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北非地区爆发“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颠覆了传统权力中心。随着中东政治强人的纷纷倒台，在乱哄哄的中东变局中，一个名为“伊斯兰国”(IS)，原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S)的极端武装组织异军突起，其在伊拉克发动袭击行动，屡屡得手，势如破竹。武装分子攻城略地，直逼巴格达，扬言进军麦加，取代沙特政权，甚至威胁血洗美国，对美国在中东和本土的核心利益和霸权构成威胁。如果不加以遏止，其构成的威胁将远远超出中东地区。任何长期对抗历史的演进，总会伴随着意外情况发生。在叙利亚危机中一直采取“不作为”政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外压力下，一改此前在“伊斯兰国”(IS)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态度，宣布与该组织处于“战争状态”。继2014年9月8日开始对伊拉克境内“IS”据点发动空袭后，又在9月28日对叙利亚境内多个目标进行空袭，使原本硝烟弥漫的叙利亚战场越发扑朔迷离。美国又回到了小布什“反恐战争”的起点，开始了一场新的前途未卜的战争冒险。
一、美国要为“IS”兴起承担责任
美国历来自视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随着美国全球霸权思想的急剧膨胀，美国一直以来在世界各地指手画脚，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美国实现全球霸主的结果。美国发动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却并没有实现美国所设想的结果。战后的伊拉克，步履蹒跚地按照美国设计的民主路线图完成了制宪进程和议会选举，但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并没有按美国的意愿发展，反而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导致该国陷入政局动荡，引发了一系列教派杀戮。战争把伊拉克变成了“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庇护所和招募基地。2011年美军撤离伊拉克留下安全真空，这意味着伊拉克治安当局在没有美军参与的情况下，自己单独承担反恐安全防务。马利基政府领导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未能有效地填补美军撤离后留下的真空，破坏了原有的力量平衡，造成暴力和恐怖主义加剧，让蛰伏已久的恐怖势力蠢蠢欲动，有机可趁。奥巴马一度认为，将美国的重点转向太平洋地区，是他为美国优先考虑的“再平衡”政策所做的最大的长期贡献。曾担任奥巴马国家安全顾问的汤姆·多尼隆曾这样描述，我们接手了这样一个世界：对中东投入过多，而对亚洲投入过少。在实施“再平衡”政策的时候，奥巴马提出，美国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繁荣取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言外之意，中东地区则是一个经济累赘和军事负担。由于美国举棋不定的中东政策使“IS”有可能浴血崛起，美国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战略，以对付极端分子和应对他们宣布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要建立的国家。美国所做的一切是，只要是反对派就支持，制造动荡，让冲突继续，极端分子可以利用叙利亚冲突和伊拉克的宗派紧张局势，集结起更多的战斗力量，在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夺取并控制比其他任何恐怖组织都多的地盘，这从客观上帮了“IS”的忙。
由于奥巴马不愿意卷入叙利亚内战，“IS”得以比较容易地整顿人马，并获得战斗经验。“IS”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是“基地”组织的失败所致。自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以来，“基地”组织一直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与此同时，在与叙利亚政权的战斗中经受磨练的“IS”武装人员，却在伊拉克发动闪电般军事袭击，把伊拉克安全部队打得溃不成军。在“IS”的势头盖过“基地”组织的过程中，美国的反恐战略无意中帮了忙。
2011年叙利亚发生民主抗议活动，并很快转变为反政府武装起义。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认为颠覆伊朗和真主党(这两者是他们的地缘政治对手)关键盟友的机会到了，于是开始向反对派武装提供武器。随着内战加剧，极端组织加入了战局，打击所谓世俗政权，并获得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提供的大批资金和武器。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展开干预行动，加上沙特和卡塔尔等地区角色的影响，“IS”和支持叙利亚人民圣战者阵线这样的极端组织一直在获得帮助，为之前缺乏坚实群众基础的极端分子在美国提供物资支持打造了庇护所，对整个地区构成了威胁。到底谁要为“IS”的兴起承担责任，美国及其盟友只需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二、西方青年热衷投奔“IS”的原因
一身黑衣的“IS”恐怖分子，用匕首残忍割下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的头颅，这段血腥视频发布后，震惊全球。更让人震惊的是凶手是一个操伦敦口音，年龄不超过30岁的英国年轻人。有关材料显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的“IS”分子，其实有不少人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年轻人。这些极端主义分子在给伊拉克和叙利亚民众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其残忍的观念意识也让西方国家感到恐惧。据统计，奔赴中东加入“IS”的西方人已经从最初的上百人骤增到数以千计，很多是青少年，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非穆斯林国家。不仅英国，其他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人赴中东加入“IS”，且不仅仅是穆斯林裔移民。迄今为止，大约至少3 000名美欧公民前往中东国家参加包括“IS”在内的极端组织，这些激进的年轻人涉及15个西方国家，其中以英、法居多，也有一些人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
“IS”的领导层主要是伊拉克人，也有叙利亚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圣战者”，而加入激进组织的西方人主要是年轻穆斯林，不少人被当作“炮灰”。这些人背景不同，动机各异，有人为了冒险，有人为了“理想”，有人深谙激进“事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人一无所知，仅是被“IS”的“好莱坞式暴力”所吸引。
“IS”之所以受到西方年轻人青睐，与以下原因有关。
首先，长期以来，阿拉伯裔穆斯林在欧洲社会的生活被边缘化，年青一代穆斯林移民缺乏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他们虽生在西方，却不认同西方，感觉受到压迫，充满怨愤，没有目标，大多数是在受教育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在欧洲的境遇不佳，这种心理使这些年轻人滋生了极端思想，很容易被卷入极端势力。比如被“IS”或跟“IS”有关联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钓鱼”，在中东地区能找到“我们”这种归属感和更大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
其次，中东政治和宗教格局盘根错节，许多生活在西方的青年穆斯林认为该地区所有的麻烦都是西方造成的，因此对西方充满怨恨。可以说，西方对伊斯兰政策的失败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三，西方穆斯林族群中的激进化问题长期存在，尤其容易受媒体危言耸听描述的影响。许多年轻穆斯林因某种原因觉得西方的生活无聊和没有成就感，因此很容易被战斗生活吸引。他们认为，这种为事业所激励的战斗生活更富于冒险性和刺激性。
第四，人权组织的调查显示，许多西方国家存在对穆斯林的歧视问题。虽然社会有共识，不应该存在种族歧视，但在信仰歧视上，社会上却没有这种认同，特别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歧视。移民社区，尤其是穆斯林社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一直是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头疼问题。
第五，“IS”严格执行伊斯兰法，成员的一举一动必须在伊斯兰法的规定之下，而这一点也成了吸引对宗教一知半解的西方年轻人的原因。很多从北欧来的年轻人，尤其是不合群的15岁至17岁的男青年，受为“事业”而战的观念影响很深。只要加入“IS”，就能获得汽车、枪支和金钱。他们之前的人生都叛逆颓废，跟家庭关系很差，但来中东之后却表现良好，遵守规矩，他们大多对权威绝对服从。
第六，对西方年轻人，“IS”有一套精准有效的宣传手段，他们利用推特、脸书和一些中东本地社交网站，引诱在西方国家长大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年青一代加入极端组织。对于极端分子来说，社交网络比清真寺更能够有效招募年轻人，“IS”的“圣战”宣传理念非常能吸引他们投身这场战争。一些年轻人甚至希望“殉教”，觉得这是个冒险的好机会，是从充满束缚的家中逃离的机会。这些欧洲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后，进入了一个与他们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还有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来叙利亚。几乎很少有人对这场战争有深刻的理解，当然，他们也不感兴趣。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信息，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总共有大约1.2万名外籍武装人员在为“IS”效力。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在奥巴马宣布对“IS”展开空袭行动后，又有至少162名来自全球各地的新成员加入了“IS”在叙利亚东部的训练营，其中能确定身份的有4人来自澳大利亚，15人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于这场新的战争，美国前驻伊拉克大使詹姆斯·杰弗里分析称，“IS”是一个基于某种宗教意识形态的组织，美国想要彻底摧毁这种意识形态，目前看来不太现实。而且随着“IS”在其占据的领土上不断发展壮大，这种意识形态会感染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国际社会现在是在与时间赛跑，阻止“IS”的进一步扩张。从美国对“IS”目标实施空袭的效果来看，仅仅通过军事手段无法击败未来的哈里发，还需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打垮他们。“IS”体现了一种狂热的理念，促使野蛮和痴心妄想的野心不断膨胀。要从根本上防止更多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从社会入手，防止穆斯林进一步被边缘化。阿拉伯世界的振兴需要以非狂热和建设性态度来解读伊斯兰教历史，这是摆在世界面前的意识形态挑战。
三、“伊斯兰恐惧症”引领美国中东外交
“阿拉伯之春”为各种各样的势力创造开展竞争的政治活动空间———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世俗派、逊尼派与什叶派、逊尼派内部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库尔德分裂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发生冲突。但美国更倾向于将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伊斯兰主义政党，担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损害美国利益，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中东外交一直为“伊斯兰恐惧症”(简称“恐伊症”)所笼罩。冷战结束后趋于膨胀的“伊斯兰恐惧症”因“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而达到高潮，并反过来为美国霸权的新一轮扩张提供间接的意识形态支撑。“IS”武装分子近期在中东显示出可憎的野蛮与残暴，已夺去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数千无辜生命，不仅影响了在美欧等西方社会被广泛流行的“伊斯兰恐惧症”情绪，也令整个国际社会感到震惊和不安。“恐伊症”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思维定势，将各种涉及穆斯林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统统简化为“伊斯兰威胁”，其最极端的表现是声称伊斯兰教信仰本质上就是“反西方”和“反现代化”的，并认为穆斯林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由于美国社会业已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思维定势，更通过国内舆论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IS”发展成今天的规模，是因为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地区各国错误政策和误判所致。要解决这个恐怖威胁，必须理清所有错误之间关系、剥离过去的中东政策。而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当前的危机破坏了美国过去的政策假设，为消除这个恐怖威胁，美国必须放弃它目前的中东政策。由于美国的搅局，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化。美国2011年撤军后，伊拉克混乱局面没有改变，阿富汗政治解决前景黯淡，巴以和谈难以取得进展，叙利亚危机胶着，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难度不小，地区恐怖主义形势严峻，埃及局势仍不确定。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分散了美国的精力，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虽然奥巴马承认“从长远来看叙利亚的和平仍需要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不能单凭武力”，但自其绕开联合国进行空袭并公开支持叙利亚“温和反对派”，实际上就已偏离政治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奥巴马政府已将打击恐怖主义拖向另外一个更为危险的境地，在打击“IS”的过程之中，再次犯下了历史性错误，一场更大范围的危机似乎正在酝酿当中。并且至少从现在来看，通过空袭方式解决“伊斯兰国”问题仍遥遥无期，并且前途未卜。
鉴于奥巴马对乌克兰、加沙和叙利亚危机的处理已导致其对外政策在国内饱受诟病，他可经不起再次遇到重大挫折了，因为他的第二个任期即将过半，其政治遗产也呼之欲出。有分析认为，美国加大在中东的介入力度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已经承认，美国的中东战略并没有给地区带来和平和稳定，那里不断出问题。但显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无法阻止中东分裂趋势，它所能做的就是努力限制这一趋势的负面影响。
【】顾正龙(1942-)，男，上海人，新华社高级记者，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中东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东问题研究。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1期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