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这种调整是适应后金融危机时期新特点、亚太地区形势新发展和美国整体战略新转变做出的。这一调整尽管没有改变美国主导地区事务、实现与维护自身利益、制衡中国的基本战略意图，但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的“再平衡”战略凸显了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目的性，并在诸多领域进行了意识形态输出内容与手段的变革。新变化的特点及其对亚太地区形势发展的影响，值得关注。
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调整
奥巴马第一任期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发展与积极推行的时期。2009年上任伊始，面对小布什政府留下的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奥巴马执政团队基于“巧实力”的理念加快了外交战略的调整，执政团队成员多次到亚太国家访问，高度重视亚太国家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返亚太的步伐明显加快。2011年11月，奥巴马在堪培拉对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是个太平洋强国，我们会长期留在这里”，承诺美国将在亚太发挥“更大而且长期的作用，包括充当和平、经济自由和人权的护卫者”。虽然奥巴马并没有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这一概念，但因为“该演讲是对美国亚太政策的明确阐述，是呼唤自由的号角，也是在涉及亚太时美国‘倾囊下注’的另一个例子”。¨因而，被认为是“公开宣布了再平衡战略”。同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期刊上发表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高调宣称美国将重返亚太，并对美国亚太新战略的内容进行了相对系统和完整的阐述：“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包含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政治上开展‘前沿部署性外交’、‘多边外交’、‘价值观外交’等;军事上‘巩固老朋友，寻找新伙伴’;经济上欲主导《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建设，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了《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的演讲，第一次公开使用了亚太“再平衡”这一概念，重点阐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的新军事战略。
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对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然而，这一战略从论述到推行都充满了矛盾与问题。首先，美国亚太战略表述的多变性。奥巴马政府关于亚太战略出现过“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战略转向”和“亚太再平衡”等不同的表述，表明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极为重视亚太地区，同时又未能对其亚太战略做出准确清晰的说明。其次，在以强势的希拉里国务卿为代表的行政团队的推动下，亚太“再平衡”战略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造成了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其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也引起了中国的疑虑与担忧。再次，“再平衡”战略推行中过度强调安全与经济，表现为军事上军力布置调整动作明显，经济上强力推动排除中国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
鉴于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执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内容表述上加以完善，在推行策略上进行调整与修正。国务卿克里在东京发表的关于21世纪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讲话，表明了美国继续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决心。他说：“让我明确地说：奥巴马总统承诺重新平衡我们在亚洲的利益和投资，这是一项明智的战略性承诺。我对你们的承诺是，作为一个重视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太平洋国家，我们将继续加强我们在这里的积极和持久的参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美国的未来在亚洲》的讲话中概括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最终，美国的目的是在亚洲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安全环境，一个开放和透明的经济环境，一个尊重所有人普世权利和自由的公允的政治环境。实现这样的未来将必须是连续几届政府持久的努力。在近期内，奥巴马总统将继续在四个关键领域为持久的进步奠定关键的基础——加强安全、扩大繁荣、增进民主价值观以及促进人类尊严”。针对“再平衡”战略执行中存在地偏重于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副助理国务卿贝尔强调了“民主”和“人权”对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性。他说：“政治进步的作用——尤其是推进人权和民主的作用——较少成为涉及转折战略的公众舆论中的话题。因此，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让我们有机会来思考一些重要问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专门增添的一项内容，‘再平衡’是否也将人权和民主进步作为一个目标?人权和民主治理的进步或不足是否会影响作为更广泛的‘再平衡’初衷的各种目标的实现?当然，这两个问题互为相关，而且问题的答案都是明确肯定的。”2这些都表明奥巴马第二任期中，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要继续坚持，而且要在强调均衡的基础上，在“民主”、“人权”的旗号下继续推进。
二、奥巴马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意识形态输出
奥巴马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更加强调意识形态输出在“再平衡”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意识形态输出的内容和对象更加明确，推进意识形态输出的载体与手段更加多样。
(一)意识形态输出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词汇中，意识形态的概念更多地是以“价值观”的面貌出现的。前任国务卿希拉里把“价值观外交”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定义为“非凡的意义”。希拉里秉承美国一贯坚持的民主和人权是美国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基础的理念，并具体地移植到美国亚太战略当中，认为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将有助于从内部保持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5代理助理国务卿约瑟夫•云在参议院外委会的发言中，强调“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问题是维系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根本问题，指出“尽管再平衡反映了美国政府重视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参与，但维系我们整个战略的却是我们对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大力支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开展的意识形态输出或者说“价值观外交”是维系美国同亚太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美国企图影响亚太地区国家价值观取向，构建自己主导的地区规则与制度安排的重要前提。正如克里在东京的讲话所指出：“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全球伙伴关系，拥有强大的双边安全联盟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的共同方针”。“我今天恭敬地向你们所说的这些共同价值观，应该成为一个由明确规则指导的新的合作时代的基础。我们的太平洋梦( Pacific Dream)是要将我们最为强大的价值观转变为前所未有的安全、经济和社会合作”。因此可以看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意识形态输出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三点：维系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影响地区新兴国家、对中国进行渗透以影响中国未来走向。
(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意识形态输出的基本内容
价值观外交作为维系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根基，从根本上讲是为实现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服务的，其基本内容就是推广“民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具体看则主要集中在政治民主与自由问题以及包含宗教、少数民族、网络自由等在内的人权问题。
推进政治民主与自由是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第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指出：“在这个新世纪初期，我们必须帮助巩固和扩大亚洲各地的民主，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充分参与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美国依据这一理念在亚太地区推进政治民主与自由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就是通过施加影响成功地促使缅甸转向民主政治，通过经济制裁和政治施压迫使缅甸军政府实行大选，昂山素季重返该国政治舞台。对缅甸民主政治未来的发展美国也寄予厚望，“如能继续取得进展，到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结束时，我们希望已经帮助缅甸重新确立起区域领导者的地位，并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民主国家”。同时，美国更希望能将缅甸的“成功案例”复制到其他国家，在更广阔的亚太地区推广民主价值观与实践。克里说：“流血和打仗不是唯一的变革催化剂。其他国家可以选择复制邻国的转型。他们可以非常和平地完成转型、鼓舞世界并加入到我们正在为未来建设的太平洋社区中来。”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支持从柬埔寨到斐济的那些正在努力让民主之门敞开得更大一点的人士。我们将继续帮助各国加强体制建设，以维护公正和法治，并满足各国人民的基本需求。”
维护和增进人权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意识形态输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人权问题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正如赖斯所言：“这是我国历史和我们的价值观使然，但也与我们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们对民主和人权的承诺绝对增强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对我国安全最大的威胁往往来自人权纪录最差的国家。”美国对亚太地区人权问题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宗教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互联网自由问题等几个方面。在宗教问题上，克里认为，“宗教自由是美国人的一项核心价值，是它帮助创建了我们的国家。……但宗教自由并非美国人的发明，这是一项普世价值。……促进国际宗教自由是奥巴马总统也是我身为国务卿的首要任务。我将确保，并将一直确保，宗教自由始终是我们全球外交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互联网问题上，美国将互联自由和安全问题提升到了“人权”的高度，副国务卿霍马茨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坚决支持对言论自由的尊重，包括因特网言论自由。……但我们认为，言论自由并非只是美国人民的权利。言论自由是一项普遍的人权，杰斐逊所描述的理由恰恰表明了这点。而且，这项权利与在实体世界中一样，适用于虚拟世界。”副助理国务卿贝尔表示，“我们必须继续证明，人权在网上网下同样适用”。
美国认为亚太地区的人权状况依然有待改进，因为“这一地区也包括普遍人权尚未得到保护的亿万人民;包括操纵不规则的选举和压制言论表达以便继续掌权的强权者;包括明显没有‘法治’的地方和虐待宗教及少数族裔成员却不受惩罚的地方;包括将因特网视为需要管控的新威胁，而不是言论自由的平台与机会的政府。”!对中国等国家的民族、宗教、网络自由等问题，美国进行直接的指责和批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2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就指责中国“继续对维吾尔族和藏族人实行压制性政策——包括对言论、宗教、集会和迁徙自由实行官方限制。这两个群体的成员极难获得护照，从而实际限制了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出国旅行。此外，政府对电话和因特网通信的监控和干扰在西藏和维吾尔族地区尤为普遍。在有重大事件时，例如，外国官员来访、敏感的周年纪念日以及11月召开中共十八大前夕，对人权的践踏进一步加重。”这显然是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以达到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目的。
(三)美国在亚太推行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载体与手段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意识形态输出是通过不同载体、借助多种手段来实现的，其载体与操作手段包括：美国政府机构的直接推动、通过美国主导的政府间组织开展活动、资助相关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借助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项目、围绕互联网自由开展工作、必要时公开直接地向有关国家政府施压。国务院及其驻外使领馆是美国推行意识形态输出的主力部门。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更加突出“民主”与“人权”的价值观外交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新设立了新任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的副国务卿，协调并整合了八个职能局和职能办公室的活动和项目。同时，国务院还加强了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等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合作，共同推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外交。克里在谈到美国外交政策是公开表示：“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有益工作，并不是仅靠美元的价值来衡量，而是还要用我们最深层的价值观来衡量”。“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勇敢的雇员们——还有保护我们在海外工作的文职人员的外交安保人员——他们工作在地球上一些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充分认识到，与我们有着对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共同承诺的国家，同我们有着更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民主共同体”、“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计划”等政府间合作组织与机制加强对亚太地区进行“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输出。在美国主导下，2013年5月在蒙古召开了“民主共同体”部长级会议，决定将民主共同体转变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及加强公民社会的创新和行动平台，同时启动了“亚洲民主网络”行动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指出：“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努力，将汇聚整个亚太地区的民主活动家和决策人士。亚太地区各个民主体的外交部部长在部长级会议间隙举行了他们有史以来的首次会议，并开创了一项定期与公民社会协商的计划”。
重视“公民社会组织”等非政府机构在意识形态输出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公民社会组织是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国内——推动加强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主要动力，但在其努力中遭遇重重困难”。“美国还把与公民社会的外展联络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国务院的‘与公民社会的战略对话’已经在世界各地40多个美国外交使团成立了公民社会工作组”。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方式主要包括：
一是制定和开展各种文化教育交流项目。如支持东盟成员国学者赴美交流的“美国一东盟富布赖特计划”、赞助东盟成员国高中学生和教育工到美国进行交流的“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10万人留学中国计划基金会”等。克里对富布赖特计划的评价是：“在过去20年里，1 000名越南留学生和学者通过富布赖特计划到美国求学及讲学，其中包括越南外交部部长——前几天我刚跟他交谈过——请相信我，当年的交流使他对美国产生了感情”。
二是为“公民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资金帮助。“美国在40多个国家为跟踪、监测限制公民社会工作的立法的项目提供资助，并且新近承诺拨款350万美元以扩大并长期开展此项工作”。“通过‘生命线：支持处境危急的公民社会组织援助基金’在公民团体受到威胁时提供紧急金融援助。自2011年创立以来，‘生命线’已在64个国家帮助了218个公民社会组织。美国将在今后5年内提供500万美元加强这项行动”“美国国务院牵头建立了生命线伙伴关系( Lifeline Partnership)，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紧急援助。我们正在直接与非政府(NGO)组织界的所有各方联系，以了解我们可以如何提供最佳支持并为你们在世界各地的姊妹组织提供培训”。9 三是极力倡导网络自由。美国国务院在《2012年度人权报告》中极力强调了网络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受限制的媒体报道——包括所有新兴形式媒体——对民主社会的运作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功能”。“在奥巴马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已把保护因特网自由作为向公民社会提供支持的核心部分。例如，美国支持“数码卫士伙伴关系( Digital Defenders Partnership)”，该伙伴关系向在网上讨论民主和人权问题并因此遭到骚扰、恐吓或逮捕的活动人士、博客、公民记者和普通公民提供紧急援助，并已投入1 400多万美元，用于加强公民社会要求制定法律和政策为不受限制地上网提供便利的能力。
四是直接谴责有关国家并施加压力。当其他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或者美国认为某一国家的行为破坏了所谓民主与自由的普世价值观时，就直接对相关国家加以指责甚至是制裁，以期通过施压使相关国家发生符合美国要求的改变。这一点在赖斯的讲话中明白地表达出来：“不论到哪里，奥巴马总统都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重点指出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帮助各国认识到保护其人民的权利最终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运用我国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对违反人权者施加包括制裁在内的经济压力。我们发挥我国军事援助和其他形式的双边支持的杠杆作用，鼓励各国履行其国际承诺”。
三、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本质、特征与应对
(一)将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是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实质
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同其外交政策一样，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复合体，不论从理想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考察，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实质和追求的最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将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成为通行的“普世价值观”。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调整，日益重视经济、政治、安全领域战略协调推进的现实背景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意识形态输出将表现出灵活性、多样性与隐蔽性的特征。所谓灵活性，是指意识形态输出可以通过不同的行为主体来进行，有时以政府开展官方项目的面目出现，有时又以政府间或半政府间组织的形式出现，也可以通过所谓“公民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方式进行。根据客观条件的不同和形势的需要，在三者间灵活切换和协调。所谓多样性，是指意识形态输出可以与不同问题相结合，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既可以表现在传统的政治与经济领域，也可以表现在环境保护和网络自由领域。只要存在适合的条件和土壤，只要社会上存在着利益团体的差异，就可能成为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靶标。所谓隐蔽性，是指意识形态输出将会以比较温和、隐蔽和低调的方式推行。“从面向政府的‘人权’等价值观对话，转到平行推进面向当地社会‘深入基层’的互动”。“美国将会愈来愈注重以非对抗方式争取舆论和民意，在潜移默化中推动当地社会转变，继而形成对于政府的压力”。
(二)积极应对是抵制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必要选择
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外交攻势，根本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此，要把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纳入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之中，深化外交战略调整，变革外交理念和应对策略，把握对外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第一，紧紧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对外意识形态斗争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和对外关系大局中加以顶层设计和整体考量。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断加强的意识形态输出，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不能因为应对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需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深化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交往而忽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敌视，放松意识形态警惕;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抵御和防止西方意识形态输出对我国造成的巨大压力而轻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广泛交流和深度合作，脱离我国总体外交布局片面强调意识形态斗争。为此，在对外意识形态斗争中一定要做到胸中装着“两个大局”、“一个全局”。“两个大局”就是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内大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是国际大局，把对外意识形态斗争放到这两个大局中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统一行动，使意识形态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个全局”就是我国外交全局，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到总体外交中加以全面考量，使意识形态斗争为总体外交目标服务，推动我国对外关系的健康发展和整体推进，使意识形态斗争起到为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根本目的。
第二，推进外交战略变革，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寄希望于单纯的意识形态斗争或抵制西方国家的某种“断然行动”，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具有深厚而复杂的历史、人文、心理特点，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多种方式的工作，不是通过减少甚至断绝交往交流、拒敌于国门之外就能解决的。为此，在外交战略上中国要积极推动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非各领域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认识到不同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差异是客观现象，世界上从不存在唯一的、“普世”的单一意识形态模式，固守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僵化思维不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相反，通过交流合作增进共识，才能有效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实现共同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外交，宣讲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第三，保持思想上高度警惕，实际工作中不畏惧、不回避。要保持头脑清醒和高度警惕，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一方面，继续通过中美人权对话等相关对话与交流机制，增进沟通与了解，阐明我方立场，对人权、民主等领域的非议做出正面回应。另一方面，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场合，揭露西方国家以“人权”、“民主”为幌子推行意识形态输出的本质，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输出与干涉做出回击与反制。
第四，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注意到，美国近年来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力图通过价值观外交拉拢、控制中国周边国家，渲染中国威胁以干扰周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并在中国周边积极构筑基于“共同价值观”的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包围圈。做好周边国家的工作，维护我国周边地区的稳定，揭露美国构筑共同价值链条的实质，打破美国的意识形态包围和封锁，意义重大。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在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同时，密切与周边国家的人文联系，尤其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引通过倡导“亲、诚、惠、容”四字理念和高层访问与民间交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与周边国家开展双边和区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建立战略互信。这是应对意识形态外交的基本要求。
第五，应对西方意识形态输出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当前我们要处理好如下突出问题：一是坚持对外开放与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关系，即在为实现持续稳定发展、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而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切实坚持原则、把握尺度，树立自信，主动应对意识形态输出。二是做好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媒体加强监管与治理，积极整合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资源，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牢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三是正确处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领域的正常交往与意识形态矛盾的关系，以积极主动的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化解意识形态斗争的负面作用。四是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做到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输出加以有效抵制，又避免因此影响两国整体关系。就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而言，在推进周边国家同中国一道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摆脱外来意识形态输出的同时，努力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妥善处理有关国家与中国存在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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