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萨克斯，被誉为“休克疗法”之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著有《文明的代价》。
美国人可悲地以为自己刚刚选举出了新一届国会。从形式上，他们当然选出了国会，但从本质上，他们并没能选出自己的政府。
这是一场亿万富翁之间的选举，来自两党的亿万富翁。虽然共和、民主两党富豪之间存在些分歧，但联系他们的纽带要比分裂他们的嫌隙强大得多，除了少数例外。很多最富有的人和企业捐助者事实上同时向两党提供政治献金。备受讨论的左-右极化根本就不是两极分化。美国的政治体系其实正相当团结和高效地为富人中的最富人群服务。
对于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来说，现在正是前所未有的好时代：股市飙升、利润高涨，利率接近于零，税负很低。而他们的主要平衡力量——工会、反垄断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则深受重挫。
这样说吧：如果政府被交到埃克森美孚、高盛集团、柏克德及美国医疗公司的老总们手里，现行服务于四大游说团体——石油巨头、华尔街、国防承包商和医保巨头——的政策也不会发生多少改变。本周这场倒向共和党人的选举，很可能会让那些游说团体再多得几个正寻求的好处：更低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对劳动力更大的管理权力，甚至更松的环境和金融监管。
富人中的富人为政治体系埋单——投入数亿美元竞选和游说活动资金——收回数万亿美元利益回报。这些利益——金融救助、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利润丰厚的联邦合同，以及对环境破坏的视而不见——流入了公司领域而非整个社会。富人主要通过让社会其他群体付出代价，而获得巨额收入和财富。
我们无法计算最富有捐金者在本次竞选活动上的总花费，因为拜最高法院所赐，大部分花费都是匿名和未经报告的。不过，我们还是知道科赫兄弟，通过他们复杂的集团网络(through their complex web of shell groups)，投入了至少1亿美元，很可能更多。其他亿万富翁加企业最终捐集了超过36亿美元资金。
关于政客们投票支持其捐资人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这件事，证据是压倒性的。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很多研究人员的严格证明，最值得注意的是普林斯顿大学马丁·吉伦斯教授的研究。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结果都不会有什么不同。处于收入分配顶端者的利益诉求将最终胜出。
为什么实际投票的价值这么小?因为人们投票选的是个人，而不是政策。他们可能选出一位竞选时承诺改革的政客，但其当选后则会投票支持重要竞选捐资人的立场。因此产生的政治结果就会以巨额财富而不是主流民意为导向。这就是吉伦斯及其他研究者在其详细调查中所发现的。
政客们回避竞选资金并不容易，即使他们想这样做。钱在竞选活动中很有作用。它可以买到充斥媒体的攻击性广告，也可以买到精心、复杂的动员投票努力——从微观层面上操纵那些去投票或不去投票的家庭个人。没有大量资金支持的竞选就像单边执行的裁军一样，很高尚，会发挥一段时间作用，也极具风险。另一方面，收取大量竞选献金正如陷入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赢得了了权力，却丢掉了政治灵魂。
是，是，是，两党内部也有些不同力量，民主党在国会促进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就有一支很棒的、真正进步的力量，但他们只是党内少数派。太多民主党人把手伸向了石油、煤矿这个化石燃料的饼干罐，所以奥巴马政府在其执政第一年倡议气候变化行动时，得到的民主党支持甚至比共和党支持还少。华尔街的资金管理人又是如何在公众怒目下保持税收优惠的?他们之所以能游说成功，那些对华尔街心怀感激的民主党参议员在此方面的贡献，至少和共和党参议员一样多。
那美国政治还有没有出路了?有，但那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除非我们抛弃民主本身，否则富豪统治会像传染病一样一直传播。历史表明，民主的残骸会从内部死亡。但过去，美国一直在团结推动民主改革，特别是在1890-1914年“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1933-1940年“新政时期”(the New Deal)，以及1961-1969年“伟大社会时期”(the Great Society)。
所有改革性的成功都需要有草根行动、公众抗议和游行，还要有大胆的领导人——来自富人但与人民同心的领导人，如泰迪·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在那些案例中，民众主导、伟大领导人跟随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现在已经到了拯救民主的时间，这是我们的责任。“占领运动”以及9月份纽约40万游行要求控制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已经在朝那个方向前进了。(观察者网王璐菲译自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11月6日文章“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America's Plutocracy”)
附文1：一个“临床诊断型经济学家”为富裕社会把脉——评杰弗里·萨克斯《文明的代价：回归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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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临床诊断型经济学家”为富裕社会把脉
——评杰弗里·萨克斯《文明的代价：回归繁荣之路》
多年来，“休克疗法”之父，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觉得，“美国的丑陋政治以及引发分歧的公共辩论一直在阻碍着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而在去年前往喜马拉雅山南麓小国不丹的一次“美妙旅行”令他茅塞顿开：这个原本资源匮乏和并不具备经济发展地理优势的内陆小国，通过创造“国民幸福总值”概念，不仅大大提升了国民的幸福感，同时也给物质富裕而精神愈显空虚的美国提供了镜鉴。
政府的责任
在萨克斯眼中，美国正深陷一种“大破产”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七大方面，即美国正在失去昔日的繁荣、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面临误区、政府公共责任的缺失、社会族群裂痕加大、对全球化应对无方、既得利益阶层对决策影响力度太大、社会价值观念出现迷茫。
针对“大破产”现象，萨克斯将“声讨”矛头对准了政府。比如里根对富人阶层减税，导致社会边际税率降低，国库资金不足;克林顿政府对公共服务过度市场化，导致中低阶层难以从中获益;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高铁等建设大大落后于中国;政府对房贷市场和金融机构监管力度不够，导致金融杠杆一再创下新高;政府军事开支的高投入，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里根和克林顿政府时期，掌舵美联储的格林斯潘，因美国经济一度因通胀低、增长有力而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又使格氏在近20年里积累起来的声誉一夜间坠到谷底。对此，格氏在新出版的《动荡的世界》中，将这场危机的真正根源归咎于“非理性”的动物精神，认为这种非理性并非过去人们所想象得那样毫无迹象和完全不可预见，只是一直以来缺乏应有的审视和研究。无从猜测萨克斯写作本书时是否参阅过格氏的“非理性”理论，但萨克斯尖锐批评格氏的“低利率”大把印钞政策，认为此举之所以没有导致经济通胀，恰恰是因为在全球化影响下，中国等新兴国家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暂时抵消了经济通胀的压力，但这又进一步滋长了美国社会无所不在的过度消费现象。
萨克斯对政府责任的反省除了技术性因素，还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呼唤政府公共责任的回归。然而，这势必引发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到底该维持一个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由引我们进一步可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政府算大，什么样的又算小呢?其实大小并非根本症结，关键在于厘清政府责任的边界，根据实际要素条件调整政府的功能。在一个外部要素条件不断变化的时代，一成不变的政府不可能真正做到随机应变。
精英的责任
萨克斯把美国面临的“大破产”危机的主要责任归结于政府，但认为真正的“根源在于一种道德危机：即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身上本该具有的公民美德的堕落”，“如果富人和掌握权力的人未能对社会中的其他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展现应有的尊重、诚实和同情”，“如果不恢复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气质，美国的经济复苏就不会有什么价值，而且也不可持续”。
一直以来，美国政治决策中心受到军事工业、华尔街、石油公司、医疗保健行业等大型机构的游说。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得尽可能兼顾这些集团的利益。而包括萨克斯在内的多位学者对媒体的公正性均大有怀疑，认为受利益强力驱动的媒体，舆论早就丧失了公允的能力。当精英阶层心照不宣地和平共处，实际形成了共进退的利益共同体，结果是共同做大做强了既得利益阶层，阻碍了社会进步，比如因为保护传统汽车产业，高铁建设迟迟未能在美国落地生根。
美国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希曾在《精英的反叛》一书中，同样对美国精英阶层大加挞伐。是的，当牢牢控制着社会资源的精英成功编织起形形色色的利益圈子后，一个个圈子间头破血流式的利益较劲，往往会被他们刻意美化成社会利益调整过程中的公平博弈。其实，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智慧或贡献，而在于他们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更严重的是，在错误价值观念助推下，许多物质早就极度丰富的精英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满足感，更没有真心实意地去反哺社会，而是过着过度消费与过度娱乐的腐朽生活。精英们的物质所得也并非真就源自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往往只是将自己的“身位”优势利益变现。当精英对社会缺乏回报，社会就不可避免产生裂痕。
个体的责任
尽管着重于反思政府和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但萨克斯对于公民个体的责任并没有视而不见，比如他严词批判美国社会日益弥漫的过度消费和过度娱乐现象，以及过分突出个人自由主义却无视个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在重商主义下广告无孔不入，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被动中出现细微变化，越来越多的时间被广告、电视、电脑、手机等夺走;社会大众虽不似富人那般穷奢极欲，但许多人乐于消费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实情是，按照美国现状，中等收入就能满足基本需要;“娱乐至死”现象像一种麻醉病毒，几乎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粗俗狂欢过后，只留下精神的一片空虚……
相比之下，更能陶冶心情的阅读却步步走低。“在1960年时，印刷品承载了大约26%的文字传输任务。到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只有9%”。当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失去阅读能力，同样随之而去还会有反思和想象的能力，精神上的幸福感便会如同泡沫般光鲜但缺乏内涵。
与政府和精英问题的对症下药不同，对于个体的这些现象，萨克斯借用佛陀去“私欲”——佛陀指出，“用心”是通过自我醒悟目标的八个步骤之一。“‘用心’的社会则意味着在八个重要领域‘用心’——对自我、工作、知识、他人、自然、未来、政治和世界的‘用心’”。从萨克斯开出的这个“药方”中我们不难明白，他并非真正要求人们彻底抛弃欲望，而是在告诫人们该明白自己真正需要什么，需要多少;该做什么，该如何做。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自由。但越是文明的社会，就越没有绝对的自由，也不会有不必对应责任的自由。社会是一个彼此协作的共同体，协作既可有因协作带来的服务快感，也对应着因协作应有的担当。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担当，其自以为的所谓幸福至少是不健康的，不利于文明社会发展的。
附文2：美国政治阶层的搏斗--奥巴马同样是美国富豪们的总统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简介
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是美国地球研究所所长，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及卫生政策与管理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特别顾问。2002至2006年，他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的别顾问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项目主任。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减少饥饿、极端贫困和疾病。20多年来，萨克斯教授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减贫和开明的全球化，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扩大经济机会和福利。他是对环境友善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呼吁者之一。作为美国地球研究所所长，他努力促进由人类引起的异常气候变化的减缓。在2004年和2005年，他被《时代周刊》评为 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世界领导人。萨克斯是美国医学学会会员，于底特律和密歇根州获得生物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进行了生物学博士后研究。(赵华根据资料整理)
美国自身处在一种冲突之中。本月，奥巴马和共和党人之间关于减税的问题，被认为是一个新的两党共识的开始。但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虚假的停止争辩。
正如很多国家一样，公众道德的冲突和国家战略问题，最终都落在了钱的问题上。在美国更是如此。美国年度预算赤字接近1万亿美元，这或许会催生一个新的税收安排。
美国的税收争辩，源自于美国的坏政治以及公民道德缺失。共和党作为一个政治政党，似乎没啥其他追求，除了减税还是减税。民主党的口味更宽一些，包括支持医改、教育和培训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像共和党一样，民主党其实也热切地希望对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富人减税，因为这有利于其政党竞选。
美国预算赤字是巨大的和不可持续的。政府对社会项目减少投入，以及虚弱的就业市场，令穷人受到压榨和损失。8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依靠食物券讨生活。
在经历了30年的有钱人和有权人主导的精英财政规则之后，减税狂潮蜂拥而至。自从1981年里根之后，美国预算体系一直都是支持巨大财富聚敛的，最终导致了令人吃惊的结果。最富有的1%的美国家庭现在拥有比90%的普通美国家庭更多的财富，12000个最富有家庭的年收入比2400万穷人家庭的年收入都高。
共和党的真正目的是想要锁定现有收入和财富格局。他们担心，迟早每个人都要求预算赤字削减，但减不下来就要给富人狠狠地加税。别忘了，富人比以前过得更好了，虽然美国社会现在很痛苦。
共和党现在也说要削减赤字。讽刺的是，对一个领域减少预算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那就是军队。但是，这是一个共和党绝对不会碰的领域。他们想要削减赤字，不是通过结束无用的阿富汗战争，也不是减少武器投入，而是通过削减教育、健康以及其他对穷人和工薪阶层的福利。但我认为他们不会成功，因为这样做最终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弹，穷人和工薪阶层会越来越追求正义。但这需要时间。
据说奥巴马将为竞选增加10亿美元，但这钱不会来自穷人，一切都是富人的事情。你可想而知了。奥巴马一直说要改变，但是他什么也没弄成。他的政府充斥着华尔街银行家，他的高级官员辞职了又去银行工作。所以，别指望他限制富人和权势阶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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