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评论》编者按：经济学家弗兰克?阿克曼（Frank Ackerman）的一本新书《我们能以未来为代价吗？世界变暖的经济学》（2009）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又令人吃惊的论题：“气候科学的辩论就要结束，而气候经济学的辩论正在升温。争论的议题是有人担心过于重大的环保行动会损害经济。”（第6页）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影响正在减小，而主流的经济学者就会紧跟着出来确保对全球变暖的不作为。主流的经济学者最终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捍卫者。他们的武器是成本效益分析法，他们说为人类拯救地球可能非常美好，然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太昂贵了，负担不起。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耶鲁大学的气候经济学老专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他主张实行“最佳的”气候政策斜坡（climate policy ramp），而他本人又认为这种政策将导致大气中700浓度二氧化氮的碳浓度水平。大多数气候科学家会认为这个水平是绝对灾难性的，因为它与全球平均温度升高6°C (10.8°F)密切相关。诺德豪斯保守的成本与效益模式中的概念包括北部国家对热天气的主观偏爱、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以及大幅降低未来生命的当前价值的高折扣率。他根据经济的理由，主张到21世纪中叶只降低25%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大多数气候科学家所主张的须减少排放的温室气体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少。诺德豪斯似乎忘了这种微弱的减少排放的措施将产生多大的地球生态灾难[①]。
主流经济学中诺德豪斯的主要对手是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尼古拉斯．斯特恩是英国政府2007年《斯特恩报告》的，经常被视为气候经济学的“激进”分子。在斯特恩的新书《全球协议》（Global Deal）中，他从550浓度二氧化碳当量的目标后退了。与此相反，与全球平均温度上升3°C (5.4°F)相关，他主张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500浓度二氧化碳当量的水平。然而，他公开承认500浓度二氧化碳当量的目标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就象他在《全球协议》中所说：包括最著名的吉姆．韩森在内的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些有说明力的严重的论点，认为目标不应超过350浓度二氧化碳或大约400浓度二氧化碳当量），因为这将使温室气体浓度降至接近于人类进化时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进化进程和发展方式产生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活和定居模式，这要受制于特定的气候。他们也指出了产生临界点的可能性，如大冰原的崩溃、亚马逊森林的消失或从冻土中释放甲烷等将加速气候变化的进程（参见第150-151页）。
除了气候学家提出的“严重的科学担忧”之外，斯特恩清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的人类代价和自然代价已经很明显了。他指出，孟加拉洪水泛滥的部分原因是气候的变化。据《柳叶刀》杂志（Lancet）2009年5月16日的一篇报告称，海平面上升0.5米将吞没孟加拉10%的复杂的三角洲地区，而这是1.2亿人的家园。事实上，气候变化的可怕后果将给南方国家的人民以最沉重的打击，而他们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是最少的。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以上的人们将生活在冰川崩溃而导致的集水区中。2008年8月印度比哈尔邦省的洪水影响了400多万人口，其部分原因是冰川溶化。《柳叶刀》杂志称，全球环境变化将导致人们健康年寿的减少，估计对贫穷的非洲人的影响将高出欧洲人500倍以上。
然而，在科学家不断警告和灾难逼近的情况下，斯特恩仍坚持把500浓度二氧化碳当量当作稳定气候的目标。他的理由是：要求一个更高的能够充分保护地区及其居民的目标将超过追求积累和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事实上，要求更大地削减排放量就是建议“放弃或废除增长和发展”。[②]因此，斯特恩提出到21世纪中叶总共减少5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与他提出的500浓度二氧化碳当量的目标相一致。而这是不够的，远远低于气候学家提出的目标。
与此相反，阿克曼（Ackerman）要求我们对气候经济学采取一个直接的激进的立场，其基础是四个口号：
“你孙子的生命是重要的；
我们需要为地球购买保险；
破坏气候代价过高，无法衡量；
一些代价远比其他代价要好。”（第13页）
农业和食物的危机
一、“食物短缺会摧毁人类文明吗？”
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 发表在《科学美国人》（2009年5月）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仅仅在数年以前，这个问题似乎还显得很可笑。今天几乎已没有人会对它感到惊讶。
2008年饥饿危机席卷全球，唤醒了人们。虽然产生饥饿的危险已出现数年之久，当前危机的出现似乎有点儿意外，没有一点儿警告。粮荒在许多南方国家传播，粮食供给似乎在萎缩，人们竞相争夺粮食，许多政府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2008年食品价格猛涨，是2007年价格的两倍。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曾引起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趋势，并导致最近的一些实例。1
导致当前形势的最重要长期趋势包括：
1、大约在四十年内世界人均消费的肉增加了一倍，因而玉米和大豆日益被用于生产肉；在玉米和大豆被转换为肉的过程中大约损失了95%卡路里的热量；
2、食物生产减少，原因在于贫穷国家采用新自由主义模式，让“自由市场”来控制食物生产和分配；
3、广泛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结构性调整”，结果是农民被迫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的贫民窟。现在全世界有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
4、企业对食物生产各方面的所有权和控制的日益集中，包括种子、杀虫剂、肥料、谷物升降机、加工设备和杂货店等领域。
这次危机的一个最近原因是把大量的玉米、大豆和橄榄油用于生产农业燃料。世界上的批评家用农业燃料一词来指把农作物当作原料的工业规模的生物燃料。2 农业燃料的生产似乎非常诱人，因为美国和欧盟试图打破石油生产国的影响力并推动“更绿色的”燃料（实际上并非特别“绿色”）。3 2008年美国30%的玉米被用来生产乙醇，以便与汽油混合来作为汽车的燃料。乙醇生产对于食物价格上升的影响有多大，各种估计差异很大，美国农业部认为少于5%，而世界银行估计超过80%。
2008年，从孟加拉到澳大利亚的谷物出口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歉收。澳大利亚的小麦和大米被干旱破坏。科学家认为食物生产如此广泛的崩溃只会随着地区气候不稳定性的增加而增加（请看下面的讨论）。除此之外，当地的投机（通常称作囤积居奇）和世界商品市场空前的金融投机迫使价格达到更高的水平。随着全球股票市场暴跌，金融投机日益成为流行的赌博方式。在粮食供不应求的情况持续几年之后，全球食物库存处于很低的水平，一些国家的农作物歉收，食物被大规模用于燃料生产，再加上上述的长期趋势，最终导致了“完美风暴”，许多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且痛苦还要持续下去。
虽然食物价格已经从2008年夏天的超高价降下来了，但是它比几年之前仍然要高得多。如果食物供给能够平均分配，就能够使每个人吃饱饭。然而今天的食物供给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今天接近10亿的人口（大约为世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因持续的严重饥饿而痛苦。而更多的人（大概还有20亿人口）生活在永久的食物不安全状态中──经常会有几顿饭没有吃，不知道下一顿饭从何而来。这意味着全人类有一半的人口要么永远饥饿和营养不良，要么承受着不同程度的食物不安全。
甚至在2007年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和2008年食品价格上升之前，美国大约有3600万人生活在饥饿和食物不安全状况中──难以置信的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里有12%的人口缺乏食物安全，尽管美国有着大量的食物生产和充足的供应。据估计，5岁以下的孩子中有17%的孩子（大约3500万）由于饥饿而营养不良，其结果是这些儿童容易遭遇生理发育和智力发育的障碍。4 在美国发生的这种荒谬与世界贫困地区的可怕情况相比变得不值一提。
未来是什么样子？它真的象莱斯特?布朗所说的那样悲惨吗？当我们写作此文时，一个深刻而可能持久的严重衰退已在全世界到来。它已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引起更多的饥饿和食物不安全。局势能更糟糕到什么程度?很不幸，或许答案是十分糟糕。
二、为了利润而饥饿
10年以前《每月评论》的夏季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为利润而饥饿：农工联合企业对农民、食物和环境的威胁》的文章。随后该文章以专着形式发表。5其中所讨论的许多趋势持续到了今天：
1、资本主义农业的传播和最近大规模工厂式动物生产设施的采用，导致养分回圈的破坏；
2、化学的和矿物燃料密集型的农业方式导致生态破坏；
3、农产食品系统的农资和加工部门的合并，这包括并行和垂直的整合;
4、农民逐渐成为农业综合企业的工人，为其工作。这些农业综合企业通常还与大型肉类加工联合企业签订合同。
5、转基因种子对于公司加强控制整个农资部门和农场行为的作用；
6、世界贸易组织各种条款对第三世界所造成的困难；
7、第三世界的乡下农民大规模转移到城市的贫民窟，而城市并没有什么工作岗位；
8、美国许多人饥饿的程度，许多反饥饿的组织专注于最直接的紧急情况，而忽视了造成贫穷的更深层议题；
9、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减少或消除对商业肥料和杀虫剂的依赖性的好处；
10、由此推动了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对这种制度感到不满的组织，他们努力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来为人们提供食物和保护土地。
当然，过去的十年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这些基本的趋势仍在持续，并进入更深层次，融入这个制度之中。例如，与传统农业生产有关的许多生态灾难变得更加严重。其中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被硝酸盐、磷酸盐、沉淀物和杀虫剂所污染；食物被污染；栽培作物的农场遭受营养流失，甚至在大型养殖设施中富有营养的废物积累达到危险的污染水平；由于在经常在工厂养殖的牲畜身上使用抗生素，耐抗生素的细菌不断传播；农产食品系统的主要动力当然是没有终结地追求利润的目标。似乎没人来阻挡一个崇拜“利润和生产之神”（用瑞吉儿．卡森的话来说）的制度。
三、当前形势
这期《每月评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食物和农业危机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学，关于它在一些国家中如何发展及其特征。其中菲力浦．麦克马克（Philip McMichael）、 沃尔登．贝洛（Walden Bello）、马拉．巴维拉(Mara Baviera), 派特纳伊克(Utsa Patnaik)、 索菲亚．墨菲（Sophia Murphy）和 黛博拉．法伊．布赖森（Deborah Fahy Bryceson）的文章给出了关于危机深层根源的历史的和当代的看法以及各种国际的观点。
这一期的第二部分讨论了改善食物系统和耕作的可能性以及为所有人提供更安全食物供给的方案。大卫?皮门特尔（David Pimentel）讨论了与能源和农业有关的问题，而米格尔．阿提尔利（Miguel Altieri）讨论了种植农作物、组织生产和为人类提供食物的更好方法。克莉丝蒂娜?史基亚佛尼（Christina Schiavoni）和威廉?卡麦卡罗（William Camacaro）描述了委内瑞拉是如何实现食物主权的，彼得?罗塞特（Peter Rosset）和埃里克?霍尔特-希门尼斯（Eric Holt-Gim?nez）探讨了通过社会运动争取食物的斗争以及进行有意义的土地改革的要求。
耕作，种植食物和纤维作物以及饲养食用动物的过程嵌入通常称作农产食品系统（agrifood system）的更大系统。这个系统包括耕作的所有“上游”投入（种子、肥料、杀虫剂、拖拉机、燃料，工具等）以及“下游”部门（购买农民的产品，加工、运输、批发，最终在市场和餐馆零售）。尽管每个人都吃食物，在20世纪里与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人口在工业世界里急剧下降。在一个世纪前，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大约3200万人）靠农场生活。6在经济大萧条初期，美国有大约680万个农场。7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个数字减少了一半。今天仅有130万个年收入超过1000美元的农场。8今天美国的囚犯（230万）都比其农民多。与此同时，在亚非拉国家有数亿人仍在农场耕作。据估计，在全世界60多亿人口中有大约10亿农民。
四、生化科技农作物
过去十五年来，公司不断地宣传说农作物和种子的遗传基因工程学是改良世界农业的关键。通常改变农作物遗传基因的方法是植入其他物种的基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转基因农作物与等量非转基因农作物相比，所增加的产量并不可靠。9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转基因农作物开始商业生产以来，为了反对这项技术，从印度到南非以及西欧和美国的小农、环保人士和公共卫生提倡者联合起来了。现在全世界超过3亿亩的土地被种上了转基因农作物。根据业界消息人士称，这只是已开垦土地的2.6%，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中国和印度的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在扩大，而在世界大部分适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上没有种植转基因农作物。10几乎所有商业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可分成两类：一类是设计用来抵抗大剂量的化学除草剂（举例来说，美国孟山都公司有名的“抗草甘磷”品种）；另一类是生产一种或多种由苏云金芽孢杆菌制成的杀虫蛋白。二十年来那种认为基因工程将通过使农作物适应性更强、更健康而“喂饱世界”的说法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错误的。象孟山都之类的公司把其重点放在研发那些增强农民对专利化学品的依赖性的产品之上，同时这类产品要使耕作在逻辑上更加方便，从而更易在日益机械化的农场中大面积耕作。
关于转基因作物对于健康和环境的影响的全面分析还很少，但是科学家揭示的新信息显示这项技术本身会破坏细胞新陈代谢和基因表达。11 公司对转基因专利技术的控制窒息了独立的研究，而公司的利益在于阻止对该项技术的后果进行系统性研究；在美国州立赠地大学（state Land Grant universities）中进行的独立的植物育种研究大部分被企业的内部研究所代替。12 这些机构与农业综合企业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使企业的影响力急剧扩大。例如，南达科达州立大学校长大卫．奇可因（David Chicoine）加入了孟山都公司的董事会，而且在2009年将要获得的收入要远远超过他从南达科达州立大学得到的30万美元的工资。13 种子公司已彻底地糟蹋了赠地大学的使命，其直接方法是提供研究资助以及向咨询科学家付款，间接方法是阻止对转基因种子的大多数独立研究。
五、“自由市场”的神话
新自由主义共识通常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认为“自由市场”将会替代第三世界政府曾经做过的一切措施来支持农业和穷人的食物消费，而政府为该项计画的开支能够大幅减少。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谎言呀，然而它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这就象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一样，是一个幻想。当小麦、玉米、大豆，食物油和大米等基本食物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上升时，贫穷国家被置于一个极易受伤害的地位。
“华盛顿共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它推动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思想。该理论认为，如果国家内和国家间的市场限制被消除，那么市场力量将发挥其魔力，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这是大约200年前的一个理论的翻版。它是强者的理论，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对于穷人的农业和基本食物供给产生了灾难性后果。
南方国家错误地遵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处方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这些机构强加的条件，包括减少食物进口的关税，取消政府对农民的支持（例如为购买昂贵的进口化肥提供补贴），以及政府要放弃培育和分发适合当地条件的新作物品种，并不能在政府仓库中购买和储存食物。而且，南方许多政府的经济顾问在美国或英国培训，这些国家的机构向他们宣讲一些奇迹般的有效分配资源和市场自我调节的理论，把所有的公共监管当作轻率而不合适的干涉。一个杰出的纪录片《生活与债务》（Life and Debt）显示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市场开放的情况下牙买加的农业被破坏的过程。14 电影让人们了解到牙买加农民不可能与各种进口农产品进行竞争，包括马铃薯、洋葱、胡萝卜、牛奶和鸡等。
比较优势的思想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生产那些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那些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将使各方达到最佳状态。这个理论纯粹是一派胡言。在这个系统中肯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而胜利者有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其他人的愿望则被忽视。前一页的卡通形象地表达了“自由贸易”的“公平赛场”，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解释是：“当李嘉图在反对贸易保护时，他是在支持英国的经济利益。自由贸易毁灭了葡萄牙的工业。自由贸易对于世界市场的最强者是有利的，一个很强的竞争者不需要在国内实施贸易保护。”15
世界的落后国家一直要求一个“公平赛场”，使WTO的所有成员国都遵守相同的规则。他们想从WTO得到一个更好的农业的条件，这些条件应比他们从WTO得到的关于知识产权和制造品贸易的条件好一些。这种追求是对使用直接或间接补贴来帮助本国农民和农业综合企业的发达国家的虚伪性的一种反应。这些发达国家在帮助本国农民的同时却要求南方国家政府停止支持农民。
落后国家的自然回应是要求发达国家停止为其农业提供补贴，从而创造一个公平赛场。通常以生产量或特定农作物的英亩数为基础的直接补贴使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农民能够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来出售。然而，除了对生产直接补贴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法来帮助生产和农作物出口──例如，对于采用更生态操作方法的农民提供“绿色”补贴、为种子提供补贴或者收益保险。甚至没有得到政府直接补贴的农作物更易进入外国市场。WTO的多哈谈判在表面上失败了。在多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坚持要求对进口食物征税的权力，以备在需要时保护本地生产。然而，美国和欧盟则想要消除关税，而保留他们自己的农作物补贴计画。
六、跨国的推动：合并与控制
美国和欧洲不断地在纵向和横向上合并了实际耕作之外的农业食品体系（包括投入、购买、输出、加工和零售）。以横向的合并为例，2007年美国四个最大的牛肉罐头包装公司大约控制了市场的84%，而5个企业销售的超市食物接近所有超市食物的50%，其中沃尔玛无疑是最大的超市。而且，富国的农业食品体系已深深地侵入东欧和南方国家的经济中。美国食品公司生产协会（Groce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一篇报告明确地指出：“全球扩张是十分简单的。随着国内市场饱和，全球扩张是获得可持续的二位数增长的一个方法。”16假如你的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你就很难对这个逻辑提出异议。孟山都公司之类的种子公司和化学公司已迅猛地进入了新市场，已在一些国家获得了牢固的立足点，尤其是在巴西。跨国的加工公司和出口公司以及超市都已进入贫穷国家。
2008年以渥太华为基地的交易所买卖商品集团（前身为国际乡村发展基金会）发布了最新的关于全球食物、农药和种子部门的企业集中的综合调查。17 就象它们以往的所有报告一样（始于1996年），这个最新报告显示了在所有领域里控制权进一步地收缩。食品工业并购的步伐在加快，在2007年达到4.5兆美元，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每两年翻一番。
或许合并最快的是种子部门。极大地投资于转基因技术的孟山都、杜邦和瑞士先正达联合企业三家公司现在控制着全球专利种子市场的47%，几乎占全球商业种子市场的40%。?这个模式首次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被记载，当时孟山都公司和其他转基因公司开始投资数百亿美元吞并了国内外主要的种子公司。这三家公司以及拜耳（Bayer）和陶氏化学（Dow）等也是全球农药市场的核心投资者。前六大杀虫剂公司控制着这一部门的四分之三，而前十名则占有杀虫剂市场的89%的份额。食物和饲料生产是比较零散的部门，而以雀巢、卡夫、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为首的10家公司现在控制着这一部门的26%，前100家公司控制着世界包装食品的四分之三。在零售部门中，100家公司控制着大约35%的食品销售，其中的40%被前10家控制着，包括沃尔玛百货、克罗格、法国公司家乐福和英国的特斯科。企业合并和联合达到很高的程度，使农业食品工业的所有部门都被看得见的链条连在一起。18
美国的工厂规模的动物生产中，龙头企业已取代了许多独立的猪、牛和家禽农户，而且现在它们已把生产扩展到国外。他们获得低成本的因素有：①有非常大的设备；②控制和提供所有的饲料和兽医用药；③要求把饲养动物者（“农民”）变成实质上的合同工，其合同是有利于企业的，这些人员要求遵守严格的程序和操作方法；④忽略粪肥和其他废弃物的责任；⑤使签订合同的农场与自己的加工设备相临近。史密斯菲尔德是以弗吉尼亚州为基地的财富500强企业，它利用自己的力量和联系，已把自己扩展至东欧。19在数年之内，由于史密斯菲尔德的竞争，罗马尼亚大约90%的养猪农民以及波兰56%的养猪农民被挤出了市场，造成了社会和环境的大破坏。除此之外，冷冻猪肉产品被输出到西非的利比理亚、赤道几内亚和象牙海岸，也把当地的生产者排挤出市场。史密斯菲尔德从波兰获得出口奖励资金，其销售价格比象牙海岸当地价格低了一半。
北方食品出口国的农产品渗透的另一方面是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改变了南方国家的人民的饮食。第三世界人民的饮食向非传统食品的转变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的。例如，美国的“480号公共法”把“慈善”小麦运往从未种植过小麦的国家，使人们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新的食物。而企业的目的是把其产品更多地销售国外。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报告描述了跨国食品企业向第三世界渗透对于人民消费习惯和健康的影响。
跨国公司能通过现代的大众传媒和促销手段大肆地行销和鼓吹西方的价值观和产品，例如高脂、高糖、低纤维的速食和软饮料。这些市场行为尤其针对的是年轻人，对于改变城市居民的饮食习惯要比改变农村人的更为有效，因为全球通信首先到达人口密集的地区。
饮食的改变与非传染性疾病不断上升的趋势密切相关。20农业投入、加工和零售部门向南方国家的渗透以及大型农场的引入（无论是由当地人经营，或是由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经营），其结果是使更多的人离开土地，走进城市的贫民窟。最近的趋势是跨国企业或外国政府直接控制农场，目的是种植粮食以供给“母国”或出口。
七、对土地和水的国际争夺
紧跟着2008年价格急剧上涨以及关于未来稀缺性的疑虑急剧增加之后，各国争相通过租借或直接购买外国土地来为其公民确保食物供给。“在非洲，他们称之为土地掠夺或新殖民主义。急于确保粮食供应的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韩国 （世界第三大玉米进口国）、中国、印度、利比亚和埃及，处于疯狂掠夺世界土地的前沿，然而他们主要是掠夺缺乏资金的非洲。”21尽管中国、印度和韩国也加入探寻海外土地的行列，但是许多正在寻找土地的国家处于干旱地区，其中包括埃及、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于一个缺水的国家来说，进口食物就等于进口水。种植1磅的小麦大约要消耗1000磅水，其他作物的比率与此类似。
尽管中国与菲律宾的交易可能失败，但是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和辛巴威拥有土地。乌干达已经把约二百万英亩土地卖给埃及来种植玉米和小麦。沙特阿拉伯已经在埃塞俄比亚购买了土地，而且与其他的阿拉伯人国家一起在谈判购买巴基斯坦百万英亩农地。据估计，自2006年以来的四五十个协议出售了二千万公顷土地，相当于德国农田的两倍，它们主要位于非洲。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买主是各类私人投资者、桑勒姆私人股本之类的美国私人股本、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风基金（Saudi Kingdom Zephyr fund）、英国的联邦疾病控制中心和主权财富基金。”22最为疯狂的一个玩家是位于英国的“紧急资产管理”(Emergent Asset Management)，它在非洲寻找土地的目的是种植油籽灌木麻风树和其他农作物。《纽约时报》引述了该基金创建者的解释：寻找非洲的土地是因为它廉价，并为种植农作物提供了各种微气候，而且劳工和海运是现成的。23
八、农场工人与都市移民
农场工人的贫穷生活是我们农业食品体系的众多悲剧性后果之一，其他后果包括使农作物暴露于杀虫剂，缺乏卫生设备和干净水，低工资，以及大气污染等。无论是在巴西的甘蔗田地、非洲的新商业不动产、马来西亚的油棕榈种植园，或是在佛罗里达州的西红柿田地，农场工人没有什么议价能力，受到了残酷的剥削。这包括在肉类加工企业和家禽加工企业里工作的工人，他们在不卫生的苛刻的环境里工作。农场劳工的极为糟糕的工作条件与小农的困难促使人们向城市的贫民窟里大量移民。
在南方国家，人们离开乡下而进入城市贫民窟的进程仍在持续（请参见本期黛博拉．费伊．布赖森的文章）。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乡下人向都市移民的原因在于乡下的艰难生活。随着农民和人民大众更加融入世界市场而任由市场力量宰割，人民被迫离开土地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当人们进入贫民窟后，他们加入了“非正规经济”，为了生存而斗争。来自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一位元记者在其故事的结尾说：“真正令拉各斯的采摘者和售卖者烦扰的是他们的生活在本质上与我们的生活豪不相干。他们的生存超过了宏观经济学的界限。在全球化的苛刻条件下，他们是多余的。”24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印度的情形：“在印度各地，贫穷的移民涌入勒克瑙之类的城市，其中许多城市管理混乱，没有能力应对这种情势。”印度现在至少有41个人口超过1百万的城市，而20年以前仅有23个。不久将有6个将加入大城市的行列。城市专家说，一些城市极可能面临与孟买和加尔各答同样的命运，这两个城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成为贫穷和衰落的同义词。”25
九、在气候变化的条件下食物生产的前景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 200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篇报告空前集中地记载了从数以百计的地球气候变化研究中得出的发现，包括众多独立调查领域的数万组明确的资料。25这篇报告不仅表明了人类活动改变地球气候的证据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它证明了人们已以数千种不同方式感受到这些变化对于生态和人类所造成的后果。26或许最令人烦恼的是它导致的全球农业方面的近期和中期后果。
世界保留下来的大部分自耕农位于回归线和亚热带地区。这里的居民正在面临着降雨日益不确定、持续干旱、海岸洪水泛滥、湿地和渔场消失以及淡水日益减少的命运。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预测，洪水泛滥严重增加将会立刻影响到亚洲和非洲的大三角洲地区的居民。此外，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依赖于来自冰川径流的水。由于冰川融化，他们可能在短期内看到他们的淡水湖变大了，但是最终冰川的消失将威胁着这些人的生命。
如果全球的温度上升超过2.7?C（这个数字完全位于当前预测的范围之内），资料显示全球范围内的农作物生产力将会下降，而依赖雨水的农作物产量到2020年将减少一半。27仅在非洲就有七千五百万到二亿五千万的人将会遭受“用水日益紧张”的命运。长期严重的“大干旱”将在西非、中国北部和加利福尼亚等不同地方发生，28而一个长达10年的干旱正在澳大利亚发生，对其农业产生灾难性后果。除此之外，温度的提高可能已在消极地影响着一些农作物，因为比较高的夜晚温度将增加大米（也许还有其他农作物）的夜间呼吸，造成白天里光合作用所产生的代谢能的损失。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报告断言，那些“高暴露、高敏感和低适应能力”的人口将会承受最大的负担；那些对于全球变暖的责任最小的人们将不断面临最严重的后果。29
最后，随着冰岛和南极洲的大冰原融化，海平面将上升，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沿海农田和村庄将会被淹没。甚至在这发生之前，用于饮用和灌溉的沿海地下蓄水层将被盐水的渗透所污染。
十、人类需要生态环保的食物生产
过去一些年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我们可以采用生态环保的方法来获得农作物的高产量，其中包括有机农业，然而并不仅限于此。生态的农业方法并非依赖于使用大量来自化石燃料的能源的、以工业手段搞农业的方法（例如生产化肥和杀虫剂，使用拖拉机等），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创造健康的土壤和更加多样的农作物和动物，更少地依赖于农场之外的材料。使用生态环保的手段并不足以确保食物安全，因为即使大量的供给也不能确保所有人获得足够食物。美国大量的饥饿者和营养不良者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没有政府曾保证过获得食物的权利。（请参见本期史基亚佛尼和卡麦卡罗的文章，探讨了委内瑞拉政府如何在这一领域取得进步）。
为了获得土地而斗争、争取国家的食物主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作为对生产问题、岌岌可危的小农生存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必要性的回应，并争取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不同的饮食，许多的运动和组织产生了，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请参见本期彼得．罗塞特和埃里克．霍尔特-希门尼斯的文章）
回答一下最初所提出的问题：也许粮食短缺不会危机人类文明，然而它很可能更加恶化，引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分裂和不稳定。为了避免大多数人的人道主义灾难，我们急需新的农业食品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和获取），以满足日益增多的世界人口的需要，确保所有人的食物安全，并以生态环保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依赖于以使用大量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大型高度机械化生产系统并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除了生产更多的食物之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富有成效地雇佣农村人口，以减缓向没有足够工作机会的城市的移民。促进尽可能多使用当地资源、尽可能少地使用基于化石燃料的生产投入（尤其是那些必须进口的）的小规模生产具有更大的意义。在美国和欧洲有许多农民虽然在整个农业食品体系中仍然很微小，但是他们使用生态农业方法而获得了成功，他们的直销方式绕过了更大的传统市场。然而依赖于市场（无论是通过所谓的国家间“比较优势”的方案或是个人的购买力）、把它作为食物分配的基础并不能为危机提供答案。一个认为食物是人权的经济制度必须取代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里食物和其他东西一样，是一种商品。
每个国家必须尽力促进每个人的食物安全以及整个国家的食物主权──生产他们需要的大部分食物（如果不所有的），途径是尽力依赖于当地的资源，并进一步向那些为我们种植食物的人们授权。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的鼓励和积极参与下重构农业食品系统。然而，为了这些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工作的农民团体和其他组织无疑将在世界农业食品系统的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无地者需要获得土地、水以及各种现实的支持，以便能够开始工作，并象农民一样富裕。无论农民是想一起加入合作社或是单干，则是他们自己的事。
“为人生产食物，而不是为了利润”须成为新农业食品系统的口号。
注释：
1.Fred Magdoff, “The World Food Crisis: Sources and Solutions,” Monthly Review 60, no. 1 (May 2008).
2.For more on these specific problems, see articles in this issue by Utsa Patnaik, Sophia Murphy, and Deborah Fahy Bryceson, respectively.
3.Fred Magdoff,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f Biofuels,” Monthly Review 60, no. 3 (July-August 2008).
4.Mary Clare Jalonick, “For Lack of Food, 17 Percent of Us Children Under 5 Risk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Damage,” Associated Press, May 5, 2009.
5.Fred Magdoff, Frederick Buttel,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eds.), Hungry for Profit: The Agribusiness Threat to Farmers, Food,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6.Cited in Elizabeth Henderson, Sharing the Harvest: A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1999), 12.
7.USDA data, cited in Helena Norberg Hodge, et al., Bringing the Food Economy Home (London: Zed Books, 2002), 7.
8.The 2007 Census of Agriculture, Farm Numbers, 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9.Doug Gurian-Sherman, Failure to Yield: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2009).
10.See, for example, 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 “Undoing the ISAAA Myths on GM Crops” (Brussels: Friends of the Earth, February 11, 2009; received via e-mail).
11.See, for example, Allison Wilson, et al., Genome Scrambling ─ Myth or Reality? Transformation-Induced Mutations in Transgenic Crop Plants (Oxford: Econexus, October 2004), available from econexus.info, and Jeffrey Smith, Genetic Roulette: The Documented Health Risks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s (Fairfield, Iowa: Yes Books, 2007).
12.Andrew Pollack “Crop Scientists Say Biotechnology Seed Companies Are Thwarting Research,”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9, 2009.
13.Alan Guebert, “Big biz and the Big U,” Farm and Food File for week beginning April 26, 2009.
14.See www.lifeanddebt.org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documentary.
15.Joan Robinson, “What are the Questions?,” i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9), 1-29.
16.The Food, Beverage, and Consumer Products Industry: Achieving Superi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a Challenging Economy ─ 2008 (PricewaterhouseCoopers).
17.ETC Group, Who Owns Nature?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Final Frontier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fe (Ottawa: ETC Group, November 2008).
18.Mary Hendrickson and Bill Heffernan have followed consolidation in the food system. For papers and charts, including those outlining three separate food chains see the The Food Circles Networking Project’s Web site.
19.Doreen Carvajal and Stephen Castle, “A U.S. Hog Giant Transforms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Times, May 6, 2009.
20.Ulla Uusitalo, Pirjo Pietninen, and Pekka Puska, “Dietary Trans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llenges for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in Globalization, Diets, and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21.Margareta Pagano, “Land grab: The race for the world’s farmland,” Independent (UK), May 3, 2009.
22.Ibid. See also Julian Borger, “Rich countries launch great land grab to safeguard food supply,”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8.
23.Diana B. Henriques, “Food Is Gold, So Billions Invested in Farming,”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08.
24.G. Packer, “The Megacity: Decoding the Legacy of Lagos,”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3, 2006.
25.Patrick Barta and Krishna Pokharel, “Megacities Threaten to Choke India,”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3, 2009.
26.http://www.ipcc.ch.
27.Data from the IPCC Working Group II Report, titled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http://www.ipcc.ch.
28.Richard Black, “West Africa faces ‘megadroughts,’” BBC, April 16, 2009.
29.IPCC,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erability,” 393
原载MONTHLY REVIEW（《每月评论》） 2009年7月-8月
[①]参见Richard York, Brett Clark,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Wonderland,” Monthly Review, May 2009
[②] 参见《全球协议》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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