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mus Khan, 哥伦比亚的社会学教授今天来到Wes畅谈他的新作：“Priviledge, the Making of an Adolescent Elite at St Paul's School.” 这本书记录了2005年他回到母校，位于Concord，New Hampshire的St Paul中学时的观察和体会，以此作为他研究美国精英阶层近40年的变化的重要切入点。整个讲座十分精彩，把许多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串在了一起，为学生剖析了美国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两极分化现象背后，其特殊的历史、社会含义。
首先介绍一下St Paul中学，这是美国一所著名的boarding School寄宿学校，长期以来培育着全美国最有钱家庭的子女，它之所以被认为是美国最“精英”的高中，一是因为其学费一年高达48,250美金，相当于30万人民币，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二来，全校人数不过500人，教师100多名，每年却有近三成的学生进入了常青藤名校，如哈佛、耶鲁等;三，整个学校有近5亿美金的endowment。由于这所高中在新英格兰区享有盛名，每年申请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不计其数，可录取率只有15%，是全美最难进入的高中之一。在这趋之若骛的申请现象背后，Khan希望通过访问这所“精英”学校的学生群体，来探索当今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悖论：一方面自从1970年的各种rights movement之后，美国许多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在gender和race两条线上都趋向开放，无论是对女性还是有色人种，政府机关和普通百姓都积极参与到与racism，sexism的斗争中，不断的向美国梦中的“平等”与“包容”所靠拢;可另一方面，随着美国social openness的深入，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现象却进一步加深和恶化。值得指出的是，媒体和百姓通常将“不平等”归咎于美国贫穷的上升，甚至有些人将一些社会矛盾指向底层的老百姓，认为是他们托了美国的后退。且不论这种论调背后的精英主义思想是多么令人反胃，重要的是，这些对于“不平等”的片面理解实际上忽略了财富杠杆上的另一端：有钱阶级。从1968年至2008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口收入增长500%，而一个普通中产阶级的美国公民收入只增长了25%。如此巨大的收入增长差异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其中，教育机关，作为社会最重要的social institution之一，正在起到拉大这一差距的重要推手。St Paul高中，作为美国东北部精英教育的一个缩影，能映射出美国精英阶层近四十年来的三大重要转变：从entitlement到priviledge，从exclusive到inclusive，从cultural snob到cultural omnivore。
先说从entitlement到priviledge的转变：过去的美国精英喜欢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深厚的家庭底蕴、丰富的社会人脉，和独特的文化品味，并以此来炫耀自己的特权和财富。他们就像法国、英国的贵族，一个姓氏就能让他们继承上亿财产，享受荣华富贵。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这就是所谓的Capital income，资本收入。特权阶级的收入并不来自于工作，而是来自于对资本的占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的美国精英收入往往来自于劳动工资，这一转变使得可以他们名正言顺的强调是自己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工作能力，技能水平将自己送上今天所拥有的社会地位，我们的成功不再依靠所谓的“世袭”。这一重要的叙述转变，反应出的是精英阶层在深层次观念上的转变：从过去的social inheritance(社会继承)到今天的individual capacity(个人努力)，今天的精英权贵通过对“阶层”这一概念的“个人化”，不但直接地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个人努力，同时间接地隐射：他人的“不成功”是他们能力的不足，技能的不足。比如，St Paul的学生经常说自己通过个人的努力，进入了这所学校，并不只是因为我的父母有钱。若是站在社会学角度，这一逻辑就显得过于简单，因为它完全忽略了社会学中所最为强调的structural component-社会架构因素。比如你的成功真的只来自你个人努力吗?那些不成功的人与你相比，出生是否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平等?生长的环境是否平等?身边的朋友圈又是否一致?从社会影响看，这种rhetoric对社会的启示无疑是十分负面的：一来，它将“成功”的定义与金钱的衡量划上等号，忽略了人类实现潜能，关注平等，解决贫困，重视可持续发展等其他重要使命;二来，由于找到了对个人“成功”的全新注解，精英们在向社会释放这样的讯息：你们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今天到不了社会的金字塔顶尖，原因出在你们自己身上。这一讯息深化了所谓的“undeserving poor”-穷人活该-这一荒诞思想，将“个人”这一概念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挡箭牌，而将贫困留给处在贫困中的人自己解决。长此以往，社会的不平等自然不断深化。
其次，从exclusive到inclusive的转变：美国历史上，1870年被看作是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比如，美国的第一城市纽约，随着洛克菲勒，Carnegies等新一代富豪的崛起和财富累积，高楼大厦在曼哈顿平地而起，各种名贵商铺也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大批的移民将纽约视作实现美国梦的最佳机会，从Ellis岛屿，从郊区，从美国各地涌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这批移民的到来让纽约客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于是纽约的精英们在上城东区(upper east side)开始了第一次阶层划分，通过设立教育机构(常青藤学校，寄宿学校)，文化机构(歌剧院，戏剧院)，将自己与普通老百姓划分开来，从而形成了美国的第一个“上流社会”。伴随着阶层的诞生，文化，作为一个社会practice，也一同参与到了对阶层的定义中。文化，破天荒的被分化为high brow culture(高雅文化)和low brow culture(低俗文化)，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是在1872年建成，它作为高雅文化的象征，将当时代表低俗文化的“照片”等其他艺术一一拒之门外。这一阶层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潜移默化的植入了一种“文化敏感”(cultural sensitivity)，并通过社会各种机构的运作，这种敏感被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复制，逐渐在社会形成一股再也无法消除的“社会风气”。
在今天的美国，尽管这种排斥、歧视虽然依旧存在，比如新英格兰区仍被广泛视作精英主义的示范，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美国民权运动过后近40年，inclusion-包容，这一观念开始被更多人所重视和接受。比如，到了1970年，美国的民主党派发现再也无法用种族歧视或纳粹思想来标榜自己的意识形态，转而将矛头指向道德，开始了Christian New Right(新右派)的统治。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则体现在教育机关的招生，常青藤名校，文理学院等逐渐开始把“包容”和“多样”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挂起，大量招收有色人种，国际学生，以此体现自己的先进性和时代性，比如St Paul在过去40年间，黑人学生的比例就增长了近22%。Khan指出，这种从排斥到包容的转变，实际上是政治气候的转变，并不是精英阶层自身的修正，高等教育自身尚未意识到，它传播知识培养技能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它在机械的制造社会精英，并用文凭，这一被社会普遍认可的物品，来为今后这些“精英”踏上工作岗位后能获得比普通人高的收入做出所谓“合理”的解释(例如：这些毕业生之所以社会地位高，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精英学校的精英教育)。更重要的是，即使今天的这些高等学府有了所谓的多元性，不可忽略的现实是这种diversity是处在真空的状态的，空有种族多样性，其他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多样性则被模糊化。比如，Wesleyan以自由的政治文化著称，学生普遍左倾，他们对保守一派的政治观点通通静音或者加以嘲笑，这种政治多样性的缺乏可以体现在去年Antonin Scalia，美国著名保守派法官，来我校演讲时学生群体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学生抗议学校邀请这样一位与Wesleyan文化完全相左的社会名人来校演讲。另一方面，即使许多高校响应Affirmative Action，逐渐拥有了racial diversity，那class diversity呢?在动辄学费数百万人民币一年的美国高校，超过一半的学生是自费就读，数据显示即使在Need Blind的政策保护下，来自年收入高于250,000美金家庭的学生的比例仍在逐年上升，这一奇怪的现象反应出的是美国高校表面搞多样化，实际在走精英主义，不断的为社会输出原本家庭背景就已经十分卓越的毕业生。社会学上，把这种现象成为“institutionalized elitism”，机构化的精英主义。
最后，从cultural snob到cultural omnivore的转变：几十年前的美国，法式大餐，古典音乐，名牌首饰被视作是精英们所独有的“文化”消费，可如今，许多美国精英不再单纯的听肖邦、巴赫，他们也听流行、摇滚、蓝调、嘻哈;他们不再只吃最昂贵的法式菜肴，相反，一家别人不知道的正宗四川餐馆，或者新开的古巴餐厅，或者街边的埃塞俄比亚小吃，逐渐开始成为新的文化消费品;他们可能不再只买奢侈品，而喜欢搜集一些非洲的象牙，苗族的手工项链，北欧小镇特有的瓷器等。如今，最有钱的美国人，恰恰是最能接受不同文化的美国人，他们标榜自己open minded，擅于接受、尝试新鲜食物，有许多cultural knowledge。例如，St Paul的学生很少听古典音乐，有的会听黑人嘻哈，有的则喜欢乡村音乐，但不是Taylor Swift的那种假乡村，而必须是Johnny Cash这样的“地道”乡村。Pierre Bourdieu，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早在1950年就曾探讨过三种不同的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所谓的“擅于接受新鲜事物”，实则反应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一个人的文化资本越高，就越受社会上的人的尊敬。只是，很多人在内化这一观念的同时，却忘记了思考：一个人的“文化资本”究竟从何而来?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没有一个培养精英的学校，没有一个塑造精英的家庭，没有埃塞俄比亚人、古巴人、四川人、福建人辛苦移民到美国这个国家努力实现所谓的“美国梦”，这些文化资本就会荡然无存，所谓的受到社会尊重，也一样会不复存在。所以，今天的“文化杂食”现象，或者追寻少数民族文化中所谓的“authenticity”(地道性)，都是过去精英文化的一种延续，只是Cultural Manifestation-文化展示-的一种新的形式，其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让特权阶层永远保留特权，永远站在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引领社会潮流。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美国的精英阶层虽然已经摆脱了对过去“世袭”、“家庭”、“资本”这些语言的使用，也逐渐走出了单纯欣赏高雅艺术、品味高雅文化的生活方式，高等教育学府也在政治气候的变化过程中，敞开胸怀的开始接受平等、包容、多样性等普世价值观，但美国的两极分化依旧触目惊心，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Khan将这组奇怪的矛盾归咎于一个社会学中常用的概念：strcuture，结构。但凡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变，社会阶层的流动不畅，例如，如果过去的精英在40年后还是社会精英，并不断地掌控社会更大比例的财富和话语权，那一个社会的阶层和文化自然也难以破除魔障，或有资本期待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这恐怕就是St Paul这一致力于培养年轻“精英”的学校所带给社会的启示。
吴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清华园紫荆公寓14#楼101B室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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