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通货膨胀,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政策以及在危机之际提供救助,以确保金融资本的利益,同时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制,并且通过核心外围资本主义制度,以牺牲边缘国家为代价巩固了德国在欧元区的统治地位。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2007年,美国抵押贷款泡沫破灭引发了震惊世界的经济金融危机,由于美国次级债券的证券化,这一泡沫迅速全球蔓延。2007年8月,欧洲银行开始面临流动性问题,德国尤其如是。在危机的第一阶段,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区核心银行认为边缘国家是一个安全的减压阀,因此它们继续大量借款给边缘国家,净杠杆率在2008年大幅攀升。然而流动性短缺问题在2008年日益严重,为了拯救银行,欧洲央行向银行提供了大量流动性,接受了许多有问题的抵押担保凭证。这使得银行开始调整其资产负债表以去杠杆化。到2008年年底,银行已经大幅减少各类贷款,包括向边缘国家提供的贷款。同时银行也停止购买长期债券,更偏好持有由欧洲央行背书的短期金融工具以提高流动性。这导致整个欧元区信用短缺并且加剧了衰退。
随着衰退日益加深,税收锐减,公共收入不断下滑。政府只能从金融市场寻求额外可借贷资金。同时拯救银行以及为了应对衰退所采取的总需求政策使得政府支出大量增加。危机以及由此所致的金融系统的投机性活动导致政府债务在2009年猛增。面对此种状况,银行不再愿意继续提供贷款,政府债券的不断增加导致主权债务价格日趋下降,收益下滑。同时,捍卫金融资本利益的欧洲央行加剧了这一危机。最终,主权债务危机于2009年在希腊爆发并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此后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等国家也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并导致局部债务危机演变为整体性债务危机。欧债危机实质是欧元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当代金融经济危机的继续。欧元帝国主义:制度安排与核心——外围资本主义欧洲货币联盟建立在包括《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稳定与增长公约》(the 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以及《里斯本战略》(the Lisbon Strategy)等一系列条约和多边协议的基础上。这一联盟的目的在于维持该区域资本家,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根本利益并且增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欧盟实质是以德国等核心资本利益为主的松散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结合体。这必然导致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以服务于资本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增强资本对劳工的压榨,最大限度攫取利润。
首先,欧盟执行单一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通货膨胀,并且主要集中在稳定货币的国内价值上。因此,欧洲央行将重心主要放在核心国家,而非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为了维护核心资本家的利益,欧洲央行在整个欧元区实行低息政策。欧洲央行本身无法有效的管控国家债务,并且也不能有效的制止成员国的金融投机活动,事实上欧洲央行是“欧元区经济利益和金融化的担保人、金融资本利益的捍卫者”。
其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政策做了严格限制,不过成员国仍然享有很大程度的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财政秩序对于作为国际储备的欧元的可接受性至关重要,这使得欧元能够充当世界货币。 由于缺乏单一政府或联邦政府,欧元区既没有统一的税收体系也无法在区域内部进行财政转移。实际上,财政制度在欧元区成员国的具体落实程度各不相同,边缘国家曾试图以各种方式掩盖其财政赤字,这加剧了主权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
第三,由于欧元区单边货币政策的实施,以及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政策的严格限制,就业改革成为各国提高竞争力主要手段。就业最初被视为各国的独立政策,但是在卢森堡欧洲会议(1997)上,第一个欧洲就业改革方案出现了,此后《里斯本战略》(2000)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方案。其核心思想在于推动更具灵活性的就业模式以及兼职工作和劳务派遣。由于各成员国的福利制度,工会组织状况以及社会政治历史的差异,就业改革对各成员国工人所造成的具体影响有所不同。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边缘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福利状况普遍低于核心国家。通过向工人施压所获得的竞争力十分有限。其次,德国一直实施的是强有力的压榨工人的手腕。在最近2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恰恰是名义工资成本上升最低的国家,这就使得它们的工人在整个产出份额中所占比例得到了极大削弱。无论如何,欧元区所有国家都参与到了要求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及压缩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之中。这无疑增强了欧元区资本对劳动的压榨,给整个欧元区工人带来了巨大压力。
欧洲一体化过程实质是以德国为首的欧元帝国主义在面对其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通过压低核心国家工人报酬以及充分利用边缘国家的资源、劳动力优势,攫取利润以及转移风险的过程。边缘国家在欧元区的融合进程已经危险重重且日益有利于处于德国控制下的欧元帝国主义。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这一帝国主义进程对边缘国家的剥夺性积累,而非媒体所刻画的欧元区福利过高以及边缘国家民众的懒惰。这一整套制度不仅仅是支撑欧元作为欧元区内的共同货币以及世界货币的纯技术性安排。欧元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通货膨胀,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政策,以及在危机之际提供救助以确保金融资本的利益,同时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压制,并且通过核心外围资本主义制度以牺牲边缘国家为代价巩固了德国在欧元区的统治地位,增强其全球竞争力。金融化、饱受创伤的工人与负债累累的消费者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在最近三十年已经日益金融化,这表现为对于生产而言,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马克思主义者、货币金融理论家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强调金融化具有三个典型特征。
首先,大公司对银行的依赖性日益减小,并且更积极主动的参与到金融市场的活动之中。其次家户通过各类资产(比如年金和保险)以及各种债券(比如抵押贷款和无担保债务)日益卷入金融系统。第三,银行转向通过手续费,佣金以及与家户部门而非公司的交易活动攫取利润。尽管如此,金融化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形式各有不同,这一方面导致德国工人以及边缘国家工人饱受创伤,另一方面边缘国家呈现出负债累累的消费者与房地产投机狂热。
对于欧元区国家而言,并不存在强劲的投资增长,只有西班牙和爱尔兰在20世纪末经历过短暂的投资繁荣,并且这主要归功于房地产泡沫,生产性投资在所有这些国家都非常疲弱。 另一方面,消费成为欧元帝国主义统治模式下希腊、葡萄牙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希腊和葡萄牙储蓄在GDP中所占比重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为负。因此,消费增长只能通过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提供。此外西班牙、意大利以及爱尔兰在20世纪末也出现了储蓄的下滑。边缘区家户部门已经很难根据现有收入维持消费。整个欧元区只有德国的储蓄在20世纪下半期呈上升趋势,并且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有限,因为德国主要通过出口促进经济增长。持续存在的停滞压力以及德国国内经济的收缩奠定了欧元帝国主义的基础,并为主权债务危机埋下了导火索。
在最近20年,个人收入的金融化已经在欧元区边缘国家急速推进,边缘国家家庭债务都无一例外的增加了。债务的增长主要由消费和房地产价格的日益高涨推动。20世纪末期的低息政策,使得工人债务进一步上升。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高达100%。一旦失业率和利息率提升,这一高额的负债水平将难以为继。唯一的例外是德国,家庭债务呈下降趋势。然而边缘国家的家户部门随着其在欧元区的一体化过程的加深,已经积累了大量债务。这一差异是欧元区国家对2007-9年危机不同反应的内在组成部门,并且共同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除了这一时期投资快速增加的西班牙和爱尔兰受房地产泡沫所推动其投资快速增长从而公司债务有所增加外,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公司债务并没有出现显著上升。
边缘性国家的金融化是以欧洲货币联盟以及德国的主导地位为基础运作的。边缘性经济体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源自家庭债务支撑的消费扩张,或者以房地产投机为根本特征的泡沫。无论是家户部门还是公共部门,债务都在大量增加。同时,经济增长的压力被转嫁给欧元区的工人,并且德国比边缘国家更成功地挤压工人报酬,有力的实施了灵活性和限制实际工资的政策。例如2003年社会民主党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著名的2010年章程,新劳动合同降低了社会福利和失业救济。此外自从90年代早期以来,德国资本就一直在利用东欧国家更廉价的劳动力优势。这最终导致了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滑,从而提高了德国经济的竞争力。对于拥有更虚弱的福利政府,更低的实际工资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边缘国家,比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并不能像德国那样拼命挤压工人工资和福利。
经济增长乏力使得德国主要通过压缩德国工人报酬水平以及降低福利而苟延残喘。目前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依靠其在欧元区内经常账户盈余,这从根本上源自德国压缩欧元区工人工资水平而非德国本身具备出众的生产率增幅。这一盈余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德国银行借款给欧元区边缘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而得以不断循环。对于边缘国家而言,欧元帝国主义的剥夺性积累以及2007年危机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并从欧元区局部债务危机演变为欧元区整体性危机。
【参考文献】:
Costas Lapavitsas et al. Crisis in Euro Zone , Verso, 2012
【注释】:
NOTES[1] Costas Lapavitsas et al. Crisis in Euro Zone , Verso, 2012, p.42-44[2] Ibid p.156-159[3] Ibid p.22-29[4] Ibid p.91-92[5] Ibid , p.13-17[6] Ibid ,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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