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

　　萨米尔·阿明 晓舟译

　　资本主义的无休止积累原则等同于指数级增长，而后者如同癌症导致死亡。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约翰?穆勒设想一种“静止状态”将会终结这种非理性的过程。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持这种理性乐观主义。但两人都不知道如何确立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相比之下，通过恰当地强调兴起中的阶级斗争这种方式，马克思则设想到了资产阶级权力的彻底转变，今天，这种权力集中在执政的寡头统治集团的手里。

　　积累等同于贫困化，它提供了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客观框架。但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主要表达为从帝国主义“租金”中获益的世界体系中心各个社会的富裕与被统治的外围各个社会的痛苦之间不断增加的反差。因此，这场中心-外围之间的冲突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抉择的中心轴。

　　历史上，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原始积累)时，而且在该制度逐渐展开的每个阶段，“实际存在的”的资本主义是与各种连续不断的剥夺式积累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自17世纪以来，大西洋资本主义力图征服世界，在那里，它在持久性剥夺被征服地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再造，将这些地区转变成受该体系统治的外围地区。

　　但这一胜利的全球化却始终无法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让人所接受。就在它获胜约半个世纪后，以1851年英国世博会(万国工业博览会)为标志(这看来已经开始了“历史的终结”)，这种模式遭到俄罗斯半外围地区革命以及亚洲和非洲解放斗争的质疑。这些构成了20世纪决定性的全球性历史事件——第一次有利于工人和各民族的解放斗争浪潮。

　　在当代寡头后现代资本主义里，剥夺式的积累继续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在那些中心地区，垄断剩余价值——其中的获益者是寡头财阀——剥夺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在各个外围地区，这种让人贫困化的剥夺表现为没收农民土地以及掠夺上述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这些做法成了后寡头资本主义扩张的根本支柱。

　　本着这一精神，我将“新农业问题”置于21世纪挑战的中心位置。对农民的剥夺是与积累相联系的当代贫困化倾向的主要形式。不管有没有农业燃料，都少不了寡头帝国主义的寻租和追租策略。我从这一点中推断出，主要的历史结果将是为争取南方(几乎占人类的一半)农民社会的未来而展开斗争的产物。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工人和各民族在建设一个真正文明、从资本统治下获得解放这条道路上取得进展的能力，对此，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我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

　　对南方自然资源的这种掠夺行为，是追求挥霍型消费模式所需要的，这种模式只有利于北方的富裕社会，却毁坏了上述各民族的发展前景，因此构成了全球范围内贫困化的另一面。因此，“能源危机”既不是生产所必需的某些资源(显而易见的是石油)绝对缺乏的结果，也不是现有各种生产和消费破坏性吞噬能源的结果。“能源危机”的提法-并无什么不对——未能超出平庸的和直接的证据。无论这些资源是否缺乏，真正的“能源危机”只能是寡头和集体帝国主义以各种方式侵吞帝国主义剩余价值、确保获得自然资源机会垄断地位这种意愿的产物。无论这些资源的利用是一如既往的粗放型，还是它具备了“环境友好型”措施和新的纠正方法，它仍然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推断，后寡头帝国主义对这种扩张主义战略的追求，将不可避免地同南方各国日益增加的抵抗爆发冲突。

　　因此，目前这场危机既非金融危机，也非各种系统性危机的叠加，而是寡头帝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其独占的和最高的权力面对着再次遭到被统治外围地区的整个社会阶层和各国质疑的风险，即便这些外围地区很显然是“新兴市场”。与此同时，这场危机是美国霸权的危机。合在一起看，以下各种现象相互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寡头资本主义，寡头政治权力，野蛮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国的霸权，服务于寡头全球化运作方式的军事化，民主的衰落，对地球资源的掠夺，放弃发展南方。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斗争会为了准备踏上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道路而设法汇集在一起吗?或者这些斗争将仍然彼此分离，也许甚至相互发生冲突，从而使寡头资本占据主动?

　　从一次漫长危机到另一次漫长危机

　　2008年9月的金融崩溃，让那些传统的经济学家以及全球化倡导者全都颇感意外，同时也使得自由话语的某些制造者、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得意洋洋的人士仓惶失措。可是，这一事件并未让我感到吃惊——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一事件在我看来只是一次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漫长危机的一部分而已。

　　在19世纪获胜的工业资本主义，从1873年起便陷入危机之中。由于马克思所强调的那些原因，利润率下降了。资本以集中和全球化扩张这一双重运动方式做出了反应。除了利润之外，这些新的垄断者还捞取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来自于通过剥削劳工方式而产生的大量增值。他们强化了对全球殖民地的征服。这些结构性转变使得新的利润激增成为可能，并促成了1890-1914年这个“美好年代”——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实现全球统治的第一个时期。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媒体都赞扬殖民地化(“教化使命”)，并将全球化描述成和平的代名词，从而赢得了工人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

　　然而，这一“美好年代”——正如只有列宁才预见到的——却被一次大战终结了。而此后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的那个时期，则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期。1920年，在中欧革命的希望受挫之后，俄国革命(该体系中的“薄弱环节”)遭到孤立，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克服重重困难，设法恢复了美好年代的那一体系。这种恢复当时受到了凯恩斯的谴责，它正是1929年金融崩溃以及随之而来并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开始的经济大萧条的起源。

　　因此，从1873-1990年这个“漫长的20世纪”，既是正在衰老的资本主义首次遭遇系统性严重危机的一个世纪(致使列宁认为这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反资本主义革命(俄罗斯、中国)及亚洲和非洲反帝国主义运动浪潮首次获胜的一个世纪。

　　资本主义的第二次系统性危机始于1971年，当时美国放弃了美元兑黄金的政策，它距第一次危机爆发差不多正好有一个世纪。收益率、投资水平和增长率全都暴跌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到1945-1975年这一时期的水平)。资本主义再次像其在前一次危机中所做出的反应那样，通过集中和全球化这一双重运动方式来应对这场挑战。同样，资本主义建立了金融化了的所谓第二个“美好年代” (1990-2008年)，允许寡头集团获取垄断剩余价值。同样的话语伴随着这一过程：“市场”保障繁荣、民主与和平;它是“历史的终结”。同样热切的支持也出现了，这次是欧洲社会党人对新自由主义的支持。然而，这一新的“美好年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战争：始于1990年的北方对南方的战争。正如第一次金融化了的全球化导致了1929年一样，第二次金融化了的全球化也促成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今天，已到了显示战争和革命新浪潮之可能性的关键时刻。更何况，大国除了将该体系恢复至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原样外，根本未正视任何其他东西。

　　正在衰老的资本主义这些漫长的系统性危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也存在着各种差异，而且其政治意义是重要的。

　　金融危机的背后：寡头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寡头资本主义(在以前的资本主义里，寡头只是局部的)。对此我想说的是，只有这些寡头在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发号施令。从只有它们有机会接近资本市场这个意义上说，它们被“金融化了”。这种金融化赋予货币和金融市场——只有它们在市场上相互之间展开竞争——以优势市场地位，进而构建并控制了劳动力市场和商品交易市场。

　　这种全球化了的金融化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转变成为一个寻租的财阀统治集团。寡头不仅仅是俄罗斯人，而且更多的是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民主的衰落——只对这些寡头有好处——是这种权力集中的必然产物。

　　详细说明与这种转变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新形式——与以第一个“美好年代”为特征的全球化形式形成对比——也是很重要的。我用一个句子来表达它：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持久的相互冲突)向三驾马车(美国、欧洲和日本)集体帝国主义的转变。

　　这些形成于对第一次利润率危机反应中的垄断，建立在当时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暴力式竞争增强的基础之上，并导致了始于1914年的那场武装冲突，这场冲突继续贯穿于《凡尔赛和约》和二次大战时期直至1945年。这是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6 Gunder Frank)、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我在20世纪70年代形容为“三十年战争”的东西，这种看法自此以来已为他人所接受。

　　相比之下，第二波的寡头的形成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建立在由三驾马车这一“集体帝国主义”所主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框架内部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新的帝国主义全球化里，各中心的主宰地位不再靠工业生产的垄断地位(如以前那样的情形)来获取，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技术的掌控、金融市场、获得自然资源的机会、信息和通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将这种体系形容为“全球范围内的种族隔离”，意味着对倔强的外围地区各国和人民的一场持久战争，这场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表现为美国及其附属的北约盟友对世界实行军事控制。

　　根据我的分析，这种体系的金融化同寡头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和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是一种根本性的有机联系。无论是在传统经济学家的诸多文献中，还是在大多数有关当前这场危机的批判性文章中，这种观点并不是很流行。

　　整个体系由此陷入困境

　　事实很清楚：这次金融崩溃带来的不是“衰退”，而是严重的萧条。但除此之外，即使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场危机的其他方面就已浮现于公共意识之中。我们知道这些主题词——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环境危机、气候变化。对于这些当代挑战的各个方面，每天都有众多的分析，其中某些分析的质量是一流的。

　　尽管如此，我仍要批评对待资本主义这场系统危机的方式，这种方式过分孤立了这一挑战的不同层面。因此，我会将这些不同的“危机”重新界定为同一挑战——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挑战——的各个方面，这种体系基于帝国主义寻租范围如今是全球性的这一原则之上，这有利于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的寡头们。

　　这场真实的战斗是在寻求侵吞帝国主义剩余价值的寡头与预期中的受害者——南北方所有国家的工人、受统治外围地区各民族之间进行的，完全偏离了发展的视角。

　　解救的是资本主义下的危机还是危机中的资本主义?

　　这种提法是由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我在1974年提出的。

　　有关这场新的重大危机所形成的这种分析，使得我们得出了如下一个重要结论，即资本将会以新一轮的集中来应对这一挑战，随后则是大量的混乱。后来的事态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1974年，我们在罗马参加了由《宣言报》(ⅡManifesto)发起组织的一次会议，名为“不要坐等1984年”——指的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U)的著作《1984》要求当时的激进左派去及时寻找“摆脱这场危机的出口”，而不是寻找“解救危机中资本主义的出路”，以此抛弃任何帮助资本主义的战略。

　　我一直有点固执地沿用这种分析思路，对此我并不感到后悔。我曾提议构想一些左右着帝国主义中心的新统治形式，理由是新的控制模式取代了排他性工业生产所固有的旧垄断形式。这一点已被“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所证实。我早就将如今正在构建中的这种新全球化描述成一种“全球层面上的种族隔离”，它要求对全球实行军事化管理，并且在新的情况下将总是伴随着“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扩张的这种两极分化永久延续下去。

　　除社会主义视角之外别无选择

　　当代世界是由寡头掌控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那些金融寡头，不仅主宰着经济生活，而且统治着政治和日常生活。俄罗斯的寡头就是按照它们的形象构建起来的。整个外围地区很常见的中央集权统治和专制统治也被接纳在这一全球性体系里。

　　这些寡头在应对当代全球化上也正处于危机中。一旦目前这场危机结束，北方的寡头们会试图继续掌握权力。他们并不觉得受到了什么威胁。相比之下，南方专制政府掌控这种权力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现行的这种全球化模式是有缺陷的。它会不会像上一个世纪那样受到南方的反抗性质疑呢?也许如此，但这可能证明是悲剧性的。因为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国家，只有那里的寡头及其盟友和仆人的权力被打破之时，整个人类才会全身心地彻底转向社会主义之路——取代混乱的唯一的和人道的办法。相对于这些寡头的世界主义，人民国际主义万岁!

　　全球寡头—金融资本有可能复位吗?

　　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前提是所指的这种“自由”标签不是时常让人回想起的那种仁慈形象，而是那种痛苦的资本主义对工作、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统治。没有“市场社会”，就不可能有任何“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通俗表达方式)。资本主义顽固地追求这种独特的目标——金钱，以便进行自身的积累。马克思以及之后诸如凯恩斯等其他批判性思想家十分理解这一点，但传统的经济学家，包括许多表面上的左翼经济学家却不是这样。

　　此前一次漫长的危机直至1945年期间，这种全面而独特的资本主义统治模式是统治阶级无情地强加给人的。只有在无数次斗争中，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各民族解放的三重胜利，才可能进入一个取代这种资本主义理念的一个时代。从1945-1980年，取而代之的是三种相互冲突的社会监管模式：西方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东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南方的普遍民族主义。而这三种模式的消亡和崩溃又使得资本主义重新独占统治地位成为可能，这-时期被描述成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

　　我把这种新自由主义同“衰老的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的方面联系起来。“衰老的资本主义”是我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该书没有把全球化了的和金融化了的新自由主义视为“历史的终结”，而是认为衰老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因金融化(我当时的提法是，它的“致命弱点”)而变得不稳定并注定终将崩溃。这样的看法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传统的经济学家对任何针对其学说的质疑仍然充耳不闻——致使他们无法预见到2008年的金融崩溃。那些被媒体封为“具有批判性思想”的经济学家其实根本名不副实。即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仍然深信现在这个制度——全球化的和金融化的自由主义——能够通过某些修正而巩固下来。阿马蒂亚?森宣扬道德，但却不敢直面“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

　　正如我所写的，因推行自由主义——“资本永久乌托邦”——所造成的各种社会灾难，已引发了相当多的怀旧之情。但这种怀旧不能应对当前的挑战。正是贫瘠的理论批判逐渐阻止了对1945年之后体系内部矛盾以及局限性的认知;它们的腐蚀、分化和崩溃导致了无法预见的大灾难。

　　不过在批判性和理论性思维的这种退却而造成的空隙里，对系统性危机这些新层面的一种认识正在形成。我这里指的是生态运动。但自称同蓝党(保守派和自由派)和红党(社会主义者)有着根本性区别的绿党却已陷入了一个僵局，因为它们没有把这种生态层面与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联系起来。

　　因此，为确保“自由民主”这个替代方案的胜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这反映了思想的贫乏——无视马克思的决定性论点，即资产阶级民主不承认那些决策者并不受那些决定的负面影响。如今，那些做出决定并以控制财产的方式从自由中捞取好处的人，就是资本主义寡头中的财阀，而各国就是它们的债务人。而工人和人民无外乎就是它们的受害者。因为1945年之后，随着东方、西方和南方这三大体制的衰落，这种自由主义的荒谬言论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令人可信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但流行的那些学说却因其理论的贫乏而不再能够理解这场危机的起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由民主很可能看起来就成为“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最好的”。然而，它的霸权地位却受到了一场由其自身造成的日益加剧的危机的威胁。

　　今天，那些大国——那些未预料到一切的大国——正在试图恢复同一体系。这样做可能会取得成功，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保守派那样——凯恩斯对此曾予以谴责，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却只会加剧导致2008年金融崩溃的那些根本矛盾。

　　同样严重的是，“左翼”经济学家自此以来一直信奉庸俗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接受了市场是理性的这一错误观念。这些经济学家已将自身的努力集中于确定这种市场理性的各种条件上，从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从工人和民族的视角揭示了非理性的市场——被认为是一个“过时的”观点。根据这种“左翼”的看法，资本主义是灵活的，它一旦受到某种限制，就会调整自身进而去适应进步(技术甚至社会上的进步)的各种要求。这些“左翼”经济学家并没有准备好去揭示这场业已爆发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甚至没有准备好去应对各民族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如同其他的庸俗经济学家一样，他们试图修复这种损害，却不懂得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缺陷就有必要追求另一条途径。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很简单地走出这场危机，而不是去寻找摆脱危机中资本主义的出路。

　　危机中的美国霸权

　　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决不意味着“世界重建”的开始。而且它也许与之后召开的北约峰会以及北约强化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并不是什么巧合，北约是当代帝国主义的得力助手。北方对南方发动的这场持久战争肯定会继续下去。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驾马车的政府将会力求恢复2008年9月之前这个体制的单一目标，而且谁也不必严肃看待以奥巴马和布朗为一方、以萨科齐和默克尔为另一方在伦敦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所提出的那些干预措施。双方的目的都在于取悦公众。由媒体炮制的、并无任何实质性内容的这些所谓差异，是上述这些领导人充分利用自身独特需要而对幼稚的舆论所做出的反应。

　　“改造资本主义”、“有道德的金融操作”，这类看似冠冕堂皇的声明，其目的在于回避那些真正的问题。这种体系不可能恢复的理由在于，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加深危机的严重程度。由联合国召集成立的“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就是这项欺骗公众战略的一部分。很显然，谁也不能指望从控制着实权和政治债务人的寡头那里得到些什么。这种观点我早已阐述过，并把重点放在这些寡头的统治地位与管理世界经济所不可缺少的金融化这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上，这已经为20国集团峰会的那些结果所证实。

　　较有意思的是，受邀请的“新兴市场”领导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在那个令人瞩目的日子里，从头到尾唯一一句聪明话是中国国家主席说的，他“顺便”提及，设想建立一个不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性金融体系将是必要的。一些评论家立即将此与凯恩斯在1945年提出的建议联系起来。

　　这种评论是对这场寡头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与美国霸权摇摇欲坠密不可分这一事实的幡然醒悟。但谁将取代它呢?当然不是“欧洲”，除了大西洋主义之外，它并不存在，而且它没有任何想要变得独立的雄心，正如这次北约峰会再一次所证实的。中国媒体一再令人厌烦地重复着这一“威胁”，以此来证明大西洋结盟是有理由的，事实上却无任何根据。中国领导层知道自身并不拥有这些手段或者这种意愿。中国的战略限于推动一个新的没有霸权的全球化——这是无论美国抑或欧洲都认为不可接受的东西。

　　向这一方向演变的一个可能性，再一次取决于南方各国。联合国贸发会是联合国唯一采取完全不同于斯蒂格利茨委员会举措的机构，这并非什么巧合，联合国贸发会秘书长泰国的素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迄今被认为是一个完美的自由派人士，他敢于在2009年3月一项题为“全球经济危机”的报告中提出现实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南方第二次觉醒浪潮的一部分，这也不是什么巧合。

　　就自身而言，中国已开始建立——采用渐进的和可控的方式——摆脱美元的替代性地区金融体系。经济层面上的类似举措促成了上海合作组织(sco)内部政治联盟的推进，这是北约好战性的一个重大障碍。

　　2009年4月的北约首脑会议同意华盛顿所做出的决定，不是开始逐步脱离军事干预，而是增强军事介入的范围，这种干预总是在“反恐战”这一被误导的借口之下推进的。奥巴马总统有效地利用他的才华来挽救克林顿和布什推行的全球性军事控制方案，这是让受到威胁的美国霸权苟延残喘的唯一方法。奥巴马得了分，而萨科齐领导下的法国则做出了完全的、无条件的妥协，法国现在已经重新加入了北约的军事指挥部，这就意味着戴高乐主义的终结，这是布什掌权时期很难得到的某种东西，当时华盛顿发表的言论缺乏智慧却又不乏傲慢。此外，奥巴马已经像布什那样采取了行动，在土耳其如何获准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教训起人来，根本不顾及欧洲的独立地位!

　　民族解放斗争有可能取得新进展吗?

　　寡头资本对全球统治的政治治理必然充斥着极度暴力。为了保持各自富裕的社会地位，为了维护各自的独特利益，帝国主义三驾马车今后必定会限制接近全球自然资源的机会。这项新要求是军事全球化的根源，1992我年曾将此描述成《混沌帝国》，此后其他人也已接受了这种表述。

　　与华盛顿的军事控制全球方案以及在“反恐战”借口之下发动的“先发制人打击”相一致，北约已将自身描绘成国际社会的代表，并因此将联合国——唯一有资格以这种名义发言的机构——边缘化了。

　　当然，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些真实的目标。为了掩盖这些目标，上述列强已选择将有关民主的话语作为工具，并自认它们拥有“干涉的权利”，以便推进“尊重人权”!

　　与此同时，新寡头财阀的这种绝对权力已经掏空了资产阶级民主实践的实质。过去，霸权集团不同社会派别之间的政治谈判是资本权力再分配所必不可少的。相比之下，寡头资本主义的新型政治治理是靠一种系统的非政治化机制建立起来的，已产生了一种新的“共识”政治文化(仿照美国的例子)，用消费者和政治旁观者取代了积极的公民，而后者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必不可少的。 《自由病毒》 (The Liberal Virus)是我2004年出版的一本书，我在书中否定了存在各种替代性选择的可能性，而代之以一种只尊重程序的、以选举民主为中心的共识。

　　上述三种社会监管模式的消亡和崩溃是这一幕的起源。第一波争取解放的斗争的第一页如今已经翻过去了;而第二波的第一页尚未被打开。正如葛兰西(Gramsa)所写的，在黎明来临之际，人们可以辨别出各种“怪物”。

　　在北方，这些事态发展已造成了民主实践真实感的丧失。这种退化被所谓“后现代”话语的借口所掩盖。根据这种话语，各个国家和各个阶级已经退场了，并将政治空间让给了“个人”，个人如今成了社会变革唯一的活跃主体。在南方，其他幻想充斥着政治领域。受过去数十年快速成功的刺激，国家和自主发展可以成为全球化一部分，这样的幻想在“新兴市场”和中产阶级中颇有影响力。或者，各种怀旧的幻想在那些被排斥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国家中颇有影响力。更为糟糕的是，这些事态发展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了“消费意识形态”以及进步要用消费数量增加来衡量的看法。马克思已经表明，正是生产方式决定了消费方式，而不是庸俗经济学所声称的那样反之亦然。在所有这一切中唯独不见一种人道主义的、高度理性的视角，这正是社会主义选项的基础。科学技术的应用可以给全人类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它将使得北方和南方的个人和社会能够获得真正的繁荣，但这种潜力却被它从属于无限追求资本积累这种逻辑要求所浪费掉了。甚至更为糟糕的是，劳动者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是同贫困化机制的惊人利用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早已所认识到的。

　　欣然接受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异化，不仅影响各帝国主义中心的那些富裕社会。外围地区的各国多半被剥夺了消费水平攀升的机会，并为富有北方那样的各种消费渴求所蒙蔽，它们正在丧失这样的认识，即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逻辑使得这种模式不可能扩展到整个世界。

　　因此，这就可以理解为何2008年的金融崩溃是资本积累所特有的各种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只有包含着一个积极正面的替代性方案的各种力量的干预，才能提供一种方法来构想摆脱由体系内部矛盾不断激化所引起的混乱。而且在目前状况下，各种社会抗议活动尽管次数明显增加了，但作为一个整体，由于缺乏能与这些挑战相抗衡的一项前后一致的政治选项，它们仍然无力对这种与寡头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社会秩序提出质疑。

　　这场危机程度的加剧将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即便寡头资本统治制度的复辟在过去是有可能成功的，而如今则已绝无可能。在这种形势下，即使各种障碍依然令人生畏，但这些斗争的潜在激化仍只是可能发生的。

　　在三驾马车国家里，这样一种激化将意味着出现没收寡头财产的议程——一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从谈判桌上被放弃的斗争。结果，由于这场危机造成了动荡，所以不能排除三驾马车社会稳定性将会受到怀疑。正如20世纪所发生的，存在着“再造”一波解放斗争浪潮的重大风险。也就是说，外围的某些国家单独对这个体系提出质疑。

　　第二阶段的“南方的觉醒”(这是我2007年出版的另一本书的书名，是一本有关作为第一阶段觉醒标志的万隆会议的读物)如今摆上了议事日程。一种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这些情况所带来的进步可能会迫使帝国主义退却，迫使它们放弃从军事上控制整个世界的疯狂而罪恶的计划。而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处于体系中心的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可以为这种中立化战略取得成功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帝国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下降也让上述这些社会获益，可能有助社会主义意识的觉醒本身就是有利于南方(尤其是中国)的、促成国际均势重组的一个结果。不过，南方社会可能依然会面临同过去一样的挑战——一种将会对它们的进步产生某些限制的情况。

　　一种属于工人和民族的新国际主义是必要的且可能的

　　对于任何人来说，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除了经历的时间长短之外，都是差不多的。它在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短暂插曲而已。对资本主义的根本质疑——当代绝大多数思想家认为这既无可能也不可取的——却是被统治的工人和民族(占人类80%的外围地区的那些工人和民族)获得解放的一个必备条件。发起挑战的双方相互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北方地区和南方被统治人民任何单独的斗争都无法击退资本主义。只有当双方相互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找到摆脱资本主义的出路。资本主义将因地球文明以及或许生命的毁灭而被消灭，这种情形尚远远无法被认定。“再造”20世纪这样的情形，也满足不了人类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漫长行程的各种要求。自由主义灾难促使人们恢复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面对着寡头资本的世界主义，挑战就是在于持久地构建工人的民族国际主义。

　　只有借助成功的、革命性的新进展(像在拉美和尼泊尔开始的那些进展)，才能设想构建国际主义，提供战胜资本主义的前景。

　　在南方国家，各个政府和民族为争取一个没有霸权的协商式全球化的斗争得到了社会各阶层需求团体的支持，它能够限定和限制帝国主义三驾马车寡头的权力。北方各国民主力量必须支持这场斗争。有人提出了假民主说法(支持低强度民主)，并为左翼大多数所接受，而以其名义所推行的各种“人道主义”干预则排斥真正参与应对这-挑战。

　　在北方国家里，寡头已然是各种形式的“公共财产”了，对它们的管理已不可能完全委托给地方和部门监督和制约(当前这场危机已突出了这种做法的灾难性后果)。真正的左翼必须要敢于设想把真正的国有化作为寡头社会化的第一个必然发展阶段，从而深化民主实践。目前这场危机使得人们完全有可能去设想，将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结成一个共同阵线，从而把寡头独占权下所有受害者联合起来。

　　争取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斗争浪潮，即20世纪的浪潮，已经显示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第三国际共产主义以及万隆时期民粹主义的局限性。因此，第二次浪潮，即21世纪的浪潮，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一个教训就是要将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社会民主化的深化联系起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的进步。

　　这些战略目标要求我们去思考有关各种组织形式的“多样性趋同”建设和受统治被剥削阶级的斗争。从一开始就谴责各种形式的趋同，并按照各自的方式恢复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传统。

　　根据这种视角，在我看来有必要设想一下复兴一种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为了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从未变得如此有用的和如此必不可少——如今比以往更为如此。本着这种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马克思开始但又不止步于马克思，就像上一个世纪历史上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所设想和实践的那样：要把欠马克思的东西归还给他：批判性思维的智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表现形式的批判。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必定会去追求让这种批判性思维发挥到极致这一目标，而决不会害怕去整合各领域的所有反思，包括被误认为是“外来”领域的反思。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4期，摘自2009年12月美国《每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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