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全球化视野下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周晓虹:全球化视野下的中产阶级

　　
　　自我们跨入21世纪的门槛的那天起，这几年来，几乎所有手上有点闲钱的中国人都将购买的目光投向了房产和汽车，而一个家庭拥有房产的数量、面积和档次，以及一个家庭是否拥有汽车及其档次，自然也成了判定一个家庭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最直接指标。在房产和汽车快速进入普通家庭，并成为我们拥有的主要财产的时候，在我们的宪法第一次庄严地承诺“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的时候，那个我们曾长期摒弃甚至视为罪恶的middle class即所谓“中产阶级”，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现代媒介以及最古老的媒介——我们的嘴皮子上,它也许会成为21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最流行的语言之一。在短短的20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突然间拥有的房产和汽车面前，“突然中产”在我们缺乏准备并因此多少有些局促不安的心里激起的眩晕，大概是托夫勒所说的“未来的振荡”（future shock）的最好的中国版本。在今天这个全球经济乃至文化一体化的时代，认真审视西方及其他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和内在分化，对我们理解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命运无疑是有益的。
　　
　　一 何谓中产阶级
　　
　　尽管中产阶级的概念十分流行，但由于中产阶级本身的历史流变复杂、不同的学者在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的理论背景和理解各异，这就使得迄今为止仍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在已有的社会学文献中，罗列于“中产阶级”标签之下的相关内容不仅繁杂，有时甚至互为矛盾、大相径庭。
　　
　　按19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 萨姆纳·曼恩的看法，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Quoted in Tonnies, F, Community and Socie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182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农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恩所说的“身份”（status）；只是在工业社会，那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事实也是这样，在18世纪中叶欧洲重农主义者使用class一词之前，人们通常使用的是status, estate 或order：前者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群体的经济功能，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业因素，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身份的差异。Pilbeam，Pamela M, The Middle Class Europe 1789~1914: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Russia (London: Macmillan, 1990), p3可以说，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决定人们的社会分层地位的那些决定性因素。从这时起，阶级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单位，而与此相关的中产阶级及其概念也开始浮出水面。
　　
　　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怀有高度的敏感，并且最早关注到中产阶级出现的人还是马克思。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二元化或极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1页。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可以认为他本人就是这一概念的创用者之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历史文献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中。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流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以前的中等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同上引书，第259页。在马克思的多种著作的中文版中，那个被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群体在德文版中为mittel klasse，在英文版中被译作middle class。也有人在重译《共产党宣言》时，将中产阶级的英文译成intermediate strata。参见 Draper, Hal,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II: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616。 这一版本为人重视的原因在于，按Val Burris的说法，1888年即在马克思死后5年出版的英文版是导致人们将马克思的阶级结构理论归为简单的极化观点的主要来源之一。参见Val Burris,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Middle Classes”, Arthur J Vidich, The New Middle Classes: life-styles, Status Claim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49因此，可以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中使用的“中等阶级”、“中间阶级”的概念就是我们这里的“中产阶级”。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中，直接论及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地方就有83处之多。陆梅：《中产阶级的概念及理论回顾》，南通：《南通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另外，不仅马克思最早使用了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他还多次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653页。另外，同样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时指出：“他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63页）由此可以认为，马克思关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会进一步扩大的看法不是随意的，而是十分成熟的。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整个20世纪中的发展实态十分吻合。
　　
　　在马克思之后，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壮大也引起了其他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在法国，许多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阶级的出现，一些法国史学家将他们称之为中等中产阶级（middle middle class），也有的学者称其为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而甘必大1872年在格勒诺尔发表演说时则干脆说：“共和国的到来，标志着中等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new social strata）已经进入权力机关。”甘必大在这里所说的新社会阶层，就是1850～1870年代之间法国因经济增长而不断壮大的新兴集团，“新阶层”也成了这个新兴集团最为人普遍接受的称谓。宋亚萍：《论19世纪法国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认真考证起来，虽然包括甘必大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对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有所贡献，但较为全面的理论探讨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获得最初的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着中产阶级的有无及其性质，在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争论的一方如考茨基，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极化观点，他们将无产阶级定义为所有通过工作获取工资或薪水的人，并认为这些人越来越多、正在成为社会的主体，用考茨基的话说，“在所有的国家，人口的大多数都已经落入无产阶级的境地……无产阶级的境况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境况。” Kautsky, Karl,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1), pp35～42而争论的另一方如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则同意德国经济学家、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古斯达夫·施穆勒的观点，认为应该将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salaried employees）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这是new middle class一词最早见诸文献），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老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
　　
　　上述两派观点分歧虽多，但主要集中在薪金雇员的归属问题。考茨基等人认为薪金雇员不占有生产资料，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所谓“硬领无产阶级”（stiff-collar proletariat），因此这部分人的出现和增长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阶级格局。当然，考茨基也意识到，这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常常落后于他们的客观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以为自己的境况要好于无产阶级。他们错误地将自己归属于资产阶级，就像男仆认同于其主人一样。”Kautsky, Karl, op cit, p40和考茨基不同，伯恩斯坦接受了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的观点。他反对阶级极化的理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而是一个“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的阶级。”Bernstein, Eduard, 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1),p48在伯恩斯坦看来，白领雇员数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反映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内在分化和经济改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两极分化，“在工人阶级和巨富之间的阶层没有一个环节显著地缩小”。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北京：三联书店，1981，第25页。由此，他断言阶级的分化未必会引发革命的爆发，渐进主义的社会改良策略才是可行的。
　　
　　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也是倡导薪金雇员非无产阶级化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在其《现代薪金雇员问题》（德文版1912年，英文版1937年）和《新中产阶级》（1926年）等书中，莱德勒也接受了前述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概念，将薪金雇员从无产阶级中排除出去，他认为薪金雇员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和商业雇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位置”。“在两个阶级之间占据的这种中等位置——这是一种消极特征，而不是确定的技术功能——是薪金雇员的社会特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和群体评估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性格。” Lederer, Emil, The Problem of the Modern Salaried Employee (New York: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7), p8莱德勒证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独立企业主（即老式中产阶级）在经济活跃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882年的28%降到1907年的不足20%；同一阶段手工劳动者的比重也仅有小幅增长；而薪金雇员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则从1882年的18%上升到1907年的67%。这和后来米尔斯揭示的美国同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十分相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欧美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为鲜明的变化之一是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扩张。这种变动或“扩张”，使得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年）、帕克的《中产阶级的神话》（1972年）、吉登斯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1975年）、古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1979年），以及阿瑟·维迪奇主编的《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地位诉求和政治取向》（1995年）等， Mills, C Wright, Ibid; Parker, Richard, 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Harper, 1972); Giddens, Anthony, The Class Structure of Advanced Societies(New York: Harper Collins,1975); 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英文版1979）；Vidich, Arthur J, op cit。而关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在某一类群体中的中产阶级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同早期的研究相比，这些研究的基本特点是：（1）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欧美中产阶级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2）对构成中产阶级的各群体均作了分类研究；（3）分析了中产阶级的特征、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4）发展了有关中产阶级的相关理论。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上海：《社会》2005 第1期。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从字面上看，理解中产阶级即英文中的middle class似乎并不困难，它指的是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但是，问题常常在，这个社会资源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或阶级分层的标准是一元的，即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社会分层的标准是多元的，它起码包括：（1）从经济的角度界定的阶级（class），“从具体利益的观点来看，阶级是由同样经济地位的人组成的一些集团”，或者说他们具有共同的生活机遇；（2）从社会的角度界定的身份或地位（status），不同的身份或地位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或缺乏这种声望……它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方式来体现的”； Gerth & Mills, ed, From Mar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405（3）从政治的角度界定的权力（power），这是在社会生活中贯彻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意志的机会。这一由财富、权力和声望构成的所谓三位一体分层法后来影响到众多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和卡尔的包括职业、收入、财产、个人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在内的九变量系统。吉尔伯特和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9页。这九个变量既包括职业、收入、财产等客观因素，也包括了个人声望、阶级意识等主观因素。尽管这九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以及这九大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都常常被人们视为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但一般而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或收入和财产等经济因素是人们用来划分中产阶级的常规标准之一。比如，早期人们将老式中产阶级称为“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而现时人们仍习惯将中产阶级称为“中等收入阶层”。职业也是人们用来划分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另一常规标准，比如，在米尔斯眼里，新老中产阶级的交替，就“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
　　
　　二 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
　　
　　一般说来，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即英文中的middle class最早出现在近代以来的欧洲。自17世纪甚至更早，欧洲社会就出现了现在被称作“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历程，并通过这场绵延数百年并不断向整个世界辐射的大变迁使人类生活于其中数千年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公认的这场大变迁的“震中”却是18世纪欧洲的两次大革命。
　　
　　现代意义上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工业革命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这场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前导的技术革命，在产生了现代大工业的同时，也使得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得以确立，同时使英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原先繁复的社会等级逐渐演变成贵族阶级（gentry class）、市民阶级（burghers class）和劳工阶级（working class）， 他们分成为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upper class）、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下层阶级（lower class）。早期的英国中产阶级由大小不等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家构成，他们对财富孜孜以求，借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法国中产阶级的最初形态是那个后来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同教士与贵族即所谓第一和第二等级相比，第三等级数量庞大，占到人口总数的97%，并且它的涵盖范围也很广。按托克维尔的说法，“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87页。但是，虽然第三等级包括了所谓“中产阶级”，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三等级都是中产阶级。第三等级包括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也就是说，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有教养的人，当然，也包括了中产阶级，或法国人所说的the petty bourgeoisie。如果需要解释的话，那么，第三等级中的富人是资产阶级，包括最有钱的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是小农场主、小店主，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中的10%的富裕者，以及为数不多的作家、医生、学者等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专业人员等；而穷人则是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城市贫民。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日千里的发展，这个在政治上仍然处在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包括上述大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已经对包括贵族在内的整个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法国贵族阶级之间上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相互模仿的“闹剧”：一方面，传统的贵族阶级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鄙夷和不屑，甚至Bourgeois一词本身在贵族阶级眼里就是粗鄙和缺乏教养的代名词；Maza, Sara, “Luxury, Morality, and Social Change: Why There Was No Middle- Class Consciousnes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June 1997)这种鄙夷和不屑使得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新兴市民阶级既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又对这种特权顶礼膜拜。在当时的法国，用金钱来购得贵族的身份几乎是每一个法国新富们追逐的流行风气，而莫里哀笔下的那个醉心贵族的小市民——茹尔丹先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小市民或小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罢了。另一方面，有着天生的商业冲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们，也像托克维尔所说，则拿着用各种手段获得的“财富这一特权来反对他们的敌手所享受的五花八门的特权，他们当然会在贵族眼前炫耀所有的豪华富足”。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286页。像贵族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模仿对象一样，他们反过来也以后者为模仿对象：既要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阔气，但又不知生财之道，于是很快就产生了经济上的拮据，或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其收入赶不上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阶级在经济上的衰落，既是那场摧枯拉朽式的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起码是起因之一），也是它的必然后果。革命期间及革命之后，Bourgeois又开始具备了经济以外的政治特征，它和“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指激进的巴黎市民，包括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店主以及一部分富人，与小资产阶级有十分相似的构成）一样，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
　　
　　尽管德国不是中产阶级最早的发源地，但是就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国思想家们却是中产阶级理论的主要倡导者。确实，德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晚于英、法国，但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齐头并进，到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法国，而它的首都柏林也“从一个相当偏僻、死气沉沉的市镇一下子变成为世界性的城市”。Coser, L, Master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Idea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7), p203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尽管政治上的安宁一天也没有过，但是经济的发展和文化领域的活跃却为德国造成了一大批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期间，埃米尔·莱德勒和雅各·马沙克注意到了由薪金雇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所谓“新中产阶级”的出现，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群体外，还包括私人教师，护士，在各种经济联盟、职业团体、工会和消费者协会中的高级雇员，劳动组织的秘书，保险公司的雇员，以及演员、歌手、音乐家、合唱队员、药店雇员、报刊编辑与记者等。尽管包括莱德勒在内的许多德国理论家们都认为，中产阶级在德国社会结构中的中间位置结束了社会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强了阶级之间的亲和力，但是1920～1930年代的德国却对这种说法提供了反例。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带来了整个德国的社会和经济的衰落，此时的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边缘”或“低等”中产阶级终于发现，自己既不相容于资产阶级，也不相容于劳工阶级，他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扩展感到压抑，另一方面也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崛起惊恐万分。这种两头不靠的“中间状况”或“中产阶级的惊恐”（panic in the middle class）终于使他们成为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西奥多·盖格（Theodore Geiger）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其实，在盖格提出上述观点的7年前，1923年卢杰·萨尔瓦托里（Luigi Salvatorelli）就以意大利为例，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出了同样的解释。 Quoted in Felice, Renzo De, Interpretations of Fasc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9这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的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认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埃里克·弗洛姆、弗朗兹·纽曼，意大利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威廉·科恩豪泽和塞默尔·马丁·李普赛特都是这一观点的积极拥护者。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此，在李普赛特眼中，法西斯主义是“中间派的激进主义”，“它从根本上说代表了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抗，对大型企业和工会的反抗。”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p131一句话，法西斯主义是1930年代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谈论中产阶级不可能不谈论美国，因为很久以前美国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吉尔伯特和卡尔，同前引书，第80页。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12～13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到1970年，白领工与蓝领工的比例超过了5∶4。”Bell, Danie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17 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Mills, C Wright, op cit,p65 在此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引自吉尔伯特和卡尔，同前引书，第86～87页。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Bell, Daniel, “Technology and Human Civilization”, Speech on Television in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 2002, May 20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Bell, Daniel, opcit,1999,p13 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Vogel, Ezra F,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Second Edi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First Edition, 1963), p4 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个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1993), p3 进入19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化的征兆。Pearson, 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Goodman, David SG,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Goldman, Merle, &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上述研究及我们在本书的各章中提及的诸多研究，加之我们在《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一书中论述的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化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其实，在盖格提出上述观点的7年前，1923年卢杰·萨尔瓦托里（Luigi Salvatorelli）就以意大利为例，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出了同样的解释。 Quoted in Felice, Renzo De, Interpretations of Fasc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9这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的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认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埃里克·弗洛姆、弗朗兹·纽曼，意大利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威廉·科恩豪泽和塞默尔·马丁·李普赛特都是这一观点的积极拥护者。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此，在李普赛特眼中，法西斯主义是“中间派的激进主义”，“它从根本上说代表了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抗，对大型企业和工会的反抗。”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p131一句话，法西斯主义是1930年代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谈论中产阶级不可能不谈论美国，因为很久以前美国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吉尔伯特和卡尔，同前引书，第80页。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12～13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三 新老中产阶级：一种类型学分析
　　
　　从近代以来中产阶级出现并引起社会理论家们的关注开始，有关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一直是中产阶级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种分析中，最为流行的划分方法是将中产阶级分为老中产阶级（old middle class）和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两大类型，而主要的理论争论又常常集中在新中产阶级的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之上。
　　
　　有关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以及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问题，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甚至更早就成为中产阶级理论的关注焦点，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许多小企业被大的垄断组织所替代，代之而起的是散布于工业、交通、通讯、金融、建筑、商业、保险和不动产等行业领域的各种股份公司，而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和股权的分散，企业的管理权从早期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迅速庞大起来的从事行政、管理、销售、财会、公共关系工作的白领群体手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发生了分离；比如，在1960年代的美国，200家最大的、几乎控制着全国公司财产一半的公司中，44%就是由经理们而不是所有者控制的（参见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61～362页）。而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功能的分化和扩展，也造成了大批的文职公务人员，这两个主要方面造成了大量白领管理人员的出现，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其二，上述变化自1920年代后之所以会引起马克思主义阵营和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共同的关注，是因为它不仅对马克思早期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观点提出了挑战，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态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一切，就像瓦尔·布里斯所说：“在政治社会学中，很少有什么主题会像新中产阶级的性质与政治这样的问题能获得这样多的关注。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从事脑力劳动的薪水雇员的阶级位置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论战的中心。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起码能够追溯到1890年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它也是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法西斯主义分析的核心问题，今天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内部仍是最为热门的话题。在非马克思主义圈子中，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样不乏诱惑力。从索尔斯坦·凡勃伦和詹姆斯·伯恩海姆的专家治国论的预言，到C赖特·米尔斯的《白领》中的‘新小人物’（new litter man），再到丹尼尔·贝尔和阿尔文·古德纳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每一代社会理论家都将对新变动的社会秩序的解释置于这一阶级的重新发现和解释上。” Burris, Val,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Arthur J Vidich, op cit, p15
　　
　　在新老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及新中产阶级的属性方面，除了前述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外，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伯恩海姆和赖特·米尔斯的理论值得一提。1941年，伯恩海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受社会学家凡勃伦的企业家和工业家两种资本主义阶级类型划分的影响，具体论述可以参见周晓虹《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10页。 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向以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为标志的“管理社会”转变。在这一社会中，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不再对生产有任何贡献，他们成为被管理人员所挣来的利润所喂养的人，而管理人员则实际控制着生产资料，而控制“生产资料是社会统治的位置，谁控制了它们，谁就事实上有了控制社会的权威，因为它们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手段。”Burnham, James,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41), p125这个被称作新阶级的管理阶级包括了业务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工厂主管人员及其协，以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和技术管理人员。
　　
　　10年之后，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对新老中产阶级的特征及区别作了最为全面的分析。在米尔斯看来，“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最大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Mills, C Wright, op cit,1951,p73 正因此，米尔斯会提出，老中产阶级向新中产阶级的转变，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中产阶级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他们从事的工作用米尔斯的话说是“与人和符号打交道”。Ibid,p65 这既是新中产阶级被称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米尔斯对中产阶级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各种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中，阿尔文·古德纳的看法独树一帜。和米尔斯一样，古德纳也认为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但这个新阶级的组成比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要单纯一些，它由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和旧阶级一样对这个社会施以影响和控制，不同的地方在于：新阶级的资本是它在教育的基础上获得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而旧阶级凭借的是财富资本。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6页。和凡勃伦尤其和伯恩海姆一致的是，古德纳也认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个新阶级正在逐步将占有生产资料的旧阶级转变为一个食利者阶级，转变为靠自身的利润、租金和利息生活的领取养老金的人，或转变为通过吸收新阶级的特点而重组其阶级性质的阶级；同样，他也预测，虽然新阶级在目前的美国还没有成为统治阶级，但它却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统治阶级。
　　
　　尽管我们这里论述的伯恩海姆、米尔斯和古德纳，以及我们没有论述的普兰查斯20世纪的思想家们，都将有关中产阶级或相应人群的论述重点放在了对新中产阶级的考察之上，但事实上在他们的论述过程中还是将新老中产阶级的界限清晰地划分了出来。如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的话，我们显然可以将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视为中产阶级社会构成的两个主要类型，或中产阶级的两种主要亚型。将新老中产阶级视为一对理想类型，能够有效地说明，尽管这两种亚型之间在财产关系、收入、职业、地位、社会声望、生活方式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客观差别，但这种概念类型的区分本身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是为了社会结构研究的便利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化约。作为一对理想类型，它同样符合一般的理想类型的那些基本特征：其一，它存在于分析者的观念之中，是我们对现实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的一种抽象；其二，我们使用的这一对理想类型所代表的社会现象是接近典型的，但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只能与之近似，并不会同其完全一致。
　　
　　老中产阶级，在马克思那里包括了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以及医生、学者、牧师等为数不多的自由职业者；在米尔斯那里则被进一步简约为小农场主、小商人和为数同样极少的自由职业者。除却人数极少的自由职业者，我们能够看到，尽管在1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欧美国家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包括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老中产阶级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大为降低，但其最基本的核心特征并没有变，即是对小额资本或财产的占有，并且这种占有方式常常是以个人或家庭所有为特征（现时的大资产阶级对资本的占有方式则更多是股票或债券），这也是他们常常被称为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的原因所在。按斯图尔德·克莱格的观点，现时西方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或老式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小公司和农场主两种类型。前者主要集中在竞争性更强的边缘工业中（大公司则集中在制造业），它们因为拥有资本所有权而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其中有一些具有发展的潜力，但大多数或受制于大公司，或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一般说来它们的雇佣人数不足10人；而后者的财产一般说来不是在市场上获得的，而是从上辈那里继承来的——继承性是小农场主区别于城市老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 转引自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25～228页。
　　老式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信奉个人竞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它将私人所有制、合理分配利润视为合乎社会需要的。因为深信资本主义的现时发展对老式中产阶级构成了威胁，他们希望能够重建一个自由的“道德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能够固守自己的“独立”，继续“做自己的老板”的理想。显然，老式中产阶级承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的价值观念，或者用米尔斯的话说，他们“仍旧是旧的并且现在依然强大的美国方式的定位之锚”。 Mills, C Wright, op cit, p54
　　
　　同老中产阶级相比，新中产阶级确实是一种迥然有别的理想类型。尽管新中产阶级是相对于老中产阶级而言的，但他们在财产上却没有任何可比性。换言之，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独立的财产可言”。 Ibid，p63其实，没有独立的财产只是新中产阶级的一个特征，一个与老中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相区别的特征；它的另一个特征，即与工人阶级相区别的特征是，他们同时还是米尔斯所说的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或普兰查斯所说的“非生产性的非体力劳动者”。其基本的社会构成起码包括经理阶层、专业人员、销售人员和行政办公人员。
　　
　　围绕新中产阶级的上述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在这些不同的理论解释中，有关新中产阶级的不同称谓，既涉及这一阶级的基本特点，也与其社会功能有关。在有关新中产阶级的理论中，起码有这样5种值得我们探讨：（1）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专业—管理阶级”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也有某些亚型存在，但其一致的地方在于它们都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发展出了一个承担“管理”职能的阶级。（2）“新工人阶级”理论。按照这一观点，当劳动过程发生专业化、科学化和自动化时，劳动力也必须相应地进行专业化训练，这就产生了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新工人阶级。（3）“新小资产阶级”理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即前述N普兰查斯，他认为薪金“白领”阶层即“非生产性的非体力劳动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十分特殊的阶级——新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产物。（4）“新知识分子”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整个知识分子通过对科技知识的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当代社会的暴力手段，他们具有自己的共同文化，拒绝任何非他们所建立的理论和知识统治的权威。由于这个阶级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又拥有集体的或普遍的利益，它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5）“服务阶级”理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提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专业技术人员起到了支持和服务于资本家阶级的功能，构成了包括公共部门中的雇员（政府官员）、私人经济机构中的雇员（商业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和社会服务机构中的雇员（“福利分配的代理人”）三大部分在内的服务阶级。“尽管这个阶级不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但由于他们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他们便不同于工人阶级，他们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是直接地索取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价值。” 周琪，同前引书，第210页。
　　
　　我们可以将上述有关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及功能的论述归纳为两种观点，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处在某种对立之中：一种观点如“新工人阶级”或“新知识分子”理论认为，新中产阶级不具备财产所有权，他们是与工人阶级地位相接近的雇佣劳动者；另一种观点如“服务阶级”理论则认为，新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地位更为接近，他们体现了资产阶级或功能的某种延伸，因为他们承担了先前由资产阶级承担的监督管理或服务功能，同时他们也和资产阶级一起分享了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尽管数量上要少于资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互为矛盾对立的观点，反映了新中产阶级本身互为矛盾的社会地位和与此相对应的互为矛盾的社会态度。
　　
　　四 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
　　
　　中产阶级人数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稳步上升有关，更与工业社会向我们前面提及的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有关。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与“后工业”有关的社会特征有五点：（1）服务性经济的创立，用贝尔自己的话说：“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 Bell, Daniel, op cit, 1999,p15（2）在后工业社会中，专业和技术人员人数不断扩大并且确立了优越地位，这种人数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与服务性经济的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正是后者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使劳动力向白领职业转移”；（3）因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因此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开始凸现出来；（4）后工业社会有可能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从而减少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质”；（5）后工业社会有可能使我们使用各种新型的“智能技术”，而使我们这个庞大的社会变得井然有序。 Ibid, pp12～33显然，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导致了传统的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的减少或衰落，白领阶级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社会地位上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先来看被称之为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在这个按丹尼尔·贝尔的说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现在确实不仅在经济上从产品生产转向了服务性经济，而且专业技术人员即我们所说的新中产阶级或古德纳所说的“新阶级”在职业分布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美国的“阶级结构变得越来越非无产阶级化，拥有技术专长的工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对不需动脑的机械性工作的需求变少了，对责任和知识的需求变多了。” 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93页。从表0－1中，我们能够看到，美国自1960～1990年间，阶级结构变化表现出这样一些基本的趋势：（1）主要由于1970～1980年间制造业中工人阶级人数的急剧减少，美国工人阶级的数量或占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比1950年代进一步降低；（2）包括经理、监督者、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和技术工人在内的所谓“白领”阶层的人数继续增长，这个需要资格证书和专长才能够“上岗”的阶级开始遍及社会各个部门，它所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1940年代的31%，上升到1960年代的4202%，继而上升到1990年代的4873%； 由于统计资料的来源不同，包括丹尼尔·贝尔在内，许多人认为1980年代美国“白领”人数占劳动力的比例已经超过50%。 （3）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相一致，美国“白领”或新中产阶级的增长是1960年代社会政治服务业膨胀和1970～1980年代商业服务业扩展的直接后果。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获得了全新的发展，这些国家传统产业工人的数量都发生了锐减，而中产阶级的人数则大为上升。比如，在英国，随着以信息与服务业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在法国，蓝领工人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从1969年的40%，下降到2000年的30%，与此同时白领雇员的人数则稳步上升；在德国这个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50%（主观认同率更是高达75%）；《瑞典和德国的中产阶级演进与中国未来社会阶层结构》，http://cfoicxocom/ htmlnews/2004/07/15/264615htm而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因为采取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别过大的问题，更是成了中产阶级滋生的温床。
　　
　　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中，二战后的日本因为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特殊原因，在美国的扶持下也开始了经济的腾飞，而这种腾飞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快速增长。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 Vogel, Ezra F,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Second Edi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 First Edition,1963),p4从那以后，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始终在不断增长，尽管遭受过1973年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尽管也不时有学者警示日本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整个日本还是沉浸在“全民中产”的兴奋之中，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甚至超过欧美达到90%。
　　
　　从表0－2中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新中产阶级“白领”雇员的人数在20世纪末都有了大幅度的攀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白领”雇员的比例都超过了蓝领劳动者，美国甚至接近60%；而在1970年代，除美国以外，上述工业国家仍然是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白领雇员，这说明20世纪的后30年是发生逆转的主要年代。
　　
　　其实，也是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和欧洲的景象也开始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尽管这个中产阶级增长的神话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演绎得远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如果有什么值得特别推崇的标本的话，那么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在任何论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论述中都值得一提。人们关注“四小龙”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地区人口众多，没有工业和技术的传统，且饱受战争的蹂躏和地缘政治的危害，但却能够在二战后的30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者与出口国家或地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显示新的全球化经济乃是被新的竞赛规则调整步调及结构。这些小龙似乎比老牌工业化国家对于新规则的学习更为迅速，掌握得也比较好。”卡斯特：《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89页。值得重视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不仅表现为GDP的增长，而且在这种增长过程中改变了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们这里讨论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增长，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二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有二：其一，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二，在东亚地区，虽然新中产阶级不断增加，但包括小业主在内的老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规模并没有减少，而是随着后福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生活活动的重构而发展稳定并有所扩大。结果，“在所有四个东亚社会都经历了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资产阶级）的同时增长”。 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op cit, p3新老中产阶层并进的这种现象现在也在中国大陆重演，这也是我们将中国的中产阶层称为“杂领”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展，越来越受到现在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的影响。尽管全球化导源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的扩展，但显然它的后果或曰影响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个全新阶段，全球化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一个共同景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的结构之中，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不断增长，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在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新阶段，现代那种集中于大城市大工厂的生产方式，开始转移到了周边国家或半周边国家（例如从美国转移到了墨西哥或南美诸国，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在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一种近似于生产之生产的生产，一种更高层次的生产，或者像人们所说的“元生产”（metaproduction）。“这种生产方式的市场不再以具体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和景象的特殊安排及其储存和服务方式为主。”王逢振：《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91页。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间的相互联系，也自然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将比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总和的影响都更为剧烈。金耀基：《全球化、多元现代性与中国对新文化秩序的追求》，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9页。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国际特征，使得我们对包括中产阶级研究在内的全部社会分层讨论仅限于某个单一的国家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论全球中产阶级的发展、崛起与变化。而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全球化的影响及由此而生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变动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它在相当多的国家或地区培育出更多的中产阶级的同时，也对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的生存和成长构成了新的威胁。具体说来，正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使得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纷纷在欧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驻足的同时，“全球化导致美国局部去工业化，因为产业生产转移至世界其他地区（不是消失），全球化淘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作。”卡斯特：《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52页。事实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公司和大企业甚至开始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比如印度就建立起了许多现代的跨国企业。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一方面因为高端技术的使用和信息化的浪潮，另一方面因为计算机的使用而导致的管理层次的简化，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使文化程度或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管理白领跌入或面临失业的境地。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是因为全球化，外发的经济形式则促成了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庞大。其实，不仅是印度，包括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这几十年内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催生了低技术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增长，既有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等消极的一面，也有通过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性收益的一面。在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和印度，那种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发展起来的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确实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得中产阶层的人数快速增长起来。
　　
　　其次，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它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失业率上升、收入降低、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社会福利锐减的同时，也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为更多的人群提供了就业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劳动力收入降低和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十分明显。1980～2000年间，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典、德国等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都有所提高， 卡特尔，同前引书，第88页。 其原因之一就是全球化造成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移民群体的持续增加，在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助长了不平等的产生，因为新移民的工资都是低于市场行情的。受到移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与挑战，在比尔·盖茨这样的“科技贵族”暴富的同时，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境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的年均工作时间在这20年中增加了10%以上，但他们的收入的增加却十分缓慢。另外，包括北欧和加拿大在内的高福利国家都因为难以承受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而改变原有的福利政策，这也对中产阶级群体造成了相当的威胁。与此相比，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因为全球化，却造就了人数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印度理工学院和北京中关村造就的IT行业人才，以及在中国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外资企业代理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群体成长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全球化带给第三世界的就一定是福音。恰恰相反，它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造成了对这些国家的剥夺，形成了它们与发达国家更大的差距。比如，据《联合国发展报告》统计，从1960～199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差额从5700美元增加为15000美元，30多年间竟增加了3倍。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
　　
　　再次，经济的全球化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这种市场相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与发育。其实，即使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也起码涉及三个方面的全球性流动，那就是资本、产品和服务以及人员。资本的流入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杠杆；产品和服务的输入有助于形成世界性的消费品市场；而人员的流入则不仅会带动消费，还会输入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当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印度和中国以及拉美国家在全球化影响下经济起飞与发展时，初期的制造基地经过相当的发展之后必然会成为消费基地，或者说从世界性工厂转变为世界性市场。在本书中我们能够看到，原先在西方人的眼中印度有着数量庞大的人口就是没有消费者，但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印度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群体表现出的消费能力却令人瞠目结舌。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个案。1990年代初，当中国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层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类杂志其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层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消费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群体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从2000～2004年的5年间，中国沿海城市的房价翻了1～2倍，因为投资住房而暴富的人不计其数。其实，住房不仅是掏空当今中国人钱袋的主要消费品，而且也是转变他们的消费观念的演习场。比如，中国人原先都习惯于用一生的积蓄去买房，而不屑于贷款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2002年，中国住房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总余额还不到2%，但仅一年之后的2003年，中国住房贷款余额已经升至12万亿元，比例跃升到10%，浩民、叶再春：《房地产金融为何要打“组合拳”》，上海：《文汇报》2005年3月28日第13版。而现在贷款买房更是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常规消费。在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各种跨国广告同样在为全球化的市场摇旗呐喊，而消费者感知到的产品国籍常常比其真实的国籍更为重要。Nan，Zhou ＆ Belk Russell W,“Chinese Consumer Readings of Global and Local Advertising Appeals”,Journal of Advertising, Vol33,No 3 (Fall 2004)尽管古德曼认为，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 Goodman, 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 in Goldman, Merle, &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40～241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与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层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 Davis, Deborah (ed),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尽管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将我们所叙述的这150年的历史演绎得精彩绝伦，但它对中产阶层的未来发展来说绝对不会是一段终曲。未来，值得我们刮目相看。
　　
　　
　　第一章 英国中产阶级：文化及其认同
　　 < BACK
　　
　　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国家。它的发展为现代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奠定了诸多基石：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英国的科学精神和经典理论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其求实与理性的态度明显地奠定了科学思维的基础。完全可以说，英国率先敲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英国是现代世界的开拓者。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卷首语》，第1页。
　　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然而，就在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它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从而使得英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英国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一 中产阶级：近代英国的新贵
　　
　　英国的等级制度历史悠久。早在1688年，乔治王朝就把英国社会分为26种等级。后来，这种社会等级逐渐发展演变成为贵族绅士阶层（gentry class）、市民阶层（burghers class）和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它们分别相应于社会上层（upper class）、中层（middle class）和下层（lower class）。这三个阶层的人去不同的学校，受不同的教育，从事不同的行业，他们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晰。
　　
　　在这里，middle class的定义显然是宽泛的，它指的是在社会资源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阶层，那是每个社会都有的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居于中间层次的群体。它与本章中论及的中产阶级有联系，但也有所区别。在本章中，中产阶级，专指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兴起的一个独立的结构性群体，因为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以农场主、商人、自由职业者以及没落贵族为代表的旧中产阶级，人员构成上以随着大公司经济的发展、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白领”为主体，具有明显的“后工业”色彩，所以又称新中产阶级。丁云亮：《中国中产阶级：一种文化分析》，转载自《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文章来源：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344。
　　
　　英国学者彼得·厄尔对16、17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作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中产阶级中的绝大部分是商业和工业资本家，他们的财产主要来源于父辈的馈赠、遗产或放贷。这些资产为他们奠定了一个经济基础，使得他们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本来谋取更多的财富。他们雇佣技术工人为其工作，这些工人没有钱，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得以维持生活。”PEarle,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3这个定义看起来与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定义比较一致——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控制土地和财富的动机。中产阶级对财富孜孜以求，其驱动力在于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而上层阶级却对工作毫无兴趣，因为其收入主要来源于不动产的租赁收益。他们并不热衷于财富增长，经营的目的也只限于维持现有的经济状况。
　　
　　土地拥有的程度可视为划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一个标准——拥有土地的人比没有土地的人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也不需要像中产阶级那样卖命地工作——这种区分在17世纪是相当清晰的。19世纪，1700个贵族占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共约40%的土地。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们相互间交往密切，共同掌控着地方上的行政权力。这个群体不仅享有他们自己土地的出租收益，而且还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独特权力。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富有的男性要肩负更多的国家责任——因为他们富有，因此行使权力时受贿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LStone & JCFStone,An Open Elite? England 1540～1880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53～54
　　
　　尽管上层阶级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英国社会毕竟在悄然改变。变化之一，体现在人们的职业分布上。19世纪，人们的职业变化还比较有限，多数变动都是在同一个职业等级内部进行的，不同职业等级之间的流动相当少，所以在整个19世纪中，职业分布状况基本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的变化则相当大，总的趋势是：非技术职业比例缩小，技术职业比例扩大；体力劳动人数减少，非体力劳动人数增加（见表1-1）。钱乘旦、陈小律、陈祖洲、潘兴明：《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78页。
　　
　　
　　1971年开始，“技术职业”区分为“非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和“体力劳动的技术职业”，其职业分布情况见表1-2。同上引书，第179页。
　　
　　显而易见的是，非技术和半技术职业人员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减少了很多，这些都是原先从事体力劳动、完全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人；技术职业在20世纪增长很快，而且在后三分之一世纪中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增长趋向，同时非体力劳动性质的职业大幅度增加——20世纪70、80年代已超过全部职业总量的1/3。这种情况反映了20世纪技术与社会的重大变化，在20世纪，以机械、动力为中心的传统工业结构逐渐过时了，以信息与服务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逐步形成。表现在职业上，就是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非体力劳动部门。
　　
　　表1-2英国15岁以上男子的职业分布表（1971～1981）单位：％197119811专门职业53462半专门职业1801873非体力劳动技术职业1191264体力劳动技术职业3813705半技术职业1711726非技术职业72757其他2824
　　
　　变化之二，体现在社会结构的比例上。按照职业分布，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三层，即上、中、下三个层次。凡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基本上都属于社会下层；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则分属中等和上等阶级。这三个阶级由于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不同，其收入及收入的来源也不同，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身份也不同。
　　
　　历史学家亚瑟·马威克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有58%的人属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等阶级，3%的人属于上等阶级；而在40年前（1945年），工人阶级大概占60%多，中等阶级大概占30%多，上等阶级大约是2%。根据约翰·史蒂文森提供的数据，在20世纪初，工人阶级占人口的75%，上层和中层合在一起占25%，上层当然不会超过2%。由此可见，在20世纪，阶级结构变化的总趋势是：工人阶级逐渐缩小，中等阶级正在扩大，上等阶级也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十分有限。同上引书，第183～184页。
　　
　　那么，哪些人构成了英国中产阶级呢？我们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16世纪劳动力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但僵化的体制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英国内战期间，由于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导致了空前的社会流动。人们可以随意流动到由于战争而导致劳动力匮乏或资金匮乏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时期，由于城市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开始分化，一部分聪明能干的工人由于掌握了技术，成为技术工人，他们的收入要远高于普通工人，逐渐上升为中产阶级。
　　
　　受重商主义的影响，17世纪的伦敦，早已从政治中心变成了一个全球工业和贸易中心。在伦敦有一个技术和半技术劳动者构成的庞大社会群体，这就为企业家投资制造业和商业贸易创造了机会。伦敦与当时英属殖民地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极其频繁，使得伦敦成为一个财富之都。这种变化当然也是中产阶级崛起的一个机遇。
　　
　　此外，那些过去坐在自己的土地上，满足于从农民身上榨取果实的部分上层社会阶级，由于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也开始积极考虑如何增长他们的财富。他们试图开垦新土地，或投资小规模的工业来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RH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Ⅰ（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1954）,p185农业上采用的新技术需要新的管理者——即需要高级的农业经理人。1610～1650年间，这一特定阶层的人员的薪水（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已经增长到原来的四倍。LStone,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5),p292
　　
　　城市中商业的强劲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仅商业和制造业日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纺织工业创造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工程、运输、贸易、零售业、金融业，以及艺术创造等等”。TWLaqueur,“Literac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Past and Present, vol64 (August,1974),p103由此催生了一整套文化制度，以支持这些新兴中产阶级商人和实业家的教育和娱乐——学校、报纸、咖啡屋，以及出版社。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自然也被吸纳到中产阶级队伍中来。
　　
　　二 文化，或阶级认同的新视角
　　
　　如果说在以往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社会等级是靠权力的大小和门第出身来表征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为运行法则，一切以理性选择和效益有无为中轴的商业化社会，一个人的权利、尊严，除了财富的多寡外，还更多地依赖文化标准来确立。丁云亮，同前引书。
　　
　　阶级的产生源于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非有或无的关系，整个社会由无数个连续的阶层所组成，人们很难区分出界限分明的阶层来。蔡淑玲：《中产阶级的分化与认同》，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第79页。因此，如何对社会进行阶级阶层的划分，常常是研究者个人依据某种因素主观建构的结果。总体来看，西方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分层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1）基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如马克思的相关论述；（2）依据财富、身份和权力，如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3）依据权威关系，如德国社会学家拉·达伦多夫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冲突》；（4）依据职业地位，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和奥蒂斯·邓肯合著的《美国的职业机构》；（5）依据声望（财富、收入、职业、家庭背景等），如美国社会学家劳埃德·沃纳对美国的一座小城扬基城（Yankee City）的研究；（6）依据劳动技术分工，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7）依据权威和技能，如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的《阶级论争》和《阶级计量——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8）依据人们在就业关系（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位置，如新韦伯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社会学家高德索普的《高德索普阶级模式》；（9）依据职业、收入和财产、文化教育水平，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帕塞隆、布东、孟德拉斯等人，他们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不约而同地把这三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并把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结合起来。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36页。
　　
　　不难看出，上述各种社会分层方法一定意义上比较着重于客观分层，事实上，社会的主观分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所谓主观分层，是指对社会成员的地位归属，采用主观自我评价和他人认定的方法所获得的分层结果；其依据主要是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评价、认定）。李正东：《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实践》，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文章来源：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shjgyfc/P020040628482601872939pdf。那么，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从何而来呢？在这方面，阶级意识是一种主要因素。
　　
　　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觉悟；另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具有的相似的情感、幻想、思想方法等。刘欣：《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09页。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阶级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一个阶级的成员会通过传统和教育不自觉地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29页。而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成员认同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人们的阶级认同是社会主观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认同通过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将情感、态度、认识等不断进行内化，从而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最终促进了阶级的形成。
　　
　　“认同”（identity），亦译为“身份”、“识别”或“同一性”。“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它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是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Richard Jenkins,Social Identity（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Group,1996）,pp3～4“认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与“差别”（difference）的关系。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的差别。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刘爱玉、周晖：《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文章来源：http://wwwccrsorgcn/big/zdbggczgrjhtm。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Jackman,M and R Jackma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8,5 (October,1973),pp569～582而社会认同则是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群体的相似性总是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过界定这种差别，相似性才能被识别。
　　
　　那么在阶级认同中，我们如何来界定阶级之间的差别呢？或者说，某一阶级成员的身份，我们如何能够识别呢？一个人社会身份的获得，可以从经济地位、权力地位、职业声望来考量，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而从文化层面来考察，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文化是在一特定群体或社会的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其中包括价值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习惯、风尚、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表现形式。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行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32页。结成各种群体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从文化层面去考察阶级成员的身份认同，是非常有效，亦是非常有趣的。
　　
　　英国中产阶级形成于18世纪后叶和19世纪早期，主要分布在内地和北部的工业城市。他们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大获益者，体现着“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特征；同时，他们也是政治改革胜利者的写照，并以维多利亚时代占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其象征。总之，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Alan Kidd & David Nicholls (eds),Gender,Civic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MiddleClass Identity in Britain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2经济上新富的人们急于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身份，以期彻底改变自身原有的社会形象。一股崇尚传统文化，模仿贵族生活方式的潮流在英国社会悄然流行。英国中产阶级的文化特征与品位格调无一不在社会性别塑造、城市建筑风格与城市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
　　
　　三 男性主流：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
　　
　　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言的，指的是心理文化上的性别，尤其是指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角色特征以及对性别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跨文化心理学导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第161页。社会性别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通过社会文化的传承而来。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时期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下面我们将从历史的碎片中，去看看英国中产阶级男性气质是如何被塑造的。
　　
　　曼彻斯特市长
　　
　　曼彻斯特的市政大厅陈列着36幅历任市长的肖像，从这些人物肖像及其悬挂仪式中，我们可以对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认同状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36幅肖像中的第一幅描绘的是曼彻斯特的首任市长托马斯·波特。这是一幅全身的油画像，帆布边框很大，长3米宽2米。画中人物位居中央面对观众，身体摆放呈标准姿势。他的腿和脚显得很修长，并呈90度自然分开，左脚正对前方，后脚靠后。他的两只手臂略微有些弯曲并很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他的右臂靠身体很近，几乎就是垂在他的体侧，右手拿着一张纸，看上去可能是一封信。他的左臂抬起，整个小臂和左手轻轻支撑在一个圆形石柱上。波特市长的头直立着，脸看上去略显严肃；虽没有面带微笑但也绝无傲慢之意。他的表情安详，神情专注，目光深邃，直视前方，平静中带着自信，稳重中透出高贵。
　　
　　肖像的威廉·布拉德利借用了罗马传统肖像的模式来表现一位理想的统治者形象。从这幅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出作画者的精心构思。画面上的纸张和羽笔散放在一块红色绒布覆盖的书桌上，这个背景相比于波特市长的身影做了模糊的处理。它们是画面背景的一部分，然而却表征了很多意义：散放的纸张和羽笔显示了一位高效的市长正在进行繁忙的工作；红色巴洛克式的翻滚状长毛绒窗帘，与办公桌的台布一样鲜艳，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那个被波特市长的左臂所轻轻倚放的圆形石柱，则象征着政治权威。整幅肖像把工作场景作为一种符号来表征政治制度，或者说，努力工作是当时人们对政治权威人士勤勉政务形象的一种认同。人物的衣服，除衬衣是白色的之外，其余都是黑色：黑色上衣，黑色背心，黑色长裤，黑色皮鞋。黑色代表了严肃与庄重，19世纪初黑色是男士的专利与时尚，它是地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只有社会中上层可以使用，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普及开来，为普通大众所享有，当然这时黑色的象征意义已经有所改变。
　　
　　肖像的提请与批准，也要经过一系列繁冗而规范的程序。首先，肖像完成以后，制当以规范的书面方式提请市政议会批准。市政议会经过讨论，并一致签名通过后，再以书面的方式告知肖像制，说明肖像已被市政议会批准接受，并将于某月某日进行画像的庆典仪式。庆典仪式也极为正式，相关人员衣冠整齐地站立一堂，由主持人宣说肖像人物的功绩，并陈述准予悬挂的理由，当然不外乎是工作的勤勉，对城市的贡献之类歌功颂德之词。最后才恭恭敬敬地把画像挂上市政府大厅的墙壁，供人们瞻仰。
　　
　　之所以要经历这许多程序和仪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强化社会记忆的需要。它要告诉社会大众，新兴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历史任务，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完成了，历任市长的肖像在市政府大厅的摆放，就是这样一种象征意义。肖像的画技画法是传统的，画的表现力是积极的、强烈的。它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权力从形成到被仰慕的一种实践。
　　
　　艺术收藏者
　　
　　罗伯特·弗农是维多利亚早期一位有名的艺术收藏家与鉴赏家，他是新兴中产阶级中最先向社会捐赠大量个人艺术收藏品的人，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从他个人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中，我们可以窥视出19世纪中期下层人物在向上层社会流动时，是如何塑造自身的艺术鉴赏者或艺术收藏者身份，以迎合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
　　
　　弗农当过兵、经过商，后来做起了收集艺术品的工作。为了进入中、上流社会，他处心积虑地将自己的出身设置成一个悬念，在公共集会上假称自己出身贫寒并到处宣扬，以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奋斗与努力才成就今日之事业的人。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符合当时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同。接着，他请当时一位知名画家为他画了一幅全身坐像。画中的他，优雅地拥着一身用天鹅绒镶边、用鹿角装饰的绸缎长袍，怀中抱着一只名为“查尔斯国王”的名犬，看上去高贵而浮华。而且，弗农那打理得很夸张的发型，加上他直立的领口，俨然是惠灵顿公爵那种英雄战士的形象。就画中的人物形象来看，人们不会把他当作仅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中产阶级，而会认为他是本国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与统治集团有着某种联系。弗农将这样的一幅肖像，当作自己所收藏的艺术品之一，连同其他收藏品一起捐赠给了国家美术陈列室。其用意或许就是为了让人们以为他是为国家立有军功的贵族成员之一，试图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对他产生仰慕与敬佩，以塑造自己在人们心目中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表面上看，弗农是一个艺术赞助者的典范，一个给予艺术家们慷慨关怀并时常把自己家提供出来作为艺术家们进行艺术研讨和艺术交流的场所的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一些艺术名流，可以算得上他家的常客。然而，事实上弗农对与艺术家们为伍并不感兴趣。每当客人们被邀请来家中进行艺术沙龙的时候，他都忍受着嘈杂并期盼这天快些过去。弗农的侄子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叔叔：他是一个奇怪而孤独的人，今天慷慨而开放，明天很可能就反其道而行之。这一评论在弗农对待某位画家的善变的行为中得以充分体现。当弗农知道这位画家刚刚为皇室成员画过肖像，或者刚刚受邀于某一地位显赫的贵族世家时，弗农马上就会对他另眼相看；然而，当这位画家在为他所钟爱的“查尔斯国王”“查尔斯国王”是一条世界名犬的名字。作画时稍有闪失时，弗农就立刻翻脸，对他怒骂呵斥。很明显，弗农的这些行为与他的生长环境与家庭教养不无关系。尽管他竭力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高雅的艺术人，一个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但他内在的修养恰恰暴露了他真实的身份。
　　
　　市郊职员
　　
　　19世纪晚期，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世界作为一个舞台出现了，在这个舞台上，市郊居民这类下层中产阶级正在上演着各自的人生戏剧。乔治·格罗史密斯兄弟的小说《小人物日记》（Diary of a Nobody）塑造了一个自命不凡而又一事无成的下层中产阶级男子查尔斯·普特（Charles Pooter）的形象。自那以后，普特的形象就成了下层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认同的标准，是最为人知也最为人们喜闻乐道的一个安分守己的市郊职员的写照：他在储蓄所工作时，对老板点头哈腰、盲目忠诚，而在市郊的家中，却要充当主宰、舒服享受；他彻头彻尾是一个居家男人，但对家庭的支配管理理念却又华而不实；他常常饱受来自各方面的蔑视，有客户、朋友和自己叛逆的儿子，尤其是自己的妻子卡丽（Carrie）。日记追踪记录了这位市郊职员的无奈：在家政事务中他想重新塑造自己那微弱的家庭权威，他想努力充当家庭中一个慈善的长者形象，然而，结果却是不断地遭受打击。当然，普特的形象并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关键他是一个让人喜爱的角色，与19世纪80年代人们对下层中产阶级男性的认同很合拍。日记最终以普特在经济和家庭的双丰收而告终，许多先前对他不屑的人们最终也认可了他。
　　
　　继《小人物日记》之后，巴里·派恩的小说《伊莱扎的账册》（The Eliza Books）成功地利用了《小人物日记》的轰动效应。它将熟为人知的普特的华而不实的理念，如自我价值、势利的社会交往和干涉家庭事务等继续夸大，同时还夹杂了更为刺耳的声音：伊莱扎与其丈夫之间的争吵。小说在市郊小人物的平庸之才与文化狭隘的主题上表现得更加清晰明白。在他们的每一次婚姻争论中，伊莱扎的丈夫——那个自我意识颇为强烈的商业职员，他的不善家政和笨拙表现，与伊莱扎干练的家庭经济管理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像普特一样，伊莱扎丈夫那“自己是家庭主人”的断言，在伊莱扎卓越的家庭管理才能和处世智慧中遭遇到了羞辱；他急于想控制家政大权的焦虑也暗示了一种男性气质的减弱。小说最后一章名为“伊莱扎的儿子”，这里，派恩没有把伊莱扎的儿子描绘成一个叛逆的形象，像普特的儿子那样；相反，派恩把他描写成一个结合了父母优点的聪明男孩：既继承了父亲热衷于事业的追求，又继承了母亲精于经济的计算。当他六岁时，就已经会对自己的圣诞礼物费用做收支平衡表了。这对伊莱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和喜悦。
　　
　　通过上述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晚期下层中产阶级的男性气质在文学作品中是以一种讽刺的笔调来表现的，这体现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下层中产阶级男性的不屑与藐视，就连他的家人，也没有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们的形象就是一种“小人物”，失败多少总会挫败自己的男性气质。
　　
　　白领青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英国广告业大幅度增长的时期，也是人们对广告的兴趣大幅增长的时期。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20世纪后期英国男性气质和社会空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11页。如果仅仅是靠理性诉求推销产品，广告很难带来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只有将产品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产品被赋予文化意义的时候，广告才会强有力地影响社会。因此，“创造力”在当时英国的广告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创造力”思想的指导下集合了大量的设想，它们指出广告和市场营销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而不仅仅是商务环境。
　　
　　广告不可能照顾到人类的丰富个性及多样化的社会角色。为了商业利益，它必须寻求大众的认同点、共同兴趣点，并以这个点来开启大众的心灵之梦。因此，广告必然根据某种文化规定将出现在广告中的角色类型化。在广告中，成功的男人多以拥有的财富、汽车为荣；美满家庭一定是由事业成功的父亲、美丽贤惠的母亲以及活泼可爱的孩子组成；健康一定要用力量来显示；西方人肯定是自由的、潇洒的和浪漫的；骑着摩托车狂奔的必然是粗犷的美国人而不会是英国的绅士。每个角色都被套入一种模式，成为一种类型。
　　
　　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青年男性的行为和习惯被公认为在未来的商品社会中极为重要。由此，一个重要的开发项目就是发展一种能够为男性青年接受的商业语言。消费专家们为此广征博引与高雅流行时尚格调有关的议论，广告商和市场策划者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推广男性气质的方案。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家名为“下一个”的公司，在其广告中充分体现了表现男人形象的准则。1989年8月和9月合版的GQ杂志和国际羊毛秘书处联手登出双页彩照，特选典型形象配合《一个绅士的衣柜大观》和《国际商业款式》这些介绍文章。有意针对金融市场、“未来的布料”拍摄出来两个互补的照片。左边那一页上是一个青年男人的半身照，一副大公司高级白领的打扮：沉着而笔挺的姿态，条纹双排扣西装——配上雪白挺括的衬衫和花色鲜明的领带。他的头发向后梳理得油光可鉴，坚毅的面孔上灯光打得很足。他的目光定在中距离的一个位置上。另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室内的情景：年轻的总裁坐在黑皮金属的董事椅上，思考着某项交易。脱去了西装上衣，他显得很精干。一只手抓着椅子，另一只手轻轻握拳。这一次，模特儿的视线正对他的观众，那是一种权威的、等待观众作出答案的目光。他的服装总体上是朴素的——正统白衬衣，裤缝笔挺的灰点裤子，黑色带拌拷花皮鞋。仔细查看“下一个”公司的销售对象就可以发现，产品针对的是在办公室或服务行业供职的青年男性白领。广告有意识地制造一种轻松自在的过去时光，塑造出老牌绅士的幽雅环境。
　　
　　从以上曼彻斯特市长、艺术收藏者、市郊职员和白领青年的四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发现，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别塑造，体现着男性主流的文化印记。这种男性主流的极端表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男人和女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男人寻求支配，女人则要服从；男人占有公共领域，女人则统治个人的家庭世界”，王赳：《论英国维多利亚前期中产阶级妇女的地位》，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96页。这是中产阶级男子对两性位置的界定。从维多利亚中期开始，中产阶级女性逐渐觉醒，并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直至今日，她们仍然在为争取平等地位而努力。
　　
　　四 城市文化与中产阶级的精神理念
　　
　　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陈立旭：《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结构》，转载自《文化研究网》，文章来源：http://wwwxslxcom/htm/zlsh/shrw/2004-05-14-16845htm。其中物质文化指的是，城市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比如，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锈了的栏杆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与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城市文化的变迁必然通过各种制度的变迁表现出来。城市的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城市居民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城市的精神文化与狭义的文化概念内涵相一致，是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
　　
　　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第27页。城市是由许多不同群体来建设和维护的，如政治领导人、家庭和种族、主要的投资者、交通技术人员、决策精英、革命阶层等。由于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所以决策的过程是间断的和重复的，处于一种讨价还价的状态中。其中一部分群体起主导作用，其余的则只有服从这些主导者。这样，城市的各种符号，乃至城市的形态与布局，都不可避免带上了建设者的痕迹，体现着他们的思想与理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结构与变化。
　　
　　利物浦的文化运动
　　
　　19世纪早期，利物浦城市文化组织的蓬勃发展，导致了人们对城市商业精英认同的重构。而且，文化组织建设的成功说明了自发形成的组织具有独特的凝聚力，它将具有独立品格的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可认知的、有自我意识的、积极主动的“中产阶级”。
　　
　　利物浦在18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海港，人们靠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逐渐富裕起来。财富的增长滋生了城市的骄傲，利物浦商人认为其财富是来自商业而非制造业，于是刻意要将利物浦城市与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区分开来。
　　
　　尽管商人们的深谋远虑和进取心为人称道，事实上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利物浦取得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同时，这些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人们大都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正统教育，因此他们也常常因为缺乏文化修养而被人耻笑。1795年，历史学家詹姆士·华莱士曾描述道：“艺术和科学在这里遭到冷遇，人们关注的是海上的风浪，商业利润是他们的唯一追求。” James Wallace,A General and Descriptiv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Town in Liverpool (Liverpool: Crane & Jones,1797),p283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则完全改变了看法：“英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教堂，也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利物浦的商人这样可以拥有持续的热情来建造大厦，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JWCorfield,The History of Adult Education (London,Longmans,1851),p96尽管这两种说法不免带有夸大之词，但无疑都表示了相同的意思，即利物浦在城市文化认同上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对利物浦城市文化认同的重新建构，主要出于一个动因：伴随着经济地位的崛起，商人阶层的人们信心增强了，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建设，试图与当时的大都市曼彻斯特一比高低。一位英国艺术的积极鼓吹者，曾经这样质问：“为什么艺术只能受限于大城市？它应该根植于英国大地的每一块土壤上。”T Fawcett,The Rise of Provincial Art: Artists,Patrons and Institutions outside London, 1800～1865 (Oxford,Clarendon,1974),p9 在这种背景下，威廉·罗斯科横空出世，在他的影响下，利物浦彻底改头换面，他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精神与文化气质深深地体现在利物浦的城市文化中。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罗斯科一直在致力于改造利物浦民众的精神生活，在这方面他可谓是功绩卓著。罗斯科本人是旅店老板的儿子，他自小酷爱读书，长大后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植物学家、诗人、艺术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成功的律师、银行家和商人。
　　
　　18世纪末，罗斯科和三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建了一系列艺术和文学社团，但在商人阶层中却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迫于压力，这些艺术和文学团体在18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渐渐销声匿迹了。罗斯科长期致力于意大利文学和诗歌的研究，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伟大而优秀的。1796年罗斯科发表了一部传记，在传记中，他高度评价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市在商业和文化结合方面所做出的典范。这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罗斯科的一个转折点——其出发点不再局限于利物浦的精神生活。他的传记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也激发了人们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兴趣。罗斯科因此而成为了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他的书引起了人们对利物浦城市形象的关注，燃起了人们对城市文化认同的兴趣。
　　
　　1797年，罗斯科重新组合成员，并建立了第一个协会，这个协会的主要任务是构思19世纪利物浦基础文化组织的蓝图，此举引起了商业阶层的普遍反响，这与上次遭受冷遇明显不同。利物浦商业阶层态度的变化说明了罗斯科已经赢得了他们的热情关注与广泛支持。
　　
　　以“雅典娜神庙”命名的城市“绅士”图书馆终于在利物浦完工了，这是当时英国最大最壮丽的建筑，从此揭开了人们对利物浦城市文化认同重新建构的序幕。
　　
　　“雅典娜神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不仅英国达官贵人们来访参观络绎不绝，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雅典娜神庙”的身价就翻了三倍。“雅典娜神庙”的股东们被认为是利物浦商业贵族阶层的根本象征。在国际舞台上，“雅典娜神庙”也为利物浦城市文化赢得了重要的认同，它日益成为世界其他城市争相模仿的一个典范。
　　
　　受到“雅典娜神庙”成功的鼓励，利物浦城市中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群体又投资建设了植物园、学术讲演会堂、艺术学院、哲学研究团体等。不久之后，利物浦皇家协会也成立了，这使得罗斯科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利物浦文化组织中的成员都是当地的中产阶级，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从事各种活动的商业人士。利物浦城市所有文化组织都对市民开放，而且价格也比其他城市要便宜得多。以图书馆、哲学社团之类文化组织为平台，利物浦的商业阶层要向世人展示：他们不仅只是知道如何获得金钱，他们也已经懂得追求商业精神，而且他们的商业精神已经融入在城市文化的认同之中。
　　
　　公共建筑与城市空间
　　
　　在中产阶级认同的建构中，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城市的进步（公共建筑和城市空间）代表了城市的想象，而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市民则可以改变两者的状态。第一，城市文化被当作城市及其历史和意义研究的主要资料。第二，城市空间的使用作为文化控制的一种手段，包含了公众行为和市民的独特理念。它们集中表现在19世纪城镇的建筑和开放空间上，这本身便代表了中产阶级男性精英这一“私人”群体对“公众”区域的“所有权”。中产阶级对“公众”区域占用的文化表达有多种方式。各种学术社团的雕像和肖像、城市仪式礼节和会议，都发生在这些公共建筑里，且被当地传媒大量地报道，这说明了中产阶级男性精英们为了相互间的认同以及阶级身份、权威和权力的稳定，将公共建筑当作舞台在利用。
　　
　　19世纪末的建筑，虽然是由建筑师和设计师们共同实施完成的，事实上却是城市及其市民一定理念的表现。而且，城市建筑的作用还在于将精英人物从普通人中隔离出来，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那么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精英们是如何通过城市这一特殊的文化载体，来体现他们的精神气质呢？
　　
　　考察各个城市的市政府报告，我们不难发现，但凡要进行城市建设或改造的时候，总有许多方案难以定夺，总有很多意见难以平衡。利物浦和伯明翰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从1858～1883年间，利物浦市政府收到不少于9份城市建设的提案；而伯明翰对于城市建设提案的争吵自1860年就开始了，并且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标志性建筑物的设计与建造更是无法统一，因此，许多城市都倾向于将这些建筑物的建设权交给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市民们去完成。这样既可省去定夺方案的麻烦，又可以节省财政开支。我们可以看到，伯明翰的艺术馆、博物馆、慈善机构等就是制造业主、律师等人捐赠的。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城市的建筑，总是与中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19世纪末，市民普遍认同这样的城市文化：男性气质的、理性的、积极的、自强不息的、体现知识的，尤其是要能够体现艺术性和科技性，这实际上也是商业与制造业人士所推崇的文化品味。许多中产阶级男性精英把城市文化团体当成自己社会舞台的延伸，以便相互交流，巩固他们自己的阶层或群体认同。其他社会群体可以自由参与，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其他社会群体只能作为一般公民身份旁听讲座，而讲课的人则是中产阶级。
　　
　　19世纪后半叶，有关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新论调依然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它强调了城市建设在于展示人类美好本性，并试图调和现代与古典、精神与实用的矛盾。这项争论的主导者是精力旺盛的城市文化的倡导者，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精英——商人、制造业主和职业人士——为了反驳人们认为他们没有文化修养的观点。他们当然也要驳斥马修·阿诺德的谴责。阿诺德认为：中产阶级想要文化和自尊，也想拥有理念，并试图以一整套与商业和制造业有相关意义的理解进行说教。M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0～21这种争论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的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对于这些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其他社会群体当然可以作出另外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而言或许也是一种选择。然而城市的统治阶层掌控着文化机构，他们凭借着文化机构进入市民的公共生活。不管怎样，城市文化的创造过程，就是不同阶层相互调适而共同生存的过程，一切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
　　
　　城市广场的权力象征
　　
　　一个城市的布局和城市的空间结构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挪威建筑历史与理论学家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在英国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中，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创造者、投机者，建筑师和议员——城市男性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都市新风景的代表。在城市改造中，中产阶级精英获得了认同，强化了精英们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商业领袖、资本家和公众人物”的地位。
　　
　　1835～1845年间，曼彻斯特中产阶级精英开始陆续把自己的仓库往城市郊区转移，由此开始了城市空间的扩大过程。由于中产阶级的活动中心向市郊转移，这就使得原先的城市中心变得寂寞而空旷。城市精英们通过程序化和仪式化的方式，通过道德的宣讲，试图继续控制着城市的文化，保持对城市中心的控制。
　　
　　19世纪中晚期进行的城市改造过程，体现了文化与政治结合、文化与道德的结合过程。比如，19世纪50年代在市中心建立的纪念碑和市政厅，其象征着城市中产阶级的集权统治。在伯明翰的张伯伦广场上，自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建立了市政厅、自由俱乐部、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和其他一些教育设施，这些以政治和文化为概念的建设，规模空前而建筑华丽。在曼彻斯特的艾伯特广场上，19世纪60年代起陆续建造了艾伯特王子的纪念馆和纪念碑，以及一些远古时代的自由英雄的纪念物，这说明了死寂的、空阔的场地是如何借助道德权威和城市美德被重新塑造并加以利用的。
　　
　　城市中的广场建设拥有众多象征意义，而非仅仅是当地的一道风景。历史学家RJ莫里斯和理查德·罗杰研究了乔治广场和建于1883年的格拉斯哥的市政府大厅，描绘了人们对其成为城市象征的认知程度：“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到贸易协会的领袖，无人不知乔治广场象征着一种城市权力的呼声。”R J Morris and R Rodger,“Introduction”,Morris and Rodger (eds),The Victorian City(London: Longman,1993),p9城市广场和开放的空间成为19世纪城市文化中一道高度形式化的仪式，这种仪式包括各种庆典活动、社会名流的葬礼，以及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游行等。1877年，曼彻斯特市政府大厅的开放庆典，以及1833年伯明翰为约翰·布赖特举行的生日庆典，都具有这样的暗示意义。类似事件具有高度情景化安排的特色，让权力（包括大众权力）在有秩序的和戏剧化的表演中得以体现。
　　
　　当然，这些仪式的产生有着广泛的政治背景与城市空间背景，包括19世纪中期之后10年间的城市改造，以及公共生活中城市权力视觉认同的创新。在这个政治空间里，仪式和符号是中产阶级证明自己的认同，并定义其自身与现代城市关系的两种关键代码。
　　
　　五 生活方式：中产阶级的品味格调
　　
　　英国人具有传统的贵族情节，他们保守的个性和尊重传统的气质，在王室的留存与阶级制度等社会各层面中表露无遗。上层阶级对社会的统治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在中世纪，贵族是社会的主导阶级，贵族精神也是主导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所承认的官方的文化参照系。钱乘旦、陈晓律，同前引书，第290页。贵族的一举一动皆被视为世人的楷模，一切向上流社会努力奋斗的人们都竞相模仿贵族的言谈举止，生怕因自己的粗野行为被他人看出卑微的出身。下面让我们从闻名遐迩的绅士风度和别具特色的茶文化中，来品味一下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绅士风度
　　
　　约翰·莫根，关于约翰·莫根的故事，参考《英国最后一个绅士之死》改编，源自《千龙新闻网》，文章来源：http://wwwctncomcn/Archive/2001/9/5-78302html。41岁，是伦敦的一位社交名人。在许多人眼中，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绅士”，他是英国社交礼仪的权威，是一位成功的典范。他的几种有关现代礼仪的著作如《现代礼仪》等是各个图书馆所必备的参考书，他是英国著名男士杂志《绅士》的主笔，他还在《泰晤士报》上开有一个专栏，每周一次回答读者的提问，教导越来越不注意仪表的现代人应该如何做真正的绅士淑女。
　　
　　他教人们如何才是吃香蕉的正确礼貌的办法：香蕉是不能拿在手上剥了皮大啃的，那实在是有失风雅，香蕉必须横放在盘子上，用刀叉先将它的两头切去，然后再横向剖开香蕉皮，其后才将香蕉切成小块，优雅地送入口中。他还教女士们出席皇家花园茶会时应该穿着的衣饰，这里，裤子是大忌讳。他常常劝他的好友们千万不能随便到一家商店买西装的成衣，因为这不是真正的绅士的作为。
　　
　　他自己的谈吐举止、穿着打扮也都是无懈可击的，他只在西尔维亚街买衣服。衬衫、西装、鞋子，甚至外出旅行行李上的标签都是手工订做而成，他的衣服总是要用薄薄洁白的衬纸包裹，他丝毫不追求现代的名牌时装，在他看来，那只是肤浅的没有教养的暴发户所爱干的勾当。他的手表、皮带、皮夹也都是精致无比，他用平头钢笔蘸着墨水写的圆体字是英文书法的典范，他的信封信笺都是特制而成，上面压印着浮雕花纹，也许可与荣宝斋的上乘水印笺媲美，他是不用胶水更是不用唾液黏合信封的，他用的是那种古老的蜡制封泥。出门时，他总要带上他那把银柄的长伞，伦敦晴雨变化无常，刮风下雨时，他总是要为与他走在一起的女士遮挡风雨。他从来不去超市或一般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在一般的银行中存钱取钱对他来说也同样无法接受，他不能想象自己可以和那些臃肿的家庭妇女、出着臭汗的快递公司的摩托车骑手一起排队等着见柜台后满口伦敦东区低级口音的银行经理，他只在会员极为精选的俱乐部中兑换支票。办公楼中的卫生间他是不去的，需要方便时，他总是要不辞辛劳地来到他的俱乐部，使用这里的卫生间，因为只有在这里，方便洗手之后，会有服务员为他递上一条洁白的亚麻布的擦手巾。幸亏，他的办公室和他的俱乐部相距不是很远。每天下午四点，他的两位助手必须准时为他沏一壶下午茶，用的是一套正儿八经的精美的薄胎茶具，银质的擦抹得亮亮堂堂干干净净的托盘，茶壶、茶杯、茶盘一定要事先用热水温过，牛奶是要盛在小巧的钟形瓶中，小瓷罐中的糖可不是白糖方糖，而是浅棕色的透明的小冰糖，银质的茶匙舀起一勺来，如同一小堆碎水晶，晶莹剔透，当然，那一碟巧克力的小饼干也是必不可少的。
　　
　　像莫根这样的绅士是一种典型，他那过于传统而刻板的做派现在已经很少为当代英国中产阶级接受。即便如此，受贵族文化的影响，英国中产人士依然有着独特的生活品位。
　　
　　这种独特品位首先表现在衣着上。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自己的服装和打扮都十分注意。女性的服装以素色淡雅为主，很注意服饰的搭配：冬天，黑色的呢子外套配上一条醒目的粉红或白色围巾，几乎是英国女性的经典打扮。英国老太太为了显示活力，钟情有花纹的衣服，但也是不抢眼的浅色小碎花，或者是经典伯百利的传统格子。和女士相比，英国男性的服饰变化更少，他们清一色的西装革履，几乎可以说是有些单调。但是他们的衣服总是很干净，特别是里面的衬衣永远是雪白的。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洗两次澡并更换里面的衬衣。如果要约见重要朋友，他们更得换上洗熨过的合体西服，鞋子擦得一尘不染。在英国，男性衣冠不整是非常粗鲁的，穿着整洁被看成是一个绅士有涵养和有魅力的体现。
　　
　　英国的绅士和淑女们都非常注重个人卫生，特别是牙齿卫生。英国人无论是否有牙病，每年都要到医院定期药物洗牙两次。他们与人交谈时露齿一笑，都会显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让人感觉很舒服。英国绅士和淑女的风度还体现在说话、语气、手势、坐姿等一些细节上。在英国，一个人与别人谈话的时候，如果动作幅度很大、声音很高，特别是谈话中粗话不断，会被看成是教养不够的表现，很可能会因为这种不雅的举止失去友谊。因此，英国男性与人谈话的时候总是坐得笔直，语调不高也不低。即便稍有动作，也能将一个姿势保持很久，像是定格了一样。
　　
　　由此可见，尽管时间已经越过百年，但英国绅士的风度犹在，在摒弃了老式做派之后的现代绅士们，行为举止更加让人赏心悦目，体现着英国文化的高贵与不俗。
　　
　　饮茶关于英国茶文化的介绍，参考《英伦一切瞬间为茶而停》改编，源自《中国网》，文章来源：http://wwwchinaorgcn/chinese/TR-c/377656htm。
　　
　　英国人以其传统文化为荣，比较重视具有艺术与文化内涵的休闲生活。比如其典型的下午茶休闲方式，冬天就在温暖的炉火边，夏天则是在繁花盛开的花园内，不论喝茶或是饮酒，英国人都颇为注重地点的选择与气氛的营造。这种源自于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习俗，简直就是英国社交生活的极致展现，由此也可看出英国人温文尔雅富有绅士风度的一面。
　　
　　历史上从未种过一片茶叶的英国人，却用中国的舶来品创造了自己独特华美的品饮方式，以内涵丰富、形式优雅的“英式下午茶”享誉天下。如今，无论英式红茶、香草茶还是水果茶，世界各地的人们皆对其兴趣盎然。“英式下午茶”已成为英式典雅生活方式的象征。
　　
　　在英国，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英国人每天“Teatime”之多，使外来者感觉英国人三分之一的人生都消耗在饮茶之中了。清早刚一睁眼，即靠在床头享受一杯“床前茶”；早餐时再来一杯“早餐茶”；上午公务再繁忙，也得停顿20分钟啜口“工休茶”；下午下班前又到了喝茶吃甜点的法定时刻；回家后晚餐前再来一次“High Tea”（下午五六点之间、有肉食冷盘的正式茶点）；就寝前还少不了“告别茶”。真正是以茶开始每一天，以茶结束每一天。英国人每天一丝不苟地重复着茶来茶去的作息规律并乐此不疲。此外，英国还有名目繁多的茶宴（TeaParty）、花园茶会（Tea Garden）以及周末郊游的野餐茶会（PicnicTea），真是花样百出。
　　
　　英国每年出版一本《全英最佳茶屋指南》，专门介绍著名且有特色的喝茶场所，其中伦敦里兹饭店的茶室总以昂贵与尊贵名列前茅。来这里喝下午茶，男士必须打领带才能入内，并一定得事先预订座位，最忙时需提前两个星期方能觅得一席。高尚迷人气氛衬托下的红茶，已与华丽的茶具、高贵的厅堂、盛装的红男绿女以及训练有素的侍者浑然一体，体现了物质与精神并重的享受。
　　
　　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认为，人的生活品味和格调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这些品味格调只能从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比如一个人的穿着，家里的摆设，房子的样式和格局，开什么车，车里的装饰，平时爱喝什么，用什么杯子喝，喜欢什么休闲和运动方式，看什么电视和书，怎么说话，说什么话，等等。由此告诉我们，社会等级已经由更多的文化标准来确立，而不是简单的以有产和无产、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等标准来划分。人们可以经由提高自己的生活品味来改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仅仅有钱并不能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还必须提高文化品味与生活格调。没有品味的人永远不能改变自己最初所属的社会阶层。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译者前言。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国人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向往与模仿，无疑是对福塞尔理论的一个佐证。
　　
　　六 社会分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
　　
　　近年来，英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在上升，是具有3万～20万英镑流动资产的个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8%。这些“富有人群”的人数从1995年以来每年增长12%，百万富翁的同期增长率是每年17%。这两个类别的人加起来，总资产达到3130亿英镑。富裕人数最集中的年龄段是在35～54岁之间，男女之间的比率是2∶1。全英富人的38%生活在伦敦以及英国东南部。根据英国的家庭消费跟踪调查，1979～1994/1995年，英国家庭人均每周收入从208英镑上升到286英镑，收入水平在这一平均线以下的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从59%增加到62%。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 1979～1994/1995（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1997）,pp118,167
　　
　　英国中产阶级人数缓慢上升的同时，其内部也不断地发生分化。一部分英国中产阶层正在向社会底层滑落，加入贫民大军的行列。根据英国《卫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一家基金会据称每年为包括低收入退休人员在内的2000多人提供援助。根据调查，这些滑落到社会底层的中产阶层大约有380万人，约占英国中产阶层总数的14%。这些人曾经是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的中产职员，有体面的工作，比如教师、护士、经理、社会工、律师和音乐家等，还包括一些有社会地位、却很少或根本不工作的人。然而，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不仅无法维持原来无忧的生活，甚至连维持生计都成问题。据统计，他们每人平均周薪为114英镑，在最低贫困线以下。
　　
　　造成这些中产阶层生活水平下降、甚至赤贫化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不乏家庭经济条件恶化、社会失业率上升、家庭破裂、个人健康状况恶化和养老金不足等问题。但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信息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些中产阶层职员所受的教育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明显落伍，缺乏时代需要的正规教育和培训。在这些滑落到底层的中产阶层中，只有6%的人拥有大学文凭，1/3的人根本没有读过大学，还有1/4的人根本没有从学校正常毕业。当年，凭借家庭的财力支撑和社会关系，他们在接受了简单职业培训后走上了工作岗位，但在如今这个“日益呼唤精英的社会”里，在这个需要新技术、新知识和重文凭的时代里，他们无疑已经落伍。
　　
　　与此同时，一部分中产阶级则跻身于上流社会，完全贵族化了。这是因为，从形式上看，工业革命结束后中产阶级似乎大获全胜，土地贵族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都在丧失。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贵族统治阶级已经消亡，已经被赶出历史舞台了。事实上，贵族统治阶级通过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通过教育，仍然把自己的世界观转交给了新的继承者——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自身很快就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中产阶级的贵族化，有内外两方面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人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日益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在劳工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集体主义的思潮复兴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受到了挑战。在经济和对外贸易领域，英国国力的下降与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及维持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需要，都有意无意地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步扩大，这样，中产阶级在全盛时期坚持的自由放任原则，也在不知不觉中崩溃了。
　　
　　内部因素主要在于其自身对自己价值准则的怀疑。中产阶级过去曾自信地宣称，它的理想是有益于全民族的，会给所有英国人带来利益。然而，调查表明，仍有相当多的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使得中产阶级中有良知的人不仅感到震惊，而且感到内疚。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中产阶级开始接受某些工人阶级的价值追求，比如费边社会主义；而中产阶级的价值主体却开始向传统的贵族精神认同，其结果就是工业家们的彻底贵族化。钱乘旦、陈晓律，同前引书，第308～309页。当中产阶级把贵族作为自己的形象来效仿时，他就把自己赖以成功的工业精神丧失了。这也是20世纪以来，英国经济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陈晓律：《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转载自《文渊阁》，文章来源：http://artzy51com/sixiang/chenxiaolv/chenxiaolvhtm。
　　
　　由于英国中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英国中、上层阶级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不像之前那样泾渭分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传统的社会上层，它使乡绅贵族衰落，同时使中等阶级上升。跻入上层圈子的不仅有工商业巨头，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如高等律师、资深法律顾问、企业高级经理、银行高级主管、科学/学术权威、文化/艺术名流等，由政界或高级文武官员途径进入上层的则更是俯拾皆是。现在人们很难再像19世纪那样以谋取财富的手段来区分上、中阶层——在19世纪，大土地所有者可说是都属于上层，工商业则大多数属于中层。20世纪的变化则很大，收入的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发生分离，“上层”这个概念与土地乃至资本都不一定有直接联系；收入最高的人中，可以有体育与艺术界的超级明星——当然我们不一定因为收入高就一定跻身于“上层”之中。
　　
　　英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则依然存在着一道无形的沟壑。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家庭用具也进入普通工人家庭，因此从消费角度看，工人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差距已经不大了，但一个中产阶级成员仍可以把自己和工人区分得很清楚。70年代有一位伦敦中产阶级妇女曾这样说：“人总是不一样的，即使有同样的房子、同样的钱，还是不一样。我们的心灵要比工人阶级充实，因为我们读书。”而早在1949年，一位政府女职员就这样说：“收入有一点关系，但现在已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很多工人阶级成员比下层中等阶级工资还要高，而很多上层阶级的‘新穷人’拿的钱还不如他们。”但她说中等阶级有这样一些特点：在一个小型私立学校念过书，有一个“中等阶级职业”，“住在中等阶级街区”，由于有这些特点，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就很明显。应该强调，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中等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之，在20世纪，人们对阶级的意识仍旧非常强，但阶级间的界线却日渐模糊，财产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阶级的明显标志，人们越来越强调一些非经济的因素——文化因素。近些年来，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英国也不可以避免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传统而保守的英国人，心态也在逐渐变化。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逐渐开始取代单一的文化价值体系，这无疑将对英国社会注入新鲜血液，英国的阶级及其文化认同也将因此而发生变化。
 
：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10-04-20　14:38:28　 回复 

　　第二章 法国，不谈阶级
　　 < BACK
　　
　　提起法国，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巴黎，艺术之都，时尚之源，她精致的物质生活，考究的行为举止，优雅的艺术品位，多少年来一直都是人们所推崇与竞相模仿的榜样。那一份精致中透出的优雅与从容，正是独具法国特色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说，中国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哈日”、“哈韩”的新人类乃至新新人类，与早几年出生的“哈美”一族，说到底，都逃不过小资与伪中产的嫌疑。因为，当一个人的品位、见识以及财富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他的目光就会转向欧洲，转向时尚之都巴黎，成为“哈法”一族。男人会对法国葡萄酒如数家珍，会欣赏法国电影、读杜拉斯或者罗兰·巴特；女人的日常必备品会包括夏奈尔香水、路易·威登手袋、克里斯汀·迪奥时装等；他们向往的是聆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沐浴枫丹白露的阳光，凝视蒙娜丽莎的微笑，当然还少不了的，是去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坐坐，遥想一番当年的诗人、作家、艺术家们的雅香余韵……
　　
　　其实今日为许多中国人所向往的美国，早年同样也曾是法国文化的崇拜者。早在1830～1840年间，法国贵族式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就得到美国中产阶级的热烈追捧。当时美国一本发行量高达15万份的流行妇女杂志《女士手册》（Godeys Ladys Book），其基本内容就是向读者提供法国文化的样本。它以小说、诗歌、短文、菜谱、音乐、书评以及大量的道德观察与说教等形式，告诉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士们如何保持家庭的舒适、整洁，如何才能具有优雅的举止，什么样的法国物品才会使你更具女人味……一位美国作家这样描述当时的这种潮流：“所有的人都做过欧洲旅行，都竭力模仿他们在大西洋彼岸所见到的那种独一无二的风度。”Sherrer,Grace Bussing，“French Culture As Presented to MiddleClass America By Godeys Ladys Book 1830～1840”,American Literature,资料引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法国文化究竟何以赢得世界各国人们的青睐？这与其中所体现的贵族精神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法国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要在这一点上有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必须对法国中产阶级产生、发展的历史有所了解。
　　
　　一 谁是法国的中产阶级？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中产阶级早在18世纪就已经在法国出现，不过那时还没有“中产阶级”这一称谓，只有一个更笼统的称号：第三等级（Third Estate）。“阶级”一词由重农主义者在18世纪中期率先使用，着重强调各群体不同的经济功能，也开始突出了职业的因素；此前的order或estate，着重的则是身份的确认。Pilbeam,Pamela M，The Middle Classes In Europe 1789～1914: France,Germany,Italy and Russia (London：Macmillan,1990),p3是马克思最先提出middle class一词，用来描述社会变迁时期出现的新兴群体：“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9页。1789年之前的法国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阶级结构并不十分明显，在教士、贵族与第三等级这三个身份等级中，占总人口3%的教士与贵族属统治阶级，此外97%的人口全是第三等级。关于大革命前夕法国经济状况的内容，得益于吴于廑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这个第三等级并不等于法国的中等阶级，只是包括了中等阶级。托克维尔把第三等级做了大致的划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仅在第三等级内部，就存在自己的贵族，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87～288页。
　　
　　在这样一个性质复杂、数量庞大的第三等级中，农民占总人口的80%，其中富裕农民又超过10%；农民之外还有landowner、rentier、bourgeoisie等标示身份的称谓。Bourgeois一般指第三等级中拥有财富与团体地位的那一部分人，它可以指示某些社会、经济和文化态度与功能，但并不具备职业色彩，说一个人为bourgeois，对他的工作没做任何说明，他可能是公务员、作家、专业人员、商人、银行家、工业家或学者，也可能是只靠乡村或城市财产及金融投资的收益来生活的食利者。Pilbeam,op cit,pp3～4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包括银行家、船主、商人、工场主等在内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却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大革命之前，法国经济中占绝大多数的虽仍是分散的手工工场和个体作坊，但已有大型冶金与煤矿企业514家；奢侈品工业和纺织业如巴黎的化妆品、服装、家具、工艺品等，也都在国外市场上享有盛誉。金融业尤为发达：18世纪，巴黎已有银行60余家。富裕资产阶级在巴黎的罗亚尔宫花园、爱丽舍大街等地建造富丽堂皇的宅邸，并广有房地产。著名社会主义史学家饶勒斯说：“接近1789年时，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除去几百家名门显贵外，连贵族本身也沦为资产阶级的房客”。吴于廑，同前引书。因此他们要求政治上的更多权利与自由，要求自身社会地位的切实提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以说就是第三等级力量的增强而导致的一种结果。这些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并非与传统封建贵族毫无瓜葛，因为其中一些人原本就是贵族，在一些大型企业中，他们占有相当的股份，甚至皇室的王子也在工业上有投资。Pilbeam,op cit,p31法国大革命，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在政治制度范围内，它并不想延续混乱……而是要增加公共权威的力量和权利”，其目的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59、48页。它表明了资产阶级开始在法国政治上崛起。
　　
　　那么，bourgeois是否就是今天的middle class呢？两者最初的起源并不相同，在使用上开始时也存在差异，只是在后来才渐渐在一定程度上趋于一致。Bourgeois最早在11、12世纪出现，是对城市自由民的称呼，指拥有一定法律特权的非贵族的城市上层市民；后渐指在王室税收上享有特权的部分群体。自17世纪后期，bourgeois就有了“城市居民”的含义，后来又有了两种新的意义：在工人眼里是老板；在宫廷及其他上流社会人士眼里是缺乏教养的人。因此，bourgeois是一种身份的表示，它暗示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欠缺与否定，一个人被这样称呼就意味着你不是什么(如绅士、贵妇、工人、廷臣等)，而且在某些方面举止可笑，它实际上表明了主流社会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的嘲弄态度。Maza,Sara，“Luxury,Morality,and Social Change: Why There Was No MiddleClass Consciousnes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 (June 1997)， pp199～229莫里哀在《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中就塑造了茹尔丹（Monsieur Jourdain）这样一个文学形象；作为布料商的后代，茹尔丹先生一心想购得贵族身份，为此闹出很笑话，最后只落得人财两空。以金钱购得贵族身份几乎是法国新富们的一种风气，但在真正的贵族眼里，这些新贵族本质上仍是平民，脱不了原来出身的粗俗鄙陋之气。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77～78页。甚至到了1830年代，资产阶级的地位开始确立并逐渐得以巩固的初期，形容某个人的风度、谈吐时还可以bourgeois一词来达到贬损的目的。
　　
　　在“人可变富，但必须生来就贵”的法国，拥有财富的bourgeois越是无法得到上层社会认同，越是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贵族所拥有的特权令第三等级看到了“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同上引书，第292页。为了获得地位与声望上的肯定，他们转向奢侈品的消费，以彰显自己的财力，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这一风气早在18世纪初法国城市中等家庭中就已经开始突出。中国古人所说的“富润屋”看来是天下的通理。首先是室内装饰迅速兴盛，色彩艳丽的墙纸与织物开始覆盖在墙壁上，镜子、时钟、油画、塑像这些曾经作为财富象征的物品，此时也如雨伞、鼻烟壶和书籍一样普遍起来。变化最显著的莫过于服装，几乎每个摆脱了贫困线的人都有了更多的衣服，妇女尤其如此。她们衣橱里的衣服成套地增加，外衣的质地与款式也千变万化：棉与丝绸代替了羊毛制品，明亮柔和的色彩也让人随心所欲。服装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能让人们判断出穿着者的社会地位，它越来越成为个人趣味与时尚的象征。Maza,Sara，op cit,pp199～229Bourgeois与经济财富的联系较之以往更加紧密，1789年的革命又给bourgeois增添了政治色彩。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固有的身份如“贵族”、“资产阶级”(bourgeois)与“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指激进的巴黎市民，主要为小手工艺者、小商贩、小店主及一些富人)等，在革命期间转而成为一种政治标语。Pilbeam,op cit,pp3～4不过很难说此时他们已有了明显的阶级意识。按照马克思对阶级的定义，一个不能意识到自身与其他群体的冲突，不知道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团结起来的群体，只能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处于两大对立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最终将分化为两大阵营而不再存在，中产阶级因此也没能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点。Vidich,Arthur J，ed,The New Middle Clas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pp18～20
　　
　　19世纪，新兴行业的兴起及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使中下层国家公务员、领薪水的管理者、监工以及其他的资本主义的工作人员队伍迅速增大，bourgeois一词与老中产阶级群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但已不足以充分说明社会结构变迁的新状况，middle class被用来说明这一新的劳动群体。两词后来开始交互使用，只是在地位、职业与财富的等级排列上采用更细致的划分时，人们用bourgeois暗示拥有更高资本与社会地位的人，以middle class指那些拥有资本较少的人，特别是工业化初期依社会分工需要而产生的那些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即白领劳动者。相对而言，法国人更喜欢使用前者而不是后者。
　　
　　早期的法国资产阶级或曰老中产阶级成分颇为庞杂。工商企业主（其中大部分也是地产主），政府官员，各种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等，级别不高的公务员及军事战斗人员，以及那些处于社会等级底层的群体，如下层中产阶级的小商人、小店主与手工艺者等，所有这些人共同构成了法国早期中产阶级的队伍。在这些人中，企业主、资产阶级的地产主、专业人员、国家高级公务员群体的bourgeois特征更为明显；1830年后增长较快的小店主及那些小的、非独立性的群体，如手工艺者、一般公务员及其他的白领职员等，在地位、职业与财富的等级上，他们要略逊于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服务于公用事业部门、处于社会中层偏下地位的公务员、医务人员、社会服务机关人员、技术员和初级工程师等各个“中产阶级”群体，更是保持了持续不断增长的态势。1975来以来对法国劳动人口结构进行的分析研究显示，白领职员和工人队伍一直稳定在60%左右，工薪阶层中的中层和上层分子的人数正在增加，工人的数目则呈下降趋势：1969年时，工人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占40%，而2000年时只占30%多一点。如果以此推算，再过30年，法国将不存在工人。丁骥千：《法国社会阶级差别的重现》，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第18页。
　　
　　企业主是法国老中产阶级中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性的群体，也许与一部分原先的贵族也成为企业主有关，这些人承认传统的社会认同，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经典的教育，并鼓励自己的子女进入专业领域；不能简单认为他们是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代替了传统的封建贵族。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往往是贵族（无论其贫富），而不是中产阶级，常常蔑视商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为其他群体所模仿的文化准则；Pilbeam,op cit中产阶级追随其后。
　　
　　职业军人是法国老中产阶级群体中颇具特色而且也增长迅速的部分。在王国时期，军人从贵族精英或享有特权的城市志愿者（bourgeois）中招募，军官由贵族担任，因而军人在身份上具有贵族特色，拥有一定的声望与地位。1790年代以后，下层中产子弟进入军队的机会更多；贵族受到打击之后，下层军人有了职位提升的空间，这都给中下阶级的人带来了地位提升的希望与可能，从而造就了这一新的、独特的中产阶级群体。Ibid，pp144～172拿破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并非法国一个国家如此，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表明，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无论在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中，作为知识阶层，专业人士总是非常引人注目，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中产群体。法律、医药、工程与教育是中产阶级主要的传统职业。这些人的突出特点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技术能力与保证，而且其收入来自报酬而不是薪水，这一点足以使他们要求一种特别的独立。他们都视自己为服务精英，对社会责任与荣誉有着特殊的敏感。就职业的古老、报酬和声望来说，法律一直都是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的行业。这与它经济上的高投入与长时间有关，背景低微的家庭很少有能力支撑这一成本。1860年代，法国80%的法律学生来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其中60%是知名律师、大地产商或食利者的儿子；其他的16%来自高级专业人士的家庭，或者是工商业中产阶级家庭。伏尔泰（律师之后）、巴尔扎克（宫廷家具商之子）、福楼拜（外省医生之子）、波德莱尔（生父为贵族院机构负责人，继父为将军）、龚古尔兄弟（出身外省小贵族）……法国文化领域里的精英们几乎都从事或学习过法律，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想要他们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02页。19世纪中期法律专业的学习费用，巴黎是1500法郎，外省是1000法郎。法律与医药同样都为有实力的家庭为自己孩子首选的职业。1908年，39000个大学生里有2/3的人在这两个专业学习。不过，186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少有学生愿意选择医生作为职业。这也许与医生收入并不高，对自身的职业认同与组成十分焦虑有关。据1880年代的一份医学杂志测算，在巴黎繁华区域的医生需要12000法郎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而在外省，许多从业者一次诊费才收15～2法郎。Pilbeam,op cit pp77～88相对于法律与医学而言，工程学是一个为下层中产创造机会的行业。18世纪法国工程师均由国家专门培训后聘用，当时只有300人左右，这些人有着强烈的团体荣誉感，工程师被认为是有着崇高品德的人。这一职业在开始时也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1/5的工程师来自下层中产阶级、中层官员和企业主家庭，手工艺者及小店主的后代仅占5%，而下层阶级出身的人更是不足1%。随着工业和技术学院的发展，工程学才不再为传统精英所垄断。Ibid，pp89～96新的职业如兽医学、医药学、初级学校教学等的出现，也为更多的农民及手工艺者的孩子进入这一领域创造了条件。
　　
　　教育在19世纪的法国出现分化。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统治精英将原先面向上层社会的精英教育扩展成为不同的行业技能教育。教育的分流导致专业区别，更重要的是地位上的差异受到特别的强调。那些接受过不论是大学还是国立高等学校教育的人，都会被认为是专业人才而享有较高的地位与声望，而初级学校的教师则被排除在外。当各教师群体组成专业协会来要求承认时，不同的群体就形成了完全分离的组织。
　　
　　二 从制约到推进：教育与中产阶级
　　
　　教育是19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群体成长、定义与发展的关键。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要求更多受过更好教育的工程师、监工和工人，正规教育本身已成为中产阶级内不同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早在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就强调，教育机会有助于减轻人类的不平等。人类发展的历史也证明，没有教育的普及，缩小社会各等级的差别就只能是理想的乌托邦，没有教育的普及，也就没有19～20世纪中产阶级群体成长与发展的可能。教育因此成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定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精英化教育还受到许多国家的推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育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强化社会控制与分层的手段。帕梅拉·M皮尔比姆认为，教育作为实现社会等级向上流动的途径，其可能性在19世纪时还没有表现得十分明显。在那时，不独法国，许多欧洲国家都相信：教育应该更好地使孩子们适应他们的社会出身；因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即在于让中产阶级的所有群体，特别是下层接受现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基础教育向更为贫穷的社会群体开放之初即是基于这种考虑。传统的精英教育以其昂贵的金钱与时间投入，保证了只有上层社会和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才可以踏入这一门槛。富裕的中产阶级和那些没有接受家庭教师教育的贵族子弟可以进入开设经典课程的中等学校，这类中等学校的目标是培养“绅士”，培育贵族式的思想与行为，而这正是那些资产阶级的父母所要极力模仿却又未能掌握的。经典教育因此不仅吸引了那些努力奋斗以求得社会接受的家庭，也吸引了那些急于在急剧变迁社会中获得地位的家庭；它使得富裕资产阶级与贵族间的共同性增加，与中产阶级的其他部分则差距拉大。在此期间，精英教育仍是国家教育的基本方针：1808年，计划中的45所lycée（法国公立中等学校或大学预科）已开办了37所；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课程也已引进，不过淘汰率极高。1840年代，每年5000位学位申请者中只有3000名能通过考试拿到毕业文凭，其中47%来自lycée。根据1843年的一项调查，1789年有5000～7000名男生在中等学校学习，约占总人口的2‰；而这一比例在1843年还没有超过18‰。然而，最近有关法国历史的一项研究显示，尽管传统精英成员想控制社会的向上流动，中下层中产阶级对技能教育的需求却不断增加。因此，19世纪的法国学校教育在精英教育之外，不同功能的中等学校的教育也有了蓬勃的发展，以技能教育为主的其他学校则在中下层中产阶级中广受欢迎。Ibid，pp173～209来自下层中产阶级或更为贫困的家庭的中等学校毕业生，其社会流动虽然往往限于层级内的职业流动，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多少满足了他们地位提升的心理需要。
　　
　　从已有的材料看，在精英教育体制之下，教育对个体地位的提升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般乐观。没有证据表明一般称为工业革命的初期是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活跃期，各国皆然，只不过不同国家进入工业领域的不是同样的社会群体而已。“自我奋斗”的神话也由近年有关美国与欧洲企业家社会出身的研究而显示出其虚假性：1865年，89%的英国钢铁业主有着富裕中产阶级的背景，7%有下层中产的背景，只有4%来自工人家庭。有相当一部分商人来自商业家庭，特别是纺织与冶金行业。1872年的法国，80%的雇主以前是工人，15%是工人的后代，但是这些工场都是小的家庭手工作坊。直到1880年，仍然只有35%的法国银行业者来自工业领域，其余皆是商人或商业银行家。1860年代一个关于法国中等学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比较他们想要从事的职业与实际从事的工作，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他所毕业的学校与所学的课程，而是他父亲的职业。在职业的选择上有着明显的群体特征：40%的店主的儿子准备继承父业。有不同选择的是工业资产阶级，他们不赞成孩子步自己的后尘，而是希望他们去做公务员。在他们的后代里，也只有1/8的人想学父辈，1/3的人更愿意从事其他行业的经营活动。相较之下，商业的地位要高于工业，40%的商业中产阶级的后代希望学父亲的样做个商人。Ibid，pp31～34,187
　　
　　新中产阶级成长的坚实基础即在于大众教育的普及。也许因为到18世纪时法国的教育仍掌握在教会手中的缘故，教会在法国19世纪教育的普及上作用尤为显著。1790年代的革命者曾提出新的教育主题与理想，特别是科学的原则，以反对教会的教育垄断。到了拿破仑时期，法国政府才与教皇达成协议：由国家与教会分享对19世纪的教育的统辖权。不过识字教育的任务更多地落在教区学校的身上。1820年，44000个教区中已有24000个教区开办了小学，并免费向贫困家庭开放；尽管如此，直至1828年，法国550万8～15岁的学龄儿童中仍有400万从未进过学校。1833年，路易·菲利浦七月王朝的教育部长奎卓特签署一项法令，责成每个社区必须开办对穷人进行免费教育的学校。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1846年，33000名孩子入学，但大部分又在10～11岁时离开学校。教会重新夺回对学校的控制权。1850年代，75%的大学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教会新办的学校超过了公立学校，教会女校也有了快速的发展。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教会在不同层次的学校开设不同的课程，上至合法贵族与上层中产阶级，下至中下层中产阶级及贫困家庭，都能在各类教会学校里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课程。在教育市场的争夺上，教会学校取得了明显的胜利。Ibid,pp179～181
　　
　　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多，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虽然在1860年代为女生开设的中等教育课程还比较有限，但教会学校并没有将女生入学的资格限定在新教和大学教师家庭出身的女孩子身上。1850～1863年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男生比例从7%上升到22%，女生更是从9%上升到54%。第一所女子中学出现于1880年代，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从而获得较高层次的教师资格，也可以继续更高水平的教育。不过，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并非出于学习知识的考虑而送她们去学校，他们将女儿送去教会学校学习，是为了让她们掌握一些得到社会公认的仪容举止，以便她们遇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丈夫，从而保证她们将来的家庭从内到外都能保持符合身份的体面与优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862年第一位女性得到学士学位到1882的20年间，只有49个女学士。Ibid,pp182～184我们知道，在孩子的早期家庭教育中，母亲的文化素养对后代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与重视。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果，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增多，教育水平也得到普遍的提高，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
　　
　　大众教育的出现使更多的家庭实现社会等级的攀升成为可能。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中下层中产阶级家庭提升子女地位的压力，同样也刺激了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职业上的进取心。19世纪，对许多家境并不十分富有的中产阶级父母来说，教育是最具操作性的地位提升的途径：通过教育，也许他们的儿子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赢得奖学金而成为一名教师；女儿也许能得到一份职员的工作，或者会有更好的机会遇上位家底殷实的丈夫。
　　
　　20世纪以来，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直接造就了新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大革命时期就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教育方针有所改变，不同社会阶级学习机会的分布结构向上移动，但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的面貌，如在1961～1962和1965～1966学年，工业家的子弟进入大学的机会分别是528%和74%，而工人农民与小职员的子女则不足20%。在专业的选择上同样存在阶级差异：理学院的化学或自然科学、文学院的地理学以及中学的现代科成为下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向；巴黎社会学专业接受的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比例最高，达68%（文科各专业平均仅为55%），而现代文学或地理学等专业却接受了比例最高的下层或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48%和65%（各专业平均为45%）。P布迪厄、J-C帕斯隆：《再生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103～104页。随着一项被称作法兰西计划(French Planning)的教育框架开始实施，各类培训课程均可以学位资格来衡量，传统上一直作为进入更高层次教育与社会地位的敲门砖、标志着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分隔的baccalauréat学位，不再具有精英筛选的功能。1985年，学位证书已不能表示拥有者具备了未来精英的资格，因为政府着手实施的高等教育“一体化”（massification）政策，使技能与职业培训也有了相应的学位证书，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之门已向所有的年轻人敞开，baccalauréat曾经所包含的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屏障的功用至此消失。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功能至此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70年时，只有206%的中学毕业生获得了baccalauréat学位，1999年就有611%的人拿到了学士文凭。Cam,Pierre，“The French Baccalauréat Since 1985: Level of Qualification or Type of Diploma?”, Assessment in Education,Vol8,No3,(2001)，资料来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大众教育在消除社会地位的差异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负面效果则是学士学位证书普遍的声望贬值。
　　
　　尽管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就受教育机会的均等而言，法国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在今天依然严重。统计数据显示，在法国目前30～34岁的一代人中，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有21%的机会能够上一所好学校，而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只有11%的机会能考上好学校。前者入学后得不到毕业文凭的风险是233%，而后者得不到文凭的风险则高达827%。此外，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比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大学毕业后当上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机会多一倍。在专门培养精英分子的学校中上学的学生们，他们的出身越来越趋于一致化。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在这些高等学府中，职工家庭出身的学生所占的比例已从原来的269%下降到目前的162%。丁骥千，同前引文，第42页。
　　
　　不容置疑的是，教育为法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提高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等方面，教育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在教育机会的均等方面，法国各阶级间的区别仍十分明显；精英教育本可以在培养个人情趣方面弥补家庭出身的不足，但因教育机会的差异而受到限制，以致你可以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判断出他所属的阶级群体。
　　
　　三 现代法国，无阶级的社会
　　
　　从19世纪后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呈几何级数增长，特别是中下层群体增长的速度尤为惊人；而老中产阶级则相对处于衰落状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白领劳动者出现在各个行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的空前繁荣，使法国中产阶级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形一度导致“阶级消亡论”在法国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年代，法国新中产阶级定型。在原有的法律、医药、工程师及教师等老中产专业人士之外，服务于公用事业部门，从事公务员、医务人员、社会服务机关人员、技术员和初级工程师等工作的各个群体，也就是处于社会中层偏下地位的“中产阶级”持续不断地增长。1945～1975这30年，是法国人称为“光荣的30年”时期，这时的“新的工薪劳动者中间阶级”继承了其先辈的某些特质，都有辛苦得来的专业资格，也同样离“精英分子”还差得远。所不同的是此一时期工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迅速提高，35%的工资年增长率，使工人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从原来的4倍下降到27倍。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任何时候。法国各阶级间的差异日渐缩小，以致“阶级消亡论”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了上风。这一观点认为，法国政治、经济与消费等方面的状况已经说明了阶级在法国不复存在。因为政治上，政权已由各阶层人民共同分享；经济上，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人们的就业不再受明显具有阶级性质的制度的束缚，而且社会各阶层都能享有产权；消费上，由于社会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过去的那些纯消费阶层已宣告消失。所以，“今天的法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减少，消费和教育方面的社会鸿沟正在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地位转变的活动余地正在扩大，分成等级集团的阶级结构正在削弱，阶级冲突正在减少，阶级觉悟正在不断削弱。”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法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社会上原有的各阶级失去明显差别。”1975来以来法国劳动人口中，白领职员和工人在60%左右，中层和上层分子的人数正在增加，工人的数目则呈下降趋势：1969年时，工人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占40%，而2000年时只占30%多一点。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90年工人队伍将会消失。同上引文，第17～18页。“阶级消亡论”的流行也许同法国社会对阶级的划分标准有关。法国人关于阶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国家，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必须具备三种身份：一是世俗身份，即相对稳定的职业和工种，一定的通婚范围；二是文化身份，即生活方式和工作作风；三是集体身份，即能起来保卫其共同利益。相比之下，阶级趣味的差异与生活方式的不同更为法国人所津津乐道；许多国家借以指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收入——并不是法国人十分关注的阶级划分标准。
　　
　　然而近年来，由于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社会上各种不平等现象重新抬头，法国社会惊呼：“法国社会中的各个阶级现在又重新回来了。”这时被长期忽视的收入指标似乎又重新得到法国学界的密切关注。法国政府原来规定，公司企业领导干部、新闻工、医生、律师等家庭月收入在4万法郎以下的，可以享受政府津贴，在家雇佣保姆照顾儿童。1998年，因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口增加，政府拟对上述享受政府津贴的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提高缴纳所得税的税率，此举在法国全国引起一场大辩论。根据2000年法国全日制职工的工资收入，一个非熟练工的月收入约为8000法郎，高级职员月收入约为2万法郎，中间职业层的月收入则在11000法郎左右。据此人们倾向于把税后年收入在12万法郎左右的工资劳动者阶层划为“中产阶级”，但由于经济形势的不稳定，这一标准一直没有固定下来。不过，在法国，半数以上的社会成员不是工资劳动者，他们中约有1/10的独立劳动者，另有1/10是退休职工，其余是靠家庭主人抚养的配偶和子女。所以，要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得是否宽裕，必须要看这个家庭人均“生活水平”。但究竟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法国国内始终没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同上引文，第18页。换句话说，在全民生活水平达到中产的情况下，法国人不认为阶级间存在多少差异。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则认为，截至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如果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的话，而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孙立平：《断箭：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下篇）》，山东：《社会学家茶座》第二辑2003年1月，第34页。
　　
　　布迪厄则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法国阶级差异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有加重的趋势，各阶级都努力以趣味的区隔将自身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这种阶级间的差异，在当今社会已经不是经济资本的大小所能解释的，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以及个人的审美性情倾向则在区分不同阶级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家庭出身与教育背景作为个人文化资本的主要来源，是造成人们文化审美趣味区隔的主要因素，因为它造成了个体在文化符码解读能力上的差异；其中家庭出身的影响最大，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出身的不足。由此，布迪厄将“生活方式”引入对阶级的分析之中。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在布迪厄看来：“生活方式是惯习体系化的产物，在相互的关系中通过惯习的影响而被感知，成为全社会认定的符号体系（如高贵、庸俗，等等）。”按照这一划分体系，布迪厄将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分为上、中、下三层：①上层支配阶级，主要由中、高级教师、高级管理者、工商业高级雇员、专业人士以及工程师组成。②中产阶级由公务员、手艺人、小店主、技术工、办公室工人、低级管理者和初级教师组成。③下层则指那些农场工人、农场主、渔民、矿工、非熟练、半熟练与熟练工以及工头。在社会中处于中下地位的阶级总是竭力模仿支配地位的阶级所崇尚的生活与趣味，然而由于其文化资本的欠缺，人们却总能从他们对趣味的标榜中发现其庸俗与可笑。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四 法国中产阶级的特征
　　
　　西方民主思潮伴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而强盛，法国自不能外。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社会在由封建王朝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其民主进程在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意见纷争中，不是采取如英国般的渐进民主方式，而是经历了其他欧洲国家少有的暴力革命与激烈的流血冲突，往往诉诸武力解决，反复多次，才最终确立下今天的共和国制度。这就决定了法国中产阶级具有了较之其他国家中产阶级更多的独特属性。马克思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这次革命对理解法国历史，特别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法国早期中产较之其他西方国家持保守态度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有着更为浓厚的激进色彩，这与法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不无关联。18世纪的法国在高度专制的封建集权制内部，也已经有了某些形式上的民主的萌芽：国王与教会掌握着统治大权，贵族除了地位与特权外，并不参与国家行政，反而是平民进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如国王身边的御前会议成员及各省三级会议的代表，不过他们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只是在巴黎之外，各省总督才掌握着统治的实权，他们出身平民，却常以金钱购得贵族身份；然而他们却无法获得真正的贵族所拥有的社会声望、地位与特权。只有在最具代表性的朗格多克省，平民阶级才享有与其他阶级完全平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三级会议的名义负责领导日常事务、名为总理事的三位行政官员，都是法律界人士，即都是没有贵族称号的平民。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77～78、265～274页。由此可见，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王朝时期即有机会进入专制体制，虽然还没有形成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意识，但有财力、有文化的平民加入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则为大革命以后取代封建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启蒙运动唤醒了法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主义”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它所提倡的人类生来就自由和平等，应拥有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的观点，代表了力量逐渐强大的法国第三等级，尤其是资产阶级诸群体的政治要求。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法国，并不是因为中下层阶级的境遇最为悲惨，所受的压迫最为严重，对此，托克维尔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同上引书，第291页。人民享有了一定的自由，对社会的不平等感受更为深刻，相对剥夺感也更强烈。反对专制，推翻特权阶级的呼声终于在1789年演变为暴力革命。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思想，对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法国的民主制度就在复辟、反复辟的不断斗争中逐步成型。
　　
　　18～19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其中有些是贵族，大部分则是中产阶级。自由政治的口号在1820年代由法国工商业集团提出，不过他们一时间还未能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不具多少威慑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与土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法国政治的贵族色彩依然浓厚。Pilbeam，op cit,pp235～293但是平等与自由的思想却已深入到民众心里，即使那些享有特权的各级贵族也欢迎平等自由的理论，那些贵族中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所以，“贵族制的原则虽在政治社会中还占上风，风尚却已经变成民主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64页。到了1830年开始的七月王朝时，贵族势力已大大削弱，法国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也很少有根本的对立冲突。商人虽然在法国绝对人口数上只占一小部分，但此时他们却有能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促使政府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OBoyle,Lenore，“The ‘Middle Class’ Reconsidered:A Reply to Professor Cobban”,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003) pp53～56,资料来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法国政权的资产阶级特征更为明显，故一般认为，资产阶级在法国的真正胜利则始于1830年。1848年革命，法国人民再次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帝国—共和—帝国—共和，法国就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中演绎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1914年时，法国已经有了40年的共和国历史，就理论上而言，它是一个建立在等级与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一个为资产阶级政体提供先进模式的国家。直到戴高乐时代，建立了第五共和国，法国进入和平发展的繁荣时期。
　　
　　拥有财产是老中产阶级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像法国中产阶级那样对土地拥有无与伦比的巨大热情在其他国家也并不多见。也许是因为动荡年代里工商业投资的高风险，土地被认为是最安全、最有收益、最有眼光的投资。18～19世纪法国富裕的资产阶级，无论是企业主、专业人士还是国家公职人员，都对土地怀有激情。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记载说明：1789年时，法国资产阶级已拥有25%的土地，与贵族拥有的比例接近一致，教会则拥有大约20%的土地，农民永佃田占1/3，村社公有地占5%。吴于廑，同前引书。1789年革命之后，教士的土地被全部拍卖，贵族的土地也出售了大部分。不过“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的”。一些留存下来的地产清单表明，当时的法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小地产主”，在有些地方，这类人的比例甚至高达1/2甚至2/3。旧的土地所有者财产的丧失，使大量平民逐渐获得了财产。因此，与英国相比，法国拥有大宗地产的人极为少见，但拥有土地的人则为数众多。地产主的身份赋予人们以某些特殊的思想和习惯，而这些思想和习惯是仅拥有动产的人不大可能产生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65～67、295～296页。对土地的钟情还或许是因为法国当时的选举条例总是对土地所有者倾斜。在1814～1848年间，个人的利益会受到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的保护，而所交纳的土地税则是投票人和议会候选人资格的主要依据，1830年法国自由主义者十分乐意以300法郎换来一个这样的资格。1848年后，直至1871年公投开始时，乡村地区的选民还得到了相当的政策倾斜。所有这些无疑都激励着法国中产阶级对土地这份产业的热情。
　　
　　长期封建专制下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使法国社会其他阶层一直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这在18、19世纪的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出身与血统代表着个人与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声望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深感特权的重要。不仅政府高级官员认定自身在社会属性上倾向于贵族，企业主与专业领域的中产阶级也乐意将自己与地产主、官员和贵族联系在一起。以财富购得贵族名分为富裕家庭所热衷，那些工场主的新富们更渴望与贵族联姻，并热衷于购买破产贵族的不动产。有钱人不愿意将自己认作中产阶级，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等级中拥有特权的那一部分，害怕公民平等的概念会危及自己的生活，降低其社会地位，所以他们竭力表现自己与贵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更乐意把自己认作bourgeoisie，而不是中下层白领雇员与劳动者的middle class。
　　
　　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似乎也支持人们拥有不动产。最近20年来，由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的强势受到遏制，法国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也增长缓慢，与此相对的则是资本收入的快速增长。那些有房屋等家产的家庭，其家产价值大幅度上升。1990～2000年这十年间，职工工资购买力只提高5%，而财产税的税率却提高了25%。丁骥千，同前引文，第18页。这一情形更加强化了法国人对不动产的感情。
　　
　　法国社会独特的发展历史决定了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传统贵族立场与价值观的崇尚态度。教育尤其是精英教育在对贵族精神的弘扬上作用显著。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血统贵族统治历史的民族，贵族地位身份的高贵与王权专制的不可动摇，决定了金钱不可能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荣耀。贵族虽有着声望，却无权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工商业资产阶级虽有可观的金钱，却缺乏社会对这一阶层的尊敬。其结果必导致有大量的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推崇制造精神产品的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闲散的贵族乐意亲近知识，推崇艺术；渴望获得身份与地位的人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多寡，高尚的情趣更可使他们得到财富之外的荣誉，也会在政界之外为自己创造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291～293页。早期精英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知识阶层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都向贵族看齐，对艺术的崇尚影响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法国历代国王对艺术的爱好更加推动了法国文化艺术的发展。1699年，路易十四批准在卢浮宫举办首次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作品展，此后卢浮宫展览不断，还向许多优秀画家提供工作室，并对外开放。卢浮宫不仅吸引了法国的艺术家，更成为世界各国艺术家向往的殿堂。法国大革命使美术从宫廷走向大众：1793年，卢浮宫作为国立美术博物馆对外开放；七月王朝时期，在卢浮宫举行的巴黎沙龙成为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事，常常吸引上万的观众。
　　
　　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辉煌的思想、文化与艺术成就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自18世纪始，巴黎就牢牢奠定了它“世界文化艺术之都”的地位。这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法国人口中占有了相当的比例有直接的关联。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加，保证了人文科学与艺术在法国拥有数量庞大而且固定的阅听人，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基础。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几乎都出身于不同的中产阶级家庭。孟德斯鸠的父亲是军人，祖父与伯父相继担任过波尔多法院院长，他自己也在27岁那年继承了伯父的职务；狄德罗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伏尔泰的父亲是个律师；卢梭的父亲则是钟表匠……他们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精神领袖，自在情理之中。19世纪的法国，文学、艺术大师群星璀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异彩纷呈。作家与艺术家们几乎也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司汤达、大仲马、左拉、莫泊桑、雷诺阿、德加、马奈、莫奈……莫里哀（1622～1673），出生于一个巴黎的家具商家庭，负责向宫廷提供室内装饰；博马舍（1732～1799），出生于巴黎钟表匠家庭；巴尔扎克(1799～1850)，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福楼拜(1821～1880)，青年时在巴黎学过法律，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雨果（l802~1885），祖父是木匠，父亲是共和国军队的军官，曾被拿破仑的哥哥西班牙王约瑟夫·波拿巴授予将军衔，是这位国王的亲信重臣；司汤达（1783～1842），父亲是一个资产者、律师，外祖父是一个医生；大仲马（l802～1870），其祖父是侯爵，与黑奴结合生下其父，受洗时用母姓仲马；莫泊桑（1850～1893），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之家，母亲醉心文艺；德加（1834～1917），巴黎银行家之子；马奈（1832～1883），父亲是内务部首席司法官。相比之下，作家中是左拉(1840～1902)，画家中是莫奈（1840～1926）和雷诺阿（1841～1919）属于贫穷家庭出身。左拉7岁丧父，与母亲在外祖父的接济下生活，靠助学金读完中学，1862年进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以诗作出众被擢升为广告部主任；莫奈一度随父亲居住在海边小城阿弗尔做杂货买卖，曾两次到巴黎求学，并于22岁时入古典主义学院派画家格莱尔画室学习，在那里结识了雷诺阿等人；雷诺阿则生于一个穷裁缝的家里，13岁便被送到瓷器工厂去学习手艺，学画瓷器、屏风等，他对绘画的兴趣即产生于此，并于1862～1864年间进入美术学校和格莱尔画室学习。他们的作品或以文字或以画面，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形态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刻画与展现。高老头、包法利夫人、于连……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各不同层次群体的代表人物，都没有逃过作家们的笔触。作家们对急于提升财富、地位、声望等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可悲、可笑与可鄙的行为所采取的或批判或讽刺或同情的态度，在精神上与贵族达成了和谐一致。文学所体现出的高尚情趣使法国贵族尤乐于与作家接近，更有许多贵族加入作家行列。作家、评论家、艺术家们也因此而成为等级森严的贵族沙龙的座上宾。文学、艺术从而吸引了法国许多缺乏财产和必要的社会保护的青年人，因为这条充满浪漫成功魅力的道路，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常规方式难以企及的自身价值，实现他们一生的梦想。
　　
　　大众传媒的出现为大量来自巴黎和外省的中产或下层阶级的年轻人提供了梦想实现的机会。他们希望借此走上作家或艺术家的道路，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到那时为止，它还一直是贵族或巴黎资产阶级的专利。作家和艺术家都知道，“只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会前途无量”，“因为从普通老百姓到资产阶级，从部长到王室，每个人都读报纸”，他们就是“通过报纸和连载小说无一例外地交了好运”。布迪厄，同前引书，2001，第67～68页。大量的中产阶级因报纸的兴盛而开始涌现，他们著书立说，迎合中产阶级阅听人的需求，向他们提供符合其口味的知识与见闻。法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费加罗报》于1854年创办，今天其读者定位在财力雄厚的商界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法兰西“贵族风格”的报纸，而当年在第二帝国的严格审查之下，也曾布满了从沙龙、咖啡馆、舞台幕后搜集来的飞短流长；《国际先驱论坛报》1887年在巴黎创刊；今法新社的前身“哈瓦斯通讯社”创建于1835年《费加罗报》的前身是1826年创刊的《油灯》周刊；《国际先驱论坛报》是巴黎出版的英文日报，今天成为全世界新闻从业人员的所爱。“哈瓦斯通讯社”由夏尔·哈瓦斯创建；法新社是今天西方四大通讯社中资格最老的一个。……各类新闻出版物都在创办之初预设了一定的教育水准与休闲类型；其他文化机构如沙龙、大学、文学社、公共图书馆、俱乐部等，也都面向特定的消费群体，反映他们的喜好与价值观，因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视觉与装饰艺术，对新书及新的文学作品的无尽的需求，现代报纸的产生，流通图书馆的迅速制度化……这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都是中产阶级，由于急于将自己的财富在第一时间里转化为地位与不动产，以加强自身在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乐意认同贵族文化。Doyle,William，“Reflections on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61,No 4 (Fall,1990),pp743～748不仅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众如此，即使是控制了国家政权的拿破仑，也为赢得传统精英的支持，而鼓励因大革命曾一度销声匿迹的贵族沙龙重新兴盛，以平息上流社会政治上的不满。
　　
　　五 趣味区隔：文化资本造就的身份差异
　　
　　由于传统贵族所崇尚的高雅文化在法国具有的无可争议的地位，法国资产阶级对贵族声望与地位有着高度的认同，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国人“爱贵族就像爱买彩票一样”，这促使他们努力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从而得以确保自身高雅的文化品位，以与中下层中产阶级区别开来。法国中下层中产阶级意识到自身因各方面资本的欠缺，无法获得社会所承认的足够的文化素养，并实际导致其地位与声望的提升，因此他们总是竭力向社会的上层阶级趣味靠拢，同时又要拉开与位于其下群体的差异，各阶级间的趣味区隔以此凸显。Bourdieu,op cit 处于上层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经济资本、教育资质与文化实践等各方面所拥有的资本量都要高于其他两个阶级：他们有私人房产、豪华汽车或游艇，度假住宾馆，多数人有中等以上的年收入；他们的学历普遍高于劳动阶级，也高于中产阶级；在文化实践上，上层支配阶级中喜欢去剧院、听古典音乐、参观博物馆与画廊等的人也远远超过其他两个阶级。当然，布迪厄的重点并不在于阶级的划分上，他强调的是，实际上人们在文化实践亦即文化消费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趣味，才是把不同阶级区分开来的关键，而这与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具有等量经济资本的人不一定具有相似的文化趣味即是证明。因此，按照布迪厄的区分，无论从哪种资本的角度来衡量，中、高级教师在法国都属于支配阶级，处于社会的上层，自然也享有很高的声望与地位。
　　
　　布迪厄依教育水平和社会阶级的相关性，以“非工作性阅读、去剧院、听古典音乐、参观博物馆、参观画廊、调频收音机、不看电视、阅读《上流社会》（Le Monde）、阅读《费加罗文学》（Le Figaro Littéraire）……”等为具体分析指标为法国各阶级划分出三个趣味等级：（1）合法性趣味(Legitimate taste)，即对支配阶级所认可的艺术作品的接受与欣赏能力，这在对音乐作品的欣赏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所有高雅艺术门类中，音乐最为“纯粹”——它什么也没有说，它根本就不需要说什么，然而它又实在蕴含了很多；（2）中产趣味(Middlebrow taste)，这种趣味所接受与欣赏的，主要为那些二流作品，音乐方面如《蓝色狂想曲》和《匈牙利狂想曲》，绘画方面如雷诺阿，它们在中产阶级或支配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里最为流行；（3）流行趣味(popular taste)，这里指的是对所谓的“轻音乐”或经过流行化以后的古典音乐的选择，如《蓝色多瑙河》。布迪厄在分析的过程中总是避免使用“精英”或“贵族”等字眼，所以我们看到，最高等级的文化趣味是一个社会的“合法文化”(legitimate culture)，它由这一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规定，因为它对大量文化资本或者学术资本的要求，因为它的纯粹性，而使“文化”具有了高贵的头衔与属性。Ibid,p227
　　
　　在布迪厄看来，阶级所强调的不同生活方式，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生活的风格化”，是最具分析价值的，因为生活方式的差异最能说明个人生长的环境，自然也是阶级特征最具说服力的表现。它可以有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体现，在精神上它表现在最合法的领域如绘画、音乐等的喜好上，在物质上它则可以表现在最“个人化”的领域如服装、家具或烹调等的选择上。行动者在审美性情倾向和生活方式上的区隔特征在文化消费实践上表现得最明显。审美性情倾向的差异在物质上的指向是对生活必需品的选择。因为“没有什么比奢华物品，特别是文化物品更能表达社会区隔”，不同群体对必需品的趣味清楚地显示出阶级之别。劳动者对物品更看重的是其实用性，也就是物品的功能，而不是符号消费上的意义。对劳动阶级而言，必要性即是维持普通日常生活所需的那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与生存的必需无关的产品，他们常常不会费神去要拥有它。如果一个工人看到减价销售的手表要两百万（旧）法郎或是听说一个外科医生花三百万为儿子开个派对，他们会表现得不以为然，当然他们不是羡慕手表或派对，而是为那两百万没能花在更好的地方而耿耿于怀。
　　
　　与马修·阿诺德将英国中产阶级称为“非利士人”马修·阿诺德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一书中将英国社会分为三大组成部分：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并分别以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Populace)来指代。“非利士人”原为《圣经》中一与古以色列国争斗的民族，到了19世纪，这一词语有了引申意义，借指对人文思想、启蒙教育、文化艺术修养等不感兴趣，情趣狭隘，只顾追求物质利益的平庸之辈。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修·阿诺德反复在这个意义上用它指称市侩式的英国中产阶级，遂使“非利士人”成为英语中含有一定贬义的中产阶级的一个代名词。一样，布迪厄也认为法国中等及以下的中产阶级对人文思想、文化艺术修养等不感兴趣，只会追求物质利益。然而正是这些人，对趣味区隔尤为热衷，更倾向于掩饰自己的无知或与他人的差异，在成功逃离了无产者状态——他们的过去——后，他们渴望进入资产者——他们的未来——行列，为了获得这种上升所需的必要的积累，他们必须从某些地方发现可以掩饰其资本欠缺的资源。因此，任何经过彻底包装而有着合法文化表现的东西，在中产阶级眼里都会立即变得可以接受，并具有了文化合法性的外在特征。故而，对合法文化产品与实践，如艺术珍品与豪华别墅，流行的科学、历史、摄影、电影或爵士文化，乃至家中“隐蔽处”和“角落”的设计等，中产阶级的大众们都会按照相关杂志上的推介而倾注自己大量的心血。
　　
　　教育在趣味形成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为布迪厄十分强调。因为正是学校教育以价值诱导与价值强加的方式，使“合法文化”合法化。它以一种“公允”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权威性。由于合法文化在社会中多由社会的支配阶级尤其是上层阶级所掌握，这使得处于社会中间位置并积极向上攀升的中产阶级对合法文化情有独钟。法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精英倾向，更使合法文化的获得以对学术界公认的知识与实践的尊崇而实现。艺术作品因其“学术性”而得到社会支配阶级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一致推崇。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等艺术形式因此赋有了高尚文雅的品质。“为艺术而艺术”成为资产阶级对所有艺术形式的最高要求，就在这种否定、拒绝、放弃等行为中，上层阶级的高贵性得以表明，优雅得以体现，距离得以标志。Ibid,p227
　　
　　不同阶级在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趣味时会有十分有趣的不同表现，究其实都是因为这与他们成长过程中的生存境况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对角色的认定已经成为各阶级的一种自觉。暴发户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学习，才能知道什么是挥霍浪费，什么是基本的必需开支。因为在经济资本相近的情况下，个人文化品格的优雅与否，决定于社会出身及与之相关的文化获得符码方面的熟悉程度上。Ibid, p318
　　
　　法国人对印象派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对布迪厄的理论恰是个极好的注脚。不管是出身于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德加、马奈，还是出身于下层中产的雷诺阿、莫奈等，他们的作品无不以五彩缤纷的花草、车水马龙的大街、熙熙攘攘的庙会、小酒店里的农民、咖啡馆的布尔乔亚、黎明后的大海、夕阳下的树林、半裸的舞娘、撑阳伞的淑女等日常生活场景为表达的中心主题。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的都是一种优雅自然的美，除了最直接的愉悦感受外，不会让人有任何思考性的负担；特别是在雷诺阿的画中，你找不到对人生负面的反应与答案。然而这类反映中产阶级生活的绘画作品却触犯了正统的宗教思想，以致在当时根本不能获得官方的承认，自然也不会得到中产阶级大众的欣赏。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在1874年印象派得以命名的一次展览上，观众寥寥无几；而1875年官方沙龙的展览，参观人次却多达40万！1886年，“巴黎印象派画展”在纽约获得首次成功。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印象派终于有权利在一间大厅里展出他们的作品。接下来的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印象派绘画从另类归为正类，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流派。马振骋：《总统阁下，请留步，里面是法兰西的耻辱！》，辽宁：《万象》2003年第4期。
　　
　　与法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布迪厄也有着极强的精英意识。他认为，造就中产阶级文化的，是中产阶级和文化的关系——错误的认同与错置的信心。他们非常清楚合法文化不是为自己准备的，他们的渴望与焦虑，促使他们要牢牢地抓住它。布迪厄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今天的法国社会，贵族文化仍然是中产阶级的不同群体苦苦追求的目标。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法国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像美国那样差距明显，多数人的生活保持在相近的水平上。在这种几乎全民中产的情形下，仅从一个人的职业、教育水平、收入等外在因素着手，你无法准确指明他的阶级特性。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法国人的阶级意识较为淡薄，他们更为注重的是个人艺术修养与品位的差异，这在中层及中层以上的中产阶级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许这就是阶级消亡的观点会在法国出现的原因。在外人的目光里，法国中产阶级的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层精致的物质光环，伴随着这光环的，是温馨感人的浪漫气息与高尚优雅的行为举止。不管是在咖啡馆、海滩，还是汽车上、客厅里，人们谈论的话题似乎永远都是哲学、艺术、人生、爱情这类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即使涉及物质，也无关生存的必需，人们讲究的仍是它的艺术底蕴，用布迪厄的话说，许多被称作炫耀性的开支绝不是浪费，而是某种生活方式的必须因素。处于上升过程的中产阶级，与其他各阶级相比，更加乐于寻求与其他阶层间审美的区隔，他们会在所有便宜的物品中寻找出别致之处与独特意义，目的只有一个：强调自己不一般的艺术品位。所以，不同的审美性情倾向，不同的文化实践（消费），才是判断一个人所属群体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在高度工业化的法国，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在决定个人的阶级属性上要更为关键；它指向的，就是文化的纯粹性所带来的高贵品质。Bourdieu,op cit,1984虽说经过历次革命，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贵族在今天的法国已不存在，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贵族在法国一直就没有被真正推翻过，它的精髓已融入法兰西民族的血液里，至今仍无处不在，那就是：法国中产阶级。
　　
　　
 
：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10-04-20　14:40:50　 回复 

　　第三章 北欧：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
　　 < BACK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北欧指的是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这五个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国土面积不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有限，但由于这些国家二战后长年奉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发展策略，使其国家职能更倾向于强化社会功能，因此被称为“典型的福利国家”。
　　
　　正因为如此，在中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上，北欧国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北欧国家既没有比尔·盖茨这样富可敌国的巨贾，也基本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人。街上偶尔有乞讨者，大多是吸毒成瘾者。在这些国家中，占人口比例最高的社会阶层是中产阶级。以瑞典为例，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人口比重的55%，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北欧国家，人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中产阶级。仍以瑞典为例，尽管目前其中产阶级的比例还不到六成，但其国民对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高达80%。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瑞典的情况在北欧国家中并不是唯一的，因为包括许多实证研究在内的结果都表明：丹麦、芬兰和挪威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与瑞典有相当大的同质性。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The Danish Class Structure”,Acta Sociologica，1989(32)，p32
　　
　　应当说，从各个方面来看，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是中产阶级研究视野中的一个“理想类型”。本章将从瑞典、芬兰等国新中产阶级的研究入手，透视北欧国家的中产阶级景观。
　　
　　一 福利国家：新中产阶级的温床
　　
　　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北欧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了黄金发展阶段。通过对二战的深刻反思，这些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方向性的调整。这些方向性调整为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层面的重要保障。
　　
　　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由于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源于私有经济发展的无序性，因此北欧各国普遍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强调国有化和其他形式国有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直接参与。这种经济方式被称为“混合经济”。比如瑞典，其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成为典型的“混合经济”的代表。从社会的层面来看，考虑到贫富差距，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因而北欧各国普遍主张对遗产与收入征收累进税和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更为均等，福利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慈善的形式出现。享受社会福利、确保人人就业和终生就业，抵御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以及享受文明人应有的生活标准成为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些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了北欧各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保护了社会的弱势群体，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对于北欧五国来说，上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经过60年的发展，北欧诸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发展均具有较高的水准。以瑞典为例，2002年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经济增长率为18％，通货膨胀率为22％，失业率为40％，人口城市化率90%。实行9年一贯制义务免费教育，国民识字率为100%，目前瑞典的大学生入学率为60%。女性平均寿命为8278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731岁。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北欧的其他国家也相当富裕。在2003年全球人均国民收入排行榜上，挪威和冰岛均名列前五。
　　
　　北欧国家的这些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本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使之一度成为世界各国效仿和研究的对象，其建设成就一度令整个世界瞩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发展计划时，经常以北欧国家的经验作为重要的参考对象。
　　
　　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北欧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在二战后的30年时间中，北欧国家原先以渔业、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迅速转变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交通、通讯、医药保健、信息、环保等高科技产业以及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了北欧国家产业的重心。经济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占社会人口比例最高的农民和渔民阶层，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占社会人口比例最低的阶层。以农业和渔业产品闻名于世的挪威为例，据挪威中央统计局2000年提供的数据，2000年挪威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3672％，石油业占2335％，制造业占914％，建筑业占353％，电力占173％，农业和渔业则分别仅占076％和07％，其他则为政府公共支出。正因为如此，那些以农业、渔业为生或者以手工业为生的老中产阶级阶层正在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则迅速上升。在芬兰学者苏尔肯所罗列的数据中（见表3-1）可以看出，从1960～1990年，北欧各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上升了1～2倍。
　　表3-1北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增长（1960～1990）*19601970198019901瑞典129%192%258%318%2丹麦78%122%170%229%3挪威80%123%186%223%4芬兰82%119%170%238%*Sulkunen，Pekka,The European New Middle Class: Individuality and Tribalism in Mass Society(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2)，p26
　　
　　尽管许多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也大力推行福利政策，但真正福利国家的典型首推北欧国家。与其他主要欧美国家不同的是，由于采取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还是以瑞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国保持着较为惊人的高税率和同样惊人的名目繁多的福利。瑞典的纳税人所交纳的平均所得税达到其收入的31%，而雇主税的税率为33%。大公司的经理几乎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正是由于较高的税率，为各种福利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使瑞典的家庭都成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个家庭由一对父母和一双子女构成，人均收入不低于15万瑞典克朗（税后），人均住宅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
　　
　　经济的发展以及福利政策的推行使一些社会底层的平民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成为中产阶级。根据苏尔肯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见表3-2），北欧国家约有2/3的上层中产来源于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其父辈通常是一些低级雇员，如熟练工人或者半熟练工人。
　　
　　表3-2北欧国家上层白领的来源*父辈的职业丹麦芬兰挪威瑞典1上层白领25%27%21%24%2下层白领19%14%18%25%3企业主13%5%13%6%4熟练工人29%22%21%27%5不熟练工人4%5%7%5%6农场主10%27%20%13%总计100%100%100%100%*Sulkunen,Pekka,opcit, p29
　　
　　在另一项关于芬兰中产阶级的实证研究中，鲁斯和拉昆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指出，在完成了某种必需的教育后，某些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无论是与其父母比还是与自己原先相比，都有明显提高，这是芬兰新中产阶级发展的主流。但他们也指出，也有少数人经历了一个社会地位下降的过程，他们原先的社会上层地位现在变得难以界定，从而成为新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Roos,JP& Keijo Rahkonen,“In Search of the Finnish New Middle Class”,Acta Sociologica, 1985(28),pp264～265
　　
　　对于欧洲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北欧学者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迁的后果。“资本主义的结构重组，首先造成了流通（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业）、管理和经营领域的雇用工人数目的巨大增长，同时却削减了农业和工业人口。第二，在再生产领域，专业性劳务例如医疗看护、社会工作、婴儿保育，也经历了巨大的增长。第三，增长的消费能力要求越来越多的个人服务和文化产品。第四，越来越多的福利国家创造出大量的管理者。”Pekka Sulkunen，opcit，1992，p11
　　
　　二 模糊的边界
　　
　　北欧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地位的迅速变迁，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新中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但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模糊了新中产阶级的边界。福利国家的经济分配特点，使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因此其居民无论是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品位上都没有明显的区隔。由于无法廓清边界，这使得广大研究者在进行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时遇到了许多困难。
　　
　　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以及对中产阶级边界的划定，历来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难题。
　　
　　福塞尔将阶级的界定放在了财富及与财富密切相关的格调这两重维度之上。福塞尔强调，财富不是区分等级的唯一标准，“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意识。”〔美〕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3页。据此，福塞尔将美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等九个层次。在这里，中上层基本上属于米尔斯所说的老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则是指白领——即新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80%），而上层贫民是福塞尔所谓的“蓝领贵族”，他们构成了福塞尔所说的中层阶级。福塞尔的划分，看似具有两重性的特点，然而这种两重性并不是很和谐的。从以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为主要划分标准的划分方式来看，中产阶级和下层贫民收入差距并不惊人，可以都被划入中间阶层。而如果从格调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和下层贫民甚至“蓝领贵族”肯定不能被划入同一个中间阶级，他们彼此是不会认同的。福塞尔的划分看似很细致，但财富与格调标准的矛盾使他的划分在中产阶级这一部分出了问题，使人无法准确地摸到新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边界。
　　
　　米尔斯的划分坚持以职业为主，这与他把新中产阶级视同于白领职业者有很大的关系，也与他把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对立作为他研究和界定新中产阶级的起点有很大关系。“19世纪的农场主和商人通常被视为坚韧的一群个体——他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是一群可以迅速成长为像任何人一样强大的男子汉。20世纪的白领既没有农场主曾有过的那种独立性，也没有早先商人们的那种发财幻想。他们总从属于他人，或是公司，或是政府，再或是军队；他们被视为缺乏远大前程的人。”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xi～xii据此，米尔斯为新中产阶级划了一条职业边界。他认为，新中产阶级由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包括商店的内部和外部）和办公人员所组成。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具有很大的影响，但米尔斯似乎并不认为他已经摸到了新中产阶级的边界。他指出：“如果说仅仅因为它不断增长的数量，新中产阶级就代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和政治潜能的话，那么，从农场主、工薪劳动者、黑人甚至罪犯身上能够看到的征兆可能要多于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白领世界中的男男女女。甚至美国的人口统计现在也使要获得这些人的准确数量十分困难。同时，在旧有事实的基础上对中产阶级所作的理论分析也已过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于是，米尔斯也不得不求助于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再界定，指出：“白领人士必须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新阶层中的一员，而这个新阶层正实践着现代美国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Ibid,ppxix～xx
　　
　　由于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实，谈到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许多学者都认为其边界更是模糊不清的。“从一个方面来看，新中产阶级的某些特征更像是‘顺从的无产阶级’（那些支持左翼政党和工会的消极的工人），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们的特征又接近传统的老中产阶级（有一些甚至接近统治阶级）。新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不固定、模糊和暂时性。”Roos,JP& Keijo Rahkonen,opcit, 1985(28)， p272由于贫富差距较小，北欧社会无论是社会的上层与中层，还是社会的中层与下层之间都没有明确的界限。
　　谈到北欧中产阶级的划界，苏尔肯认为，其中存在着一种“边界的困扰”。他指出：“要说新兴中产阶级已经为大家所熟知，这是一种欺骗。人们很难给新兴中产阶级作个定位，因为它无所不在。……而且，人们很难简单地指出它的存在方式。”Pekka Sulkunen,opcit, 1992,p3
　　
　　对于美国学者以收入或者是说以财富为标准的阶级划分，苏尔肯并不认同。他说：“如果只是把收入形式作为（划分的）标准，那么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能真的不存在阶级。”在北欧福利国家，苏尔肯有这样的认识是不足为奇的。苏尔肯似乎也并未认可职业划分的方法，在他看来，米尔斯之后，属于新中产阶级的新兴职业在欧洲不断涌现，新中产阶级已经“渗透到依然现存的各种社会部门中……新中产阶级没有一个确定的人群，虽然有些群体更适于用中产阶级来定义他们”，因而从职业的角度进行界定，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苏尔肯更不同意单纯从生活方式对新中产阶级进行界定，他说，新中产阶级“也不是一种对生活的鉴定方式，虽然有些生活方式比其他方式更适于培养出中产阶级。”Ibid, pp22，3
　　
　　如果说上述界定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是源于苏尔肯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不仅是结构也是一种行为。”这种看法显然受到了20世纪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应当说，这种看法，比米尔斯的理论有着更丰富的社会学理论背景。从这个视角出发，他对新中产阶级作了一个两重性的定义。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他把新中产阶级界定为大量类似的人，“新兴中产阶级是由大量的人构成的，在这些人中，对自身、对社会和对社会中的人的理解有着相似的观点。”Ibid，p3而从社会行为的角度出发，他又把新中产阶级定义为一种相同的思想方法、一种文化气质、一种道德取向。
　　
　　上述界定看似比前人更复杂，但是实际上也存在着问题。从社会结构的方式来看，苏尔肯把新中产阶级看作是一种大众社会无处不在的存在显然几乎消解了“新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既然新中产阶级像原子似的无处不在，渗透在各个部门，缺乏有效的群体互动，那么，即使他们对于某一问题具有相同的观点和相似的价值取向，他们也不会产生互动或走到一起，他们彼此间也不会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他们就不是一个阶级，而仅仅是一类人。这一点连苏尔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指出：“构成该阶级的大多数群体并没有把自己认可成一个单一的阶级。”Pekka Sulkunen,opcit, p3
　　
　　苏尔肯的二重性定义与福塞尔和米尔斯的定义标准并不一样，所面临的经验事实也并不相同。然而，殊途同归。欧美的学者在界定新中产阶级概念时似乎都遇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由于新中产阶级这个对象物的多元特征，用一种维度进行定义，无法准确地界定新中产阶级的边界；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维度定义，又会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消解对方的划分。看看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整个阶层的形容，与40年后的苏尔肯多么相似，“组成新中产阶级的雇员，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紧凑的阶层。他们虽然没有出现在一个单一的水平层面，但却同时从现代社会的各个层次脱身而出；现在，他们像以往那样，与其说形成了一个水平的层面，不如说在整个社会的旧金字塔内部形成了一个新金字塔。”Mills,op cit, p6440年过去了，对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界定，依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三 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
　　
　　由于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界限相当模糊，因此直接从概念入手分析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是有一定难度的。鉴于北欧各国的社会发展变迁与美国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从北欧各国与美国新中产阶级的对比研究中，可以更清晰地描绘出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特征。
　　
　　成长时间较短
　　
　　尽管欧洲很早就有中产阶级的概念，然而说到北欧新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不过是近30年的事。在许多学者看来，北欧新中产阶级的出现晚于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时的欧洲新中产阶级有些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新中产阶级。正像苏尔肯指出的那样：他所讨论的北欧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实际上与美国30年前的情况很相似”。Pekka Sulkunen,opcit, 1992，p22从一个方面来讲，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还没有成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表面上经济稳定发展，但社会深层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时代。美国原来是一个由老中产阶级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独立的商人、农场主、小企业主和独立的专业阶层如领取执照的个人诊所和律师事务所是美国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大规模生产盛行以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小商人、农场主、小企业家急剧减少。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生产以及更为专业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庞大社会机构的大量涌现，这些机构要求有更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实现科层式的管理和运作方式。医生、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被迅速地吸收进入医院、公司和政府机构，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增多，这被米尔斯称为“一场管理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白领的大量涌现，就是新中产阶级接替了几乎退出历史舞台的老中产阶级，就是“操纵家伙（things）的人越来越少，而与人和符号打交道的人越来越多”。Mills,op cit, p65“自1920年以来，白领工人一直是增长最快的社会职业集团，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在1956年，这个集团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就业人数。”〔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第146页。而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欧就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场管理革命正在当时形势极其复杂的欧洲兴起。而这场革命在30年前，曾使美国步入白领时代和后工业社会。因此，5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和80年代的欧洲中产阶级状况之所以相似，与其面临的相似的社会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直到今天，北欧的新中产阶级仍然处于上升期，新中产接替老中产的过程仍在继续。不但新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北欧社会最庞大的阶层，而且其个体社会地位的升迁是社会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以芬兰为例，“多数社会个体社会职业有明显升迁，无论是与其父母的地位相比，还是与其完成学业时的初始社会地位相比。这可以说是芬兰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Roos,JP& Keijo Rahkonen,opcit, 1985(28)， p265许多学者在论及美国中产阶级时甚至称其为贫困的大多数，在他们看来，与美国的巨富相比，当代美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已经越来越像是无产阶级，许多白领今天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op cit, p25可以说，美国新中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但是，新中产阶级欣欣向荣的情景目前至少在北欧还是可以看到的。
　　
　　清教传统的影响
　　
　　清教对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影响，被马克斯·韦伯高度推崇，然而，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这种传统价值观正在某些领域逐渐被美国等国家的中产阶级所抛弃。北欧的情况与美国有所不同，北欧五国的大多数中产阶级依然把清教伦理奉为生活的信条，也正因为如此，北欧的中产阶级在生活中尤其在业余生活方式方面表现出了自身独有的特色。
　　
　　在考察新中产阶级的生活现状时，有两样内容是一定要考察的，一是新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另一是新中产阶级的业余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两者不仅描绘出新中产阶级的全貌，而且也有着相当的因果关联度。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北欧，新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都有相似之处。在米尔斯那里，由于受到马克思观点的影响，因此白领的工作被看作是异化劳动。米尔斯甚至认为，新中产阶级中的许多成员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文件和符号的处理上，枯燥而单调，有点像19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命运悲惨的小人物。这种机械的劳动，必然对人性产生压抑。这种情况在当代的北欧几乎是一样的。尽管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工作就可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但多数家庭的成年劳动力还是遵循了清教伦理的教导，认真工作。
　　
　　然而，美国人和北欧人在业余生活和消费方式上的态度却有相当大的不同。
　　
　　早在米尔斯的时代，一种放纵自我的生活方式已经在美国的中产阶层初露端倪。由于工作的异化，使许多新中产阶级必然地放纵自己的业余生活尤其是夜生活，通过酗酒、赌博等方式自我发泄和自我解脱的现象时有发生。米尔斯认为，对于美国新中产阶级来说，“工作的必要性和工作的异化形成了工作对人的磨难，磨难越多，越需要在现代闲暇活动的欢乐和梦幻模式中找到解脱。”Mills,op cit, p237这种放纵与美国建国时清教伦理所教导的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
　　
　　然而北欧的情况有所不同。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是个人主义的浪漫和清教伦理相结合的二重人格的产物，清教伦理的影响沁入骨髓。尽管对于生活的个人主义浪漫理想从来没有失去过，但即使是在休闲的时候，新中产阶级也更多地受到清教伦理的约束而显得相对比较理性。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芬兰和挪威，小酒店都以经营餐饮业为主，很少有人在小酒店喝酒和约会，酒吧几乎不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尔辛基才有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酒吧，然而“酒吧概念的变迁是一个渐进和缓慢的过程”。Sulkunen,Pekka，opcit, p68即使今天在北欧酒吧已经非常普遍，但这些酒吧并不是中产者工作之余自我放纵的场所。很少有人在这些场所酗酒或者流连忘返。舞厅也是如此，直到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赫尔辛基的大街上，夜总会和舞厅的数量依然非常稀少。
　　
　　在一项实地研究中，苏尔肯和他的同事实地考察了一个名叫“天空”（Sky Bar）的酒吧。该酒吧由三个子店构成。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酒吧在赫尔辛基代表着一种休闲方式的新概念，因此，它很快成为消费前卫的新中产阶级愿意驻足的地方。他得到的结论是，欧洲新中产阶级不是因失意或因酗酒成癖而泡酒吧的那一类人，但他们的大部分业余生活离不开在酒吧里饮酒和交谈。这种饮酒和交谈存在着信息交流的因素，甚至与某些参与者的事业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它被赫尔辛基的新中产阶级看作是一种休闲和娱乐的最佳方式，这种休闲方式不会因为过于低俗而使自己自降身价和格调，并违背清教伦理的教导。
　　
　　从消费方式的情况来看，北欧的新中产阶级也更符合清教伦理的观念。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较为看重收支平衡，而不是一味的超前消费。在瑞典，2002年，瑞典妇女人均年收入（税前，个人所得税大约平均为30%）为235万瑞典克朗，男性年收入305万克朗。而瑞典人均年消费1108万克朗。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根据丹麦官方1997年的年度统计资料，在丹麦，1997年人均年消费（购买力平价）约11500美元，其中各项费用支出的大体比例是：房屋、燃料热电占28%，房屋修缮占6%，通讯交通占18%，食品占14%，饮料、烟草占6%，娱乐、教育占10%，穿衣占5%，外出用餐占5%，医药占2%，银行保险费用占2%，其他费用占4%。从中可以看出，北欧的新中产阶级在消费问题上主张的是适度消费。这一情况与学者们在美国所观察到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沙利文等人在其研究报告《脆弱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指出：当代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陷入财政危机。1996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实际收入已经退回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部分表现出一种泡沫，这种泡沫潜伏在郊区别墅后面、表现于离婚的财产分割中、隐藏在儿科医生诊所的消费债务中。“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与镜中月、水中花以及许多信用卡一起维持的。”中产阶级大量破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承担的消费债务。过度的日常消费使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堪重负。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Westbrook,Jay Lawrence,The Fragile Middle Clas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有着与美国类似消费习惯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大量破产的窘境。
　　
　　因此，无论从消费还是休闲的角度来看，清教伦理对北欧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重要的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中间层结构较为稳定
　　
　　福利国家所推行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由于给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比较大的负担，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瑞典、芬兰等国的中产阶级总是抱怨政府征收的税款金额过高。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政策，瑞典等国的中产阶级比例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况。中间层结构与发展的稳定，是北欧国家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从美国的情况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达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1947～1980年，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以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多少变化，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1947年为0374，1960年为0364，1970年为0353，1980年为0365；但1980年以后，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1990年增加到0396，1995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加到0421，住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则达到0450。与此同时，从1989～1994年，90％美国家庭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中间20％家庭的收入下降幅度最大，年均下降2390美元，只有10％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有所增长，而5％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其家庭年均收入每年增长17231美元。近年来，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1979年以前，美国中间家庭收入水平一直是上升的，1947年是19088美元，1967年是33305美元，1973年是38910美元，1979年是40339美元，此后一直停滞不前，到1989年是42049美元，但是到1995年，中间家庭收入水平反而下降到40611美元。以上关于美国家庭的统计资料转引自李培林《美国近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big5chinacomcn/chinese/ch-wzh/1doc。
　　
　　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改变（美国较早放弃了福利国家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大幅降低了税收的转移支付率），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政策，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考虑到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美国政府在中产阶级的税收和税收转移支付率方面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近些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破产的现象依然越来越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蜂涌走向破产法庭的家庭数目创下了新的破产申请纪录。参见Sullivan,Teresa A& Warren,Elizabeth & Westbrook,Jay Lawrence,opcit，p3。
　　
　　其实，正如我们在下文要谈到的，近年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一种滞胀状态，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北欧各国各阶层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的阶级结构仍然相当稳定。甚至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瑞典、丹麦、挪威还是芬兰，其官方统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等国家大幅降低税收的转移支付率的同时，北欧国家的政府维持了较高的税收转移支付率（具体情况参见表3-3），从而保障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相对安定。
　　
　　表3-3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税率情况*国别年份平均税率转移支付率转移支付率所占比重瑞士1982260%73%280%芬兰1987369%277%750%荷兰1987672%283%421%瑞典1987450%355%789%挪威1986325%151%465%英国1986310%243%784%美国1986306%94%307%*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
　　
　　社团主义的倾向
　　
　　要说欧美的新中产阶级有什么不同，除了涌现的时间之外，最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层面。在苏尔肯看来，与美国新中产阶级不同的是，欧洲新中产阶级属于多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或社团（group）。这些组织成员之间联络密切，然而与其他的中产阶级组织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谈到了美国白领及其组织的情况。他认为，他之所以不能给美国中产阶级一个完整的划分，是因为中产阶级所属的社群边界非常模糊。在此基础上，米尔斯讨论了社团内部的情况，比如白领工人与工会或商会的关系。他指出：“个人与工会的接触，政党的归属，以及对个人向上爬机会的感觉——这三大因素决定着白领人士接受工会的倾向。”Mills,op cit, p307在一般状况下，促使美国白领加入工会的因素，一方面是对当前的工作的一种特殊的不满造成的，这种特殊的不满往往表现为没有升迁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其家庭所属党派决定的。然而，事实上，美国新中产阶级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极少与工会会员发生接触，也较少具有社团意识。
　　
　　然而在对当代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学者发现，新中产阶级各组织的边界正在因为专业技能的高要求而变得清晰，成为一个个的“小部落”。这种“部落主义”与“个人主义”一样，是欧洲新中产阶级一个突出的特点。北欧中产阶级的社团意识使其中产阶级的组成与美国大有不同，有数据表明，由于缺乏社团类的组织，美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在中产阶级中所占比重要远远大于北欧国家如瑞典和丹麦。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opcit, 1989(32)，p32
　　
　　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发展。其功用不仅使某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升迁，而且也决定了某些人的社团归属。有学者指出：“市场与管理、医药护理和办公室工作的技术繁复程度正在提高。”要获得这些技术，没有专业的教育是不行的。然而，“在欧洲，文凭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政府垄断……白领社团在这种垄断中扮演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而且这也是这些社团的主要职责。”Sulkunen,Pekka，opcit, p24原来在一些技校的职业培训放到了大学教育中，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上大学的人不但要有一定的财富，还要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一般人无法进入这道门槛。在芬兰，一些职业比如外科医生、大学教授的资格证书获得程序非常严格，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根本不可能获得从事这些职业的资格。相对而言，一旦出现了某个中产阶级社团，这个社团中成员的互动就较为频繁，社团的游戏规则在其内部也具有相当的号召力。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与欧洲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早年欧洲的行会、欧洲的政府特许制从本质上讲就是目前北欧这种新中产阶级社团的渊源。而美国却完全没有这种历史传统，因而差异就此产生。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欧国家加强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有很大的关系。以瑞典为例，由于注视国民教育的投入（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占其政府财政收入的8%以上），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http://wwwdajuncomcn/ruidianshehuihtm。教育的高投入使教育得以越来越专业化，使专业主义的培养成为可能。
　　
　　当然，对于北欧新中产阶级来说，用专业教育的方式来关闭所谓的阶级边界和社团边界——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策略。在找到这个策略之前，中产阶级的边界历来是开放的，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这个阶级。中产阶级对此是担忧的，这也被米尔斯称为“地位恐慌症”。通过专业主义教育的道路，目前北欧的中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使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实现了区隔。
　　
　　四 北欧中产阶级的未来
　　
　　对于中产阶级的未来，很少有社会学家抱着乐观的态度。不管从什么视角来看待新中产阶级，社会学家似乎都对新中产阶级的未来抱有消极的态度。这种情况在美国学者眼中是这样，在北欧学者的眼中也是这样。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缺乏独特的阶级特性的阶级，其间没有什么强有力的阶级认同感。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级，福塞尔几乎极尽嘲讽：“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在福塞尔看来，中产阶级的“女人们珍视‘友善’，男人们则视拥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至宝。……中产阶级都很胆小……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福塞尔，同前引书，第42、47页。对于这个问题，一些欧洲学者的看法与福塞尔不谋而合，布迪厄认为，新中产阶级的概念应当被抛弃，因为他们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Roos,JP& Keijo Rahkonen,opcit, p257针对北欧新中产阶级，苏尔肯作了如下描述：“它所美化的是旧的特权阶层的美德而不是它自身的古老传统，因此它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特殊的痕迹。”“新中产阶级没有一种可识别的方式是别的阶级所不能模仿的。”Sulkunen,Pekka，opcit, pp153，151正是因为如此，苏尔肯认为，这个阶级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可有可无的。
　　
　　当前，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讲，依然处于上升势头，不过从未来的长远发展考虑，前景不容乐观。
　　
　　近20年来，福利国家的危机一直是热门的话题，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出现了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有学者认为，这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有关。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涉及三种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产品和服务、资本以及人员，其中资本的流动可能影响主权国家的税源，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可能引起‘社会倾销’（注：在这里，社会倾销意味着：在全球竞争的条件下，一国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而降低社会保护水准，从而形成产品和服务的降价压力，迫使其他国家相应地削减福利开支），而人员的流动则会对主权国家内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国家功能有直接的影响。”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由于长期奉行高工资的福利政策，福利国家的企业在产品成本方面不具有优势，这直接削弱了福利国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甚至有人认为，福利政策本身有平均主义之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福利国家的经济效率。
　　
　　另外，信息经济的发展给福利国家经济布局带来了结构性的危机，这也影响到了福利国家经济的发展。由于在信息经济的大潮中，北欧国家并未占得先机，因此其产业部门目前也处于较为激烈的结构调整之中。因此，在信息经济的全球竞争中，北欧国家的市场竞争力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成为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为了支持名目繁多的福利项目，福利国家的财政一向面临巨大的压力。近年来，这种压力也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由于社会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需要福利国家即刻进行结构性调整，否则人口老龄化给福利国家造成的压力和高福利对劳动道德的威胁令人担忧。有人认为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任务是不可行的。正是因为如此，吉登斯指出目前的“福利国家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以便覆盖那些新的风险，比如与技术变迁、社会排斥或者不断增加的单亲家庭有关的风险。”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三联书店,2000，第120～121页。
　　
　　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则是福利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负担，这种宏观经济层面临的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正在上升阶段的北欧新中产阶级。在不久的将来，收入的减少及福利的减少，肯定会使北欧新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面临较大压力。像挪威这样经济几乎完全建立在对外贸易上的北欧国家，其经济常常容易受世界经济大气候的影响，因此经济肯定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产生较大的波动。可以想见，这种宏观的经济危机很容易转嫁到广大的新中产阶级身上。
　　
　　福利国家的政策目前已经很难维系，不但北欧国家近年来开始逐渐下调税改的转移支付率，而且欧盟的政策也表明，欧盟不准备采用福利国家曾经采用过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联盟实现了统一大市场的时候，单一的社会福利机制却没有被提上日程，甚至连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直接操作的最低社会标准也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当福利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后，处于稳定状态和上升期的北欧新中产阶级是否还能保持现有的面貌，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因此，除非北欧国家在宏观经济层面顺利完成结构性的政策调整，迅速提高经济效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否则北欧新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前景令人担忧。这会大大影响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成长。当然，同样不容乐观的是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前景。
　　
　　早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就被视作没有政治前途的阶级。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就中产阶级的问题进行过详细的阐述，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必然要走一条越来越两极分化的道路，而其间不可能有第三个阶级和第三条道路。随着机器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小业主必然会因破产而成为无产阶级。他曾经分析说：“以前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马克思的时代，新中产阶级还并没有成为研究者视野中的一种力量，马克思所说的是老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的必然衰弱在米尔斯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清晰，然而即使这样，米尔斯还是认为，老中产阶级比新中产阶级更加独立，后者几乎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向来都是别人的人”，要依附于政府、军队、公司等机构而存在。因此，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的未来表示出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起码在政治上，这个阶级的历史前途十分黯淡。
　　北欧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比较悲观。苏尔肯在《欧洲新中产阶级》一书的最后，带有着一点忧郁的色彩，探讨了新中产阶级的发展走向。他问道：“新中产阶级是否能成为历史的主题？或者说它能领导哪一种历史进程？”他继而回答说，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消极的。“新中产阶级现在不是，永远也不会是历史的主题。”Sulkunen,Pekka，opcit, p151
　　
　　新中产阶级的政治保守，这几乎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早在亚里士多德对社会中间层的分析中，我们就依稀看到了这种论调的影子。
　　
　　米尔斯看到的是白领对政治的消极态度和实用主义态度。白领对政治之所以较为消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级有着不同的兴趣，他们已经被“大大地分化了”。“中产阶级无论是整体还是其两翼，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忠诚的象征，也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各种各样的人加入到已有的各大集团中去，以压力为手段在政党和国家内部进行竞争。”新中产阶级的“直接职业经历之中也没有任何因素鼓励白领工人组织自己的政治组织。即使万一会有促进这种运动的社会因素，也不会在这些阶层的内部产生。”白领不但具有消极的政治倾向，而且对政治组织往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比如少数接受工会的白领，“往往把工会当成可以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当成信仰的对象。”Mills,op cit, pp352,308他们对工会的看法是一种与他们的工作有关、可能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帮助的组织。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并不赞成将工会变成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米尔斯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与他对新中产阶级的定义有关系，如前所述，在他看来，新中产阶级根本称不上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阶级。苏尔肯在界定北欧新中产阶级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阶级，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自我识别，从而形成了具有统一阶级意识的团体，然而他却认为北欧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没有共同阶级意识的、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松散的群体，尽管相比于美国的新中产，北欧的新中产在某些方面很具有社团意识，但两地的新中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
　　
　　其实，北欧新中产阶级并不总是消极的，新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半个世纪前具有激进的一面，当时他们反对独裁政治，具有反叛精神，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是中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一次成功的政治联盟，然而这一联盟没有持续多久。从丹麦的情况来看，现今的北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主要是指白领和蓝领）在政治上的取向有着明显的阶级对立。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opcit, p50原因在于欧洲新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色彩和保守主义色彩，使之不可能与工人阶级形成强有力的持久的政治力量，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消费社会的来临，新中产阶级再也没有了对政治的热情。这种个人主义色彩和保守主义色彩导致了新中阶级的自我封闭——他们用风格和专业性使自己与工人阶级分离。然而作为一个渗透在社会各个部门，且没有统一阶级意识的群体，新中产阶级自己又注定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米尔斯没有看到美国的新左派运动，他对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判断是有所偏差。然而，一时的政治激情不能说明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前卫。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政治热情从本质上讲是个人主义反抗官僚主义与僵化的科层制（不是合理的科层制）的产物，但个人主义本身及因此产生的其他中产阶级特性决定了这种政治热情不可能持久。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欧美的新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十分一致的。
　　
　　从美国到北欧，新中产阶级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阶级，也许它也会有政治激情，然而这种激情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不吻合的。因此，“新兴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人意义要胜于政治意义。”Sulkunen,Pekka，opcit, p5新中产阶级永远不能担负起变革现有政治的历史重任。
　　
　　第四章 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
　　 < BACK
　　
　　美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典型性的中产阶级国家，据1940年《财富》杂志的民意测验显示，80%的美国人自称为中产阶级，甚至于一些看起来应该是上层或者是下层的美国人也认定自己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把它界定为介于上层权贵与下层贫民间的一个中间群体。一本关于美国文化的书上这样写道：“社会学家们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结构，而且每个阶层都有各自的社会责任，但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喜欢将自己看作一名与他人平起平坐的中产阶级成员。……就整个美国社会而言，社会背景、金钱或权利为个人所提供的优越性也许少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美国人对阶级和社会地位不负有任何责任，他们往往通过调换工作或迁移住宅而轻而易举地从一个社会阶层转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爱德华·C斯图尔特、密尔顿·J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18页。这本完成于1972年的诠释美国文化模式的经典之作，反映出了美国人的一种自信的文化气质以及对于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这一点，我们同样也可以在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一书中得到旁证。这本对中产阶级不无贬抑的书是这样说的：“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也就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保罗·福塞尔：《格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67页。这里福塞尔针对中产阶级无视或竭力掩饰日益显著的阶层差异的鸵鸟心态进行了讽刺，反过来看，却也能说明占美国80%的中产阶级对福塞尔眼里已经式微的民主和平等念念不忘的怀旧心态，因此，可以说，“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美国更应当看作是一种平等和民主的观念的表述。
　　
　　人们有一种共识：中产阶级越发达，民主气氛越浓厚，社会越稳定。美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传统由来已久。早在1831年，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对年轻的美国进行考察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美国的民主气氛。据他观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于欧洲古老而顽固的等级制度影响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在欧洲，出身和职业的不同就是不可逾越的壁垒，阶级结构的固定不变，是设在人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而在美国，这方面的差别并不妨害社会的流动性。这样的美国社会自然充盈着一种向上的动力，人人都拥有理想。在当时的美国，任何阶级都感到在发展上不受阻碍，而自由流动正是中产阶级形成的最佳土壤。
　　
　　当美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产阶级庞大帝国的时候，我们不妨对其形成的历史做一个回顾，对美国各个阶段的中产阶级发展状况做一些了解，从而探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文化的成因。
　　
　　一 农业社会：老中产阶级的乐土
　　
　　美国中产阶级脱胎于农业社会,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新的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社会体制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这又与其移民史相伴而生。1607年，3艘帆船将100多个移民带上了今天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河口，建立了第一块英属殖民地詹姆斯敦。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一批清教徒在马萨诸塞登陆，10年后，1800名移民来到马萨诸塞湾，建立波士顿，这是北美移民的开端。这些来自英国的落落不得志者带着创造新生活的梦想而远渡重洋，随后，新居民源源不断地纷至沓来，来自各地的移民给新大陆带来了不同于他们国内的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先来看新社会体制的主体。土地所有者、猎户、医生、律师、商人、教士，构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农业社会。在新大陆，大量的机会造就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美国独立后，联邦政府又着手处置扩大中的西部土地。1800年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根据国会规定的价格获得其已经占有的土地，此后，1841年，美国著名的《宅地法》又规定，一个定居者可以用最低价购得160英亩土地。可以说，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新中产阶级社会的首要条件。在欧洲，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土地或一个农庄，新世界能使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获得160英亩乃至320英亩的土地。这样，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由于农场主阶层在中西部的出现而扩大。美国农业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的存在先于农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欧洲的农场先于市场而存在，这样就使农民依照传统死死守住土地，无法变成美国式的农民企业家，而美国农场主的生产不仅自给自足，而且还进入市场。19世纪美国国内工业的兴起为农业提供了市场，促使美国农业进一步商品化，另外，美国的农产品还进入了欧洲市场。市场经济促使农业使用机器，并尽可能开拓更多的土地。这使得美国农夫没有任何的历史负担和传统的桎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的。由于他们没有欧洲式的封建羁绊，他们是最热心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朱世达：《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与思考》，北京：《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美国农业社会的民主传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也得以形成。
　　
　　民主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重要保证。在美洲新大陆各地移居的人，着力于解决这样三个问题：怎样生活？互相之间如何共处？同外部世界如何共处？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第80页。新制度的创始人之一杰弗逊非常注重财产与公民权的同等性，他曾建议让每位不足50英亩土地的人拥有50英亩土地。如果没有财产和个人的意志，也就没有独立地位，那样的话，一个人是不可能有公共道德的，也就不会有共和国，“因为依附产生奴性，容易被收买，扼杀美德，而且是他人实现野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83～184页。平等的观念，多样化的宗教传统，独立、分散的社会主体，多民族融会，种种因素促成了一个平等、民主的新世界的出现。北美殖民地的民主因素最初源于宗教宽容与宗教契约。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教派的教徒们带来了宗教的多样性，在多年的磨合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宗教上的宽容，而宗教上的宽容又带来政治宽容，这成为政治民主的重要因素。另外，开明的宗教领袖提出一种宗教契约观，认为宗教本身就是教徒在自愿情况下通过互立契约而建立起来的，《圣经》是一切法律的依据，教职人员受《圣经》的制约。这些有利于限制教长的权力，维护教徒的权利与宗教信仰自由，这种宗教契约观进一步发展成政治契约观，认为国家的权力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契约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世俗权力的膨胀是导致专制的原因，因此要限制这一权力，政治体制应该是“在多数人同意下，根据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政府”。在政治契约观的基础上又引发了法的观念，清教徒们认为政治契约等同于上帝的法规，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均有约束力，他们把宗教问题扩大为政治问题、又转变为法律问题，防止暴君的思想进一步演变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就孕育出了美国人的尊法观念，并将社会生活纳入法律范畴。《五月花公约》则是美国民主的滥觞。当“五月花号”到达普利茅斯时，清教徒一致同意制定“旨在促进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公平与平等的诸法律”。其后，这些移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实行类似于古希腊直接民主式的镇民会议。在西部移民社会里，移民按照直接民主的方式组成自治政府。由于每个居民都拥有自己的农场，经济上的平等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每个居民都有发言权，“一人一票”的民主形式具有浓厚的美国特色，也是平等思想最早的体现。
　　
　　美国的公共教育则是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重要保障，因为它是民主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的学校一开始是为了满足宗教的需要而建立的。清教徒为主的新教移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读懂《圣经》，但鉴于当时大多数移民是文盲，没有阅读能力，于是，马萨诸塞1640年通过法律规定，小镇要聘请教师，大镇要建立公共学校，学生需要交纳学费，但贫苦人家的孩子则可以免费入学。接受教育使许多人具备了提高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机会，特别符合中产阶级的社会利益。
　　
　　1636年，美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哈佛学院诞生，这是美国大学教育的源泉，美国教育最富特色之处在于，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划出教育用地，支持公共教育。1787年的《西北法令》对此做了明文规定，政府的这项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和公立学校的发展。1745年，美国还只有哈佛、威廉—玛丽和耶鲁三所高等学府，随着宗教热情的高涨，各个教派纷纷建立高校，这就是所谓的“学院热”，到独立革命前，几乎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高等院校，每所高校都声称要把更多的美国人从竞争对手的虚伪教义中解救出来，以免于使青年陷于愚昧的教条之中，这种竞争的后果便是自由化。每所高校都希望获得对该校的控制权，但谁也不敢绝对垄断自己的学校，这样一来，无宗教主义就成了美国教育的理想。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206页。当时美国的高等学府主要是为了向本地区提供有知识的教士、律师、医生、商人和政治领导人物，在这些学校里，像杰斐逊这样的学生可以随时旁听，这样的传统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的互相交融，也显示了学校作为社会人才培训基地逐渐发挥了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中产阶级的维系还与居民的不断流动性分不开，这包括地域上的流动和社会层次上的流动。西部广大的廉价土地为美国提供了流动环境，人们来去匆匆，皆为利益驱动。据1850年的估计，仍然居住在出生地的美国人不到1/10，而外来人（欧洲移民或外来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3。在美国决定社会地位的不是出身与特权，而是工作与财富。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美国人不问你是什么人，而问你能做什么事，因为他们所推崇的是能力，而不是家庭背景，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固定的显贵阶层难以形成，这使得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得以持续下去。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4页。
　　
　　农业社会中的美国人没有封建式的桎梏，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推崇，他们的个人主义传统，对教育的崇尚，对法律的尊重，广泛的社会流动机会，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使得他们对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为热衷，他们在新世界看到了美好的前景，机会对每一个勤劳、肯干的人都是敞开的，即使是贫困的新来者，经过一代的努力往往也能成为中产者，可以说，农业社会时期的美国是中产阶级的乐土。
　　
　　二 工业化：新中产阶级的催化剂
　　
　　工业化对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的发育和成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8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发凡于英国纺织业，至1784年，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工业革命出现高潮。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的劳动，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工业强国与“世界工场”，但同时也导致了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严重问题，在狄更斯等小说家的描述中，当时社会问题可谓触目惊心。
　　
　　美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迟半个世纪。以富国为目的的工业化如何才能尽量避免先发展国家经历的问题，这是当时美国人关注的重心。18世纪末，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展开了有关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辩论。杰弗逊强调自由与平等，而汉密尔顿则更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认为财产上的不平等是难免的，建立有产者的秩序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他是发展制造业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有产者的代言人。在美国的整个发展史上，自由与竞争究竟孰轻孰重，这一论争的思想内核一直贯穿于美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中。美国在18世纪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那就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从而使公民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权利。在当时美国社会有两大特点：一是这个农业社会有相当浓厚的民主和平等气氛，对农业社会充满理想甚至幻想。二是国家的经济十分脆弱，联邦政府在战争时期欠下大量债务，独立的民族经济有待振新。以杰弗逊为代表的政治家认为政府就是为了保护私产而建立起来的，人人拥有财产，政府则不让一部分人去剥夺另一部分人，从而使每个人都保持独立自由的权利，“不能保证财产安全的政府是一个不公正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会任意地实行限制、豁免和垄断，不让部分公民自由使用才能，自由选择职业，而这些正是获得财富的手段。”他对工业化持排斥态度，而希望能够在新大陆发展出一种理想的农业社会。他认为工业化可能导致社会差距过大，与美国的社会理想相悖，面对工业化的山雨欲来之势，他发出“美国民主处于危险之中”的疾呼。以汉密尔顿为首的另一观点则代表了强大的东北部工商主利益，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美国改变因连年战争而负债累累现状、维护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他们希望政府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便保护其利益和财产。辩论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和追求财富的竞争意识却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维度并一直在延续。
　　
　　工业化由时代潮流挟裹着如期而至。18世纪末，汉密尔顿的《关于发展制造业的报告》吹响了美国工业化的号角，到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进入高涨阶段，农业社会已经被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代替。1900年，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头号工业国家。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72页。美国工业化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动丝毫不亚于自然界的火山爆发。
　　
　　美国中产阶级首先是美国经济上巨大成功的产物。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人经历了三次大的工业革命，完成了机器化大生产所需要的一切改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人实行技术革新，热衷于发明创造，是美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准备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铁路时代，铁路建设与全国工业化全面进行，铁路带动了全面工业化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汽车、铁路、石油等工业纷纷兴起，同时也为美国社会培养了一个庞大的管理官僚群体。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表现在新的管理体制的推广上。工业革命使得美国经济出现了腾飞。不管在发展速度、规模上，还是在其所达到的高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工业化是一个公司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生产、科学管理和科技开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积极资助，一批敢于冒险、野心勃勃的人成为了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在竞争中，以钢铁、石油、机器制造为主的大工业兴起。高度机械化和流水作业使得美国的经济神速增长，以至于一个美国工厂工人生产的产品3倍于欧洲工人。工业化时代，激烈的自由竞争导致3次经济萧条，1873年、1884年和1893年，使得大批企业倒闭，建立工业新秩序以消灭破坏性的竞争是企业界的要务。企业家们达成共识，认为解决之道是对企业进行结构上的改革，用联合代替竞争，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大公司聚集、掌握与使用了大量资本，被那些具有眼光、野心勃勃的企业家用来垄断市场，控制资源、抑制竞争和建立工业新秩序。
　　
　　公司化导致垄断和财富的集中，导致贫富差异增大，阶层分化加剧。垄断和寡头试图扼杀美国农业社会中产阶级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自由竞争。新工业秩序的建立，使财富转变为权力。美国是垄断势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工业技术要求企业拥有大规模的生产，垄断利润的出现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合并浪潮，美孚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2%的工业巨头占据了60%的财富；占人口总数65%的穷人仅占5%的财富。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70页。工业化导致一端是富豪，另一端是穷人与赤贫者。而中产阶级则处于中间。
　　
　　技术进步推动了美国的经济繁荣，而物质富裕则使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迅猛的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经济学家J约翰·加尔布雷斯这样描述道：“在这种大公司里，有董事长、总经理、若干副总经理分别承担重要的参谋责任或部门责任……它把所有具有专业知识、有才干或有经验的人囊括进来共同作出集体的决定。这不是管理部门，而是指导性的智囊团——企业的大脑。”同上引书，第61页。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员进一步扩充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队伍。
　　
　　在工业化之前，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这个老中产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场主经历工业化的洗礼分化成为富足的农户，构成农村中产阶级的主体，但他们已不再是传统的自耕农，而是富裕的商业农民。他们志在实行科学种田与专家管理，并得到了受过专业培训的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同时他们还同城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联系，他们作为农业企业家利用其企业价值确立了其在工业社会中的价值。
　　
　　广大城镇的独立小业主、小商人和专业人员也正经历着异常深刻的地位革命。在机器生产的冲击下，独立小业主中的部分人沦为工厂工人，即所谓“正在消失的技工”，小商人在大公司实现生产和销售的联营后地位每况愈下，独立的专业人员也是如此，在工业化之前他们较为富有，过着舒适的生活，在相对孤立的社区里他们广博的知识使他们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但工业化使他们的地位也受到削弱。尽管他们的收入较以前提高很多，但他们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不如那些工业巨富们，他们的相对地位下降，而且其独立的民主地位也逐渐削弱，律师、教授、牧师在财阀的控制下难以有更大的作为。当然，民主和自由的使命意识也可能使得他们的抗争意识提高。关于这部分中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斗争的经历，在下面还要做进一步的论述。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其著作《改革时代》中做出这样的阐释：“专业人员的异化实际上是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这些作用中，地位革命的影响应该给予重视。职业条件是各不相同的，但所有自以为有学问有技术的集团都有一种共同的羞辱感和对财阀的不满。”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181页。
　　
　　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使得白领雇佣者集团从工厂工人中划分出来了，1890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口统计对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与“支薪雇员”加以正式区分。支薪雇员即是白领，泛指企业中的各种管理人员，包括经理、推销员、簿记员、办公室人员与企业内的专业人员。他们生活得很好，但是缺乏大笔财富与取得巨大财富的门路。他们当时收入一般是在年薪1500～5000美元之间，地位也在上层与下层之间，他们是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新的中产阶级。城市中等收入者的比例，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而迅速增长。1870年，美国的办公室人员、簿记员、办事人员、推销员等人数增长了1～3倍，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白领增长的关键时期，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白领阶层的人数又增加了1倍。
　　
　　中产阶级迅速转型，旧式的老中产阶级转变成为依靠薪金生活的新中产阶级。1870～1910年，美国总人口增长23倍，其中老中产阶级（商业企业家和独立的专业人员）增长2倍多，劳工增长了3倍多，而新的中产阶级则几乎增长了8倍，其总人数从756万人上升为5609万人。布鲁明：《中产阶级的出现》，第290页，转引自《美国现代化道路》，第174页。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如此描述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内部根据职业可以分为上层和下层，一部分经理、专业人员与部分办公室人员构成白领的上层，白领阶层中的三个最大的职业团体——教师、商店与企业的推销人员、各种办公室人员构成了白领的中下层。上层白领成员具有良好的背景，受过相当高的教育，大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企业内部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上层阶级有一致的利益。中下层则来自或出身于老中产阶级或劳工，19世纪末，每年大约有15万劳工及其子女进入白领中下层。小企业主与劳工的子女是急剧扩大的白领中下层的后备军，他们跻身白领的主要阶梯是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掌握某种技能，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正如罗伯逊指出的：“在所有的工业社会中，教育是社会的中心。”尹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506页。工业化时期教育的普及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发育功不可没。美国教育的发达和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其民主和自由意志的体现。1848年，霍勒斯·曼在担任教育局长时主张“只有普及教育才能抵制资本统治和劳工受奴役的趋势”，他认为，教育是“人类生活状况的最有效的平衡器——社会机器的平衡轮”。1830年，费城的技工通过一个决议，宣称：“没有真正知识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除非人人都能平等享受平等的教育，自由只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词儿。”J布卢姆等，同前引书，第420～421页。1870年以后，公立学校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了要使人人享受教育的决心，全民免费教育成为美国信念中最重要的内容，教育经费大大提高。1870年，用于公共教育的经费只有6900万美元，平均每名学生约15美元，而20世纪第一学年的学校预算是25000万美元，平均每名学生近23美元。到1900年，南部以外的各州（有两州除外）已制定了某种义务教育法。平均在校学生人数和平均学年长度都显著提高，公立学校的数量增长很快，教育成为一种科学，教育局得以成立。公共图书馆也有惊人的发展，出版物激增，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廉价的“便士报”，城市日益发展，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公众相信教育，同时也希望受益于教育。同上引书，第87页。这个时期的高等教育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教育正是新中产阶级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
　　
　　在《白领》一书中，米尔斯给我们描述了教育成为美国人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始末。从杰弗逊时代以来，大众教育就与推进民主结为一体。而政府也对教育相当重视。进入公办中小学的适龄儿童逐年增加。招生规模的巨大变化加强了地位的平等感，在小城市里尤其如此，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地位或职业地位如何，都可能在同一所高中上学。
　　
　　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职业技能训练为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在工业化时期，19世纪后期哈佛学院的改革拉开了学院改革的序幕，课程的选修制是改革的重要成果。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爱好选修课程。学术上的改革使学生和教授从只做学问的保存者转变为知识的探索者和提高者，这意味着学者的身份、自由和威信都有所提高。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培养出的学者开始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同上引书，第304页。
　　
　　教育系统的培养目标在19世纪中期是为了培养“民主共和国的好公民”，到了20世纪，这个目标已经变迁成为“在职业稳定的专业人员组成的社会里”做一名“成功者”，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266教育的意义已经从地位和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和职业领域。在白领生活及其成功模式中，个人生涯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成了决定其职业命运的关键因素。
　　
　　进入不同职业的正式要求以及升迁的希望往往取决于受教育的水平。在较高层次上，学院是高级和半高级职业的摇篮，同时也是获得更高职业所必需的地位标志。受过更好教育的男子比起他们的父辈可能占据更高的职位。名牌大学的学生则更有可能在大公司里找到一个有前途的工作。
　　
　　米尔斯指出：大学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的孩子变成了新中产阶级。高中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技术工人的孩子成为新中产阶级。学院和大学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将小商人和农场主的孩子提升到高级职业的较低层次。在大萧条中，许多男孩不是去继承父业，而是经过训练以后，在牺牲父亲利益的情况下，去帮忙为大公司系统的某个部门提供人员。他父亲的事业正是被这个大公司系统毁掉的。Ibid,p268
　　
　　在工业化时代，美国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是城市化。19世纪，美国人在地域和职业、阶层上的流动频仍。美国从1820年开始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国家的发展，1901年后，美国的经济、社会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并在半个世纪内完成了城市化。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页。但是在20世纪前，城市发展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全部城市的一半人口集中在北部大西洋沿岸各州，中西部和北部沿岸各州农村人口的外流格外引人注目。19世纪的几次大的经济萧条给农村造成极大灾难，而与此相比，城市却在享受由于电话、电车、电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其他新奇玩意带来的现代生活。许多农民无法忍受农村的生活，纷纷迁居城市。
　　
　　城市的特性、模式、结构也随着面积的增大而变化，城市的功能日趋多样，1870年以后，实行种族隔离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中心住的是穷人，周围一圈圈地住着日益富裕的人，社区的阶层分化开始变得显著起来。美国城市移民不仅来自国内农村，还有不少来自欧洲的农村，他们与以往的迁徙者一样，都是为改善命运而来，但他们在所栖居的城市往往成为非熟练工人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教育的普及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一部分人的子女能够脱离父母所在的阶层而上升到中产阶级，但仍有不少移民的后代继续贫困的模式。威廉·富特·怀特所著的《街角社会》为我们描绘了移民的转型。第一代移民首先是围绕家族组织起来的。其次是按照同乡的系统组成的。随着美国出生的一代长大成人，他们的生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青年凭借大学教育的提升作用，脱离了贫困的社区，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而有的没接受正规教育的青年，即使很聪明能干，却仍然留在贫民社区。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职业升迁使美国的社会流动具有历史延续性。19世纪末，普通工人没有机会可能进入上层，但新的白领等级使蓝领及其子女有了升迁的机会。在这一等级制度中，蓝领阶层的成员进入白领中下层，而白领下层升入中层都是比较容易的，再往上爬就很困难。美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在于，白领与蓝领的界线，特别是白领下层与熟练工人之间的界线不明显。这就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更能成为工业社会的凝聚力量，可以在重新整合美国社会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新中产阶级将领导社会的进步与改革。新中产阶级终于成为工业社会的中心。自由竞争被垄断替代，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一直没有止息。虽然美国社会的阶层差异逐渐分化，但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是平起平坐的中产阶级成员，包括相当部分的美国黑人在内。
　　
　　在政治上，工业化使得美国式的民主思想经受到挑战，垄断和反垄断交织进行。尽管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垄断势力，但由建国先驱者们传承下来的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却也在这种极大的不平等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在美国，反垄断的呼声一直不断，中产阶级则是其中激进的鼓与呼者。
　　
　　信奉新教的美国中产阶级具有民主思想，他们坚信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如同西部土地曾经给每个自由农民提供机会一样。他们认为个人主义应该不受限制地得到发展，每个人也应该是平等的。首先，他们对财富的过分集中和分配不公表示不满。韦伯对宗教多元的社会里的宗教与职业的分布做过一番剖析，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第23页。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工业化导致机会被不断剥夺，金融巨头正在扼杀个人主义，公司的权力正在侵蚀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认为，这样发展下去的社会是不道德的，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更引起了他们的广泛不安。面对政府和大资本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做的种种暴行，他们愤然谴责,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不过，作为贫富两极之间的中间阶层，出于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他们缺乏强烈的反抗行为，他们希望建立稳定、公平的社会秩序，但是也反对劳工的罢工，担心劳工会转而投向社会主义。
　　
　　其次，中产阶级反对工业社会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巨头对政治的操纵，中产阶级中早期的“独立派”和20世纪初的“清污者”即是中产阶级不满政治现状的反映。早在19世纪80年代，代表老中产阶级的独立派就揭露了两党制的腐败与金钱操纵政治的内幕。他们反对美国的“道德病”，揭示其腐败、物质主义与公司的权力膨胀。1894年，亨利·劳埃德写下了《财富反对共和》一书，对垄断资本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79页。林肯·斯蒂芬斯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城市腐败和政治腐败的文章，其著作《城市之羞》、《参议员叛卖记》均体现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监管员的角色价值。
　　
　　在美国的政治发展史上，这一时期最大的政治举措是“市政改革”。这是中产阶级的改革实验，也是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行动。由于城市已经成为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地，也是美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但同时又是工业化弊端的聚集地，因此成了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首选目标。城市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市政管理，建立负责的好政府。在前工业化时代，城市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自由放任政策，不能适应工业化给城市带来的变化，占据政府要职的往往是一些被称为“城市老板”的职业政客,这种机制被称之为“城市机器”。政治参与不是靠能力与学识，而是依赖于对党的忠诚与权力的玩弄，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能力与大有作为的人遭到排斥，平庸无能之辈乃至无赖汉却担任要职。在城市老板的控制下，混乱、腐败、负债成为城市的普遍现象，纽约市在19世纪80年代负债就达数亿美元。
　　
　　政治机器所操控下的城市管理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城市老板与不法商人勾结所形成的官倒，剥夺了广大市民的财富和机会。这与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在中产阶级看来，美国代议制民主政治已经接近崩溃，要恢复民主，就必须从城市改革开始。新中产阶级担当了改革的启蒙者和领导人。1894年，市政联盟成立，提出了作为其改革模式的城市宪章，包括直接选举、避免州的干预、限制公共事业特权、建立专家治理政府的人才制度以及赋予市长更多的权力等。提出了改革的目的是杜绝城市中的舞弊行为，消除腐败，更重要的是取得城市自治，遏制城市老板，建立类似大企业的科层制式的现代管理制度，以便对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和有效的管理。城市政府先后形成三种管理体制，即市长制、委员会制和经理制。市长制体现了多元政治，使大众参与得以部分实现；城市委员会制和经理—参议会制则反映了精英政治。城市改革奠定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到20世纪，又继在大城市的成功之后转向小城市。
　　
　　工业化不仅仅制造了两大对抗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而且造就了一代新中产阶级，市政改革则体现了新中产阶级的两个政治价值，即民主和效率。这确立了工业化时代的新民主，创造了一种公民参与的新机制，“预示了美国政治现代化的方向”。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88页。
　　
　　三 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
　　
　　在20世纪，美国的经济发展迅猛。20世纪初，美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越发成熟的工业社会。从1901～1945年，美国经历了两次战火的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国获益匪浅。众多的国家在战争中生产设备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而美国的经济却在战争中突飞猛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国力强盛，人民富强。美国到1930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制造业中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了农业中的劳动力。1950年，美国就进入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了，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成熟后”的状态，大部分工人不是受雇于农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而是进入了信息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社会。工业革命是机器代替人力和畜力的变迁，后工业社会则是依靠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使生产效率得到稳步提高。对技术的依赖也必然增加对科学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并且因为公司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社会整体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各阶层也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征。20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也即所谓的“普通人的世纪”，中产阶级成了“美国世纪”的标志，成为一种美国式典范。
　　
　　普通人就是中产阶级，普通人的概念，最初来源于消费领域。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人以占有土地和个人经商来获得财富，那么20世纪他们的成就感则越来越多地系于在复杂的社会组织机构中通过全面参与消费而取得的成功。对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全面参与大众消费，不仅使他们形成一种特殊的消费文化，更主要的是他们通过消费，表明自己的“普通美国人”身份，也就是确认自己的中产阶级的地位。大众消费的不断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人对中产阶级的重新定义。奥利维尔·如恩斯：《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118页。
　　
　　消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并且作为一种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方式，源于亨利·福特的大众消费思路。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阶段，实业家们开始意识到，导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是消费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因为一方面，工人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消费，而消化生产出的大量产品的市场尚未出现，因此他们认为提高大众的消费能力是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亨利·福特是这一思维的最初行动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就开始批量生产出T型汽车，并且以超低价格出售，同时他又将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他们有能力购买福特汽车和其他一些产品。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信贷革命，他又进一步完善这些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成为工业制品的消费者。高工资—低价位的方式，使得广大农民或者工人的购买力大大提升，购买者群体的扩大，其结果是确立了一种更为广泛的为人们接受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形成，是美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恩斯在《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书中写到：由于对技术、资源和商品采用了新的评估方法，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看作中产阶级的一员。20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界限变得模糊。由于教育使得人们更易于把握机会，对于20世纪个人的向上流动具有核心意义。很多开始身处逆境的个人不断融入到多数的中产阶级中，这既是一种同化手段，也起到了一种安全阀的作用。20世纪的大众社会中，美国人同公司企业及政府机构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心公司、联邦和地方政府对阶级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产生影响的方式却十分简单。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们产生了管理职位、职员工作、生产人员的内部登记制度。但这三种工作并未导致严格的阶层分化。办公室文化的不断普及，从事办公室工作变得起点很低，起初，由于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使得能够获得这些职位的人仅限于受过教育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随着教育的普及，移民觉得如果他们的子女获得必要的教育，也同样可以打入这个不断扩大的经济部门，从而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壮大。
　　
　　“普通人”在社会学家的眼里是一个阶层概念，而在商家看来则是一种消费主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沃纳不仅将阶级和消费联系起来，而且还抓住了美国人对社会地位的理解并将其推广开来。他发明了一种评价阶级的方法，就是完全以消费体现的地位来确定人们在某个社区的阶级排序。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理解和量化社会的工具，更受到商人的青睐，因为他的研究让商家确立了他们的服务对象，明确了“一个典型社区中占到人口65%的（中产阶级中下层）是一个国家购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利维尔·如恩斯，同前引书，第154页。中产阶级作为消费者，通过个性化的消费，其阶级地位得到了加强。由于中产阶级受到社会工程和营销策略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后代加入其行列。一个富裕的、为个人提供无限机会的消费社会在心理上对20世纪美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享受着“自己的家”带来的舒适生活，有“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方便，能够有汽车，有一些娱乐活动，能为孩子提供中学和大学教育，这就是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所描绘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同上引书，第153页。它使每个美国人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更加负责的态度。
　　
　　美国“普通人”的出现，与美国社会的纳新能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美国人一直致力于发展开放式的阶级结构，构建一个具有扩展性和吸收性的中心。他们不愿意象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强调阶级冲突，在20世纪的很大部分时间里，由白人组成的城市工业中产阶级大规模扩张，既有非凡的扩展力，又有着不同寻常的内部分化能力，这有助于同化新人，促进社会流动，化解极端主义的情绪，缓和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沃纳的研究反映出社会结构有一个巨大的中心，社会结构阶层分明，但同时又有流动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一度出现了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情形，工业高度发展的时代造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阶级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事态没有进一步朝着马克思所预见的那个方向发展，据《美国阶级结构》的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无产阶级内部缺乏一种同质性，另一就是中层阶级的扩大。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79页。
　　美国社会所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有效地缓解了阶级冲突的进一步激化。20世纪“普通人社会”的形成与社会的开放程度是息息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在社会上为了取得竞争所付出的努力应该不仅来自于他们父母的帮助或者是受到父母的阻碍，而应该是与他们自身的竞争能力相关。社会应该提供一个能让他们展现能力的机会，并且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让他们竞争。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巨型公司的建立使得社会的中高层有许多不断扩大的职位，新位置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繁荣年代里，许多移民的儿孙都升迁到中层或上中层阶级的位置。同上引书，第320页。这是结构体系带来的职位流动。来自下层的孩子由此得到了一个改善他们地位的机会。
　　
　　在《美国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美国社会流动的一些信息。其中提到戴维·费瑟曼197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
　　
　　从表4-1可以看到有关1973年的流动情况是：儿子中的49%向上流动，32%依然保持原位，19%的人向下流动。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的儿子有机会攀升到较高社会阶层上去。有相当数量的继承，但还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在1962年向上流动的百分比是相同的，保持原位的人多出2%，向下流动的却减少了2%。流动比率也反映出，在等级体系的上下两端存在着大量的继承，是远远超出机会所能带来的继承，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流动，这种流动是在等级体系的中部出现，而且十分接近机会。
　　
　　表4-1从父亲职业到儿子职业的外流：1962年和1973年儿子的职业（百分比）年代和父亲职业高层白领低层白领高级体力低级体力农业总计横列百分比1962年高层白领541713151100%17低层白领4620141821008高级体力28132830110019低级体力20122244210027农业16719362210029总计281220328100100%1973年高层白领521614171100%18低层白领4220152211009高级体力30132729110021低级体力23122440110029农业18823361510023合计301322314100100%资料来源：戴维·费瑟曼：《机会在扩大》，《社会学》杂志1979年第13期，第7页，转引自《美国阶级结构》，第193页。
　　
　　下层阶级可以比较轻易地进入中层，比下中层进入上中层的机会反而还要来得容易。但是，进入上中层或者进入上层的机会却非常稀少。这说明，作为一个以中下层为主体的“普通人社会”特征，同时也说明，在美国，阶级的流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开放，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91～194页。由权力精英们把持的圈子是很难让普通人介入的。
　　
　　教育对促成这样一个“普通人的社会”意义重大。教育在20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直到1890年，中学的入学率还不到7%，1897年哈佛大学的校长查尔斯·W艾利奥特还只能是“希望”建立一套民主的教育体系，使“每一个人”获得广泛的受教育机会，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的历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714页。但这已经能够看出美国人对民主教育体系的推崇。到20世纪初高等教育受到普遍关注和追捧，美国的学院或大学发展神速，1870年，美国的高等院校有563所，到1910年，达到近千所，入学学生总数33万余人，与此同时的法国全部6所大学招生人数总共约4万人，相当于美国高等学院全体教职工的数目。到1935年，美国高等院校达1500所，学生100多万人，到196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达到2000所，学生超过300万人。而到1970年，高等院校的数目接近2500所，学生超过700万人。
　　
　　美国不只是提供高等教育来把公民培养成学有专长的杰出人物，一般来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的目的是要成为“才智的旅馆”，为每一个美国社团的精神和文化活动提供许多民主的便利，就像美国人的旅馆为美国人的社会和商业活动提供方便一样。美国的大学是敞开的、普及的和民主的。同上引书，第700页。
　　
　　教育民主化使得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受益最深。1837年开始，奥博林学院最早实行男女同校，向女子敞开学校的大门，到1920年，男女同校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既定制度。1938年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决定，开始维护黑人公民分享高等教育的权利。美国革命后，对退伍军人的报酬是土地赠与，而新的家传财产则是教育。军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退伍后，根据《美国陆军权利法案》的规定，联邦政府向每一位退伍军人提供补助（每年最多500美元，作为学费和书籍费之用），以及每月50美元津贴，以便他们能够完成四年的大学教育。对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也有类似的明文规定，到1965年，这项计划结束时，它已把几百万美国人送进了大学。丹尼尔·J布尔斯廷，同前引书，第711页。
　　
　　初级和中级教育更是得到了普及，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进行了教育改革运动。他提倡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在做中学”，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新教育反映了美国人的一种民主观念：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教育应该而且也能人人有份，发展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人人可以通过它去得到发展所必需的各种手段。这一观念的体现是中学的扩展，原来在14～17岁的人口中，上中学的不到7%，到1920年，达到1/3，1950年达到3/4，1970年达到将近90%。同上引书，第728页。
　　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促进了美国作为一个富有生产力的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哪一个人口差不多的国家有这样高的文化水准，也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比美国的教育更针对每个青年人。教育的投入使美国公民普遍受益，在存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缓解了阶层差异。
　　
　　再来看20世纪的美国文化特征。“平等的观念贯穿于美国的各种社会关系。……当两个不同级别的人之间发生个人的接触，建立一种平等的气氛便成为各自潜在的愿望。”爱德华·C斯图尔特、密尔顿·J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20页。大众消费社会一旦形成，就成为注重享乐和消费的新道德观的母体，加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广泛影响，人们开始认为清教主义是对人性的压抑。在美国文化中惯常的时尚流行的“上行下效”的方式变为“下行上效”。爵士音乐、崩克文化、迪斯科等，都是由下层群体中兴起，转而为寻求享受与发泄的中产阶级以上人士所接纳。在2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文化中流行新道德观，它的核心就是要及时行乐，充分享受社会的物质生活，道德上无顾忌。在这一时期流行的爵士音乐即是享乐主义的体现。其形式上放荡不羁，道德上反传统，追求感官的刺激，是消费社会的产物。
　　
　　这是一种强调金钱崇拜、物质占有和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将白领中产阶级引入一种“透明的生活”，讲究眼前的实惠和快乐，淡于名利地位的追求，反叛传统。这种享乐主义首先表现在新中产阶级的工作态度上。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工作是一种进取精神的体现，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体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但在享乐主义的背景下，工作只是为了获得金钱的一种手段，新的工作意识演变成为“工作越少越好，收入越多越好”。Mills,op cit, p230其次，享乐主义表现在中产阶级对成功的态度上，老式中产阶级成功的标志是拥有财产，而在消费时代，成功的模式更注重金钱，现代中产阶级也更重视成功本身和成功的目的，手段并不重要。米尔斯说：“目前受到强调的成功条件是灵活性而不是能力；是在同事、上司和规章制度中混事的本领，而不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勇往直前的闯劲；是你认识的人，而不是你懂得的知识；是自我表现的技巧和利用别人的窍门，而不是正人君子的道德、物质的成功和人格的可靠性；是对公司的忠心甚至以公司为家的精神，而不是创业的本领。”Mills,op cit,p263
　　
　　到5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政治上走向思想一致，社会生活平稳，文化风气温和，被称为“丰裕社会”，这一代青年也由于无所作为而被命名为“沉默的一代”。
　　
　　但是，表层下的平静却掩盖不住激荡的波浪。对社会压抑的不满，到60年代爆发为“垮掉的一代”的反叛行为。其原因在于50年代的经济发展使得中产阶级享受到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组织人”——各种巨型公司、组织或者社区的一分子，他们乐于顺从既定习俗，愿意听从组织的指挥，以保住既得利益和经济安定，他们热衷于个人幸福，对一些社会问题漠然视之。“沉默的一代”与20年代的新中产阶级一样，耽于享乐。而“垮掉的一代”则大多是出身于中上层阶级，他们对于“沉默的一代”的无为状况大为反感，对个人意志的消失痛心疾首，起而否定既有的价值观念，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到60年代这发展成一种嬉皮士运动，成为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先声。反主流运动异军突起，指出美国尽管物质富裕，却导致人格异化，其领军人物有马尔库塞、米尔斯等思想大师以及“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针对美国社会问题，青年学生在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反叛运动，改革教育制度，分享民主制度，支持黑人民权，反对越战，这是美国中产阶级青年反对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极大地影响了60年代后美国的社会生活。
　　
　　进入7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如爵士音乐时代一样，完全为享乐主义支配。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种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354页。
　　
　　文化上的表现与政治上的作为具有一致性。一方面这个“普通人”的社会体现了公司化的进一步影响。公司在20世纪到来的时候比以往更加集中，也更加发达。大约192万家公司，或者说总数的98%只拥有全部工业公司资产的14%，而略多于500家公司大约拥有全部工业公司资产的83%，这500家工业公司在1970年雇佣了1460万名工人，占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的75%。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第295页。由流水线技术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技术合理化，推动了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规模化、集中化，大型科层制组织日渐成为社会的主角。这些组织需要接受专门训练的、深入而狭窄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而不是自我培养和广博的学识。许多已有的工作被分割开，经过标准化而被纳入具有高级技能和服务的官僚组织。许多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专门职业领域也因技术环境的复杂化而转向制度化机构，聚集在大型官僚机构中。由于现代官僚体制及其正规化理性管理将取代市场调节功能和阶级争夺关系，形成高度权威之下由行政机器维持的合法统治秩序。这使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独立性受到影响，这些置身于巨型公司、组织或者社区内的“组织人”更愿意选择顺从，安于个人享受，对一些社会问题漠然视之。
　　
　　在美国的历史上，老中产阶级因为其相对独立性而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工业化时代的中产阶级也在市政建设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但是，现在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其独立性受损，人们不禁担忧，美国的中产阶级既然已经进入了组织体系之内，他们如何在体系内继续发挥其民主代言人的作用，如何继续其自由主义的传统？
　　
　　应该看到，尽管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组织人”，传统的个人主义消退，美国中产阶级文化逐渐滑向享乐主义，但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脉络在20世纪并没有断裂，在民主的体现形式——“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方面他们并没有全面退隐。这又与美国的大学教育、理性的世界观以及隔绝、分散的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
　　
　　美国的教育造就了美国中产阶级，也造就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当然，教育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意识的产生。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中产阶级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在政府中赢得一个民主程序。受过良好教育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中产阶级以其反民主的情绪而著称。再者，如果中产阶级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注重技术、管理和职业，那么大学教育本身与其说是促进民主的新形式的产生，还不如说只是有助于把个体关入新的奴役的“铁笼”之中。按照马尔库塞、阿伦特等当代大学教育的批判者的观点，教育课程已经朝纯粹的技术和职业训练转移，而且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自由艺术和科学。大学教育将不再导致知识分子扩大，而是产生狭隘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有大量拥护者，但是，近年来，以格拉斯曼为代表的学者却在部分肯定了这些观点的前提下，指明了美国大学教育课程设置对民主造成积极影响的发展过程及发展方向。Ronald MGlassman，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Perspective（New York: Macmillan Press，1997）
　　
　　一方面是反主流文化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经典学科作为非职业爱好一直没有消失，这使民主意识得以传承。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加入课程中的科目集中在当代社会问题上，例如环境污染、家庭和军事冲突、宗教神秘主义和道德伦理（以及关于亚洲文化和宗教的科目）、人类的性、“个人调节”等方面。黑人反叛、妇女运动同样对课程设置产生了冲击。在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冲击下，大学课程变得更有弹性，“反主流文化”运动其实并没有给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带来稳定的职业，也没有改变它曾经反对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因为尽管它试图推翻一种旧的价值体系，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没有建立统一有效的思想内核，因此，它无法取代旧的价值体系的地位。最终，当“垮掉的一代”步入他们的成年时期，他们已经开始回归传统。
　　
　　到20世纪70年代，旨在重建经典自由艺术和科学科目的运动兴起。学生选择了大量的自由艺术和科学科目作为他们的非职业教育的核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赫、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等古典艺术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仍然稳稳地在大学生的非职业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受过这样教育的学生正是作为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他们都或迟或早地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体。他们熟悉一些伟大的音乐和艺术，接触到哲学家的逻辑和怀疑主义、神学家的伦理道德、科学家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社会科学中产生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文化意识。这种教育尽管不会必然地导致民主的世界观，但是却不可避免地成为民主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困境所产生的影响。当代工作世界和社会领域强大的压力迫使现代的个人非常重视“教育”。他们在社会领域遭遇到的广泛的个人困难迫使个人十分严肃地对待大学提供的社会科学、生活调节和哲学—神秘主义—道德课程。个人的亲属关系、个人身份、婚姻和家庭纽带、共同体瓦解、道德沦丧、环境毁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摆在当代学生和成年人面前，促使他们从事一系列严肃的非技术的考察研究。不仅大学寻求开设相关的课程，而且公司、政府也已经聘用顾问来帮助他们的雇员（选民）应付个人的亲情、权威、冲突、酗酒、滥用毒品、离婚、中年危机、性别冲突等问题。公司主要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要追求利润就必须要有具备合作精神和生产能力的雇员，公司为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不得不被迫帮助促进个人调节、性别互动、自我意识和人道主义道德等。新中产阶级不能在一个只有技术、管理的现代社会存在，因此，教育还必须与生态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相结合，而且应该发展个人意识，这也是传统思想得以传承的原因之一。
　　
　　宗教的衰落对现代人的影响不容忽视，其后果是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个人“存在的焦虑”和“道德不适”，这样，哲学、神学、伦理和神秘主义课程也将不再被个体忽略，并且对大学和研究所的教育定位产生了冲击。甚至大众媒体也被要求仔细审察他们的道德伦理标准，文化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同时，中产阶级热衷于有组织的、积极要求政府具有理性的人道主义功能的政治运动，这是他们理性世界观的体现。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保护群体等各种要求民主权利的组织越来越多。
　　
　　此外，20世纪由于存在一个为中产阶级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匿名市场，现在的私人领域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私人化，几乎完全处于一种迪尔凯姆称之为“自我隔绝”的状态，只要不背叛它，私人的或政府的现代组织并不关心你在私人领域做什么。人们可以远离利益集团的严密监督和个人控制，而得以独立生存；也可以广泛旅行，从而增强独立于地方精英的自治性。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2页。当然，不管要支持还是制止其组织或政府机构的目标或利益，个人都不能制造麻烦。公开反对某个组织的政策会给个人带来惩罚，不仅会失去工作，而且甚至导致职业发展上永久的掣肘。在这点上说，处于权力精英和现代巨型官僚组织等级制度中的新中产阶级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法理权威）来保护其权利。
　　
　　在具有多种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影响下，中产阶级尽管已经进入组织内，成为组织人，但他们的独立的意识将依然存续，他们仍然是美国社会民主的基石。
　　
　　通过考察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形成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教育、政治、文化特色。脱胎于农业社会的美国老中产阶级，他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平等观念。作为独立的有产者，他们建成了一系列民主政治体制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国的民主传统经久不息。新中产阶级则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来的，公司的发展与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与转变息息相关，中产阶级由于进入工业体制内，他们由农业社会的有产者——农民或者小企业主——变为依托公司、出卖脑力劳动的雇员，美国在教育、政治、文化上都逐渐有了自己的特色，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成为“普通人的世纪”。一方面，新中产阶级从某些方面失去了政治独立性，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不自由，使他们只能如福塞尔所描绘的那样刻意淡化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另一方面，民主的传统和个人主义思想使他们未在政治上完全退隐，他们对垄断的反抗，对专权的反抗，乃至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刻意回避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他们乐于享受，但并未沉沦；他们深陷于体制之内，但又有反抗的可能。当然，美国社会存在阶级分化，并且贫富差距还在日益扩大，以致关于“中产阶级正在式微或者已经消失，美国只有穷人和富人，没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依附阶层而非独立阶层”等呼声不绝于耳，无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这些特性或者发展趋势是片面的。但不论怎样，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队伍庞大的社会群体，今后仍将以其个性、知识和民主意识作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存在。
　　
　　第六章 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
　　 < BACK
　　
　　大多数学者和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帝国。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共生的有以下一系列形容词：民主、平等、大同、共同富裕、稳定等。这些附着在“中产阶级国家”令名之下的属性似乎是不证自明的社会事实。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向世人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一个富裕的国度。并且很多人还认为美国和以往所有富裕国度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没有贫富悬殊，它的富裕是被大部分人共享的。人们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里，没有贫穷，政治清明，社会问题都会随经济的发展迎刃而解,教育、科技的成果和管理、专业人员新阶级的壮大使美国成为一个自动化社会。总之，很多人认为美国不再有贫富两极对立，它是一个同质性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大同”社会。所以，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样的环境下（美国国内战争、暗杀频频见诸报端；社会出现普遍的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城市处于危机状态中；人们面临着日渐迫近的生态灾难等社会恶性现象），即使社会评论也对美国现状表示怀疑，而美国民众的怀疑和否定情绪也从未波及到美国是富足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个观念。人们仅仅对这种理想蓝图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越战这个突发事件，与美国的社会结构没有关系；城市危机也被视为是人们上升的期望值和经济公共部门相对不足的后果；贫困问题则被视为种族危机的表现，是种族歧视将有色人种排斥在普遍富裕之外的。
　　
　　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神话的衍生与美国人独特的社会心理相关。正如上章提到的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自称为中产阶级。因此，很多学者根据此测验将美国乐观地贴上了“中产阶级社会”的标签。但是仔细揣摩，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答案的粗略之处：这次调查的组织者在向应答者征询：“您认为自己属于那一个社会阶层”时，只向应答者提供了三条选择答案：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这个问卷是很粗糙的，因为出于趋同心理，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中等阶层。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这种大多数民众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心理是如何形成的？而且，阶级心理的形成不仅与该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经济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加以分析。
　　
　　在美国，自居中产阶级更像是一个有趣的社会文化现象，往往与财富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多数人声称自己为中产阶级，但是“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理查德·隆沃思：《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11页。福赛尔在《格调》一书的开端就不无讽刺地描摹出美国人对平等神话的本能迷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和白领阶层而言，中产阶级的神话有助于消除等级森严的不快，另外也给了工人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对上层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管理者而言，神话将他们高出平均水平的收入和特权合法化了。简言之，中产阶级神话源于人人平等的母题。与其说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为一个社会事实，毋宁说这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经济诸因素相互影响、纠结生成的主观建构，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美国神话”。
　　
　　一 神话的缘起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这个美国神话形成的客观基础。殖民时期、独立战争时期乃至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岁月”等独特的美国历史经验共同作用形成了美国人“美国例外”的民族心理。历史集体记忆、怀旧心理和崛起的大国政治理想与此民族心理有着极大的关联。
　　
　　我们应该承认，任何神话必然有其客观基础，“风起于青萍之末”——不存在任何社会事实，也就不存在可夸饰的神话内核，那神话就无从说起。诚如上章所言，美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美国自由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而历史文化因素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维度。新大陆开辟时期的社会文化特点是政治乃至经济机会的均等性、文化的夷平性。新大陆的殖民者往往是欧洲社会的边缘人、被放逐者，他们对欧洲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有一种本能的厌恶。1620年，102名清教徒为了逃离本国的宗教迫害，乘五月花号抵达了新英格兰殖民地，在上岸之前，这群移民即拟定了《五月花号公约》，并由41位成年男子共同签署。由此我们可以说，美国文化精神的雏形在五月花号上已然形成了。移居新大陆的殖民者们虽有许多差异，比如阶级地位的高低与不同，但在新大陆百废待兴的环境中，谁也无法保留自己原有社会地位和特权。他们熟悉权利观念和自由原则，他们也开创了自治的传统，移民们相互之间的感觉是平等的。这些都构成了美国理想的根本基础。“美国是自觉的、有意识地要把自己造成一个新国家……人人平等,都有争取成功的自由,没有人受到排挤和压迫……学校里是这样教的，文字和历史书也是这样证实的，全国普遍接受，并成为美国箴言的组成部分。”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信息时代的美国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7页。在只要有理想几乎就能实现的历史背景下，美国人的自信心就是这样积淀了下来。这种社会心理后来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平等主义心理倾向：在美国，机会、财富对所有的人敞开。这种心理倾向一直持续，甚至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理解美国现代社会的先验模式。所以，即使早在20世纪初开始之前，随着美国工业经济的发展，阶级压迫、剥削以及贫富悬殊等各种“阶级社会的标识”，已然不比任何国家严重。在至少不比其他国家逊色的社会环境下，美国人依旧自认为美国是平等、大同的中产阶级国家。“一个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以往的好几代美国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看成‘中产阶级’，但在所有的欧洲人中有一半自称‘工人阶级’。”
　　
　　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同前引书，第41页。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记忆的力量所在。
　　
　　从相关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大陆开拓时期阶层间流动和上升的容易之处：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早期时代，上升到绅士行列的机会并不罕见。直到1700年前后，白人移民在弗吉尼亚可能比在英国时要富裕。由于劳力不足，工资就较高……记录说明，17世纪后期的弗吉尼亚已有大批的“自耕农”，即拥有20～500英亩土地的人。在社会上层，携有中等资本前来的人可能还有较好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资本;并且，同样数额的金钱在弗吉尼亚比在英国可以买到更高的社会地位。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112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早在建国初期之时，阶级间的流动是相当顺畅的，这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没有什么种族障碍足以阻止时来运转或发愤图强的劳动者发迹。因此直到1700年左右，那段时期仍然算得上是弗吉尼亚‘民主’的美好时代。”同上引书，第113页。这种情况正是美国梦的渊薮，我们可以在很多美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见美国梦的痕迹。美国人在遥想这段黄金岁月的 同时，不免发出“祖上曾经阔过”的感慨，像任何一个富贵之家的后裔一样，普通美国人在叹息的同时总梦想昔日美好重新再来。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对美国民族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于平等的理想，早在殖民地初期的新文化风格的追求上就可见端倪。趋同性和标准化正是美洲殖民地文化的特点。“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文化在广阔的美国土地上比在狭小的英国故土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定居者坚持讲他们祖国的语言，他们在新世界到处流动，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也经常变动，在此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语言更趋统一了，整个北美大陆克服了空间上的障碍，很快出现了一种单一的口头语言……美国语言的这种一致性就地理而言是没有地区方言的隔阂，就社会性而言则没有种姓和阶级的隔阂。这两个方面的一致性都对国家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大众化的不分阶级的语言为整个美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讲话方式。”同上引书，第307～309页。在美国，无论移民来自何阶级，他们都说同一种语言：英语。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对群体认同和心理模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即语言极可能是一般民众阶级认同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的趋同性是整个美国社会在心理上趋同于同一个阶级的基础条件之一。“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人民的英语’，它取代了‘国王的英语’。这种‘人民的英语’特别适合于一个没有文化中枢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像贵族那样讲话。”同上引书，第331页。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和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只有从开拓之初新大陆上充盈的平等文化特性解析，我们才能更充分地理解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为何对美国人而言，属于中产阶级就是字面上的“处于中层”、普通人、老百姓，认为自己属于底层阶级对美国人而言是无法理喻的。虽然“社会调查看，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但当被询问时，其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不承认是穷人。在个人奋斗受到推崇的美国，贫穷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却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栾国生、姜鹏、区粤秀、于保政：《美利坚沉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139～140页。
　　
　　美国的这种平等的“中产阶级”观点也存在于美国的历史和历史先驱的人格中。首先，美国诞生在理性主义、“平等”概念盛行的年代。这种平等也是美国先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新大陆第一批殖民者对于平等社会的建立就是依赖欧洲启蒙主义者的蓝图。美国的殖民时期，虽然土地广阔，但几乎所有的黑人和五分之一的白人都处在贫穷之中。但即使如此，美国在前革命时代也从来不是一个存在大量剥削阶级的封建制国家。经济数据表明即使在最恶劣的时期，美国从未有过像欧洲18世纪那样普遍的贫困。因为美国地广人稀，摆脱了像欧洲那样工业化发展的残酷和非人道。“殖民时期的美国既有其局限性又有种种机会，从中产生了美国的理想……美国对于具有渊博的、超然的和‘纯粹的’知识的人并没有多大热情，对于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和精神力量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唯恐它们会使一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这种想法促使美国人信奉一种‘天生平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如果没有美国式的机会，是不可能滋长和发展的。”丹尼尔·布尔斯廷，同前引书，第215页。信奉平等思想的立国英雄也正是按照这个理想行动的。美国独立战争时代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转折点，《独立宣言》表达了“追求幸福”的信条，富兰克林认为人们应该按自己所需拥有财产，多余的属于国家。这次革命不仅扩展了新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也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机会。各州都没收了很多原本属于富人兼并的土地，土地的再分配也遵循了经济平等的原则。另一个举措是西部的开发，地广人稀促进了美国的自由，减少了贫穷，加强了民主精神。Parker,Richard，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Liveright Press,1972）,pp51～60即使是现在，美国人依旧将《独立宣言》视为世俗圣经，无论现实是否真是如《独立宣言》上所描述与规定的那样，出于英雄记忆和历史理想，美国人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总走在平等大同的道路上。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的蓬勃年代、黄金岁月。很多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50年代大加赞美之辞，称之为“原子时代”、“科技时代”或“后工业时代”。而且，还盛行这样一种美好的说法：在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没有造成像在欧洲那样的阶级间的经济鸿沟。很多科学家认为美国进入新纪元：人们将有更多休闲时间；机器将取代人力；人人会得到教育等。他们还认为政府会依靠专业人员妥善解决一切贫穷和不平等。在学者的臆想中，唯有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有走向平等的趋势，这种走向可以清扫特权，特别是可以清扫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整个国家成员在任何方面都拥有平等。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认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大部分美国人带来恐惧的回忆，美国人希望安全、稳定和物质财富。这种希望与五六十年代那段美好的回忆扭结在一起，铸成了美国人特定的平等理想。美国“中产阶级国家”神话的泛滥和美国的大国政治理想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经历了18世纪前塑造自我的民族化之后，美国进入了表现自我的国际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强国，中产阶级神话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接受。“理论，作为神话有其自身的价值。……当权者和知识分子利用这些神话来阐释他们经验中的事件发展过程，来诉说民族或国家的英雄们的故事，并以此来为他们的稳定感、意志力、自信心、自豪感提供佐证。就其功用性而言，它们能够中和抵消认识分歧，同时也表达了一个社会中人民的观点和见解。”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和衰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75页。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中产阶级也进入一些决策机构，所以很多民众就乐于这样推测：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个大多数人归属的社会阶层，这个新阶层的社会体验和自己的经验是同一的，既然是大多数人的社会体验，那也可以被视为整个美国的经验。这样美国大众成功从心理上转化并定位成为国家的决策阶层。很多美国人认为只有中产阶级才能理解、预测美国的未来。神话最终的确立还帮助了日趋富有的上层中产阶级中的精英获得了凌驾于其他群体上的霸权。这个霸权很少被挑战的原因是“新阶层”（即上层中产阶级精英）认为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也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美国的神话包括若干母题。20世纪上半叶的繁荣使得美国的自信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美国的目光想要看得更远。从1941年《生活》杂志上的“20世纪将是美国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抛出“普通人的世纪”的构思都是美国表达世界霸国雄心的宣言。这些宣言极具乌托邦的浪漫色彩，将全世界视为想象框架，而美国理所当然坐落在中心轴线上。这些宣言服务于美国国际大国的自信形象和国内的社会整合。将自己的国家塑造成为平等、民主的大同社会对美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至关重要。国内形象是国际形象的基础，也是有能力参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自信心的来源。只有先将自己想象为理想国，并将此完美的形象辐射到全世界，才能获得资格和能力对国际事务发言。“倡导中产阶级价值观念，后来成了冷战中美国国内的外交辞令，早在冷战开始之前，它就是美国国内政策的重中之重了。”奥利维尔·如恩斯：《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111页。除了经济、军事的实力，美国还要成为“民主国家”的楷模，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指点时务。如此，作为美国普通民众幸福的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形象成为大众倾慕的对象，因为中产阶级社会结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前提，它意味着民众普泛的民主权利和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是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是消除经济政治不平等的一剂灵药。这样的观点似乎将整个美国社会都融入中产阶级的熔炉中，全然抹杀了美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问题。这也暗示着，任何发展中国家应以美国的成功模式马首是瞻，唯有接受美国式的制度、价值观，才可能成为被称许的橄榄型社会。由此看来，“中产阶级国家”的宣传和美国的大国理想是相契合的。因为如果认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最民主、最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当下所谓的全球化必然就是美国化，是美式理想的全球普适化。
　　
　　因此，有必要在主观上建构出一个整齐划一、可以将大多数社会成员纳入的同质性阶层，这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内民众心态的自信与稳定都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不禁联想起伏尔泰的名言：“即使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是否这也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合适注脚呢？
　　
　　二 神话的幻灭
　　
　　上述种种主客观的条件，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曾经的辉煌给美国人的整体社会心理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一切奠定了美国人关于自己国家是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观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种观点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据的，但是随着美国社会的变迁，美国平等的、民主的“中产阶级社会”神话遭遇了幻灭。肯尼迪时代的社会危机和越战的败绩打击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狂想曲。人们对技术理性的偏执信赖动摇了：因为理想国没有乘着科学技术的东风如期而至。贫穷和种族歧视揭示了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并非是想象中的普遍化。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的各种症结日渐显著：贫富悬殊、社会阶层流动困难等。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是该清醒认识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神话的时候。
　　
　　首先，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关于“美国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之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意义重大。“因为当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还不足以达到温饱时，所谓贫富差距更主要是体现为客观生活条件的差异，它是生存与否的差异。而当社会上的人们普遍解决了温饱以后，在贫富差距问题上，主观的心态就显得异常重要，尤其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自己经济地位的认定。如果社会上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等或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心态，如果社会上多数人认为自己是处于下等生活水平，这就是一种不稳定的心态，就会引发社会动荡。”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第183页。对美国这个移民国家而言，大多数人对自我社会身份认同的趋同性的确有助于社会稳定。另外，由于“资产阶级不愿意见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尖锐、敌对的矛盾与不可调和性。于是企图在其中塞入一个‘巨大而无定型的中间诸阶级椅垫’，并以之取代工人阶级的存在……据此得出的一个论点，这个‘中间诸阶级’正在不断地壮大它的队伍。实质上，这一论点的根据是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推想思路得出的，即工人阶级可和‘体力’劳动者等同起来，所以人们只需简单地将人口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借此大略地划分‘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陈恕祥编《美国贫困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第212页。应该看到，马克思的“中间阶层”和西方社会长期界定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的“中间阶层”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划分标准的，这个中间阶层，就其根本属性而言，就是不稳定性和暂时性。而“中产阶级”，尤其在美国，则是“以家世、收入、职业、住宅和居住地来综合考虑的”。同上引书，第214页。通过这样混淆不清的概念自然会得出宽泛的中产阶级范围。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以及以财富为基础的相关社会资源会日渐集中从而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那么，中间阶层必定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或者成为大资产者，或者成为无产阶级。中间阶层在社会中并非一个独立、稳定的阶级实体。由于西方社会划分中产阶级的一般标准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变量，这些可变性极大的因素也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可变性。不稳定性也会引发心理的不稳定性。中产阶级的心理焦虑已经成为了当下西方社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相当的学者，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将中产阶级的存在视为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学者们对该阶层的流动性和心理稳定程度没有太多的关注。随着工业化、科技化浪潮，美国进入所谓的“雇员社会”，新兴起的这个“新城市中间阶层”——公务员、专业人员和公司职员等是科技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一度被人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新中产阶级取代老中产阶级的现象中，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光辉背后的阴影：新中产阶级丧失了老中产阶级最为宝贵的独立性，他们的一切胜绩依赖的是雇主等大资产者，从没有一个阶级像今日中产阶级那样被失业的危机所困扰。他们一旦被雇主解雇，就会显出自己一无所有的本来面目。这种尴尬的情况在当今西方社会那些描写中产阶级者的文学作品,或社会历史学方面的论著中比比皆是：新世纪涌现出来的新阶层从来都被攥在大资产者的手里，失去了工作，他们就失去了一切。
　　
　　心理稳定感的缺失也导致了自我认同的紊乱和分歧。所谓美国中产阶级扩大也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化，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论断呢？40年代《时代》杂志的民意测验结果到了50年代以降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呢？
　　
　　1949年，美国学者对美国人的阶级认同做了一次全国规模的调查，对1097个白人成年男子组成的样本进行询问，给出的四个选择答案分别是：上层阶级、中层阶级、工人阶级以及下层阶级。其中选择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为43%和51%，选择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为1%。由此，调查结论为，美国人不喜欢下层阶级这个概念。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第302页。在《格调》一书中，保罗·福赛尔也提到很多美国人对阶级这个词过敏，认为这是个很“肮脏”的词汇。但是主观否认不能抹杀客观事实，美国社会确实存在着相当的阶级差异,即使是主观认同也存在着差异。
　　
　　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在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位上的歧异和模糊之处。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是包含一部分熟练技术工人的。如民意调查中心所调查的销售人员中有二分之一的人将自己标定为工人阶级。同上引书，第304页。而这种职业现在一般都被归于新中产阶级。所以有学者提出以职业为主要标准来划分并宣布中产阶级人数的扩张实质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化，而且，中产阶级扩大“也回避了生产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将更多的小业主、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和大量的无产阶级中的‘高收入者’统统塞入这个范畴之中，形成了一个扩大的外延。”陈恕祥，同前引书，第214页。
　　
　　这样说的依据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划分标准没有一致性，它们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划分体系，所以将以职业为主要标准划分中产阶级，并得出中产阶级在扩大，工人阶级在减少是不科学的。有学者认为：“把中产阶级界定为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相并列的实体性阶级，既不符合当代西方社会现实，在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方式、收入和职业都不能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因为劳动方式不能判断一个阶级是否处于被剥削地位，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处在被剥削的社会地位上。无论脑力还是体力劳动都是资本的雇佣劳动，都应该属于无产阶级。随科技进步，大量管理职业的出现，只能证明工人阶级脱离了传统无产阶级的蓝领地位。当今西方社会的现实是无产阶级不仅没有消失而是在知识化、白领化。无产阶级的队伍正在扩大，力量不断加强。”赵汇：《当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论”剖析》，北京：《社会科学研究》2003第3期，第7～10页。所以，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化实质是对美国社会的美化。
　　
　　职业虽然是阶级认同的重要因子，收入、教育程度、同侪交往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但社会学家也坦言，即使将这些变量进行综合考虑，也仍有许多社会认同的变化原因说不清。主观阶级认同、阶级意识是阶级构成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有清晰地认识阶级归属，才能形成一个紧密的阶级实体，才能促进本阶级的共同利益。所以，要论证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仍有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有待完成。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美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本身也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地位群体，它同样也存在着内部悬殊。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和韦伯对阶级下的定义大致相同，指的是依照人们经济状况进行的分类组合。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A卡尔研究美国社会分层的变量共有九个：职业、收入、财产、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社会分层研究中不可避免涉及的概念是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指那些可使得人们满足必要且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需要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权力、声望、教育机会等。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平等分配。我们来看看美国中产阶级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一些变化。
　　
　　注重数据的经济学家帕克给我们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起日渐贫富悬殊的美国现实，他认为“中产阶级”这个术语不是一个含混同质的概念，它涵盖了两个群体：上层中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这种分层的标志是职业：上中层阶级是有高学历的主管人员和管理人员，即所谓的新阶层，下中层阶级是蓝领工人和普通的白领职员。他们中“有的几乎富贵逼人，有的却和贫困只有一步之遥”。Parker,Richard，opcit,1972,Introduction,xviii中产阶级的内部异质性可从财富、收入等变量中反映出来。
　　
　　收入是反映人们地位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19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下限是年收入略低于4000美元——这是联邦政府为城市四口之家所定的贫困线，而上限则很难定位。帕克假定：穷人占据了人口最底层的1/15。政府估计人口中最多13%是穷人。富人占据了人口的1/10。余下的则是中产阶级。1968年，上等中产阶级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46%，下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占22%。如果将富人和穷人的数字放在一起看，情势更触目惊心：1968年，占国家人口1/10的富人占有国家总收入的27%，而人口1/5的穷人则占5%。即1968年美国最富的1/10的人的收入超过占全国人口1/2中下层人们的全部收入。体面的生活要基本的支出，这些支出占据了固定收入中很大一部分。对于一个城市中的四口之家而言，劳动统计局认为年收入为10700美元能过上中等的生活。这种中等生活的预算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的贫困界限，但仍无法和富裕家庭比。现实就是一半美国家庭仍生活在统计局划定的“中等”生活水平线之下。通过这些数据，帕克向我们展示了1970年代“收入平等”的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收入不平等的趋势是不断上升的，1993年标志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47。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对1992～1993年总收入在社会各阶层分配的调查，我们看到，社会财富正在向占社会人口少数的高层流去，中产阶级的地位在下降，收入水平也正在向下层阶级靠拢。陈恕祥，同前引书，第225页。
　　
　　收入不平等只是对美国中产阶级神话质疑的一部分。研究人们的经济地位还要关注财产问题。1969年，人口中的1/5没有任何流动资金作长远投资之用。几乎1/2的人存款少于500美元，顶多1/3的人才有2000美元以上的存款。如果一个家庭中父亲突然失业，或一个家庭成员受伤需要长期照顾，或一个孩子考取了名牌大学，那么全家的存款可能会顷刻告罄。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新的消费方式引发出的社会问题。“受自从发明枪炮以来最杰出的两个发明——广告和分期付款——的激励和煽动，销售活动已经变成了当代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活动。销售反对节俭，重视挥霍，提倡浪费……这条金黄色的链子就是分期付款方式。通过将他的未来抵押出去，工人们可以购买房子、小汽车、电器及其他日用品。通过这些商品，他便获得了以前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享受的生活条件。”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79～280页。要置办现代文明的必需品——房、车、家用电器、医疗保健的必要方法之一是贷款。贷款涉及家庭是否有能力承担债务。1962年，收入在1万～15万美元的家庭中有55%贷款超过5000美元，然而，2/3的年收入在3000～5000美元的家庭的流动资金不超过500美元，更无需考虑只有上层中产阶级能承担的贷款了。所以从收入和财产两方面的差异来看，经济不平等是70年代美国社会的显著特征。
　　
　　财富和收入的不公平趋势一直在持续。很少有美国社会学家将富人和中产阶级区分开来，国家政策也只有最低工资限制，却没有最高收入限制。自50年代中期，富人所占社会财富的比例在不断增长。1960年代政府统计数字表明：占人口上层中2%的富人的总财产比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这种现象在70年代的美国也同样如此，财富在向上层富人集中。
　　
　　富人阶层比其他阶层享受了更多富裕社会的利益。真正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在生活品味上有很大的不同。由于金钱、权利、荣誉，他们过着大部分人们不能想象的生活。对于富人而言，金钱不是生活的基础，而是娱乐的工具。他们的收入之高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比政府救济穷人的计划基金要高出数倍。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新崛起者，而是亿万富人的后人。对富人仔细的调查可以给“财富体现了美国自由企业活动”这一观念狠狠一击，而且他们的企业大多有政府的保护性垄断。根据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伍尔夫的统计,“1983～1989年，美国增加的财富，足足有99%集中在最富裕的20%家庭，最有钱的1%的家庭，更掌握了62%全国增加的财富。”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219页。从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一直是美国的并存现象。
　　
　　19世纪初，社会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和欧洲的区别在于没有任何等级制度妨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社会发展到了20世纪，很多学者却发现美国各阶层间的弹性大不如前，社会阶级结构趋向凝固化。
　　
　　与收入有直接关系的变量是职业和社会声望。人们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的蓝领向白领的转变是一大进步。从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的趋势，也被许多人视为“中产阶级社会”的特征之一。随着自动化的增加，体力工作越来越少，服务部门开始增加。但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收入也很低。所以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变革对底层中产阶级而言不是一个进步，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换制服运动”。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美国在社会结构上，仍是一个阶级社会，并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占最大的比例，即低等级的白领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产阶级化的。Wright：《美国阶级结构》，《透视不平等国外社会分层理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第16页。有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工人阶级进入了新时代，他们认为现在大多数工人受到了保护，有一定可观的收入和失业保险、病假和带薪假期，这些都是进步，虽然有机器化的威胁，但这可以促使他们向技术化的工人转化。其实工人从未真正满意过，他们和以前一样受到压榨。在1970年代，4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在5000～10000美元之间，但他们大多都卷入到债务网中。简单说，就是收入无法和消费平衡。
　　
　　1960年代后期以前很少人关注工人的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人的地位直线下降。①手工劳力的地位下降，他们对技术进步所作的贡献被忽视。②由于自动化的入侵，他们的经济地位也下降了。③他们在物质上的改善只是表面现象，在社会排序上，他们也处于下层。这些被忽视的下层中产阶级强烈感到，美国社会对富人实行的是社会主义，他们有种被剥夺感。美国以自己的法律自豪，但这些法律并不是为蓝领阶层服务的。
　　
　　1970年代美国大约有3500万蓝领工人，他们不富裕。在美国有时只是“感觉”还可以，但感觉有时并不是事实。底层中产阶级主要由体力劳动者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人组成，而上层中产阶级大部分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近十年来，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雄踞收入排行榜的上游。这为人们对后工业化生活的狂热追求提供了基础。人们将专业人员和管理者的扩大看成未来的必然范式。但这个论点忽略了这个事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管理人员，而且，上层中产阶级不但没有和下层中产阶级融入一体，差异也越来越大，下层中产阶级想进入上层越来越难。所以这种观念更正确：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富人阶层越来越接近。
　　
　　有人认为蓝领阶层的工资增长了，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虽然变化是巨大的，但实质的问题仍存在：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所以虽然蓝领的受教育机会增加了，但要找好工作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下层中产阶级要获得管理性质的工作素质教育远远不够，高等教育不但没有模糊阶层界限，反而加深了区隔。由于自动化，蓝领阶层越来越少，事实上所谓的白领工人所得到的利益也比期望少得多。“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中间薪资开始降低。最先受到影响的是……靠体力工作没有什么技术的人……然后，无情的利剑逐渐向上砍杀……薪资最少的美国人，自70年代以来所得降低了20%以上，到90年代终于回升，可是只提高大约1%。”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217页。从蓝领到白领的转化并不能改变许多工人的生活。由于技术的虎视眈眈，越来越苛刻的学历要求，工人的工作朝不保夕。工人的妻子不得不上班，承受妻子、母亲和工人的内外双重负担。甚至本应得益于更多教育机会的蓝领阶层的孩子也没有想象中的成功，这样工人的孩子不得不“继承”其父母的阶层地位。以上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这样一个论点：蓝领阶层向白领阶层的流动相当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阶层，大多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阿尔文·古德曼：《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1页。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被视为“科技贵族”。新阶层的崛起背后是社会对富裕、科技、教育迷信的反映。经济学家热衷于报告不断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不断下降的失业率，并将之视为美国的胜利。经济学家不但欢呼经济的增长，还认为这些经济成果被国民平均分享了。经济学家的理论是，随着经济发展上升，阶级间收入不公平的现象会慢慢消失。人们对科技兴趣盎然，认为50年代不但美国的经济，而且科技上也进入新时代。原子弹、半导体、电脑，这些科技发展使美国进入“电子革命”。1957年，苏联的卫星上了天，美国的“科技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对科技的迷恋，也影响了大众对科学工的态度。科学技术家被授予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政府和企业也增大了对科技的资本投入。这样，知识分子、企业家、政府官员就形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20世纪50年代强调普及教育的观点。在20世纪初，美国只有4%的人高中毕业。但在50年代下半叶近60%的人是高中生。教育的普及往往会招致怨言，因为扩招降低了学校的门槛和标准。在1950～1960年，公共教育扩招了近50%。当然受教育的水平和经济呈相关性：1956年，大学生的收入比高中生的收入要高近50%。种种教育普及的迹象也被视为美国进步的标志之一。但很少有人诘问昂贵的私立大学和经济窘迫的国立大学间的区别，或者富人及上层中产阶级家的孩子在好学校就学的比例。
　　
　　新阶层的背景之一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学里受到教育是在技术型社会里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很显然，大学文凭是获得高薪职业的要件。但这不表明，大多数大学生都能进入专业或管理阶层。毫无疑问，高学历能够使人更容易地进入高层，但真正的问题是获得这种高资历的机会非常有限。大学毕业生的孩子比一般人的孩子更易进入大学。这种情况挑战了我们所谓平等的概念。哈佛大学里80%的学生来自专业管理者家庭，只有8%的学生出自蓝领工人家庭。
　　
　　这意味着，在美国，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有限。因为更高更好的受教育经历才有助于个体进入这个科技社会。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集中在管理者、专业人员、行政人员等，他们的收入一般在中上水平。而那些下层中产阶级则鲜有高学历者，他们是小商人、技工、售货员，收入也在国民平均水平以下。
　　
　　教育的普及化带来“新阶层”的出现，但教育人力资源过剩，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60年代后期，新阶级中的失业人数更多，这迫使他们接受了自己并不想做的工作，结果是增加了从业者对工作的不满情绪。新阶级以前的上升流动在40年代至60年代经历了成长期，如今受到了阻碍。”阿尔文·古德曼，同前引书，第82页。所以教育也陷入两难境地：应该扩大普及化还是该受到批评。
　　
　　70年代后期，很多人（尤其是新阶层）认为美国大部分家庭步入富裕生活。纽约《时代》杂志宣布：富裕正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事实上，媒体对美国社会的描述是单维的，他们完全忽视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贫困现实。尽管60年代初的贫困和蓝领工人的困境有所显示，但上等中产阶级仍然相信这是个富裕的社会。新阶层在看到自己的待遇后，就假设其他人和他们一样富裕，虽然很多家庭拥有电视，但这并不代表富裕。汽车、电视大多集中分布在上层阶层。更为紧张的问题是住房问题。1969年《财富》杂志宣布美国正在经历住房危机，而且可以想见，住房短缺的负担必然要落在那些最无力承担的人群身上。
　　
　　这些不愉快的社会现象并没有随着全球化、高科技的福音得到缓解，相反，中产阶级在全球化背景下被置于更让人烦恼的局面中。
　　
　　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中产阶级
　　
　　80年代研究美国社会分层的学者吉伯尔特和约瑟夫将收入来源、职业、和教育文凭的标准结合起来，构造了一个有关美国阶级结构的“理想型”概念。认为在美国可以识别出六个阶级：资本家阶级、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工人阶级、劳动贫穷阶级以及下层阶级。他们将上中层阶级定义为“受过大学培养的专业人员和经理”。将中层阶级定义为“在工作上接受来自具有上中层阶级证书的那些人的命令，但也具有充分的职业技能，维持良好的生活，享受舒适的主流生活方式。他们通常感到地位稳定，有时也会渴望向上流动。其中大部分为白领人员，但有时也是蓝领人员。”丹尼斯·吉伯尔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394页。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美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变化。他们认为“从比例上看，工人阶级正在下降，同时，上中层阶级、中层阶级、劳动贫穷阶级以及下层阶级都在扩大。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已经失势，位于阶级结构上半部分的美国人看来是在靠损害下半部分人的利益而获得优惠和权力。”丹尼斯·吉伯尔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394页。如果说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那么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产业工人的数量开始减少，白领阶层内部的分化和差别日渐扩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分化的趋势也加速了。
　　
　　全球化是近十多年来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主题。人们日益认识到这是一种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生存环境。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出现。全球化就其本质来说是现代性市场经济的发展极致，是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市场的发挥。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西方发达工业国20世纪70年代危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场危机导致了完全浮动利率货币制度的出现，接着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政策。严重的危机还促使发达国家建立起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市场和金融走向联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种种因素相互影响，联合作用，催生了全球化的形成。
　　
　　然而，声称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会带来生活水平快速增长、收入趋向一致的神话并未如期而至。到80年代，世界各地经济交往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应该说，全球化浪潮给美国又带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从1991年开始的持续经济增长，迄今已创下美国历史最长的持续增长纪录。但是，反讽的现象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更加严重，出现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华盛顿预算及政策优先中心以及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在90年代，美国最富的和最穷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数据表明，在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的1/5的家庭平均每年约收入137000美元左右，而最穷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3000美元，还不到高收入家庭的1/10。调查还发现，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最穷的1/5的家庭在过去的10年中收入增长不到1%，而最富的那1/5的家庭收入跃增了15%。“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美国确实有许多值得庆贺的理由，但与此同时，要看到存在的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比如，在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大军中还有上百万工人拿不到全额工资，没有安全保障和事业发展前景，市场的全球化更加剧了他们的担忧……国内财富和收入的差距仍在无情地扩大着，当前广泛传播的媒体文化用对待合法经营者的态度向有钱人表达庆贺，以示其来源的合法性……所以，对许多人来说，美国梦仍然是个幻想。”奥托·纽曼、理查德·佐萨,同前引书，第2页。
　　
　　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很多发达国家。如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工资不平等加剧最厉害，收入不平等也最厉害。“美国的贫困人口在1979～1991年间以24%的速度增长，1979年后，收入不平等变化：美国1979～1995年，基尼系数的平均变化（相对变化）高达079。”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编《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138页。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对家庭财富积累的调查数据表明，年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下的家庭总财富量呈下降趋势，而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的财富积累上升风头渐盛。以1995年为例，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近全社会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美国前三名巨富个人财产的总和更是超过了全球43个最穷国家的国民生产值的总和，种种数据显示，美国财富的聚集度已达到了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指数。
　　
　　这种收入不平等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冲击也很大，“尽管家庭成员在（有偿）工作上付出的努力增加了，但家庭收入的增长还是缓慢了。例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所有成员的年均工作时间从1979年的3020小时增加到了1989年的3206小时，到1997年更增加至3335小时，18年来增加了104个百分点。这些发展趋势的后果是，1973年收入不平等的减缓趋势已经逆转，美国正在经历除英国外最激烈的收入再分配失衡的狂潮。这种转变的受益者是占美国人口5%的最富裕阶层，特别是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人群，这些人的收入水平从1979年到1995年增长了93%。”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141页。
　　
　　随全球化的到来，有学者开始担忧起美国中产阶级的未来。中产阶级果真在扩大吗？理查德·隆沃斯认为：“全球化风潮带来的经济变动，使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分裂成三股。”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112页。第一股是亲身经历了瑰丽的美国梦，现在已垂垂老矣的传统老中产阶级。第二股是他们的子女，有黄金一般的童年，却成年于动荡的60年代。他们本以为会和父辈一样安逸一生，没想到遇上全球竞争。第三股是现在成年的焦虑的一代，他们的境遇比上两代都要缺乏安全感。“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经济缓慢增长的时期，中等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增长为04%，90年代经济周期中，增幅更小，平均只有01%……1989～1997年，美国在中等家庭的收入方面毫无成就。”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140页。随全球资金市场的扩大，受益最多的是“科技贵族”，“几乎没人怀疑，解除了对世界生产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已经养肥了一个世界性的阶层，包括投资家、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在社会的最上层，财富的积聚异常惊人，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中称，世界上358位亿万富翁的总资产比世界上45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多。”同上引书，第129页。但是，同时全球化也使“这些市场权贵以外的每个人都深受其害。贸易夺走了下层的工作，科技接管了中层的工作，而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为了争夺仅存的低薪工作，与原来的劳工阶层斗得头破血流。因此，有薪层的中间值在不断下降，贫富差距在扩大。有钱人和穷人都比以前多，这表明中间阶层已经减少。简言之，原来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已经停止增加，而且开始缩减。”理查德·隆沃思，同前引书，第115页。
　　
　　自80年代起，美国中产阶级的分化趋势日益明显。虽然白领雇员成比例地上升，但数量的上升必然造成他们在阶级结构中地位的相对下降。新阶层的收入远远超过蓝领工人的工资，而大量的白领职员沦落到和工人阶层相差无几的经济社会地位。上层和下层中产阶级之间的界线及差距越来越明显。“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时，美国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首席执行官们）和普通的产业工人在收入上的比率是39∶1，到了1997年，在经历了持续30年的缓慢增长后，上述收入比率变成了254∶1。”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131页。而且，80年代以来严重的结构化失业，以及大部分白领所在的服务性行业本身收入不平衡的特点也冲击了新中产阶级。
　　
　　造成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加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全球化并不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其全方位作用远比一般人所想的要大得多。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工资居中的制造业日趋减少，美国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也使得大批没有大学文凭却收入颇丰的制造业工人被裁减。工资差额较大的服务业工作增多；同时，大量移民的涌入造成了新的低收入人群。“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曾经是现在仍是巨大的移民国家……全球流动人口总数大约为每年2500万～3000万人。”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1页。移民人口的增加和海外科技专业人员的竞争给中产阶级造成不小的工作压力。
　　
　　美国社会的问题不仅是收入差距的日益悬殊，富人阶层的特权也并未消逝，反而有加强的趋势。纳税的主要力量一直就是美国中产阶级。联邦州和地方税结构的改变，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减缓了，而是加速了贫富不均的趋势。自1977年以来，美国税收政策的改变已使最富有的1%家庭平均少交税4万美元，超过了中等收入家庭全年的收入。众所周知，富人阶层总能雇佣到高级专业人员为其少纳税金出谋划策。美国人收入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学者担忧这个社会现象开始危及社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了。日益扩张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活动正在将美国从一个看似中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形象变为一个集权伪民主国家，它由上层阶级、下层阶级和一个被金钱驱动的政治官僚体系勾连而成。
　　
　　全球化不一定就是世界福音，其矛盾之一是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都引发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加快了那些发达富国内部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其表现为高收入工作减少和低收入的不稳定工作的增多，社会服务（健康和教育）的退步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发达国家原有的福利优势也受到了冲击。也就是说，全球化在就业和福利方面都给中产阶级造成了不利的局面。
　　
　　“悲观地说，没有哪个领域比社会福利领域更受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增加的影响了……毋庸置疑，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现在正处在各种服务成本向上推的压力之下。”同上引书，第202页。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学者发出了疑问：“福利国家能够挺过全球化吗？”美国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幅度每年递加。虽然90年代中晚期是美国经济繁荣阶段，但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口仍然居高不下，仅在1998年就高达4070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失去健康医疗保险主要是因为失业率的上升。劳工经济学家认为，90年代扩展的工作机会大多聚集在小企业和服务行业，这些行业的职员经常是低薪水,雇主不大可能提供健康保险。根据一个非盈利研究组织“研究健康体制改革中心”（Studying Health System Change）的一项为期4年的跟踪调查研究表明，3000万美国工薪家庭中有16%的家庭根本没有健康保险。美国的医疗服务传送系统从而再次面临危机。如果医疗保险费上升的幅度继续大于收入上升的幅度，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会越来越多，而没有医疗保险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以前所谓的美国人遇到的医疗保险问题，一般多是指穷人问题。然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署的调查报告，2001年又增加了140万美国人失去了健康医疗保险，使在有病时看病无门美国人增加到4100万。如果没有保险，生一次大病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失去所有积蓄，宣告破产。《华盛顿观察》周刊档案：《医疗保险愁杀美国中产阶级》，http://wwwwashprofileorg/big5/archive/WPF120402CN13asp。
　　
　　近年来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是五六十年代的一半，失业率却在攀升。美国中产阶级现在面临的最大恐慌是失业的压力。全球化的经济规律使得资本不顾一切地在成本低廉和效率较高的地方扎根。全球化趋势，贸易自由化理念和它造就的世界贸易体系使得资本、服务和技术能更顺利地穿越国境，实现更大的增值，利润的追求使跨国公司和大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但对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而言，却远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余地。经济是在持续扩张，但美国中产阶级发现热闹都在不知不觉中属于了别人，他们遭遇到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的科技人才的挑战，在同样的学历面前，第三世界优秀人才的聘用薪水要低得多。这一点对跨国公司而言无疑是节省运作成本的最佳选择，但对新阶层而言却是每况愈下的征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遭遇到全球竞争带来的企业裁员以及惶惶终日的恐惧感。随中产阶级的每况愈下而来的自然是愈来愈严重的心理问题。同一阶层间的成员患得患失，这种情绪相互影响更增加了整个阶层的不稳定性，使得正在享受中的中产阶级也体会到“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幻灭感和强烈的疑虑。
　　
　　在社会等级问题上，上层阶级会滔滔不绝地发表空谈，因为他们本身社会地位优越；贫民阶层则无所谓，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很难改变；只有中产阶级为之烦躁、焦虑，因为他们一不留神，就会被高速旋转的离心器甩出去，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对注重社会身份的中产阶级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中产阶级的问题如此突出，以至于改善中产阶级的窘状也成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宣传策略之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用“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来对付政敌。克里公布了“中产阶级悲惨指数”，用以攻击布什经济政策，他列数布什总统当政三年期间美国人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更加广泛地批评布什的经济政策。在此之前，克里对布什经济政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大批美国人失去工作上，而“中产阶级悲惨指数”则涉及更为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大学学费的上升、医疗保健费用的增加和汽油价格的上涨。报告认为，这些费用的增加使得美国中产阶级腰包里的钱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感到拮据。“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是一份研究报告，包括如下七项指标：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大学学费、医疗保健费用、汽油支出、破产、住房拥有率和私人企业就业的增长状况。报告说，从2000～2003年，除了住房拥有率外，其他六项指标都恶化了。报告还指出，在过去三年中，中产阶级的工资平均下降了02％，与此同时，官办大学和学院的学费上涨了13％，创历史纪录，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了11％，汽油价格上涨了15％。在过去3年中，“中产阶级悲惨指数”下降了13点，这是有纪录以来最严重恶化的三年。在里根总统当政8年间，这一指数下降了5点，在老布什当总统期间，这一指数下降了12点。这个指数越高，美国人的生活就越好。新华网专稿：《克里用“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攻击布什经济政策》，http://news3 xinhuanetcom/world/2004-04/12/content_1413877htm。
　　
　　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到中产阶级的虚假同质性。在“中产阶级”这个意识形态的涵盖下，人们往往会将中等、平等的概念一并赋予给中产阶级社会，而忽略该社会不平等的真相。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可以和富人阶层媲美，而同样也被冠以中产阶级的蓝领工人和服务业等白领工人则生活潦倒，和穷人仅有一步之遥。而且，还要注意的是，人们所热切预期的科技和大同平等社会比肩同来的梦想并未实现，随社会进步和全球化经济市场的日益扩大，美国中产阶级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内部呈现出贫富分化趋势，美国仍是一个存在很大不平等的国家。媒介宣传的所谓中产阶级“舒适、安全、富裕”的生活仍是大部分美国人的梦想，“中产阶级国家”背后的真相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复制给朋友分享到外站123下一页末页回复此贴共3页直接到页          

     第六章 加拿大：新中产阶级的多维重塑
　　 < BACK
　　
　　1972年11月底，加拿大温哥华市。年逾70岁的夏考尔老太太收到一份来函，通知她限期搬离她住了三年的位于Fairview区的改建屋舍，这些改建屋舍的住户大都是像夏考尔太太一样上了年纪的老人，夏考尔太太认为房屋的业主并没有给她们足够的时间准备，但是她并不准备向高层表示抗议。时近新年，冬寒将至，温哥华内城市Fairview区已经是非常拥挤，这时又增加了新的压力，到1974年为止，官方的Fairview区空房指数为零，房屋建筑商开始一种新的住房形式的尝试——共管公寓（condominium），夏考尔太太所居住的地区新完成的一系列工程使这种形式更加普及。
　　
　　这是社会学家戴维·雷在其著作《新中产阶级与中心城市的重构》中描写的一个微观事件。Lay,David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entral C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6),p1雷试图借此说明加拿大城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都市化过程中的商业图景，以及与新中产阶级迅速膨胀相关的内城市的贵族化（gentrification）景象。
　　
　　如果要想完整理解戴维·雷所讲述的故事，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加拿大“新中产阶级”是如何崛起的？什么是内城市的贵族化？加拿大1970～1980年代都市化运动的历史影响是什么？
　　
　　而在这之前，我们还必须回答：加拿大是如何从仅仅依靠出售原始资源的新国家,迅速成长为发达的西方工业强国的？与此同时，它又如何在几十年间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人群？这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 中产时代的梦想成真
　　
　　加拿大于1867年建立自治领，至今立国约有130多年。如果从17世纪初第一批法国移民来此建立永久性居住点计算，也不到400年。加拿大的历史是一部现代化的历史，她是当今世界上7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人民生活质量名列前茅的国家之一。这个拥有997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的国度(面积仅次于俄罗斯而居世界第二),经过长期的移民，截至2004年7月人口才只有区区3194万人。数据来源:Statistics Canada,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http://wwwstatcanca/)，查询时间:2004年11月18日。下文各表同。而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的资源在理论上可以养活十几亿人。
　　
　　作为一个年轻、发达又充满无限潜力的国家,加拿大在全球中产阶级成长的景观中,具有强烈的独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充分利用历史给予的难得的机遇，经济开始迅速增长。“在战前1920～1939年，工业生产(包括矿业、电力和公用事业)总指数平均增长率为37%，而在战后1946～1974年间，则为53%。”吴纪先等：《加拿大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54～55页。从50年代到80年代以持续的、空前的规模增长，使得加拿大从1976年起跻身于世界工业强国之列；到80年代末，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仍低于美国、日本和英国，但也达到了5134亿美元，约占日本的1/4和美国的1/10；如果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加拿大为19600美元，仅低于美国的20840美元。Hawlett,Michael & Ramesh,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nada(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1992),pp 112～113此时，加拿大已可以当之无愧地列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1991～1995年,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平均增长率245%，在工业七强中仅次于美国。1992～1997年，联合国按年度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有5年将加拿大评为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1993年仅次于日本表6-1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1960～1990)*单位：百万美元年代国内生产总值
　　
　　（GDP）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Real GDP)人均实际国内
　　
　　生产总值1960$39448$164126$91841970$89116$27l372$127411980$309891$424537$176581990$667843$563060$21159*Finkel,Alvin;Conrad,Margaret & StrongBoag,Veronica,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eoples：1867 to the PresentVolume II(Toronto: Copp Clark Pitman Ltd,1993),p473
　　
　　居第2位)。1995年9月，根据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发布的研究报告，加拿大仅次于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二富裕的国家。按照新的统计方法，世界银行算出1994年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财富为86000美元，其中人力资源占64%，产品资产占16%，自然资源占20%。排在最前列的几个国家是：澳大利亚835000美元，加拿大704000美元，卢森堡655000美元，瑞士647000美元，日本565000美元，瑞典496000美元，冰岛486000美元，卡塔尔471000美元，丹麦463000美元。顺便提一下,按照这种基于资源的计算方法,当时的中国排在第162位，在不丹和老挝之间，人均财富6600美元，其中，人力资源占77%，产品资产占18%，自然资源占3%，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相差13倍，与澳大利亚相差126倍。《中国劳动报》1995年10月10日。
　　
　　最近5年来,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继续稳步增长，2003年超过12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表6-2加拿大最近5年国民生产总值表*单位：百万美元19992000200120022003国民生产总值9824411076577110820011579681218772*统计截止日:2004-08-31，数据来源:Statistics Canada。
　　
　　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地大物博，人口不多,加拿大几乎跟欧洲一样大，人口则只是中国人口的l/40。它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3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加拿大的淡水湖面积占地球上淡水湖总面积的15%，居世界之首。海岸线长达24万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森林覆盖率达国土总面积的l/4，为世界第三林业大国。中部大平原盛产小麦，号称“世界面包篮子”。钾、碱的蕴藏量约占全世界的一半，铀和锌的产量均居世界之首。其次,加拿大用移民政策吸引全球人才，特别是技术移民和商业、投资移民，给国内经济发展注入了相当大的活力。
　　
　　重视对外贸易与加强吸引外资和积极对外投资，是加拿大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原因，也是支持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走向成功的动力。在二战后的30年间，加拿大的社会面貌和城市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充分就业”、“收入稳定”、“新社会秩序”、“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等，是人们对加拿大这个时期的典型概括。
　　
　　曾经,加拿大人只是怀抱着中产阶级的家庭梦想,例如，人们理想的房子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卧室，在地下室还有一个地方可供休闲娱乐和孩子玩，有较大的客厅可以全家在一起看电视和聚会。今天,对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这些都已不再是梦想，而成为真切的现实。姜梵主编《加拿大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76页。
　　
　　收入的增加、居住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福利制度的完善,这种富裕的生活不仅表现在国力的增强,也表现在宁静、和平的中产阶级生活情调在整个国家的弥漫。
　　
　　二 产业的变革与白领的繁盛
　　
　　截至1990年的统计分析表明：加拿大如同其他发达西方国家一样，在社会阶层的划分上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中产以上的人群在总工作人口中的比例超过40%；中产阶级内部，新中产阶级的比重大大超过以自我雇佣为特征的老中产阶级；劳动阶层依然占据较大的工作人口比例。
　　
　　另一方面，加拿大在阶级分层上又有着自己显著的特征，比如：加拿大新中产阶级的比例只是老中产阶级的2倍多，而在美国，这个差别高达4倍。这反映出加拿大在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进程中，其原始的产业形态还有过多的无法淡出的历史痕迹。或许，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早在18世纪就开始中产阶级化了，“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已经把自己的社会说成是‘中等阶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369页。而此时，加拿大距离建国还遥遥无期。
　　
　　表6-3北美与北欧国家社会阶层比例分析*阶层国家加拿大美国挪威瑞典芬兰资本家/高管阶层62102686674新中产阶级249283248192163老中产阶级11378926129劳动阶层576537592682634总计100100100100100*Clement,Wallace,“Comparative class analysis:locating Canada in a North American and Nordic context”,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7(4),1990,pp462～486
　　
　　加拿大的经济基础长期建立在丰富的森林、渔业等自然资源基础上，因此在国际经济大家庭中，加拿大人一直被视为“砍伐者和捕捞工”。加拿大的自然产品生产在世界上占据显著地位。仅从矿产品来说，1983年加拿大的钾盐和石棉生产占世界的20%以上，锌、钼、铀矿和硫磺占15%以上，镍、铜、铅、金、银和铝矿占5%以上。没有自然产品的出口，加拿大很难保持其世界第五贸易大国的地位。加拿大的森林面积小于俄罗斯和巴西，但却是世界最大的森林产品出口国，占世界森林产品贸易额的20%以上。以森林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是加拿大的一个特点，对加拿大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在加拿大早期历史上，所出口的主要原材料就是原木或木材。如果考虑到与森林工业有关的运输、建筑、深加工业、服务业和森林管理业，加拿大至少有1／10以上的工作依赖于森林业。森林产品占铁路运输出口产品的13%和全部出口产品价值额的18%。其获得的纯收益有保持加拿大贸易平衡的作用，超过农业、矿产、渔业和燃料出口的总和。高鉴国：《加拿大文化与现代化》，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第69页。旧式的工业形态是与旧式的阶层形态紧密关联的，也许，这正是加拿大新中产阶级的比例只是老中产阶级2倍多的原因。
　　
　　加拿大制造业的规模和竞争力要小于一些发达国家。不少加拿大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资源驱动型经济有其区域局限性，缺乏技术创新力。由于加拿大经济的特点，联合国甚至曾将加拿大定义为“半工业化国家”。Brooks,Stephen,Public Policy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Inc,1993),p50
　　
　　当代加拿大经济的一个重要进展和趋势是，尽管资源型经济仍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服务经济已经扩展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与此同时，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今天，虽然从产值和职工人数统计，森林工业是加拿大制造业中最大的部门，但是，同所有发达国家一样，加拿大大部分产品来自制造业和服务行业。进一步说，作为一个幅员广大、居民稀少的国家，加拿大还拥有十分发达的通信和交通行业。这使得加拿大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服务行业的比重较高，而制造业比重较低。
　　
　　由于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经济学家将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货物生产”与“服务生产”两大门类，原来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归人“货物生产”门类，而服务性生产部门成为加拿大经济的重点。货物生产部门有农业、林业、矿产、渔业、建筑和制造业。服务部门包括非经营性活动(如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商业性生活服务(餐饮、娱乐、私人护理)、贸易(批发、零售)、交通、通讯、公用事业、金融(包括保险、地产、银行、投资)和法律。
　　
　　产业结构的变化造成了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1951年加拿大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56%，1971年下降到5%，1981年为4%，1996年为2%。如同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那样，二战后加拿大的农民虽然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仍具有影响，但已不再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20世纪50～60年代，加拿大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出现了以电子通讯、航空航天、新型材料和生物工程等新兴行业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通讯、商业、金融、各种服务行业、文化教育事业和公共事业等部门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越来越大的第三产业（或称服务行业）。张扬基：《枫叶之国加拿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59页。
　　
　　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是白领工人的数量增加。至1985年，加拿大第三产业部门的雇员就占了全国总劳动力的74%，而生产部门只占26%，白领工人已经在人数上超过了蓝领工人。而在白领工人中，有了一个由高层行政和工商业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和科技工等组成的阶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事的职业性质和较高的经济收入，使之与一般的白领工人区别开来；但他们没有自己的企业和资本，只是为雇主或政府工作，在这一点上又与一般的白领工人无异。从加拿大的情况看，二战以后，在白领工人中最有影响的是政府开办和管理的公共事业部门中的职员和联邦、省、市政府各部门中的雇员，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富有斗争策略，在二战后取代了农民和产业工人而成为社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与蓝领工人的关系，对整个加拿大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巍：《二战后加拿大工人运动的新动向》，济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1期。
　　
　　现在，加拿大7/10的就业人员在服务部门工作。1990年，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是农业劳动者的两倍，食品和宾馆业劳动者超过矿产和森林业的劳动者。货物生产部门效率和生产力的急剧增长使大量剩余劳动者能够向服务行业转移。1911年，约66%的劳动人口直接从事货物生产，而33%的劳动人口从事服务业。到1987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尤其是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服务行业中来。在联邦建立时，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50%，1987年则占不到4%。从1867年联邦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务业保持稳定但缓慢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的原料产品和制造产品的出口大大增加，需要更多的第三产业提供生活和服务保障，如运输、仓库、会计、通讯和其他辅助行业的支持。现 
：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10-04-20　14:48:18　 回复 

　　现在一些服务行业提供过去由公司内部行使的职能，如资料处理、专业咨询、产品设计和保养。特别是教育、医疗和福利部门从业人员迅速增多。在1960～1970年代，许多人认为计算机和其他技术革新将代替人的工作；然而，这些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门类也创造了过去许多没有的岗位。计算机普及以来，增长最快的职业是秘书、普通职员、销售人员。高鉴国，同前引书，第67页。
　　
　　服务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和新技术领域的不断发展，造就了加拿大新中产阶级的蓬勃发展。从表6-4我们可以看出，占比例最大的服务部门是贸易、医疗健康与社会救助领域。而这两个部门正是白领阶层最好的孵化器。
　　
　　表6-4最近5年加拿大产业人口分布单位：千人19992000200120022003所有产业人口14531201490970150768015411801574600货物生产378580386780386250394260398610农业4103372632863303395林业、矿产、渔业、石油与天然气业267528329312722897公用事业1158116412313151315建筑业77488156843388289314制造业221740228020227450232620229400服务生产10745401104190112142011469301175990贸易224830231810238360243000246070仓库贮存与运输74457798773275627668金融,保险等8629867874589569362艺术,科学与技术服务905945998799339995商业与建筑业服务50725462555359146122教育服务982697489662101590105030医疗健康与社会救助144440152640154210160700168430信息,文化与娱乐6306655707270487045餐饮与旅店业92489606976100390102230其他服务72166958682769327079公共事务管理7742761776647788152*统计截止日:2004-08-16，数据来源:Statistics Canada,CANSIM。
　　
　　服务业发展的积极后果之一是妇女就业率的迅速提高和女白领人员的增加。随着生活服务从家庭进入社会，妇女随之进入劳动力市场。战后加拿大的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达到劳动年龄(15～65岁)人口中已经就业和正在寻求工作的人从1946年的55%增长为1981年的647%。妇女不断加入劳动大军，是整个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从1946～1981年，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率由247%增长到5160%；而男性劳动力的参与率从851%下降为783%。
　　
　　与此同时，出生率的下降和家用电器的普及有助于改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公共事业部门的扩大和服务性岗位的增多，使妇女有更多的条件找到合适的工作。从事低收入佣人工作的妇女越来越少，大量教师、护士、秘书、职员和清洁岗位由妇女承担。80年代加拿大服务部门60%的岗位由妇女占据，职业妇女占将近整个劳动大军的40%。高鉴国，同前引书，第68页。
　　
　　三 知识阶层的增长与新中产阶级的兴起
　　
　　半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全民教育的长期稳定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也从根本上造就了知识型的加拿大中产阶级在新职业维度上的不断生长。
　　在二战后，加拿大义务教育很快扩大到了中学。入学人数大量增加。1945年进入省管理的学校的人数是1741000人，到了1960～1961年学生人数已增加到3993125人。国家对公有学校每个学生的支出从1945～1948年就增加了3倍。成千的新学校修建起来。对教师的要求也从原来的受过一年到二年的教学训练提高到大学毕业。高等教育也得到很快的发展，到90年代初，全国共有大学89所。以魁北克为例，据统计，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1971年占总人口的98%上升到1981年的135%。
　　
　　此外，二战后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也是加拿大社会文化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广播和电视这样的大众传媒对国土辽阔、居住分散的加拿大人来说尤为重要。下面我们引用魁北克家庭拥有音像设备的数字来说明广播电视在加拿大人民中的普及程度。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1992年和1994年所公布的世界最适合“人类生长”国家评选结果，均将加拿大列为首位。1994年的结果是根据1992年世界上173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人均寿命及教育程度三项指标而评选出来的。其中，加拿大在教育水平一项排名最高。教育投入是加拿大政府仅次于社会福利事业的第二大预算开支，大部分教育经费来自政府(主要是省、市政府)。
　　
　　表6-51961～1983年魁北克家庭拥有音像设备的数字*单位：％家庭拥有的196119651970197519801983至少一台收音机976964975984989992两台或更多的收音机293346538646644697至少一台调频收音机7424156981790496至少一台汽车收音机345472623701751—至少一台调频汽车收音机———221424—至少一台电视机908955977978986991两台或更多的电视机3712126372447506至少一台彩色电视机——97497803909*数字来自兰多《1930年后的魁北克》（Linteau,PaulAndré,Quebec Since 1930 Toronto,1991,p556），转引自姜梵，同前引书，第178页。
　　
　　80年代末，加拿大整个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平均每人1340加元，平均每个在业人员2700加元。15岁以上的加拿大人口中有569%上过中学，317%上过中等专业学校或其他类型的高等院校，114%有大学学位。加拿大小学生入学率居世界第一。100%的10岁儿童在公立学校就学。1992年加拿大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4%，所占比例超过美国50%，仅次于挪威的76%。在加拿大，中心城市公共教育体系运转良好，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公立学校不存在资金预算或教育质量的严重不平衡状况。良好的教育体系保证了加拿大产生一代又一代中产阶级，并且具备必要的文化和道德素养。高鉴国，同前引书，第133～134页。
　　
　　与教育发展相关的是，女性在社会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中受到了平等的重视，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新的职业女性不断成长，构成了加拿大新中产阶级势力增长的重要源泉。表6-65年间加拿大获得大学教育资历者的性别与人数比较*1995～19961996～19971997～19981998～19991999～2000加拿大总体178120173935172075173575175555男7511073045719407220072765女103010100890100135101375102790社会科学6786066665670206699067775男2903028420279902830028245女3883038245390303869039530教育学2979027810259552676527015男86958040756577407735女2109519770183901902519280人文学科2235521370208152044520150男82758035759074207315女1408013335132251302512835医疗健康1290013075126601270511935男35203460351532953210女93809615914594108725工程与应用科学1306512765128301268513235男104451012510120990510045女26202640271027803190农业与生物科学1140011775122051253512435男47554780477548104770女66456995743077257665数学与物理学9785974099901046011250男67256750687572007595女30602990311532603655纯艺术与应用艺术52055205526052005335男17801705173517401715女34253500352534603620艺术科学57605530534057906425男18851730177517902135女38753800356540004290说明:包括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以及毕业和肄业等教育资历。
　　
　　四 社会保障的提升与多元社会结构的形成
　　
　　加拿大的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图景，还与这个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水平有直接关联。社会保障指维护、保护和提高公民基本生活标准的公共立法和计划。国家公共部门通过货币和社会服务形式实施调控，尤其是通过调整国民二次分配政策的方法，运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现状，增加富人个人所得税，减轻平民之税收，并将税收之大部分用于公益事业，如卫生和教育机构。这样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迅速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使得社会从哑铃式的二元社会结构，转变成橄榄球型的、突出不同层次中产阶级成长的多元社会结构。
　　
　　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减轻了民主压力，缓和了阶级冲突。联邦政府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时，力图寻求某种力量和利益上的平衡，照顾了社会力量对比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它的具体实施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也从侧面帮助了较低级的社会阶层也可以不断向上流动，保证了中产阶级在力量和品质上的与时俱进。
　　
　　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是“保证所有加拿大人拥有起码资源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享有基本的社会服务以保持他们的福祉”。Statistics Canada,Canada Year Book 1988 Ottawa,1989,pp6～7联邦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式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在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加拿大RB贝内特政府曾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史称“贝内特新政”。1944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计划——《家庭津贴法》(The Family Allowance Act)，这个法律规定，应该根据抚养16岁以下在校子女的数量，按月向父母直接发放儿童补助金。联邦政府还设立了新的保健和社会福利部以及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全国社会保障事业和退伍军人福利的管理、协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建立进程加快，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由联邦政府制定全国性的保障和福利标准，各省参与这些福利保障计划并对项目进行管理，个人直接领取或享用各类福利救助金。1951年，加拿大通过《老年保障法》。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计划，轰轰烈烈展开“反贫穷之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提出“公正社会”目标，对解决社会贫困问题进行了对策研究和立法。1964年，加拿大通过全国性的养老金计划，即《加拿大养老金计划》和《魁北克养老金计划》，并于1967年在各省付诸实施。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另外两个重要的社会福利项目是1966年的《加拿大补助计划》和“确保收入补贴”。《加拿大补助计划》取代盲人津贴(1937、1952)和失业补贴(1955)，规定联邦政府为各省提出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计划支付50%的经费；后者被称为“负所得税”，对达不到一定收入标准的领取老年保障金者提供额外补助金。《加拿大补助计划》目的是改善各省社会补助标准的费用分摊项目，它第一次在公共福利中推行国家标准。作为得到联邦50%的福利费用补贴的前提条件，各省须同意支付另外50%的福利资金，并不附加任何居住资格限制。这个计划结束了以前基于区分“真正的穷人”(如盲人、失去能力者、老人和单身母亲等)和“非真正穷人”的类别与框架，而实行一个统一满足省社会补助财政需要的项目，其中也包括对“非真正穷人”类别(即身体健康的失业者)的求助规定。《加拿大补助计划》对公共补助中的申请程序做出具体规定，提高了社会保障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姜梵，同前引书，第347～348页。
　　
　　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加拿大也扩大了福利计划。1948年的《全国健康医疗金计划》(National Health Grants)规定联邦政府为各省的医院建设提供一半资金赞助。1957年根据萨斯喀彻温等省的做法，渥太华通过《医院保险和诊断服务法》，由联邦和各省分别承担50%的医院费用。该法的有关规定后来发展为加拿大医院保障的5项原则：公共管理、全面综合性、普遍性、可转移性、可接近性。到1961年，所有各省都推行了与该联邦立法相吻合的计划。50年代加拿大开始向高等学校提供财政补助。1967年新的《财政协调法》规定联邦政府负担各省高等教育机构经费的50%。但由于70年代后期联邦财政困难，联邦政府又通过新的立法，不再为各省高校经费承担特定份额。同上引书，第351页。
　　
　　以魁北克为例，1984年该省居民的收入保障系统是由下列的要素提供的：数字来自Linteau,PaulAndré,opcit, p469,转引自姜梵，同上引书，第181页。基本最低收入
　　社会资助
　　
　　对有特殊需要的社会资助接受者的供给
　　
　　保证收入的补充
　　
　　对年龄在60～64岁的配偶的补助
　　
　　为低收入者和老年人提供的低租金住房
　　
　　对老年人的住房补助
　　
　　对财产税的补偿
　　
　　退伍军人补助
　　
　　对克里人(Cree)猎户的补助
　　
　　收入的复位
　　
　　失业保险
　　
　　老年人保险
　　
　　魁北克养老金计划
　　
　　年龄税的豁免
　　
　　养老金收入税的扣除
　　
　　孕妇补助
　　
　　对怀孕离职的失业补助
　　
　　工人的赔偿
　　
　　汽车事故受害者的赔偿
　　
　　配偶死亡补助
　　
　　残疾养老金
　　
　　对刑法受害者的赔偿
　　
　　残疾人的税务扣除
　　
　　退伍军人养老金
　　
　　对需要抚养的儿童或配偶的赔偿
　　
　　家庭补助
　　
　　儿童税务信贷
　　
　　需要抚养的儿童的税务免除
　　
　　结婚税免除
　　
　　可用性的补助
　　
　　对残疾儿童双亲的补助
　　
　　对参加工作的帮助
　　
　　工作收入的补充
　　
　　儿童照顾补助
　　
　　儿童照顾支出的税务扣除
　　
　　对收入低于失业保险的补充
　　
　　对收入低于社会资助的补充
　　
　　职业训练补助加拿大社会福利事业起步不早，但发展速度不慢，社会福利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71年是加拿大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社会保障项目趋于健全。这一年加拿大国会对《失业保险法》重新修订，扩大了保险范围。经过五六十年代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项目和政府支出增加，大大提高了普通加拿大人的社会福利水平，标志加拿大进入了福利国家的行列。
　　
　　如果20世纪初加拿大出现自愿性的福利组织(如儿童救援会、盲人国家机构等)开始，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只用7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一些国家花费一百多年才走完的道路。福利制度在加拿大人民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整个社会在福利的框架里运转良好，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动荡的风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够具有向上流动的空间条件，即使是“穷人”阶层也能够保证衣食基本无缺，他们本人及其子女可以通过自身的受教育和积极奋斗成长为新的中产阶级，乃至更高层级的富裕人群。
　　
　　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加拿大中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政府工作人员或“公共公司”(crown corporation)。
　　
　　表6-71910～1980年代的加拿大的主要社会保障立法*时间法律时间法律1918养老金法1957医院保险和诊断服务法士兵安置法1961残疾人休假康复法1927老年津贴法1964青年津贴法1930～1937失业救济法1965加拿大养老金法1941失业保险法1966加拿大补助法1943～1944退伍军人宪章1968医疗保健法1944家庭津贴法1971修订失业保险法1951盲人法1973修订家庭津贴法老年保障法1975配偶补贴老年补助法1977联邦一省财政协议1954残疾人救助法1978儿童退税法1955修订失业保险法1979扩大配偶补贴1956失业救助法1984加拿大保健法*资料来源：Statistics Canada,Canada Year Book 1988 Ottawa,1989,pp6～7
　　
　　二战以后，为政府工作的加拿大人越来越多。在1950～1960年代，各级政府尤其是省、市政府教育和卫生部门所雇用的人员大量增加。1960年，政府雇员只占全国就业人员的86%，198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2%。到80年代，加拿大各级政府和国营公司的雇员占将近全国就业人数的l／5。渥太华和各省会城市的权力和人口都在增长。虽然政府控制着相当数量的第一、二产业部门的生产，但其主要开支还是用于服务行业。政府雇员人数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政府实际公共开支的增长。政府公共开支从1947～195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在整个工业化时代，政府开支的增长比较缓慢。1867～1960年，政府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增加到30%。而60年代以后，政府预算迅速膨胀，1985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82%。从1947～1985年，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幅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的96%。政府开支的将近一半是购买商品和劳务，其他则属于对不同社会集团的收入调节，通过家庭津贴、养老金、退伍军人津贴、医疗保险、地区发展计划对个人和地区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联邦政府在通讯、交通和社会保障方面扩大了投入力度，而各省则着力改善教育、医疗、住房和公路状况。各级政府增设机构，提供更广泛的公共服务。1960～1980年，联邦政府的开支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上升到16%，而各省和市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将近一倍，由16%增加为30%。高鉴国，同前引书，第69页。
　　
　　联邦和省级政府所属的公共公司是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部门之一。这类公共公司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管理机构。政府通过这类公共公司而不是由政府机构本身，承担私人公司所不愿意从事的一些服务领域。这些公司的相对独立运营，可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行政干预。最早的公共公司成立于19世纪，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规模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建立的大量公共公司在战争结束后被解散。最有名的联邦公共公司有加拿大全国铁路公司(成立于1919年)、加拿大广播公司(1936)、加拿大航空公司(1937)，省属公共公司有安大略水电公司(1906)、马尼托巴电话系统公司(1908)等。现在各级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公共公司为230个，所雇用的职工不到全国就业总人口的5%。但这些公司拥有加拿大将近l／4的总资产。国家公共公司在整个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分布很不平衡：在1983年电力部门中公共公司占雇用职工的80%和总资产的95%；在通信部门分别约占42%以上和28%；在交通部门分别占将近50%和40%。Brooks,Stephen,opcit,pp167～168
　　
　　 政府工作人员的积聚和公共公司的不断繁荣，无疑使得加拿大的社会结构更加趋于稳定。他们以不多的人口份额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较大的比重，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雇员和准国家雇员找到新中产阶级成长的理想起点。
　　
　　五 新中产阶级和中心城市的重构
　　
　　回到文初所提到的故事中，戴维·雷征引这个城市建设的事例，是试图从经济、文化、政治学等诸多学科方面，描述加拿大八十年代都市化时期的社会图景。本文有关新中产阶级和中心城市的重构的综述，除注明外，均编译自Lay,David,opcit。
　　
　　当此之时，加拿大中产阶级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社会面临着三大转型：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福特主义时代（Fordist）转向后福特时代，从现代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在社会发生转向的同时，城市的人群构成发生了大的分野，专业性的经理层人员占据了城市工作人口的30%，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新中产阶级人群，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加拿大各个都市的面貌。
　　
　　加拿大1970年代产生的新的社区体制，发生于所谓的“第四等级区住所”（quaternary），环绕着这个新的区域，整个商业区形成了一个为低工资水平和低购买力水平人群提供缓冲的内城市（inner city），在这个内城市中，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和城市居民的改迁，这种社区已改变成一种共管公寓。这些以往被工业和化工厂的化学光雾笼罩和折磨的社区，不仅破乱不堪，而且曾经备受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冷遇；但是在新中产阶级人群崛起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它们得到重新改造，并成为房地产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这个新的机遇也是新都市化的转机。城市化的过程造就了一个新的政客阶层，由这个阶层组成的政府采取了高参与度、接近性的政策，不断提出具体的城市改建措施，改造旧的内城市，并且将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人群引入该社区，社区于是开始了“城市贵族化”的过程。
　　
　　生活在这个社区中的“贵族”（gentry）并不是均质的单一阶层。这里没有单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单一的意识形态可以塑造的单一城市性格，这里涌动的是一种折衷的多元。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城市改建和结构转型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环保主义、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学生运动、反文化运动以及嬉皮士运动。在这种民族心态下，一种潜在的力量试图改变整个城市的图景，将这个城市改变成一个对“工业化城市的诗化欣赏”。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视觉的、听觉的、味觉的、审美的蛊惑。
　　
　　发生在加拿大诸城市的城市地理变革是后工业化时代、后福特时代下的一个小气候。在这方面，丹尼·贝尔曾经提出过他的一个论断：现世社会正在进行着一种转变，转变成一个由白领阶层掌握的职业性、专业性的科层社会，过去的工业化的生产型机构已在这个过程逐渐衰落，转而由文化型、专业性的科研机构控制整个社会。这些新阶层包括专门的技术人员、经理人、知识阶层，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连带紧密的社会聚合体。该社会对先锋艺术的亲和以及对视觉性感官型的艺术的容忍，逐渐使得这个社会不断消解来自媒体、社团、政府的影响，熔铸出一种新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
　　
　　戴维·雷从1980年代加拿大的经济情况入手，详述了该时期加拿大的经济变动：1982年，加拿大的国家经济遭遇大萧条，在35万普通工人失业的同时，第四产业的人员却保持了93%的增长，每6人当中就有4人被重新雇用，第四产业的主要门类（如职业性专门型部门、管理型部门、经理层部门和技术型部门）在这一萧条时期的就业增长率为265%。
　　
　　戴维·雷称产生于第四产业的这个阶层为新中产阶层，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该阶层包括了所有的管理型阶层和技术型社会聚合体，这个阶层作为文化的新阶层，他们有着特殊的社会观念和城市意识,他们的这些特殊性不断地定义着新的城市地理。
　　
　　从一系列加拿大大都市（如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渥太华以及哈利法克斯等）来看，都市的贵族化和布尔乔亚化是新城市运动的关键词。
　　
　　以新城市运动的一个代表——温哥华的Fairview社区的整体改造为例：不断有新的高阶层的人员入住该社区。这些新住户大多数为专业性、经理层人员，他们大多在城市商业区的公共部门工作，如教育、医疗、政府部门等等。这些人当中，年纪大多在35岁上下，处在事业发展的中期。
　　
　　戴维·雷指出，这种转变并非局限于温哥华，在当时许多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均有所体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在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加拿大中部城市当中，城市化的重点是改建原有的木质结构的房屋而不是拆迁重建。在大城市当中，这种城市升级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举例说：在伦敦，旧有的私房租赁方式被抛弃，新采用的共管公寓形式启动了1966～1981年房屋建设基金的45%。在70年代末期的纽约，由于贵族化过程的影响，每年有10000～40000户的原租赁住户被改迁。简而言之，原有的都市内城市不再是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庇护的缓冲区。
　　
　　夏考尔老太太的故事，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房屋的改建过程，而且是一个大都市的民族心态史的变迁。显然，当时，加拿大大多数市民都拥护“适合居住的城市”这一理念，因为更多的人看到了福利化社会可能带来的好处。这些人群受到良好的教育，通常是职业化、经理层人员出身，受聘于公共部门和非盈利组织，职业大多为教师、社会工、建筑师、律师；这些文化背景和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个阶层的人员并不完全是上文提到的迁入社区中的中产阶级。诚然，共管公寓的居住者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属于白领阶层，但是他们更多的是私有行业的业主，更倾向于关注私有行业利益。而这里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恰恰相反，大多受聘于前文所述的公共或准公共部门，他们尊重城市的旧有遗存，并相信城市的管理和发展并非政府的单方责任。但这两个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点：向往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享受中心城市的大都市生活。
　　
　　发生在加拿大主要城市的运动是有关社会、城市空间和政治的多维重塑，它可以被纳入更宏阔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价值观转变的过程之中。这期间，一系列的运动定义了该时期：环保主义、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学生运动，特别是发生在1968年巴黎的学生运动以及发生在西方世界二战后的反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正是这种繁荣招致了世人对它的批评。
　　
　　这样的情形似乎准确地回应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化理论：在分析1970年前后美国社会结构的转变时，丹尼尔·贝尔发现了正在形成的潮流——社会的职业结构逐渐被一个白领阶层的人群所垄断。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专业化的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大学和科研机构取代工厂成为最为重要的社会机构。伴随这一趋势而产生的大量专业化职业者，如经理层人员、教授、技术工人，逐渐享有与其地位和身份相当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特权群体并直接影响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后福特主义问题，是与新中产阶级和后现代城市问题相关的问题。戴维·雷认为，后福特主义的理论着眼点为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与之相比，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多得益于社会哲学和文化政治学等领域的知识。如果说后福特主义对于当时社会的论述藏于宏观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之下的话，后现代城市的理论则完全彰显出来，直接描摹出它对于都市图景改造的事实。
　　
　　戴维·雷认为，在与2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社会危机搏斗的同时，现代运动的领袖们一直醉心于乌托邦式的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在二战之后，城市高楼林立、公路纵横，城市的图景被标准化的生产线文化所改造，城市封闭、拥塞、密集。福特主义建筑形式在60年代仍然没有消亡，由于当时福利国家政策的形式渗入大都市地区特别是商业区和内城市，该区域又正在进行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公共交通系统，这使得都市的构建整齐划一，城市建筑呈现同质化的特点。如果韦伯在理性化的社会发展和日益空洞化的日常生活两者之间划上一个等号的话，这种现代都市的构建几乎已将现代社会的祛魅过程刻写下来，成为一个标准的城市范式。
　　
　　而总结起来，造成福特主义衰落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方面福特主义对大众消费拉动乏力，这是因为大众抵制统一化的大众生产的产品；在城市建设方面，福特主义同质化、单面向度的城市观已经过时，这种城市建设理念常常忽视、有时甚至是完全摧毁蕴涵当地城市传统和文化的建筑。
　　
　　对于20世纪以来大都市结构转变的论述，不同的学者侧重点各不相同；在都市社会和都市空间的转变的普遍性这一方面，均能达成共识。一般认为，在阶级、性别、种族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总的说来，来自三个方面的片断研究共同构建起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理论，它们是：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研究，后现代社会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社会的转变的研究。三者的研究针对的是改变整个城市面貌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转型等诸多方面，关注的都是贵族化过程的重要历史时期1965～1975年。
　　
　　这三种理论都认为，尽管社会转型的最终样式受当地具体情况的影响，但是，它们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在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找到相类似的表现。这种具有全球化视野的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都市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城市发展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之一就是表现在西方大城市当中的贵族化。
　　
　　显然，这里所展现和分析的加拿大都市地区的图景，是新中产阶级崛起和中心城市重构这个世界浪潮的一部分——或许，也是最为有力的一部分。
　　
　　六 削减福利与全球化时代的阶级平衡
　　
　　大约20年过去了。从全球角度看，福利型国家政策在最近的10多年间走到了它的福祸相依的转折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着全球化、知识化浪潮的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在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经济的同时，失业问题成为阻碍其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它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失业规模大，失业率高；结构性失业是失业问题的主要表现；失业具有非周期性；失业的范围广。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1995年上半年，美国失业人数已从1990年的687万增加到767万，但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估计，算上隐性失业的人数，美国失业人数至少有1300万。欧盟自从1992年以来，平均失业率一直在96%以上，至1999年上半年，失业率高达114%，失业人数达到1800万。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1999年上半年，日本的失业率达到5%左右，这是日本40年来的最高纪录。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失业不只限于“下层阶级”，包括白领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相当数量的成员也面临着失业的考验。受自动化浪潮影响最大的是蓝领和白领工人，而现今掀起的企业改革风潮，影响到了社会的中间阶层，威胁着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群体——中产阶级。西方企业正在迅速地改革其组织结构，以使其适应于微机的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取消了传统的管理层次，缩小了工种分类，缩短了生产和分配流程，简化了行政管理，其结局就是大量的管理人员失业。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大约裁减了150万个中层管理职位，进入90年代，裁员已延伸到中上层的管理人员。宋波：《西方发达国家就业政策及启示》，重庆：《改革》2002年12月17日。
　　
　　而在加拿大，1990年代，联合国专家批评说，加拿大的失业率高达112%。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74%，加拿大政府开支的81%用于失业，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倍。而且，加拿大的收入分配太不平等，分配差距小于美国和法国，但超过日本、瑞典和挪威。加拿大20%的最高收入者是最贫困者收入的7倍，而在日本最高收入者平均只是最贫困者收入的4倍。高鉴国，同前引书，第130页。
　　
　　最近的4年间，加拿大的失业率有所下降，最新的统计表明：2004年底的失业率有望回落到7%（参见图6-1）。但最高也曾时常达到8%以上（2001，2003）。图6-1加拿大2001～2004年失业率的变动资料来源:Statistics Canada,CANSIM。
　　
　　失业率在1990年代升高的原因何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经济学家迈克尔·沃克认为对加拿大失业政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对人们成为失业者支出得太多”。高鉴国，同前引书，第130页。对于这样的结论，尽管有不同见解，但是，有关福利国家政策的改革的呼声却是一致的。
　　
　　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在摸索改革的路径。值得一提的是，在瑞典，到1980年代末期，社会民主党人为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注入了新的内容，实行把市场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的政策。对颇让西方政治家感到头疼的福利制度改革，“第三条道路”开出的药方是“折衷”的。他们接受了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赞同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克服由福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他们提出了使社会保障制度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的途径，通过减少不利于工作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及罚款，使其劳有所得。社会福利开支也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从而实现由“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
　　
　　其次，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也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杨宜勇：《透视中产秘密“第三条道路”与中产》，北京：《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3期。
　　
　　在加拿大，政府和经济学家也在尝试某种必要的削减和调整。1971年《失业保险法》的修改，扩大了保险覆盖范围，提高了保险标准，标志着加拿大社会保障“达到相当高度”。《1998年加拿大和世界百科全书》(The 1998 Canadian & World Encyclopedia，CD版)，麦克莱兰与斯图尔特公司，多伦多，“社会保障”条。转引自姜梵，同前引书，第349页。从此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出现某种停滞或萎缩。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率升高、政府收入减少、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的超额开支以及养老者队伍的持续扩大导致商业经济部门强烈主张削减公共开支。
　　
　　从80年代开始，加拿大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1981～1983年，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均超过两位数，生产下降，税收大大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增加。虽然特鲁多政府开始削减社会福利项目，但它也通过了《加拿大保健法》(1984)，支持全国健康保险的五项原则，增加了确保收入补贴。真正的转变开始于80年代后期马尔罗尼执政时代。恶劣的经济境遇促使政府仔细考察了社会保障计划开支，提出了紧缩政策。有些人认为家庭津贴和老年保障金等普遍项目超出了现有经济承受力，要求重新改变和调整社会保障计划的呼声上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等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有关“削减”政府开支的主张，刺激了加拿大的保守主义势力。他们支持马尔罗尼进步保守党政府采取措施减少福利开支，以改善加拿大经济，增强加拿大在产品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保守党政府的观点十分明确，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导致加拿大政府的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与更自由的地区和全球贸易相竞争的经营能力。保守党政府指出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4个缺陷：支出水平过高、项目没有充分针对最需要的人、公共补助成为劳动收入的替代、收入保障项目削弱了劳动动机和自食其力。在1988年议会选举中，进步保守党因为其自由贸易政策而获胜，要求削减社会支出的呼声很快上升。在医疗保健领域，保守党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拨款制度，与美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为社会福利计划带来一种“市场精神”，为医疗保健的私人化铺平道路。
　　
　　从1984～1993年，联邦政府逐步将老年保障金降低到一般中等收入水平，减少并最终取消家庭补贴，缩减失业保险的人员范围和标准，改变《加拿大补助计划》中3个富裕省份的社会服务开支的分摊比重。1991年，渥太华限定对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塔和安大略等省的《加拿大补助计划》拨款增长额不超过5%，使《加拿大补助计划》等社会福利项目开始衰变，被称做“《加拿大补助计划》之紧箍咒”和浸入社会福利制度的“病毒”。肯尼斯·G普赖克和沃特·C索德伦德：《加拿大剖视》(Proliles of Canada)，第2版，多伦多，1998，第207页。转引自姜梵，同前引书，第352页。
　　
　　自由党领袖克雷蒂安执政后，继续调整和压缩了社会福利开支。1994年1月，自由党政府就职讲话中宣布将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广泛审查，预示着90年代中期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重大挑战和变化。人力资源发展部的常设委员会负责进行了广泛咨询和调查研究，起草了《社会保障考察报告》，提出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改革失业保险和联邦政府对各省保健、高等教育和福利的补助。1995年2月，财政部长提出的财政预算阐明了政府对社会保障改革日程的时间表，反映了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承担责任上的“历史性退却”。社会保障事务开始被看作是“一个财政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同上引书，第208页。
　　
　　1996年6月，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保健和社会福利部被撤销，有关全国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事务由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开发部和卫生保健部分别负责。加拿大政府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的举措，曾引起国内一片抗议浪潮，各地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但由于对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包括老人保障金)等保障项目没有作较大的调整，维持了公众的生活安全感和社会信心。以上有关加拿大福利制度变迁的资料均摘编自姜梵，同前引书，第351～353页。
　　
　　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加拿大各阶级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社会不平等可能在短期加剧，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开始从体制根源上帮助产业的发展，提升低级阶层的竞争和生存能力，从而根本上促发阶层的流动。从当前世界经济潮流和加拿大的经济指数走向来看，加拿大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未来是可以乐观的。
　　
　　今天，加拿大的各阶层的生活趋于新的社会平衡。2001年8月30日，由美国研究顾问公司Runzheimer International进行的一项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的调查表明，加拿大的中产阶级生活花费处于比较适中的水平。调查以住房费、交通费及娱乐费等作为基准，依据一个年薪10万美元的3人美国家庭在美国底特律的生活开支，比较了全球22个城市的生活指数。调查显示，要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全球不同的城市花费不同。
　　
　　各地中产阶层生活费（港元/年）分别为：资料来源：《星岛日报》2001年8月30日。汉城（韩国）136万；
　　
　　东京（日本）128万；
　　
　　香港（中国）106万；
　　
　　北京（中国）78万；
　　
　　莫斯科（俄罗斯）105万；
　　
　　新加坡（新加坡）89万；
　　
　　伦敦（英国）88万；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82万；
　　
　　墨西哥城（墨西哥）71万；
　　
　　洛杉矶（美国）63万；
　　
　　里约热内卢（巴西）60万；
　　
　　华沙（波兰）59万；
　　
　　曼谷（泰国）57万；
　　
　　罗马（意大利）56万；
　　
　　法兰克福（德国）54万；
　　
　　底特律（美国）54万；
　　
　　悉尼（澳大利亚）52万；
　　
　　孟买（印度）51万；
　　
　　布鲁塞尔（比利时）51万；
　　
　　多伦多（加拿大）47万；
　　
　　约翰内斯堡（南非）37万。显然，加拿大中产阶层生活费是处在一个较为适中的水平上，要过上程度相当的中产生活，多伦多城市花费在全球22个城市甚至排在第21位，也就是倒数第二位。
　　
　　以下是一个更为细致的生活史事例：加拿大一家年收入为137万美元的中产阶级家庭收支情况。从中我们可以一瞥在当前制度下典型的中产阶级加拿大人的生活品质和所面临的生活负担。资料来源：多伦多信息港（wwwtorontoservicecom/）。上网时间：2004年11月18日。income收入
　　
　　妻子收入$5000000
　　
　　丈夫收入$8700000
　　
　　——家庭总收入$13700000
　　
　　expenses开支
　　
　　房屋贷款$1050000
　　
　　地税$298300
　　
　　家庭购房计划$203400
　　
　　房屋保险$30700
　　
　　汽车油费、保险、租赁和维修$1364800
　　
　　人寿保险（只是丈夫）$17500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714000
　　
　　养老计划$630400
　　
　　加拿大国库券$108000
　　
　　妻子工资减扣$355700
　　
　　丈夫工资减扣$243100
　　
　　妻子所得税$1262600
　　
　　丈夫所得税$2928000
　　
　　食物$650000
　　
　　娱乐$308000
　　
　　房屋和水电费$540000
　　
　　服装和打扮$275000
　　
　　托儿费和儿童用品$456000
　　
　　教育基金$200000
　　
　　书刊、杂志和光碟$198500
　　
　　礼品$245000
　　
　　俱乐部和个人爱好$154000
　　
　　学费$140000
　　
　　旅游$250000
　　
　　储蓄$500000
　　
　　其他费用$577000
　　
　　——支出总计$13700000
　　
　　assets财产
　　
　　房屋$17500000
　　
　　汽车$250000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3875800
　　
　　养老计划$6707800
　　
　　其他投资$2290000
　　
　　——财产总计$30623600
　　
　　liabilities债务
　　
　　房屋贷款$9897200
　　
　　汽车租赁$862500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贷款$535500
　　
　　银行个人贷款$860000
　　
　　——债务总计$12155200
　　
　　——净资产$18468400
　　第七章 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
　　 < BACK
　　
　　中间层问题似乎已被毋庸置疑地列为日本社会学研究中的基本课题之一。李国庆：《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68页。日本总理府宣传室从1958年起每年举行一次的“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中，专门有一项设问：“按社会上一般的标准来看，你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何种层次？”回答选项共有上、中上、中中、中下、下5个。从1955年起每10年举行一次的“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简称SSM调查）中，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假设将目前的日本社会分为5个层次，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层？”选择项分为“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5项。两项调查的结果均显示，日本国民总体选择“中层”的人数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日本“一亿总中流” （一亿人口全都处于中游水平）的流行说法。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中间层问题是一个牵动日本政府、普通国民以及专家学者们共同兴趣的重大社会课题。
　　
　　日本学术界对“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等相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日本平民图书刊行会便出版了题为《中产阶级的呼声》宇野宙人：《中産階級の叫び》，日本：平民図書刊行会,1920。的著作。对中间层问题的关心与明确表述，更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那些抱有浓厚精英意识的革新思想家们将希望寄托在“middle class”身上，主张新中间层精英论与中坚论，同时十分注重其作为社会稳定力量的一面，认为中等阶级乃社会的脊梁骨，保护这一阶级、防止其坠落到下等阶级是“社会政策的精髓”，有吉広介、浜口晴彦：《日本の新中間層》，东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2，第3页。是一切的根本。与此同时，他们积极提倡“以中等阶级作为标准阶级，使下层阶级逐渐向该阶级提高靠拢，谋求上下阶级的融合。”参见1922年东京府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围绕“新中间层”、“中流意识”等问题掀起了“新中间层”研究热，相继涌现出一批结合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研究，并就“新中间层”的界定、阶级意识与阶层意识的消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甚至展开了若干次激烈的论战，影响较大的如1960年前后的“中产阶级动向”论战、1979年的“龟裂的中流”论战和20世纪末的“中流崩溃”论战等。后者产生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中流意识面临危机的背景之下，京都大学教授桔木俊诏的《日本的经济差距——以收入与财产为视角》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东京：岩波書店,1998。成为引发论战的导火索。在此之前，京都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关于“日本中产阶级的确立过程——人口、家庭、职业、阶层”的大型合作研究；1999年6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样在开展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世纪末的中产阶级”研讨会。1999年，日本社会学会的专业杂志《社会学评论》出版了专辑“阶级、阶层的现代面貌”，其中包括一批研究中间层问题的论文。2000年，东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佐藤俊树出版了《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佐藤俊樹：《不平等社会日本——さよなら総中流》，东京：中公新書,2000。一书，该书初版后短短半年便再版了14次，跻身日本的畅销书行列。
　　
　　一 日本“中产阶级”内涵的演变
　　
　　研究者们在论及各国中产阶级或中间层问题时，习惯上依据工业化的深入与现代科层制的诞生等规定，将其划分为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两种类型， 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汲取欧美社会学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学界也沿用了这一分类，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所谓的“新”只是某一时段的相对区分概念，其内涵不断发生着变迁。
　　
　　较为传统的划分是以20世纪初产业资本的萌芽期为分水岭。“最早使用薪水族这一表达是在大正（1912～1926）时期，薪金生活者、知识阶级、新中间阶级、脑力劳动者等名称并用，后来逐渐集中到薪水族、白领、新中间层等用语上。”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2页。“伴随日俄战争后产业资本的确立，东京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牛島千尋：《戦間期の東京における新中間層と〈女中〉——もう一つの郊外化》，东京：《社会学評論》2001 年(52)２，第266页。“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大约于大正初期登场，昭和（1926～1989）初期的合理化时代数量急剧增长，随着行政官僚制度的深化，形成日益膨胀的官僚薪水层，并逐步成长为超越民间公司职员群的存在。” 大河内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东京：文芸春秋新社,1960，第20页。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是否依靠薪金为生成为新老中间层的关键区分标志，“被称为‘老中产阶级’的，具体地说是农村里的小农户、自耕农等，城市阶层中则相当于所谓的中小企业主”，而“新中产阶级”则被定义为“公司的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职员及其他薪水族化的医生、技师等掌握其他各种技能的人员。” 同上引书，第18页。从内部构成来看，“当时的新中间层恰如金字塔一样，包含着一小撮精英层和庞大的非精英层”，中村牧子：《新中間層の誕生》，载于原純輔编《近代化と社会階層》，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第51页。 相当于“一小撮精英层”的是从事专业职务工作、公司领导工作等管理职务的人，特征是拥有高学历，而与“非精英层”相对应的，则是由公司或行政机构事务人员组成的大规模群体，学历相对较低。之所以能形成相对封闭的独立阶层，是因为其内部具备强烈的再生产机制，主要根据各人的教育取向及学历形成区分，类似教师这种与教育有关的人员，即便位于新中间层中最低的出身阶层，甚至本人学历并不太高，但再生产出新中间层的比例仍旧很高，往往经过两代便可实现加入精英层的目标。中村牧子，同上，第47～63页。
　　
　　二战前的新中间层中，部分中上层的群体拥有一定财产并形成了独特的“中流”生活方式，成为日本日后中产阶级研究的参照系，如居住在东京近郊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但总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新中间层的生长空间较为狭窄，甚至被称为“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大河内一男，同前引书，1960年，第55页。中间层地位的沉浮与形象的变迁与国家权力消长及贫困问题紧密相连。在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下，国民生活极端贫困，占据人口很大比重的农民和中小企业并没有如欧美国家那样，形成有实力的现代企业和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是被封闭在低生产力和落后的经营管理状况下，充当着过剩人口的蓄水池作用。所谓的新中间层不断面临着危机与不安，供给过剩后的贬值、不景气下的失业危机、军国主义的高压等导致该阶层日益形成不安心理以及安分守己、消极温顺的性格。而且随着贫困问题的加剧，薪水层逐渐沦落为“被冠以中流之名的贫民阶级”，同上，第100页。意识形态矛盾激化，中产阶级运动从原本劳资间调停人的角色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社会运动力量。社会大会党在第五次全国大会上就曾明确断言：“最近我国无产运动的一个特征性倾向就是中间社会层的大量参加。”
　　
　　“新”的另一种解释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的新中间阶级而言的，认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动向是新中流阶级持续增长的例证”，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衆の時代》，东京：中央公論社,1987，第185页。“战后日本的新中间层正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犬田充：《日本人の階層意識：〈中流〉の読み方 とらえ方》，京都：PHP研究所,1982，第53页。日本结束美军占领期后，于50年代中期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1955年以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再加上第二、第三产业雇用人数的增长，使得1950～1975年的25年中，白领工人增加了约3倍共达1000万人，加上白领管理者300万人，出现了白领膨胀化现象，而同期由各种私营人员、家庭企业工构成的老中间层的劳动力人口却减少了约1/4。经济高速发展导致大规模生产体制的产生，市场垄断加剧，经营组织、管理、流通等领域出现新变化，日本人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生活、家庭意识等也开始出现新的倾向。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日本的新中产阶级》Ezra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通过翔实的田野研究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描述，认为：“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 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Ibid，p4傅高义界定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基本由职业决定，指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诞生的一批在政府官僚部门及企业、公司工作，依靠薪水生活的白领雇员。另外，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于1957年在日本翻译出版，其有别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综合研究视角受到日本社会学界的高度评价，“新中间层”问题也因此开始引起研究界新的思考。在《日本的新中间层》一书中，对“新中间层”的界定，是“根据这些人在现代取代了产业社会中以前的老中间层承担的职业功能这一角度以及从社会分层的各项标准看来，已经到达相对新阶段的中间性位置这一角度”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ⅰ～ⅱ页。来进行的。
　　
　　对这一时期的“新中产阶级”，有从马克思的阶级史观出发进行的思想意识形态先行的研究，也有承袭当时欧美发达国家的“middle class”研究的影响、精于统计分析的年轻学者所做的调查研究。1952年，“SSM研究会”进行了阶级归属意识调查，1955年，在国际社会学会（ISA）协助下，日本社会学会调查委员会主持实施了“成层与流动调查”，即后来的第一次SSM调查。
　　
　　对中产阶级在日本社会形成的可能性异常关心是当时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并出现了以培养中产阶级为目标的新的政党“民主社会党”，该党将“中产阶级化”政策定为基本路线，宣称不为特定的上层阶级服务，而要保护并发展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全体国民的中产阶级化”。并且，它将当时“中产阶级化”的具体目标描述为“今后8年内实现标准家庭的年收入翻两番，平均5万日元”，“创造出低收入者也不低于3万日元的环境”。《中産階級化政策の基本理念と政策の目標》，1960年7月4日，转引自高坂健次《現代日本における〈中〉意識の意味——中間層論争と政治のタイプ》，関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研究会：《社会学部紀要》2000年第86号，第145～159页。紧接着，自民党也开始提倡“培育中间阶级”，“中间阶级的增加”频频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
　　
　　经历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期，人们在失落的同时，开始反省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盲目，并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同时，因为社会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基本富裕，国民的生活满足感大大增强，自我感觉处于中层的人数不断增加， 1977年达90%，其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其中回答“中中”的达到60%。至此，日本似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全民皆中游的“中流社会”，社会结构中呈现出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趋于同质的巨大阶层。但实质上该阶层并非由各方面均呈中间状态的人们所组成，而是一个轮廓模糊的流动的群体。村上泰亮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中间层在社会资源的三元分布上是彼此协调一致的，即阶级地位较高的阶层政治上拥有较强的权力，文化上威望亦较高，他称之为“成层的结构化”；而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这种结构化机制逐渐崩溃，呈现出显著的“成层的非结构化”现象。因此，村上借用韦伦斯基的“new middle mass”的表述概念，认为日本进入了一个“新中间大众”的时代。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8页。这里的“新中间大众”具有与迄今的任何阶级、阶层均相异的新的性质，他们并非新产生的中间阶层，而是达到了基本富裕程度的群体，他们内部的不平等只是非结构性的量的差异，不会凝聚成意识形态上的阶层或阶级。这实质上意味着社会的无阶级化。“新中间层”的内涵至此发生了巨大的质变，作为实际阶层存在的内容逐渐消散。
　　
　　泡沫经济时期的狂热加剧了日本人“中层”意识的膨胀，但“新中间大众”时代充溢着“全民中产”自豪感的日本实质上实现的只是“基础财富”的平等，在“高级财富”上却远非平等。盛山和夫：《中意識の意味：階層帰属意識の変化の構造》，日本仙台：《理論と方法》第５巻２号，1999。村上泰亮曾指出，若不积极采取政策解决新中间层的生活稳定问题，“新中间层有可能会成为叛逆人的群体”，“那时我们将失去实现后工业化社会目标的最后的历史主体”。村上泰亮：《新中間階層の現実性》，东京：《朝日新闻》1977年5月20日。20世纪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弊病日益暴露，除却部分拥有高额资产的富裕阶层，大部分日本人生活水平停滞，国民购买力的增长出现钝化趋势，与此同时，购买力的差距扩大，消费者开始分化为追求高级和追求低价两种取向。小沢雅子：《新〈階層消費〉の時代》，东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5。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失业破产不断，国家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而一批IT精英等跻身全球性大公司的“新阶级”却伴随全球信息产业、知识经济等发展获取了巨额财富，《文芸春秋》編集部：《新階級社会日本》，东京：《文芸春秋》2000年5月号。“一亿总中流”的平等、富裕表象再也掩盖不住现实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从1980～1992年短短十多年里，日本基尼系数上升了约01，且数值甚至超过04，以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日本在各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高，超过了美国。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已从曾经堪与北欧媲美的机会与结果的“双高”平等社会坠入了与英、法、德等国为伍的机会不平等、结果也多少不平等的社会。橘木俊詔，同前引书，1998，第5～6页。
　　
　　面对新的社会状况，对中间层问题的探寻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中流崩溃”论成为众多研究者论述的主题。《2010年中流阶级消失》田中勝博：《2010中流階級消失》，东京：講談社,1998。、《中流幻想的崩溃》上野千鶴子：《中流幻想の崩壊》，东京：至文堂,1987。、《〈中流〉的幻想》岸本重陳：《〈中流〉の幻想》，东京：講談社,1985。、《中流的幻想》越谷政一：《中流の幻想》，日本青森市：北の街社,1985。等类似的著述标题便清楚反映出的观点，即认为所谓的“中流社会”不过是一个迟早会破灭的幻想而已。也有的学者反驳认为，日本现在的不平等只是“富裕中的不平等”，“‘中流层崩溃’说缺乏根据”。参见原純輔《中間層の空洞化説は疑問》、大竹文雄《〈中流層の崩壊〉は根拠乏しい》等论述，出自《論争 中流崩壊》，东京：《中央公論》編集部，2001，第89～106、121～126页。另一些学者则从“新中产阶级”研究概念的产生上反驳“崩溃说”，认为从米尔斯的论述及18世纪“新中产阶级”概念的诞生伊始，“新中产阶级”一直就是“位于阶层序列的中部、支撑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的符号化的象征性存在，而并非真正的实体，因此所谓的“中流崩溃”不过是个故事而已。盛山和夫：《中流崩壊は〈物語〉にすぎない》，同上，2001，第222～237页。还有的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发现，占全体人口约20%的上层白领雇员的代际继承性增强，“担任企业、行政部门的专业工或管理工作的上层白领自80年代下半期始，无论在可能性的差距上还是终点的状况上都处于封闭化状态，称之为‘知识阶级’也不足为奇。”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第98页。佐藤俊树并且认为：“就算泡沫经济之后的不景气结束，日本经济重新踏上稳定发展的轨道，不，就算再来一次60年代那样的高速经济增长，仅凭这些也无法消除上层白领的‘阶级’化，说不定在‘馅饼’整体加大的情况下，反而存在收入差距加剧的可能性。”同上，第102～103页。据此，“新中产阶级”又开始形成自己新的实体，有部分学者甚至视其为重构日本新型社会的希望。櫻田淳：《今こそ〈階級社会〉擁護論——〈中流の飽和〉を超えて》，东京：《中央公論》編集部，同前引书，2001，第257～279页。
　　
　　二 模糊的定义与细致的操作
　　
　　从前面的一些叙述可以发现，日本围绕“middle class”研究出现了多种名称定义，“中产阶级（阶层）”、“中流阶级（阶层）”、“中间阶级（阶层）”、“中等阶级（阶层）”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虽不乏无视区别、顺手拈来型的混用，但对有产还是无产、阶级还是阶层等概念的区分却反映出研究者对该问题的根本认识立场。同时，“概念上的混乱常常源于背后理论结构的不严密，反过来，偶然的概念混乱有时也会促成理论结构的重组。”高坂健次，同前引书，2000，第147页。
　　
　　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些用语有着自己清晰的区分。对“中产阶级”，接受调查的人一般主要着眼于财产、收入等方面的情况，认定其“在以经济能力建构的阶级结构序列体系中，处于接近顶点的相当高层”。与此相对，对“中流阶级”、“中流阶层”等，被调查者一般根据所占的社会地位高低、社会威望大小等进行判断，主要建立在印象中的家庭背景、交际范围、学历、职位等因素上，认为在以社会地位高低来划分的阶级结构中，“中流阶级”、“中流阶层”大体接近中间位置。而对“中间层”、“中间阶级”等用语，一般被调查者的反应是一种模糊不定、悬在半空的不稳定感，更多强调的是“中间”概念中消极的一面。从学术角度来说，该定义应当属于适用范围最广的最为贴切的表达，将前两种定义的内涵都包容在内，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其归属者却最少，多只有学者群体使用。1960年的调查结果发现，选择“中流”的占56%、“中产”29%、“中间”19%。尾高邦雄：《日本の中間階級——その位置づけに関する方法論的覚書》，《日本労働協会雑誌》22号，日本労働協会，1961，第4～27页。
　　
　　日本的中间层问题研究较早是在阶级分析的框架中进行的，作为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补充，认为它属于劳资间的第三阶级即中间阶级。大河内一男，同前引书，1960。岸本重陈也认为，称“中”则必有两极，他将雇佣与被雇佣视为两极存在，认为在雇佣关系上位于二者之间的、拥有一定独立财产、享受适度富裕的为“中流阶级”。岸本重陳,同前引书，1985，第90～9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农地改革、民主化改革等措施消灭了地主阶级，也同时多少消除了意识形态上传统的马克思式阶级划分的影响，阶级分类逐渐演化为阶层结构分析：“阶级理论运用‘剥削’概念描述社会的利益对立，但随着社会形势变化，逐渐失去其解释力，与此相对，阶层研究通过细化不平等及其再生产的测量指标等方法，来捕捉社会现实的面貌。”丹辺宣彦、田渕六郎：《書評論文〈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东京：《社会学評論》2001年（52）3，第435页。阶层概念往往与阶级概念形成对照：“阶级将人们分割成界线明确的集团，阶层则呈现连续分布；阶级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差异，阶层的基础则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分配；阶级伴随着阶级间的利害对立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敌对性关系，阶层则并不一定包含这一假设。”浜嶋朗：《現代社会と階級》，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1975年日本实施的第三次SSM调查放弃了阶级概念，专门采用阶层概念，阶层结构被定义为“社会性诸资源分配形态的相对持续性状态”。浜嶋朗：《現代社会と階級》，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村上泰亮则根据韦伯经济、政治、文化的分层方式，对“中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定义：经济上拥有足够维持一定生活方式的收入和资产；政治上拥有选举权，而且在行政机构、民间法人企业、地方社会肩负着某种管理职责，包括为产业社会的运行和管理提供不可缺少的信息和知识的智能型专门职业层，即广义的管理阶层；文化上受过一定高等教育，拥有独特的“中流式”生活方式，是促进产业化的“手段式”价值即所谓“中产阶级美德”的自觉承担者，如勤勉、节约、重视婚姻与家庭、计划性、效率性、责任感等，是资产阶级实质上的文化领导层。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7页。盛山和夫通过对阶级分析历史的回顾，同样否定了“导致社会变动的政治主体阶级”的存在，认为应从身份制、社会资源分配等角度重新找寻“中间层”问题的研究途径。盛山和夫，同前引书，1999，第150页。而渡边雅男等学者则坚持阶级观点，主张应当重新回到马克思。渡边雅男：《现代日本的阶层差别及其固定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430～431页。新一代的社会学学者佐藤俊树则把“与父亲从事相同职业的倾向增强”这种知识精英层代际流动的封闭性称作“阶级的出现”。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
　　
　　就如何具体区分出中间群体，有学者总结出了主观、客观、主客观综合三种方法。尾高邦雄，1961。第一种主观方法由传统的舆论调查发展而来，询问被调查人认为自己属于哪一阶级，由此决定其所属阶级。调查内容综合三种选项：①“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中3选1；②“上流、中流上、中流下、下流上、下流下”中5选1；③“支配者层、指导者层、经营者层、中间层、劳动者层”中5选1。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单刀直入，操作简单，而且分析结果的信度较高。
　　
　　第二种客观方法较为复杂，一般程序是：①选择研究者认为对阶级判断具有决定性相关意义的客观因素；②对这些因素设定一定数量的排序体系；③以这一排序体系为标准对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人、各家庭进行定位，并按序位进行分类；④对分类后的各组连续体标上3个、4个、5个或更多的分隔标签，并以其为界计算各自区间内的人数或家庭数。判断阶级划分的客观因素一般有职业、学历、收入、财产、消费水平、居住方式、居住地区、家庭背景等，其中根据选取最具决定性的变量数目是一个还是综合两个以上，研究又不断细化。经济学家多以收入为决定性变量，社会学家运用最多的则是以职业为基本要素来测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划分。
　　
　　第三种是一种综合尝试的方法，如日本1955年的“成层与流动”调查中，将被调查者自我认定的阶级归属（“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与被调查者的职业结合，制定出5个阶级划分（①资产阶级；②小资产阶级；③白领A；④白领B；⑤蓝领），再据此调查全国的阶级结构。
　　研究者对几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又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两种新的研究途径：①设定综合的客观阶级划分标准，考察职业、收入、财产、消费水平等，从中制定出中产阶级标准，再调查其中有多少人抱有中产阶级意识；②反过来，先根据主观调查得到的自我判断比例制定出主观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或中间层，再以此为标准，调查该标准内人们的职业、收入、财产等量度。他们对两种方法进行再综合后得出一种认为是较为全面的划分：最上层、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中间层、下层。1955年处于日本经济腾飞期，该分类的各层比例分别是3%、18%、19%、32%、28%。研究者认为，上层仅占3%，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的数目几近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因此，作为“中产阶级”培养对象的应是第四阶级的中间层。结论认为，“中产阶级（包括准中产阶级）”与“中间层”在阶级归属意识、工作中的权力、支持的政党类别等方面存在深刻的性质差异，如中产阶级的“中间阶级”意识达46%左右，工作中部下的数目多于上司数（权力大），支持自民党的多；与此相对，中间层的“中间意识”却至多不过22%，在单位里上司数比部下数多，支持社会党的多。
　　
　　在阶级构成的划分方面，大桥隆宪的“大桥方式”分为资本家阶级、老中间层、新中间层、工人阶级。具体参见大橋隆憲《社会階級構成表の意義と限界》，《京大経済学部創立40周年記念経済学論集》，东京：有斐閣，1959；《戦後日本の階級構成と最高経営者層中核部》，《現代の経済と統計——蜷川虎三先生古希記念》，东京：有斐閣，1968；以及他的著作《日本の階級構成》，东京：岩波書店，1971。影响颇大，在此基础上，桥本健二综合职业、地位类型、下属人员规模等因素，提出了划分阶级类别的“桥本方式”，橋本健二：《階級社会日本》，东京：青木書店，2001。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一定的检验。“桥本方式”将当代整个日本社会分成资本家阶级、新中间阶级、工人阶级、老中间阶级共四个阶级，其中新中间阶级指从事专业、管理、事务工作的被雇佣者（但女性须去除事务工作）。根据桥本的研究，新中间阶级占总就业人口的235%，其中男性明显偏多，男女比例为788%对212%；平均年龄418岁，是四个阶级中最年轻的，而且女性年龄还要低3岁左右，并包含相当多的独身职业女性；婚姻状况方面，配偶拥有率平均787%，但女性只有683%；高等教育接受者的比例非常高，超过了半数，为519%；家庭年平均收入871万日元，与老中间阶级相近；拥有的不动产平均为2626万日元，金融资产平均1415万日元；住房拥有率为740%，与工人阶级大体相当，但不同的是享受着优厚的企业福利待遇，住公司宿舍的达94%；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大多仅次于资本家阶级，位居第二，但计算机、电脑打字机及钢琴的拥有率却几乎与资本家阶级位于同一水准，显示出新中间阶级偏好智能型、文化型财产的倾向；新中间阶级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回答为满意的比例占655%，阶层归属意识上回答“上层”与“中上层”的合计360%，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为382%，均仅次于资本家阶级，在四阶级中位居第二；在政治态度方面，不支持任何政党的比率为627%，是四个阶级中最多的，但并不一定保守，对自民党的支持率为183%，仅多于工人阶级，对革新政党的支持率为92%，为工人阶级之后第二高。在《作为阶级社会的日本》一书中，桥本对新中间阶级的生活世界进行了如下描述：“新中间阶级尽管资产少，但确保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喜爱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包括那些与高级文化有关的内容；工作领域，在本人工作方面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某些情况下也对公司的业务内容、其他职员的工作内容等拥有某种程度的权限；升迁的机会相当开放，但这一点往往也造成了精神压力；人际关系并不一定很广，但与同样处于被雇佣状态的工人阶级相比，医生、律师等专业工或官员、总经理类经营者大多拥有更多的熟人。”同上引书，第151页。
　　
　　三 亦真亦幻的“中层意识”
　　
　　阶层意识是联系个人社会心理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念，在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中，对“中层意识”的探讨是一个占据很大比重的中心性论题。所谓“中层意识”，一般指假定日本社会由从上至下的连续性多层组成、在询问自己属于哪一层时所做的“中层”回答，属于一种阶层归属意识。日本总理府“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显示，1958～1979年，调查中选择“上层”的人数几乎没有变化，“下层”从1958年的17%减少到1967年以后的5%～7%并一直保持在这一比例，而合计后“中层”的选择人数从1958年的70%迅速增长到1964年的90%，被称作“中层意识”的膨胀化，其后一直维持着这个“饱和”状态的比例。SSM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1955年只不过419%，1975年达到764%。这一背景状况促使众多研究者纷纷探索高比例“中层意识”的成因，追寻是否存在与“中层意识”对应的作为实体存在的中间层，把握“中层意识”的产生、膨胀、崩溃与日本社会发展和结构变迁的关联。
　　
　　原为“中位阶层意识”的“中”却演变为“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化”的“中流”，曾几何时的概念偷换令人深思。调查中发现，“中层意识”的自我认同与客观状况很不一致，年收入800万日元与年收入600～700万日元之间的人相比，“中层意识”拥有率反而低，因此，有研究者批驳“中层意识”是以调查数据为基础的无实体的统计集团，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幻象，至多不过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参照群体（集团），而非拥有实体的整合的归属集团。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43页。还有研究者认为，90%的高比例调查结果来自于问题提问的方式，以同样问题调查下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中层意识”比例都会达到9成左右，因而“9成中流”并非日本固有的现象。
　　
　　表7-1“中层意识”的国际比较图*单位：％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中”合计意大利2212570510830938法国1810861218963909德国0915953721534911荷兰1123254446538834英国047253628181889美国1516754421652927日本1110953626954914*调查年份分别为：意大利1992年，法国1987年，德国1987年，荷兰1993年，英国1987年，美国1988年，日本1988年。数据内容转引自橋本健二，2001，第51页。
　　
　　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层意识”的功能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虚构形象这一点上，该意识的泛化是阶层非结构化、中流阶级逐渐失去实体的社会意识上的反映，也是社会流动开放公平的象征，正因如此，这种泛化成了政治上的“安全阀”：“‘中层意识’本身（及其增长倾向）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实现了一定的社会功能。首先，到达‘中层’或‘一般化’状态被有意无意地设定为生活的目标，引导出人们以职业活动为中心的活力；其次，至少不是‘下层’的想法产生出一种肯定现状的、保守的社会意识。因此，‘中层意识’超越了阶层研究的主题，成为新闻媒体感兴趣的对象，连政府方面也以《国民生活白皮书》的形式积极进行提示引导。”原純輔：《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②階層意識の動態》，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第10～11页。
　　
　　“中层意识”拥有者的比例大小多少受阶层划分方式的影响，如日本国民生活调查将“中”分成中上、中中、中下三部分，“中层意识”归属者便达到90%，SSM调查的“中”分成中上、中下两层，所以1975年也只有764%。另外，“中层意识”不同于假定社会由利益对立的非连续性集合体组成的“阶级归属意识”，并非“中产”阶级意识，确切地说是一种“中位阶层意识”。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30页。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并未混同两种意识，两种结果差异显著，如1975年，拥有“中层意识”的比例达77%，而“中产阶级”意识层只不过24%，阶层归属中选择“中层”的，在阶级归属中却选择“工人阶级”的多，归属“中产阶级”的少，可见两者是由不同标准制约的。经过实证分析后发现，影响阶级意识选择的主要是职业上的雇佣关系，管理人员中“中产阶级”意识较强，一般从业人员（受雇者）则具有强烈的“工人阶级”意识，与收入、学历等并不十分相关。
　　
　　围绕二战后日本“中层意识”迅速增长的状况，出现了多种解释“中层意识”成因的观点。一种可称之为“绝对论”，认为在非上层亦非下层的中间位置上存在着生活方式、意识结构等层面性质一致的巨大的“中间层”。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尽管“中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多种多样，但表面呈现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却存在同一性，这是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造成的，因此这些学者主张：“存在一种与特定消费内容和财产相连的绝对性的‘中层’标准，而且因为满足这一标准的人数增加了，‘中层意识’才随之增长。”转引自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5页中关于直井道子（1979年）的观点陈述。与此类似的“发展论”同样认为“中层意识”的增长反映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解释基础同样是一种绝对标准机制。间间田孝夫：《階層帰属意識——経済成長，平等化と〈中〉意識》，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23～45页。
　　
　　绝对标准机制指个人在判断自己的阶层归属时持有某种绝对标准，不倚赖他人；与此相对，与社会一般水平进行比较后再做出阶层判断，在与他者的相对关系中寻求判断依据则称作相对标准机制。“相对论”是一种较为笼统的概括，包含多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持“平等化论”的学者认为二战后的民主化、福利政策等促进了平等意识的提高，由此带来了“中层意识”的增长；还有观点认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多元化导致的“地位非一致性”促进了人们“中层意识”的产生。研究者将（职业）威望、学历、收入、财产、生活方式、权力（地域共同体中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影响阶层序列的六个基础变量，将人们所处位置量化处理后发现，除上层的11%和下层的30%保持一致性外，中间的约6成均显示出非一致性，难以归属于单一的某个阶层。因此，占社会全体半数以上的中间层是由几种地位非一致性类型的人组成的，是一种“多种多样的中间层”。原純輔，同上引书，第7页。这一研究结果成为解释日本“中层意识”急剧上升的重要论据之一。
　　
　　部分学者在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两种标准机制虽各有侧重，但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如1955年集中在学历、职业等变量上，十几年后却演变为收入、财产等变量，这一结果意味着在人们的意识当中，阶层归属的判断标准是流动性的，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盛山和夫于1990年对围绕“中层意识”的相关研究总结之后认为，大部分假设试图从（单一的）社会性因素中寻求与阶层归属意识的对应关系，都是“单纯的实在反映论”，真正的阶层评价标准“根本上应当与时代共变”。盛山和夫，同前引书，1999。
　　
　　以往的研究证明，人们对与自己接近的阶层识别精细，对远离自己的阶层却只能做出粗略的识别，高坂健次、宫野胜为此设计了数理模型，试图从统计理论上对“中层意识”的膨胀化现象做出解释，被称为高坂模式（FK model）。该计量模型假设，人们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根据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多维比较结果形成一定的阶层分布印象，当被问及自己的归属阶层时，会先根据自己设定的阶层印象来判断自己属于哪个位置，然后做出回答。该研究的结论否定了日本人的“中层意识”与客观阶层地位的关联：“现在高水准的‘中层意识’，如我们根据FK模式所论证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独立于阶层结构存在本身的判断机制作用的结果。”高坂健次、宮野勝：《階層イメージ——イメージ形成過程への数理的アプローチ》，原純輔，同前引书，1990，第47～70页。星敦士则对社会网作为判断阶层归属意识参照标准的功能进行了量化分析。星敦士：《階層帰属意識の判断基準と比較基準——準拠枠としてのネットワークの機能》，东京：《社会学評論》Vol51，No1，2000，第120～135页。
　　
　　还有研究者进行因子分析后发现，“中层意识”感并非仅仅受职业、收入、学历等客观因素影响，而与幸福感、生活满足感强相关，并且受代际差异感、社会平均化意识的影响，同时传媒的宣传加剧了对成功、幸福等形象的渲染，也相应导致“中层意识”的固定化与膨胀。因此有必要寻求客观要素之外的主观因素，从社会心理因素（“中层”的标准，对未来的期望值，主观地位等）着手分析。虽然造成“中层意识”拥有者阶层膨胀的根源是现代化大生产、技术革命、大众消费等外在社会变化，但日本人的传统行为特征也有重要影响，他们往往并非根据内化的个人价值标准，而是以社会外部集团的价值准则为依据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与众相同，避免冲突，因此推动了中流意识的膨胀。犬田充，同前引书，1982，第47、117页。不仅如此，在日本民族传统心理中，中流隐含着马马虎虎、一般化的语义，因此，普通民众对其产生自我认同的可能性也就相应提高。
　　
　　1999年，吉川彻对日本二战后“中层意识”的评价标准进行了纵向的量化比较分析，论证了“中层意识”评价标准的潜在变迁，结论是：70年代没有固定标准；80年代主要影响变量是经济阶层与主观生活满足程度；90年代的评价标准呈多元化状况，总体经历了一个“狂热→集约→多元化”的变迁过程。吉川徹：《〈中〉意識の静かな変容》，东京：《社会学評論》Vol50，No2，1999，第226页。
　　
　　四 新视野：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
　　
　　长田攻一对“中层意识”拥有者生活意识的研究長田攻一：《生活意識》，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105～161页。既可看作是对前述“中层意识”拥有层成因的一种探讨，也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总体特征的描述与总结。长田认为，虽然不能将“中层意识”层增长的原因全部还原为生活意识等心理性机制，但应当从中寻求对社会结构制约起促进、补充、强化作用的因素。在他看来，导致“中层意识”覆盖几乎所有人群、形成所谓“全民中产”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方式的同一化与标准化。
　　
　　长田对影响阶层意识的六变量进行了细化分析，得出“中层意识”的主要影响变量是财产与生活方式的结论，因为在起伏不平的阶层分布曲线图中，唯有这两项较均匀地处于上下两层之间。为了了解现实中“中层意识”拥有层持有哪些财产、又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长田引进了“生活标准”（life standard）概念，试图解析人们对理想生活条件的主观把握情况。“生活标准”着眼于人们期望的各种生活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落差，不同于对现实生活诸条件进行客观把握的“生活水平”概念。调查结果表明，“中层意识”层共通的生活标准印象，是拥有的财产收入足以维持以衣食住为中心的基本生活。
　　
　　不过，表面同一的生活方式背后包含了财产规模、占有形式（自己拥有、还贷当中、租借）等各种差别，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生活标准形成了多层化序列结构，只是这种序列不含大的断层，相近的阶层之间差别细微，给人较强的和缓连续的印象，所以造成了弱化差距的结果。这种“同一化中的不平均”被认为是日本中间层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5页。1979年的“国民生活实态调查”显示，“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的中上、中中、中下等亚群体之间差距明显，家庭年收入从不满50万日元到500万日元不等；327%的日本人有贷款，收入越高的阶层贷款数目越大，而用途则相距甚远，高收入阶层多用于住房，低收入阶层却只用于耐用消费品和医疗费等基本生活需求；教育方面差距更是明显，机会平等的原则崩溃，学费上涨阻碍了名牌大学的普及，部分低收入层被逼出大学门外。“随着教育水平上升，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准提高，（‘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难以避免竞争的激化。如此一来，越往下层越会产生一种从表面呈现的同一生活方式中寻求满足，而不顾严峻现实差距的心理机制。”長田攻一，同前引书，第128页。
　　
　　1973～1978年，日本NHK所做的关于“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发现，70%的被调查者均持有满足感，具体内容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精神面、个人精神面、社会物质面、个人物质面。但在回答“对未来生活的不安”问题时，持肯定选择的却又超过了半数，且不同亚阶层感到不安的比例正好相反，不安的内容也不相同，“中中”以下层感觉生活不安的根源在经济基础，而且与以“食”生活为中心的基本生活需求相关。70%人的满足感与近半数人对未来的不安感看似矛盾，却是心理层面上对“生活标准”这一概念的验证——当现实生活条件与标准一致时满足感非常高，但当“维持生活标准的条件”存在威胁时（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便会产生浓重的不安感和无力感。
　　
　　生活意识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价值观的探讨。日本文部省统计数理研究所每5年举行一次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和前述的NHK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人口集中、雇佣层增大、核心家庭普及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也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课题相连，生活行动范围、生活关心内容、基本生活态度等意识特征相应发生变化，“利”价值最为优先，“现在中心取向”增加，并逐步由“社会中心取向”转变为“个人生活中心取向”。1953～1978年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中选择“正直、清白地生活”逐渐减少，主张“兴趣、爱好、悠闲地生活”的人增多，这表明更多的人由社会中心、道德主义、未来中心逐步转向个人中心、欲望主义。调查显示有一半日本人属于“小家庭型”，他们注重的第一内容就是“家庭团圆”，“小家庭型”中又有约一半为“无热情型”，生活行动局限于家庭和工作，与社会、与他人的连带感薄弱，自我依赖倾向增强，不关心政治，保守倾向严重。“全面参加型”、“工作、社会活动并举型”、“家庭外发展型”的绝对人数少，只局限于“中层意识”拥有层中的少数中上层。“个人优先”的生活意识使得人们因为个体孤立而只敏感于别人外在的生活方式是否与自己相同，越往中下层越容易无视收入等事实差距，只从保持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寻求心理安慰。从这一点来说，它对维持并增强“中层意识”起到了消除不安、保持心理平衡的功能。但价值观的“个人生活中心取向”也影响到社会参与态度，调查表明“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社会参与取向虽有所增强，但表面的参与背后隐藏着直接的利益意识，在建垃圾处理场、修高速公路等具体问题上，地域距离远近直接影响态度取向，呈现明显的“明哲保身型”生活意识。同时，行政机构的完备与复杂化促进了形式化参与而非真正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加强了“中层意识”拥有层的行政依赖感，因而“中层意识”拥有层的满足感多为某种受益感，来自社会这一巨大机构的外部供给。这样，当遭遇资源危机等与经济相关的困难时，生活防卫能力就很低，难以组织起来予以真正解决。特别当作为“中层意识”拥有层同一性生活方式基础的生活物资（如粮食、卫生纸等）出现暂时短缺时，很容易积聚不安心理，且以此为导火索失去冷静，爆发情绪性反应。日本石油危机之后的几次恐慌抢购风潮便是极好的佐证。因此要使“中层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意识，必须彻底改变被动保守的生活意识形态。
　　
　　对生活意识特征的关注体现出日本中间层研究向“生活政治”的靠拢。“生活政治”来源于日本中间层研究与阶级政治、地位政治、生活政治三种政治类型相对应的“三段论”说。高坂健次，同前引书，2000，第145页。在中国出版的《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阶级政见”、“地位政见”和“质量政见”（高坂健次主编《当代日本社会分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7页）。所谓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是一种利益政治，谋求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社会整合，对集体性、组织性利益追求产生的利益对立进行调停，其核心是阶级利益的对立与调整。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早先是针对现代美国社会中极右势力的出现提出的分析概念，由于对社会地位的极端注重、对现状的不安而产生需求不满，这种不满心理投射到政治立场上，并由此滋生对立。这种地位政治最重要的关心目标是提高职业地位、学历、收入等。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不是寻求生活机会增加的政治，而是注重生活方式和生存轨迹的政治，它也不等同于以前追求生活质量的“quality politics”，还包括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等内容。生活政治不效仿地位政治追求富裕的拥有，而是着意追求自我实现、生存价值等。地位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区分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吉登斯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与生活政治之分，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其中确实有相通之处，且与鲍曼的后现代政治理念及詹明信的“认知图式”追求也存在某种契合，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参见文中有关鲍曼与詹明信的论述。但今田高俊的生活政治偏重具体的生活性质，对自我反思性、自我实现等后现代主题的阐述似乎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今田高俊：《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社会階層》，《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5　社会階層のポストモダン》，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第3～53页。
　　继60年代初阶级政治、70年代末地位政治框架下的中间层研究之后，可以说日本现今处于“生活政治”影响时代。1980年，总理府的调查显示“中中层”人数下降到50%，出现了“中流意识阴翳”现象；1987年，“中上层”从466%下降到407%，“中下层”却由352%增加到387%；1988年，“中上层”下降到345%，“中下层”则增加到409%。“中流”不再是铁板一块，均质的大众分化为“新富族”、“新贫族”等“分众”（分化的大众），舆论纷纷主张大众社会的终结，新的阶层消费时代的到来。小沢雅子，同前引书，1985。面对这种状况，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已进入“后物质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转换，从对物质的追求转向了对存在意义本身的追寻。结合1995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在地位竞争方面陷于不安状态的是少数派（238%），比起物质富裕来，选择精神充实、心灵自由的上升到了82%。对日本社会由地位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今田高俊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他将“生活方式”作为导致价值转换的决定性因素，具体结合高职业威望评价、高收入、高学历、高财产、来自家庭的信任与尊敬、在志愿活动等社会活动或兴趣活动中的核心作用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出“达成型地位取向”和“关系型地位取向”两种地位取向类型，认为具有“达成型地位取向”的人，无论男女都有因地位竞争而陷入不安的倾向，而具有“关系型地位取向”的男性则没有这种倾向，也没有强烈维持现状的倾向，只会强化后物质取向，而且维持现状倾向的本身也会加强后物质取向。今田新造出了“中间分众”一词，意思是：“中间大众分解了，细化为从社会参与、志愿活动中寻找生存方式的人、将休闲作为生活意义所在的人、从消费中寻求自我认同的人等等，无法再保持均一的生活方式。”今田高俊，同前引书，2000。
　　
　　在今田看来，“中间分众”的主要构成者显然是“关系型地位取向”的人们，他试图通过从“达成型地位取向”向“关系型地位取向”的转移，来实现后物质社会里日本人“精神富裕”的目标，由“向别人看齐”的协调主义转向以“向自己看齐”为主流的行为方式。但现实是否如今田所预言的那么充满希望还很难确定，“中层意识”拥有层的分化背后隐藏着严峻的社会困境，失业率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高值，跟学历取向异曲同工的“资格证书取向”越来越严重，物质需求和地位实现取向在后物质社会里似乎并没有减弱。以致有人警告，到了2010年，中流阶级将会消失，日本将大分裂为10%的富人和90%的穷人。田中勝博，同前引书，1998。
　　
　　五 性别、教育与日本中间层
　　
　　对日本中间层研究中女性问题的关注是近年来的热点之一，该趋势兴起的背景是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潮影响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视点下对阶级主体等问题的重新审视。关于性别与阶级结构的关系，有人认为性别本身就是阶级，也有人认为性别是影响阶级归属的重要因素，“性别化阶级结构”说则认为，性别与阶级结构存在内部联系，“阶层性别化，性别阶层化”，女性大多数情况下都位于一个阶级的男性与下一层阶级男性之间的缓冲带位置，构成“准阶级划分”。 还有观点认为，女性在性别与阶级的对应关系中位于最底层，大多数男性则是作为“中间阶级”出现的，是统治阶级统治女性的媒介。
　　
　　在日本传统的新中间层论中，性别（gender）视角是一个盲点。大部分情况下，阶级构成表中男性与女性是混同计算的，SSM调查直到1985年才开始出现区分男女的问卷，从而才能够对女性进行独立的分析。岡本英雄、直井道子編《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４ 女性と社会階層》，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从阶级构成来看，女性在阶级结构中占据的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因为日本新中间层问题中一个关键要点就是对女性事务性工作人员的处理，如果不分男女，将事务性工作人员均列入新中间层，那就很容易导致对新中间层规模的过高评价。1955～1975年，日本女性参加工作的人数每年增加430万，1975年达到1960万，增加最多的，一是事务性工作，从340%增加到507%,二是专业性技术性工作，从308%增加到404%，而服务业却从742%下降到644%。1975年，女性白领达653万，占总数的43%。推动女子进入白领行业的原因有：①白领行业包含一部分与女性在家庭分工中承担的角色性质相类似的工作；②白领职业的资格认定较为客观；③白领行业包含时间灵活的工作；④女性学历水平的提高。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249～276页。但表面的数字背后掩盖着实质性问题，女性从事的事务性工作一般都是低工资的底层职业，不像男性，具有通往管理层的资历性质。因此，若将女性事务性职业从新中间层中除去，那么新中间层占全体就业人口的比例1950年为112%，1990年也仅为191%，虽然有所增加，但低于雇佣总数的增加率，占雇佣总数的比例反而在减少。由此可以说，日本“新中间层增长”的观点建立在无视女性差距的基础之上。橋本健二，同前引书，2001。
　　
　　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是日本中间层研究中另一个颇具特色的主题。为了捕捉日本“中产阶级”形成的迹象，在1965年进行的第二次SSM调查中，主要目标就集中在阶层构造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变化即社会流动上，关于阶级、阶层意识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另外，该调查在研究社会流动率的测量、社会开放性系数等方面取得了较重要的成果，安田三郎的论文《社会流动的概念与测量》是日本人写的社会学论文中具有世界影响、被引用最多的篇目之一。安田三郎：《社会移動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
　　
　　另一项关于“没落中产阶级”假设的研究，证实了日本存在教育方面的阶层累积效果，通过三代间的学历流动状况分析发现，“由中产阶层没落而成的工人阶层”子女比起两代都是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进高等教育机构；而“由工人阶层上升而成的中产阶层”家庭与一直维持着中流水平的家庭中的子女相比，进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要低。片岡栄美：《三世代間学歴移動の構造と変容》，菊池城司編《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③教育と社会移動》，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佐藤俊树的代际继承性研究中的主要对象“W雇上”（上层白领雇员的简称，主要指企业的管理职务、专门职务）也是日本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
　　
　　粗略回顾日本中产阶级的发展历史及其相关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说，重视中产阶级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力是日本近现代社会的传统特色之一，该传统成为日本社会积极关注中间层问题的前提。同时，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总体纳入宏观社会变迁的框架之内，其理论视角经历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韦伯的阶层分析、布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等变化，正面临后现代视野下“阶级”、“阶层”的概念主体均被解构的学术情境，因此，对应“middle class”的名称也是多种多样，“中间层”概念的内涵、标准往往是相对的、多元的，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及后现代转型存在某种关联。其中，关于“中层意识”的研究是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性质变化体现的社会心理特征是从微观角度考察日本社会发展机制的重要参考。在研究方法上，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特色是注重实证研究，注重量化研究，并且已经形成大规模、系列化的研究调查体制。
　　
　　纵观日本中间层作为一种群体形式的发展历史，齐美尔的论述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解读的注脚：“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因此各种拥有强大的中间等级的社会具有自由主义的性质。与此相反，如果涉及要保持一种非持续的、表现出强烈的内部差异的、社会的结构之时，必然会最不惜付出，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的任何代价的群体生活将会具有保守的性质……社会的性质的稳定性和社会距离的广度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也表现在相反的方向上。在群体的自我保存由外部通过强加稳定而获得的地方，随后有时会立即形成很强烈的、社会的差异。”盖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428页。二战前日本社会的保守性质与剧烈的贫富差距不无联系，20世纪60、70年代中间层的迅速成长为日本二战后民主社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保障。而80、90年代，中间层内部分化激烈，只能靠“一亿中流”这种虚幻意识的外部作用力才得以维持，同时，它又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差距加剧的前兆，“中流崩溃”论之下日本社会总体的保守化如《日本有事法案》的通过。另参见大塚英志《〈エリート幻想〉の正体》，东京：《Voice》2000年10月号。再次印证了齐美尔论言的精辟。
：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10-04-20　14:49:50　 回复 

　　第九章 外发的中产：印度中产阶级的历程
　　 < BACK
　　
　　在1991年8～9月，拉奥政府着手印度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投资。印度的中产阶级开始了新的发展，而且更为印度国内外瞩目。对这个阶层的规模、消费模式的研究与争论促成了连篇累牍的文章、报告。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激发了印度人对国家前途的美好想象，中产阶级对印度经济的贡献使印度进入“辉煌印度”（shining India）时代，同时作为拥有近3亿人的消费市场，由中产阶级构成的城市印度被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者称为“世界第三大国”，成为印度吸引国外资本的重要砝码。显然人们对这个阶级规模的变戏法般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欣慰是基于它作为前卫的消费者而出现的，但仿佛一夜间产生的中产阶级在印度有着很长的历史，对它历史地全面地考察才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阶级的本身，以及它对印度未来的影响。
　　
　　一 前殖民时期的中产阶级雏形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是封建割据的大帝国，以封建土地关系为基础的军事采邑制、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世袭不变的社会分工制度和以农村村社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了印度社会特有的稳定性和保守性。
　　
　　在这样的社会中，阶层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据于上层的是独揽宗教事务的婆罗门和掌握军政大权的刹蒂利，垄断的地位满足他们的世袭奢华放纵的生活。中间阶层是吠舍，是平民和商人，但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17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种姓制度的变化，这一阶层中的一些人在沿海的大城市从事商业活动，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改善。构成中等阶层的还有在种姓中处于下等，但边远地区拥有土地的土著部落酋长和印度教的王公，他们有着很好的经济收入，但被禁锢的社会地位是他们向上层社会努力的“天花板”。在统一程度最高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在官僚体系中出现了一些行政、税收和法律事务官员，这些人在政治地位上处于贵族与下层民众之间，有着比较高的收入。这是中产阶级的雏形。位于社会最下层的是首陀罗，是广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这是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穷人，过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但由于宗教典籍《摩奴法典》、《雅吉尼亚瓦尔索法典》等鼓吹的种姓制度的道德钳制，他们备受磨难，却也与世无争。 陆梅：《论近代印度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与中产阶级的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1期，第90页。
　　
　　在专制的帝国中，贵族之下的小小的“中产阶级”以俭朴作为重要的生活特征，他们不喜欢“浮华虚饰的花费”，而是按各自的职位和职业的生活水平过活，朴素又节俭。对于富人们在马哈勒（私宅）中挑动情欲的肉感、放荡不羁的欢乐和装饰过分讲究的浮华，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高级印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第559页。他们充满反感之情。由于专制统治、种姓制度、教育的垄断，印度早期的“中产阶级”成长受到严重制约，印度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要么是奢华的上层权贵，要么是赤贫的下层,没有形成现代中产阶级研究意义上的纺锤型和金字塔型。
　　
　　安于现状的生活到殖民前期有了些变化，对于那些拥有土地和很好收入的边远“中产阶级”上层，他们渴望上层社会的地位和声望，而作为社会流动屏障的种姓制度的松动给他们创造了机会，南方的中下层种姓会模仿高级种姓的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摈弃原来种姓集团的习俗，这样来得到高等级的种姓的承认，通过这种“梵化”的手段，早期的“中产阶级”开始了向上流动的历程。但这仅是可能，而且需要1～2代人的不懈努力。F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4页。
　　
　　二 殖民时期：催生的中产阶级
　　
　　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确立，印度中产阶级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印度中产阶级产生有以下条件：（1）18世纪下半期，随着英国国内工业革命的开始，一些资本家自由商人打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在印度开设代理商行，经营对印度的进出口贸易，有一些印度人受雇担任经纪人、代理商、中间人处理英国与印度的商业居间事务，分享贸易利润。他们在与英国商人的合作中也学会了投资方式，这有助于印度经济格局的改变。（2）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进行的土地改革中造就了中间包税商地主阶层。英国殖民者于1793年在印度进行永久的土地改革，使柴明达尔柴明达尔原来是指边远地区的土著部落酋长或印度教的王公，从17世纪开始，作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田赋征收人，领取国家报酬，并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军事权力。成为永久的土地所有者，交纳田赋。但柴明达尔在经营不善情况下把土地转让给富有商人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中间包税地主阶层，使他们成为柴明达尔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这些农业中产阶级更看重高利贷的收益和地产的稳定，高额的地租加剧了农民的贫困。（3）伴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殖民者剥夺了印度林立的土邦的行政、司法、军事权力，而对庞大的殖民地的治理需要职能齐全的高效政府。从1858年起，“凡女王治下的臣民，无论是欧洲人还是印度人，都可以参加（文官）竞争”，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同前引书，第922页。在殖民政府中出现了印度公务、事务人员，形成文官制度，到1990年印度文职人员有50万人。（4）由英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英国在印度大力发展教育，1885～1900年间，大学和学院的学生数从11000人增至23000人，这些人从学校毕业后大多数从事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律师、医生和工程师等职业。 牛慧娟、洪明：《印度中产阶级成长轨迹初探》，《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期；陆梅：《印度中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背景》，《当代亚太》2002年12期。这个过程不同于米尔斯所考察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商业化—工业化发展轨迹，印度中产阶级明显的依赖性和外发性。
　　
　　印度殖民时期的中产阶级形成也与英国殖民者的刻意培养有关联，对于一个有着千年文明的古国和充满割据政权、宗教矛盾的社会，英国政府没有像法国、荷兰殖民者那样实行过分严厉的统治，在殖民政府完成它的“破坏性使命”后，它又开始建设性的工作。印度总督麦考利表达过他们一以贯之的治理理念：“鉴于有各种各样印度人，我们要竭力在我们与千万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一个阶层，作为解说者。”他们的比较自由的政策给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人提供了管理职位，传达英国人的品味、舆论、道德和理智。在印度的大城市出现了一批被英国人叫做“Baboo”的会读写英文的当地雇员， Pavank Varma: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 Penguin Books India Ltd, India,1998,p7这些人成为了后来的印度中产阶级主流，也为印度成为西方式社会做尝试。
　　
　　与西方中产阶级的自然孕育不同，印度中产阶级开始就不是个独立阶层，他们是殖民统治者的附属品，在精神上没有政治社会理想，在现实中又游离于印度社会。外来势力催生的中产阶级改变了印度的社会结构，但没有改变印度的命运。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中产阶级接受外来文化，在生活上追逐宗主国的精英，模仿他们的行为，疏远自己的同胞，尽管受着外来入侵者的支配也时常让他们对英国统治者产生敌意，但比普通印度人好得多的地位和境遇，使他们把所有的不快压抑起来，只是过自己的中产生活。“他们在自己家里喝水、在朋友处喝酒、在娼妓面前放荡、在上司鼻下谦逊。”Ibid，p11在这方面，莫逖拉尔·尼赫鲁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代表，他早年受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的教育，10岁开始学英文，尽管因为学业转换的困难，他没有从英文学校毕业，但命运同样给他机会。在高等法院的录用考试中的好成绩，让他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他不同情理解老传统，公开放弃印度习俗。在他从欧洲学习回来后，完全为西方的进步所吸引，在生活上不做宗教仪式，穿着大城市流行的西装。Ibid，p13
　　
　　安于现状的中产阶级和“理智”、“道德”的英国统治者之间并非相安无事，19世纪末的民族斗争冲击着英国在全球的殖民地，打破殖民统治的经济结构、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呼声也日趋激烈，接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也越来越认同自由、平等的观念，英国人为了减轻统治压力，制造印度人发表意见的平台。国大党这个安全阀就是在这个背景中产生的，1885年成立的这个政党是印度上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政党，自成立后就开始就他们阶层在殖民政府中的参政人数、改善印度的公共服务和军队印度化等问题与殖民统治者磋商，他们在法律框架内平和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努力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在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学里任职的机会增加了。
　　
　　在20世纪初的世界民族主义运动中，中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者发起了反对殖民统治的运动。但这个阶层长期与印度民众相脱离，使运动没有多大的声势，在1908～1918年之间的民族运动最后演化为针对英国人的恐怖活动之后渐渐偃旗息鼓。Ibid,p15
　　
　　圣雄甘地在这个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甘地是一位机敏的实用主义改革家，他认为骚乱和暴动会成为争取印度自由、结束英国统治的障碍。在英国学习过法律、能使用纯正英语（Queens English）的甘地在印度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认同穷人的生活方式，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目的理念，主张政治改良运动，从20年代开始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0～1922年，甘地领导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30～1933年，甘地领导了文明不服从运动。有效的政治动员使甘地成为了民族独立运动中的旗帜，印度中产阶级开始走上反对英国统治的道路，变成了争取国家独立的主导力量。“甘地激发起中产阶级的爱国热情，尤其是他把印度民族主义传播到民众中去。原来只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的事情，现在成为每个印度人——富人或穷人、有学问的或没有学问的、律师、店主或农民所共同关心的事了。”SA科查内克：《印度国大党——一党民主制的动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327页。印度中产阶级第一次作为前卫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印度，扮演着自由理想的倡导者、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关心国家和公共利益，并付诸实践，而且为印度的独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印度中产阶级在民族独立中的斗争形式，充分反映了代表中产阶级的甘地和国大党的妥协性。尽管甘地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农民建立了联系,但他反对用武装斗争方式争取独立。在他们看来，英国殖民统治是可憎的，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令人羡慕的，他们希望摆脱英国控制，但又不希望与它切断联结，还希望在未来取得它的帮助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特别还担心武装斗争弄得不好诱发教派之间的内战或下层民众的起义,这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陆梅，同前引文。
　　
　　三 独立后：脱胎而未换骨
　　
　　1947年8月14日晚，印度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尼赫鲁发表讲话：“许多年前，我们和命运有个约会，此时实现了……一个不幸的时代今日宣告结束，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Pavank Varma,opcit,p1但他的优雅的辞藻并没有打动全国各地欢呼的民众，因为能够领会他的意思要懂他的英文演讲，而且能够有财力拥有收音机。为什么尼赫鲁在如此有纪念意义的讲话中使用英语，而此语言总能让印度人联想起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又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的外来统治者，特别是这个殖民统治还是尼赫鲁毕生反对的，这不由得让人咀嚼起印度中产阶级的特殊性来。
　　
　　由于英国统治下形成的上等阶级、中产阶级与印度社会其他阶层的天堑，以及他们在民族自由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新印度政府使英国统治下的各种制度基本保持原样。在所谓的政权印度化过程中，新政府首脑搬进英国人留下的豪华官邸，为尼赫鲁严厉批评的公共服务还在延续，法院、军队几乎还是按英国的套路运行，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英语仍然作为官方语言，是中产阶级社会进阶的护身符。
　　
　　除了与殖民统治割裂外，印度社会在形式上、实质上一切依旧，这不难让人们理解印度中产阶级希望从国家独立中得到什么。结束殖民统治是对一个时代画上句号，但保持赋予他们稳定地位的现有统治形式和经济结构却是不变的前景。
　　
　　在走向独立的年代，中产阶级利用民主制度引导印度人民高昂的反对外国统治的热情，独立后的民主制度如昙花般的又与民众隔绝。政权把持在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受上等阶层的支配。
　　
　　独立时的中产阶级数量极少，在35亿印度人中占1000万，其主要成员有政府官员、商业经理、中等水平农民、知识分子（如医生、工程师、大城市学校和高校教师、记者）等。Ibid,p26
　　
　　形成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有重要的历史原因：（1）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农业发展的新战略，改变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土地制度的改革使一些永佃农摆脱了柴明达尔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渴望中产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方式，渐渐进化为农业中产阶级。（2）国家重视发展中小企业，独立后印度政府曾3次颁布工业政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中小企业是印度独立后一支重要经济力量，企业主们作为中产阶级的组成成分认同社会政治思想，促进就业消费，充当社会中间力量。（3）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印度刚独立时的著名大学有25所，先后培养学生10万左右。到1960～1961年大学增加到44所，学院增加到1542所，入学人数达557万。（4）文官队伍的扩大，1951年的《全印文官法》和1956年的《中央文官法》扩大了文官渠道。参政人数的增加和对文官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政府的腐败。
　　
　　高等教育把印度的精英们联结在一起，打开他们通向中产阶级之门，也把他们与其他阶层分割。他们受到专门的教育，还有人到英国接受更好的教育，所有的中产阶级都使用英语而不是本民族语言。
　　
　　把中产阶级和其他阶层区分的另一个标准是收入，年收入在1200～12000卢比是进入中产阶级的金钱指标。
　　
　　除了客观标准，使印度中产阶级保持一致性的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对国家的态度。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中产阶级是平和、审慎和稳定的，最好的政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中产阶级不像穷人那样觊觎垂涎邻居的财产。市民拥有中等的财产会使政府变得更好，中产阶级的数量大就像压舱石那样使社会稳定。
　　
　　但在1947年的印度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例极小，其上是屈指可数的独断的大资本家、传统贵族，其下是数量占绝对优势却没有权势的工人、农民。
　　
　　许多年来，中产阶级享受了与其规模不相称的权利和影响，那么仅仅在独立后的几年是不是就能形成亚里士多德期望的有社会道德、自我约束和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我们应该从中产阶级独立后的不同行为来分析，在敌对殖民者被驱逐后，他们需要找到理想的停泊处，实现他们的新目标。幸运的是民族独立自由运动中产生的道德和智力遗产，甘地把道德追求作为绝对终点，主张抛弃宗教偏见，鼓励印度人与穆斯林人友好共处，吸引着中产阶级。尼赫鲁按照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建设现代印度，奠定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他比甘地对穷人疾苦的同情和关心走得更远。中产阶级意识到重新建设国家和社会必须解决贫穷问题，他们信服崇拜甘地，但对甘地的回归简陋生活和返回自给自足社会的观念不能接受，增加国力、抵御外来压力的尼赫鲁的思想激发了中产阶级建设印度的激情。
　　
　　甘地—尼赫鲁的遗产和自由运动中的成就给中产阶级在独立后的印度一个广阔的活动领域，这个阶段的印度中产阶级远离了他们遵奉的无情的实用主义。他们经济上要求建立工业化的印度，实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对未来印度完全摆脱外来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充满信心。在政府建设上，他们要求建立世俗的西方议会民主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缓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在思想文化上，他们极力倡导社会公正、社会均等和消灭贫困。对印度的建设起着建设性的作用，他们关注的利益不仅是自身的，也是社会的，是当时印度社会中积极上进的价值观的代表。
　　
　　建设自己国家的热情和由值得尊重的领袖尼赫鲁掌权，印度中产阶级不再摇摆不定，致力于国家建设。印度在第三世界中的率先独立，印度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激发了中产阶级强烈的大国使命感，尼赫鲁曾这样阐述道:“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打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第171页。国家在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国内，政治稳定，经济起步，工业发展，城市被有效管理。在国际上，政治不结盟给印度广阔的活动空间，印度人、印度政府在世界上获得空前的尊严和声望。1951年之后的10年中，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没有了冲突纷争，一切按部就班。蛋糕在渐渐被做大，印度进入了民族复兴的第一个好时期。
　　
　　四 改革之前：内部斗争和政治参与
　　
　　在英·甘地执政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一度趋向保守，表现为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和向传统印度教的回归。促其改变的因素主要有：（1）中印战争的失败一定程度上挫败了中产阶级的自尊心和骄傲感。印度中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国家是如此的软弱无能，奈保罗在1962年访问印度时写道：“1962年是印度中产阶级独立后取得光荣的最后一年。”牛慧娟、洪明，同前引文。（2）尼赫鲁的逝世使中产阶级陷入了迷茫和困惑。尼赫鲁的思想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很深，甘地—尼赫鲁的精神遗产为中产阶级限定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规范，包括目标和需求，以及作为统一价值体系一部分的是非标准。长期以来中产阶级形成了一种依赖综合症，他们总是希望领导人去提供一种标准和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这一切随着尼赫鲁的去世而改变，使中产阶级的原有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接近崩溃边缘。（3）印度教的影响。尼赫鲁说过：“正在抬头的中产阶级是具有政治倾向的，并不会向宗教方面去追求，但是他们想要依附某些文化根源，寻找一些东西保证自己的价值，并且减少一些外国征服和统治而产生的屈辱情绪。”尼赫鲁，同前引书，第448页。但当中产阶级处于迷茫时，他们更多是从印度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依托，印度教没有统一的道德体系，强调个人利益高于社区，重点放在个人的拯救上，对印度教的信仰使中产阶级不太关心公共事务。（4）国大党上层出现的贪污对中产阶级的消极影响。英·甘地执政期间出现了党内上层的严重腐败，1971～1972年的竞选资金募集、官员及其子女的逃税等。“政治家无休止的欺诈、地方性政治不稳定的阴影和政治领域的道德的完全缺失”牛慧娟、洪明，同前引文。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印度中产阶级回到安于现状、没有欲望、没有激情的普通人生活状态，他们对国家社会的长远关怀荡然无存，保护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大收益成为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唯一目的。
　　
　　在1990年前，传统的上层和中产阶级的精英们充分利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使他们的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获得掌握权力的技能，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保持在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支配地位。受益阶层得到过多的利益，精英希望自己永远是精英，刚性僵化的体制使他们没有遇到挑战，任何其他阶层对这些权利的要求和垂涎被排挤压制，一直如此美好的现实让他们忘记了个人品德和社会道德应该作为求学和求职的标准。在孟德尔乃至辛格之前，上层和中产阶级的精英们掌管的政府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品德和效率的标志，而只是既得利益者谋求特权、追逐利益的世外桃源。在以出身等先赋特征为基础的保守政治遭到品德等自致特征的挑战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现实中的冲突产生了。
　　
　　辛格在拉吉夫·甘地1989年选举失败后接任总理，因为与各利益团体的妥协，他决定实行“孟德尔报告” 。孟德尔报告是以ＢＰ孟德尔为主席的“落后阶级调查委员会”1977年做的一个调查报告。鉴于许多边远地区拥有一定势力的社会经济集团的下等种姓的要求，建议政府实现政治权利上（针对部分中产阶级）的公正，吸取新的公职人员，在中央政府中给下等种姓留下27%的职位。根据这个报告，许多有经济实力的边远地区的下等种姓会有机会过上城市中产阶级生活。他们通过进入中央政府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而独立后的印度政权一直由既得的上层和城市中产阶级把持，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安全任期，可以腐败发财。
　　
　　来自下层种姓的辛格执行“孟德尔报告”，改变印度的政治规则，把政权从上中层集团中转移，打破了既得利益者心安理得的政治权利连续性，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边远地区的农村中产阶级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修订法律保护自己财富。他们分享政治利益蛋糕的举动引起了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的不安，中产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演变为争取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政治风波。
　　
　　脱离草根社会的城市中产阶级在很长时间混淆理论与现实，忽视了印度社会还存在的化石般的阶层差异与隔阂。把持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私利让他们震惊，由震惊变成愤怒，继而化为行动来挑战这个体系。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力量的城市大学生成为这次活动的主角，街头到处是抗议不道德政治权利的学生，许多大学生自焚、被逮捕的新闻充斥着电视和报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鼓吹社会公正的“孟德尔报告”的受益者并没有从心底彻底认同这个信念，新富新贵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穷不聊生的农民、被压迫的下等阶层照旧过着没有公正的生活。
　　
　　在社会公正的外衣下，“孟德尔报告”事件是为争取政府的资源而进行的中产阶级内部斗争，倡导它的人用品德代替出生来打击获得排他权利的传统精英，他们最终得到了阶层的狭隘利益。如果说中产阶级列车上的老乘客的社会理想主义已经死亡，那么从事件的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到新乘客更是没有丁点这种意识，后者一直渴望中产阶级的地位与生活方式，一旦他们通过“社会公正”之类的脚手架得到这些，什么“社会公正”之类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便被抛到九霄云外，美好的目的被赤裸裸的手段取代。
　　
　　因此，当印度的新老中产阶级脱下道德外衣时，独立运动中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信念被合谋击得粉碎，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呈现在印度社会中：（1）有效的社会公正目标被有漂亮口才的犬儒主义者征服。（2）孟德尔的阶层意识变得次要，印度人真正遇到的难题是贫苦、文盲、疾病和剥削的社会问题，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紧张。
　　
　　五 物质时代的中产阶级生活
　　
　　失去理想的印度中产阶级不再对形而上的精神寄托孜孜以求，他们回归安逸单调的日子。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他们的物质欲望，展开了对奢华生活的不懈竞争，中产阶级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集体神经症。
　　
　　80年代的农业持续增产，在农村的通电、通路促进了交通、建筑和制造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在过去,印度人会批量地购买散装的无牌货物,肥皂、茶叶按斤卖，布按尺量，现在他们愿意多花钱购买他们认为是质量更好的包装商品。富有的城市人对录像机、洗衣机、汽车的消费热情不减。“The poor get richer”,Economist，Vol333，Issue 7888（May，1994）, p39印度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是物质的成功，多年来他们一直没有钱消费，现在他们有钱消费，愿意购买品质好的商品，在日常耐用品的消费上他们比上一代多得多，但也跌进了拥有越多，欲望越多的沟壑。特别是在城市中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引起了城市保障的雪崩，住房、教育、交通、水电和服务等问题层出不穷。
　　
　　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和安详遭到无法调和的挑战。在1984年和1994年的调查中，数据显示，自杀人数翻了一番，其中失败者是成功者的10倍；离婚率不断上升；Pavank Varma,opcit,p163心血管、哮喘、癌症等与心理压力有关的疾病变得普遍。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家庭结构到家庭成员，从老到少，从男到女。
　　
　　在家庭形式上，传统的其乐融融的联合家庭让位于在市场经济中更有竞争力、适应力的核心家庭，家庭的归宿感、群体感不敌于孤寂的个人追求。为了增加收入，男人出外工作时间更长，经济独立的受过教育的女人们则陷入了两难困境，她们羡慕她们母亲辈的家庭主妇生活，对自立、主见也心仪神往。传统社会中男人当家的观念逐渐失去依据、慢慢淡化，中产阶级家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稳定，婚姻内部更多是协商、调适，离婚是问题解决的一条出路和无奈选择。德里的法庭每天要处理20起离婚案，其他大城市也大抵如此。opcit,p164
　　
　　中产阶级在竞争追逐物质利益上是“近视”的，但在应付竞争的准备上却又是“远视”的。为了长远考虑，在人口大国的印度，中产阶级开始重视起人口质量来，优生优育得到空前强调。在孩子刚学会走路、刚能数数时，父母对他们的人生计划已经开始。在学校的表现是重要的，进入好大学需要90分以上的好成绩，使孩子们在学校像父母在职场一样竞争激烈。孩子们没有尽情娱乐，没有无忧童年。在学习时，他们不去读有趣的书籍，而只是学习为了获得成绩的枯燥知识。在家中，双双工作的父母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挂着钥匙长大的孩子常常把电视作为生活保姆和社会知识的来源。消费主义时代无所不包的物质信息对孩子的耳濡目染，使身在其中的中产阶级下一代把物质追求作为人生目的。中产阶级注重教育的价值，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在教育上拥有平等的机会。更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把他们的子女送入私立英文学校，接受严格教育，他们非常看重英语的学习，认为将来孩子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优先地位。
　　
　　在对政府的教育投资上，他们利用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促动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最终使自己受益。Ramler,Siegfried,“The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vide”,Independent School, Vol61，Issue 1（Fall，2001）, p841950年时，印度高校在校生只有174万人，到1960年达到557万人，而1970年已发展到1956万人，年增长率高达1286%。许多专家认为，这种高速增长是与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分不开的（高教开支占整个公共教育开支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15%增至60年代末的25%）。但是1970年代以后，政府调整公共教育开支结构，高教投入所占比重大幅下降，1980年降至13%，此后不断削减， 20世纪90年代末已降至8%左右。与此同时，印度高等教育却仍继续发展。1980年，印度高校注册生为3545万（同年中国为1161万）。1990年，其在校生为495万，仅次于原苏联和美国，超出中国110万。1998年，其高校在校生已达707万，仅次于美国。曲恒昌：《具有特色的印度大学附属制及其改革》，《比较教育研究》2002年第8期。
　　
　　年轻人更有钱，而且他们需要通过购物来表达出来。整个经济的充分发展使他们接受对拥有手机和汽车的消费至上文化。拥有父辈们还在梦想的单独的住房、闪亮的汽车和时尚的笔记本电脑。新中产阶级摆脱了信奉甘地主义的前辈们的节俭，一路引吭高歌：花钱、花钱、花钱。在孟买和德里的豪华购物中心的消费者越来越多，贪婪地抢购物品，从手机到家庭影院、从法国香水到珠宝。http://wwwexpressindiacom/fullstoryphp?newsid=28291。
　　
　　中产阶级在物质社会的全部活动过程是刺激、鼓励无限度的消费生活，而公民社会需要养育的品德却没有得到关注。中产阶级的自私、孤独和无情在物质消费年代极度膨胀，他们追求更多物质、更高位置的工作动机，使必要的公共生活受到抑制，在社会目前失去平衡感。在个人方面，工作中占据了他们多数时间，压力又寸步不离，他们又失去了健康。有人按照国民生产总值（GDP）提出国民愉悦总值（Gross Domestic Happiness，GDH）也应该是富裕社会的重要标准，但显然，GDP对中产阶级格外优厚，而GDH却今不如昔。Pavank Varma,opcit,p164经济成功与内心满足的沟裂在扩大。
　　
　　值得一说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不多的嗜好中的一个就是看印度电影。充满浪漫、不着现实的印度电影载歌载舞，重复着主人翁从一无所有到殷实浮华的传奇故事，为他们逃避现实的压力和挫折准备了世外桃源，Ibid ,p165为他们延续中产阶级之梦提供兴奋剂。
　　
　　印度前能源部长瓦桑特·萨蒂这样描述80年代的印度:“我们不能不看到,增长与发展仅限于印度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在贫困的大海中建造了一个繁荣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拥有现代文明所有的一切福利。”转引自《国际经济比较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第254页。
　　
　　六 经济改革后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反省
　　
　　1991年下半年印度开始的经济改革，促进国家经济全球化。聚光灯再一次照在中产阶级身上，因为它有着出乎想象的消费能力。它的规模、消费潜力被郑重其事地度量着。这项工作对印度政府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希望向发达国家展示自己未被开垦的市场。同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出售它们的商品、技术的热情也促使它们对印度中产阶级兴致盎然。
　　
　　在过去的好些年，美国为了大幅降低产品成本，许多大公司把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海外，在贫瘠的印度土地上绿洲般地建立起现代的跨国企业。在印度的外购（outsourcing）经济形式帮助了印度中产阶级大规模的产生，在美国人抱怨失业严重时，部分印度人开始变得富有。在20世纪80年代，庞大而低效的公共部门的薪水雇员增加了212%,到1991年时，印度政府还是最大的雇主，给中产阶级提供就业机会。在90年代就业模式发生了变化，政府部门仅仅增加了25%，而私人企业增加了126%。穷人越来越少，城市中产阶级规模却在成倍发展。http://wwwusatodaycom/news/world/2004-03-21-india-usat_xhtm。
　　
　　印度独立后的高等教育政策也促进了这个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国家倡导下的印度IT产业的发展。印度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大国，从印度国内看，软件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极。1994～1999年印度信息产业部门的年增长率超过44%，比同期印度整个国民经济66%的增长率高得多。软件产业在这种强劲增长中起了带头作用，印度已建立起17个软件技术区，其中国家级软件园区7个，注册公司由1992年的142家发展到2000年的5552家。在印度有195家软件公通过ISO9000认证。唐镇乐：《“软件”强国——印度给我们的启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6期，第54页。互联网、计算机外设和家用电脑的增长速度是3倍，鉴于如此众多的计算机技术人员和庞大的市场，印度的软件业潜力还非常大。Bindra, Ashok,Electronic Design;04/19/99,Vol47，Issue 8,p20,3/4p,1c像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之类的软件学院造就了一流的计算机人才，无论是到海外就业（印度官员认为他们是被存进外国银行，最终会给印度带来好处），还是在印度创办公司，都使这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中的精英。
　　
　　1994年，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NCAER)开展题为“消费者阶级”的研究，结果显示：印度非常有钱的人有600万或100万个家庭，构成印度的上等社会。其下是两个中产阶级，上中产有3000万个家庭或15亿人，他们可以批量购买各种耐用消费品。下中产是向上爬的一批，有5000万个家庭或275亿人,他们是先消费商品，进而消费牌子。此项研究表明印度中产阶级的消费市场不是磐石一块，因此把他们细分为三块，让投资者知道他们真实的消费者。Pavank Varma,opcit,p171据1999年初的非官方统计，印度中产阶级有3亿人，包括3个层次，上中产有3000万人，年收入60万美元，中中产有15亿人，年收入2万美元，下中产有11亿人，是生活在农村的比较富裕者。总体上，印度中产阶级每年在规模上有5%～10%的增长。http://wwwindiaonestopcom/middleclassesindiahtm。西方商人以前一直把印度看作是有人口没有消费者，但一夜间，中产阶级变成了一笔财富、一个印度市场的重要符号。
　　
　　印度自由化的经济机器已经开动，以中产阶级为发动机，印度的中产阶级在住房、汽车、彩电等物品上开始表现出购买力。印度工厂能按世界的需求生产出更复杂的产品，印度中产阶级也变得成熟，他们愿意尝试新的东西，敢于冒险。空前的繁荣使印度中产阶级成为经济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在他们看来，印度是前途光明的。所有迹象表明，这个曾经沉睡的世界大国进入经济腾飞时期。“我们每年为印度经济贡献400亿美元，在20年后，我们将每年贡献1000亿，届时，全球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会忽视这个市场。”葛帕尔说，“印度和中国的产值占全球的10%，不是我们需要美国，而是美国需要我们。子女们比他们的父辈更愿意努力工作，这是个好兆头。”http://wwwmindfullyorg/Reform/2004/India-Middle-Class13may04htm。“在过去的6个月中，我是第一次为我自己选择不离开印度找到理由，”经济学家、新德里一家咨询公司的主任萨玛这样说，“在研究生毕业前，我有机会到美国，但最后我还是留了下来，我的亲戚都说我犯傻了，但我现在觉得这里是适合我的地方，而且会越来越好。美国的纳税人发现他们失去的工作在印度产生，以前的印度靠美国援助的美元生活，但现在，经济急剧发展的她吸引着全世界。”Ibid印度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发展，中产阶级越多，就越有可支配的货币来推动经济发展，由此引起连锁变化。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经济自由化产生了社会真空，把过去和现代切断，中产阶级失去了它的其他特征，而只是作为消费阶级存在。消费的中产阶级是没有祖先和历史的，光靠中产阶级不能创造经济奇迹，中产阶级也不能空中楼阁般地拉动印度经济的腾飞。首先，它的头顶上不会永远飘着经济繁荣的祥云。而且如果它只顾自己狭隘利益，而无社会道德感，历史会再次证明它的“近视”特质。
　　
　　在独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国家的经济政策是针对穷人的，节衣缩食的政策导向使穷人人数大大超过富人。印度人反思了自己的社会经济政策，认为：“对印度失败的测量不是印度的贫困程度，而是她没有创造出中产阶级。根据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的资料，在1984、1985年中产阶级少于人口的10%。现在他们大约占20%，如果国家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在7%，人口增长15%，文化程度提高，中产阶级保持过去15年的速度，在2020～2040年，一半的印度人会进入中产阶级。当一半的印度人变成中产阶级时，穷人的数量就相对减少，而且社会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他们。因此关注中产阶级就是关注繁荣，而不像我们过去关注贫困。这不是我们变得冷酷，相反，我们的目的是把贫困者拉入中产阶级。”http://wwwtheglobalistcom/DBWeb/StoryIdaspx?StoryId=2195。开放后，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作为进步的标志，整个国家在生活中全面否定甘地主义，物质欲求从犯罪感中解脱出来。
　　
　　自由主义促使人们回顾过去，“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可以做的了，而且没有一点犯罪感”。这个想法在尼赫鲁时代就有，尼赫鲁对甘地的赞美贫困和忍受艰苦极不赞同：“我不喜欢赞美贫困和苦难，它们没有什么价值，应该被废止。”但尼赫鲁无法超过甘地的影响，由于认同于甘地的致力改善穷人生活的情感，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制定了有利于穷人自我保护、自力更生和低效的经济社会主义政策，结果是贫富悬殊被暂时忘记了，但更多的财富被分配给有些从这个制度中渔利的人群。
　　
　　向自由主义进发，倡导消费主义，在穷人和富人间会造成鸿沟，但已经被官方认可和社会承认。许多印度人放弃了多少代形成的保守主义，开始冒险负债，成为信用卡用户。在1995年，印度信用卡增长率是106%，冠亚太地区之首。Pavank Varma,opcit,p189
　　
　　印度“清洁”的调查数据排除了被剥夺者，自由化使印度富有者忽视穷人的苦难，新经济政策强化了这种不敏感，贫富差异变得合法合理，公共意识的减少成为印度的毒瘤。印度有2/3劳力在农业，有3/4的人口在乡村，尽管这些人的收入越来越少，但直选的票数是一样的，他们可以用手投票来支持政府的改革，也可以用脚投票来抛弃造成贫富悬殊的政府。政治骚乱和社会不稳定会摧毁中产阶级加入富裕国家行列之梦。
　　
　　印度一家电视台在每周有一档道德困境的节目。有一期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处于经济困难状态的中年人捡到装有200万卢比的公文包，包内的东西表明这笔钱是为孤儿准备的。节目要求观众设身处地地为这个人考虑，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答案是令人吃惊的，同时也让人思考印度中产阶级的道德水准。在外观上，这个阶层是现代的，穿牛仔裤、看美国肥皂剧、喜欢购物和支持家庭价值。在过了50年的节俭日子后，他们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近，接受性开放，纵情欢乐，享受消费社会。但揭去他们华丽的外衣，他们内心的前现代社会的灰色道德就会原形毕露。中产阶级无情地向上流社会攀爬、追求物质条件和优越地位，并乐此不疲。当许多中产人士被问到为什么把这笔钱据为己有时，他们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就算我把这钱交了，但官员的腐败也不会把它用在孤儿身上。诸如此类的借口一再用以证明他们的清白无辜。中产阶级一直自视为整洁、善良和诚实，但他们在工厂中雇佣儿童、在婚姻中向妇女索要嫁妆。中产阶级道德对穷人和弱者是无意识的，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对与自己打交道的人预先要用是否有钱、能否为我所用来过滤。在印度政府决定扩大下层种姓的教育机会时，他们因为自己孩子上大学的机会减少而呼天抢地。“人们崇尚金钱和权力，而不关心他们是如何得来的。这是钱包驱动的社会。”评论家塞思如是说。http://wwwdawncom/2001/10/05/int14htm。中产阶级选民宁愿选择圆滑的、富有的和有着各种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的人执政，而不投诚实的候选人一票。中产阶级不断抱怨社会腐败问题，并希望根治这个恶疾，但在他们为腐败被曝光而欢欣时，他们自己却不愿意对自己的行贿逐利和结党营私负责。http://wwwdawncom/2001/10/05/int14htm。
　　
　　对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设想，促进人们思考印度的现实和可能的措施。
　　
　　教育投资是使生产力赶上经济变革的重要策略，没有人力资源，印度不会有长久的发展，尽管许多人为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劳动力市场及其低工资而自豪，但印度工人却因为素质低而缺乏生产率和竞争力，印度工人劳动增加值是日本的1/10，是新加坡的1/4。在基础教育上的投资，韩国是每年人均138美元，马来西亚是128美元，印度是9美元。在印度约有30%的学龄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基础教育。“我们计划在2010年实现面向所有人的普及教育，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上，这是艰难的挑战。” 印度教育部长MK考在2001年对教育做出这样的估计和期望。Ramler, Siegfried，op cit, p84女童失学、童工、种族宗教矛盾都影响着印度教育的普及。
　　
　　印度有39%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35～40%的人不稳定地在贫困线上，按照实际生活水平，他们也是穷人。贫困阻止了3/5的人掌握识字、算数等基本技能，这必须引起中产阶级的注意。而南亚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被国家的针对性政策控制住，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比例在1982年是17%，马来西亚在1987年是14%，泰国在1986年是26%。Pavank Varma,opcit,p190印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着高比例的贫困人口，而是特权者认为不存在贫困，即使存在，也不应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想法是消灭贫困的最大障碍。在全球化中，产生了“经济马太效应”，赢家得到一切，而输家一无所有。中产阶级应该意识到除非国家和社会关心贫困，解决贫困，否则，印度不可能通向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产阶级考虑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应该具有的社会关怀，也是为他们的长远未来着想。
　　
　　如果国家中只有一部分经济力量处于活跃状态，它不可能达到全面发展。没有任何经济技术可以在贫富之间搭上桥梁，只有改变既得利益者的态度，印度才能成为统一民主繁荣的国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不须停止追求美好生活，只要改进追逐利润的方式，穷人就会减少，乃至消失。但印度社会似乎没有一套调节富人财富的策略。印度许多大公司不交税，或通过行贿来逃税，城市印度人交税的比例只有2%。在税收占GDP的比率方面，1991年法国是38%，美国是341%,泰国是189%,马来西亚是20%,而印度是115%，有意识地逃避税收来避免承担社会责任的做法遍及印度上等阶级和中产阶级。
　　
　　近年来，印度的上层精英开始重新找回社会道德，开启承担社会责任的先河。TISCO钢铁公司在私有化后，成立社会发展协会来帮助周围村民，他们在600多个村庄开展工作，解决灌溉与生活用水问题，改善农民的耕作饲养技术，修建校舍，促进乡村实业，提高成人文化程度，鼓励妇女参政，整治乡村卫生环境。RANBUXY制药公司在1980年起，就成立社区康复中心，开设5个流动站，在每个流动站配备一位医生、一位药师和多名健康顾问。近十年来，共诊治病人逾百万，其中有4万名维生素A缺乏引起失明的儿童。Ibid ,pp204～205
　　
　　印度政府还成功地说服了中产阶级对人口计划政策的认同。在印度农村，农民在为人口节制势必对家庭生活产生重大转折，减少子女数目势必会失去晚年保障，因此对政府的政策不理解和抵触时，中产阶级已经把减少人口作为社会道德看待，两孩之家是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阶级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要培养印度需要的孩子。如果一家有3个孩子，他们会在别人面前感到尴尬。”一位印度医生说。Stafford, Tim,Christianity Today,Vol38 Issue 11(March,1994), p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这些行为，使这些观念渗透到中产阶级中。尽管慈善行为并不是拯救印度的万能妙方，但它可以激发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中产阶级亲社会行为的发生。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但预期将来社会因为贫富的极化，会警醒中产阶级持续这个过程，对于他们这是长期战略。
　　
　　印度中产阶级在封建社会萌芽，并经历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殖民时代的发育成长使它对殖民统治者有极强的依附性。在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运动中，中产阶级起着发动号召作用，表现出它的进步性。在1947年独立后的十年里印度中产阶级坚守甘地与尼赫鲁的遗产，振奋精神参加印度复兴的建设。到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在印度社会的变迁中变得退缩，因为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割而引起的纷争，使他们日趋追逐自己的狭隘利益，失去理想主义信念。经济改革后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备受瞩目，但对物质生活无限的追求，使中产阶级陷入了无比的压力中，身心都产生问题，家庭面临危机，连他们的下一代刚到人世就开始了竞争的历程。印度的未来和印度中产阶级的未来尤其应该值得中产阶级思量，如果中产阶级只去追逐自身的狭隘利益，过着体面奢侈的生活，而对生活在其周围的大量的正在遭受不可名状的肮脏、贫困、疾病和缺少教育之苦的同胞视而不见，这个国家是否能持续发展下去就值得疑问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理念和现实，最终会造成阶层的断裂，危害经济的持续发展。印度十多年来的繁荣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关联，但中产阶级是否可以用国家长期发展的代价换取自己的眼前利益，这也许不是理想主义或利他主义的实现问题。
　　第十章 港台地区：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
　　 < BACK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与台湾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在港台社会新兴工业化过程中，阶级尤其是新老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转型，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工业化和地方政府的强大干预催生着中产阶级这支力量，地方政府由于中产阶级的影响而更加灵活，中产阶级则依靠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调整而蕴藏着极大的发展能量，成为经济社会的支柱，中产阶级与港台政府的合作带来港台地区的高速发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中产阶级也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一 香港与台湾：中产阶级的形成背景
　　
　　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化让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产生，封建地主阶级的衰退和转型，现代法人资本家和职业经理们取代自营企业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统治群体，老中产阶级（自我雇佣者和小业主）衰落，新中产阶级（职业经理与专业人士）兴起。尽管阶级形成和转型的形式和时间由于各个国家发展的特性及其阶级斗争的不同模式而变化，大多数阶级理论家还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了阶级形成和转型的一般模式。而且，在当代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中，阶级被理解为一个历史的实体而不是一个静止的范畴。所以，我们在理解港台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时，必须联系其特定的发展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台历史和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港台加入世界体系所发生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构成了港台所有阶级转型和中产阶级出现并发展的历史前提，而港台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构筑的环境尤为相关。
　　
　　港台阶级结构的形成和转型，主要起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台资本主义工业化。与西方社会一样，官僚政治的增长，带来中产阶级的扩张。但是，在其他一些重要方面，港台地区与西方各国又有着很大的不同。（1）通过在发展战略上强大的直接的干预，政府在阶级结构的形成和再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的独裁政权在社会发展战略中，对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和老中产阶级在特定的商业部门的存在有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推动外贸导向的工业化，台湾政府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资本积累的政策，催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企业中有90%以上是中小企业。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第23页。香港关于住房和福利的社会政策孕育了中产阶级的形成。（2）尽管在台湾，城市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小农场主的衰退引人注目，但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却在港台社会同时增加。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依附于土地上的阶级关系，创造了无数独立的小自耕农，大多数地主不再拥有大量土地而进入城市转化为资产阶级。外贸型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中小企业主——老中产阶级。港台社会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的老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直到最近还在发生的衰退。这表明港台资本主义的特殊本质，它还没有完全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主宰，小商品的生产方式还存在。由此，应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阶级结构的历时性的过程分析与阶级结构的共时性运动分析结合起来。（3）与西方相比，形成阶级、导致阶级变化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是总体缺席，也已经相当模糊。由于知识逐渐成为生产过程中重要的资本，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结构和关系。中产阶级在追求它的经济利益时，因其对企业的贡献得到资本家的鼓励，同时，这也成为中产阶级人士变成社会上层的梦想。（4）港台社会中产阶级形成时间相当短，且被由政府和外部全球资本主义因素引导的内部政治经济力量极大地制约着。因此，严格意义上说，港台中产阶级结构仍处在形成过程中，比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流动性，包括了横向的流动（行业之间的流动）和纵向的流动（上升的流动），中产阶级的边界问题更尖锐。
　　
　　就港台两个社会比较而言，中产阶级的兴起同中有异，有着各自独特的成长路径。
　　
　　香港中产阶级的兴起与香港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大陆爆发内战，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其中不少来自上海的实业家在1949年后进入香港，带来了资金与工业人才，而大批难民则为香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香港当时工作的数量及种类十分有限，不少人即使拥有专业资格，到了香港也只能从事低技术的工作。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仍未形成真正的中产阶级。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到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工业，旅游业得以扩展，金融部门和物流业得到振兴，香港成功地由转口港、工业城市，转型为一个金融中心（见表10-1）。Hsiao HsinHuang,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1993,　p250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转型带动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重构了香港的职业结构，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政府在提供教育、住房、保健、福利和其他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工、医生、律师等职业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总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及其伴随的社会结构的转型促使中产阶级大量兴起（见表10-2）。
　　
　　香港殖民政府实行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鼓励竞争，使人们相信成功来自于自由竞争，竞争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同样，人们还充分认识到自我努力的重要性，成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工作。时至今日，香港没有无所事事的富人和有闲阶级。虽然由于出身背景的差异，那些家庭背景较优越者在争取成为中产阶级时，机会多于穷苦出身的同辈，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香港社会结构的转型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各种方式的平等机会实现社会流动。由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使这个社会充满了上升的机会，即使是非中产出身的人士，也有机会跻身中产阶级行列。事实上，香港中产阶级不少成员来自社会下层，来自非中产的家庭背景，他们成功地经由教育渠道获表10-1香港产业GDP分布（1961～1985）单位：百分比工业年1961197119811985农业和渔业34180705采矿业03020202制造业236282228221电力、煤气和水24181428建筑62497550批发、零售、饭店和宾馆195195194219运输、仓储和通讯96687582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108175238163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177189133169楼宇置业65—99109其他小门类NANA-65-48未分类的部分—06——注：表中NA为无效数字。
　　表10-2香港劳动人口按职业分布（1961～1986）单位：百分比工业年1961197119811986专业技术人员51526083行政管理人员31242736办事员5883122146销售人员137106103117服务人员151148156162农业劳动者74382119产业工人487523504433武装人员和11260704未分类的人员
　　
　　得高学历而跻身中产阶级。当然，在香港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 流动机会不仅仅由教育所决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服务业的兴盛为一些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经验的普通人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零售、餐饮业打通了流向中产阶级的渠道，在行业扩张的过程中顺利爬上管理层的位置。在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产阶级主要来自代内的传承，香港是个新兴的工业化社会，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发展，香港的中产阶级是第一代。对第一代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通过多种途径晋身中产阶级行列。这种通过自身努力晋身中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被社会大众视为公平竞争的结果。同时也给处于社会下层的市民一种希望，人人有机会取得成就。
　　
　　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也孕育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在社会运动的舞台上，中产阶级发展了它的政治和象征意义。中产阶级的出现代表了一种人人有机会的开放的社会体制，他们的价值及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由于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其成员没有形成群体凝聚力，但他们仍然能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集体的存在。有关阶级形成的观念和对政治因素的效果的认同，使我们注意到香港中产阶级与政治环境的互动，由中英会谈带来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机会。由于担心1997年回归对其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冲击，不同职业群体的人走到一起，可以认为，1997年回归帮助香港中产阶级在80年代形成身份认同。正如汤普森所说，阶级“不像太阳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相反，当人们在一个阶级结构里处于特定的位置，开始意识到他们彼此的利益关系、区别和一体性，形成一个总体，并且以阶级的名义从事他们的斗争以争取机会时，“阶级产生了”。因此，阶级的诞生经历了一个主观的过程，“阶级是由人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定义的”。正是通过斗争的这一主观经历，处于同样阶级位置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而这将最终形成历史。因此，阶级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历史的分类。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第1页。政治参与渠道的开通和对经济、职业利益的强调，也有助于动员中产阶级。通过政治利益和政治代表的产生，中产阶级发展了它的集体认同和意识，这种对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态度极大地推动着中产阶级的形成，香港中产阶级浮出水面。
　　
　　台湾的中产阶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经济变迁的产物，中产阶级的形成也有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有的历史发展的背景。由于一些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台湾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特定的表现。在台湾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一些特有的内在机制将一般性的结构限制转化为相当不同的边陲和依赖情境，这种依赖情境又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形构。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台湾社会从一个殖民地社会转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此后随着台湾政治经济的变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转变成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自大陆退守台湾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自耕农成为农民的主体。这不仅使农村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也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60年代开始的快速资本主义化，使台湾经济进入较快发展时期，台湾社会迅速由农业社会变为多元化的工商社会，导致社会结构的第二次大变化。这影响了台湾阶级关系的转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兴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了经理人员和小资产阶级兴起的条件，政权体制在中产阶级的形成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民党迁居台湾，建立了纵横交错的行政机构，来自大陆的文官及管理人员以及加入官僚体系中的一些台湾省民，他们共同提供了二战后台湾社会初期中产阶级的来源。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中产阶级主要是由服务于这些政府部门的中上级公务人员组成。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推动工业化，政府部门兴办了大量高级科技研究机构，例如，“经济部”设立18个研究中心，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资讯工业促进会、食品工业研究中心、金属工业发展中心等。“国防部”则设有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交通部”则有交通研究所、电信研究所等机构。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第43页。这些机构除了吸收日益增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及学者之外，还负责培养经济建设部门和民营部门所需科技人才，这些单位的设立有助于科学技术人员等新中产阶级的兴起。由政府机构雇佣或创造的庞大的公职人员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科技人员，催生了中产阶级的一半人口，其余一半则分散在民营机构或自营部门。同上引书，第44页。　到20世纪70年代，台湾中产阶级已经形成。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的产业结构发生大变化，农业人口进一步下降，工业人口由于生产技术、工艺、产业的升级而大幅度减少。一些服务性行业、部门如金融、保险、资讯、新闻媒体、工商服务等迅速扩张，服务业取代工业占据台湾经济的主导地位。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在就业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到90年代，台湾的中产阶级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而且还在不断的发展中。
　　
　　台湾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虽然为中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条件，但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组成仍有其特定的形成机制。有些人凭借教育获得的文凭，有些人通过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或技能，有些人依赖家庭的帮助，有的人靠后天的努力，有些人则通过特定的人际关系获得晋升，从而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虽然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的方式不同，但都显示出一种不间断的努力和强烈的动机，使得这个群体充满活力并日益扩张。
　　
　　我们注意到，除了外部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和内部的政权体制功能，中产阶级在这两个社会的出现，还有一些重要契机。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成立白领工会，社会工努力帮助城市穷人提高生存能力，在此，人们发现了中产阶级。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谓“1997冲击”使一部分中产阶级感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某种威胁，进一步唤醒了这部分中产阶级共同的阶级意识。在台湾，中产阶级的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尤其是城市地产价格的高涨，使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家庭陷入困境，成了“新贫”。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期待着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给台湾市场带来了种类繁多的进口消费品，也改变了社会的消费模式。实现这种生活方式的能力不同，导致了阶级的进一步分化。此外，依附于执政的国民党政体的政治自由化和来自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寻求政治支持的斗争，增强了作为中产阶级个体成员的政治意识。总之，港台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二 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与分化
　　
　　从社会起源上看，港台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新近现象。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在港台社会中有不同的译名。在广泛使用英语的香港，中产阶级一词直接定义了特定的人口。在台湾，汉语是官方语言，中产阶级这一术语就包含了一些当地的特征。中产阶级可以是“中等财产的阶级”、“中等财产的阶层”、“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尽管这些地方术语应用时可能显示出少许不同，但中产阶级已经被共同认可，来定义那些拥有特定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已被社会视为一个新的参考群体。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生阶级，港台中产阶级内部有着相当高的异质性、多样性，以及在自我认同上的模糊性。事实上，它由各种次阶级和不同的部分组成。因此，当我们试图分析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其内在的分化。港台中产阶级一般可分为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主要是以技能、学历、文凭为取向的事业及管理人才，老中产阶级主要是指自营业主，这两种中产阶级并存的现象是港台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特有的状况。随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和新、老中产阶级在这两个社会阶级结构中相对力量的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转型，中产阶级人数迅速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新中产阶级人数超过老中产阶级。建立在自我识别基础上的客观判断与主观评价之间的不对称也比较突出。受传统追求地位的影响，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认同明显多于实际的存在。在对中产阶级内部结构作进一步分析时，我们需要关注部门的转换，即公共领域的中产阶级与私人领域的中产阶级之转换。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推行公营企业民营化政策，使公营企业的股权大部分落入本地资本家的手中，一些本土的中小企业逐渐发展成为私营的大财团。此外，中产阶级各组成部分在市场、工作和地位处境方面存在本质的不同。台湾中产阶级中台湾人和大陆人的政治观点差异起着区分这一阶级内部特征的作用。同样属于老中产阶级，台湾社会包含了小农场主，而香港社会老中产阶级则主要由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小自营业主所构成。
　　
　　西方文献中有关中产阶级特征的讨论，大多建立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立的阶级关系的基本假设上。中产阶级是一个介于这种两极化的生产社会关系中，在阶级结构的剥削关系中具有矛盾位置的社会群体。由于中产阶级带有两个基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征，并且被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分割，它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具有冲突性，兼具两个基本阶级的特色。这种特质使得中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阶级意识难以凝聚，也难以充分体现，因而有模糊的情形。两极化的阶级结构模型虽然表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但如果依此来分析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结构和特征，难免导致阶级化约论。而且，由于中产阶级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外在力量对他们的形塑力量远大于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来形塑客观条件的改造力。
　　
　　香港社会中产阶级的独特性部分地是由于它作为一个殖民社会、移民城市的历史产物，香港的中产阶级深受西方社会影响。在其成长过程中，参与建立了作为开放社会所需的价值和文化规范，包括公平竞争、流动的机会与开放的社会制度。不同背景的人来到香港，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获取财富。中产阶级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时，没有遭遇资本家和其他自上而下的阻力，因为资本家也相当愿意接纳中产阶级的上升，中产阶级对香港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中产阶级在其地位攀升过程中，也没有受到来自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压力。事实上，在工人阶级看来，中产阶级的成就代表了向上流动的希望，凭借个人的努力，在香港可以有出头的机会。从某个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其实都很希望自己或子女有机会成为中产阶级。而且，香港中产阶级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起，是源于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不是再分配，所以，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仍然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香港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学历、职业、地位和收入等的分化，不同的流动经历，导致在利益取向、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对1997年回归的态度还有对政治运动的参与率都不同，也影响着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风格。对那些职业经理、专业技术人员等中产阶级人士来说，他们的利益获取与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更密切。他们担心1997年回归后香港的繁荣是否能保持，中央政府是否会改变殖民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希望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尽管他们不反对民主，但他们对民主运动缺乏热情，倾向保守。政府和非盈利部门的中产阶级，更关注社会下层市民的需求。他们推崇福利社会，追求社会公正。他们倾向改革，支持社会民主运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中产阶级的特征一直都是模棱两可，较少被它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而较多被它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所表征。中产阶级拥有特定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而这由他们的三种基本信仰所决定。首先，信奉实力者政治，即个人主义、竞争和职业机会由才能所决定的思想。不论竞争多么激烈，香港中产阶级都能认可。他们认为，决定未来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是自由竞争。其次，信奉享乐主义。对新中产阶级来说，享乐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第三，消费主义。尤其新中产阶级，信奉物质主义，在自我消费上自我放任。他们也消费书和绘画，但缺乏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和艺术激情，他们的激情仅仅在挣钱和花钱上。正如谚语所说，他们似乎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
　　
　　台湾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和社会发展模式，对形塑中产阶级的性格有很大的作用。首先，台湾社会的特殊历史与区位背景对形塑中产阶级的性格有影响。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了多种文化的交汇和人种荟萃。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移民拥有着各具特色的文化，加上西方文明的影响，使台湾形成多元、开放的文化体系。其次，以国民党为主导的政体在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影响，而且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也影响了台湾阶级结构的形成。台湾“二二八事变”后威权统治对本土中产阶级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统治时期，阶级意识被高度压抑。中产阶级被政权体制和经济精英联合打造成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的代名词，中产阶级的基本风貌表现在逐渐重视身份消费文化的生活方式上。台湾中产阶级表现出经济上的高度消费取向，开始普遍以生活方式作为身份认同。台湾社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新中产阶级，其人口数量约占总人口的50%，而35岁以下的青年人又占其中的约28%。张胜康: 《当代台湾省青年社会现状分析》，《青年探索》，文章来源：http://wwwChina Sociologycom。新中产阶级完全不同于老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年轻的新中产阶级十分讲究消费，喜欢购买名牌和高价商品，购物、享受美食、打高尔夫球、出境旅游是他们的几大爱好。他们中多数人习惯用信用卡购物，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与台湾老一代人在工夫里省钱的节俭精神相比，他们宁愿花钱买工夫。对他们来说，享受第一，工作第二，其敬业精神与老中产阶级相比也大为逊色。此外，台湾社会阶级间的流动相对频繁而活跃，台湾尚未达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阶级关系并不是解释社会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在台湾，中产阶级认同还受到血缘、地缘和人际交往所形成的人情关系的影响，包括他们对问题的认知、判断和行动取向，主要的参考群不是所谓的同一阶级，而是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网络，这就削弱了阶级性的影响。因此，台湾中产阶级是特定的经济、政治结构所孕育出来的社会群体，政治经济结构对中产阶级的性格，具有积极性的塑造和消极性的抑制作用。
　　
　　台湾社会中长期存在着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省籍矛盾，中产阶级内部也因为省籍的不同而分裂成两个部分。20世纪 70～80年代前，外省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普遍较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省人地位明显上升，现在已占据各方面的要位。此外，本省中产阶级较倾向于在体制外寻求民主化的渠道，而外省中产阶级则期待体制内的改革。作为既有体制的拥护者和改革的支持者，中产阶级具有矛盾的性格。中产阶级表现得有时非常自私，有时候又非常利他。对政治社会事物，有时出奇冷淡，有时非常热衷，表现出对政治的高度现实感。在台湾有不少人依靠既有体制取得地位和声望，成为中产阶级。这样的成长机制形成了中产阶级在阶级性上的暧昧。因此，表面上，他们即使具有形成“自在阶级”的属性，却难以充分凝聚阶级意识，成为自为阶级。台湾的中产阶级仍属新生代，对成就和地位普遍存在着极大的不安全感。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多，另一方面又担心有所失，所以中产阶级有双重的焦虑。随着这一群体的形成和扩大，他们要尽力维护其既得利益，要建立起一套有助于维持或再生其既得利益的一些制度化安排，把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建构作为自我阶级认同和强化的象征。面对社会下层阶级的反体制的抗争，中产阶级面临着自我命运如何转折的困境，激发了他们采取各种应付和解决困境的努力。
　　
　　总之，关于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和分化可以归纳如下：首先，中产阶级在港台社会的存在和扩张表明，中产阶级现象不是一个神话，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台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次，中产阶级在其构成和分化上有本质的内在的不同，最常用于区分中产阶级变化特征的标准是新老中产阶级。为获得对这个阶级更现实的理解，需强调其他一些分类，诸如部门、民族、种族和地区。而且，为了更好地把握中产阶级结构中不同利益和政治的特征，需要对一些次阶级作进一步的分类。第三，港台中产阶级在性质上主要是第一代，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他们还是社会流动的产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流动是不寻常的。就像港台所有的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大体上处在形成阶段。因此，中产阶级的特征还不稳定，正经历一个塑造和重塑的历史过程。
　　
　　三 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论述到中产阶级与民主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认为中产阶级具有政治上的保守性和社会缓冲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并且也是法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 “很明显，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且，很可能治理好的国家里，其中中产阶级为数众多……由此可见，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若是有的产业很多，有的却一无所有，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或者纯粹的寡头统治；或者从任何一极——最散漫的民主或寡头——产生专制；但这一切都不大可能产生于中产阶级或接近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民主国家比寡头统治更为安全更为持久，因为它们拥有为数众多而且在政府中有较大发言权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穷人数目增大，麻烦百出，国家会很快崩溃。” 利普塞特·西摩：《政治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页。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
　　
　　利普塞特则认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似乎来自中产阶级中容易遭受大规模资本主义及强大劳工运动损害的部分，尤其是小商人与农场主。同上引书，第48页。　最倾向于支持法西斯及其他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思想的是小的地方社会中的小商人，这些群体与“世界性”文化相隔绝，而且在教育水平上远远低于任何其他非体力劳动群体。接受民主准则要求有高度的成熟与自我安全感。成熟水平与安全感愈低就愈有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低度的成熟与高度的不安全感，可以使一个人倾向于极端主义政治观。在那些既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又有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国家，当资方与劳工之间持续的冲突成为大规模工业制度的组成部分时，小商人希望为自己及自己的价值观念保留重要的位置，在一定条件下转向极端主义政治运动。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来自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内在的趋势，它将继续影响中产阶级，即使其经济地位得到了改善。同上引书，第101页。
　　
　　米尔斯描绘的老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拥有私人资产，有独立的地位，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小企业家是循着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建立其世界的：这是一个按照自平衡方式建立起来的非凡的社会，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权威，需要的只是对传统的广泛扬弃和一小群财产捍卫者。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3 在研究了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政治倾向后，米尔斯指出，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性很强的独立的集团或是形成独立的党。仅由于他们在某个集团的上升已成为定局之前缺乏选择的意志，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轮’，他们只会在他们‘选择’的对象已经赢定了之后才去选择。”“在整个权力结构中，他们是依赖性变量。因此，对他们的政治倾向的预测，必然取决于对劳资斗争的方式和结果的更大的预测。” “他 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后卫。”Ibid, pp352～354
　　
　　亨廷顿则认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 但他同时承认：“此处所说的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 “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也就变得较为保守。”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264页。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从理性主义出发，认为人一旦有了机会就会自然产生关乎其利益的政治意识，无论这种意识是个人的还是整个阶级的，他们更为关心的都是如何增加人在扮演政治角色方面的机会，而不是讨论人们不愿或不能这样做的心理原因，只不过他们关心的方法不同而已。说一个阶层没有政治倾向是不妥当的，只能说这个阶层政治上消极，而这种消极态度正是当代政治问题的核心所在。
　　
　　汤普森则指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中产阶级形成较晚，面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严重的对立，在政治倾向问题上别无选择。当它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时，表现得保守；当它支持工人时，又表现得激进，政治倾向经常摇摆。而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阶级结构两极化的趋势不如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明显，但中产阶级的利益经常受到集权政治的威胁，他们需要反抗专制政权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一个走向民主的社会进程中，中产阶级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模式，享有通过民主化争取国家权力的大好机会。
　　
　　在港台政治变革中中产阶级能否被看作是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力量，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香港和台湾从80年代开始政治民主化，在这场政治变革中，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中产阶级被赋予了一个“政治使命”。港台中产阶级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性，其认同和行动取向比较倾向于以现实的利益作为主要标准，所以在其意识形态倾向上既保守又激进。因为中产阶级的利益依附于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为了理解中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人们首先应当明确中产阶级实施的行动和做出反应的时局和情境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情境和特殊的事件可以使中产阶级的姿态和行动转向对立面。情境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这会使我们看到中产阶级在要求政治民主化时的进步角色和在不确定的民主转型中的保守角色。在中产阶级拥有的民主的不同观点上，能进一步看到中产阶级在政治中的“摇摆的”和“情境的”角色。在分析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时，我们注意到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使得中产阶级政治倾向更加复杂。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在阶级意识和政治支持方面，都表现出相当大的歧义性。一般地说，新中产阶级比老中产阶级更自由和激进。在台湾社会，除了这些分歧之外，还要加上省籍的分歧。这种分歧使他们的政治支持有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部分中产阶级偏向支持反对势力，他们对政治自由化造成了压力；另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偏向支持执政党，他们是自由化的引力。中产阶级与民主间的关系，并不像现代化学派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催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催生民主转型。由于两地政治经济结构的差异与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使得政府与中产阶级的关系相当不一致。而且，中产阶级的基本政治态度往往缺乏一致性，中产阶级的成员有可能因为部门、地域、族群的不同，无法拥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无论如何，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成长已成为港台地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它同时也是各方争相结盟的对象。
　　
　　长期以来，香港殖民政府鼓励人们发展经济、通过自由竞争去获取物质利益，而且通过有关制度设置形成了人们不问政治、远离政府的政治倾向。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香港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地区选举和直选，政治参与仍被限定在当地的精英和政府行政人员范围内。人们既缺乏一定的渠道向职业政治发展，也没有赖以向上攀升的政治途径，这些极大地影响了香港中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形成。中产阶级既然在这种殖民统治下能获得利益，也就无需过问政治，无需开展政治行动以打破现存的社会体制，无需组织起来为争取利益而斗争，而且任何有组织的活动都无法得到工人阶级的响应，因为工人阶级并没有发展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中产阶级也不担心社会上其他阶级或群体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的高速增长减少了不同阶级之间因争取自身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所产生的冲突，淡化了阶级矛盾。因此，中产阶级热衷于在经济舞台上通过自由竞争寻求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会谈打破了殖民政府的既有政治安排，不仅强调经济因素对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和稳定的作用，也强调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参与。由中英会谈开启的政治变迁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机会，中产阶级被引导到政治舞台上，现实地成为香港社会的稳定力量。通过政治参与渠道的开通以及对经济和职业利益的强调，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行动得到发展。实质上，中产阶级的利益深深嵌入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中，他们从现有的体制中获得了许多利益。中产阶级由于它的文化背景和职业训练，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可以成为加强与英国和西方社会联系的天然纽带。中产阶级还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缓冲带，有助于实现转型期繁荣与稳定的指导方针，贯彻现存体制的利益与思想。
　　
　　在香港，中产阶级是人们所认同和追求的价值和理想的化身，是一个开放的、容许凭个人努力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的象征，是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的、进步的、自由的思想的代表，是一股以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但在关键时刻，我们注意到了中产阶级的行动。面对即将到来的1997年回归，中产阶级突然感到利益受到了某种威胁。因此，中产阶级超越狭隘的职业斗争，转向了一个争取民主化的特定的阶级斗争。这里，民主化既是指从英国殖民国家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一种手段，也是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免受国家未来干预的一种方式。由于1997年回归，许多中产阶级突然对政治变得感兴趣，他们提倡直选。而中英谈判至1997年回归期间，香港出现了一个政治“真空”。英国殖民政府在走向1997年时处于退却状态，而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控制还未实施，中产阶级的一些成员认为这是争取成为新的政治阶级的大好时机。可以认为香港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形成于1997年回归引起的民主运动。
　　
　　来自工农家庭背景的一部分人，得益于教育和经济发展，正日益成长为中产阶级。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便开始参与学生和市民运动，童年经历的贫穷和生活的艰难，使他们亲近工人阶级，要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另外，在政界以外其他各个社会阶层，有着一大批有兴趣但不愿参与政治的人，这些人多半比较谨慎，当他们还未能比较清晰了解香港社会发展对于香港政治组织的接受程度时，处于观望状态。在香港现存的体制下，没有一官半职而从政，其个人与家庭生活便没有任何保障，这种情况使得很多人对从政望而却步。在香港的政治转型中，大多数中产阶级保持远离政治舞台的状态，中产阶级远远没有被设定为政治领袖。这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上缺乏经验，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的苦恼与不确定性。尽管开通了政治参与和代表的新渠道，大多数香港中产阶级仍远离政治，专注于职业和地位。中产阶级更加关注的是开放、公平、透明度、理性与专业精神，他们不需要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团体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但他们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文化。香港民主运动的退潮是由于中产阶级组织像一盘散沙，并且中产阶级个体之间缺乏约束。作为一种应对政治转型不确定性的个人和集体的策略，不少香港中产阶级选择了移民。对这部分中产阶级来说，移民是一种政治保险，可以防范1997年回归后可能出现的对他们的个人安全或职业发展机会的威胁。虽然中产阶级选择移民而不是接受政治活动组织者来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但对那些有兴趣坚持现存制度结构的政治领袖，中产阶级给予默认。尽管有着利益一致，那些政治领袖和政治群体并不能与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打成一片。结果，政治社会中崛起的政治领袖不能成功地动员市民社会中的中产阶级。
　　
　　20世纪60～80年代，台湾经济迅速发展，加上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此之前的教育普及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社会面貌。到80年代，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这迫使台湾当局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台湾政治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因为中产阶级一方面重视稳定，另一方面与其他阶级相比，又具有较高的民主改革的理念和要求。多数中产阶级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与工人、农民形成共生的互惠互利关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着全民利益，积极寻求改革。因而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及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台湾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似乎表现得更明显。台湾社会存在三大基本冲突：一是经济领域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积累、社会积累的矛盾；二是政治领域中，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主要是台湾本地人和来自大陆的台湾人政治观点的严重分歧；三是社会文化领域中，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文化垄断的纷争。中产阶级在这三大领域的冲突中表现得较充分。在台湾，中产阶级被视为挑战国家资本主义、支持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运动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明显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思想传统，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但中产阶级的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其是非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具有某种局限性和保守性。因为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双重性格，在社会价值与政治经济事务态度上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中产阶级处于社会的中间层，受益于台湾经济发展，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资产与实力，或者具有较高的学历与较突出的专业技能，从事较有社会声望的职业，并且拥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赞成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产阶级大多是社会庞大科层制中的一员，享有政府给予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对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他们往往更愿意维持现存制度，改革而不是废除现存制度，他们追求的政治民主是依附于执政的国民党政体的政治自由化，要求政府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持续实行开放政策，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同样，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成功也离不开中产阶级。由于中产阶级孕育于台湾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在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取得了有利的位置，所以他们不会采纳激进的意识形态，并反对现有的体制。他们会拥护现有的体制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以改良的方式推动现有体制的改革，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政府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遭受来自上层阶级的盘剥，他们的升迁会遭遇各种阻力，导致失败，所以他们强烈寻求改革现行制度，要求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积极推动社会运动。台湾的社会发展是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而中产阶级则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的成员们非常活跃。作为中产阶级的一个突出的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知识分子在锤炼大众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台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也有助于在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后，形成一个在一定范围内自治的公共领域。亨廷顿指出，在台湾，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大成人。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77页。“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 第264页。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巩固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极力维护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在文化上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自居。而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出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向台湾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强大势力，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制和专制独裁统治。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现状，要求分享权力，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观念。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产阶级成员所开展的新社会运动，反对传统的仍然是主导阶级的商业主和行政人员，以争取权力和地位。在中产阶级内部，社会和文化专家（包括教育、社会工作、艺术和新闻等的专业人士）比技术专家（包括管理者、工程师、行政人员）在政治态度上更倾向于自由，在社会运动中表现更积极。在支持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分歧，可以视作社会和文化专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斗争。社会运动提供了斗争的舞台，在那儿，社会和文化专家们争取个人自主，反对技术决定带来的风险。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弱势，通过积极行动，社会运动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为一些政治团体所关注。此外，台湾的私有企业发展得较早，控制也较松，因此私有企业主也比较成熟和有实力。台湾中产阶级关心两岸关系，主张两岸和平稳定，双方能不断交流与发展，开放直接全面的“三通”，虽然在统一、“独立”问题上态度有分歧，但基本都主张两岸和平。总之，他们与上层社会既相互依赖又有矛盾，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台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总之，虽然在港台两个新兴工业化社会中，政治转型的独特性和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结构和形成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两个社会中产阶级政治的不同后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港台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做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中产阶级是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他们向往民主，积极寻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中产阶级也倾向于有更多的选择，包括自由选择职业和消费方式。从总的趋势来看，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正如亨廷顿所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层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同上引书，第264页。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但是，对于港台各自的社会来说，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简单，其原因是两个地区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但这并不影响中产阶级与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总之，具有足够力量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四 问题与挑战，或港台中产阶级的未来
　　
　　香港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占全港人口七成。中产阶级在香港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但现在却面临着减薪、负资产、失业等一系列的威胁和困难。第一代中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困难，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所引发的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到了1990年代末期，香港社会失业率攀至近几十年高峰。本来一直在相对安逸的就业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的中产阶级，现在也逐渐被卷入裁员、失业的旋涡。
　　
　　曾几何时，拥有一份高收入、稳定的工作，是中产阶级的职业特征，也是香港社会无数人的梦想。具有一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专业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作为香港企业和政府的中坚力量，很少受到裁员的威胁，几无失业之虞。亚洲金融风暴后，一直在相对安逸的就业环境里工作与生活的香港中产阶级风光不再。受宏观经济环境走势的不稳定的冲击，不少部门精简机构，中产阶级成员因其高收入对企业运作构成高成本，首当其冲成为裁员的对象。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动摇了中产阶级的职业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上，中产阶级日渐失去优势，学历、知识与技能再也不是维持优越地位和优雅生活的保证。西方工业国家产业及组织重组所形成的“弹性生产”、“弹性企业”理念在香港登陆。它要求放弃通过规模经营获取经济效益的组织方法，建立能够对越来越不稳定的经营环境迅速作出反应的弹性企业组织，保留核心部分的工序，其他工序则以外联或较具弹性的雇佣方法来解决。这种趋势完全改造了经济组织和就业结构，改变了人事管理观念，打破了雇员的职业保障，中产阶级以往稳定的工作环境、阶梯式晋升的制度都随之而改变。既有的中产阶级生活和工作秩序正受到猛烈的冲击，学历教育与经济回报之间的既定关系受到高度灵活的雇佣组织制度极大的挑战，人们对中产阶级的自我奋斗路径失去了信心。此外，经济衰退带来的房地产价格下跌，亦使中产阶级受到负资产问题的困扰。在经济强势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不少中产阶级都炒卖楼宇以谋利。现在，一路下滑的房地产市场使很多中产阶级人士手上的资产变成了负资产，个人和家庭经济出现困难，陷于财政危机，沉重的工作及生活压力，使中产阶级生活质量滑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生存竞争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保持自己的尊严，实际上是与经济上的成功相一致的。陷于困境的中产阶级要维护其熟悉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社会地位的恐慌使其表现得极为焦虑。
　　
　　香港的中产阶级由于有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历，大都相信个人的努力。因此，当他们遇到政治上的危机时，大都以个人的方式去面对。20世纪80年代初面临前途问题时，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选择移民。香港中产阶级一向都对政治冷漠，对政治参与缺乏兴趣，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不屑到投票站去投票，香港立法会直选的投票率一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缺席。中产阶级不屑于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也就不屑于为他们争取权益。然而在香港陷入经济衰退后，情况有所不同。中产阶级大多陷入经济困境，他们靠自己的学识和技能、凭借个人奋斗获取成功的梦想破灭，他们不得不面对改变了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向政治参与，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使政府决策能够采纳他们的意见。2003年7月，中产阶级一改以往低调作风，投身群众上街的集体行动，用街头政治表达他们的经济诉求和政治要求，唤起社会各界对中产问题的关注。实际上，中产阶级的大部分并不激进，他们是繁荣稳定的支持者，他们要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监察权。一直以来，香港的中产阶级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也不热衷于政治活动。而在不少社会里，中产阶级往往被视为自由、进步的代表，是一股和平地改革社会的力量。一些学者把上街游行视为中产阶级的政治觉醒，然而中产阶级上街并不就等于出现了新的中产阶级政治。当社会运动未能找到新的发展方向，中产阶级多倾向回归低调。香港和大陆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传统儒家的政治文化宣扬的是臣属文化，不鼓励民众参与，这种文化有助于造就一个政治冷漠的大众阶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心态画面，颇具代表性。Mills,opcit, p xvi20世纪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不清楚自己的过去，他的历史单纯得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英雄业绩可言；在他的生活中从未发生过那种可以让他在困难的时刻加以留恋和回味的黄金时代。可能正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将向何处去，他的行为才表现得狂乱而匆忙；可能正是由于他不知道威胁着他的东西是什么，他对恐惧的反应才是麻木的。这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表现得格外明显，而这种政治上的冷漠则是现代社会中意义最为深远的东西。所以，香港中产阶级参加集体行动还可以，要他们长期参与，会有一定难度。中产阶级喜欢讲理性、规范和建设。长期的抗争，不合他们的性格取向。而且，我们也不能忽视包括香港的中产阶级在内，其代表性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系统地形成并且维持对社会和自我的异化。
　　
　　2003年香港经济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央政府以及整个中国内地对香港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香港的经济在发展，就业在回升，股市、楼市都有明显的好转。但是一些反对势力仍觉得不满意，这种不满源于英国人设置的障碍，要香港人高度自治，要完全自己管理自己。于是，原来传统的右派，加上担心回归后利益会受损失的各方面的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以及一切对回归有抗拒心态的人，汇集成一种政治力量。对他们来说经济发展是次要的，政治诉求才是最重要的。注意到香港的中产阶级倾向和政治参与的动机不一致，其影响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我们既要重视香港的中产阶级支持民主政治，运用其专业及管理能力推动政治发展的正面作用，又要警惕对社会稳定和繁荣不利的政治倾向和行动。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中产阶级在香港未来的政治及社会参与中将稳占一席之地。
　　
　　在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电子、玩具、塑料产业等逐步外移，到了2000年，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产值减少六成，雇用的人数也只剩下一半。电子资讯业独力支撑台湾的经济增长，知识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在传统产业失业的工人转向高科技产业的鸿沟。此外，台湾社会税赋结构存在着不公平，2001年在综合所得税的来源上，受雇人员缴的税比率高达七成，企业主所占的比率仅53%。陈雅慧：《台中产阶级的新贫恐慌》，《海峡两岸》 2003年1～2月，文章来源：http://wwwhuaxiacom 02/11/2003/00:00民进党上台以后，失业率步步攀升，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在下降，2001年，台湾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25%，从2000年的89万元（台币，下同）降为868万元。如果把台湾所有家庭依可支配收入高低分成五级，有4/5家庭的收入都在倒退，而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财富却持续增加。把全台湾的有收入者细分成十等，收入最高居前1/10的人的收入，是收入居最低1/10的人的613倍。收入最高位居前1/10的人的收入总和，占总收入比率从1976年的259%，上升到287%。同上引文。他们拥有全台湾所有财富的1/3。社会正在走向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日趋严重。而当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时，也会把中产阶级拖下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趋势使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产生了恐慌，担心未来会变成新贫，对未来充满不确定的焦虑。而1998年的“9·18”地震，使不少曾经是台湾社会主要经济支柱的中产阶级沦为下层阶级，从而加深了台湾的阶级矛盾，中产阶级的相对剥夺感更加强烈，也滋生出许多社会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经济转型、教育的普及等，曾经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整个社会似乎有一种中产阶级化的发展趋势。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主观认同多于客观实际，反映了人们向上攀升的心理期望。民众对个人现况的认识、对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充满信心。今天的台湾，教育更加普及，专业人才也在不断增加，却有六成以上人口被列为中低收入户。很多当年自我认同中产阶级的民众，现在面临的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逆转。他们担心失业，对未来有着不安全感。与此同时，台湾社会的阶级流动也开始趋缓，创业所需的资本和技术门槛越来越高，绝大多数社会新生成员滞留于工薪阶层。台湾的自我雇佣者在财团及官商勾结的连锁集团的压制下，生存日益艰难，而小商贩早已超过饱和状态，竞争激烈，收入减少。当这些社会中间层的经济活动无法维持财富创造活力后，社会阶级向上流动的渠道变得狭窄了。中小企业不是大量出走，就是日益萎缩甚至倒闭。此外，资本全球化使国营部门全面私有化，带来大量裁员和减薪，中产阶级阶级认同发生了转变，甚至作为中产阶级队伍主要构成的管理人员失业不断增加。而股市与房市的急转直下所导致的财富大缩水，更加重了中产阶级的危机。
　　
　　一直以来，许多中产阶级对台湾的未来保持乐观。从1996年因“总统选举”所造成的两岸关系紧张到1999年所谓“两国论”的提出，两岸局势的几度紧张都没有动摇过他们的信心。但近年来，他们陷入了困惑。台湾社会未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与社会清新景象。大量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社会更加沉沦，经济衰败，失业人口大幅增加，黑金政治大行其道，人民对民进党失去信心，对未来充满迷茫。台湾《天下》杂志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约50%的民众对台湾未来发展感到悲观，为10多年民众调查最为悲观的一次，特别是悲观的人数较上年高出一半以上。有45%的被调查者认为，身为台湾人并不幸福，最主要的原因是家人在失业或是随时都有失业的可能，失业已经成为台湾人最大的焦虑。力军：《从民调看台湾社会脉动》，香港《广角镜》月刊2月号，文章来源：http://wwwhuaxiacom。陈水扁当政后，精力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置民众期待的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改善治安等方面于不顾，完全投入了一场打击对手的政治斗争中，敌对势力互相攻击，台湾某种程度上成了权力和政治人物的角斗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民众对执政党产生更大的不满。“3·20”大选后，台湾社会秩序大乱，派系斗争不断，街头运动此起彼伏，中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因之下降。
　　
　　中产阶级渴望安定的环境和安稳的生活，而台湾经济环境的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得生活于城市而失去工作的中产阶级没有了退路。政治社会环境的混乱，又使得中产阶级对未来产生高度不确定感和无助感。他们看不到台湾的希望与未来，更加激化了中产阶级强烈不安的悲观心理，在尽了最大努力却无法改变眼前的困境后，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选择逃离台湾。据台湾“经济部”2002年11月公布的近2000多家海外投资厂商调查发现，目前有75%的企业在大陆投资，未来更有77%的厂商选择到大陆投资。同上引文。那些没有办法离开的只能继续留守，凭借着“宪法赋予人民基本权利”，通过各种社会运动进行抗争。台湾社会何去何从，中产阶级被寄予厚望。
　　
　　
 
：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10-04-20　14:51:25　 回复 

　　第十一章 转型中的俄罗斯中产阶级
　　 < BACK
　　
　　由于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被视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基础，因此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伊始，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便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合理期待和想象。在自由主义改革思想的初期方案里包含着的非常重要的论点是：建立一个广泛的大规模的私有者阶层（即中产阶级），他们能够成为在俄罗斯市场和民主原则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支柱，Авраамова ЕМ Появился ли в России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М:РНИСиНП,РОССПЭН,1999С29即成为改革重要的社会基础。这种集体意识使得对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考察和研究成为俄罗斯社会分层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也使得俄罗斯有没有中产阶级的问题成为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而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人来说，对俄罗斯社会中产阶级问题的关注，不仅在于它能使身处社会变迁和社会分层过程中的中国人获得中产阶级产生、发展的又一个参照系，而且能通过对比中俄两国改革模式对中产阶级形成、发展及特性的不同影响，进而反思社会变革不同道路选择的意义所在。因此，俄罗斯中产阶级的产生既具有全球化和现代化语境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同时又打上了俄罗斯社会特殊性的深刻烙印，这种特殊性使得我们在借鉴西方中产阶级研究成果时必须依据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现实情形做出相应的本土化变通，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和结论。
　　
　　一 俄罗斯中产阶级：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任何对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研究，首先都会遇到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在当代俄罗斯社会究竟有没有产生中产阶级？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就在于研究者们既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存在分歧，又对俄罗斯社会分层现状与前景的评价立场各不相同。中产阶级在今天存在和发展的观点会被视为俄罗斯改革有效性的证明，而中产阶级尚未成形的主张又为那些坚持彻底改变政治方针的人们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这种情况常常使有关中产阶级的讨论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并使该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复杂。
　　
　　因此在有关中产阶级的论争中始终存在着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不同的评价。否认俄罗斯存在中产阶级的学者主要出于以下几种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并没有一个作为客观现实的中产阶级，而只有一个中产阶级概念的存在；第二种观点把中产阶级解释为纯粹西方的现象和概念，既然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其发生的一切都不同于西方，那么使用这个概念对于科学分析社会过程来说是不会提供任何东西的；第三种看法与对俄罗斯改革所持的批评态度相关，认为改革进程没有导致中产阶级的建立，而是引起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并导致深刻的阶级冲突和灾难的结局；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Г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ласс-Проблема границ и численност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1 № 5 C4 http://wwwecsocru/db/articles/ru/还有一种说法是俄罗斯中产阶级已经于199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消亡。Смоб этом:Чепуренко АЮ C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Критерии выде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C7, 77然而也有许多学者持肯定的看法，坚持认为中产阶级的存在是俄罗斯社会的现实，同时指出中产阶级还处于不成熟的形成阶段，因此常常使用“中间阶层”的术语，См об этом: 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Г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ласс-Проблема границ и численностиC4政治学家Лепехин ВА在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и новы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一文中则尝试着提出了一个俄罗斯社会分层的公式：起初是新的统治阶级自我组织起来，接着新的中产阶级产生，最后大多数的非精英阶级形成，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8 № 4 С33 http://ecsocmaneduru/ons来指称尚未定型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不稳定的共同体。1999年2～3月间，俄罗斯社会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对“俄罗斯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俄范围的社会调查，采用客观分析与主观分类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1765人，根据对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最后以充分的理由肯定：在俄罗斯存在着中产阶级，并且指出：即使在俄罗斯不利的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根据公认的标准（人均收入、社会地位、消费标准、文化程度）能够归入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如果说在1998年秋天的危机前，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中大约有25%属于中产阶级的话，那么目前能够归入其中的俄罗斯人则不低于18%，其绝对数字不少于1200～1500万（成年居民）。尽管危机对俄罗斯社会的负面影响深远，但中产阶级经受住了危机并继续着它的生活和工作。См: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232～233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同时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作为社会结构要素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不会令人质疑的话，那么它作为相对完整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在俄罗斯则远未完成。
　　
　　显然，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与否定或唱衰中产阶级的观点相比较，承认中产阶级存在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有着更多的现实依据，并且在肯定性评价的同时对中产阶级现状的估量也较为谨慎。其实，自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等人对社会结构中间层的观察和论述以来，宽泛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的存在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普遍现象，只是每一时期该群体的内涵及界定标准各不相同而已。中产阶级作为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社会基础，其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的特点，是我们借鉴西方理论成果必须考虑的认识前提。正如现代化运动自西欧向世界各地区扩散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普遍进程，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却展现出不同模式的多样性特征一样，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也是一种与世界文化和欧洲历史的语境相关联的特殊存在。但是，即使是肯定性评价的学者们，即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中产阶级理论，在面对俄罗斯中产阶级这一全新课题时，无论是在中产阶级定义、还是划分标准等关键内容上仍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歧异和混乱。
　　
　　最常见的定义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中产阶级事实上等同于中间阶层并被视为一个特别的统计学概念：个人收入的总和处于最低生活线的穷人与新富人之间。对持这种看法的人来说，提出有关俄罗斯是否存在中产阶级以及它的特性如何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在任何社会里都永远存在着“底层”和“顶层”，那么它们之间也就多多少少永远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中层”。（2）中产阶级被理解为是主要从事小企业主活动的相近群体。这一观点的持有者认为，中产阶级的根本特性无论如何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独特性以及其行为策略有着必然联系，这一行为策略是基于他们对作为成功标志的利润和金钱的渴望。（3）作为工业化主导力量的“新”中产阶级受到特别看待，其中关注的中心主要是掌握了有价值的“人力资本”的知识分子，“新的理性”是新中产阶级行为的依据，即他们并不追求金钱和富足的物质生活本身（这被视为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而是渴望通过创新的过程和革新产品来实现自我。См: Чепуренко АЮ C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Критерии выде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C8～9事实上，在1991～1994年间，人们所谈论的中产阶级还仅仅是指中小私有者，也就是类似于西方学者所说的老中产阶级， 所谓以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理、教师等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在一些出版的学术著作里都没有被提及，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后期才发生了变化。（4）中产阶级包括企业主阶层和新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还没有产生阶级意识的基础，而这一意识是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的基础。（5）中产阶级由大致两个群体组成：一是适应了新条件的后苏联社会的管理人员；二是因新职业的出现和市场经济而形成的新中产阶级。新的“行政—市场”中产阶级拥有或管理着中小企业，并有着相当数量的可参与企业管理的股份，在大型企业里占据高位，从事着稳定的高报酬的高级智力活动。См:Лепехин ВА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и новы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С38
　　
　　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的讨论尽管显得非常热烈，但却始终歧义纷出，缺乏一个公认的有关中产阶级的定义。因此，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对此采取了一种相对笼统的界定：“在发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里，中产阶级指的是社会中的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处于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中间地位，组成了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并履行着一系列职能，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器’和熟练劳动力再生产源泉的职能。”См: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С78至于俄罗斯中产阶级，学者们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定义，因为在一个急剧变化的转型社会里，要对尚处于不稳定发展状态的中产阶级作出明确规定的确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兹德拉沃梅斯洛夫的定义就颇具代表性：俄罗斯中产阶级——确实处于社会的中间状态，它团结着那些处于贫苦阶层和“新俄罗斯人”之间的人们。中产阶级的职业成分包括俄罗斯社会中所有的职业群体。中产阶级是极其复杂的、结构化了的共同体，其中包含着不同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的各种群体，См: 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Г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ласс-Проблема границ и численностиС18 其范围可谓十分宽泛。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主要是通过社会调查对象的选择，将其范围大致划定在构成其核心的9种社会职业群体里来进行的。他们是：熟练技术工人、科技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商业、服务业、交通业工作人员、职员（公务员、银行职员、律师等）、小商业企业家、农场主、军队干部（职位较高的军官）、经理（高层和中层领导人）。См: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80虽然学者们没有明确地区分出新老中产阶级并进行分类研究，但上述人群基本涵盖了这两大群体，因此所界定的俄罗斯中产阶级无论从范围还是特点上都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异质性。实际上，借鉴西方有关新老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成果，有关其他国家和地区新老中产阶级的研究，可参见学者们对东亚中产阶级的研究成果： Denise PotrzebaLeet,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New”Urban Middle Class，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1998；HsinHuang Michael Hsiao,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Taiwai, 1993。在把握俄罗斯中产阶级不稳定性的前提下，在其群体分类研究上还可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由于俄罗斯是一个有着独特发展历程的国家，对中产阶级定义的莫衷一是，正表明了将西方理论应用到本土社会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因此，与中产阶级定义相关的中产阶级划分标准，同样显得混杂不清。与西方学者既通过人群的收入财产状况，也通过其教育资历、职业特征、社会政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趣味等综合角度确认中产阶级不同的是，俄罗斯一些学者虽然也认同这些原则，但在具体确认中产阶级群体时往往只注重他们的收入水平和财产特征。李景阳：《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东方出版社，2002，第50页。列佩欣在两者之间又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他认为在行政和后行政社会里，人们归属于某个社会群体的决定性标准并非形式上的收入，而是其实际地位，即他在生产—财产系统中的地位。См:Лепехин ВА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и новы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С38然而无论是从收入水平还是经济地位来划分中产阶级显然都是有缺陷的，因为根据收入和财产的等级将中等收入阶层确定为中产阶级，其实只是界定了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而忽略了构成中产阶级本质特征的自我意识、社会功能、基本价值、生活方式等重要指标。即便作为客观指标，教育和职业的因素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因此，近几年来俄罗斯学者更注重运用综合指标来界定中产阶级，即包括物质财富、职业技能地位、社会稳定潜力、生活方式、政治参与、自我认同。居首位的是物质财富、职业技能地位和自我认同。李景阳，同前引书，第53页。АЮ切布连科则认为除了客观标准之外，还应有基本价值、积极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动机、一定社会功能的履行这些方面的标准。См:Чепуренко АЮ C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Критерии выде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C10这种运用多种指标的界定方法被称为“特征综合”方法。1999年的全俄社会调查便是采用这种客观分析与主观分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调查内容包括：收支状况与财产评定及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与休闲方式；经济行为与经济价值；世界观；政治倾向等。根据调查结果，学者们将俄罗斯中产阶级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ЛА别利亚叶娃则分别以自我认同、生活水准和收入以及教育、文化程度、职业三项标准将调查对象进行分类，得到了三个模型。第一，“中间大众” ，占全体受访者的115%；第二， “俄罗斯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占抽样总数的6%，这是接近于学者们对俄罗斯中产阶级评价的群体；第三，“理想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最接近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只占抽样总数的34%。БеляевЛА Критерии вы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13～14
　　
　　然而，综合方法的运用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不等于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因此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展现的是不同层次和特征的中产阶级群体。尽管如此，综合方法因其内容的全面性和观察角度的多样性使得研究结果与客观实际更为相符并提升了研究质量却是事实，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对一些重要指标的共同认可也使得出某种较为接近的中产阶级评价有了可能（如经济状况、职业、文化教育、价值观、政治态度等）。其实就目前的综合方法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主客观标准在某种程度上的背离以及怎样以西方的经典理论来解释非典型的俄罗斯中产阶级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西方理论的适应性和本土化问题。因为在西方国家，表明社会地位的经济因素、文化教育因素、职业地位、生活方式、政治态度及自我认同之间一般存在着较高的相关度和一致性，而在9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转型时期，文化资本并不能直接带来相应的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机会、工种与收入、地位与收入等不成正比，应属于中产阶级的高校教授和社科院学者每月40～50美元的收入水平，使其自我感觉为社会的贫困阶层代表；См:Виттенберг Е Я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19 而经济地位也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地位，一些黑帮分子和犯罪分子的财产收入即在中等或中等以上程度。就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而言同样不符合西方的标准。家庭成员人均收入150美元在俄罗斯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而在西方国家则属于穷人的等级。只是相对贫穷的俄罗斯中产阶级亦有西方中产阶级所不及的优越性，那是因为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无需按月支付住房贷款利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得到了被无偿私有化的房子，他们的郊外别墅有自来水和取暖设备，一些人还买得起进口轿车，进得起付费诊所。在生活水平、消费标准、教育和职业结构上，俄罗斯的上层更接近于西方的中产阶级。而作为西方中产阶级最重要特征的遵纪守法则远非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特点，为了逃税中产阶级表现出了难得的机智灵活，См: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19尽管国家因其不当课税也有过错。至于在西方社会学界广泛使用的自我鉴别标准就更易产生混乱。一方面因为俄罗斯还没有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定义可作参考，另一方面在于苏联时代的社会地位和阶层意识仍然影响着俄罗斯人，常常出现人为拔高或降低自我评价等级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ЛА别利亚叶娃依据中产阶级标准而对“中间大众”是否属于中产阶级产生怀疑的原因，因为根据自我评价、物质福利条件和大众性而言，“中间大众”确实属于中等受访者，但分析这一群体的社会特征表明，他们可能仅仅是希望被看作是社会的中间群体，其主要成员是青年人、妇女、小城市及市镇居民。См: Беляев ЛА Критерии вы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реднего класса//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13 唯一一个不逊于西方中产阶级标准的是中产阶级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但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的是，渴望成为中产阶级的大部分人不得不创造自己生存的物质基础，因为他们没有从前辈那里得到这些。См:Виттенберг Е Я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19～20 此外，如果说还有一项指标接近的话，那就是俄罗斯中产阶级与西方中产阶级在受教育和文化程度方面没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所有的俄罗斯中产阶级代表都具有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程度。唯一不同的是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还不具备市场特征的前一个时期接受的基本教育。
　　
　　如此看来，俄罗斯学者们所面临的如何将经典理论与俄罗斯现状有机结合的问题,其关键在于能否于上述矛盾和混乱中依据本土情形作适应性变通，实质性把握中产阶级群体，进而得出符合实际的富有解释力的成果。就今天展现给我们的不同层次和特征的中产阶级群体研究成果来看，既反映了本土化研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显示出学者之间认识取向与研究水准的不同与差异。因此，进一步的研究主要取决于学者们能否通过目前研究中逐渐形成的对一些重要指标的共同认可，来获得某种接近的中产阶级评价标准与研究方法。总体而言，当今的中产阶级研究许多研究内容仍处于不稳定的变化当中，一些理论假设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不少研究方法还需要实践中的改进。但无论如何，这些初步成果，是俄罗斯学者们通过努力，为我们提供的全球中产阶级研究的又一个独特个案，而我们今天对俄罗斯中产阶级形成及特征等问题的论述，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研究基础和背景。
　　
　　二 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
　　
　　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宽泛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的存在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普遍现象。研究帝俄时代和苏联时期，我们不难发现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存在的客观事实，只是由于时空条件的变换，作为特定的历史产物，他们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而之所以要在当代中产阶级与历史上的中产阶级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来进行考察，目的是通过一种对历史变迁的宏观把握与历史经验的多重观照，能使我们于一个更长的时段中去获取历史比较的深刻认知及其有益借鉴。
　　
　　1917年前的俄罗斯社会，在那些存在着等级结构和制度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被封建主义残余所束缚，还未形成确定的制度，所谓中间阶层指的是那些在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的阶层。其特点是：一方面他们处于统治阶级之间，不仅包括地主，而且包括大商业—工业资本家，其与整个旧的半农奴主制度、政府官僚机构关系紧密；而另一方面，中间阶层又处于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包括服务于各个等级（国家机构的中级和低级部门，私人商业—工业企业、贸易）的不属于任何阶层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俄罗斯中间阶层并不是以私有者作为自己的基础，其多数人的物质状况实际上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物质状况没有什么区别，有时还更坏。而且，中产阶层的某一部分不能适应改革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成为接近生活极其穷苦的边缘底层的被抛弃的部分。Шелохаев ВВ Средние слои в условиях транс фомацио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70显然，这样的中产阶级是一个非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成熟群体。因此，中间阶层也就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和党派施加思想政治影响的目标，而不能成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坚固的社会基础。俄罗斯中间阶层具有软弱的结构性，他们处于统治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模棱两可的地位使其不可能形成自身的思想体系，推举自身的政治领袖，形成自身的利益代表以及最终建立自己的政党。因此，俄罗斯中间阶层只不过成为各种政治和政党力量操纵的对象。如果说在当时的第一和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中中间阶层支持自由主义者的话，那么在下一个时期（特别是在1917年2月之后），他们则偏向于支持民主和革命的政党。Там же  С 70～71可以说，正是人数不多的中间阶层成为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这也许正是俄罗斯社会的困境所在：一方面为了形成中产阶级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而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缺乏或人数不多引发了和正在引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性。См:Виттенберг Е Я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С16～17
　　
　　1917年10月以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大学生被迫迁居国外，然而新经济政策临时造就了生活中新的中间阶层，但无论是从社会方面还是从思想政治方面来说，他们与传统的中间阶层已经没有联系。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监督下开始了新的中间阶层的产生过程，他们被允许拥有财产，进入到市场关系中，但同时他们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决定的权力。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与私人生产、合作社相联系的新的中间阶层，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如果考虑到此前在国内多党制已被消灭，那么，中间阶层在制度和政权机构中不具有任何党的代表资格。См: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71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这一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中间阶层也很快地消失了。
　　
　　苏联社会真正的中产阶级产生于30年代。许多西方苏联学专家试图将它从苏联的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并描述它的特征。但同时他们意识到“苏联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指标上距它的西方同伴有相当的距离。这是产生于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结果的一个社会阶层，它由离开农村并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大量居民所构成，其自身内部依据职业需求和职务地位分层为许多群体。追求文化修养及相信来自上面的意识形态是这一阶层重要的特征。他们有着广泛表现形式的对政权的支持是无疑的，这不仅依赖于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而且依赖于所建立的社会流动制度。同时中产阶级的大众意识里还保留着农民的意识和农民的行为反应特点，他们构成了斯大林政体的社会基础。可以这样说，苏联社会的历史首先是中产阶级的历史。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АГ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по поводу дискуссии о среднем классе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32～33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包括企业领导、高水平的专家，其中包括“工人的精英”，以及那些与分配系统相联系从事基本工作的工作人员。这一群体具有的各种不同地位的比重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属于“中产阶级”，Тихонова НЕФакторы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а к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М:РОССПЭН,1999С273 См: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33只是苏联社会划分等级的依据不同于市场关系“自然”发展的社会，即不是根据财产关系，而是根据权力关系。正如列佩欣所指出的，决定人们社会自我感觉的关键因素不是法律和制度上拥有的财产所有权，而是事实上以行政—政治方式拥有的支配财产的可能性。由于以行政—政治方式支配财产，“各阶层”因此而失去了稳定的结构和明确的体系构成要素，也就是说，这些阶层似乎是临时的和人为的。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是其中间性：首先是支配职能与履行功能的结合，其次是中等的收入水平。См:Лепехин ВА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и новы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С31因此，苏联社会的中产阶级，虽然也具有一些传统中产阶级的特征，但就社会功能而言，其与政权的依赖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准中产阶级，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制度中还不可能转变为真正的具有自主意识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再度出现是与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进程密切相关的，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是，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建立是作为政治上的战略任务自上而下提出来的。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精英们，企图通过私有化等方式确立起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新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它开始于通过《关于合作社活动法令》的时期，接下来是颁布《关于私有化法令》的阶段。如果说对于苏联社会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和宗旨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那么开放的竞争能力、运用所有权和财产的能力、资本的合理运作则是后苏联时期中产阶级的基本特征。См: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АГ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по поводу дискуссии о среднем классе//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С33两者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承继性关系，苏联中产阶级中只有具备适应能力和条件的部分人在改革时代较好地完成了自身的转化，而许多人却丧失了原有的地位落入到社会底层（其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
　　
　　今天的中产阶级包括中小企业家、管理人员、专业人员、中层官僚、高中级军官等。他们是那些顺应了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应性群体。构成中产阶级核心的是中小企业家、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等。1988年通过的《苏联合作制法》为小企业的发展打开了通向合法经济的大门。1991～1992年，小型企业以一种新的形式蓬勃发展，各种有限责任合作公司，开放型、封闭型股份公司取代了以前的小型企业。1992年，几乎所有的小型企业和合作社都重新进行了登记，改建为合作公司或股份公司。汪宁：《俄罗斯“中产阶级”论析》，北京：《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第48页。1995年6月，俄政府和国家杜马通过了《政府支持俄罗斯联邦小企业的基本法》，以立法的形式确定小企业的社会法律地位，并在资金和优惠政策上给予支持。小型私有化从1992年开始进行，据最新资料统计，现在俄罗斯小企业共有8755万家，其中90%以上是私营企业，有350万～400万个体企业家、750万从业人员。2000年小企业的总产值是4600亿卢布，固定资本投资约220亿卢布。小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12%，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小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25%，甚至更多。A奥尔洛夫：《俄罗斯小企业：发展还是停滞？》，俄《经济问题》杂志2001年第10期，转引自任开蕾《关于俄罗斯的中产阶级问题》，北京：《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81页。适应市场经济土壤的小企业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它不仅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吸纳失业者，缓解了失业对市场经济改革的严重困扰，成为技术创新和突破的重要源泉，林治华：《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小企业》，北京：《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4期，第39～40页。而且因此造就了一批依靠自身能力、富有开拓精神和进取心的企业家。其中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拥有私人财产，关心政治的稳定和法制的健全，关心市场经济中遵守“游戏规则”的公平性与公正性，作为改革的受益者他们成为俄罗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中产阶级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由知识分子中最有活动能力、最能适应新形势的那些人组成，他们的人数虽不及企业家众多，但却对中产阶级群体的构成和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富于创造性和专业知识技能的知识分子，被视为引领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力量和源泉，他们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被定义为“新中产阶级”。
　　
　　然而由于俄罗斯中产阶级形成的初始条件，不仅与西欧国家相差甚远，而且也不及中欧和东欧各国，因此，发展至今，俄罗斯中产阶级的主体仍然是以中小企业家为主的“老中产阶级”，普遍的私有化和企业的股份化造就的新私有者——股东，由于所持有的股票收益低下或数量较少，很难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而“新中产阶级”无论是从人数还是构成上都明显不足，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学者、教师、艺术家等在改革进程中受到了剧烈的冲击，除了部分得到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地位，跻身中产阶级队伍，更多的人却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成为下层大众的一分子。显然，这样的中产阶级结构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性。未来中产阶级的影响力和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发挥，一方面来自于克服小企业发展的阻碍因素，包括资金不足、税收繁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问题，进一步壮大企业家群体；另一方面则在于调整目前“新中产阶级”的畸形结构，更加广泛地吸收专业技术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教育、文化工的增加。一个名副其实、有社会影响力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将取决于国家政策的调整、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社会发展的前瞻性规划。在此前提下，才会有《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一书所预计的变化出现：2001～2008年，“中产阶层这里所使用的“中产阶层”一词与“中产阶级”具有相同的内涵，仅为表述上的区别。人数将显著增多，其作用和意义将显著增强”，其增长“不仅来自中小企业家，而且来自高等技能专家、国家官员、大公司高层经理人员。”Л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30页。
　　
　　三 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特征
　　
　　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乃是社会转型成功与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以此考察当今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即使是肯定俄罗斯存在中产阶级的学者们也明确地指出，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具有未完成性，他们缺乏自己的思想体系，没有自身的行动纲领，未能建立起自己的政党，也没有完全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精神价值系统。可以说，中产阶级仍然是某种非结构化的和不成形的社会大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创造历史的主体。因此，对发展变化中的俄罗斯中产阶级特征作出分析，是一件较为困难和复杂的事情。目前还不具备从宏观上和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的现实条件，所有的评价和分析只能是基于实证调查资料的具体分析。虽然这并不能使我们从理论上对中产阶级的特征作出全面的把握和说明，但就调查对象和调查内容而言，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今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某些基本特征。其中，1999年2～3月间，俄罗斯社会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进行的“俄罗斯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的全俄社会调查，共选择了1765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了客观分析与被调查者主观分类相结合的方法，无论是从调查内容、方法还是结果看，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因此，该项调查就成为了本文分析俄罗斯中产阶级特征的主要依据。有关“俄罗斯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的全俄社会调查分析报告详见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一书。
　　
　　就研究方法而言，全俄社会调查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社会学通用的社会分层方法并依据两种定义阶级的标准来进行：以“自我鉴定”原则为根据的主观标准和以不依赖于个体见解为特点的客观标准。前者指社会成员自身对归属于社会某个阶级或阶层的看法，后者包括工作性质与收入多少两个方面。采用两种标准结合研究方法的原因，既在于研究方法的提高，避免了完全依靠客观标准而忽视自我意识、社会功能、基本价值、生活方式等主观指标的研究局限，同时也在于要确定当今俄罗斯社会的个人收入是一件较为困难和复杂的事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在住宅、公共交通等方面享受国家补助金者并非仅仅是社会的贫困阶层，收入统计的不完善使得俄罗斯人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据，其中不仅包括基本的工资收入及兼职和打零工的收入，而且还有企业和商业活动的盈利和利润、各种有价证券、银行利息以及房屋租金，等等。这样，划分中产阶级的客观标准（包括对工作性质的分析）只有与主观标准相结合，才能够全面反映出中产阶级的基本状况。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在自我归类与收入之间的选择具有一致性的特征。而收入情况由于其复杂性，某些时候仅成为了说明主观标准的补充资料。
　　
　　调查的进行是在1999年2～3月间，调查对象首先选择由成年俄罗斯居民组成的九种社会职业群体，可以假设的是，根据他们在社会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和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产阶级的主体，这九种职业群体是熟练技术工人、科技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商业、服务业、交通业工作人员、职员（公务员、银行职员、律师等）、小商业企业家、农场主、军队干部（职位较高的军官）、经理（高层和中层领导人）。其次使用人均收入作为第二个标准，选择声明每月家庭成员人均不低于1000卢布的受访者（大约是40美元）。在两个原则结合的基础上确立起选择的研究对象，初步为1765人。简而言之，整个调查使用的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是：（1）受访者的自我认定资料，即主观标准；（2）收入水平，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不少于1000卢布。См: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в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С80～81深入研究发现，俄罗斯社会的中产阶级并非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在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变迁的前提下，财富和社会分化的加剧，新的经济领域和新兴职业的出现，使其自然地分化为一系列社会类型。为了方便调查结果的分析和说明，调查报告将俄罗斯中产阶级划分为三个阶层：上层——按照自身的地位处于向社会的最上层（精英）阶级过渡的位置；中层及下层。某些研究者因下层人数众多，将其称为“社会的基础阶层”。此外，另有10%的人群按照其大部分物质特征和自我认定不能进入中产阶级，假定称为“穷人”（这一群体还被称为底层阶级），他们是对比分析的参考群体。Там же  С82调查从财产状况开始，涉及自我认同、生活质量与休闲方式、收支水平、消费水平与财产评定、经济行为与经济价值、世界观、政治价值与政治倾向，最后以社会流动性的分析结束。调查内容的广泛性为我们回答俄罗斯社会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的问题提供了充分依据，并展示了当代俄罗斯社会中产阶级更为分化的情形，同时还验证了中产阶级各个阶层划分的假设。
　　
　　为了描述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大致范围，研究者首先根据受访者的自我鉴定和自我评价，将其划为不同的阶层。然后通过分析需求、收入、财产评定、价值观和政治倾向，修正和补充原先获得的情况。同时，进行俄罗斯中产阶级与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比较，以更好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共性与特性。1992年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进行的国际社会调查计划“社会不平等Ⅱ”（ISSP-1992），利用社会地位自我评价的结果按照10个等级建立起社会结构的模型，显示中产阶级不仅占据着4～6级的社会中间位置，而且构成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占总人数的589%，1～3级只包括了少量的中产阶级上层，仅占75%，7～8级为中产阶级下层，占235%，9～10级则是穷人，人数较少，只占101%。Там же  С84～851992年俄罗斯市场改革开始的时候，社会结构总体上显示出相似的情形。虽然与欧美的模型相比较，其底层集中了更多的人数，比例有所不同。1992年俄罗斯社会结构的人数比例为：第1级（最高级）04%，第2级05%，第3级19%，第4级59%，第5级253%，第6级176%，第7级173%，第8级131%，第9级92%，第10级（最低级）88%。Там же  С85但到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于1998年5～6月进行“俄罗斯公民”调查时却显示，改革年代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双翼形”结构，许多中产阶级中层社会地位下降，转入下层或穷人的行列，社会结构成为下宽上窄的金字塔形。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消失，但却证明无论在数量还是组成上中产阶级都存在着实质上的位移，1998年俄罗斯社会结构的人数比例为：第1级（最高级）0%，第2级05%，第3级28%，第4级43%，第5级73%，第6级124%，第7级163%，第8级209%，第9级214%，第10级（最低级）141%。Там же  С86这是认识今天俄罗斯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
　　
　　首先我们来看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这是整个调查的出发点。研究者将中产阶级自我认同最重要的因素从高到低排列为：①与周围人相比较对自身物质状况的自我评价；②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满意程度；③对2～3年之后与周围人比较自身的物质状况将会是怎样的认识，反映了现在对未来持有信心的程度。通过三个指标的分层对比，中产阶级上层指的是确定自己的地位为1～3级者，中层指的是评价自己的地位为4～6级者，下层指的是自我认定为7～8级者， 底层或穷人将自己归入9～10级中。Там же  С87发现有着显著的差别。中产阶级上层选择认为自己的物质状况比周围人好得多的比例有458%，对社会地位十分满意的达604%，对2～3年后与周围人比较物质状况好得多的选择有437%，而中层分别为77%、197%和119%，下层更少，只有08%、38%和14%。中层对物质状况的选择集中在“好一些”，有49%，下层为209%，中层选择“一样”的为391%, 下层为589%，并有171%的人选择“差一些”。同样，对社会地位中层选择很满意的有405%，很不满意的为234%，下层则分别为191%和419%。对未来的展望，除了中产阶级的上层表现出相当的乐观主义外，中层尽管有507%的人（395%的人选择“好一些”）认为自己仍能保持高于周围人的物质状况，但他们对将来并非如此乐观。而下层则不满于自己生活，因而表现为悲观主义。Там же  С87Таблица 11 С88Таблица 12 Таблица 13
　　
　　调查进一步发现，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还取决于物质富裕程度。将自己评定为高等级富裕程度的人大多数自我鉴定为中产阶级上层，同样中等级和下等级富裕程度的人则分别属于中产阶级的中层和下层。物质状况对于确定中产阶级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指标，不过对其他两个阶层来说，它还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起作用的因素按其重要性依次为：生活方式、职业地位、周围人的尊重、教育程度、技能水平、人际关系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与社会等级的高低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中产阶级上层主要由经理、企业家、为数不多的专家、小部分军官、人文知识分子等构成，其中高层领导人和企业家人数超过半数以上，为511%，有技能的专家为219%。大部分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146%的人研究生毕业，552%为大学毕业，271%的人中专毕业。超过半数的人在私营部门工作，31～40岁年纪的人占1/3以上，26～50岁最具劳动能力的年龄段人数占到813%，25岁以前的人数仅为63%。中层主要由专家、技术工人、领导人、小企业家、小商人、个体户等组成，其中专家占301%，工人占222%，领导人为129%，有雇佣工人的企业家为121%。中层大多数人都受过高等教育，31%的人受过中专教育，只有98%接受中学教育或未完成中学教育。他们约有半数也在私营部门工作，但与上层相比，25岁以前年龄组的人数增加，有124%，而26～50岁年龄段的比重降至735%。下层主要由“白领”和“蓝领”组成，2/3的人在国家部门和私有化企业工作，受过中学和中专教育的占502%，26～50岁年龄段的比重为696%，而25岁以前和50岁以后年龄组的人数却较前两者为多，分别是14%和164%。Там же С91～94调查清楚地显示，收入与受访者的文化程度、职业地位以及职务等级有着紧密的相关性，社会地位的分层正是上述因素综合的结果。在生活质量方面，中产阶级对于由国家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有着强烈的需求，这与西方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西德和英国只有23%的人感觉自己缺乏保障。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俄罗斯中产阶级缺乏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各阶层有56%～727%的人觉得他们不需要各种俱乐部、利益团体、政党及协会，而仅仅局限在个人生活领域里。与其说这是由于缺乏物质基础，不如说是社会文化的差异使然，因为即使是有高物质保障的上层参加社会生活的也只占229%。Там же С96～97这只能证明在俄罗斯社会个人处于高度的原子化状态，还未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如果要分析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差异，那么主要在于休闲的方式和类型的区别。上层和中层更多地表现为消遣型、发展型和交往型的休闲方式，消遣型休闲包括看电影，上剧院，听音乐会，到咖啡馆、酒吧、俱乐部和饭店消费和消遣；发展型休闲包括参观博物馆、展览会，有兴趣的自学活动，参加体育俱乐部、宗教和政治团体及组织。Там же  С99基本上符合当代西方“休闲社会”的标准。而下层多为“兴趣型”休闲和看电视、看书、做家务的“家庭型”休闲方式。
　　
　　对俄罗斯中产阶级收入的分析，因其客观性和代表性，成为解释社会分层及中产阶级特征的必要依据之一。如果说家庭月平均收入1000卢布是划分中产阶级的底线，那么，家庭月平均收入1500卢布则是区分下层和中层的界限，家庭月平均收入3000卢布及以上就成为中层和上层的分水岭。虽然与西欧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收入相对微薄，但应该看到，俄罗斯人享有国家津贴，持有有价证券，只需支付低廉的房租和交通运输费。如果重新计算该部分价值的话，人均收入至少应增加一倍，事实上应该增加两倍，而且调查所得到的收入数据还不包括许多影子经济的收入。此外，私有化进程中以象征性价格或无偿的方式得到的房屋、别墅、花园等，使中产阶级拥有了许多不动产。Там же  С105～106因此，将收入作为俄罗斯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的必要依据的同时，必须考察中产阶级财产状况的各个方面，这是研究俄罗斯中产阶级的一个特殊之处。
　　
　　另一个需特别看待的是住房问题。俄罗斯中产阶级大部分拥有三个房间以上的住宅、别墅或带花园的房屋产权，家庭人均面积15平方米以上。符合这一标准的为中产阶级下层，人均面积30平方米以上是中产阶级上层，16～30平方米则属于各种收入群体。Там же  С117也就是说，与收入相比，住房面积和数量作为社会分层指标的意义并不明显。原因在于，一方面现有住房作为苏联时期社会福利制度的遗留物，并不能反映近十几年俄罗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也不与当前的收入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众多由社会底层上升至中产阶级行列的人，目前还无足够的能力为自己扩大或改善住房条件。因此，在住宅面积超过人均40平方米的人群中，出现不少属于社会下层特别是领取退休金的孤独老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单论数量的问题，主要在于忽略房屋内在质量所代表的意义，比如中产阶级上层所拥有的套房与大部分中产阶级下层所居住的厨房、厕所、浴室公用的公共住宅之间的差别光看数量就很难有所区别。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住宅质量才是一个关键的分层指标，一般来说，只有中产阶级上层人士才可能拥有一套现代化的高品质住宅。
　　
　　至于收支结构和消费需求，中产阶级上层大约有一半人的基本收入来源是工资，约40%人的收入来自于企业活动。中层2/3的人依靠工资生活，1/4的人主要收入为企业活动。下层超过80%的人收入来源于工资。Там же  С94～95支出结构方面，各个阶层存在着明显的区分，虽然在某些类别如医疗付费服务及子女付费教育服务上由于是各阶层必需的支出，因而没有大的区别，但在总体支出与支出项目上却与中产阶级的地位状况相关。比如中产阶级上层，他们很少在食物、医疗服务、招待客人方面节省开支，去国外观光旅游及教育旅行也无疑是属于上层人士的支出，建筑或购买房屋、成年人健康服务及教育服务则属于上层及中层人士，尽管一些项目的数量比例相差一倍或至少1/3以上。而中产阶级下层在服装、鞋类、日常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休假旅行等方面都要节俭开支，中层则常常节约休假的开支。在各种使用的物品上分化并不明显，其意义并不在于是否拥有物品本身，而更多表现为品牌和价格上的区别。只有像洗碗机、近年来购买的新品牌的冰箱、汽车等物品才具有一定的分层标志。此外，拥有个人电脑也是区分部分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的标志。
　　
　　形成俄罗斯中产阶级经济行为和经济价值的重要因素是对待工作的态度及其满意度。中产阶级大体上满意于自己的工作，其肯定评价随着社会等级的上升而相应增加。大部分人的兴趣集中于工作方面，而不是日常生活及消费上。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有兴趣的工作”给他们展现了最具价值意义的内容，这是一个本质上非享受型的迷恋工作与劳动的阶级。工作的发展前景、创新精神与能力是中产阶级上层主要的评价因素，其他阶层则主要为工作兴趣。上层对工作的不满在于它们“令人疲惫”，而其他阶层，尤其是下层则不满于工资报酬，技术工人更多抱怨不卫生的工作环境，年轻人则比其他人更少对工作的兴趣。小企业里的职员和技术员、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感到工作没有前途。中产阶级对待工作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文化程度、职务地位以及在国营或私营部门工作。一般说来，文化程度越高，正面评价越多，文化程度越低，负面评价越多。许多中产阶级在经济活动中担任领导者和组织者，并形成了与下属最为普遍的几种行为方式：伙伴关系、同胞式关系、官僚式方式和家长式风格。它们受到工所处地位、所有制形式及企业规模的制约。而前两种形式明显受到被调查者的偏爱。官僚式方式（这里一切我说了算！）最坚定的支持者是来自私营部门的企业家，通常是不超过10名工人的小企业，这说明在俄罗斯私营企业并不总是民主管理文化的发源地。伙伴关系较多体现在大型国有及股份制企业的领导人及1/3的私营企业家身上，同胞式关系在1/2的家庭经营组织里占了上风。领导人文化程度较低，倾向于同胞式关系，官僚式和民主式两种相反的管理方式都出现在接受高等教育者身上。而物质状况与管理作风之间呈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物质富裕程度高的人是官僚式管理方式的坚定拥护者，中等富裕者接受伙伴关系，而低物质保障者和穷人则显示他们完全与管理方式无关。
　　
　　由于中产阶级的工作种类和性质各不相同，社会地位和物质状况差别较大。因此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上出现了难以整合的非同质性与不稳定性。在对待市场经济和改革的自由主义模式问题上，中产阶级各个阶层态度明显不同，并在如何看待俄罗斯经济制度上形成了四种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社会主义、调节的市场经济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其中中产阶级上层和中层选择调节的市场经济者占了首位（385%与415%），上层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者为302%，居第二位，中层选择市场的社会主义者有375%，居第二位。下层和穷人均是选择市场社会主义者为多（50%与474%），其次是调节的市场经济（349%与266%）。穷人中选择计划经济的也有117%。Там же  С154Таблица 410企业家、物质富裕者、青年人较其他人更乐意于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退休者、技术工人、物质匮乏者及穷人多选择计划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除了不同的经济状况、职业和社会地位对上述经济模式选择的影响外，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俄罗斯大部分中产阶级对待改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偏爱自由竞争的原则，拒绝接受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却寄希望于国家，在整个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中加大影响，但同时又轻视国家及工会在解决社会劳动问题上的作用。从个人方面来说，债务是中产阶级心中的难言之痛，由于借贷对象主要是亲戚、朋友和熟人，债务合同多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一旦发生债务纠纷，按照法律程序解决的数量很少，主要通过协商方式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法律在解决债务纠纷中作用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多的债务合同是与影子经济相关联的。企业家、物质富裕者、私营部门的工最缺乏奉公守法的精神。参与私人企业活动的程度越高、经济活动的不透明性和非法程度越大，双重道德下的行为也就越多。因此在新的现实里，中产阶级的经济行为伦理和生活准则已变成了“没被捉住就不是贼”的信条，对不合法的致富行为表示理解和接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身体力行。法律的虚无主义是俄罗斯中产阶级对损害自身利益的国家法律的一种保护性反应行为。在西方各国以奉公守法为法律和道德准则的中产阶级形象，在俄罗斯变异为以机智灵活的方式与国家和法律周旋，以不合法的途径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另类”中产阶级。这一现象令人关注其背后不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对此仅作道德评判并无多大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结构性转换，确立起法律的权威地位，建立一套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游戏规则，来保障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从而改变“另类”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条件。
　　
　　俄罗斯中产阶级的非同质性导致其内部世界观的分裂，以主张个人主义、人的权利和民主制为内容的西方价值观与强调国家主权、共同体利益和俄罗斯独立发展道路的民族价值观的对立，使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都出现了内在的分殊。中产阶级上层375%赞同西方式发展道路，333%赞同独立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中层347%赞同前者，297%赞同后者；下层249%赞同前者，396%赞同后者；穷人分别为234%和429%。Там же  С179Таблица 53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中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两大阵营，513%的人支持现政权，487%的人认为必须改变现政权；454%的人认为国家必须建立强权政治，546%的人则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民主权利。Там же  С190Таблица 64这一情形既影响到全体成员能否形成一致利益的信念，调查显示，中产阶级各阶层认为不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和谐一致的比例均超过了认为可能者。上层为344%∶323%；中层为427%∶269%；下层为399%∶252%；穷人为331%∶305%。Там же  С178Таблица 52也妨碍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共同的政治诉求。尽管与全体俄罗斯人相比，中产阶级的多数人更倾向于一个具有民主制、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价值观的社会，中产阶级在回答希望在一个“社会平等”的社会还是一个“个人自由”的社会里生活的问题时，选择“个人自由”的比例达45%，只有26%的中产阶级选择“社会平等”，而选择“社会平等”的俄罗斯人多达54%，选择“个人自由”的只有266%，另有194%的俄罗斯人和29%的中产阶级选择很难回答。Там же  С187Таблица 61 但在思想意识的一致性上依然差别悬殊。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支持者在上层有229%，在下层只有8%，主要是企业家、经理等群体，而改革初期的知识分子支持者面对远离初衷的现实许多人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不少中产阶级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或是民族主义思想。而更多的人则表现出了对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认同的态度，其比例高达334%，每个阶层（包括穷人）的情况都相当接近。Там же С189Таблица 63 在1999年前后的政治选举中中产阶级分裂为三方：一部分人没有找到任何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力量，其中不投任何人的票和不参加选举的人数占中产阶级的305%，Там же  С197Таблица 67其余的一部分支持“政权党”及其相关力量，另一部分支持在野的民主党。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和亚夫林斯基最受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亚博卢集团”和“祖国”政党相较其他政治党派博得了中产阶级不少的好感，基本反映出参加选举的中产阶级在右与中左之间较温和的政治立场。但由于中产阶级本身缺乏统一的思想意识和代表共同利益的政党，加之总体人数的局限和较高的弃投率，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对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并不明显，更未成为主导力量。即使是在自我组织与自我利益的保护上，中产阶级相较于集体和合法的方式（参加政党、工会活动，诉诸法律行为及各种抗议行动），多数人更愿意凭借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机制来进行自我保护，解决问题，另有不少人喜欢用钱摆平的方式。
　　
　　上述情况表明，中产阶级在思想意识和政治选择上的分歧，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形：一方面各阶层之间因物质状况、职业背景、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主张；另一方面，在阶层内部也存在着种种难以统一协调的认识。两种情形的相互交织，造成了中产阶级在政治行动中的软弱无力和政治面目的模糊不清。目前这个正在发育中的阶级，还只是一个因物质状况、职业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分层而聚合起来的非结构化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现实产物，只有当其思想意识的分歧逐步弥合，政治纲领日渐成熟之时，那具有独立意识的创造历史的主体历程才真正开始。
　　
　　四 21世纪的发展，或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未来
　　
　　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调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结构要素的存在不会引起怀疑的话，那么它作为相对完整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在俄罗斯则远未完成。Там же  С234其原因正如报告所分析的：第一，当社会中最猛烈的变动或是在中产阶级内部或是在它与社会的其他阶层间发生时，今天的中产阶级就处在一个独特的流动性的“十字路口”。因此，要试图准确地判定中产阶级的界限是困难的。
　　第二,在现今条件下，构成中产阶级的群体和阶层，无论是按照社会出身还是在社会劳动分工系统中的地位，都是最具异质性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员比重在俄罗斯中产阶级中相当大，而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人数比西方社会低。今天在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从一个方面说是最不稳定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则是一些社会职业群体的大杂烩，他们的利益在已有条件下很难将其归为“一类”。何况各种职业利益里还加上代际因素和最大范围的移民分化因素（对于稳定的市场社会来说这是非典型的）。
　　
　　第三,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无论在自身地位的评价还是在国家当前地位及发展前景的评价上都有着本质的分歧。而且，与西方社会不同，那里的中产阶级下层构成社会大多数其实是绝大多数,而且是社会里满意称心的一部分人。而在当今俄罗斯的这一阶层，根据自身地位、收入、生活水平和质量、思维特征，相较中产阶级本身，更接近于穷人。
　　
　　第四,如果说在西方中产阶级主要的资源是他的职业经验和知识，他的“人力资本”，那么在俄罗斯这一逻辑是变形的：对于许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上层来说，走向成功之路不是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不是通过勤奋劳作，而是通过接近“大款”和运用人际关系。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代表实现其社会需求的不可能性，阻碍了一个稳定的主要是共同赞成的行为模式的形成。结果中产阶级代表的形象——勤奋的工、善良的顾家人、忠于职守的纳税人、奉公守法的公民还没有形成。
　　
　　第五,从自我组织、相互作用、保卫自身利益的程度方面看，在中产阶级内部还没有形成群体一致性的明显征兆。争取合法渠道捍卫自身利益的水平极其低下，每个人都仅指望依靠自己、自己的力量以及最亲近的人。正因此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在国家的社会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里实际上我们都没有听到中产阶级的声音。中产阶级——他们不是幻影，但在今天——却是沉默的少数。Там же  С234～236
　　
　　中产阶级的上述情形是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症结的现实反映。事实上，它的发展始终受到俄罗斯精英阶级和上层社会追求自身集团利益的国家行为的制约。由执政官僚和经济寡头构成的俄罗斯统治阶级，在缺乏国家发展总体目标和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情况下，大资本所有者与国家高级官员的结盟，使俄罗斯的发展政策不是致力于国家利益和大众利益的首要目标，而是以狭隘的集团利益为主要动机。在俄罗斯经济寡头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垄断资本与政治权力如何结盟，在苏联解体及其后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中，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成为了投机资本和大规模掠夺时代的象征物。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表现在，一方面经济寡头的来源之一为原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如七寡头之一的霍多尔科夫斯基1980年是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波塔宁是苏联的一名高干子弟，“天然气工业”公司原董事长维亚西列夫从1986年起就担任苏联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来源之二是与权贵结盟的成功者，如古辛斯基与卢日科夫、新生代的阿布拉莫维奇与别列佐夫斯基和叶利钦政府、普罗霍罗夫与波塔宁等的结盟。另一方面资本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共谋和转换的关系，寡头与政府有着密切的私人联系，或是政府中有其代表，或是其领导班子中有前政府高级官员，或是自身角色在两者之间转化。1996年的政府改组中，维亚西列夫被任命为能源电力部长，原部长沙夫兰尼科成为秋明石油股份公司总裁。切尔诺梅尔金，曾在叶利钦政府里担任总理要职，目前拥有一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原来供职于叶利钦总统经济私有化改革班子的丘拜斯，为“俄罗斯国家统一电力”公司总裁。1996年总统大选，七大寡头联手，使叶利钦反败为胜。此后，别列佐夫斯基被委任为处理独联体事务的总统特别代表和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波塔宁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古辛斯基也进入政府内部任职。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以集团利益操纵俄罗斯社会的改革，对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一方面中小企业发展得不到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和资金帮助，同时还得面对高额税金的收缴、垄断大企业的挤压以及黑社会的欺诈，小企业家和小商人的数量未有实质性的增长；另一方面知识与科学的优先地位未能成为俄罗斯发展的头等战略，直接导致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许多人生活状况恶化，沦为穷人。无论是以小企业家为主体的老中产阶级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中产阶级，在俄罗斯都还不能成为不依赖于国家，自由从事商业或企业活动，或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独立存在的具有自我保障能力的阶级。这种经济独立性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在政治领域中中产阶级的集体失语和“软骨病”症状。
　　
　　那么，俄罗斯中产阶级未来发展的希望究竟会在哪里？这个问题引发着每一个关心它的人们的思考。从现实的情形看，中产阶级在俄罗斯改革的艰难困境中的生存能力，昭示了它未来的发展可能。1998年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中产阶级，但令人欣慰的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消亡，尽管它遭到削弱，人数降低，但并非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饱受失去工作之苦和金融危机之痛。实际上，中产阶级经受的最大损失是工资不变情况下的物价上涨，而失去工作的比例极小，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主要局限在企业家和食利者阶层。面对危机，大部分人通过节省开支、寻找第二职业、辅之以家庭经济以及从事企业活动，改善生活条件，努力保持住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也就是说，俄罗斯中产阶级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他们是‘自己建立起来的’，他们依靠自身的首创精神，在相当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取得一定成就。” Ли阿巴尔金主编，同前引书，第224页。 改革年代俄罗斯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使46%的人社会地位向上或向下变化了大于两个等级的位置。虽然社会地位的流动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家庭、地域等因素对个人的影响，但众多改革前9～7等级的人上升为5～4乃至3～1等级的事例，证明在俄罗斯能力、教育、顽强努力外加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本的运用，构成了实现社会流动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根本要素。在由当年社会最底层上来的中产阶级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对现今政权的主要支持以及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化的推崇，这种支持与推崇恰与当年社会中上层如今沦为社会低层或底层的人们希望改变政权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不管中产阶级目前的发展还存在着怎样的困难，这种鼓励自我奋斗、强调自致因素的社会流动性的存在，既是俄罗斯社会中产阶级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俄罗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还是俄罗斯社会明天的希望所在。
　　
　　最后，中产阶级未来的走向还与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局势的变化有关。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在寡头与政治纠缠的局势下，采取坚决和强硬的手段，使国家从寡头和利益集团的挟持下摆脱出来。从整肃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开始，到2003年 10月，俄最高检察院对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提出多项指控 ，2003年10月25日，因拒绝对下属公司偷税、逃税的调查，俄罗斯第一大石油公司尤科斯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武装警察逮捕。从2004年6月8日开始，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案正式进入法庭审理阶段。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勒令尤科斯石油公司缴纳34亿美元的逃税款和罚金。据悉，尤科斯石油公司可能因无力支付数目巨大的逃税款和罚金，面临破产的结局。普京以此加强了国家对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控制。他的原则是，在不改变私有化的既定政策前提下，不剥夺寡头们已有的巨额财产，但需守法经营，不干预政治。尽管这只能是出于现实的策略选择，寡头势力在俄罗斯仍有着盘根错节的基础，比如，普京在对逃亡国外的别列佐夫斯基步步紧逼的同时，对阿布拉莫维奇正在进行的资产转移却没有过问。这个转移涉及一半以上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股份、50%俄罗斯铝业公司的股份、25%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股份。现在阿布拉莫维奇通过一家在英国注册的公司控制着俄罗斯的资产，自己完全退居幕后。王星：《俄罗斯——年轻富豪疯长的地方》，广州：《名牌》2003年第10～11期，第170页。但毕竟在政治精英和政党政治的结构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和新的平衡。在政治上倾向国家主义、经济上推进自由主义、思想道德上坚持保守主义、外交上实行现实主义的普京时代，以国家的主导力量替代往日的利益集团争斗，这无疑为中产阶级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有希望的发展空间。普京上任不久，便推行政治改革，提出培养成熟的公民社会，并几次指出：俄罗斯“市民社会”刚刚起步，尚欠发达。俄罗斯居民缺乏主动性和创新精神，而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责任心、政党和社团的成熟程度以及新闻媒体的社会作用。普京：《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俄新社2000年7月8日电，转引自张树华《普京与俄罗斯社会的未来》，北京：《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第19页。 2001年俄罗斯《税法典》通过，统一实行13%的所得税。普京还坚持未来俄罗斯企业的利润应下降为24%，取消过多的税种，改革行政和管理体制，形成一个廉洁、高效的官员队伍，减少行政干预。同时强调司法改革，提高法院的作用，加强法院审判效率。同上引书，第23页。普京的新政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必然结果，也符合多数俄罗斯人尤其是底层大众的期望和要求。但是，要使中产阶级真正成为一个人数众多、有广泛影响的独立阶级，克服各种阻碍因素，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它必须具备促使中小企业发展的合理的经济政策，必须制定出大规模投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国家前瞻性战略，必须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对私人财产、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法律保护。只有当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逐渐增加，社会基础逐步扩大，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或“双翼型”时，中产阶级的作用和意义才会真正显现、而由此带来的中产阶级政治独立意识和民主化倾向，是否会面临与俄罗斯的强力政治及国家控制的矛盾与冲突，就目前来说还难以判断。也许这种可能性会随着政治统治格局的适应性转变而不复存在，也许到时中产阶级将在冲突面前被迫作出妥协性的选择。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将怎样展开，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的发展前景如何，未来的种种变数现在还难以预料。但不管怎样变化，21世纪并非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轻松之旅，它将是一段理想与现实交织、希望与不安共存的独特历程。
　　
　　
     第十二章 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明灯抑或幻象
　　 < BACK
　　
　　2004年是联合国宣布的所谓“改革之年”，安理会的扩大成为本届联大的焦点。在对新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角逐中，巴西以其“来自拉美地区的声音”显得颇为引人注目。
　　
　　作为世界第五大国和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它现有的人口超过175亿，其中，白人占552%，黑白混血种人占382%，黑人占6%，黄种人占04%，印第安人占02%。巴西也是该地区的经济第一大国，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及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在拉美地区首屈一指。
　　
　　就像它复杂的人种成分一样，这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局势的动荡不安也呈现为纠结不清的状态：社会的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而且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林立的摩天大楼旁边紧邻着用白铁皮、纸板之类的东西搭建起来的贫民窟窝棚；黑皮肤的少年在街头游荡，兜售毒品，炫耀暴力；私立学校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却质量低劣。贫富分化、失业高居不下、犯罪猖獗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同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由阿根廷引起的拉美经济危机中，巴西也未能幸免：2002年，该国货币雷亚尔狂跌，其债务达到了GDP的60%，国际投资者纷纷撤离资金。这一危机几乎蔓延至整个南美洲，引发了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式的全球性金融市场的动荡。
　　
　　时任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像90年代的大多数南美领导人一样，在8年的任期内推行自由市场，放开汇率管制，使巴西的经济政策更符合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要求，但持续性的金融动荡使公众对他的政策表示了普遍性的怀疑。出身无产阶级、代表巴西“劳工党”和“无地农民运动”利益的LD席尔瓦高举“改革新自由主义现行政策”的大旗，最终以61%的多数票上台。
　　
　　左派总统上台，反映了巴西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度不满。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社会财富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在70年代初，占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人占总人口的10%，而90年代初进一步缩小为5%；而另一方面，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却加速贫困化。在城市里，大批工人甚至一部分白领阶层失业，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的42%上升到目前的近60%。
　　
　　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总共46亿人口中，有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459%。其中，秘鲁、巴拉圭及部分中美洲国家的贫困人口高达68%～78%，即使在比较发达的巴西等国，贫困人口也超过或接近50%。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213～2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巴西问题专家张宝宇不久前称，巴西现有的中产阶级数量为3900万人。相比该国的175亿人口，这个数字还不足总人口的1/4，远远比不上西欧和美国的中产阶级比例。
　　
　　繁荣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稳定，财富鸿沟却可以让整个社会断裂。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曾经说过：“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恰恰是在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社会结构极容易因失衡出现震荡。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的，也就是说，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开掘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在美国，人均年收入从3万～100万美元的群体都包括在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之中， 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社会人口的90%，而且中产阶级不仅是收入概念，更成为文化概念，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强烈共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结构，所以美国即使遭遇石油危机、“9·11”事件乃至总统选举导致法律纠纷，社会运转仍一切如常。
　　
　　日本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中间阶层不断扩大，从而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及对国家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据日本1975年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大多数人把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为中等水平，即在12亿人口中“1亿总中流”（其时，客观分层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新中间层”占劳动人口的34%）。倪力亚：《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61页。这样形成了日本人的“中间阶层”的归属意识，出现了国民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平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认同。李国庆：《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36页。
　　
　　日本学者描绘日本中产阶层的政治思想倾向就是：他们是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不希望变革的保守心理，虽然对现状有些不满，但安于现状是主要生活倾向。资料引自网页http://wwwzgjjxxnetcn/X203_10/t2html。相比之下，在代表着“拉美模式”的巴西和阿根廷等国，虽然人均GDP都达到过七八千美元，一个金融危机就倒退回了原点，并陷于长期衰退。其中产阶级不但得不到很好发育，基本利益还不断遭到侵犯。在总体财富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忽视中低层民众的利益，导致这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发展反而孕育了社会危机，反过来又使得经济无法持续、稳定发展。在巴西这个经济颇为发达的国家里，中产阶级始终不能成为“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无法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占有主导地位。自欧美地区移植而来的中产阶级理论，在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模式”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883年，巴西废奴主义思想家乔科姆·纳布科曾经在批评自己的祖国时说：“中产阶级——国家前进的动力——在这里无处可寻。”Nabuco, Joaquim，Abolitionism: The Brazilian Antislavery Struggle,Robert Conrad, Trans(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7) Quoted in Brian P Owensby, Intimate Iron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 他的意思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产阶级的缺席。与他的意见相左，70年后，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兰伯特在调查了巴西的社会结构后则声称：“新巴西之所以和旧巴西有着如此深刻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兴起。”Lambert, Jacques, “Le Brésil: Structure Sociale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Cabiers de la Fou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44(Paris, 1950) Quoted in Brian P Owensby,op cit, p3
　　
　　他认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军人、职员，以及其他如兰伯特所谓的“羽翼未丰的中产阶级”，正在毫无保留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他们抛弃了旧有的等级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现代、更为流动、既不赞同也不接受委任制度的个人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在国内政治中高调表达自己的意愿”的角色。
　　
　　在70年中与这些评论——尽管它们所持的观点往往相去甚远——相呼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中产阶级代表了巴西历史性变革的关键。这种呼应不是偶然的。纳布科与兰伯特所在的时代相距70年，但他们都同样关注被视为是个人主义的、精英主义的、而且也是富于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传奇”。
　　
　　中产阶级的传奇来源已久。早在18世纪已经崛起的英国商业阶层在击败了濒死的贵族阶级，将19世纪的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富有、自信的中产阶级就很快成为社会稳定的象征。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进步与中产阶级的崛起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其他国家都极力试图复制英国的成功模式。到了世纪末，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抽象并被广泛使用的概念。
　　
　　在接下来的20世纪里，“中产阶级”一词时常被用于对于一个国家的前景的判断。例如，在1907年，英国历史学家AF泼拉德宣称，“中产阶级的诞生”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中世纪之后现代化成功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历史文献来看，中产阶级很容易倾向于捍卫私有财产、公共伦理等理念，而这些对于现代社会的平稳运行都是极端必要的。几乎没有20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概念能够如此经久不衰，如此富有魅力。
　　
　　这也就是兰伯特在1953年为巴西中产阶级所作出的判断。根据他的观点，中产阶级是现代化社会的中坚力量，他假设，中产阶级是可复制的、全球性技术化的进程的创造者。
　　
　　兰伯特是现代化理论最早的创始者之一。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成功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以更现代的某些文化价值——个人主义、绩效考核制度、平等等来取代传统社会中某些旧有的文化价值——等级制度、委任制度等等。在冷战的紧张气氛中，发展研究和现代化理论试图寻求能够适用于传统的落后国家，使其变成现代、富有以及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实际上，北美洲和北欧成熟的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代表了一个世界历史性进程的顶点，当它扩展至其他国家时，将会是对其发展过程的严峻考验。现代化理论学者时常将中产阶级作为这一进程的关键。依靠反对委任制度、等级制度和对个人主义和绩效考核制度的拥护，现代化理论看上去也许能够将拉美国家从“落后”中拯救出来。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乐观主义者们都期望拉美中产阶级可以遏制或彻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社会混乱。作为在拉美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巴西也不例外。
　　
　　但是，无视巴西的本土历史，将巴西中产阶级置于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状态，套用作为坐标的“欧美中产阶级”的发展经验，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吗？对于巴西来说，“中产阶级促进现代化进程”的理想，究竟是一盏指路的明灯，还是尽管美好却难以企及的幻象？
　　
　　一 诞生：竞争性社会秩序的形成
　　
　　中产阶级的产生巴西的中产阶级的产生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巴西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奴隶制度和庄园制度。等级观念是如此深入巴西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人们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日常生活与政治关系都是依据奴隶制度残酷的旧习以及令社会极度紧张的委任制度来运作。国家大力支持的农业出口在直到1930年之前的时期之内都掌控着整个巴西的经济命脉，即使在商业已经开始发展的时期依然如此。
　　
　　19世纪的最后25年，由庄园经济和奴隶制度所界定的社会文化被彻底融合，咖啡工业迅速发展，咖啡的出口大大增加。圣保罗的工厂由200个迅速跃升至超过4000个，其中大部分由移民所拥有。为了满足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要，政府积极从欧洲、日本等地引进外国移民。在1870～1889年之间，超过10000名自由雇工进入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数百家新建工厂。圣保罗成了巴西新的经济中心，里约热内卢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线：它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进口商品的集散，这里成了巴西最大的消费市场。Ibid,p27
　　
　　城市的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非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前景是颇为被看好的。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对于会计、银行雇员、书店店主、专业顾问等的需求大为增加。在1872年前的里约热内卢，外来移民占据了商业雇员职位的1/3。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可能从擦地板开始，成为某商行驻外地的销售代表，最终成为该商行的一名合伙人。
　　
　　商业雇员们非常重视自己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他们把自己明确地与体力劳动者区分开来。为了使两者的身份不致混同，1880年，43个商业雇员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一个协会，以其代表整个城市的15000～20000名商业雇员。这个协会的出现很明确地反映出他们日益增长的自豪感。商业雇员们要为自己寻求与欧洲商业雇员类似的声望和地位。这样一批人首先为与土地和奴隶所有制没有直接关联的社会身份认定形成了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将美国社会中的“白领”界定为新中产阶级，并认为：“新中产阶级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他们不是在同一水平上出现，而是同时进入了现代社会的若干层次当中。”“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84页。
　　
　　在巴西，商业雇员们对自我身份的界定正是中产阶级出现的标志。
　　
　　20世纪初，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城市化的步伐显著加快了。从1900年开始的20年里，1500万移民进入巴西，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在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或咖啡厂里工作。圣保罗从一个1890年只有65000人的小镇转型为1920年拥有约60万人的大型城市。其中24万人在拥有超过500名工人的大工厂里工作。圣保罗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充满了活力。一名政府官员声称，圣保罗正在成长为“伟大的工业中心”，就好像是芝加哥和曼彻斯特的结合体。Brian P Owensby,op cit, pp15～25
　　
　　1913年，圣保罗已经拥有46家电影院，一家滚轴溜冰场，以及数不胜数的进口商品。在绚丽的市中心有着大型百货公司、高级宾馆和华丽的店铺，与工人阶级街区里简陋的小店、咖啡屋和路边小酒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被成片推倒，建成为宽阔的大路，为了建立巨大的市中心，数千贫民被迫迁居。摩天大楼、俱乐部、艺术画廊充斥市中心，但被迁走的穷人依然生活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贫民窟里，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无改变。
　　
　　竞争性社会秩序开始形成
　　
　　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城市文明出现的关键是文化教育在城市居民中的普及。在这两个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887年低于50%的比例上升到了1920年的75%，而在这期间全国的人口增长则为25%。这一不可思议的进步为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900～1920年，整个巴西从事办公室文职、商业贸易、管理等行业的人数增长了一倍，总数超过80万人。1920年里约热内卢的白领雇员和专业人士构成了50万雇员阶层的20%～30%，圣保罗的白领阶层相对略少些，但同样也可能达到了20%。
　　
　　巴西社会的巨大变化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小庄园主陷入破产的泥淖，被迫到城市里谋生；随着奴隶的解放，大量奴隶前往城市；与此同时，大量的外国移民也涌入里约热内卢寻求机会，这些都使巴西城市居民的民族和文化构成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遍布城市的流民逐渐成为“正在滋长的危险”。I 
：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10-04-20　14:57:17　 回复 

　　巴西社会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开始形成。在所有的社会等级里和社会个体之间都有着体现——竞争的内容包括工作、地位以及物质和整个市场经济。当然，市场在当时的巴西并非新生事物，但的确是在奴隶制度被废黜之后，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才变成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
　　
　　一个“等级+庄园”的社会不可能简单地让位给“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在巴西，市场体制一直无法摆脱奴隶制和委任制度的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延续直接影响了巴西20世纪的社会秩序。对新生活怀有热切希望的年轻人而言，委任制度仍然有着巨大的力量。无论是应聘还是擢升，他们都需要找到能够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的庇护人，尤其是那些有着深厚关系网的富有亲戚。依靠这一方式，富有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甚至一些混血儿（往往是富人与黑奴的私生子）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并为未来找到了可资利用的友谊。无法寻找到庇护人的年轻人在完成教育后则很难寻找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日益扩张的州及联邦政府机构，但缺乏政治关系和家庭背景，或是不精于谄媚之道者，很少能够得到在国家机构任职的机会。
　　
　　不过，还是有人依靠顽强的进取精神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例如，在铁路出现之前，马帮主就是从被上层人物视为流浪汉的人群中出现的。19世纪50~60年代期间，马帮主多明戈斯就依靠通往各大种植园的马帮获得了两个贵族封号。大多数人不可能达到类似多明戈斯的高度，但这一事实的确说明，在这一社会秩序中，变动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并被普遍认可的。可以肯定的是，多明戈斯们在确立社会等级上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使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体都能够重新界定自己相对于他人的社会位置。
　　
　　竞争观念在巴西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新型的绩效考核制度与传统委任制度之间的拉锯战就体现出这一点。1930年之后，被广泛宣传的绩效考核制度的理念被上层白领们所普遍接受，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则不得不与委任制度相妥协。中产阶级渴望平等，但又非常明了，自己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等级森严的体制之内，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下，成功取决于能否得到庇护人的帮助。正是因为这一点，中产阶级的生活出现了一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混乱状态：建立在以绩效为标准的市场经济观念之上的、对于平等的认同，与依靠趋炎附势以确保自身地位的切身经验混杂在一起。这种状态产生的后果之一，是中产阶级对于阶级不平等、社会不公的感受非常明确地从属于“生存，并且成为强者”的个人需要。中产阶级明确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并为之感到不平，但当面对现实问题时则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尽量利用这种不平等为自身谋取利益。
　　
　　纳布科曾经着力研究过流动的社会秩序中中产阶级的尴尬处境。他指出，信用的缺乏以及巴西经济的原始结构，仅仅为人们的阶层流动留下了一条“狭窄的通道”。Ibid,p21
　　
　　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尽管在没有庇护人的情况下要想稳保一个政府的职位依然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雇佣、擢升与工作的实绩挂钩的观念日渐牢固，换言之，崭新的社会竞争的形式已经开始形成。不过，这种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充满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为日后的巴西中产阶级生活确立了基调。
　　
　　总的来说，中产阶级拥有可以随意使用的收入，使他们得以享受和追求许多直到不久之前还仅仅是富豪们才能够获得的消费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市中心充斥着豪华商店和餐馆，吸引人们尽情消费。超前消费和及时行乐成了巴西文化的一部分，少数人由于过度消费而导致入不敷出，最终宣告破产。即便有着类似的种种反面例子，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还是沉迷于相互攀比物质享受的快感之中。
　　
　　向上，还是向下
　　
　　在物质消费中，中产阶级发现了许多可以使他们与社会下层相区分的方式。物质的刺激以及他们所描绘的源起于北美的消费主义文化，已经不可遏止地成为巴西人的一个特征。在这个讲求等级差异的文化里，对消费的畸形关注代表的实际上是对于社会地位的极度敏感。这就促使很多人去追求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生活标准。在战争期间，收入减少了，但消费的需求依旧强烈，这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紧张。身处于贫困和富裕的两极之间，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极为强烈。
　　
　　与相对富有的人群相比，中产阶级中更为广泛的中间层很容易把自己视为穷人，在极力远离贫困的同时，时刻担心贫困会夺走他们仅有的一点尊严和地位。相对富有的人们则对于下层的人们嗤之以鼻，非常重视尊卑之分。
　　
　　对中产阶级人士而言，上升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可能与跃居社会高层的期望并无太大关系，倒是更多的与一种流行的态度，即在道德上与上层人物平起平坐的感受有关。
　　
　　绩效制度允许人们想象自己和上层人物处于同一道德水准，甚至可能更高——因为他们是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开拓自己的事业的。对于没有成功的人来说，委任制度也提供了一个最为便利的理由：如果其他人“爬上去”了，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庇护人的帮助，而不是因为他们作出了更多的成绩。
　　
　　在“中产阶级的意义及价值”一文中，蒂托·普雷茨·达·丰塞卡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明确地指出，中产阶级是一个成分多样的群体，掺杂了植根于其社会地位的进取野心，以尽力使自己不致落入社会的下层。中产阶级避免下落的愿望要远远强于向上爬的动力。促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核心力量正是这种愿望。
　　
　　这是不难理解的。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大多数处于中产阶级地位的人——无论是从底层升上来的，还是从上层落下来的——都有充分的理由去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比升入“更高的阶级”要更为重要。毕竟，在受人尊重和遭到鄙视之间，是一条巨大的、难以跨越的鸿沟。中产阶级可能会梦想华服豪宅，但梦醒时分，攫住他们的则是落入底层的恐惧。因为，在生活的奋斗过程中，他们了解，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自己有一天不落入社会底层。
　　
　　成为中产阶级意味着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走向：向上，或者向下。
　　
　　一直到今天，这种紧张的情绪仍是现代巴西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项“全国中产阶级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在1940～1950年之间，里约热内卢—圣保罗都市圈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的态度和里约热内卢及圣保罗的居民们非常接近。通过对数百次访谈和数千份问卷进行分析，调查者总结说，分布于不同领域的中产阶级的共同特点是“收入不定，资源匮乏”。研究表明，一直以来被鼓励不断上进的中产阶级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的巴西政治进程之中。在这一进程中，阶级是核心所在。无论是新近的成功人士，还是从更受尊崇的位置跌下的，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不无惊恐地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或许有一天，自己会一路滑落至一个通常由深肤色人种组成的文盲们组成的下层社会。如果可以说，中产阶级过高地估计了1920～1950年间的有组织的劳工们所带来的危险，并且把这些拥有特权的、有组织的工人与那些更为贫困、更为弱势的群体划归为一类，那么也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社会现实的简单化理解是巴西中产阶级在建构自己生活时出现的主要问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中上层的中产阶级协会坚持，他们是纯粹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之上的一个部分，“体力劳动者”在这里意味着从不识一个大字、无法加入协会的泥瓦匠到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属于某个协会的工厂技工。他们认为，通过接受教育，每一个体都可使自己逐渐由较低的社会阶层流动到较高的阶层。通过差别化的消费，中产阶级明确提出，他们应当拥有比工人们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阶层不是稳定不变的，竞争中同样也隐含着失败的可能性，来自旧时代的传统委任制仍然可使一些人无需依靠成绩就平步青云，加之收入常常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由于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稳定感，向往安定恬适生活的中产阶级往往处于极度忧虑的状态。
　　
　　二 两难：迷惘在左与右之间
　　
　　向左，还是向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欲望导致了一种浮躁不安的政治气氛，使中产阶级与由诸多意识形态、党派以及政治纲领所构成的政治斗争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实验显示出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削弱精英阶层权力的愿望。尽管实验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所获得的答案是一致的：应该找到一条合理引导“人民”进入体制之内参与政治事务的道路。这正是中产阶级“民粹主义”之要点所在。20世纪30年代末，种种假想的“第二条道路”都消失了，原因不得而知。
　　
　　失败似乎加深了在中产阶级人士中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模糊的直觉：在阶级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由党徒政客、意识形态以及旧式委任制勉强结合而成的政治本身就是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障碍。
　　
　　尽管如此，从政治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并非意在激起一场广泛持久的中产阶级政治集会或曰运动。1945年之后，一方面面对反应迟钝的精英政党，另一面则是被他们视作激进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选民愿意关心正式的政治事务。根据观察家们的看法，尽管有人一再呼吁中产阶级应该集体行动，但就整体而言，中产阶级在二战后的选举中表现得像个旁观者，仅仅满足于在整个政治进程中释放出心中的挫折感。克劳维斯·雷特·里贝罗参与了1947年艾德希玛·德·巴罗斯竞选圣保罗市市长的整个过程，一如既往，中产阶级对党派政治的幻想仍旧归于幻灭。同样，在1953年杰尼奥·科德罗斯竞选圣保罗市长的选战中，他承诺要清除政治腐败，但根据权威消息来源透露，这次失败的行动更像是针对“中产清教徒主义者的廉洁、有序等愿望”的一次精彩表演。换言之，虽然中产阶级对于政治活动极为蔑视，但他们仍然有着不可预期但直接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于那些能够打动迷惘的中产阶级——即便只是偶尔如此——的人而言，中产阶级人士“在政治上具有利用价值”。
　　
　　另一种中产阶级与政治相关的深层感受，则更为散漫和模糊，也因此而更难以了解。许多人想通过其他而非集体参与政治的方式来确立其在社会阶层中的身份。20世纪30年代的中产阶级人士设想，官僚体系可或明或暗地为其提供保护，并由此重新点燃了进行政治实验的梦想。实际上，中产阶级从未完全退出民粹主义和反民粹主义的政见之争：尽管不时有人在使用诸如“劳资双方”这样的流行用语时明确将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但家庭的平和、社会的安定、各阶级间的融洽一类的言辞则似乎大大减轻了中产阶级人士的不快。这时期的小说、随笔、家庭读物以及白领期刊都显示，这些言辞并不是政客们为取胜而玩弄的文字游戏，而是与中产阶级的切身经历和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从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道德主义的语言常常过多地被充满火药味的声音所代替，因此，中产阶级开始把自己视作社会安定——一种以沉默为前提的安定——的象征，以此来取代政治盟约，参与阶级的政治事务。Ibid,pp159～168
　　
　　正是这一点使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陷入了困境。在工人阶级的激进和精英阶层的威权这两极之间，中产阶级脆弱的道德主义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对下，他们坚持阶级差别生而有之，对上，则时时进行监督，防止他们以公器图一己之私利。工人们要为自身谋求更多利益，精英阶层则要维持其权力，但中产阶级对于道德优越感的主张使人相信，这两者都不是正当的。在一个危机重重、支离破碎、反应迟钝的政治体系里，中产阶级天真地幻想，这种方式可使他们摆脱要么作壁上观，要么同流合污的命运。
　　
　　尽管如此，这种摆脱却使得中产阶级陷入了一个更深层的怪圈。根据巴西经济、政治和社会学会（IBESP）——一个时常为中产阶级大声疾呼的圣保罗研究群体——的研究，植根于“与国家公共事务中的任何政治及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这一观念的道德主义使中产阶级不再直接表达其观点，而是倾向于隐忍，这使他们很容易受人操纵。批判统治者的罪恶、提议取而代之——中产阶级始终强调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特定的不满状态。根据1954年IBESP的研究者们所言，只有在危机时期，通过与其有着传统联系的军队，中产阶级才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中产阶级由此而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作为个体，中产阶级的卡里雷欧卡希和鲍利斯坦诺等组织的成员与其他人一样，曾经寄望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现在，用中产阶级的术语来说，他们已经不再关注“民粹主义”。他们不再信任政治精英，也不再指望被人民接纳为“自己人”。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行为与有组织的工人和雇主群体截然不同，而作为明确的一个阶级的代表大规模地退出全国性政治舞台的原因。中产阶级从日益扩张的白领劳务市场、不断增长的教育机会、上升的收入和多种消费渠道中大大受益，但这些并非来自他们过去采取的行动，而是来自现代化本身。因此，其日常生活中来自于秉权者的压力一直无形中存在。作为现代化的受益者，中产阶级的感觉是，现代化其实永远无法达到其承诺的目标，而自己则是该过程的牺牲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觉得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只要经济增长持续地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体系的扩张——中产阶级就业、收入、地位和希望的来源所在——就无需去怀疑中产阶级对国家事务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心态。在斯蒂芬·茨威格关于欧巴关系的、几乎可视为狂想的预测中，中产阶级对于未来依然还怀有希望，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未来的国度”。同时，蔑视政治交易的道德优越感确实显示出高尚的姿态。假如中产阶级不能使世界按自己的道德观运转，至少也能够在想象中自我放逐于这个不理想的世界之外。当然，这样的情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20世纪50年代阶级对立更为尖锐，经济增长也显示出难以持续的势头时，中产阶级要么选择某一立场，要么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
　　
　　所有这些提醒我们，在中产阶级的壮丽史诗之下，潜藏着更多不为人觉察的细节。不信任政治斗争却陷身于双方对立的局面，巴西中产阶级无法如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兰伯特曾大胆断言的那样：“在国内政坛实现自己的愿望。”根据律师路易·德·艾兹维多·索德雷于1952年所言，他们在国家的公共事务中被“赶到了第二趟航班上”，按照这一观点，也许是不能、也许是不愿表现得像个制造麻烦的群体，中产阶级为其日常生活赋予了这样的含义：尽管并不十全十美，但自身的地位很适于追求阶级利益的最大化。在变动迅疾的社会里，这样的表现绝不是“反现代化”，而表现了现代性中活跃的保守主义的一面，受到了秉权者的鼓励。中产阶级普遍感受到，舒适的、或者说至少被视为优于大多数人的生活，通过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不断努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改善。个别人可能会采取意识形态化的或加入某一党派的方式，但在1950年之前，中产阶级并未普遍参与到精心策划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社团主义、基督民主主义或其他任何左派思潮之中。
　　
　　这种不稳定性并不令人惊讶。政治纷争能够在日常生活及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富有意味的表达，这和它能够在事先计划周详的政治策略中得到表现是一样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本身并不会如意识形态和党派所愿，从政治事务中被消解于无形。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并不是一个已经消逝的现象，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它们仍是现代生活中核心的、无法回避的事实。由于对形势感到不安，某些人可能通过谴责意识形态的罪恶来进行自我平衡。这些行为时常是造成焦虑的原因。换言之，挫败感、冷漠、顺从、畏惧、满足、放任以及犹豫不决，是20世纪大多数人对党派和意识形态之争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
　　
　　对于20世纪30年代集体性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及其在40年代走向衰落的原因，可以从这一点获得解释。民粹主义通常被理解为“被动的大众”，其根本特性就是在高度组织化的激进的工人阶级与同样高度组织化的、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之间、在他们产生的激烈冲突之间摇摆不定。不过，上述这些公式化表述的问题在于，它们无法解释实际生活中民粹主义的许多小的经验，例如：它们不能说明为什么本来迥然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言辞之间会相互产生关联，也无法很好地解答“人民”一词的文辞与现实的联系是如何通过不同阶级之间脆弱而短暂的相互妥协建立起来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一解释未能考量社会中分散的、未经组织和完全组织的元素，即大众，在民粹主义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产阶级两面性对于巴西政治的影响
　　
　　中产阶级的政治两面性直接对选举政治造成了冲击。在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民粹主义者和反民粹主义者之间的争执为1945年之前的巴西国内政治作出了解释。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变动的方式，中产阶级并没有对竞选政治的合法性形成清晰一致的舆论。在对于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各种各样的怀疑中，在对于阶级冲突的恐惧中，一大批中产阶级看上去颇为乐于接受这样的政治放逐，甚至当他们落入陷阱时——需要说明，这个陷阱并不完全是由中产阶级自己挖掘的——也依然如此。作为选举中一个并不情愿的角色，中产阶级颇有不适之感，这在他们在选举中所持的民粹主义左右摇摆的政治立场中充分地得到了展现。在远离活跃的政治交易的同时，大多数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完全避开政治事务。对他们来说，唯有技术的进步和家庭的天伦之乐能够令他们应对这一无法解决的困惑。
　　
　　因此，兰伯特和索德雷之间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前景的这一分歧不仅仅是一次知情者与旁观者之间不成功的交流。从等级森严到人人平等，从传统的委任制到论功升迁，从关系至上到利己主义，兰伯特相信，这些转变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相互关联的。而索德雷则隐约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的巴西中产阶级没有一个由所谓“传统”自然过渡到所谓“现代”的过程，转变实际上是在传统和现代的反复较量中形成的。
　　
　　这一结论牵涉到两个重要的问题。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摇摆不定不能仅仅归因于它非此即彼、左右为难的中间状态——这一结构是无法否认和改变的。但中产阶级究竟是民主主义还是社团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民粹主义还是反民粹主义？甚至，它真的具有政治色彩吗？当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来考察中产阶级时，仍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没有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在巴西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秩序中，出现了等级制度与平等思想的矛盾、传统委任制与论绩升迁制的摩擦、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变动……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政治斗争中的这些两难处境和日常生活对于形成政治敏感的巨大力量，这是因为，通常而言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是理解政治行动的基础，但在这里，它们却无法左右上述因素所隐含的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
　　
　　使得中产阶级理念在20世纪如此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所承诺的、对社会稳定所具有的推进作用，是一种不具侵略性的、非党派政治的现代化。作为一种语义含混的理念，它在无序的社会中很容易被探索普遍真理的学者和追问生活真谛的普通大众作为全球性的模式来接受。离它本来的出处越远，时间越长，其理想与信徒们的实际经验间的差异也就越明显。
　　
　　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留下的，究竟是难以言喻的困惑，还是史诗式的华丽篇章？这个问题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较早获得的较高的社会地位令中产阶级能够接受在等级制度的压迫和要求生而平等之间无法调和的紧张——在所有的阶级形态里，这一紧张都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关系。在确立个人追求与合作精神之间的脆弱关系这一对于现代政治文化极为关键的问题之时，向上攀附的渴望和落入下层的恐惧共同塑造了中产阶级的主要角色形象。权力交易、疯狂消费、关注广告诸如此类都被视为是成功的理念，它们对于巴西制定经济政策起到了间接的作用，也为被标榜为“现代性”的巴西城市文化勾勒出了基本轮廓。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民粹主义实验的失败，为建构未来左右两方面的中产阶级批评确立了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西国内政治框架的形成，重新构筑了1945年之后的政治体系。中上层中产阶级组织与大批没有直接卷入政治活动的中下层中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合作，其相互间产生的影响使政府能够腾出手来镇压更为激进的劳工运动。
　　
　　依靠对科技进步和家庭伦理的热爱，中产阶级试图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州联与社会加强的联系之间以及国家与其自身的关联之间找出一条折衷的道路，即使在质疑“政治斗争本身即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这一论调的时候也依然如此。通过折衷的方式，中产阶级协助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们尝试过各种鼓励的方法，但所设想的和悦有礼的政治气氛并未产生。中产阶级的生活最终证实，市场的力量制约着社会和政治体制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无论中产阶级如何行动，他们始终受制于市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三 幻灭：威权统治之下的理性与奴性
　　
　　从高歌到厌倦1950年之后，中产阶级不再遏制自身对政治参与的渴望。在1951～1954年为创立国内石油工业而进行的激动人心的斗争中，中产阶级确确实实为巴西经济即将摆脱欧美附庸的地位而深受震动。利用人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也深知这一话题可使报纸销量大涨），里约热内卢最畅销的媒体提供了大量版面，鼓励读者写信，声言“石油属于我们”。整个巴西，尤其是在大城市，市政机构、街坊邻里、工厂企业、专业人士、妇女、学生以及协会成员全都在宣传民族主义的观点。中产阶级在此次事件中特别踊跃，因为，该事件不存在阶级间的观点分歧，他们可以再次将自己视作帮助国家带领人民走向光明未来的领航者。
　　
　　但是，就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也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充满忧虑地目睹了发生在1953年3～4月之间的30万人大罢工。持有国家主义立场的总统韦戈斯或许有能力鼓动人们宣称，巴西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而独立，但这位“穷人的上帝”、工人的领袖看来却无法成功地对工人群体进行组织，因为其中的激进分子从来都不受约束。因此，当低级军官在1954年2月公布其“上校备忘录”，要求获得更高的“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工资”，并且谴责“党派争斗的灵魂就是冲突和矛盾”、“共产主义是颠覆性的暴力”时，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被这些一语中的语言深深打动。如“备忘录”所指出的，政府计划将最低工资提高一倍，这将使得一个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工资与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大致相等。从这一点看，接下来的事件成了韦戈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954年，韦戈斯宣布，他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和捍卫者”，并劝说工人们在次年的大选中采取果断行动：“作为一个市民，你们的意见在民意测验中举足轻重，作为一个阶级，你们可以成为决定性的巨大力量。你们是人民的大多数。今天你们和政府站在一起，明天你们将成为政府本身。”这句话再明确不过地体现出了阶级冲突的威胁。
　　
　　随着韦戈斯在1954年自杀，巴西国内出现了政治危机，中产阶级对政治事务的蔑视也日益明显。直到军队进驻以确保加斯利诺·库比切克担任总统，选战中亚图里斯塔和反亚图里斯塔两派的权力斗争才告终止。接下来是充满了乐观情绪和成就感的几年。库比切克遵守了他的誓言，一直致力于加快巴西的现代化进程。在1957～1961年之间，工业增长每年接近13%，中产阶级的就业和受教育的计划都大为增加，即时消费的文化也渐渐形成。
　　
　　但是，中产阶级的焦虑感并未完全消除。马塞多·但塔斯于1959年写作的小说《中产人士乔》（Joe Middle Class）是关于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的不确定感的象征。这个故事是以一个小公务员的日记来结构的，这个小公务员意识到，他的薪水永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为了弥补不足的部分，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兼职。兼职的收入很快就超过了他从受人尊敬的正式工作中赚取的收入，而成为他养家的主要来源。最后，他被迫从事不道德的交易，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而这正是一名富有道德优越感的中产阶级人士所蔑视的。在故事的结尾，他付清了妻子渴望已久的一台冰箱的货款，并为家里买了一台新的电视机。他的女儿们在学校里表现良好，而妻子的牙齿也很健康——家庭的经济危机终于得到了解决。
　　
　　这个故事来自于但塔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见的隐藏在中产阶级生活背后的活生生的事实。需要的比能够得到的多，始终是中产阶级无法摆脱的困境。在缺乏全面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状态下，巴西经济的增长始终处于跌跌撞撞的状态。对中产阶级读者而言，这部小说是一次痛切的揭露，提醒他们正视自身的尴尬处境。乔确实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准：冰箱、电视——但却是通过牺牲名誉和道德而获得的。为了准确表达这一思想，但塔斯没有让这个反英雄式的小人物陷入绝望境地，相反，乔语带讥诮地嘲讽说：“中产阶级的‘快乐’是可能的——在想象之中”。
　　
　　或许，1960年中产阶级对于以道德化为竞选口号的总统竞选人杰尼奥·科德罗斯的广泛支持，正是对《中产人士乔》所代表的困惑和顺从情绪的一种回应。作为一名拒绝与他所谓的“老油条”政客们保持一致，并提出了令人振奋的经济政策的教师，科德罗斯在政治上保持了中立，这使得他在那些感觉自己在斗争中既非民粹主义者又非非民粹主义者的广大公众中颇具亲和力。他在1960年的选举中承诺，要让中产阶级不再疏离于政治事务之外，但随着他在1961年的突然辞职，这一希望也破灭了。
　　
　　政变，以及中产阶级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危机时期，副总统乔·高拉特接任了总统职位，但并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964年的军人政变。1962年，经济衰退，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高拉特发现无法使脆弱地结合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顺从自己的统治。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在高拉特开始站到劳工组织一边时开始感到焦虑。1964年3月13日，焦虑变成了恐慌，在一次现场直播的户外演讲中，全巴西的中产阶级都通过家中的电视机和收音机耳闻目睹高拉特明白无误地宣称，他将与工人阶级结盟反对剥削者。不到一个星期，在3月19日，在教会、商界和军队领袖的鼓动下，女性团体和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发动50万人走上圣保罗街头，抗议高拉特的背叛。他们要求军队进驻以维持社会秩序。3月31日，军方领袖同意了，他们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驱逐了高拉特。
　　
　　中产阶级在这次政变中所扮演中的角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唯利是图，或是从属于精英阶层的奴性使然。利益纠葛与奴性确实存在，但还有其他的理由使中产阶级畏惧高拉特1964年的政策。高拉特的激进路线并不是唯一应该为中产阶级变为持不同政见者承担责任的原因。或多或少，中产阶级人士都感受到，他们的身份本身已濒临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容忍政变，或至少不去有意反对它的想法，就像另一种厌倦的感觉——对诸如坚定的原则或明确的局部利益等都再次以失败而告终的厌倦之感——一样，广泛地在中产阶级中传播开来。
　　
　　在老共和时代被滥用的民主进程，1930年之后建立中产阶级民粹主义的失败尝试，埃斯塔多·诺沃不受欢迎的独裁者的姿态，以及1945年之后选举中出现的冷漠和喧嚣——这就是所谓“反民主意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代替了此前的种种思潮，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实践里出现的原因。
　　
　　假如了解到，作为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途径之一，竞选政治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中产阶级的信任，那就不难理解，很多人并不会因1964事件而感到不安——尤其是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在萨拉·里安德罗·杜普雷1949年发表的小说《多娜·劳拉》(Dona Lola)里，一个中产阶级主人公反讽说：“民主是伟大的。”高拉特的“民主政策”使底层的贩夫走卒都成了富裕的人，而中产阶级则在这场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反对剥削者”运动中失去了很多。从这一点而言，认为中产阶级并非天生的权力崇拜者，而是处于左右摇摆的两难境地，这并不奇怪。Ibid,pp244～246
　　
　　军人威权政治的稳定
　　
　　1964年以后，军政府谋求保证其统治的第三种手段是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传统上，巴西的独裁主义政府对不同的政治信仰不是相对宽容和实际的，反映在政治文化中，就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还非常罕见。然而，面对激进的大众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古拉特以后的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来铲除产生“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关闭巴西高级研究学院，使大众扫盲计划非政治化，对所有传播媒介进行审查，并积极地寻求提炼一种新的更合适的政治价值，再由官方来强制灌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心是民族主义，它主张人们应忠于政府、热爱国家、恪尽职守等，总之，人们应该热爱巴西，热爱巴西的一切。世界杯足球赛也被充分利用来达到这一目标，当巴西获得世界冠军时，“全国各地都是旗帜、颂歌、赞美诗、大量的张贴画及传单来赞美巴西的伟大。”显然，不论巴西社会存在多少矛盾，军政府总算在这一时刻把全民族从形式上团结在了一起。 新政权全面取缔了一切民主活动以及一切民主组织，严厉镇压了一切工农活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恢复了“稳定的秩序”。与伊朗国王的不同之处在于，军人并未包办一切，而是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权，转入了一批留美归国的专家们手中。这些专家主张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率、降低工资、恢复工业利润为主要目标。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要为本国持续的积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于是，在政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工人实际工资被迫降低，政府开支也大幅度削减，而向工业界和农业部门提供的贷款却大为增加。其宗旨是提供一切企业主可望得到的利润，以此来增加生产和提高生产率。
　　
　　从效果上看，新政府取得了某些成功：通货膨胀率从1964年的919%开始下降，至1970年以后已降至20%以下。与此同时，巴西经济开始回升，1968～1984年间出现了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的增长阶段。今天，巴西已开始向很多国家和地区出口工业品，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以经济的飞速增长作为成功标志的话，巴西似乎是成功的，但其成功的代价是民主自由的丧失，工人利益受到强制性的损害。由于工人被迫接受低工资，生产增长的收益主要落入了工商界的手中。从1971～1984年，巴西实际工资呈下降状态，1984年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比1971年下降了50%。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数字，也是军政府强制性措施带来的后果，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极大地损害了工农的利益，但它却多少使经济有所增长。而工农大众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并未奋起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除了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中产阶级对工人的敌视之外，其原因也还在于巴西的整个经济状况似乎在好转，这就使一般民众对未来抱有某种模糊的期望，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巴西军人政变的原因在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即：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就迫使政府按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推行反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靠社会中下层支持上台的民众主义政府无力承担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代价；只有军人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权，才能通过排除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强行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同时还因为二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极容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四 困境：巴西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
　　
　　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1960、1970年代的军人统治似乎并没能解决中产阶级的迷惑。1964年之后，一些电影制片人开始在影片中讨论这一问题，并从中产阶级的视角讨论了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些影片讨论了中产阶级人士对待理想、道德以及梦想的不同方式，并将其视为他们对巴西现代化的困惑及阶级斗争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的回应——即使它们并非确切的答案。一切似乎都表明，中产阶级对巴西的现代性的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困惑：如何面对发展理论所预言但从未实现过的安全和稳定？应该以何种态度去看待民主？以及如何面对阶级间的政治斗争？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军人政府给白领和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广泛的教育机会，控制了通货膨胀，对劳工组织进行管理，并保证了足够的商品消费。但是，部分中产阶级人士仍然可能期望民主的回归：由于他们的子女反对军人统治，甚至其中有的人仅仅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孩子们被捕甚至失踪了。
　　
　　当经济蹒跚不前时，有些人开始求助于行业协会。在1975～1981年的艰难时期，经济增长由1968～1974年间平均两位数的增长跌至6%以下，通货膨胀变成了经济泡沫，大批的医生、教师、公务员、银行职员、工程师、新闻工等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多次走上街头，举行罢工。
　　
　　即便如此，在中产阶级中也只有少数的相关者曾经参与到类似的活动中。大部分中产阶级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的原有生活，政治问题则被置于私人圈子内讨论。类似的阴郁情绪贯穿了整个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1979年，一篇发表在刊物《圣保罗—福尔巴》上的文章问道：“中产阶级将走向何方？”暗示其前途并不光明。80年代发表在圣保罗报纸上的一系列专栏则成为时局的风向标。权威们纷纷质疑“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哀叹“中产阶级的艰苦历史”，为中产阶级“迷失于自身的错综复杂”而悲伤不已。
　　
　　拉丁美洲所谓“失落的十年”之后，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已经成为巴西未来现代化迷局的一个象征。一份时政杂志把中产阶级“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分析这个强调个人奋斗又重视外在表象的社会群体在地位渐趋下降之时，是如何陷入被欺骗的境地的。或许是为了理性解析在富有的职业精英、商界领袖与地位下降或最多停滞不前的其他中产阶级群体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这份杂志还评选出了他们定义的“英雄”：那些在逆境中仍然坚持奋斗不懈的中产阶级人士——例如在路边兜售小商品的失业白领。不过，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按照该杂志的说法，这些人似乎都仍然无法在政治体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60年代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上述模式，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不断更新，即使在同期条件下，中产阶级这个沿用已久的特定概念被不断质疑时也仍然如此。
　　
　　代议制民主的回归和贫富分裂的加剧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巴西政治重新回归于代议制民主轨道的模式。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文人政府。
　　
　　不过，经历了十几年的民主政治，拉丁美洲国家并没能解决贫困问题。一位巴西经济学家曾经将巴西命名为“belindia”，即“比利印度”，意指比利时和印度两个国家的结合体。他说，在巴西，有钱人像比利时的人口一样多；而穷人，则像印度的人口一样多。吴鑫：《拉丁美洲脆弱的民主》，北京：《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21期，引自网页http://wwwlifeweekcomcn/2002-10-30/000162399html。1980年以来的20年，拉丁美洲普遍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人均收入却仅仅增长了7%，而此前的1960～1980年一段时间中，政府对经济有更多的干预，人均收入增长了75%。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贫富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据统计，全球最富裕国家人均实际收入与最贫穷国家相比，已从1800年的3∶1，1900年的10∶1，上升到2000年的60∶1，而拉丁美洲在这一方面尤其严重。
　　
　　由于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拉丁美洲的部分知识分子早就开始对其利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在这股反思的浪潮影响之下，拉美的反全球化运动诞生了。不过，最初它仅仅作为民间的反对势力存在，而近年来则迅速壮大执掌政权。例如，积极参与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被指责为“极左派”的劳工党领袖劳拉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巴西总统大选初选投票中，主张反对全球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共获得了近80%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产阶级。
　　
　　拉美政坛风向的剧变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纽约时报》的评论忧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续二十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199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杨斌：《与“海归派”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经济学家杨斌访谈录》，引自网页http://wwwwyzxwyz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44。
　　
　　《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他还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仅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在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低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转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执政的殿堂。
　　
　　经济危机不仅冲击了劳工阶层，而且还冲击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从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中损失惨重，而前者却很少拥有银行存款和股票。
　　
　　经济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拉美地区包括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众多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难以获得维持经营所需的资金。加入街头抗议的包括大批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医疗、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陷于中止。
　　
　　2002年1月31日～2月5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美国纽约召开，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召开。150多个国家的劳工组织、农业工人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6万多人出席了会议。世界社会论坛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宣言主题是“为了抵制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吴鑫，同前所引网页。
　　
　　拉丁美洲的愤怒其来有自。作为他们现代化进程的范本，美国人曾经向他们许诺说，如果实行新自由主义，他们就能够得到经济增长和更多的收入。但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他们的平均收入实际上只仅仅与1980年持平，而且，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一些人甚至更穷了，就像他们一直以来所担忧的那样——有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从以前的体面生活中跌入到赤贫阶层。
　　
　　中产阶级：现实还是幻象?
　　
　　在时评《发展及其幻象》中，奥克塔维欧·帕茨精确地表述了他所谓的如墨西哥所遭遇的“现代性的困扰”，但这一表述直到1972年才被人们普遍接受。他所感受到的，是拉美人民一直以来经历的、一种植根于“现代性的狂想”之中的冒险传统。这种“现代性的狂想”是欧美地区的舶来品，它从未与巴西人乃至拉美人民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但却很像是生活中真实而具体的碎片的折射。正是这种错觉导致巴西人将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但最终，他们的“现代性的狂想”却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巴西的现代化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这一困境。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奥斯瓦尔德·安德雷德试图确认这样一个事实：中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理念和模式来面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利用巴西根据欧美经验所产生的“异邦的想象”，他宣称，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巴西人民不得不拼凑和塑造“非我之我”，随之而来的是矛盾丛生。他认识到，就像在艺术中一样，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不必强行割裂国外与国内、内部与外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巴西一部著名的小说《中产阶级》中的主人公托库托说过：“中产阶级将始终存在，因为它必须存在，并且永不消亡。”对于巴西中产阶级来说，“理想终将实现”的信念来自于信仰的必要性，他们依赖它继续生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巴西中产阶级与欧美地区的同类别无二致。中产阶级的神话一直以来就代表着20世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未来的期盼。从它在巴西出现开始，由于缺少所有制、权力以及系统性组织而被贬抑的巴西中产阶级，一直不曾完全认同和接受它，这种矛盾的情感里既有着深深的期望，同时又充满了怀疑。假如直到现在巴西的中产阶级仍然没有彻底清醒地认识到中产阶级理论在拉美地区和巴西本国所遭遇的困境，那或许是因为，体面的工作、温馨的家庭以及他们一直以来所认同和遵从的伦理规范提供了缓和和化解的途径，依靠它们，中产阶级才得以在沧桑巨变的严酷考验中辗转求生。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