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美国民众在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反对政治权钱交易。此次名为“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活动，意在表达对其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引发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示威游行活动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不到一个月时间，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丹佛、芝加哥、波士顿等上千个城市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示威活动还向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也相继爆发示威游行活动……从全球范围看，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应和着经济、社会、政治动荡，规模大小、形态不同的动荡相互激荡、愈演愈烈，令日趋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的世界愈发失去重心。无穷的坏消息主要来源于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次贷危机、美债危机接踵而来，人们不知道下一个危机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爆发。国际金融动荡的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的长期化，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都走到了尽头，资本主义的基础——契约精神——已经动摇，资本主义的前提——信任与信用——正在丧失，金融资本主义正在穷尽它合理存在的一切理由。
一、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
（一）国际金融的表征性动荡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非但没有成为动荡世界的定海神针，反而以不同方式加剧着世界动荡。2008年次贷危机，如今的债务危机，未来的美元危机，都使美国成为国际金融动荡的源头。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天量流动性抛向国际外汇市场，美元相对各种货币都在贬值。人民币、瑞士法郎与日元等依赖制造出口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升势强劲。为减少美元祸水对本国经济的冲击，瑞士和日本当局积极介入外汇市场，试图阻止本币持续放量升值。国际货币战、贸易战有越来越紧的态势。
国际金融市场犹如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就大起大落，动荡连着动荡，而且日趋频繁。在希腊债务危机之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在排队集中等候着债务危机；在标准普尔给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后，法国、英国甚至德国等也在排队集中等候主权降级；美国在“提限、减赤”与主权信用等级调降后，国际金融市场遭受第一波冲击。如今，银行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等金融危机都在排队酝酿，无论哪一个率先爆发或集体爆发都不奇怪。西方大国与国际经济组织已近乎弹尽粮绝，救不胜救。
（二）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裂变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英等以经济自由主义主导的国家，其经济与社会已经出现结构性裂变。集中体现在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中产阶层在停滞中不断萎缩。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推行经济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经济增长成果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人的腰包。最富有的1‰（约30万）的收入与最穷的50%（约1.5亿）的总收入相当。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70%。诸多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英国、法国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内的收入差距。
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使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愈发严重。有报告显示，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处于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世界近90%的财富。可以说，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亚北非动荡的重要原因。
两极分化加剧，中产阶层萎缩，使西方社会愈发对立。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拯救危机制造者——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但是另一方面不断削减直接关乎大众福利的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服务支出，显著地增加了社会对立。在美债危机中，美国国会两党围绕“提限、减赤”的激烈纷争，实际是美国社会在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愈发对立的一个折射与体现。
两极分化导致的对立，还愈发严重地存在于国家之间。在欧洲联盟内，市场一体化尤其是货币一体化，使传统的先进国（尤其是德国）有了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资源、更强的竞争力，因而产生明显的“马太效应”，两极分化日趋明显。而缺乏统一财政与统一债券市场，使落后者得不到相应的补贴与补偿，大与小、强与弱、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老牌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早就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G7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依然超过G20，变化的国际经济格局与不变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日益严重的摩擦与矛盾。
（三）世界经济呈现基础性失衡
国际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经济空心化，虚热实冷情形严重。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贡献却在40%以上。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着世界经济。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是实体经济的6-8倍。国际每天外汇交易中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交易只有1%多一点。这种头重脚轻的怪状必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
发达国家债务超过资产。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富人倾向于奢侈消费，总体边际消费递减，而穷人只能限额消费、借债消费。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年度支出普遍高于年度收入，习惯借债度日，寅吃卯粮。世界前十五大债务国，全是发达国家，占用世界总信用90%以上。美国的债务累计55万亿—75万亿美元，人均债务达到18万—25万美元。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些发达债务国看不到有根本解决债务困境的希望。
在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中，“有毒资产”居高不下，甚至超过正常资产。2009年2月，欧盟委员会报告披露，欧盟银行体系的“有毒资产”数额高达25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欧盟GDP（13.6万亿美元）的183%。作为“有毒资产”的制造者，美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认为，根据以前发生的120次银行危机的经验，不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经济复苏。
美元经济内外失衡。美国国债60%由美国人持有，40%由外国人持有。但是，美联储供给的美元只有30%在国内流通，而70%在国外流通。所以，美国的量化宽松，尽管实际效果（对美国实体经济的贡献）小，但负面影响（美元贬值）大，而且负面影响大部分溢出到国际。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本质上要求动荡，只有动荡，才有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经济是社会的基础。金融与经济动荡加剧社会与政治动荡，而社会与政治动荡，反过来也会加剧金融与经济动荡。经济全球化不仅造成诸多主权国家内部社会裂变，同时也加剧国际社会的裂变，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与薄弱地带的国家与地区社会与政治动荡加剧，而外部势力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介入的方向、深度与广度，这无疑令相关问题更加复杂，动荡也会更加持久。
二、自由经济的神话已经破灭
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的国际环流，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撒旦的磨坊”，毫不留情地碾个粉碎。如此，资本主义的基础（契约精神）被动摇，前提（信任信用）遭丧失，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政策主张，即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都走到了尽头。
（一）资本主义基础动摇，前提丧失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国际性金融海啸，但实质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的一次“内破裂”。美国华尔街将品质低劣的次级甚或垃圾债券，与优质资产混装打包，贴上“AAA”信用等级，兜售给世界投资者。这种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实际是对“契约精神”的公然践踏。
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直接导致投资者与机构之间、大众与经济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误导下，政府承揽机构债务，让脑满肠肥的欺诈者逍遥法外，让大众承担危机损失与救援成本，导致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大众与政治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他经济大国利用自身优势，努力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小国、弱国，给后者造成一系列危机，导致国家之间互不信任。
基础被动摇，前提已丧失，资本主义如何有效运行？
（二）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以财政手段对经济实施积极干预，增加政府需求，弥补私人消费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熨平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罗斯福新政”以及此后30年经济繁荣证明为有效的经济理论，被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经济理论，如今遭遇空前危机。
根据美国金融专家的研究，战后，美国政府在应对前10次经济衰退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平均仅为GDP的2.9%，而当前的力度，超过以前10倍以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美国GDP下降了27%，当时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为GDP的8.3%。如今，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远远超过危机本身造成的损失。
凯恩斯主义政策不仅剂量越来越大，而且疗效越来越差。越来越大的剂量，导致债务的“悬河”越来越高，蓄积的洪水越来越多。如今，美国国债约占GDP的100%，日本国债高达220%。越来越高的债务使发达国家每年要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还本付息。有机构计算，在未来30年内，主要发达国家要将财政收入的30%—50%用于还本付息。如此，政府必将陷入瘫痪。凯恩斯主义关切的是当下经济政策，但现在的问题是，短期内，金融动荡与债务危机行将爆发，债务的“悬河”随时可能决堤。
（三）经济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
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该理论主张，“经济人”的理性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种“主观上追求个人利益，在客观上实现社会利益”的情形，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压力下，在产业资本占主导的经济形态下，的确实现过，这就是“福特主义”。
福特给工人提高工资，工人用提高的工资改善生活，购买福特汽车，提高劳动积极性，如此实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共赢与和谐。但是，当金融资本复辟，“摩根主义”替代“福特主义”后，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将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一股脑地抛到脑后，将金融职能从配置资源转化为转移财富、从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转化为主导国民经济的工具，将低劣的垃圾债券包装成为优质资产，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给自己带来一时的暴利，却给美国乃至世界引致无穷的灾难。
金融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一头无法驾驭的“怪兽”，它肆意践踏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如今，市场越来越喜怒无常，财富越来越没有保障。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后，著名金融家乔治·绍罗什肯定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已走到了尽头。
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本身成为问题
当今社会力量的重心与中心集中于资本，资本利用钱力，俘虏、操纵权力，驱使、盘剥民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主导的社会中，社会主要矛盾是劳资矛盾抑或投资者与金融家的矛盾。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政府被资本俘虏，权力与钱力联姻，必然导致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使民主政治岌岌可危。
（一）西方民主与大众渐行渐远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只有当穷人而不是有产者成为统治者时，才有民主可言。”犹如妇女解放程度是社会解放的尺度，穷人——不仅仅是中产阶层，更不是富人——参与政治的程度，才是民主成长的尺度。
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穷人不仅远离财富，远离自由，同样也远离了民主。正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肆虐，导致次贷膨胀与危机爆发，“民主政府”公然包庇、纵容危机的肇始者，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纵火犯”，严重刺痛、激怒了“主权在民”的大众，不仅使网络上充满了对政客们的尖刻讽刺、谩骂，而且在实际中出现对华尔街、对华盛顿、对美国的“占领”运动。
政府在应对私人债务危机时，用凯恩斯主义手段对待富人，承揽私人机构债务，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而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却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削减社会基本保障支出，而不是对富人征税。如此，正是政府的严重错位，劫贫济富，损不足以补有余，方才有费城、旧金山、雅典、伦敦、巴黎等地骚乱的爆发。
（二）西方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愈发尖锐
西方自由与民主本质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资本主张一元一票（如股东），而民主的本质是伸张大众的权利，要求一人一票。
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越来越不可得兼，要真正给予大众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利益集团的经济自由。正因如此，资本扩张、经济全球化显然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的，使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降低，生活日趋窘迫。在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地位不断下降。
正是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与矛盾，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政治，只有热闹的形式，而实质都集中到自由经济，各类大资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要雨得雨，要风得风。正是由于大众不满徒有虚表的民主形式，因而对投票选举的热情不断递减，对政党、政客的不满与日俱增，不仅有激烈言辞，而且更有激烈的行动，西方政权的合法性正面临危机。在美国，社会的左倾化与政治、经济精英的右倾化形成鲜明对照，民粹主义已经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跑了出来，如茶党的活跃，政治极端化倾向愈发严重。
（三）西方民主在一国内也正成为问题
说假话是政客的天职，西方的民主政治也使政治假话、大话满天飞。政治家们为了选票，竭力讨好选民，牺牲后人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来满足、迎合大众，获取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大众花钱喜笑颜开，征税则愁眉苦脸。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构筑起资本的天堂。资本在国内操纵政权，在国际赚取财富。然而，私人财富的增加，越来越难以形成国家税收的增加。因为经济的自由化、全球化使企业避税易如反掌。政府收入有限而支出无度，导致债务悬河越来越高，“拖”字诀下只有坐等决堤洪水淹没。
权钱勾结是市场经济条件抑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永恒主题。西方民主政治愈发代表集团利益，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在大众选举中，一张选票对某个选民来说，边际收益近乎于零，但是对于资本来说，积累单张选票可以实现边际收益递增。因此，选票永远敌不过钞票，“一人一票”永远敌不过“一元一票”，金主容易通过大众选举掌控被选举人，广泛形成“为大众说话，为金主办事”的怪相与乱象。
西方民主政治使政府被利益集团左右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政府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应对危机、突发事件的能力越来越低。政治民主原本是穆迪、标普与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赋予AAA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条件。标普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了美国国债的偿还风险。由此也显示，全球化下，危机关头，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而越来越成为制造或恶化问题的源头，成为问题的本身。
（四）西方民主在世界正成为问题
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无一例外地将社会的力量、大众的力量、普通纳税人与投资者的力量，蔑视、挤压到极致，社会矛盾由此尖锐起来。当人民对政治的热情不断减退，对政党斗争日益厌恶，对选举政治日趋冷漠时，民主政治的光环便迅速退却。多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将西方的民主政治当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并且一度要求跨国公司于海外投资时，承担推广自由、民主的责任。民主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维护霸权的工具。然而，几十年来，经由美国民主化改造的国家，绝大多数陷入一盘散沙抑或原子化的困境，民主化成为祸乱世界、制造社会分裂与国家动荡的根源。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兴奋地断言：“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历史已经终结。”年轻的福山高兴得太早了，20年过去了，自由民主与（美式）资本主义的旗帜无可避免地开始滑落之旅。如今，我们难以预言 “这是历史的终结”，但还是可以谨慎地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一）美国霸权无可避免地衰败
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宗教国家”，“上帝赋予使命的国家”。建国伊始，美国精英们就在编制“美国梦”，标榜“奉上帝使命”，建立“山上之城”，以便“将上帝之光撒播世界”。长期以来，自由与民主是美国精英编制“美国梦”的主色调，赫然写在美国高举的霸权旗帜上。很长一个时期，“美国梦”是一个温馨、甜蜜、令人产生无限遐想或心驰神往的字眼。但现如今，无论是自由经济还是民主政治，美国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当那些追梦人还在梦境中陶醉时，不经意间，“美国梦”忽然破灭了，纯真被邪恶所取代，朴实被贪婪所取代。
霸权主义近乎将一切资源与资源流动附加上政治内涵，美国依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市场的流通内容，界定国际市场的范围。例如，对战略资源与高新技术进行出口管制，由此严重地扭曲了世界市场，使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与秩序越来越缺乏效率。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借由霸权，实行不等价交换，甚至直接印刷美元纸张或发行美元电子符号，即可与其他国家的优质商品、服务进行交换。这种巧取豪夺、不劳而获，不仅使美国产业空洞化，而且积累起数以千万计的“废物公民”，完全依赖政府救济、保障为生。深入美国的人，一方面总会为其少数“上智”的精明而触动，另一方面无不为其庞大“下愚”的浑噩而震惊。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一度是美国确立起不同于传统荷兰、英国霸权道路的关键，为美利坚帝国赢得勃勃生机。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产业中心由底特律等中西部的制造业转移到东海岸的金融业和西海岸的信息业。在金融资本主导、华尔街全力操纵下，美国依旧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寻求一条金融扩张的道路。但是，金融扩张之路，是一条疯狂之路，也是一条死亡之路，历史上先后走上这条道路的荷兰和英国，最终都丧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今天，华尔街的疯狂远非昔日的荷兰与英国可以比拟，这也意味着美国的霸权无法像荷兰与英国那么持久。建立在金融泡沫基础上的美利坚帝国大厦，实质就是一座海市蜃楼而已。日出云开雾散，海市蜃楼注定要消失。
（二）美国的正面作用不断减少，负面效应不断增加
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又没有勇气搞社会主义。因此，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无主义”也就是没有发展方向的危险境地。国际金融危机使投资者、机构、纳税人、政府乃至国家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无信任”令商品服务无法正常交易、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国家之间也难以有效合作。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与中心，G7心力交瘁，“金砖国家”有力无处使，世界正处于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时代。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世界经济的巨轮业已进入一个陌生水域，可怕的是无动力，无舵手，亦无航海图。因此，国际金融长期持续动荡，世界经济长期持续低迷，资本主义长期持续衰退，美国霸权长期持续没落。
在美国霸权上升时期，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是美国在获取霸权权益同时所承担的霸权职责，也就是为全球提供一个具有广泛外部效益的公共产品。这也是美国霸权得到世界认可或支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美国由此也建立起一呼百应的“带头大哥”的形象。但是，在霸权中，美国养成了不劳而获、多吃多占、养尊处优的恶习。现如今，美国地位滑落，霸权能力衰弱，无力也不愿意承担霸权职责，然而依然要享受霸权权益。如此，美国越来越多地不是用积极手段管理世界，而是利用恐怖平衡来胁迫世界。过去，若跟随美国，可以获利，可以在美国吃肉时喝汤、闻香；而今，若抛弃美国，则会得到美国的惩罚，遭受严重损失。美国正努力利用在军事、科技、网络信息、金融领域的优势，放纵甚或制造一个动荡的世界，自己则火中取栗，浑水摸鱼。
美国在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旗帜下，将国家债务、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搞到了不可持续的高度。2008年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逐渐平息了危机。但是，危机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而且在政治家们的裱糊下，焖烧得越来越旺。2011年7月底8月初，以美国两党“提限”、“减赤”政治纠纷以及标普降低美国主权评级为诱因，国际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危机由“私人债务国家化”的“上半场”进入“国家债务国际化”的“下半场”。美国定然会利用各种优势工具，将风险转移给世界，将危机转嫁给世界，将沉重债务负担抛给世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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