北长350公里，宽20至25公里的地域为“移民专垦区”——相当于现在8个图们市的面积，给朝鲜族移民解决居住和土地使用。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东北的朝鲜民族移民共有216万人。
所以在今天的月晴镇马牌村，房子修葺得和对岸并无分别——蓝白两色是主色调，窗子很低，窗户明亮而又宽敞。屋子里没有椅子，进门席地。院子里摆放着酱缸，大酱是朝鲜族人不可或缺的食品。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处于夹缝中，很难协调好与两大邻国的关系，也让中朝关系摇摆不定。
到了60年代中期，苏共采取措施改善和朝鲜的关系。而这影响了中朝关系，中朝两国边境争端屡见不鲜，有关图们江、鸭绿江江心岛的划分都存在争议。
李在赫听父辈们说，当时的中朝两国渔民在图们江打渔，除了盯着鱼，更要注意两边驻防官兵的状况。
但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是有中国人去了朝鲜。月晴镇的许多老人们都是在那个时候的夜晚，趟过图们江去朝鲜“淘金”。
“那时，朝鲜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急需人力，容易找到职业。”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朝鲜战争之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这归功于两方面，朝鲜一面推进经济建设计划，一面获得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金强一说。
根据朝鲜经济统计，1967年，该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比1953年增长8.6倍达到26亿美元；人均GNP达到了218美元。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金强一在延边的副食店买的大米都是朝鲜运进来的。
1969年7月，吉林省将原延吉县的月晴人民公社行政区域划归图们市。这个时候，李英姬(音)作为知青下乡，从图们市到了月晴镇马牌村，一呆就是10年。
这段日子里，李英姬每天都跟着大队去地里干活。马牌村的水稻田紧挨着朝鲜的田地，图们江在旱期几乎没有水，村子里几乎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渡江到朝鲜去生活。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文件资料汇编》一书中称，1966年到1968年，朝鲜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影射中国。中国一度在1968年关闭了中朝边界的中方信道，朝方一度召回驻华大使。两国关系处于僵持状态。
李在赫的爷爷就在这个时候带着家里人到了朝鲜，“爷爷是地主，在文革时期被批斗，后来就跑了。”李在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李在赫的父母带着他，办了探亲手续去朝鲜探望爷爷和大表哥一家人。朝鲜亲戚到边防提供近亲证明，李在赫一家人可以进朝鲜呆3个月。
那时候，国内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经济突飞猛进，GDP年均增长9.67%。李在赫在月晴镇“顿顿有米饭”。而朝鲜的经济在因为外国援助变少，开始下滑。李在赫的父母在朝鲜的市场上，已经很难买到花样繁多的食品。
随着两国人的走动频繁，程序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开始有非法越境者跑到江对面。1986年，中国和朝鲜签署《边境地区业务协议》，规定“根据情况向对方提供非法越境者的名单和相关数据。”
变迁
1990年，美国提出朝鲜核问题之后，中国除了发表原则性声明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一贯态度之外，反对朝核问题国际化。中国同时强调，朝核问题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并反对采取经济制裁和施加军事压力。
中央高层的字斟句酌在延边中朝边境，并没有太多反应。李在赫已经开始跟着父母下地干活，隔江对望的是朝鲜温城郡水口浦村的30公顷水稻田。干完活，两国人会一起到图们江两岸洗脚戏水。
那时候对月晴镇的人来说，还不知道什么叫“核”。
1992年中韩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的历史。在这前后一年多内，中朝没有重要互访，而在此前的十年中，中朝重要官员互访80多次。
中朝冷冻期，也正是朝鲜在经历苏联解体和接连4年自然灾害、经济开始衰退的时期。这个只有2300万人口的半岛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相当高，苏联的解体，使得朝鲜的外贸额度急剧下降，从1992年的2.92亿美元减少到1996年的0.9亿美元，减少幅度达到近70%。
开始有延吉人运来电视、收音机，到边境上往朝鲜卖——这是10年前朝鲜边境百姓做的事。更重要的买卖是粮食，朝鲜洪涝灾害下，粮食产量严重下滑，粮食分派又是公社制，一名朝鲜人告诉李在赫，在他们那“普通百姓每天定量只有450克，青黄不接时，许多平民连‘苞米碴子’都吃不上。”
而对岸的中国月晴镇是个“贡米之乡”。李在赫经常看见村里人在图们江滑冰时，开始和朝鲜人窃窃私语，约好改天拎着一小袋大米，私下交易。需求量大时，朝鲜人会在晚上趟着图们江过来取货。
这些交易在边境已经成为潜规则。李在赫和身边的村民们认为，接济是因为他们“太可怜了”。他们愿意帮助朝鲜人是因为：月晴镇人也同样经历过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接济他们的就是图们江对岸的朝鲜人。
1993年3月，朝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朝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一边反对朝鲜进行核开发，一边对朝鲜给予外交声援。在朝鲜孤立无援时，中国的帮助使得两国关系从冷却进入缓解。
“到1995年，朝鲜自己承认经济很差，发动全国范围内的‘苦难的行军’运动。”金强一说。这个时候，朝鲜人的口粮每人每天100克。每到晚上，越来越多的朝鲜人趟着河水过来找饭吃。李英姬回忆。
马牌村人对朝鲜邻居很友好。李在赫的家里，每晚都会有陌生的朝鲜客人。朝鲜人进屋，李在赫会把门窗锁好，给他们当天家里剩下的食物，也打听很多朝鲜的情况。李在赫知道大表哥这个时候已经去了平壤，但是水口浦的朝鲜人根本无法了解到平壤的灾情。
从1995年到1999年10月，中国向朝鲜提供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又无偿支援了52万吨粮食。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称“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近来朝鲜粮食生产减少，粮食供应遇到很大困难。有关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已向朝鲜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人道主义援助。”
但饥饿使得从1996年开始，朝鲜人越境来到中国，外界称他们为“脱北者”。
越境
“1997年是脱北者最多的一年，一直到1999年。2000中国政府就开始抓得严，这和朝鲜政府的要求相关。” 金强一说。朝鲜称“脱北者”为“叛国者”。图们江朝鲜岸边，匍匐着朝鲜边防兵，除了防止有人越境，也是防范出逃的朝鲜人。
他们趁着天黑，冒着生命危险越过的图们江，到月晴镇边防边的教堂换身衣服，吃顿饱饭，休息一天再投奔亲戚借钱。但他们中许多人在中国并没有亲朋，他们会主动联系各种机构帮助，金强一在这段时期内，调查访问过许多“脱北者”的生活状况。
图们市的司机李天南就拉过“朝鲜跑来的人”，当时，他还是一个摩的司机，拉着两个女客从中朝边境往图们市区走。
有人在边上喊说：“是北朝鲜人。”李天南转头一看，两个女客“面黄肌瘦，明显就是饿了很久营养不良；而且光着脚，脚底板在淌血。”一看就是踩着图们江的冰碴子逃过来的。
李天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活就算白拉了，她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都是过来投靠亲戚的。那时候，我一星期要遇见好几回这样的事情。”
1998年，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和中国公安部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而进行合作的协议》，协议中再次重申“将越境者的名单和相关资料立即通报给对方”，对非法越境开始严格控制。
2002年的沈阳日本领事馆被“脱北者”冲击，也是中朝两国开始严格控制“脱北者”的节点。吉林省的公安人员开始挨家走访调查登记，这一段时间，许多“脱北者”被送回了朝鲜。
“2000年后，朝鲜对脱北者的惩罚减弱了。”金强一在月晴镇探访了多年。2000年后，“脱北者”被遣送回去需要关两周，被问及两个问题“见过韩国人没？”“进过教会没？”回答是“否”很快就能被释放。
核爆
2003年1月，朝鲜第二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4月份，北京会谈无果而终。这一次中国开始采取措施介入，因为认识到了朝鲜核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地区安全的威胁，也可能导致周边国家核竞赛。
中朝军方随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协议规定：“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
从2005年开始，月晴镇的边防公安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驻守，这意味着守卫开始正式化。边境拉起铁丝网，密布摄像头，夏天少有人再去图们江游泳，也没有朝鲜小孩来月晴镇看电影。
这个村子的氛围开始改变，他们排斥外来人，尤其是试图了解“朝鲜人”的外来者。李在赫说：“没人认同朝鲜的方式，但是朝鲜人真可怜。”他在家看的都是韩国电视台，了解到朝鲜时事。
也从这时开始，朝鲜过来的人在中国亲戚的帮助下，开始从边境纷纷转移到关内或国外。
2006年第一次朝鲜核爆。这一年，老知青李英姬退休后又回到了月晴镇，马牌村还是一样的景色，“但体制和管理已经和上山下乡时期完全不一样。”李英姬觉得还是月晴镇的空气好，就在镇里张罗起烧烤店。
还能让李英姬回忆起那段插队日子的，是每天早上从图们江对岸传来的广播歌声，“他们比我们还革命。”李说。
李英姬在2000年之后就再没去朝鲜看过亲戚，因为“每到一个村子就要开一张通行证，又不能到市场里随意走动”。而普通的游客进入朝鲜，必须在指定的区域内活动，不能随意拍照，不能随便接触朝鲜百姓。
2009年5月25日8点54分，第二次朝鲜核爆。地点就在马牌村望过去的山背后。
李英姬在烧烤店里，感觉头一阵晕，没反应过来。隔了一天看韩国电视台才知道，发生了4.7级地震，是核爆引起的。“离月晴镇大约120公里。”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说。
和往常一样起早贪黑到水稻田干活的李在赫从韩国新闻中了解到，“问题出在朝韩边境上，和我们没关系。”李在赫从来没听说过“核污染”三个字。
张琏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过多关注朝鲜核问题的政治影响，觉得朝鲜核武器很原始，没有多大威力，这是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问题。这两次朝鲜核试验，对中国除了有地区安全威胁，还有可能就是对中国的环境威胁。”
金强一也同样认为，环境威胁是对边境地区的最致命的伤害。但他通过各种渠道也无法了解到，中国相关政府机构是否已经监测到环境问题。
“即便朝鲜这一次的核试验不出事故，也可能会造成地下污染，地下水的污染是很现实的。这个我们以前是估计不足的。” 张琏瑰补充说。
金强一的想法和张琏瑰一样：“地下水都是相通的，朝鲜地下核试验，可能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6月初，离图们市50公里外的延边首府延吉市上空，金强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架环保部门派来探测空气的飞机一直在飞。”
但延边的朝鲜族人丝毫没有发觉。每天晚上城市里的狗肉店依然爆满，“练歌广场”门口集结着无数哈韩少年。烤肉店里服务员们围坐着观看韩国娱乐节目。而月晴镇马牌村人依然起早贪黑“为自己”干农活。
只有在靠近图们江边，村民们变得更警觉。2009年3月17日，两名美国女记者，华裔的劳拉·凌和韩裔的尤娜·李在马牌村采访时，因为跨入搁浅的图们江拍摄，被朝鲜潜伏江边的边防军逮捕。
这在月晴镇是个家喻户晓的新闻。从这之后，李在赫在月晴镇遇见外地人，都会提醒：“离坝上远点。”
6月8日，朝鲜中央裁判所判处两名美国女记者12年劳动教化徒刑。李在赫说：“这是现在越境的代价。”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 陈晓舒 (发自吉林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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