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耀邦：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

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

    

  2011年4月1日，加拿大著名学者马耀邦给本刊寄来他的文章《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马耀邦先生长期研究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在美国和中国同时出版有《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美国衰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美国批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混乱》等著作。该文分析了中东剧变背后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引起动荡，然后又是美国插手力图继续控制和主导。在分析中东动荡的原因时抓住美国和新自由主义两大因素，可以说抓住了近些年来亲美国家动荡原因的根本。关于美国如何收买和同化埃及军队的论述也值得关注。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与埃及军方

    中东剧变最引人注意的两个热点是埃及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体现了中东剧变进程背后最重要的两个变量：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引起动荡，然后美国插手力图继续主导。
    实际上，穆巴拉克政权的稳定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纽约时报》坦率地表示：“30年来，特别是由于埃以和平条约，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国在这一动荡区域的政策支柱。美国官员担心，一个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会或其他伊斯兰组织控制的政府，可能不会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尔•萨达特在1979年签订的该条约。”
    根据1979年的戴维营协议，以色列将其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但它并未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该条约引发了未来更多的冲突，因为以色列在与该地区的主要强国之一埃及实现和平共处之后，能够集中其军事资源，用于对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戴维营协议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因为埃及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关键所在。作为对每年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报，埃及向国外投资开放，其工业和市场成了西方跨国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战略上，美国收获了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新“盟国”。埃及充当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码。埃及军事丧失了独立性，日益依赖于美国的军需品和训练。因此，“埃及政府认为，巴勒斯坦会妨碍其融入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区域安排。如今，埃及与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时又参与以色列、美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会谈。为此，以色列安全官员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奥马尔•苏莱曼作为埃及副总统”。
    结果，面对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美国非常担心示威游行最终转化为一场革命运动。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告诉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各种势力在活动，尤其是在一个面临各种挑战的社会。为了实施自己的日程，这些势力试图破坏和超越社会进程。这是我为何认为，遵守埃及政府——实际上是由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领导的——宣布的过渡进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苏莱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总统、前情报总局局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开罗的主要联系人”。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开始，苏莱曼作为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首领，制定了“非常规引渡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谓恐怖分子嫌犯，戴着头罩和手铐被送往埃及，旨在进行刑讯逼供”。
    尽管苏莱曼先生在国内外臭名昭著，奥巴马政府还是选择他作为“一位过渡性人物”。随着形势的发展，华盛顿以一种“穆巴拉克必须下台”的姿态与开罗进行对话。这清楚地表明，埃及实际上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私下里，“埃及政府开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国防部长兼陆军元帅坦塔维前往解放广场，表面上是检阅军队，但其实主要是为了结交抗议者”。然而，在团结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过渡的同时，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变都是无益于事的。美国之所以强烈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只因为它发现，这个傀儡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不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
    历史上，美国曾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扶持过许多像穆巴拉克这样的独裁政权。一旦民众动乱挑战这些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一场社会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迹象时，美国就采取一种三轨政策来应对：一是公开批评侵犯人权的现象，主张民主改革；二是私下里发出信号，继续支持当政者；三是寻找一位可以替代当权者、保留政府机构和经济制度并支持美帝国战略利益的精英。华盛顿害怕社会巨变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犹豫地暗杀了南越的吴庭艳等独裁者，只因为吴庭艳在南越存亡问题上竟敢违背美国的指示。
  华盛顿已经承受过太晚干预的教训。在古巴革命中，它无法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图塔政权。同样，索摩查政权被推翻时，华盛顿持观望态度而未予以帮助，其结果是美国企业被国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现了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它推动了过渡时期的协商式选举，圆滑的新自由主义政客当选，取代了独裁者。这些政客承诺，维持现有的政府机构，保护国内外精英的特权，支持美国的区域和国际政策”。
    从而，埃及暴动使奥巴马政府陷入极端的困境，因为它需要找到“一种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让穆巴拉克下台，又能保持和强化国家机构的政治权力，同时融入民选方式来作为平息和瓦解群众运动的手段”。华盛顿这项计划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埃及武装部队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军。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在埃及的腐败政权中受益匪浅。
    自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华盛顿一直培养与埃及军方的密切关系，美国每年提供价值14亿美元的军备，以收买他们。结果，埃及军方发生了变化，“由保卫埃及边界和本地区利益的军队，转变为主要职能是操控人民和保护美国所支持政权的军队。埃及军方的军火储备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数目都被维持在最低限度，以确保埃及无法同以色列开战”。过去30年来，埃及军官都曾经在美国防务学院接受过培训。埃及暴动期间，在埃南中将（Sami Hafez Enan）的带领下，20多位埃及高级军官在五角大楼召开会议、举行酒宴和就餐。在华盛顿期间，美国敦促埃及高级军官们在对待抗议者时要保持克制，因为奥巴马政府不希望埃及军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军方“将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行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军方宣称，他们不会对抗议者诉诸武力。埃及军方“发表声明，将抗议者的要求描述为‘合法的’，并半心半意地呼吁抗议者回家，承诺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级军官自称站在抗议者一方，逐步为军事政变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释放出与穆巴拉克彻底决裂的信号。当军事政变既成事实，埃及军方又发表声明，“称赞穆巴拉克是一名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它暗示，军方不会长期掌权，并表示，军方是不会取代合法政府的”。
    军事政变之后，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员会现由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元帅（Field Marshall Tantawi）领导。自1991年以来，坦塔维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总理和埃及空军前司令艾哈迈德•沙菲克将军（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拥有权势的最高委员会成员之一。最高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奥马尔•苏莱曼。
    事实上，军事政变之后，埃及局势并无改善，埃及实际上是以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告终。对奥巴马政府来说，保持现状是最合意的结果。因此，华盛顿对此非常高兴，它立即宣布，继续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作为回报，埃及军政府宣称，它会遵守1979年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定，将继续在加沙地区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制裁。
  为了延续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华盛顿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的过程，就如同我们在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国家所见证的那样，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这种体制之下，选举结果可以轻易地被人为操控。因此，美国公开宣称，它将向新的埃及政党提供资助。这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一国主权和干涉一国内政。在埃及军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华盛顿“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对派，并将其自己的所谓反对派人物安插入抗议运动”。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华盛顿选中的反对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同时建立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巴拉迪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西方，他代表着华盛顿的利益，反对革命性的变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纳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政权，因为其代表了现状：裙带资本主义与掠夺性外资相互合作、一片繁荣，而民族工业破坏殆尽。1991年，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被强加给埃及，其结果是毁灭性的：“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持续攀升，年轻一代失去就业机会。”社会支出的缩水还使绝大多数人丧失了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埃及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越来越走向极端。一千个家庭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商业和财富，他们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益者。为了压制合法要求和正义声音，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安全部队，“警察局里的刑讯和虐待成为一种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盘查成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显然，如此腐败的政权已经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誉扫地。不管华盛顿收买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动用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无法动摇埃及人民要求变革的意愿和决心。埃及人民为独立和赢得国家尊严所作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息。美国顽固地要求维持现状并维护其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再次暴露了其国际行为的丑陋性。总之一句话，美国不过是只纸老虎。
    1989年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全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扩散。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在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改革数年后，埃及竟被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之一。为了免除多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债务，从1991年开始，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份关于结构改革措施的协议。结果，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开放市场、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在埃及得到执行。
    统计数据显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埃及的报告：埃及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91／1992年实质上停滞的状态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胀率从超过21％下降至7%”。此外，开放市场和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导致了外汇储备的不断积聚。
    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这仍未达到预期值，尤其是在结构改革方面。于是，1996年至1998年，它为埃及设计了为期两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其重点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贸易自由化和财政金融部门改革”。
    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外国跨国公司或本国圈内人。这造成了埃及“工作环境的快速恶化，引发了一次极为猛烈的罢工潮，以至于一位分析家称之为中东地区近半个世纪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
    其间，“裙带资本主义盛行，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本地工业任由衰退。与此同时，私营的工业部门生产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坏环境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产能不断扩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管，为居民的健康带来严重恶果”。
    而且，裙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经济精英之手。不少经济精英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代理人，大量地进口电子和汽车等消费品。房地产开发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许多人与政治精英关系密切。这些开发商仅以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闭式小区和度假胜地，供埃及社会上流阶层所用。利用国家的支持，包括基础设施补贴和廉价的土地，房地产作为非石油产业，成为埃及经济的第三大产业。
    毫不奇怪，埃及社会日益两极分化，“据评估，1000个左右的家庭控制着该经济体的大部分领域”。为了保护其财富，维护自身利益，精英们施加政治压力，促使有关税收改革的法律通过。从而，最高所得税从42％削减为20％。在穆巴拉克的领导下，埃及政府实行单一的统一所得税。据此，高工资和低工资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税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导了一个这样的进程：国家财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绝大多数人贫困化，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不断上升，年轻一代没有就业机会”。
    而且，由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放弃了自给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然而，埃及政府无视工人的抗议，仍然将最低工资固定为一个月不到一百美元。这在埃及工人阶级中不得人心，但赢得了跨国公司的认可，“全球工商业界称赞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远见的’”。
    于是，外国投资蜂拥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经济特区。由于张开双臂欢迎外资，埃及取得了“在过去的三年保持高达7％”的经济增幅。表面上，在许多旁观者看来，埃及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埃及的首都开罗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规模扩大了一倍，豪华别墅、大型购物中心、主题公园、高尔夫球馆和马球馆四处林立。
    遗憾的是，这样的房地产发展水平没有改善绝大多数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自实施新自由主义所指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以来，90％的埃及人没有分享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贫困。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竟然发生在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这引出一个问题，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否正确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的重压下，埃及甚至将公共社会服务私有化。结果，大多数埃及人丧失了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员竟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许多企业的股东，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实际上，“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将埃及视为其私人领地，将埃及资源视为战利品进行分赃”。
    他们自肥腰包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金融部门私有化。用中央情报局的话说，埃及精英“积极地推行经济改革，以吸引外国投资”。2004年至2008年期间，穆巴拉克及其亲友忙于兜售埃及国有银行。埃及银行落入外国人手中的同时，穆巴拉克取消了对自由资本流动的限制，放松了对外国财产投资的监管。埃及成为全球房地产投机和有价证券投资的圣地，因为它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和债券投资利息税。
    因此，2005年，埃及商业银行出售了其70％的股权；随后，2006年，亚历山大银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之一，被一家意大利银行——圣保罗银行收购。国有银行的出售和对国家金融体系的放任自流极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该政府的丑陋本性。这预示着它将自食恶果，从而播下了其覆灭的种子。毫不奇怪，执行新自由主义指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计划，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动。
    由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困境，新自由主义在该国备受指责。经济学家、开罗的萨达特行政学院前院长汉迪•阿布德拉兹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带来了通胀呼啸直上、失业率持续上升和普通人购买力的下降”。阿布德拉兹先生补充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效地限制了这个国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经济问题……物价的失控已经引起恶性通胀。同时，失业率正在稳步攀升，而根据实际价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资水平一直下滑。这一切逐步破坏了社会稳定，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破坏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粮食价格飞涨。在埃及，各种主食价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体报道埃及暴动时，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简单的事实。自埃及暴动以来，《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主义者一直谴责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称这些国家造成了粮食价格上涨，从而间接地引起这场暴动。他表示：“中国本身并未促成这场暴动，但是，中国和以亚洲为首的发展中世界对肉类、谷物、糖、小麦和石油的消费日益增大，确实促成了该事件。”然而，根据新德里经济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粮食价格暴涨期间，印度和中国的需求实际上下降了3％。
    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之后，美联储将利率降至史无前例的低水平，同时放松银根，向美国金融体系注资数以万亿计的美元。于是，投机资本蜂拥流入商品市场。借助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利用杠杆作用，将小麦价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终结果是：“红色硬质小麦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该价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后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红色硬质春麦期货收盘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讽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历史上小麦产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题为《高盛如何对世界穷人饥荒下赌注并赢了赌局》的文章中，新闻记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称：“从2006年底开始，世界各地的粮食价格突然开始飚升。一年后，小麦价格上升了80％，玉米上涨了90％，大米涨了320％。30多个国家发生了粮食暴动，2亿平民面临营养不良和饥饿。2008年春季，粮食价格又不可思议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平，似乎在玩一场魔术。”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报告员吉恩•齐格勒称之为“无声的大屠杀”，完全是“人为操纵的”。
  事实上，在金融市场，农产品被包装成类似于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品，仅是在名称上由债务抵押债券（CDOs）改为商品抵押证券（CCO）。事实真相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解除管制政策的实施，高盛等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制造金融泡沫来牟取不义的暴利，网络泡沫和房产泡沫就是明证。显然，下一个泡沫将是农业泡沫，它会给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大规模饥荒，更不用说已经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规模暴动。
  虽然西方媒体极尽所能地将埃及暴动描绘为“自由”和“民主”起义，但实际上，它是为了“生存”和“匮乏”而战。归根结底，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金融投机商将谷物价格抬高至一种天价，从而导致大规模暴动。此外，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应放弃对农业的扶持，采取一种不干预的政策。由于城市中心区得到大量投资，而农村的农业发展遭遇忽视，埃及等许多国家很快沦为粮食极度匮乏的国家。更糟糕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经济改革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第三世界的农民遭受西方国家得到补贴的农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和粮食危机。因此，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已经信誉扫地。对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和拥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这应当是一记警钟。他们最终会落到与穆巴拉克一样的命运，步其后尘并国破家亡吗？这无疑值得深思。

                            利比亚与新自由主义

    2011年3月19日，也就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8周年之际，法国、英国和美国武装部队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利比亚发起攻击。
    1969年，卡扎菲在利比亚社会多数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夺取了利比亚政权。在纳赛尔（Gamal Nasser）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下，卡扎菲及其年轻的管理班子决意消除贫困，清洗政府部门的腐败分子，捍卫国家主权，将石油收益归还利比亚人民。经过20年的改革，利比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平均寿命、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公共住房条件均取得了非常大的改善，卡扎菲赢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
    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利比亚收回了美国的军事基地，驱逐了美国石油公司。毫无疑问，卡扎菲的行为引发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担心和忧虑。因此，卡扎菲与华盛顿的关系水火不容，他被美国媒体妖魔化为一个冷酷的独裁者。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下令对卡扎菲官邸发动突然袭击，造成100多人死亡。美国还对利比亚实施单边制裁，切断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利比亚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卡扎菲被指责对美国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制裁方案被强加于利比亚，极大地破坏了利比亚经济。
    然而，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卡扎菲开始与华盛顿讲和，他公开谴责恐怖主义，放弃了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计划。2006年，的黎波里与华盛顿恢复外交关系。随后，利比亚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恢复了外交关系。卡扎菲在欧洲国家的首都受到了欢迎，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作为回报，利比亚从美国和西欧购买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武器装备。利比亚建立了700亿美元的主权基金，用于投资西方国家，这使其进一步融入西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公开向西方表明，利比亚对商业持开放态度，正实施门户开放政策。利比亚通过美国的银行向美国投资300亿美元。在意大利，利比亚主权基金投资于银行、足球俱乐部和工程项目。对利比亚来说不幸的是，利比亚武装暴动之后，这个国家在西方的全部金融资产再次被冻结。
    在国内，“能源领域的大量收益，再加上人口数量的稀少，使得利比亚成为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之一，但这种收益很少流向下层社会”。这种悲哀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益更多的是循环流回西方，而不是投资于利比亚本国的基础设施、农业部门、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从而造福利比亚人民。其最终结果是，西方工业国家不仅获得利比亚的石油，而且每年得到数以百亿计的美元，而利比亚换取的仅是西方银行的少数股份和成为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小股东之一。实际上，利比亚恰好落入了美元霸权的游戏，在这种游戏里，美国垄断和控制了所有的信贷和货币，损害了其他所有国家的利益。更令人震惊的是，通过投资于西方的金融资产，利比亚无力应对证券市场崩盘和金融入侵。当华盛顿及其欧洲盟国认为，利比亚的政权变更是时候了，于是，事情就发生了。近年来，法国和英国领导人与利比亚领导人均保持友好关系，但这时他们的态度都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人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欧洲领导人的态度变得如此之快，竟然发动利比亚战争。对英国首相卡梅伦先生来说，他从未向英国人民公开其背后隐藏的真正意图，那就是利比亚的石油。
    遗憾的是，当今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清楚地揭示了卡梅伦和奥巴马、萨科齐等其他西方领导人的虚伪。在巴林，和平示威者“就像猎枪下的动物一样”被射杀。在利雅得，“沙特阿拉伯的一些抗议者在星期天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释放数千名未经审判就被监禁数年之久的囚徒，结果被拘捕”。在也门，萨利赫总统（Ali Abdullah Saleh）“大肆屠杀本国平民”。在加沙，贫困的巴勒斯坦人遭到轰炸，以色列却逃脱惩罚。对于这一切，奥巴马政府及其欧洲盟国“没有进行任何谴责、任何妖魔化、任何制裁，也没有实施任何打击”。
    奥巴马总统攻击利比亚的决定尤其令人不安。他在成为总统候选人时曾明确宣称：“在国家未面临实际或紧急威胁的情况下，根据宪法，总统无权单方面授权发动军事攻击。”毫无疑问，利比亚并未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奥巴马实际上有意地违背美国宪法，未经国会批准就发动对利比亚的侵略战争。在华盛顿，民主党代表库西尼奇（DennisKucinich）公开呼吁弹劾奥巴马总统。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虽然俄罗斯政府并未否决这项决议，但总理普京直截了当地批评该决议。他表示：“安理会的决议是有缺陷的，它认同每一件事，这让人想起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事实上，它允许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干预。”非盟宣称：“我们希望，利比亚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应当受到尊重，杜绝任何形式的外国军事干预。”
  其实，外国军事干预、大量平民伤亡、粗暴地侵犯国家主权、暗中破坏一个成员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切才是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决议的本质所在。这对于中国将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可能破坏中国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也为英国和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们希望借助美国全神贯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之际，在非洲获得更多的石油。毕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就撤离了该地区，将其地位拱手让给美国。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81期，摘自2011年第6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