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的“新帝国主义”
纽约的地铁隧道里贴了不少反战标语———“阻止布什!”和“不要用血换石油!”
在三四月时较为流行。随着战事的胜利告终，匆匆忙忙的纽约人开始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墙上的《黑客帝国2》及其他好莱坞巨片的广告上。但伊拉克之战时而还有遗恨———“美国=邪恶帝国”这样的标语也在最近出现在墙上，似乎要公开和一些宣扬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人唱反调。
“帝国主义”一词，出自古罗马的帝制时代，那些在罗马军团的武力征服下、以罗马法为基础建制而成的统治领域被称为“皇帝国家”，而那些以组织、维持并强化这种往往包括多种异民族异疆域的“皇帝国家”为目的的国家活动，当时被概称为“帝国主义”。但这一古代政治用语，到了1870年代后期，当英国逐渐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变成了以武力为后盾的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名词。
在今天，“帝国主义”一词往往被拿来表达强烈的谴责和愤慨。但在带有这些感情色彩的同时，“帝国主义”也蕴藏了用词人的畏惧。毕竟，人类历史上的帝国——从古罗马到英格兰，从日本到奥斯曼——都制造了无法言喻的惨剧和反人道主义。文明的进步难道不该最终彻底淘汰帝国这种建立在领土扩张和资源掠夺基础上的集权形式?
美国的强大在20世纪初期就已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但国家力量的雄厚并不自然诱发帝国主义——中国唐代时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胜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但它未明显制定过长远的殖民异族的计划。
美国从建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一直遵循着“与世无干”的原则(门罗主义可算是例外，但美洲大陆毕竟还算是美国的家门口;相比之下，大英帝国的触手可是真正遍及全球)。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和以维和为目的进行武装干涉，同时鼓励私营企业向外大量投资并出口大众文化，这些在总体上都被视为稳定世界秩序的良性行为。
但是9·11以后的美国突然在对外政策上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在竞选时保证避免出兵到索马里之类“热点地区”的布什开始公开、积极、系统的备战起来。在克林顿时期被忌如恶疾的“海外建国”(nation-building，在美国本土之外为当地建立政权)的任务现今成为了美国人义不容辞的事业，而且这样耗资耗时的重工程布什一下就挑了两个来干(阿富汗、伊拉克)。
美国的媒体从去年底就开始对自己国家用强硬的军事手段改变世界格局的决心加以报道和评论;借助媒体的喉舌，知识分子圈也开始建构起众多理论框架来解释美国的新战略，并提出各种新政策以便美国顺利进入自己在世界上的新角色。
其中，一部分美国学者和政策人士开始构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他们认为，美国已经是一个帝国，是现代罗马，这并不是美国情愿的，而是由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决定的;美国应该当仁不让承担帝国的责任，不过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新帝国主义是“仁慈和公正的”。
但是，这个“新帝国”的出兵、更权二重奏和旧帝国的征服与殖民究竟有何两样?“预防性战争”是美国必须采取的吗?
2.伊拉克战争：一个新的开始
即使是从我们现还短浅的眼光看来，伊拉克之战已可算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
这是自18世纪民主运动兴起和20世纪民主国家大批建立以来，第一次由一个宪法统治的政权在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的情况下对外国宣战，并以彻底更换其政府性质和结构为最终目的。如果说美国在2001年10月展开的阿富汗之战获得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赞同和支持，因为塔利班公开庇护拉登，而拉登首先偷袭了美国，对萨达姆的先发制人则让世界大多国家先是困惑不解，继而忧心忡忡：美国是不是像一头愤怒的猛兽一样失去了理智?反恐怖主义的战斗如果这样独来独往的进行下去还有完没完?
布什在外交上未能与各国达成一致，于是最后绕过了安理会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海湾开战。不管这样做如何激怒了一心想用欧盟来与其相抗衡的希拉克，无法辩驳的事实是美国的强大使它在外交孤立的情况下也可以完全自由行动并实现自己的军事愿望。
整个伊拉克之战在一年时间里酝酿和预备，从3月20日的导弹突袭到地面部队高速移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共历时19天。
让人佩服的是这种迅猛的作战方式在土耳其未准许美英联军从伊北面切入的情况下依旧如此成功。
但在武装冲突以压倒性的优势成功的同时，美国自越战以来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失去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伊拉克之战使美国这个“特超级大国”(hyperpower)正式晋升为具有威慑力的“帝国”。前面已经说过，单单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强大并不直接构成帝国主义，但美国今天除了在海外驻兵、干涉和影响经济文化以外，已经正式开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设符合自己心目中蓝图的政府机构。至少现在世界上多数在中东的“恶棍国家”(roguecountries)都对美国产生了无比的恐惧。
3.帝国的过度延伸
美国在世界上扩张当然并不是2003年伊拉克之战才开始的事。在布什5月初于林肯号的甲板上宣布美国将“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打击恐怖主义”以前，有肯尼迪在1961年告诉众人他将“承担任何重任，付出任何代价”以取得冷战胜利。
不单是政客对美国往外看的使命直言不讳。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1980年代就著有《大国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
theGreatPowers，1988)，其中描述了里根政府对苏联的政策并将其坦然称之为帝国主义。但肯尼迪教授担心美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是在重蹈世界历史上帝国命运的覆辙。他说帝国这种集权形式因为以向外投射力量为目的或手段最终总是导致所谓的“过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因为过多对外扩张的后果，必将使得对附属地在经济和军事上承担的责任逐渐变得不可负担。大英帝国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它在鼎盛时期占领了全球1/5的疆域，但很快就开始无力顾及德国等迅速崛起的对手。而美国现在的全球战略，将有可能导致同样的危机。
在国会去年增加国防预算以前，美国的军费开支已经是它在北约的所有盟友军费开支总和的一倍以上。今年2月通过的2004年的美国国防预算是380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150亿。今后10年内此预算还会每年在原有基础上增长4至5个百分点。
除富可敌国的国防预算以外，美国在世界上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700多个军事基地。这些基地中大型的耗资15亿美元建成，内驻万人规模的大兵和后勤人员。这些基地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从地理环境到周围兴旺蓬勃的色情行业都是美国军事力量扎根后的产物。
正因为美国现在具备了特超级军事力量，美国的学术界已将帝国主义看成是既成事实，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巴舍维奇(AndrewBacevich)不久前写了题为《美国帝国：美国外交的现实和后果》(AmericanEmpire：TheRealitiesandconsequencesintheUSdiplomacy)一书。4月20日他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社论，题为《我们有实力，现在问题是如何使用它》。
巴舍维奇教授说，否认美国是帝国于事无济。现在重要的是，研究如何避免“过度延伸”的危险并积极在国内取得百姓对新全球战略的支持。他认为，美国的独大能像古罗马帝国下的和平环境一样带来一个用武力保护世界的新纪元。在社论中，他还勾画了适应帝国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教育的政府改革蓝图。
相对来说，在学术界和民间更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则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任约瑟夫·奈(JosephNye)的“三维棋谱”论(3DChessBoard)。他认为美国的实力与世
界列强在“国际象棋”般的竞争中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军事，美国有独挡群雄无可争辩的帝国级实力;在第二层——经济——层面上，美国需要注意欧盟和日本的挑战;第三层是文化和精神，约瑟夫·奈认为这个层面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softpower)。而美国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单有导弹和美元只能硬来，其结果是造成世界对你的恐惧和嫉恨。现在重要的是学会用软实力来赢得其他国家的头脑和心灵。
据此，约瑟夫·奈发表题为《美国不适合当帝国》的评论文章，强调“帝国”暗示了华盛顿的控制权，而这种控制权是不现实的，而且增强了引导美国走向单边主义的巨大诱惑力。
4.美国外交的历史悖论
在肯尼迪教授近期重回论坛，流露出对美国“过度延伸二代”的忧虑以前，他的理论曾被笑为时代的弃儿。因为等到1980年代结束的时候，倒下去的不是在世界上各地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而是苏联。美国不断加大军事预备、向外增兵，这些咄咄逼人的手段突然被看作是拖垮苏联已经疲惫不堪的经济的一步好棋。冷战的终结似乎宣告了苏联意识形态帝国的灭亡，而美国的“文化和经济帝国”传播企业管理的知识，开辟全球化的自由市场，建立国际性的金融机制，这些都被视为保障世界和平繁盛的重要因素。
这些因素现在都依然存在。但9·11由于在短期看来具有如此的震撼力(当然它的震撼力在10年20年后肯定还是有的，但我们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会否发生比其对人类历史更重要的事件)，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美国军事上的大张旗鼓所夺去。但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长一些，美国的对外史呈现出以下这些现象：
首先，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里，美国几乎像中国一样就算是具备了称霸全球的实力，也很少表现出称霸全球的野心。我在斯坦福大学上美国史的第一堂课时，教授大卫·肯尼迪(DavidKennedy，和保罗、约翰无亲戚关系)的第一句话是，要理解美国首先必须理解美国如何建国。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国父”们很清楚的表示要在新大陆建立一
个与世隔绝的“山丘小城”，和他们所逃离的欧陆纷争毫不相干。华盛顿在总统卸任演说中提及了永远不要“与世界纠葛”的遗愿。
美国历史上一直都会出现民族主义的强势人物，诸如19世纪的门罗和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但美国的宪法正是为遏制这种向外扩张的冲动所写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将政府像美国的那样分割成一块块独立的单位，每块都有权力来互相制约以保证自己的运作。世界上也很少有国家把国内法定位在国际法以上，以至于威尔逊总统在海外签完国联的协约回来后被国会一枪击落变成一纸空文。美国政府傲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只不过是对海外利益不感兴趣。
当然必须记住的是以上提到的仅涉及政府的军事、外交政策。美国与海外的经济交换———不管是官方和民间———都在两百年里几乎未长时间的中断过。美国的孤立主义不排除资本、商品和服务的流动。
正因为如此，美国人民也许永远无法接受“帝国”这个帽子。这和美国人的自我意识是如此的反差，这也就是纽约街头巷尾前段时间满是愤怒的标语和口号的原因。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宪法再次展现出其遏制帝国冲动的优越性。美国人民三番五次的将做出危险举动的总统选下台，近期的例子有越战时的林登·约翰逊和伊朗人质事件后的杰米·卡特。
但让人诧异的是二战以来，美国以空前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展开了在几乎是全球各地的纠葛之中。这是不是和它的建国初旨造成了悖论呢?另外，美国要这样到各处去插一手的话，早在1910年它的综合实力超过大英帝国时就可实现这个愿望。为什么要等上40年时间?
5.“不情愿的帝国”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欧洲各列强实力无法达到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一战的延续，这其中有意识形态斗争和全球经济动荡等独特因素(亚洲战场更使其与一战迥然不同)，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同意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残忍程度的加剧主要都与独裁政权(totalitarianism)和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相关。
换言之，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教训是动荡的世界需要摆脱独裁和孤立的阴影。美国在1950年时在全球舞台上的相对实力和现在基本一致。经过了一战的出兵和退兵，美
国最后开始认识到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观。或许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编比尔·埃莫特(BillEmmott)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20：21视界》(20：21Vision)中，把今日的美国称为“不情愿的帝国”。
他认为美国的扩张是出于一种无奈的责任感。世界需要秩序，而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的理念虽然不一定是消解独裁和孤立的最佳手段，但在二战后的50年时间里，这些思想的散播加上海外美军的存在确实给西欧所有国家，亚洲大多国家和拉美部分国家建构了外部条件，帮助它们获取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
埃莫特认为，世界今天的和平以及文明的发展，与二战以后美国领导建立的国际性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贸易组织)休戚相关。这些组织所遵循的原则是“集体决策”(collectivedecision-making)，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受某一两个国家的摆布(当然，这机制也有局限，如安理会的否决权就给了大国庞大的影响力——但大国承担的义务也比小国大得多)。美国这样向世界移交自己特权的后果之一是“培育”了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经济竞争对手。两国在二战以后埋在废墟之中，若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在美国领导下搭起来的保护伞，德国在1950年代就会被苏联吞噬，日本更没有复苏的可能。
但美国真是这样无私、专利他人的吗?当然不是。这些都是美国维护自己利益的副产品。
6.帝国：半途而废
英国历史学家尼厄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是研究大英帝国的专家。他在4月27日的《纽约时报》周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题为《帝国退缩症》(TheEmpireSlinksBack)。
有鉴于电视画面上美国大兵把美国国旗挂到巴格达广场的萨达姆像上还不到一分钟就将其取了下来，弗格森教授说美国缺乏持久力的弊病让人担忧。
布什和内阁官员都曾表示过美国一旦在伊拉克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就会马上撤退，把伊拉克交还给伊拉克人民。但从现在看来，美国政府所谈论的“临时政府”只有3年期限。弗格森则认为，在巴格达建一个民主政权至少需要50年。
可以拿来和美帝国比较的对象是大英帝国。英国在一战中击败奥斯曼帝国后接管了伊拉克，在那儿统治了12年。1932年后，英国仍以间接的方式向巴格达施加影响，直到1958年的革命推翻了亲英的法赛二世(FaisalII)。
弗格森教授并不否认大英帝国在伊拉克干了种种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不人道行为。他认为，文明的进步会逐步淘汰帝国主义过去的掠夺、剥削和屠杀。至少美国在本国人民和全球的关注下没有可能在伊拉克如此行事。但是美国，和大英帝国一样，也不可能干任何一件对自己完全无利的事。
在弗格森教授看来，美国和大英帝国巅峰时期的重要区别是美国人出来平定天下后很快又会回到他们的山丘小城去;而大英帝国的诸“建国者”(nation-builders，除士兵以外包括传教士、老师、公务员、律师、资本家等等)却留在海外的殖民地，传播文化并建构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民主机制。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国从外净收人才，与大英帝国向外出口本国人才造成反差。而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中只有极少部分有志于在海外“散播文明”(civilizingmission)——大英帝国公民当时引以为豪的事业。
弗格森教授的文章引用了大量的数字来证明当代美国人如何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安逸生活，投入海外的建设民主工程中去。
他以大英帝国对世界文明的进程贡献为对比，来批评美国在从事“帝国事业”以来的半途而废。
但弗格森教授所忽略的是，当今科技的发展使得文明的散播可以远程的进行。美国人足不出户就能移动资本、商品和好莱坞电影将其送到世界各地，传达自己的理念。实际上，美国在文化上对全球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大英帝国——想想说英语的人现在有多少?
最终，弗格森教授的看法还是建立在强者的立场上——他在文中也承认，自己是“新帝国主义者”。他无法顾及的是，殖民地人民在所谓的“文明进程”中的艰辛与困苦。
历史上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标志了殖民主义的瓦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在将来也很有可能遇到相类似的挑战，毕竟，大英帝国的没落还只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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