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前的一次交谈中，一位墨西哥友人问及：什么是你最崇尚的品质?我曾反问道：那么对于你来说呢?“团结精神”――她的回答我记忆犹新，但我当时并没有深刻理解。
与政治层面的“团结”(unidad)，与家长式的、自上而下的“仁慈”(caridad)不同，朋友所使用的“团结精神”(solidaridad)这一西班牙语单词，基于一种感情色彩浓厚的兄弟情义。
民族特征不应该是知识分子口中咀嚼的苦果，它是人民在生活中，在历史中，尤其是在共同斗争中锤炼出的一种集体品质。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比中，民族特征彰显于世。作为拉美大陆重要民族文化特征之一的“团结精神”亦然。
从比较中彰显的民族特征
我不止一次读到拉丁美洲学者将西蒙・玻利瓦尔写于1815年的《牙买加信札》与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发表于1801年的就职演说这两个文本所做的一种比较。
在《牙买加信札》中，玻利瓦尔写道：
“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拥有被辽阔的海洋包围着的一方天地……我们仍是一个酝酿之中的族类……随着世纪的推移，也许将由此出现一个逐渐覆盖全世界的、兄弟般友爱的新民族……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有幸在那里建立一个包括各个共和国、王国、帝国在内的大型的代表会议机构，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共同商讨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最高利益。这样的机构将在我们后代所遭遇的某个幸运时代出现……”
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段表述如下：
“大自然和宽阔的海洋把我们与来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毁灭性的混乱隔绝开，我们所拥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蚀，我们崇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将一切祝福赐于我们，向我们证明它为人在尘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拥有如此多的祝福，我们怎么能不成为一个幸福的民族呢?”
两个文本分别描述了各自的新生国家，却表现出一种慷慨的人道主义与一种狭隘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微妙区别。那么，差别由何而来呢?
何塞・马蒂从美国建国之初的历史起研究这个国家的帝国野心起源，指出美国的独立和自由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美国人“无情地在他们的奴隶的背上签署自己自由的文书”，“北美，甚至在慷慨的青春时期，也从未有过那种人道的、推己及人的自由”，“这是一个从根子上贪婪的国家”。
随着新老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交替，后者日益感到来自北方大国的威胁，感到了在兄弟感情下团结起来的迫切必要。与“拉丁美洲”这一概念诞生的同时，“团结精神”一词也频繁出现。1856年，旅居法国的哥伦比亚诗人卡依塞多写了一首题为《两个美洲》的长诗，翌年登在他所主编的巴黎报纸《海外邮报》上。这是“拉丁美洲”的概念第一次正式问世。诗中写道：
这些为联合而诞生的民族，
今天却四分五裂，孤立无援;
团结是它们的责任，相爱是它们的法律;
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和共同的使命;
拉丁美洲人，
面对着撒克逊人，
这个死敌正威胁着
毁掉它们的自由，撕碎它们的旗。
南方的美洲被召唤着
保卫她纯洁的自由，
她崭新的思想，她圣洁的道德，
她关于爱和仁慈的神圣法则。
的确存在着“两个美洲”――拉丁美洲和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当然要全面论证这个命题仍需要大量篇幅和辩证分析。简言之，拉丁美洲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大量混血成分以及文化传统中强烈的人道主义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丁美洲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虽然混血是殖民主义的结果，然而它使印第安成为拉丁美洲文化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也使两者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拉丁美洲沦为新殖民主义的猎物时，整个大陆的人民更加认同印第安民众的斗争。近几十年来，随着印第安政治运动的发展，印第安文化中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更多关注，在这些传统价值观中潜藏着团结精神的根源之一。
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与其他文化相比，在印第安人民的表达中，复数的“我们”是一个出现率远远高于单数“我”的代词。也有学者发现，在克丘亚语境中，“贫穷”并不单单意味着物质的匮乏，它更强烈地表示缺少家庭、孩子、亲属、友邻，也就是说，“贫穷”更意味着缺乏与他人的关系。在安第斯山的古代印卡社会里，互助合作的劳动―生活形式“艾柳”是这种集体精神在社会组织层面的鲜明体现。近几十年来，印第安政治文化运动的新崛起给传统的共同体带来了新的活力，玻利维亚正在实践的“共同体社会主义”(亦译作“社群社会主义”)是典范之一。
先驱所体现的团结精神
共同斗争锤炼民族特征，在高度紧张的斗争时刻，各种感情都会在浓缩的时间进程中经受检验、凝练和提升。拉丁美洲漫长的斗争史巩固了上述的兄弟情义，一代代先驱涌现，他们又以自己身体力行的榜样继续培育这种精神。
海地独立运动是拉美历史上第一场独立革命。海地独立运动领袖鼓舞其他拉丁美洲兄弟民族加入争取独立的大潮。米兰达、玻利瓦尔先后于1805年、1815年远赴海地争取外援，他们得到的不仅是政治经验，还有枪支弹药和革命战士。作为回答，玻利瓦尔保证在取得独立后解放所有的奴隶。此非易事，在同一问题上，拉丁美洲独立义士从美国得到的却是苦涩的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了的大国，自私的、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美国不止一次拒绝提供类似的援助。
玻利瓦尔与他的战友们所主张的“大祖国”的理想不是简单的泛美主义，而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理想主义。1824年，玻利瓦尔向除美国以外的拉丁美洲独立国家发出在巴拿马开会的邀请，并拟定在会议上讨论在全世界、全美洲废除奴隶制的主张。这次会议如果胜利举行，本将是一场共和的、废奴的、拉丁美洲的历史性会议。
玻利瓦尔曾这样写道：
“我们给南美洲提供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所有为独立而战的人民都将模仿这个榜样。海地在她的兄弟们之中将不会再感到孤独。海地提出的原则必将对新世界的所有国家产生影响。” 何塞・马蒂是另一个伟大的榜样，一个大写的拉丁美洲人。就像人们称玻利瓦尔为“解放者”，他们称为美洲独立事业奔走宣传的马蒂为“使徒”。马蒂的散文《我们的美洲》歌颂这片孕育了拉美兄弟情谊的土地和文化，它已经名垂青史，成为经典美文。
马蒂的时代是新老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更替换班的时代。马蒂熟悉的领域是哲学和文学，他并不是经济学专家，但他凭着对帝国主义的警惕和对拉美人民的热爱，准确、尖锐地提出了经济战、贸易战在帝国主义时代的重要性。他在关税同盟、贸易伙伴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精辟论断迎得了许多拉美国家的信赖。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等国任命他为驻纽约的领事，乌拉圭委托他代表本国参加189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
马蒂并不只是一个爱国者、民族主义者。他本来可以只关心古巴的解放，那将为他的斗争减少许多困难，但是他急切希望加勒比地区的另一岛国波多黎各能一起获得解放。他希望在安的列斯群岛筑起一道屏障，挡住美国向整个拉丁美洲的扩张。在1895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马蒂心情沉重但毫不含糊地表明古巴战斗对于整个拉丁美洲的反殖反帝双重意义。他写道：
“自由的安的列斯群岛将拯救我们美洲的独立，也将拯救英语美洲令人怀疑的、打折扣的荣誉，也许将加速和确定世界的平衡。”
这是一种慷慨无私的境界。
在拉丁美洲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切・格瓦拉，作为一个白人后裔的阿根廷人，被授予了古巴国籍，被印第安人出身的玻利维亚总统艾沃・莫拉莱斯称为“兄长”。在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府中，曾有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拉美各国的志愿者辅助工作。
溶于人民血液之中的团结精神
这种团结精神并不单单体现在伟大人物的言行之中，它溶化于人民的血脉、作家的行文、歌手的音声。
以先锋派小说《跳房子》闻名于世的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还有一本似乎并不为人熟知、但我个人认为更有意味的作品，那是一部题为《尼加拉瓜，你这酷烈中的温柔》的散文集，出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中收录了在跨十年的时间里数次深入这个战火与建设之中的兄弟国家、与人民朝夕相处的心血之作。在这本书的扉页，我们能读到一段醒目的文字：“本书的著作权完全归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人民所有。”在一篇题为《新尼加拉瓜》的散文里，科塔萨尔呼吁国际社会向尼加拉瓜人民伸出援助之手，他写道：
“尼加拉瓜人不会向你们要任何东西，但他们不能阻止我替他们要求，我怀着敬意和爱心替他们要求，他们的勇气，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苦难的拉丁美洲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敬意和爱心。”
另一位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利亚诺直接把自己的一部作品命名为《拥抱之书》，表达了拥抱整个拉丁美洲、全世界卑微民众的兄弟之情。2004年，在决定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去留的全民公决前夕，加利亚诺在杂文《在委内瑞拉和影子国之间》里写道：
“仅仅还在昨天，在号称石油天堂的‘沙特委内瑞拉’，官方调查显示，国内有150万文盲，500万无证件、无公民权者。今天，正是他们和其他无数影子般的民众决心不再返回昔日居住的‘影子国’，正是他们征服了这个曾经与己无关的国家;这次公民投票再一次证明：他们将在自己的国家里留下来!”
在同一个关键时刻，享誉全球的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写信给查维斯，表达他对委内瑞拉兄弟人民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
“总统先生，您在反对帝国主义威胁、捍卫委内瑞拉人民的真正自由和尊严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推动力，使我感到了作为一个拉丁美洲弟兄的深深的自豪。”
殖民主义者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殖民地人民，但人民却反将这种语言变成了相互间沟通的桥梁和团结战斗的武器，这就是历史强有力的辩证法。
在拉丁美洲，人民的歌声越过国界，对歌手的爱戴不分国籍。人们经常可以领略不同国度的人民歌手同台演唱的场景，他们如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团结的精神化成了涓涓不断的歌声。
例如，阿根廷词曲兼歌手莱昂・基科在歌中这样描写了对他人没有恻隐之心的个人主义者：
一个在生活中孤单的人，
无论在家中，还是在街上，
都不知道与谁共饮一壶酒。
一个只顾自己过日子，
不顾别人死活的人，
不知道为谁而活着。
一个只在角落里喊叫，
不管别人能否听见的人，
不会知道为谁呼喊
……
智利已故女歌手比奥莱塔・帕拉在遗嘱式的创作歌曲《感谢生活》中将自己的歌与众人的歌融为共同的声音：
感谢生活，生活对我意重情深，
她给了我泪水和欢笑，
使我能分辨苦难和幸福，
我的歌和你们的歌就是由这两部分
组成，
而你们的歌声就是我自己的歌声。
阿根廷已故女歌手梅赛德斯・索萨在一首题为《裸露的血脉》的歌中直接唱出“我们是兄弟”的呼声：
多少激情随着岁月流逝，
我们是热血的民族，
梦境的实现被耽搁了多少年!
让我们团结起来，
让我们互相关怀，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并不知道，
我们都是兄弟，
谁也不会站在一边，
谁也不会袖手旁观，
这是生命的时代，
死亡请靠边站，
我们将寻找希望，
谁也不会站在一边，
生命的时代，就将到来!
这种溶于血液的团结精神在拉丁美洲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形而上根基。它来自一种深刻的共同体意识和爱邻人意识。地球上的权势集团别有用心地建造起分裂人民的“巴别塔”，从解放神学所秉承的原始基督教人道主义观来看，团结精神是人在坠落于巴别塔之后向着上帝、向着“团结”的回归。 秘鲁已故现代诗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里充满了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对他人的同情：
我这一副筋骨属于别人;
也许我曾偷了它们!
我所给予自己的，
或许曾分配给了他人;
我想，假如我
另一个穷人将端起这杯咖啡!
我是个卑鄙的窃贼……我无地自容!
在这寒冷的时刻，大地
人烟浮扬，又如此凄楚，
我多想敲开每一间小屋，
向任何一个陌生人请求宽恕，
并为他制作一小块一小块的新鲜面包
就在这里，用我心中的烤炉……!
这种团结精神并没有囿于拉丁美洲大陆，它具有普世意识。在2001年12月已故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袖阿拉法特被围困在拉姆安拉的日日夜夜里，我们从电视画面的瓦砾和硝烟中，竟然看到了来自遥远阿根廷的、包裹着白发的“五月广场”母亲的白头巾。2004年，当以色列侵略军向加沙人民发起野蛮进攻时，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上，只有两个非伊斯兰国家强烈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屠杀，并勇敢地中断了与这个有强权撑腰的新殖民主义政府的外交关系。这两个道义上的大国就是艾沃・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和乌戈・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
自然的全球化和病态的全球化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相互交流和认可本是一件如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和必然的行为。使这个进程发生异化的，是从病态夸张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中诞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个扭曲进程的高级阶段现今被称之为“全球化”，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诸如“大发现”、“印第安人”、“中东”、“远东”等西方中心论式的扭曲概念。
在资本主义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前，存在着原始的掠夺战争，它们遵循着某种远非今日之精密、虚伪国际法的古老的仪式和规矩;同时自古代起，人们出于对远方和新颖的天然好奇心和生活之需，也早早开启了民间的良性交流和缓慢的世界化进程。近期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哥伦布西航之前，美洲与非洲、美洲与大洋洲、美洲与亚洲很可能已经存在着联系。
一个涉及亚洲的例子也许使我们对早期的世界联系有更亲切的感受：
十四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最初怀着赴麦加朝觐的向往，受到穆圣“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前往求之”训导的感召，来到了宋元之间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的中国泉州，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将这座没有一棵橄榄树的城市奇怪地称之为“榟橔城”(即橄榄城，阿拉伯语发音为madinatal-zaytun)。那是因为，当时泉州周围栽种刺桐树，因而被称作了“刺桐城”，而“刺桐城”又因为闽南话发音接近阿拉伯语中“榟橔”的发音之故，被来泉州做生意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叫成了“榟橔城”。这仅仅是一个世界性民间交往的生动例子。陆路海路的“丝绸之路”、黄道婆、从阿拉伯世界的矿物颜料钴蓝到中国的青花瓷，远近的例子不胜枚举。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成熟，全球化的规模和速度空前发展，这一进程发生了质的变异。交流再也不是哪怕以原始掠夺为形式的生活需求，而成为一种以利润为目的的人类生活的全面异化，直到发展为我们在新的世纪里亲眼目睹的新一轮疯狂的资源争夺、金融战争。竞争已经成为统治人类集团交往的思维方式。
在整个这一变态进程中，1492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起点，因此，拉丁美洲研究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而对非洲和亚洲的如何融入这一进程的研究还远未揭开大幕。
全球化中的辩证法
殖民主义伊始就包含着非殖民化的因素。殖民者的语言如何转变为被殖民者团结的手段只是一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其一，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献给该国独立战争中中国战士的纪念碑，上有铭文：“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在古巴，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只有细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隶制历史，才能体会其中饱含的深沉意味。
十九世纪上半叶，机器工业发展迅速。英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发现――提出废奴。由于黑奴的减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岛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引进替代性劳力(甘蔗园、榨糖厂离了大量的劳力无法运转)。引进欧洲穷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劳力的举措相继失败。这时，从东方传来了消息。
在遥远的中国，1840年把中国带入半殖民地历史的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在鸦片战争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国的英国资本家首先开始运送大量华工到英属加勒比群岛的牙买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达做苦力，并启发了古巴奴隶主，后者上报王室请求引进“来自用棍棒管理之国的子孙”。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委托两家公司招募华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国伦敦公司”。1846年，英国人已在厦门修建了大量板房作准备。雇佣苦力的办事处设在葡属澳门和英属香港。1847年，第一批华工抵达古巴，最早的两艘运送苦力船之一是英国船。
苦力是签约的奴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本地奴隶的逃亡。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早就出现了华工组成的团、营，个个骁勇出众，坚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军的战士。他们的事迹被古巴人记录成书，荣誉被刻录在上述碑文中。这样的特殊地位是华人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得的，这样的付出生命是由惨无人道的资本压迫造成的。古巴与中国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由被压迫者的国际主义缔造了最初的友谊。如今，华人已经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来源之一。
其二，大帆船贸易。
1521年，为西班牙王室服务的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穿过后来的“麦哲伦海峡”，“发现”了今之菲律宾群岛，从此，远近七千个岛屿上的土著陷入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称作“中国印第安人”。
持续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吕宋―中国的“太平洋航线”出现了，来往于洋面上的西班牙贸易船只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或“中国船”。“大帆船贸易”是资本主义全球发展链条上重要的一环，造成了亚洲与美洲在近代的联系：在墨西哥出现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传说，其原型是印度莫卧尔帝国公主的女奴;历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因缘名为《吕宋华文合璧字典》。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抢夺了菲律宾，迅速普及的英语替代了西班牙语。被菲律宾人视为国父的独立运动领袖里萨尔用西班牙文写作的爱国檄文已无法为后来的国人读懂，但它们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编辑的大型文库《阿亚库乔文集》。介绍里萨尔的墨西哥已故哲学家莱奥波多·塞亚写道：
“里萨尔在我们的美洲和亚洲、非洲人民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尽管我们的语种不同，但我们都能懂得人类历史上层出不尽的解放者的语言。”
其三，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这是一个作为当代人的我们最熟悉的例子。科技进步所发明的这一现代工具像一柄双刃剑，它既帮助金融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其欲摧毁的任何一个角落，也使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底层卑微者得以互通情报，加快联合的脚步。
人民式的全球化及其障碍
今天，已经到了规划一种新的人民式全球化蓝图的时刻，它将是以人民的团结为基础的战略构想，这是能够抵抗企图统治世界的帝国强权联盟的唯一战略选择。
拉丁美洲人民已经在行动。他们长期酝酿的一体化主张，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ALBA)，在巴西阿莱格雷港开始的世界社会论坛、南方银行、南方电视、无地农民运动、印第安人民代表大会，基于“幸福生活”观的厄瓜多尔政府“人民团结经济规划”，玻利维亚政府提出并实践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委内瑞拉政府的“鲁滨孙(扫盲)使团”，体现了混血人与印第安民众紧密团结的墨西哥萨帕塔社会运动，是拉丁美洲人民坚定的步履。
人民式的全球化抵御另一种虚伪的、压迫人民的全球化。世界政治经济强权的真正目的绝不是人民的全球化，它们希望看到的是人民阵营的分裂。
我们可以从一个五百年前的史例分析起。以“印第安人保护者”青史留名的十五世纪西班牙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其巨著《西印度史》中写到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古代墨西哥的进犯。在该部史书第三卷第122章中，拉斯卡萨斯先引述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论政治》中的一段话：
“凡意欲实施暴政之暴君均缺少理智、权利与公正，如发现其欲奴役之对象间确有这般不和，便窃窃自喜，若并无隙可乘，他们将不惜挑唆，因唯其欲统治之对象处于分裂不和之状态时，暴君才能制服一方，及另一方。”
拉斯卡萨斯讲述大殖民主义者埃尔南·科尔特斯面对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采取了分裂的谋术。当他得知当地头人相互结仇，便“为之高兴”，“只要有隙可循，能获帮手，并得口实，已达其标的，科尔特斯向来鲜有顾忌”。
中世纪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的维托里亚为襁褓之中的国际法提出的可以进行殖民战争的理由之一，即与对方一部之“结盟权”。在拉斯卡萨斯的笔下，科尔特斯之所为正是对这种“结盟权”本质的最好注脚：
“以便找到借口欺骗世人，说自己支援一方，反对其对头。就好似他是称职的法官，来听取双方之陈述，并在难经推敲的审判中，决定何方占理。他在不知晓某一方确实有理之情形下，随意选一方支持，然并不感到正在道德之域犯罪。”
拉斯卡萨斯判其“犯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无论对此方彼方，或弱或强，有理无理，均为其掠夺之对象。”
拉斯卡萨斯在殖民主义式“国际法”的第一次历史实践中便一语道破天机：以支持受迫害一方为名，行占领统治全境之实。
在拉丁美洲近代史上，太平洋战争、大厦谷战争等诸多事件的幕后原因和令人嗔目的后果是中国谚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脚注。在其他大陆上，种种类似的史例，如二十世纪初阿拉伯土地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二十世纪中叶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分治”，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非洲大陆上卢旺达大屠杀深刻背景的被德国和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刻意夸大并散播的“含米特假说”，今天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重新温习，记取其血腥的历史教训。
面对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战略，引述公元二世纪中国诗人曹植的七步诗并不算过时：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分而治之的帝国主义战略是人民式全球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另一大障碍来自人民阵营内部。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以及漫长的“后殖民”影响造成了一种畸形局面：“南方”对“北方”的纵向仰视，相对于“南方”人民内部之间横向的缺乏了解。
我记得一件轶事。某次我访问一个墨西哥高等文化研究机构，拜会一位拉丁美洲散文研究专家。交流伊始，该墨西哥专家的第一个问题即：“中国有散文吗?”其无知程度的背后有巨大的历史成因。
在某些拉丁美洲研究机构中，多数研究人员竟不掌握该地区人民的主要语言。这不仅是一个研究工作中的致命缺陷，是对研究对象的缺乏尊重，同时也是“后殖民”文化现象的重要体现。语言是最主要的民族特征之一，是人类文化遗产，是抵达研究对象心灵的途径。更须提醒的是，现在已远远不是一个满足于掌握西班牙语的时代，该是培养克丘亚语、艾马拉语、纳华语、索希尔语、塞扎尔语等主要印第安语言人才的时候了。
形势正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南方”人民正日益觉悟。
几年前，智利学者爱德华多·德韦斯与墨西哥学者里卡多·梅尔加·鲍撰写的论文以《试析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为题，开篇如下：
“过去，人们以东—西方阵营、东—西方世界的比喻象征世界的两极，今天人们又换以南—北这种重要比喻;然而，这些区划都低估或遗忘了在弱极内部的知识界和政治领域里的思想流动及人员联系。换言之，就是忽视了南—南间的思想联系与政治联系，特别是亚洲与拉丁美洲在二十世纪的联系。”
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但是，墨西哥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下的一句话如闪电般反复在脑海出现：“在当代，人们甚至没有察觉到让一
时得势的帝国主义处理涉及人类命运的问题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
向这个病态世界开刀的时候到了，让我们构建一个排除利益争夺、基于团结精神的人民式的全球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保卫人民的和平!
索飒，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思想的旅游：西班牙散记》。文章原载《天涯》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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