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网：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2011年11月02日 08:35:32
来源： 新华国际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1月1日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题为“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并非没有可能。
今天世界经济的危局来自于西方世界所面临的两大矛盾。本栏上周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西方所面临的第二大矛盾，存在于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是一对孪生体，它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认为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所产生的政权只是资产者资产的看门人。美国历史学家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也说明了这种关联。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和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了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这是民主的开端。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也的确是以私有财富为中心的。例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最初出自资产者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说，政权就是资产者所建立，是为资产者的利益服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资产者和其产生的政权之间不仅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
大众民主改变政治性质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等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成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光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解这两者的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发展出了劳(动者)、资(本)、政(府)三者之间的平衡。在学术上，人们把这样的政府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政府，这类政府的确在调和资本和劳动的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这种角色调整，在客观上促成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西方中产阶级主要有几个部分组成，包括资产者(或者企业家)和为资产者服务的专业管理者。但更大的群体是由产业工人转变而来。在马克思和狄更斯时代，产业工人是典型的无产者，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但随着劳动工资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工人的大部分进入中产阶层，至少从收入上来说。而政府在劳动工资的提高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为什么要通过立法来提高劳动者工资?这当然是因为来自劳动者的选票的压力。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取得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不得不继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的确，在一些民主国家，大众民主往往造成公共品(public goods)的过度供应，造成极大的浪费。很多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只管向选民作无限的许诺，而不管经济体能否支撑日益扩张的福利。被民主政治假定为“理性”的选民，在复杂的政治里面往往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自己的长远利益。
寅吃卯粮的政治生态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税基的枯竭。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的税制是以直接税为基础。随着以规避纳税著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欧美国家的税基已经在不断流失。20年来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中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坚决拒绝增税，反而积极追求减税，于是就陷入了经济萧条必须减税，经济景气也必然减税的怪圈。
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但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靠国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是欧洲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就是说，大众民主的压力促使西方各国政府不能恪守财政纪律。
除了大众民主，西方经济的转型也为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过去，西方政府也必须考量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不好，选民不满意，政治人物就很难获得选民的选票。因此，政府必须在讨好选民和讨好资本之间作一平衡。但现在，要取得这种平衡越来越难。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本国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资本主义的半边江山已经从产业转向金融，金融业也不产生就业。尽管一些新兴产业例如信息产业正在崛起，但高科技产业需要的主要是少数高端人才，所以对本国就业并没有多大的正面影响，反而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将本国许多中低端制造业转到国外去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着社会朝着两极分化趋势发展，即社会只有富豪和穷人，少有中产阶级。今天，原来由工业资本主义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生存空间正在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缩小，必然导致社会的不满。政府是否可以通过传统的征税方式来对付呢?实际上，这方面西方政府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对资本缺少有效的制约，如果对富人征税，富人很容易出走他乡，财富流出到其他国家。为了对付财政危机，政府往往选择继续向中产阶级征税，这导致人民更大的不满。
这样，政府、人民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今天，没有一个西方民主国家能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无论是社会还是资本，都不能做出让步。政府要么讨好人民，要么讨好资本，但这两者都难以产生有效政府。无论是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还是资本运作方面的问题，都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要不节制资本，要不节制社会的民粹倾向。如果不能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干预经济，西方经济就会在很长历史时期里在危机、衰退和滞胀之间摆动。
社会自救力量取代无能政府
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矛盾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但矛盾的尖锐程度在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金融资本发达的英美国家，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欧洲大陆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过度，即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今天的西方发达社会并不见得比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社会抗议运动也在那里频繁发生。最近发生的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长期以来求稳定的中产阶级，发觉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在马克思时代，是制造业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今天“占领华尔街”的人们面临的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传统中产阶级。已经有人说，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对付金融资本，可能是个必然的趋势。这并非没有可能。
在工业资本的早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内部阶级矛盾。但后来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政策的确立，如前面所讨论过的，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西方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工业国家对外实行的殖民主义也扮演了一个重要作用，因为通过殖民主义，西方国家把大量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讨论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的矛盾，而不是西方内部的阶级矛盾。不管怎么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一直是西方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但现在的情况变化了。西方中产阶级同样感觉到了金融资本主义的威胁。也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中产阶级开始有了这个意识，他们的运动开始有了聚焦。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西方盛行反全球化运动，针对的是自由贸易，但今天人们指向了金融资本。这种变化的意义不可低估。
西方社会或出现强人政治
怎么办?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治人物，似乎已经黔驴技穷。现在他们所做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例如，防止滞胀和衰退，光靠QE(量化宽松)政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事实上，QE是建立在过时理论上的错误政策，因为以前的“实体”和“货币”经济的两分法已经不再奏效，政府虽然能够一如既往注入流动性，但却不能改变金融资本成为自利的经济体系中心这个现实，所以QE在很大程度上会恶化问题，大量的资金流向哪里?它们流向了金融业和银行，而不是社会和穷人，也不是流向实体经济。现在的金融业并不缺少资金，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没有贡献，就是因为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脱节。通过QE方式向金融业注入资金，并不会促使实体经济的复苏;相反，这种方式反而增加了金融业的破坏能力，也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美国这样做对国际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美国通过其控制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一方面向外输出通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流动性”过程把财富从他国转移到美国。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大量财富转移到美国并不见得对美国整体社会有好处，因为财富只掌握在绝少数人手中，加剧贫富分化。
同样，西方对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认知和追求的解决方式也大多是政治化的，因而是无效的。的确，世界经济是失衡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美国和中国之间。但是，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内部经济失衡的外部表现。从前面的讨论中，人们可以看出西方内部的经济是高度失衡的，表现在各方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造业和金融业之间、投资和消费之间、政府和市场之间等等。但是，西方政府无能面对和解决国内经济失衡问题，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似乎经济结构的失衡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西方一些国家于是通过各种途径，例如贸易保护主义、炒作人民币汇率等来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这种方式的结果是在恶化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人知道西方能够如何应付每况愈下的经济。西方的选择似乎不多。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因为危机最终也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者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当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付危机和解决问题。政治强人可以利用民粹主义来节制资本;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左派政权。但政治强人也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压制民粹主义;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右派政权。
英国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怀念丘吉尔首相时代。这当然是好的愿望，丘吉尔首相是个正面人物。但也不能排除坏的情况的发生，极右或者极左领袖出现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经济危机不仅造就了像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正面英雄，也造就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反面人物。人们不应当忘记，希特勒也是被当时的德国人选举上台的。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在危机时代，如何造就出正面英雄而避免反面英雄，还是人类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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