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麦卡锡主义和文化冷战仍在继续 -

俄国革命以后左翼阵营占据优势，西方搞冷战是为了把知识分子再争取回去。

　　受访人：刘禾。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学理论、跨文化交流史和新翻译理论，著有《跨语际实践》、《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多部学术著作。

　　我们都没有拿到幽灵的回执，永不会有历史彼岸的邀请，只能在黑暗中与自己相约，奔赴永无终点的求知之旅。

　　—韩少功《六个字母的解法》序言

　　写作缘起

　　青阅读：《六个字母的解法》的情节线是，探寻纳博科夫自传里提到的Nesbit(奈斯毕特)究竟是谁，为什么解开这个谜题对您有这么大吸引力?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刘禾：我对纳博科夫的兴趣有几十年了，在比较文学课上，教纳博科夫的小说很多年，在教学的过程中产生很多疑问，觉得这个作家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喜欢玩花招，喜欢跟读者较劲。当然我这本书不是写他，这本书是关于20世纪的人和事，纳博科夫是叙事线索，他特殊的身世，他周围的人，他的一些怪癖，都是特别好的进入角度。

　　至于写作缘起，我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搬到纽约的那年，正好有一个英国话剧《乌托邦彼岸》在演，长9个小时，分成三场。戏是关于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等等，台上讨论的是黑格尔、马克思、农奴制等等，很多抽象的哲学问题和严肃的社会问题。让我们特别惊讶的是，它场场爆满，从2006年11月一直演到2007年5月。这对我们很有触动：观众需要思想的激励，而不只是大众文化和娱乐，相信中国的观众和读者也会有这样的需求。

　　由于这个戏，我和北岛、西川、李陀几个人，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在这个时代文学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各自开始写作，最后辑成了《今天》杂志的“飘风”特辑。欧阳江河的《凤凰》就是那时候写的，北岛也写了长诗，格非、李陀都写了小说，我们都开始尝试。

　　剑桥左翼科学家在知识趣味上常不拘一格，他们有点像二十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

　　红色科学家

　　青阅读：围绕着Nesbit之谜，书中牵连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大多和二十年代的剑桥有关，但是您呈现了一些意外的东西，比如李约瑟，不谈他的中国科技史而谈他的左翼立场，比如《再别康桥》的徐志摩，其实对剑桥很隔膜……

　　刘禾：书中这些“意外”很多是我在研究当中逐渐发现的，比方说徐志摩不是剑桥正式注册的学生。听说剑桥大学现在放了一个徐志摩的诗碑，作为旅游的招徕手段。

　　李约瑟、纳博科夫、徐志摩(编者注：见右图，自上至下)等人在剑桥的时间，前后有重合，互相并不认识。这种时空交叉有一种偶然性，是讲求因果的历史学不能解释的。我特别好奇人物命运的交叉，后来发现这个时期的剑桥大学太有意思了，像李约瑟、贝尔纳、沃丁顿，这些做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们不仅关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怀有一种更高的、对人类、对未来的使命。我想写写那一代科学家的故事。

　　青阅读：您写了这些科学家的红色立场，寻找Nesbit，其实是一个回顾左翼知识分子的过程。

　　刘禾：一战之后欧洲知识界有一个大转折，我在书里涉及一些。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作家，都得做一个选择：你拥护俄国革命?还是反对俄国革命?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拥护俄国革命，后来面对斯大林的政策，知识分子阵营开始分裂。总之，在一战结束、十月革命前后这段时间，写这些人，你绕不开他们是红色科学家。

　　后来人们介绍他们的时候，企图绕开他们的政治身份，只谈他们的发明创造，包括对爱因斯坦的塑造—似乎他除了自己的专业就是个呆子，这个呆子形象是一个有意的塑造。其实爱因斯坦参与很多政治活动，包括对麦卡锡主义的反抗，但这些都被抹掉了，《爱因斯坦档案》揭示了他和政治的关系。其实，你绕不开这些科学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选择，这是他们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青阅读：现在好像很少有科学家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刘禾：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这也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某种时势造就人。我关注的就是，一战之后什么样的时势促使他们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十月革命? 1919年纳博科夫刚到剑桥的时候，红色风波正热闹呢，但徐志摩什么都没看见，他只留下一些轻飘飘的诗文—他长期以来影响国内人对剑桥的认识，那完全不是剑桥当时的气氛。

　　青阅读：当时剑桥的这种左翼氛围在英国社会普遍吗?剑桥比牛津要激进吗?

　　刘禾：整个英国社会在一战之后都有一个巨大的转变，知识分子的选择，也跟战争巨大的创伤有关。Nesbit以及书中提到的几个人都上过战场，剑桥、牛津的很多优秀毕业生死在战场上，幸存的人就会反思战争。剑桥是当时思想交锋的一个中心，这可能和那批科学家集中在剑桥有关。

　　牛津当时比较传统，而且牛津以文科为主。那时的英国，文科是统治者的学科，而科学家是反叛者—直到现在，文科在英美还是统治者的学科，而科学家也不造反了，甘于为现有制度服务。

　　青阅读：书中有一段，写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在巴黎郊区挨冻的情形，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刘禾：写到巴黎和会的时候，我引了很长一段梁启超的文字，是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梁启超当时在巴黎的体验。英国代表团住的是豪华酒店，而梁启超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不太提及中国参与了一战，是战胜国。其实一战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有十几万中国劳工去法国，帮助他们赢得战争。《凡尔赛合约》之后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气愤，为什么会爆发五四运动呢?

　　一战爆发后，北洋政府有个选择是支持德国，但是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为了从德国人手中收回胶东半岛，呼吁政府参加协约国，用十几万中国劳工的血汗去换回胶东半岛，结果中国加入了英法国家的行列。事实上，英法背地里早就和日本人做了交易，战后《凡尔赛合约》必然要出卖中国。1919年梁启超等人去法国监督巴黎和会，他们极为失望，打电报回国，消息登上报纸，国内一下子群情激奋，我们这么多人不是白白牺牲了?

　　美国间谍机构把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工作当成一盘棋赛中的棋子摆放在棋盘上的各个位置，这已成为冷战中最具争议性的传统手法之一。

　　—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

　　文化冷战

　　青阅读：书中也涉及了二战后的状况，主要与文化冷战有关。

　　刘禾：冷战当中，所谓“自由世界”争取到很多著名诗人和作家的帮助，像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诗人T·S·艾略特、W·H·奥登等等。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有一些高人，他们去找另一些高人出主意—比如在大陆被炒得很火的牛津教授以赛亚·伯林，他和中情局的人就有很多秘密来往。有人认为，西方赢得冷战，是文化冷战的胜利，其实当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垮，而是在文化上首先垮掉了。

　　青阅读：文化冷战是双方的吧?都需要争夺话语权。

　　刘禾：冷战当然必须要有双方才能战起来。苏联克格勃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远比不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高明。西方为什么制定一系列文化冷战的步骤?是因为他们发现共产主义的宣传太深入人心，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俄国革命以后左翼阵营占据优势，西方搞冷战是为了把知识分子再争取回去。他们做得相当成功，也相当隐蔽，比如建立门面出版社—表面看是私人基金会支持，其实是情报机构秘密出资。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策划、出版和推广文学作品、期刊和学术著作，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背后也有内幕。像奥威尔《动物庄园》能够出版和走红，幕后推手正是英国军情六处。现在，《动物庄园》和《1984》是美国的中学必读书，听说现在国内的中学也要求学生读奥威尔。

　　青阅读：您在书中用“变节”一词来形容乔治·奥威尔，而不是中性的“转变”，其实很多像他一样在20世纪前期思想左倾的人后来都改变了立场。

　　刘禾：在我的故事里，奥威尔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提供给英国军情六处的黑名单(编者注：1996年，《卫报》记者根据解密档案，发现奥威尔在1949年曾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欧美共产党员或亲共人士的黑名单;七年后，他的一个笔记本被曝光，里面按字母顺序排列了135个名字，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导演、演员、记者等。黑名单即来自这个笔记本)，我没讲他个人的选择。当年很多人左转右，都是因为斯大林的政策，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讨论，但奥威尔是怎么想的，我还真不是特别关心。

　　政治立场的改变，左转右，右转左，通常是称为“变节”的。我们不会把一个人时尚口味的改变说成是变节。但关键还不在这儿。奥威尔的《1984》是以谴责集权、暴政出名的，但是他跟秘密警察合作，他跟“老大哥”合作。这有确凿的证据，我把档案号(编者注：FO1110/189)也写在书里了，现在任何人拿着护照到英国国家档案馆去，能查证。你看他小说是这么写的，人是那么做的，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还有他的笔记本对推动我的故事情节有好处。我有个直觉，他记录了这么多人，那么我寻找的“Nesbit”，也一定在里面。

　　青阅读：奥威尔的告密，让人想起冯亦代晚年出版的《悔余日录》，是他1958年到1962年的日记，其中有向“上级”汇报的内容，几年前被章诒和指为“卧底”，曾引起一场风波。您怎样看待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告密者”呢?

　　刘禾：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向党交心”是一个公开的普遍的社会行为，后来讨论这个，多少脱离了当初的政治环境。在革命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有情感上的连接，是很自然的，他跟党的关系，不是和警察的关系，我觉得这和奥威尔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呢?

　　指责奥威尔是告密者，是因为他写了《1984》，谴责和警察国家的合作，而他自己却正是与军情六处合作的，这就是为什么90年代这件事暴露出来，他的道德地位一下子就被瓦解了。冯亦代那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一边说反专制一边去汇报，是吧?即使你说他向党交心是告密，那不过是当时的政治文化塑造出来的特殊的个人与党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如何去批评，那恐怕要另当别论。

　　青阅读：您提到了《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这本书，它在西方影响大吗?2002年中译本出版，似乎反响不大。

　　刘禾：我记得《读书》杂志上有过一篇书评，这本书在国内为什么没有反响，值得思考。它在国外影响很大，已经出了好几版了。桑德斯是学者也是记者，这本书是那种深度报道型的作品，不是写给学术界的。国外有一个高档次的读者群，它是冲着社会精英去的，在英美读的人很多。

　　青阅读：目前冷战研究在西方是什么状况?是独立的学术研究吗?

　　刘禾：冷战研究是独立的学术领域，随着档案打开逐步进行，文化冷战领域有很多人研究是自然的。比如有人专门研究冷战时期的广播电台，像欧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谁发起的，资金是怎么回事，和苏联之间怎么打等等，很详细。我在书后面附了一个网址，里面列出的主要参考书就包括这些。大量的冷战研究国内没有翻译，我觉得奇怪，即使为了情报(广义的)，也该翻译过来。国内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或许这本身也说明西方为什么能赢得文化冷战。

　　青阅读：您还提到中国内部发行的“黄皮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冷战中的译著，是否在我们认为是铁板一块的封闭时代，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

　　刘禾：对，但是影响多大很难说。“文革”中黄皮书、灰皮书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北京的知识圈子、高干子弟，北京之外比较少。我从外部来看，英美情报机构重视哪些书，然后两边一对，发现有一致的地方。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有学者感兴趣，应该系统研究。

　　奥威尔《1984》最早的中译本，是1950年王云五的女儿王鹤仪翻译的节略本，稍后才有钮先钟的完整译本，也就是1953年的“万象版”。钮先钟是什么人?他担任过台湾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的翻译官，是军事译粹出版社的发行人。

　　这里有一个细节让我很好奇：50年代英国军情六处动用国家实力，把大批书(包括我们说的黄皮书、灰皮书)翻译成俄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中文等几十种语言文字，批量印刷，全面推广。我还知道，英国国家档案馆第 FO1110/740 号卷宗里有一封谍报人员的信，它透露：奥威尔小说的“中文译本在东南亚很成功”，签署日期是1955年1月28日。这个日子说明什么?台湾的中译本与这封信中的“成功”的中译本之间，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都是一些需要解开的谜。

　　青阅读：冷战已是历史。文化冷战今天是否还在持续?

　　刘禾：当代西方的文化战略是有改变的，现在已经不完全用从前的方式。不过档案没有打开，有些内幕也没办法知道。我的观察，互联网是最重要的阵地，其次是大众文化领域，生活方式、电影、电视等等。

　　网络有很多的渗透，比如点击率、还有大V—很奇怪，在别的国家没有大V这个问题—他们似乎在国内可以左右人们的意见。我也不信任点击率，人们有从众心理，但技术上点击率是可以操作的。意识形态的战场早已转移，它已经不完全在文字里，更多是在视觉文化里面，在消费主义里面，它塑造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就够了。

　　西方在冷战中聚集了最好的艺术家，使用最先锋的艺术，像抽象表现主义等等，而现在采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数码技术、推销技术，让人不知不觉地投降。这里有一种继承性。

　　青阅读：传统冷战是精英文化冲在前面，比如文学、现代音乐、先锋艺术等等，现在西方的策略是向大众文化转移吗?

　　刘禾：传统的文化冷战没有放弃大众文化，它是两条腿走路。大众文化体现在生活方式上，世博会等大型展览都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当年举办世博会，苏联明显比较笨，送去的展品是最先进的导弹这一类，而美国展览的是日常生活方式，电冰箱、洗衣机等等，这才是对苏联最有杀伤力的武器。

　　美国推广大众文化是全球性的。我看过一本书里提到，70年代美国向拉丁美洲输出大片，美国电影出口部门的一个头儿说，输出好莱坞大片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当拉丁美洲人看到我们的俊男美女手里拿着可口可乐的时候，我们就跟过去打开可口可乐的市场。

　　精英文化的冷战原来主要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现在门面出版社之类的办法可能用不着了，但西方的各种书展、文学奖(包括诺贝尔奖)、电影奖等手段，还在延续。

　　青阅读：评奖等手段确实能够塑造读者的口味吗?让读者发自内心地认可什么是经典，同时排斥掉不合规则的。

　　刘禾：我在大学教书这么多年，可以看出，冷战以来，上了麦卡锡主义黑名单的作品(它们一度不让在图书馆上架)，很多都不在英美文学系的经典书单上了。

　　青阅读：即使麦卡锡主义早就倒台且臭名昭著了?

　　刘禾：一方面是推崇、发奖、评论，用各种方式把一些作家和作品经典化，进入大学和中学讲堂，另一方面也排斥一些作家。像杰克·伦敦，几乎没人提了，而20年代所有人都在读他。斯坦贝克倒还被尊重，但德莱赛和辛克莱几乎没人读了—美国文学的教授们未必是有意识这么做，只是无意识中延续了冷战塑造的那个经典传统。冷战以前的美国文学比这丰富得多，进入大学书单的书，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