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在叙土边境重镇艾因阿拉伯，一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在废墟中巡逻。新华社发
中东剧变已过去4年。这场最初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社会政治运动，打破了中东政治旧格局，但并未带来民众期盼的繁荣景象。作为影响中东政治的最大域外力量，美国中东政策将何去何从？
中东国家艰难转型，治理模式仍在探索中
丁隆：“阿拉伯之春”并未给中东国家带来稳定和发展，一些国家仍处艰难调整过程中。当前中东局势呈现五个特征：
一、教派冲突愈演愈烈。中东地区当前冲突均有教派色彩，逊尼派与什叶派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打“代理人战争”，使中东进入以教派划线、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
二、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肆虐。“伊斯兰国”武装借乱局崛起，“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活跃且具实力。北非地区萨拉菲派势力和“基地”分支活动频繁。产生于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圣战萨拉菲”被地区乱局和教派冲突激活。美国兰德公司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10—2013年，“圣战萨拉菲”组织数量增长58%，已超过3000个。
三、新旧问题交织。中东地区新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巴以冲突等困扰地区的老问题被边缘化，但又不时成为搅动地区局势的热点。
四、地区力量格局失衡。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实力地位下降，中东剧变又使叙利亚等国元气大伤，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实力上升。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对地区产油国稳定带来挑战。
五、外部制衡力量缺失。冷战后，美国单独主导中东事务，采取“西促和谈、东遏两伊”战略，大体维持中东“冷和平”。“9•11”后，美国采取军事干涉和民主改造双管齐下战略，遭受严重挫败。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中东战略调整“摇摆”，但中东乱局依然。
田文林：中东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政党内耗、权力空转、安全形势恶化等新问题。利比亚在卡扎菲倒台后涌现出1700多支民兵武装，相互掣肘征战，政治过渡曲折艰难。也门始终未摆脱安全、经济困境。叙利亚内战持续数年，约20万人丧生。
埃及外汇储备从剧变前的360亿美元降至约170亿美元，公共债务总额超过2800亿美元。利比亚2013年石油出口量降至不足产能的10%。叙利亚经济更是元气大伤，据估算，经济恢复到2010年水平至少需要30年时间。
那些暂时躲过中东“政权更替潮”的国家不同程度面临低增长、高失业、政体脆弱等问题，继承问题也日趋凸显。这些年来，中东国家始终没有处理好三大问题：一是秩序与发展问题，二是少数与多数问题，三是世俗与宗教问题。要想找到一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国家治理模式，显然很难。
“地缘争夺＋教派冲突”，伊朗与沙特的博弈增添地区形势变数
田文林：中东剧变前，该地区主要是温和与激进两大阵营（实际是亲美与反美阵营）博弈。剧变后，权力格局重新洗牌。温和阵营中，突尼斯、埃及、也门等相继政权更替并陷入困顿，无暇顾及地区事务。沙特等海湾国家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激进阵营中，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并陷入一盘散沙；叙利亚爆发全面内战。相较而言，伊朗政体稳固，综合国力较强，加上在地区问题上态度鲜明，其地区影响力日趋提升。沙特与伊朗在各自阵营中地位提升，尤其在美国地区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两国竞争意识增强。
理解中东地区政治的最好框架，就是伊朗和沙特主导的“新冷战”态势。这种“新冷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缘政治争夺。双方在巴林、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代理人战争”。二是油价战。2014年6月以来国际油价狂跌，沙特凭借拥有7500亿美元外汇及第一大产油国地位，拒不减少保价，其目的是保持市场份额，但削弱伊朗也是动因之一。三是安全领域。2014年12月，海湾国家宣布成立共同海军部队，并在沙特组建联合军事指挥部，目的就是应对“伊斯兰国”和伊朗的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沙特与伊朗内政外交均有较重宗教色彩。沙特是逊尼派阵营主要代表，伊朗是什叶派阵营中流砥柱，双方博弈兼有“地缘政治+教派冲突”双重性质。总体来看，伊朗与沙特间的“新冷战”可能导致地区形势充满变数。一方面，地区国家教派矛盾升温。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地区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争夺更难化解。另一方面，以色列成为“鹬蚌相争”的最大受益者。中东剧变以来，相关国家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相形之下，以色列地缘环境日趋改善，因掣肘减少而在中东行事尺度更大。
“伊斯兰国”迅速坐大，地区恐怖主义势力连点成片
田文林：中东地区恐怖活动一直十分猖獗。中东剧变后，中东国家转型不畅，地区安全真空增大，为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丰厚土壤。“基地”等恐怖组织趁机扩大活动范围，并着重在三不管地带（如利比亚东部、马里北部、埃及西奈半岛及叙利亚部分地区）建立活动据点。当前兴起的“伊斯兰国”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主要活动基地，将整个西亚北非的极端势力连点成面，并在全世界得到了几十个极端组织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反恐报告显示，西亚北非发生的重大恐怖事件，1998年不足300起，2008年达到1600起，2013年为4650起。受其影响，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频频出现“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
丁隆：传统意义上的恐怖组织只通过制造恐慌达到政治目的，不谋求控制领土、建立政治实体。“伊斯兰国”武装是有军队、资金、较强动员和招募能力、一定治理能力的宗教极端主义叛乱武装。一批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军队中下层军官的加入，增强了该组织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有军队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崛起是伊拉克乱局和叙利亚内战的直接后果。一些西方和中东国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大批“圣战者”获得资金和武器，在叙利亚战场获得作战经验。中东国家人口增长快，经济发展缓慢，青年失业率高；西方国家穆斯林移民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也为“伊斯兰国”武装提供了“兵源”。
李伟建：“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直接原因有三：其一，其成员主要由部分“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成员、萨达姆残部和在中东各地流窜的“圣战”分子组成，这些人地形熟、人脉广、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其二，“伊斯兰国”所代表的宗教意识形态、现代的宣传手法和充足的资金诱惑使其能够不断招募到新的人员加入。第三，它前期得到了本地区一些国家和民众的支持。支持者大多出于逊尼派的身份认同，认为“伊斯兰国”代表了“在和什叶派的争夺中处于下风的逊尼派的反抗”。
但归根到底，“伊斯兰国”是中东乱局的产物，而美国对这样的乱局难辞其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中东剧变后，美国先是在动荡的局势中推波助澜，高调支持所谓的“民主革命”，然而在“变局”变为“乱局”之后，其政治热情又很快消退，在地区安全局势依然险恶的情况下反而加快了战略收缩步伐，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伊斯兰国”得以趁乱而起，并迅速坐大。
美国陷入“打不赢、走不了、回不去”的尴尬处境
田文林：美国是影响中东政治的最大域外力量。美国在中东十年反恐，结果陷入战争泥潭，软硬实力严重受损，迫使奥巴马政府反思中东政策，减少在中东战略投入。美国战略收缩是在中东局势仍是“夹生饭”背景下进行的，导致中东权力失衡加剧，地区热点不断激化升温。在巨大内外压力下，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加大反恐投入。
美国中东政策进退失据，面临若干结构性矛盾。首先，硬实力不足与四面出击的困境。奥巴马2014年9月在联大发言时，将埃博拉、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并列为“三大威胁”。美国面临对手越来越多，但应对挑战的实力和手段却日趋捉襟见肘。目前，美国外债超过17万亿美元，军费开支缩减，军事投送能力下降。这使美国战略抉择难度加大。
其次，不愿在中东加大反恐投入但又试图掌控中东局势的矛盾。数年来，奥巴马一直谋求从中东脱身。“重返中东反恐”与奥巴马此前的外交政策方向背道而驰。“伊斯兰国”兴起后的两个多月内，奥巴马面对马利基政府的求援，迟迟未施援手，即便开始空袭后，仍一再强调军事行动“有限”。相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吸引和招募到许多感受到压迫、背叛和恐吓的逊尼派民众。美国要想击败“伊斯兰国”，需要包括外交、情报、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在内的综合战略，并需费时很多年才能见效。
第三，清剿“伊斯兰国”与遏制激进阵营何者优先的矛盾。美国要想同时实现打败“伊斯兰国”、推翻巴沙尔、继续遏制伊朗这三大目标几乎不可能。美国中东反恐的西方和地区盟友各怀心思，“出工不出力”。数据显示，2014年12月美国进行了62次空袭，而美国盟友只在叙利亚实施了2次空袭。地区反恐力量难以形成合力，无法对“伊斯兰国”构成实质威胁。叙利亚和伊朗反“伊斯兰国”意愿最强、军力也相对强大，但美国却将其排除在反恐联盟之外。美国2014年9月还通过新法案，拨款5亿美元武装和训练叙“温和反对派”。这种夹带私货的反恐战略，难以有效清剿“伊斯兰国”。反过来，如果美国将反恐置于优先位置，加大与伊朗、叙利亚等国反恐合作，势必要在伊核问题、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上妥协，这又会引发沙特、以色列等地区盟友竭力反对。美国“两面不讨好”，两大目标无论何者优先，都有相当大的副作用。
第四，如何突破“反恐投入越多、留下烂摊子越大”困局。当年美国倾其国力在中东反恐，但效果适得其反，极端恐怖势力反而更趋壮大。这充分表明，在反恐问题上，“高投入不等于高效益”，甚至可能“越反越恐”。因此美国决策者十分担心，如果美国在反“伊斯兰国”行动中投入过大，“用力过猛”，会再次陷入中东泥潭。到底何种反恐策略有效，美国该如何把握火候，恐怕至今心中无底。
丁隆：美国中东战略调整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直接军事介入成本高，效果差；二是美国不再需要中东石油，中东战略地位下降。美国中东政策将从直接军事干涉变为充当“离岸平衡手”角色，以避免军事介入高昂的经济和道义成本，同时保持对地区局势一定的掌控，防止中东出现能够挑战其地位的强国。在手段上，从全面介入改为集中投放外交和军事资源，在危机爆发并威胁自身利益时，通过规模和时间有限的军事打击，恢复地区力量平衡。美国撤离中东和重返亚太战略同步进行，美国认识到恐怖主义虽危及其安全，但在全球议程中不应排在优先位置，美国应着力维护其对亚太事务的主导权，这已在美国决策层形成高度共识，不会轻易改变。然而，在战略执行层面，中东乱局牵制美国的精力和资源，导致其在中东陷入“打不赢、走不了、回不去”的尴尬处境。
李伟建：美国在应对中东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问题上既无长期战略构想，也没做好打持久战准备。其迄今所为仅是策略变化而非战略调整，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规划。美国一方面要坚持重心东移，继续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方面又受到“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牵扯，一时难以脱身，但美国不会根本改变甚至放慢其战略东移步伐。最近，美国对叙利亚问题立场似乎出现松动，不再坚持巴沙尔政府下台作为叙问题政治解决的前提。同时，美国同伊朗关系也出现缓和迹象。这或多或少也与美国试图拉拢更多地区国家参与反恐，以使自己可以尽早脱身的战略思考有关。
尽管奥巴马中东政策始终备受争议，但不再卷入中东泥潭似乎已成美国国内共识，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当前需要关注的是正在这一战略态势下悄然发生的美国与伊朗关系趋缓以及美国对叙利亚立场的微妙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无疑将对中东形势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丁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伟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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