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力量的消长，和多年来实行过度扩张的战略而背上越来越重的包袱而感到力不从心，美国国内希望“在国际上应该自扫门前雪，其他国家的事留给他们自己解决”的呼声日上。美国面临着一个在战略上何去何从的选择关头。在这时，罗伯特·卡根在《新共和》上发表了《超级大国不能“退休”——疲惫的美国仍须承担全球使命》一文，难掩他心中的焦虑。
对我们来说，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卡根直白地说出了美国这个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之所以要追求霸权的原因，和美国“全球使命”的本质是什么?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到底是什么?美国为什么要不惜余力地保持“世界的领导地位”?说实在的，这在一般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书籍中读不到，在美国政府所发布的战略报告和政策文献中也看不到。读这一篇文章，使我们对美国对外战略本质的认识胜过一打国际关系理论的教科书。
不是“国家利益”，而是“美国利益”
在国际关系领域，从汉斯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起，在理论上所确立的最基本概念是“国家利益”。按照这种理论，国际社会是一个丛林世界，各国都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许多国家间的冲突与妥协，结盟与合作，以及国际秩序的建立，都可以用凭借权力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来进行解释。中国也像许多非西方国家一样，许多人是从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开始来学习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用这样的理论来理解国际关系，解释自己的对外政策。但是，人们没想到的是，在卡根眼里，国家利益概念只适用于其他国家，对美国这样的全球性霸权无效，美国并不是按照国家利益概念，而是按照“美国利益”行事的。这点，我们要感谢卡根的坦率。他告诉我们，美国所实行的大战略，与正常的国家利益南辕北辙。“其目标不仅仅是防御美国人民的领土、财产和主权独立，也包括推动建立能保护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新世界秩序。” 这就是艾奇逊所说的“美国必须学会履行大于我们自身利益的义务”。也就是说，美国是按照“超自身国家利益”的“美国利益”来行事的。在卡根眼中， “美国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美国利益”远超过“美国国家利益”的范畴。
相对于“美国利益”，国际关系理论中常用的基于国家利益的“均势”、“权力平衡”的概念，和基辛格所推崇的只有在多极基础上建立权力均势才能保持世界和平的看法，卡根十分不屑。那么卡根主张追求的这种“超自身国家利益”的“美国利益”究竟是什么呢?他说得很直白，就是要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世界的秩序”。这是“美国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自由世界的秩序”，就是美国说了算的秩序
什么是卡根所说的“美国利益”或“自由世界秩序”。对此，卡根十分坦白：“世界上原本没有任何普遍服从的法律或制度权威，更不用说民主权威了。判断孰对孰错不是基于公正的司法裁决，而是基于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也就是说，谁的权力大谁说了算。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决定了只有它才有权利决定什么是“自由世界秩序”。卡根承认，事实上，除了“自由世界秩序最为公正“的论断之外，其他什么根据也没有。“自由世界秩序”之所以被宣扬，被追求，是因为“它是适应一部分强者的需要与利益，并归根到底迎合其理想的，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秩序，而从来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需要和要求。”说白了，就是美国把自己对世界的想象作为秩序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他也毫不讳言，许多外国人，包括一部分美国人把美国的这种做法看做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种形态。但是，对这种指责卡根毫不在乎。因为“自由世界秩序”之所以能被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秩序，是由于“超强权力(superior power)”，而非“超群的德行(superior virtue)”所强加的。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之所以能够追求这种“自由世界秩序”，是因为凭借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以维护世界秩序的名义，在国际上“同时担任法官、陪审团、警察和军事意义上的行刑人。”美国今天可以指责这个国家专制，明天可以指责那个国家不民主，违反人权;可以发动“颜色革命”来颠覆他所看不顺眼的国家，如果“颜色革命”还不行，就直接通过军事干涉来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权。说到底，“自由世界秩序”就是运用手中掌握着的权力，以“朕即真理”的傲慢在国际上为所欲为。
但是，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扩张手伸得实在太长了，结果战略资源过度消耗，留下许多烂摊子，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对此，大多数美国人已对世界深感疲惫，这才有了美国应该回到自己本国的国家利益，当一个正常的国家，不再当世界警察的主流舆论。它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对以“自由世界秩序”为口号，充当世界警察的政治意愿已开始动摇。很显然，即使有足够的权力，缺乏政治意愿，美国也无法再继续充当这种维护“自由世界的秩序”的警察。正是在这种关头，作为“自由世界秩序”忠实维护者的卡根，自然会要竭力主张“在今天，需要勉力支撑的，正式美国自己的世界秩序”了。
美国要维护“自由世界的秩序”真的是出于利他的动机吗？
面对大多数美国人要回归一个正常国家，缺乏再当世界警察的意愿，卡根说服他们的理由是：一个“原原本本”的世界是十分危险的，武力仍然是人类在国际关系的最后行为。他例举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行为，以及“如果中国没有被美国支持的一圈强国包围起来，它会做什么?”在卡根看来，现在一些大国之所以不能为所欲为，是因为美国掌控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封印。一旦美国不再掌控，这个“潘多拉盒子”就会打开。因此，即使美国再疲惫，也仍须承担全球使命。这种逻辑听起来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使命，所举出的例子，本身就是颠倒是非的。到底是美国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要把北约扩大到乌克兰，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对此俄罗斯不得不做出维护自己安全底线的反应?还是俄罗斯先在乌克兰搞扩张?对于一贯主张和平发展、综合实力在不断上升的中国，究竟是美国在力图通过威慑和胁迫加以牵制，怕对自己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还是中国在搞霸权主义?对此，是非曲折并不难分辨。卡根拿这些说事，并不是他真实的全部目的。在这里，卡根并不像前面那么坦白了，他刻意隐瞒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秩序”维护者所享有的特殊利益：
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如果不作为世界性霸权，美国很难维持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只要想一想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搞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把国内危机的压力转移到世界上，以及多年来靠发行货币来长期维持大量的贸易赤字，就可以知道，如果不是美元的这种金融霸权地位，美国经济几乎是难以做到可持续，更谈不上仍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
美国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上肆无忌惮对对手、对国民，甚至对自己的盟国领导人用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的手段大搞情报活动。
美国对于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对于国际舆论的控制;对于什么是人权、民主、自由的解释权，甚至什么是恐怖活动界定标准的控制;对哪个政府是否专制、是否是“无赖国家”评判标准的控制，也都将随着美国以“自由世界秩序”卫道士自居的地位消失而消失。
很显然，卡根对此心知肚明，只是无法摆上台面而已。卡根所说的“自由世界的秩序”就是美国给世界制定的秩序，就是以美国利益为标准，而推行不民主、不公正，甚至夹带着大量美国私利的国际秩序。美国利用“自由世界秩序”的名义获取许多特殊利益，搞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这种国际秩序早就应该改造了。今天，不仅其他许多国家对这种国际秩序不满，而且到了连大多数美国人都缺乏意愿来维持的地步。眼看着这种“自由世界秩序”岌岌可危，难怪卡根作为对美国这个霸权和帝国的忠实卫道士要如此着急了。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新兴国家的国力不断上升，美国实力和地位的不断下降的趋势终究谁也阻挡不住。整个世界秩序走向更为民主与公正的时代终究要到来。美国究竟何去何从，也不是卡根之流就能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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