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乔治•兰比 著 尹昕 摘译
参与民主制是古巴能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础。古巴哈瓦那大学客座教授和首席讲师乔治•兰比(George Lambie)在《21世纪的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介绍了上世纪60年代古巴各级、各领域群众组织和民主参与制的发展，指出广泛和高效的基层参与不但是民众和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也在古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后又经过产糖大跃进失败的反思与改革，最终形成了70年代更为体制化的人民政权制。本文为该书的节选编译。
实现人民高效的政治参与是古巴民主政治的核心。经过上世纪60年代各种直接参与民主的试验到70年代人民政权制的建立，古巴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西方的民主理念，又不同于前苏联式的民主体制的道路。
一、60年代的群众组织与参与民主试验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古巴人民经常响应义务劳动的号召，但其动机可能更多地来自革命带来的利益、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以及领导人的声望，而不是来自于任何要创造社会主义变革的信念。人民和革命领导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是靠群众组织来加强的，如古巴工人联合会(CTC)、全国小农协会(ANAP)、古巴妇女联合会(FMC)、共青团(UJC)、大学生联合会(FEU)、保卫革命委员会(CDRs)以及后来的共产党。
除这些大型组织外，还有若干小型的职业性的和特定利益的协会，代表了社会的其他领域：经济学家、律师、新闻工，艺术家、作家以及一些其他群体。“这些协会和组织包含了古巴人民的几乎所有活动、兴趣和问题……与这些机构相关的事项的决策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Alarcón，1999:8)。在桑尼看来，这些群众组织是传达古巴参与文化的机制，是“全国性的、范围广泛的组织，提供了组织性和制度性的手段，扩大了代议制政府的架构，通过它们，市民社会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干预决策” (Saney，2004:66)。桑尼将这些组织看作是向上传达的手段，普通群众可以借此表达想法、问题、关注和利益并向上传达给决策者。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们是垂直向下的“传送带”(Aguirre，1998; Amaro，1996)。两种观点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它们是从不同的知识语境出发的。两种观点都是对的，但都只是在各自分析问题的思想框架内才是正确的。
保卫革命委员会是卡斯特罗于1960年9月建立的地方性群众组织(从早先创建的民兵组织的经历中获得启发)，负责在街道一级抵抗反革命势力和“内部敌对势力”(Fagen，1969:71)，并。这一组织的创立符合古巴革命不断向左、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在当时的氛围下，保卫革命委员会很快就超出了对抗反革命活动的作用，开始成为组织义务劳动的主要机构。并在促进群众参与、提高群众政治觉悟以及推进地方政权成为一股有效力量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保卫革命委员会对所有14岁以上的人开放，是包容的而不是封闭的，在一年之内就发展了80万成员。这种水平的民众参与形式制衡了垂直的集中控制，不仅为独立的基层活动提供了一个舞台，而且与更广泛的国家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阿吉雷认为(Aguirre，1998)，目前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地方一级与领导设置的革命目标保持一致，并且鼓励 “监视”和告发那些不服从的人。桑尼(Saney，2004)则从更积极的角度看到，保卫革命委员会涵盖了广泛的社会和社区功能，而且在街道一级的动员和组织特别有效。
从革命胜利到人民政权的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在城市取代了地方政府，起到了最重要的协调作用，而且提供了群众参与的最好机会。在分配基本物资和实施城市改革等方面，它也起到了类似自发的地方政府的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众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做。
群众参与(即便是有限的)和基于平等原则的物质改善，是革命吸引群众的基础。在建立大众的参与感方面，对革命领导人的信任也是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的演讲，他经常面对上万的群众就革命发展做出长篇的、有教育意义的讲话，包括承认错误和自我批评。当然，听众太多会给双向交流造成困难，但听众们通常都很满意，因为他会详尽地讨论普通人关心的问题。卡斯特罗和其他领导人也经常走访全国，视察项目和工地，同普通群众面对面开诚布公地交流。古巴群众与领导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直接民主”，或者从怀疑的角度来看，是某种形式的家长制。
另一个民众参与的重要范例是1961年的“扫盲运动”，这一运动不仅在教育层面上很成功，而且成功地为授课者和学生创造了一个政治发展的氛围。从本质上说，60年代的大众参与采取了集体运动的形式，实现了领袖提出的目标。有观察家称之为“命令式大众参与”(Petras，1973:289)，即积极的民众参与达到了“实现目标”而不是“设置目标”的水平。另一位观察家提出了一种“地方民主亚文化”的概念，即与大规模运动相反，古巴的民主实践主要是“小规模的运动，和一些涉及需要群众参与决策在邻里和工作场所发生的问题的机构与实践(如保卫革命委员会、人民法院等)”。这些被古巴领导人视为对培养“革命意识”不可或缺的运动和政策，令贝特兰和杜蒙特(1974)这样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观念的分析家特别恼火，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一套通过有效的经济计划就可以实现的系统。
二、产糖大跃进的失败和反思
在整个60年代，甚至在1967年格瓦拉被害后，集中计划，结合义务劳动与意识培养，主导了古巴的经济政策。1970年，主要是由于缺少进口重要的中间产品所需的硬通货，古巴人试图创造1000万吨的产糖纪录。这一目标是对依靠群众参与和义务劳动建立起来的生产系统的终极测试。如果成功，其创造出口收入的能力就有可能使古巴规划出一条独立发展的路线。然而，在当时，一些人厌倦了无休止的关于义务承担和自我牺牲的说教，结果导致越来越多的缺勤。在这场运动中，虽然古巴糖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850万吨，但仍未能达到官方设定的目标。然而，比物资短缺破坏更大的是大规模的经济混乱和怨声载道，因为劳动力和资源都被挪用到运动中了，而且通常被浪费掉了。卡斯特罗很快认识到了这场运动的失败和它所造成的问题，他在群众面前承担了计划失误的责任：“输掉这场战斗的只是我们——行政机构和革命领袖。”
1970年的产糖大跃进及其带来的后果，被许多分析家视作“古巴异端”招致的惩罚。罗卡(Roca，1976:65)分析称：“产糖大跃进的失败给出了明确的信号：必须放弃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主义，采取较为温和、正统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目标。” 杜蒙特(Dumont，1974)、哥亥(Ghai，1988)、梅萨-拉戈(Mesa-Lago，1981:11)和其他一些人同意罗卡的看法，认为60年代的失败是因为古巴“忽视了很多基本的经济原理”。对这些分析者而言，社会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应选择正确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正确的定价”; 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其他因素，包括人的行为等，都将走上正轨。这种观点否认和无视了参与和合作在建立社会主义和培养社会主义觉悟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地位。正如格瓦拉曾经说过的(1960:113)：“劳动将成为人最大的尊严，成为一种社会责任、一种乐趣，对这种最有创造性的活动不再有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那种老旧的心态：工作是件不得不干的苦差事。”
古巴60年代的一些举措确实是幼稚和错误的，但错误与成功一样，被大众分享和经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坚信革命和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这10年的政策导致了短缺和矛盾，这些问题通常被归咎于领导。但是，通过广泛的群众组织和参与，普通群众觉得革命有自己的一份，他们并没有感到这是一个从上至下强加的系统，而将其看作每个人都深度参与的转型过程，不管是好还是坏。有分析者认为60年代是浪漫的理想主义时期，违背经济规律的运行。但古巴经济学家罗德里格斯(Rodriguez，1988:101)提出了质疑：“由于对革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研究清楚，古巴问题专家们认为古巴的社会主义发展缺乏适当的经济基础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在考察民众参与和认同与古巴60年代的革命时，另一个通常被忽视的因素是古巴的国际地位。古巴经历了美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在美洲拥有空前的声望。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游击队尝试将古巴起义模式付诸现实。格瓦拉前往非洲和南美，推动遵循古巴路线的革命。正如我们所见，60年代曾经发生了1961年美国傀儡部队在猪湾的溃败，也发生过戏剧性的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1966年来自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齐聚哈瓦那召开亚非拉会议，谋求联合以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和变革。这挑战了苏联力图成为不发达国家的“天然领袖”的愿望，同时也直接违反了苏联对古巴领导人提出的告诫：放弃暴力，依靠政治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古巴的目标是把世界革命的轴线从毫无生气的冷战超级大国及其东西方阵营之间的斗争，转移到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南北斗争格局中来。从后一个视角来看，古巴从冷战的马前卒上升到了第三世界的领军者，这无疑是一个更有尊严的角色。
全世界许多左翼学者都把革命的古巴视为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新道路。这个曾经悲惨的小岛(为美国“娱乐行业”提供服务甚至比其自身的历史更为有名)，成为了60年代社会主义的超级明星。第三世界的激进分子从哈瓦那而不是莫斯科寻找着启示，发达国家参加1968年反政府游行的学生举起的是格瓦拉而不是列宁的旗帜。古巴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尊严和重要性，给古巴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起来，即使是最卑微的砍甘蔗工，也不仅仅为建立一个更平等的古巴社会，而且也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做出了贡献。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害对古巴的国际革命战略是一个沉重打击，卡斯特罗(1987)曾谴责玻利维亚共产党对格瓦拉的死要负部分责任，并且暗示苏联也有责任。
三、70年代新型参与民主的构建——人民政权
在上世纪60年代，民众参与的发动是无序的，也是国家统制式的。指导性的大规模经济参与并没有给个人提供表达自身主观想法的机会，由此导致了60年代民众指责中央计划者对地方情况反应迟钝，甚至无所察觉。到1970年的产糖跃进运动失败，民众和领导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需要重建民众参与的渠道。这些问题也促使卡斯特罗在1970年提出要寻找新的解决方式，这种新的方式就是扩大民众参与，引导民众力量。同年，全国的群众组织和工厂工人们召开了数千次会议，讨论如何改进民众参与和决策过程。成果之一就是在1976年成立了一种新型的地方政府——人民权力机关(OPP)，更广为人知的叫法是人民政权(PP)。紧接着是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包括工作流程的重构、法律机构的改革以及工会的复兴等等。这些变革改进了社会关系，扩大了工人代表制的范围，对古巴70年代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一个人民政权首创于1974年，到1976年扩大到古巴全岛。由一个选举代表组成的地方机构和一个行政部门组成。结构上，按照古巴的地理划分，分为15个省级人民政权，再细分为169个直辖市级政权，再往下就是城区级。国民大会是人民政权的最高级别，拥有立宪和立法权。
市级选举每隔两年半举行一次，由选举委员会组织。委员会通常包括来自保卫革命委员会和古巴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的代表，负责保障有序、公正的选举。候选人一般是选民们熟悉的人。各党派组织可以提名，但禁止竞选活动。候选人一般有四到七名，不会少于两名。经过无记名投票，获得超过半数选票的人成为市议会代表。代表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是本人日常工作之外的附加劳动，并且可以随时被撤换。这种非对立的选举方，与社会主义思潮中市民和政治社会不应分离的观点是一致的。古巴的选举率很高，一些城市的选举率即使在困难的90年代也高达80%，并且从未降到50%以下。
在市级选举两周后，市议会成立，并选举出执行委员会和参加省议会的市代表。市议会和省议会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则更为频繁，一般是，代表每周召开协商会，收集有关市民问题的意见，每半年召开城区会议反馈处理结果。参与这类会议的市民超过活跃人口的一半，意味着古巴的参与民主运行得很好。因为在这样的参与比率下，群众不仅能表达意见和接受反馈，在很多情况下，还能通过集体决定，用义务劳动去自行解决一些问题。
在古巴，国家管理了大约90%的经济活动，因此各级政府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方政府的责任范围大得多，包括经济生产和分配、公共服务、文化和教育等方方面面。越是接近广大群众的政府级别，责任范围越是宽泛。
古巴共产党对人民政权的影响是复杂的。按照法律，党不能直接参与代表选举，也不能直接干涉民主过程。但是它在古巴社会和政治的各层级都扮演了重要的统筹角色，因此它与人民政权的运行密切相关。越是社会政治结构的上层，党的影响力越大，特别是在国民大会。古巴党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重叠也非常明显，约75%的市级代表是党员，而省级和国家代表的党员比例接近100%。但并不能因此假设，党的立场会经常与群众的要求相抵触。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古巴更加致力于社会公平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在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党员也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特别是在苏联阵营解体后的危机时期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古巴共产党也有前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各种缺点，但是明显要少很多，而且在控制腐败和特权方面做得不错。另外，党在地方级别的人民政权中的影响要小得多。
古巴人民政权的研究者也指出了不足。例如，地方事务的民众参与是充分和有效的，但是民主对全国性事务的参与度十分有限;除此之外，尽管人民政权使得民主能够表达诉求和获取解答，但在执行和实施阶段并不是十分有效，这可能是因为官僚主义或者代表缺乏权威，但更可能是苏联阵营解体带来的资源短缺。当然，这是在古巴人民可以理解和接受范围内。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人民政权的运行状况，而在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语境下，它作为一套民众参与机制的有效性如何。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人民政权是一次试图平衡经济计划与管理系统(SPDE)和革命的社会参与精神的尝试。在它建立后不久，卡斯特罗就宣告：“人民政权有这么多的属性，这么多的控制权，这在拉丁美洲甚至全世界都是少见的。”(Bengelsdorf，1994:105) 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越来越多地偏向物质目标，而不是意识培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权提供了一套功能机制，使得持续的主观行动和参与得以实现。
人民政权的参与制并不是代议制民主的核心部分，仅仅是投票选举并不足以构成参与制。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列强越来越把民主和参与同消费主义和市场导向联系起来。同样地，存在于前苏联阵营的“结构主义”民主，其典型代表“民主集中制”，也很少鼓励参与制，分权化的政府机构也仅仅作为传达和实现中央政策的“传送带”。早在革命之初，古巴就宣告要致力于一条不同的民主道路，参与制不仅是实现民主意愿的手段，更应为培养社会主义意识提供社会环境。这个目标，以及将其付诸实践的种种努力，将古巴与其他社会主义盟友区别开来，同时指出了一个与当代西方参与制观念截然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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