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纵连横 主动出击--人民币汇率战争新思维

合纵连横 主动出击--人民币汇率战争新思维

《环球财经》杂志2010年第四期

中信银行副行长
■  曹 彤
 

美国已经发起了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货币战争。这场战争的本质，是美国与中国30年力量消长的总较量，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总决战。鉴于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未来盛衰兴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暂时放下“韬光养晦”之道，勇敢地合纵连横，主动出击，打一场全球货币战争

距离4月15日只有20天，届时美国财政部将要通过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调查结论。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会跟随通过“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的报告。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先是130名众议员、再是14名参议员、再是财长盖特纳、再是IMF总裁卡恩、再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全球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战役已经打响，其情形仿佛1985年“广场协议”出台逼迫日元升值的一幕重演。
在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代表会上，温家宝总理已经阐明了我国的态度，即人民币没有被低估，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更不能解决美国失业率高企的问题。
一端是多国组成的联盟，另一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这一局面如何化解，如何把握我们的核心利益，应该从哪个视角考虑和制定解决之道，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道政治难题。

逼迫人民币升值符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的长远战略利益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为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从而要求人民币升值，只是美国的一个借口，因为只有通过此种舆论渲染，才能得到美国民众最广泛的支持，也才能得到其他盟友国家道义上的支持。美国的参众议员再愚蠢，也不会不懂得人民币升值于其短期经济利益并无裨益的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道理，他们之所以数年来始终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参议员舒默和格蕾厄姆在2005年就提出过相同的议案），除个别政客做秀外，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国力超越了德国和日本，开始逼近美国，在战略上威胁到了美国的深层次利益，尤其在当前世界格局纷繁复杂，而美国国力又相对下降的大背景下，美国的这种忧虑更加强烈。美国的国家战略是“全球争霸”，就必然要始终确保国力遥遥领先，不能容忍有对手接近，这一点可以从1985年“广场协议”时针对日本的金融战，以及2009年针对（希腊和南欧）欧元的阻击战中找到充分的佐证。就连其最亲密的战略盟友都不会放过，更不用说与其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国。而美国所倡导的阻击中国的战略，无疑又迎合了日本、欧盟、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印度、韩国也在美国动员的反人民币同盟之列）的利益和诉求。中国崛起带给这些国家明显的压力，也相应削弱了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困境时，可以说这一战略与这些国家的短期和长期的“愿望”相吻合，也自然愿意与美国一道结成反人民币联盟。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只在经济学范畴去进行争论和辩解，是毫无作用和意义的，必须另觅他途。
美国国内并非“铁板”一块
本次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国会、华尔街金融资本和学术界希望迅速恢复、尽快摆脱经济和政治压力的愿望非常迫切，以至于其仓促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国际政治政策之间出现明显的脱节，甚至自相矛盾。
1，奥巴马政府竞选时承诺的大部分与劳工利益相关，其国内、国际的经济政策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因而相较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了较大调整。
奥巴马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主要以遏制中产以上资产阶层和华尔街的利益为主轴。因为要实行全国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就必然要提高税收，必然要向中产阶层以上的国民征收更高的税赋；因为要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矛盾，并展示新政府的公平和道义，就必然要惩罚和遏制华尔街金融资本，限制华尔街的薪酬收入，扩大美联储的监管职责范围，出台“沃克尔新规”（Wolcker Rule）限制华尔街、尤其是限制投资银行的跨业务领域经营，进行所谓的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国内方面的这些举措，无疑增加了中产阶层以上国民的不满，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的不满，在美国金融资本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政体”下，奥巴马政府的前景并不光明。2010年11月，美国将举行国会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很有可能获得较大胜利。
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主要以提高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项下赤字为主轴。为此，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是逐步放弃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共16年）所推行的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强势美元的政策（小布什政府后期在美元汇率政策上，经常反复，但始终没有公开放弃强势美元的政策），转而要求顺应全球化的美国跨国企业将产业转移回美国本土（向跨国公司征收差额所得税，取消了海外差额部分延迟纳税的优惠政策）、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行弱势美元的政策，以全力保证竞选承诺的实施。
在对提升出口竞争力和降低贸易赤字的国别选择上，必然主要针对与美国进出口往来最大的日本和中国（欧盟内部有多个主权国家，情况复杂）。对日本，美国果断采取了以遏制丰田汽车进而遏制“日本制造”的产业狙击策略，以产品质量问题率先发难，占据道义制高点。面对美国这位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最大盟友，日本政府表面上也只能又一次默认这一结局，吞下这一苦果。但应该看到，本次针对“日本制造”展开的攻击，会对日本国民心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日美间“貌合神离”的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也为鸠山民主党政府“脱美入亚”新政的实施创造更多的社会支持力量。
对中国，美国祭出了惩罚性关税和强制人民币升值的政策。惩罚性关税，是贸易保护最好的借口，也是美国惯用的获取国家甚至集团利益的主要手段，但因其毕竟只针对某个产业、某几类具体产品，因此其影响范围还比较有限，也比较容易计量。而强制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则要严厉得多，一方面是对所有进口商品均产生影响，相当于是一种“汇率关税”；另一方面，人民币一旦升值，将产生和不断强化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会反复吸引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国内，冲击我国的金融市场、资产市场，并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效（为对冲流入的外币而不得不投放大量人民币，与国内治理通胀预期的趋紧的货币政策内在冲突）。汇率政策可谓是国际金融领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失落的二十年”是最鲜明的例证）。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美国对最大债权国家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使用如此严厉的手段，美国自身也难免受到伤害，当中国找到有效且合理的手段反击时，其国内必然会出现不同利益集团间的争论和联盟阵线的松动，甚至瓦解。
奥巴马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具有明显的内在自我冲突。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承诺的一系列社保和救助计划，导致政府注定要维持更高的财政赤字，仅2010年预算就计划增发高达2.2万亿美元的国债。另一方面，国债主要买方是中国、日本等握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打击日本工业将直接激化美日民间情绪对立，减少日本外汇盈余；而压迫人民币升值又会激化美中民间情绪对立，并将直接导致美元相对贬值。无疑，这些都将增加中国、日本继续购买美国新发国债的技术和国民情绪障碍（还有可能导致抛售存量国债）。而国债销售不出去，会直接导致奥巴马政府各种新政难以实施，最终会因自身政策的矛盾而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此外，奥巴马所选择的弱势美元策略，也与国会的共和党和华尔街长期奉行的强势美元策略相左，内部理念和利益冲突明显。
2，美国国会两党的意见有内在本质分歧。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国会两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产以上的资产阶层的政策，是减税，鼓励其发展以创造更多的就业，还是增税，通过转移支付以建立惠及劳工阶层的社保体系，减少因失业率高企而导致的社会矛盾。二是对于华尔街的政策，是继续鼓励和扶持华尔街的金融产业，并以此继续统领全球金融产业，获取超额金融利润，还是遏制华尔街，限制金融资本的贪婪，平抑收入差距悬殊的社会矛盾，并防止再次发生因跨行业经营和强烈的利益追逐而不断诱发的金融危机。很明显，共和党站在资产阶级和华尔街的立场上，民主党则正好相反，双方立场明显对立（美国众议院刚刚以220票∶211票勉强通过社会医疗保障法案，全部共和党议员均投了反对票）。
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对于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弱化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以及弱势美元的政策，两党的意见分歧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共和党所代表的大跨国公司阶层，大多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的商品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商品大都销售给发达国家，相当部分返销回美国本土。如果增加关税和贸易壁垒，降低美元汇率，并进而导致全球范围的贸易战，全球经济格局将出现结构性调整，对于这些大的跨国公司而言，意味着利益受到巨大的影响（相当于“左右手互搏”）。另一方面，共和党所代表的华尔街金融资本，是强势美元的受益者。强势美元意味着全球主要的贸易和资本往来大多使用美元，意味着全球资金向美国流动，意味着美国的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规则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全球、获取超额垄断金融利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强势美元问题上，共和党与民主党有着不可调和的理念和利益冲突。
近一时期，民主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以克林顿为首的一部分声称了解华尔街、了解企业经营的民主党人开始转向与华尔街妥协的立场，开始质疑奥巴马政府针对华尔街的一些政策，使得两党之争更趋复杂。
3，华尔街日益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利益集团。
华尔街本是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个街区，历经200余年演绎，云集了美国和全球各国的最主要金融机构，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二战后，华尔街金融资本借助美国独霸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领先力量，以金融制度、以金融市场规则、以独有的金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追逐超额垄断利润，这一系列方式方法已逐步定型，并日益固化为一种金融文化和理念。因此，华尔街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利益群体，日益具备了独立人格。
国内学者、《环球财经》副总编辑彭晓光将中美两个“政体”作了形象的对比，中国是国家控制金融资本，而美国是金融资本控制国家，美国政府和国会实质是在金融资本所界定的范畴内运转。应该看到，“华尔街金融资本”并非一两个具体的金融资本家，而是具有相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一个不断自我充实、自我更新的金融资本家群体，他们可能是金融机构的股东，也可能是高管，也可能是附着在金融机构之上的咨询机构和学者。当这个群体越来越具备独立人格后，他们会按照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追求，去影响美国的国家战略和战略的执行。因为这个群体的相对持久稳定性，他们对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坚守反而比四年一选举的政府和国会更具有连贯性和持久性。某种意义上，他们更是诠释和坚守“美国模式”的中坚力量。
当前华尔街的利益诉求是继续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模式上去。国际贸易方面，继续推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维护美国金融和产业资本对全球资源和劳动力的占有和利用；金融政策方面，继续保持强势美元，维护美元对全球大宗贸易往来的货币垄断地位，维护美国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本性融资和交易的垄断地位，维护美元继续作为全球本位币地位的国际货币现行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尔街本质上并不认同压制人民币升值，相对降低美元币值的策略。在他们看来，压制中国开放资本账户、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和增加对中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占比，比压制人民币升值更重要。他们更倾向于以人民币升值作为谈判的筹码，换得资本帐户开放的实际利益。这也正是前任财长鲍尔森（小布什政府后期财长，来自于华尔街高盛公司）所坚持的中美间战略对话的策略。
在对欧元的问题上，华尔街表现出与奥巴马政府完全不同的策略。华尔街通过攻击希腊政府主权债，带动国际资本力量做空南欧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政府债券，进而做空欧元，促成欧元区新一轮金融危机，强迫欧元贬值（近三个月来，欧元贬值幅度已达10%），从而继续维护强势美元的地位，降低欧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占比（事实上，欧元自产生以来的大幅上下震荡，已经遭到以欧元为交易和储备货币的非欧元区国家的质疑）。其终极目标无疑是希望欧元解体，从而彻底消除欧元对美元的威胁（就像1985年“广场协议”后所产生的彻底击垮日元的国际信用的效果）。无疑，这一策略所导致的美元相对升值的结果，与奥巴马政府所希望的以美元贬值来推动出口的增加、降低贸易赤字的策略截然相反。
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由于制裁丰田汽车所导致的结果是打击日本制造进而打击日本经济，日元相对贬值，稳定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兑日元大幅度贬值的势头（从1美元兑105日元左右下降为1美元兑90日元左右），因而，华尔街与美国政府的利益诉求相一致。
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华尔街也始终是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激发全球做空美元动力的反对者。尽管本次危机中，华尔街通过影响政府促成了政府资金的救助计划，但危机稳定后，华尔街最希望政府能早日退出金融产业，早日结束积极的财政计划，降低政府赤字，维护美元稳定。在这一点上，华尔街对中国政府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最为关注和敏感。
总之，美国国内对于长期的国家战略方向，三股势力（政府、国会、华尔街）的观点并不相同，尤其在美元是维持强势还是弱势问题上分歧巨大，小布什政府晚期极力回避的问题，在奥巴马任上不得不全面激化。这一内在矛盾和冲突，是我们务必要认识和把握的。

美、欧、日战略同盟亦非“铁板”一块
由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性的因素，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很明显的一个结果是，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反而受影响最小，全球各国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埋单者。通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各国，不仅仅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还包括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普遍认识到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即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超发没有任何“锚”可以限制（只有其自身的国家道义限制），而超额美元流动性所引起的资产价格膨胀、金融危机等后果却要由各个美元持有国分担。全球各国无不希望尽快加以根本改善。
2008、2009年，为联合各方应对金融危机所伴生的各种无法预判的复杂局面，美国表面上积极支持各方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并同意以G20金融峰会替代G8和IMF成为主导这场反思的领导性机构。但在核心问题，即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问题上，美国却始终以维护现有的格局安排为出发点，将各国的注意力引导到对IMF投票权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上去。
我们知道，IMF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构建的双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监督各国汇率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自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悍然单方面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取消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挂钩、各主要国家汇率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以来，IMF的早期职能已经结束，新职能则始终悬而未决。在新职能的探索中，世界各国希望IMF能履行一种全球最后借款人的角色。但客观地说，对于只掌控了2500亿美元资金规模（2009年增资前），完全没有主权国家实力的金融组织，其所能给予世界各国的救助是非常有限的。姑且不说美国只允许在非常小的投票权比例上（给发展中国家增加5%，欧洲国家相应下降，不影响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作重新划分，就是美国退一万步让渡出大部分投票权比例（现实世界中，美国决不会做这种让步），这个组织的任何决议也影响不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将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引导到完全无意义的一场谈判当中，是美国政府和华尔街非常高明的策略。但是，这点伎俩恐怕不可能长期蒙蔽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最终会导致在国际货币体系重建问题上，出现美国与欧盟、日本（甚至英国）等同盟国的根本性冲突。
华尔街发动的旨在最终肢解欧元体系的货币攻击，也让欧元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再一次认识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质。欧元是一种没有国家主权的区域货币，技术上没有统一财政政策的保障和支持，政治上没有国家政权的信用支撑，因此是一种不稳定货币。按照欧盟的设想，在货币统一后，应该迅速跟进政治统一的进程，这也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始终期望解决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除了在虚设欧盟理事会常任主席（相当于欧盟总统）等个别外在形式上有所推进外，涉及统一的立法、司法、政府、财政政策、防务等实质问题毫无进展。客观地说，在世界仍处于以主权国家为国际关系基础的历史阶段，超越主权的货币必然面临多重挑战。而作为全球最有实力的国家，美国如果不帮助欧盟联合应对这些挑战，甚至反过来挑战欧元地位的话，欧元的形势自然非常严峻。近期德国财长W Schauble已经提出组建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uropean Monetary Fund），就是期望建立一种欧元区内部的自我金融救助制度，完全摆脱美国控制的IMF的制约，同时也准备集中金融力量，应对来自美国华尔街的更大范围的潜在攻击。
日本则再一次感受到了每当美国“大哥”遇到困难时，总是先拿日本“小弟”开刀的“规律”。奥巴马政府惩治丰田汽车的做法，从战略层面看，并不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实乃追求短期效应所致。奥巴马政府最大的难题是如何通过积极的财政手段使美国经济、包括就业问题迅速摆脱困境，而维持强势美元，维护好与主要债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政治关系至关重要（毕竟2.2万亿美元新增国债需要日本、中国来购买）。但是竞选时对底特律的承诺（也可能还想顺便教训一下鸠山新政府最近一系列的离美政策），使奥巴马的国际经济政策与理性的要求反其道而行之。而日本正处于政治转型阶段，姑且不论鸠山政府能否真正推行“脱美入亚”的战略转型，仅是持有此等政见的政党能够竞选成功，就反映出相当的日本民意。此时，奥巴马近乎羞辱日本的做法，必然会对日本新的战略方向产生“反推一把”的政治效果。
尽管美、欧、日是二战后始终紧密维系的战略合作伙伴，尽管三方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华盛顿共识”的拥趸者，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进，尤其是美国力量相对下降后所采取的明哲自保的实用主义策略，正在日益加深三方之间的隔阂，尤其在货币问题上，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问题上，三方理念并不一致。无疑，欧洲和日本都希望脱离美元，构建能够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或至少构建“多元本位制”的全新货币体系，在这条路上，欧元已历经40余年的努力（自1969年制定“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愿景算起）而日渐成熟，日本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共同积极促成了东盟10+3货币互换机制（2000年签署清迈协议，2009年确定1200亿美元分摊比例）。欧盟、日本都不希望重回旧有体系，反复承受该体系下注定会周期性出现的金融危机。

人民币汇率战争新思维：合纵连横、主动出击
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形势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挑战大于机遇，总体判断非常不利。从挑战角度看，美国国内“三股势力”在制衡中国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只是策略选择上有所不同，政府和国会更倾向于采用汇率手段，压制人民币升值，而华尔街更倾向于采用以汇率谈判压资本管制放开的策略。当前情况下，汇率升值和资本管制放开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欧洲、日本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出于维护自身相对国际地位、换取国际贸易中现实利益的角度，在压制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很容易与美国结成同盟，而且也不愿意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翻脸”。
从机遇角度看，美国国内“三股势力”在国家战略层面并不一致，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国内、国际经济问题上有很多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尤其在强势美元与弱势美元的选择上，有明显的冲突；欧洲、日本已经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也已经认识到维护“一国独大”的国际政治格局，对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并非最为有利。只有对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和牵制，才能换来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而是中国提倡的多极世界的观点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
回顾近30年的历程，我国在处理国际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更多遵循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不在国际上树敌，以换取和平发展的环境，赢得经济发展的时间。但这次所遇到的挑战与以往历次均不相同。人民币汇率问题远远超出经济学和国际经贸往来范畴。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本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国30年力量消长的总较量，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总决战。抓住这一本质非常重要，因此，解决之道仅通过解释说明，阐释经济学道理完全不适用，也换不来任何参与遏制的美国同盟方的同情。解决之道是牢牢把握住我们的利益主线，勇敢地挑起美国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内在冲突，勇敢地挑起美、欧、日之间的内在矛盾，大胆地团结还处于观战一方的石油国家的力量，坚定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合纵连横，主动出击。
首先，必须明确我们的利益主线。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经济变量，如汇率、利率、工资增长率、劳动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等，这些变量都是在经济生活的互动中取得动态的平衡。单独说汇率是否均衡、或利率是否合适，必须要提及其他经济变量处于什么水平，其他变量及目标变量是否均衡的前提。反过来也同理，当固定了某一变量时（如汇率），其他经济变量（如利率、工资增长率等）就会围绕它进行相应调整，从而达到新的整体均衡。即使在当今经济如此自由化的世界里，也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如美元、日元）、固定汇率制（如欧元区内的各国家间）、联系汇率制（如港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如大部分东盟国家货币）并存。不同汇率制度的国家，其内在的经济指标都会围绕不同的汇率安排而相互调整，最终取得整体经济的均衡。
汇率政策作为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本身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汇率政策的好与坏，只能看其执行的方式方法是否实现了既定的经济目标。因此，很多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比如日本），仍会有强力的人为管理措施，在本币汇率大幅波动，或汇率波动方向不符合本国货币政策要求时，央行就会主动进行汇率干预，以调整汇率走向，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同理，人民币汇率是固定还是浮动，是我们对外实施国际金融战略、对内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增长的手段。国民经济战略有短期、长期之分，汇率政策自然也有短期策略和长期策略之别。
从短期策略来看，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符合国内经济的需要，也符合国内各方的心理感受。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危机后尚未企稳的阶段，随着通胀预期的加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余地已较为有限，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投资增长率的高企，也为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埋下隐患。因此，国民经济进入较为不确定的发展阶段，宏观政策手段的使用空间也日渐狭窄。在此背景下，如果接受了美国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无疑既重创了刚刚复苏的出口产业，又会因反复自我强化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独立的货币政策失效，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很有可能步日本“失落的二十年”的后尘。
从长期策略来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应服务于中国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从中国下一个30年的历史进程来看，经济结构调整有两个并行的战略取向。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内需替代外需，以消费替代投资，引导经济重心在产业部类上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着第三产业转移，在地域分布上由东南沿海向着中西部转移，在城乡结构上由城市经济向着“三农”经济转移。二是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借助已经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和超额外汇储备，完成出口产业的结构性升级，完成低端加工制造业的国际化转移，完成对外投资的充分合理布局，使得国际收入更多地来源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装备制造业、机电产业，更多地来源于对外的直接投资资本利得。以资本和技术（而不是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生产要素）来构建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这种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撑。一方面，人民币成为国际间主要贸易、资本往来的计价和交易货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利于构建多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改进当前单一美元本位制不稳定的内在缺陷，为中国全新的国际化战略构建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促成中国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国际金融规则和制度的制定者，从而保障以资本和技术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新战略的长久实施。
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汇率政策应该包括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下管制的放开，而这两个核心领域的改革又必定伴随下一个30年的历史进程，“主动的、可控的、渐进的”进行。
因此，我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利益主线是：短期策略坚决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长期策略则是“主动的、可控的、渐进的”构建服务于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应汇率机制。这一利益主线应该在国际范围内明确。人民币不是长期固守固定汇率，但在金融危机未过去时不能浮动，在各方面市场机制的准备未完成时不能浮动，而未来的浮动需要伴随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相应推进。
其次，联合欧洲和日本。
在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美、欧、日不是“铁板”一块，这是我们的战略机会。在美国同盟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不应该继续对三方的矛盾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而应勇于利用这一矛盾，化被动为主动。
在欧洲方面，当前摆在欧元区的最重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南欧四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此危机是华尔街从希腊挑起，矛头直指欧元货币体系的存亡。对这一危机的化解，欧元区自身有两个内在难点：一是无法借助美国及其控制的IMF的力量（无法“与虎谋皮”），二是欧元区各国普遍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很难说服本国民众同意，在本身已是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要出资去救助他国的财政危机。这两点其实也是欧元本身的内在缺陷。
在此情况下，我国应主动出手相助。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购买一部分希腊等国的政府债券。希腊政府为渡过财政危机，今年4月份前需发行250亿欧元债券（或信贷支持），2010年底前需获得550亿欧元的债券或信贷融资。从3月初希腊发行的50亿欧元政府债券的情况看，不乏国际买家，认购还比较踊跃，因而实际需要我们认购的资金总额并不会太大。现代经济的货币发行脱离了贵金属的保证，本质是信心经济。我们支持了希腊，给予市场信心，就能稳定南欧，就能保障欧元渡过难关。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组建。德国财长提出的构建EMF的设想，对于欧元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制度安排，此举可以较好地回避危机发生时各国自保、不愿相救而导致的危机自我强化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不得不向美国或IMF求助的尴尬。但EMF的资金如何分担是个较难解决的技术性障碍。我国可以参照认购IMF债券（500亿美元）的做法，主动认购一部分EMF债券，促成EMF的早日建立。预计EMF初期基金额度不会太大（不会超过2009年前IMF的2500亿美元的额度），而初期的债券额度又不会超过基金份额，仍在我国可承受的范围内。
我们必须看到，救助欧元，是我们应对美国对我国发起的货币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因为欧洲国家同情或帮助了中国，也不要期望救助之后欧洲就会改变对中国的根本（意识形态）立场。这是我们参与这场不得不应战的战争的必然选择。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再拘泥于外汇储备的回报率（以此角度思考，就只能不断购买美国国债，束手待毙），更不应该对欧元的困境置身事外。全球非美国家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辩证关系。
在日本方面，鸠山民主党内阁的执政，以及美国制裁丰田汽车事件，为中国走出中、美、日战略关系中多年的被动局面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二战后日美之间的民族情感和政治情感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在全球陷入危机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压制日本的经济对策，只能逼迫日本到中国来寻找出路。此时，中国应对日本施以援手，除在进出口政策上减少非关税壁垒外，更应该主动促成中、日之间的货币同盟。如果说，未来的亚洲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的区域货币机制（“亚元”）的话，那一定是中日之间联手推动的结果（恰如法德以多次战争之怨，仍联手推动了欧元的诞生）。
亚洲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基础是否可能产生“亚元”并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中、日联手对一项深刻影响国际货币格局的货币机制进行讨论和推动，其本身即是对鸠山政府“脱美入亚”的最有力的支持。成立“亚元”联合讨论机制（或论坛），建立中、日之间货币互换机制，签订中、日金融市场相互开放最惠机制等等，都是积极的信号，都可以在应对美国的货币攻击面前，发挥“化解于无形”的神奇功效。
再次，团结石油国家的力量。
美元之所以成为全球国际贸易往来的主要结算货币（占70%），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往来中占比最高的石油贸易均使用美元结算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说能源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的话，美元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石油本位币”。但是美国本身不是石油大国，美元的石油本位是建立在中东、中亚、俄罗斯等石油国家都接受了以美元结算基础上的（当然，几十年来已形成了大部分石油交易在美国控制的石油期货交易所进行，客观上也决定了石油交易价格以美元计价，场内石油交易和石油衍生品交易以美元结算）。撼动美元的霸权地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石油国家放弃美元另选货币（伊朗已经选择欧元作为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此举将极大地动摇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基础和信用，从而波及其作为资本项下的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地位。
在美国赤字高企，奥巴马政府又主动推行弱势美元的背景下，美元贬值而导致的财富缩水是石油国家最担心的问题。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承袭了苏联尊严的俄罗斯决不甘心追随在美国之后沦落为二等国家，中亚则处于大国包围之中尽力平衡各方关系，海湾国家中的伊朗明确与美国对立、伊拉克则是政局复杂方向未明。因此，从降低贬值风险、减少汇兑损失的共同利益角度入手，进一步团结石油国家，推动与俄罗斯、中亚建立货币互换机制，并推动在石油往来中以本币计价结算，应是我国团结石油国家的主要金融策略，客观上也有很大的谈判和回旋余地。此举如能推进，必然产生对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是对美国货币攻击的强力反击。
此外，伊朗是我国在海湾国家中为数不多的战略伙伴，我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不仅仅是已经签订的石油合同和已投入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石油背后的金融价值，因而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和平谈判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言放弃。
第四，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如前文所述，我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利益主线，是短期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长期构建服务于全新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应汇率机制。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全新的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意味着中国逐渐成为资本输出国家，中国与世界的纽带不再是国外流入国内单方向的，而是流入与流出双方向的，这就必然要求资本项下开放，必然要求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成为国际化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之所以非常急迫，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化后，中国可以建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机制，参与国际货币规则的制定，降低中国自身和人民币流通区域对美元的依赖，降低美元的国际货币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成为国际化货币后，就可以相应获得铸币税等国际化货币的超额收入，相应抵补因可自由兑换而在汇率制度上所承受的成本压力。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成本，完全可以由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上的收益予以补偿。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从时间上应该划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1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副校长也持此观点）。第一个阶段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第二个阶段人民币成为国际资本交易结算货币，第三个阶段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最终完全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从地域上应从东盟国家入手。目前中国、日本与东盟国家共同构成“双头雁阵式”贸易往来模式，东盟各国出口初级（简单）商品给中国和日本，再由中国和日本组装加工成最终（复杂）产品出口到欧美。今年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大部分商品零关税。中国与东盟各国构成了稳定的国际贸易往来关系，地区间推行人民币贸易项下的国际结算（第一阶段的目标），技术上完全可行。而由于二战的历史性原因，东盟各国选择人民币作为区域货币的愿望远比日元强烈。
因此，应更紧密地团结东盟各国，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上尽快突破，以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反制美国货币攻击的能力。
第五，对美国应打谈结合。
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与美国是一对典型的“相反相成”的关系。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始终坚持的方针一样，“打谈结合、边打边谈”同样应成为今天应对美国金融攻击的策略，能战方能言和。
所谓打，要打在痛处。“韬光养晦”总有个度和时限。今天美国已经亮出了底牌，挑明了要在最核心的货币领域，动用汇率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只有被动应战，放手一搏。上述所及的建议均是“打”的要害，我国要尽早下定决心，动用全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的力量于一役，打一场攻坚战和歼灭战。万不可优柔寡断、错失战机。
除国际范围的合纵连横以外，针对美国本土还可有“三打”：
一打国债战。发行国债是当前美国政府能够维持运行的根本保证。我国已经持有7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简单抛售，必然导致两败俱伤。但对于到期的国债，我国可以不再续购；对于新发行的国债，可以不再购买。从态度上，坚决打击奥巴马政府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填补其财政赤字、维持其政府运转，却又通过其政府运转来狙击我人民币。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所剩余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可作支持欧元区的配置，支持欧盟，平衡美国；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外向型大型国企的注资，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战略资源的收购兼并方面。此外，对中投的投资额度也可以进一步加大，以国家主权基金的形式，参与到更广泛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去。
二打贸易制裁战。增加商品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提高国内就业率，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核心。对于美国脆弱的国际收支表，离开中国的进口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平衡的。中国应坚决地祭出贸易制裁的武器，坚决反击奥巴马政府所承诺的“未来五年出口额翻一番”的如意算盘，逼迫其放弃货币攻击的策略。我们应该看到，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有很多内生的矛盾，推动贸易出口额翻番，必然要强化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而强化的结果又必然进一步吸引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流向生产要素更低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强化美国的“空心化”趋势，其结果是贸易赤字的进一步恶化。只要我们坚守并给其他国家以示范，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
三打金融限制战。华尔街是美国的心脏。中国是华尔街复苏的希望所在。我们应坚决地在美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方面予以限制，尤其对积极支持美国对华金融战略的金融机构，更是要严加限制。同时，对于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则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美国本土明确反对美国对华金融战略的金融机构也予以开放。金融资本最终要追逐利润。当外界环境逐步发生改变时，金融领域的分化瓦解策略，会形成对美国同盟的率先突破。
所谓谈，要谈共同的利益。此次金融危机，美元本位制内生性问题暴露无遗，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遍及全球，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既然历史潮流是必然要建立新体系，中国就应说服美国联手规划新一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共同成为新体系的核心。围绕新一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围绕中美双方的利益，中美应重点展开“三谈”：
一谈尽量延长美元的核心地位。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以前，世界各国仍以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核心，维持现有的美元创造机制。但要让美国清楚，维持这一机制的前提，是要采取强势美元的策略，不能人为压制人民币升值。在现有货币机制下，美国不可能在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都保持盈余，此种情况出现，必然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必然导致各国放弃美元。这也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的含义所指。
二谈“碳货币”可以美元为主要基础。前文所述，在化石能源居主体的当今，美元是“石油本位制”，或称“石油货币”。随着环保意识和新能源的兴起，低碳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渐加大。碳排放补偿机制的设定，碳排放的市场定价及买卖交易，低碳能源的占有和国际交易等等行为，逐渐滋生出新的货币币种选择的需求。当这种选择逐渐为全球所接受时，被选择的货币就成为“碳货币”，最终成为替代“石油货币”的新的全球本位币。美、欧、日在低碳经济领域的投入，尤其在低碳经济领域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根本在此。
二战后各国与美国力量悬殊、只能按照美国的意愿构建新的货币体系。而“碳货币”则是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碳货币”只与美元单一挂钩是不现实的。目前，在低碳经济的制度化建设方面，在碳交易市场建设方面，欧洲和日本已经走在美国前面。在这种背景下，如美国放弃对人民币的金融攻击，我国可以支持美元成为碳交易的主要货币之一，支持碳交易的市场由美国参与共同建设。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我们在低碳经济方面起步较晚，同时人民币还不是可兑换货币，因此在“碳货币”的争夺方面，已落后太多。通过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正可以巧妙赶超，缩小差距。
三谈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国际货币新体系既不可能延续单一美元本位制（内在机理会导致重复爆发金融危机），也不可能退回金本位时代（黄金产量有限，会导致全球货币通缩，经济衰退），定性地看，应该是多元货币本位制，即以几种货币同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形成多元稳定的货币体系（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理论上，全球也是多元储备的结构，但美国国力遥遥领先，事实上成为单一美元本位制）。这也是最符合各国利益的一种货币体系安排。
按照经济实力和发展趋势，这种多元本位币体系应当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构成。一方面，我们要让美国认可，推进全新的多元本位货币体系是历史的潮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与美、欧形成默契，制定一种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在必须改变的前提下，充分保障美国的利益。
总之，美国已经发起了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货币战争。这场战争的本质，是美国与中国30年力量消长的总较量，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总决战。鉴于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未来盛衰兴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暂时放下“韬光养晦”之道，勇敢地挑起和利用美国国内及其与欧、日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大胆地团结石油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力量，坚定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合纵连横，主动出击，打一场全球货币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行文至此，还想多发一份感慨。2200多年前，春秋战国的后期，中国大地上曾经上演了一幕合纵连横的悲壮画卷。所谓合纵，是指东部地理上居于纵向的弱国之间相互联合，对抗秦、齐两强；所谓连横，是指各弱国纷纷联合在地理上居于横向的秦国和齐国，而随着秦国国力远远超过其他六国，连横最终演化为各国纷纷“事秦以自保”。后世苏洵曾有一篇著名的“六国论”，字字真言，振聋发聩。

六 国 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国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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