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文化历史空间
——乔迁讲座（2010.8.22）
非常感动，这么热的天，大家冒风雪、战严寒，无所事事往这儿跑。我知道，最近世界形势，一片大好。我自己也深有感觉（jiao），臭虫不臭，蚊子不咬。美国的《新闻周刊》已经选出了最受全世界欢迎的一位英明领导，他的英名就叫“温家宝”。（众人笑）
我觉得非常荣幸，脸上非常有光，特别高兴这件事。的确，这世界上那么多坏人坏事，只有我们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用毛主席的诗说。我也在博客里面高声赞美了祖国的大好形势，叫做“国在山河破，城黑草木深……有奶皆三鹿，无良抵万金。” （众人笑）下面不用讲了，可以说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东海炮声隆隆，西川白骨嶙嶙。一东一西，我们国家已经完全漂起来了——流血漂橹的漂。
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我在家呆着也没什么可做的，帮不上忙，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家里只能看看古书，看看儿童故事，看看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最近祖国发生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就是司马光砸缸。宰相司马光，那么伟大的势力----毅然举起魔掌，把缸砸了。缸是什么东西？缸当然是很俗的东西，老百姓家里面用它腌泡菜、腌酸菜，放菜放水放粮食。缸的确是个俗东西，但缸是不是“三俗”？中国人民很长时间被洗脑了，把俗当成“三俗”。须知“三俗”不是俗，俗不是“三俗”。俗是好东西，“三俗”不是好东西。
缸如果不是好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千百年来要使？缸可以摆在老百姓家，缸也可以摆在朝廷上啊。大家如果去过故宫的话，故宫的很多门前都有两口大缸。那缸上被八国联军用刺刀刮走了金子，那些刀痕还历历在目。缸如果是坏东西，你干嘛把我们上面的金子刮走啊？所以，缸要不要砸，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要不要过日子的问题。把我们的缸砸了不要紧，还把我们的“锅”也给砸了（众人笑），连“锅”带“缸”都给砸了，你让我们还过不过了？
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可说话可不说话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我们活下去的问题。你这个和谐社会，“和”就是要让人吃饭的意思啊，一个禾苗加一个口就是要吃饭，“谐”就是要让人说话啊，一个言字加一个“皆”，大家人人都要说话。你不让我们说话，这个“和谐社会”就要不和谐。你不要以为司马光可以随便砸缸，大家都看过小品，砸着砸着就变成司马缸砸光了。我很担心有一天会砸光，如果有一天把我们中国砸光了----当然现在中国还剩下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楚，我不是祸国殃民的经济学家。（众人笑）我看现在中国好东西的确剩下不多了。我到各地去参观的时候，无耻的导游经常说这块是文化大革命砸的，那块是红卫兵砸的。我就问，你看见啦？我说谁告诉你们这是红卫兵砸的？都是你们砸的！都是这三十年毁坏的。文革的时候当然有毁坏，但只占5%，现在毁坏的则占95%，这才是事实。如果哪个地方的导游不这样说，我就知道这地方必然有文化，有独立思考精神。只用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考察出各地旅游部门的文化水平，并由它反映出整个那个地方的文化。
今天真正的“三俗”不是“缸”、不是 “锅”，其实是“台”。人们平时看着俗的东西其实是雅的，看着雅的东西其实是俗的。你说“台”这个字好像是雅的，其实不然，你看看我们国家的各种台上都在干什么？有一种台叫T形台，T形台上的东西不俗吗？它比郭德纲雅吗？显然不是。我们还有各种虚拟的台，电视台、大舞台，台上都在干什么？说一句老话，我们的台上充满了牛鬼蛇神。你超越了故事去看台上是什么？都不是人。我们五四运动好不容易驱逐了牛鬼蛇神，呼唤出来了人，可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不知不觉之间牛鬼蛇神就回来了。由于我们长期看这些牛鬼蛇神，我们就看不惯人了，我们搞不清人妖之别。我们很容易受这些台的忽悠，我们就不知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里，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关键的。
我得到的资讯，并不比在座的各位多，不比社会上的人多，甚至不比狗仔队多。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上着同样的网，浏览着同样的东西，而我一点击就是那重要的东西，你一点击就是那“三俗”呢？差别就在这儿。我们不要相信媒体发达、资讯发达自然可以带来民主自由，不可能的。自由是一种能力，自由从来不是赐予和宣传的，你有多大能力，你就有多大自由。你没有那个能力，你一点击全都是明星走光的新闻，那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一点击就看见美国评价温家宝是世界上最受爱戴的领导，胡锦涛是世界上最不受爱戴的领导，排第六名。这是事实吗？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显然是故意要分化我们的党和政府，分化党中央和国务院。这是瓦解中国的最狠毒的一招。当然，我相信他们不会成功的。我相信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特好，关系特瓷，一点矛盾也没有（众人笑）。我相信坏人的阴谋诡计不会成功，但是我要指出坏人的阴谋诡计，以向党中央表示我们老百姓也是聪明的，我们也像万山大叔一样，风吹不昏，沙打不迷，不会中了他们的诡计。
这些国家大事，我们小老百姓点到为止，今天我们主要谈一些风花雪月。
就要面临乔迁之喜，今天我们大家来贺喜。就像村里有一家人要搬家，我们大家来唱唱莲花落。今天没有专门准备一个具体的题目，他们给我命名了《谈新中国的文化历史空间》。最近我忙着复习司马光砸缸，我建议他们给大家放一个电影——《原形毕露》，这个电影比较好。现在我们已经丧失了孙悟空的本事。我这一代人颇学了一些没用的本事，小时候都不太愿意学。小时候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火眼金睛，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看了半天也没觉得现象跟本质有什么区别啊？我看着邻居大哥是一个好人，现象上它是一个好人，本质上它也是一个好人啊。我说那还费什么事啊？一百个人里面也没有半个阶级敌人，看什么本质啊？本质和现象是一样的。没想到过了茫茫三十四十年，我现在才知道我小时候练就的是一身多么高深的武功。哦，现在才知道童子功是多么重要（众人笑）。虽然小时候没用，长大就有用了，看坏人一看一个准，我可以跟一个人接触短短五分钟之内就知道这个人大体怎么样。当然，这不光是受毛主席的教导，还在于我研究文学，文学就是人学，你研究一个典型人物，再遇到这类人，有一个管一个。反正我小时候学的这套本事，便于让很多人原形毕露，这时候一想，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赞赏孙悟空，他不是赞赏孙悟空的暴力，赞赏孙悟空会打人，他没有说唐僧真坏，纵容徒弟去殴打记者（众人笑），他没有这么说。你看那孙悟空一打，那记者就现了原形了，原来他没证，他不是记者，原来他是一堆白蛆和长虫啊，或者是豺狼虎豹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难道不该打吗？谁说打人就不对？打人，在什么条件下打，打什么人都要看具体情况。八路军打鬼子就是天经地义，孙悟空打妖精就是天经地义。即使打错了，有司法机关来鉴定，司法机关判定谁对谁错，你一个妖精，没有资格来给别人判定罪名。
《原形毕露》名字好，内容也非常好。这是1970年朝鲜二八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片子，大家刚才看过了。自己心里评价一下，1970年代，40年前，这部电影是个什么水平，大家自然可以分辨。这是一流的艺术，一流的电影。从类别上说，它很俗啊，它是个“反特片”。我们今天有警匪片、侦探片，类别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把名字改了，我们不“反特”了，我们今天叫“警匪”片，把警和匪加到一块，去掉了是和非。今天是去掉是非，只为好玩。今天警和匪是一样的，比如警察出发去抓黑社会，警察出发之前，在警察局里队长领着弟兄们拜一拜关公，关公保佑，今天马到功成。此时此刻，黑社会老大领着弟兄们也在拜关公，两边做的是同样的事，就在同一时间。这样的东西叫“警匪片”。像《原形毕露》这样的电影有一大堆，我们小时候看了很多，这才叫真正的“韩流”。我们今天看的这些破东西叫“韩流”吗？韩国来的东西就叫“韩流”？它能反映韩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吗？我们十多年前开始被“韩流”洗脑，很多人都以为韩国是一个多么发达的、自由的、民主的、富强的国家。然后成千上万被忽悠到那里去旅游去打工。过了七八年忽然发现上当了，举国上下一片骂韩国的声音。大家并不了解韩国，就像我的善良的老母亲一样，曾经非常崇拜韩国，听说有个韩国很发达，和法国德国差不多。后来我告诉她，你知道韩国是哪儿吗？韩国就是“南朝鲜”。她说，啊？韩国就是南朝鲜啊？那不是吃不上喝不上的地方吗？（众人笑）
当人民知道韩国就是南朝鲜的时候，它就原形毕露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刀下出美人》，告诉同胞不要以为韩国女孩都长得多么漂亮。韩剧宣传韩国男人最坚强，韩国女人最漂亮。根据我的观察，实际上，韩国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女，但大多数都不是天然的，都不是纯天然美女，都是刀下制造出来的。就是“大刀向姑娘们的脸上砍去”，愣砍出来的。用我们东北话说，这么多漂亮闺女咋整的？咋整的，拿刀子硬整的呗（众人笑）。根源何在?大家今天看《原形毕露》就知道怎么来的了。本来自己长得寒碜，希望长得像北朝鲜姑娘那样，就利用帝国主义的无耻技术，反人类的技术，把自己伪造成北朝鲜美女。仅就整容这件事，《原形毕露》这部电影就很有象征意义。真正代表朝鲜风格的美丽的，是北朝鲜美女，那才是我们亚洲型的美女。我们亚洲型的姑娘，有谁长得像韩剧里那样狐狸不是狐狸耗子不是耗子那种类型的？那金喜善是个人吗？（众人笑）金喜善两口子领着他们孩子，你看他们的孩子长得，跟金喜善差了十万八千里。这种情况我在韩国的大街上到处都看见，我看见每个人都领着长得不像自己的孩子。（众人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原形毕露》这样的电影，它是雅还是俗？它既俗又雅，是大俗，又是大雅。俗的意思是，要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这就叫俗。如果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朋友，可以看我写的一本书《超越雅俗》。那是我的博士论文，论述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的，同时也从理论上探讨雅和俗的关系问题。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人对雅和俗的理解是有误区的，特别是大批的领导，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雅，什么叫俗。
为什么像《原形毕露》这样的电影能够做到大雅大俗，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给这样伟大的文化艺术开辟了生存空间。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就完全没有这样的艺术，有，但少，靠少数艺术家、天才来突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作家有多么大的天才，国家的文艺体制，它能保证成批生产这样的作品。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作品好，像这样的朝鲜电影你可以到网上去寻找，很容易找到，像《看不见的战线》、《在阴谋者中间》等等一大堆。那里面的台词我们这一代人都能背下来，“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郎。”这是特务对暗号。我们那时候都可以用电影里的台词开玩笑。到这种深入人心的程度，这才是真正的“韩流”。“一年挣三百工分啊”，这都是电影里面的台词。现在韩剧这么火，没看见谁背韩剧里面的台词，看完都说韩国人可怜，吃个破牛肉汤要演半个小时，表示这个国家很富裕。
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空间，它创造的这种文学艺术，综合了我们文学概论上所讲的文学的诸种功能。文学要有思想性，有艺术性，有娱乐性，有教育性，有认知性。几大功能它融为一体，看这样的电影得到的收获是多方面的。思想是健康的，同时你觉得情节跌宕起伏，它的人物塑造，给你带来了愉悦带来了美感。当我们不知道那个女特务是坏人时，说不定很多观众还会喜欢她呢。这个朝鲜大夫长得真漂亮，而且还没结婚，很多人可能会喜欢她。同时它又具有认知性，通过这个1970年拍的电影，你可以看到朝鲜60年代的社会。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可能会自觉不自觉美化自己的国家，我们就算给他打个折扣，也可以看到那个60年代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比那个时候的中国，生活水平要高。就不要说南朝鲜了，南朝鲜真是饥寒交迫，全家人穿一条裤子，极为常见。我在韩国看过韩国的话剧，演战后韩国的发展经历，韩国五六七十年代就穷成那个样子，两个小孩可以为了半包香烟而动刀子。而那时候社会主义的朝鲜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人权还是福利上，都是站在制高点的国家。几十年过去了，蜗牛也会往前爬啊，朝鲜它再穷能穷到什么程度？韩国人最恨我的一句话就是，我问韩国人北朝鲜吃什么？我说你们天天骂北朝鲜，你们不就是每天吃米饭泡菜、泡菜米饭吗？从早到晚泡菜、米饭、大酱汤，你们老说北朝鲜生活不好，难道他们每天光吃米饭不给泡菜？或者是光吃泡菜不给米饭？（众人笑）我想象不出北朝鲜穷到什么程度啊。你们韩国监狱里的犯人吃什么？是不是跟你一样啊？那你还有什么可吹嘘的呢？你们三天两头都是吃这些，家家冰箱打开，装满了各种泡菜。十几种泡菜，腌萝卜，大萝卜、小萝卜、青萝卜、红萝卜、胡萝卜，赵丽蓉说的“萝卜开会”。你们还恬着脸埋汰人家北朝鲜，我想象不出还会糟到什么程度。
我们通过这部影片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这样的影片里，二十世纪最先锋、最前沿的一些艺术，诸种因素融合在一起。这部电影有悬念，很吸引人。这里面有历史，故事发生在现在，但它讲了战后以至战前的历史，用了回溯的方法。这部电影显然有政治因素，但有政治，就没有人情吗？它有浓浓的人情味。我们小的时候看朝鲜电影，都知道朝鲜电影是很有人情味的，看朝鲜电影动不动就要准备哭，这是一个民族的特点。这里面有生产内容，它的钢厂，正在生产一种特殊钢。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政治都结合在一起，惊险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日常生活里面有危险，但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有危险，但人们又不用战栗不用恐惧，人民是有安全感的。所以这部电影里的人民生活过得很好，即使知道有坏人，也不惊慌失措。
我们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但我们没有安全感。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恰恰是有安全感的。我小的时候就有安全感，我认识的周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安全感。绝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存到银行里就可能没有了，即使你犯了什么错误也不用担心，比如你填表填错了，放心，不会有任何损失，有关部门会给你纠正的。万事无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看万事无忧是不是也有缺点。万事无忧使人民没有安全意识了，以后肯定出大事。这是个问题。但是有安全感，那是事实。这部电影虽然是演朝鲜的生活，但是它也涉及到境外。这里面有美国人、有南朝鲜、有东方、有西方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在这部影片里，都统一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下。朝鲜这个国家虽然讲的是主体思想，今天我还特意拿了一本金正日写的《主体思想》（展示），一位企业家朋友送我的，但这个主体思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其中很多都是毛泽东思想。
当然我们要尊重一个小国的民族尊严，一个小国它不能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它要强调自己的自主性。金日成同志根据朝鲜革命发展的历史,一个是特别反对教条主义，这是和我们中国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咒骂毛泽东是左派，其实毛泽东一生用了很多精力来和极左路线作斗争，反对教条主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还有一条是反对“事大主义”。小国特别容易有事大主义，就是侍奉大国，什么都看大国的脸色行事。朝鲜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反掉了事大主义。大家是社会主义兄弟，你苏联也好中国也好，你可以帮助我，但是我不给你当孙子。你帮助我之后，你走你的。作为我们中国人，站在自己的民族立场上，可能有想不通的地方，我们帮你们打仗，帮你们建设，你们现在怎么对我们这么冷淡啊？你看你对我们志愿军宣传不够啊。我们这样想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能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一想。朝鲜是不是每天就宣传志愿军不宣传他们了，那样就对吗？那我们抗日战争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特别是苏联红军，那我们整天宣传苏联红军，不宣传我们共产党、国民党的自我抗战吗？相比而言，南朝鲜现在叫韩国，虽然我们跟它建交了，但它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既没有民主又没有自由，你如果在南朝鲜宣传社会主义，说你是左派，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杀头。这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什么民主国家呢。在他的土地上驻扎着几万美国大兵，他的军队随时听从美国的调遣，一个美国的少校可以指挥一个韩国的将军。让他把军舰开到什么地方，马上他就老老实实把军舰开到什么地方，以便于美国潜艇当场击沉。（众人笑）假如我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我以之为耻。
我跟韩国朋友讲，你们不要看不起朝鲜，在朝鲜的土地上没有一个苏联红军，没有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点就是你们比不了的。这就叫做凛然正气，浩然正气，你们有本事做到这一点吗？你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美国大兵我就佩服你，你采用什么制度我不管，你能做到这一点吗？有了这种以人民尊严为上的思想，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既朝气蓬勃又充满人情味的。我们通过很多细节，看到这一点。我们小时候看朝鲜电影，觉得这个国家比我们过得都好。当然它能做到这样有各种外在的便利因素，国家本身就小，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每个国家都支援它一点。其实中国自己生活也不好，中国勒紧裤腰带还要支援小兄弟们，小兄弟们过得都比我们好。小兄弟们过得好，中国在其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假如朝鲜兵荒马乱的，我们能有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吗？不可能。算总账，中国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巨大的和平红利，为什么说和平是无价的？没有和平，假如美军就在鸭绿江对岸，我们在东北的国防就要花多少钱？你还能搞什么建设？东北的重工业一个也不能搞。也许我们现在还活在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生活水平，而且保不住我们的红色江山。这样一个文化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文化。它能把各项因素综合考虑，统筹兼顾。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妖魔化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想象成只有某一种因素没有其他因素，比如说社会主义只有计划没有市场。谁说没有市场？我小的时候到处都有市场，只不过市场上投机倒把严重时，政府会专门整治一下，叫“剪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买瓜子、肉、鸡蛋等等大多要去自由市场，国家供应的平价物品就这么多，凭票购买，你家想多吃肉的话就去市场买吧，那里商品的价格要高很多。所以说从来都是有市场的。再举个例子，当时很多单位都有“采购员”，就是跑市场经济采购物资的，采购员的存在，就说明不是他们想象的一切都是凭国家的计划来调配的。我们当时都很羡慕采购员这个职业，每次他们出差都要托他们买点东西。
社会主义社会在内部，对于人民来说是一个安全幸福的空间，这个空间主要是由文化因素构成的。你若用物质生活来衡量，物质生活永远在前进着，你每一次跟以前比，都会觉得以前是穷的。穷和富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拿现在的生活水平和以前比，那你可以责备任何一个时代，而你责备的那个不好的时代也在跟以前比，它又是进步的。跟以前比，多数时代都是前进的。只有我们建国前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比如说中华民国，许多人的幸福指数还真就不如清朝。为什么会有康乾盛世这样的评价呢？因为人民生活确实不错！康熙用他的文治武功平定了全中国，我们现在的疆域也主要是康熙到乾隆的时候定下来的，大小十余个战役，平定尼泊尔、平定准格尔叛乱等等。国内上百年没有狼烟，人民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且那个时候用的钱都是实实在在的金银，不像现在刷卡透支、银行贷款之类的，都是家里真的有了钱然后出去花。中国人民的钱花到19世纪的时候，就真不知上哪儿花钱了，因为咱用丝绸啊、茶叶啊、瓷器啊，把全世界的钱都忽悠过来了。欧洲殖民者，辛辛苦苦从非洲贩黑奴，运到美洲，拼命地挖银子，最后都运到中国了。中国堆积了金山银山花不完，慢慢人民就腐败了。以后的事咱另说。
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一个相对美好的文化空间。但是有敌人，敌人在哪儿？《原形毕露》告诉我们，敌人主要来自境外。所以要培养国防意识、敌情观念。可是这很难，你从文字上接受了，但很难融到血液里。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惊一乍的想去抓阶级敌人，这是受电影的影响。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老头，很像特务，穿一身黑衣服，拿着耙子，鬼鬼祟祟的在那里扒来扒去不知道找什么，我跟小兄弟们说：找情报呢。我们就盯着那老头，一直到他走还跟着，我们想一定会有个老太太出来跟他接头，然后用一纸条传递情报。我们就跟着，直到天黑才回家。类似的事情经过两次之后，我们很失望，感觉抓阶级敌人怎么那么难。其实当时社会是很安全的，上哪儿去抓阶级敌人啊！那时候敌人很远，但确实存在，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制造出来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被人家制造成敌人，“被敌人”了！社会主义国家原来一般都是落后国家，它希望跟别的国家平等贸易，友好往来。但这个愿望可望而不可得，人家不跟你做朋友，要封锁你、绞杀你。战争的手段不行就经济封锁，经济的手段不行就文化侵略，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落后国家要想赶超，亦步亦趋肯定是不行的，你想学习帝国主义国家是怎么崛起的，那是学不了的。前两年有一个片子叫《大国崛起》，很多人看了很激动，领导干部们也是一批一批的观看。这个片子在我看来是胡说八道，因为它把帝国主义崛起的原因都说成什么民主法制建设。那现在这么多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按照这种模式走，怎么没崛起啊？这是掩盖了真正的历史事实，所有这些大国，都是因为杀人放火崛起的，都是抢人家的东西自己不干活崛起的。自己的地不种、自己的树不砍，也不织布、不生产茶叶、不制造瓷器，反正你干完了我来抢就是了。这，才是崛起的秘密！崛起了之后，抢了人家的东西，为了分赃，所以建立了投票制，才有了所谓民主法制。而这种崛起的路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学习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崛起怎么办？就要建立新文化。
建立新文化的诉求，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人类思想家早都思考过的。人类一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后，那些圣贤们，不管是中国的、西方的，首先就发现：人会越来越坏！怎么办？从文艺复兴开始，思想家们就在思考怎么办，从18世纪人类就开始想着建立一种新文化，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新文化潮流中的一支。为了克服人类恶的一面，走向善的一面，人类想了多少种办法，走了多少条路啊。我们不敢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但它是经过了反复的竞争、斗争之后最终胜出的。人类要克服自己的种种坏毛病、不断地要从兽性走向神性的这种努力，它最后能不能成功，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今天这条路还在走，并没结束。也有很多人不愿走，说我们就想当野兽，人就应该弱肉强食、就应该谁有本事谁活着嘛！你没本事你破产、下岗、自杀，这是活该！现在这种世界观在不断地扩大影响，占据越来越多人的头脑。所以向上的努力最后能不能成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起码应该肯定这种努力吧？我们不应该倒打一耙而把这些人说成坏人吧？现在是把雷锋、焦裕禄说成坏人，不可理解；把范跑跑说成是好人，值得同情。你做了一件好事，狗仔队马上就来采访你：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是炒作吗？有谁给了你钱吗——各种怀疑、打击、污蔑。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做坏事能理解，做好事别人就怀疑你有坏动机。最无耻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他采访每一个嘉宾都像是审贼一样：“那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众笑）不要以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就都是好的。这种怀着一腔卑鄙去审问每一个雷锋的人，就是人类的渣滓！我们党还选这样的人去挂职，真是奇哉怪也！
创造新人的努力，到19世纪后半期达到一个高峰，包括尼采这样的思想家。尼采讲的超人，讲得很愤激，鲁迅的思绪受尼采很大影响，其实都是在努力塑造能够超越现在的人的“超人”。尼采看到天下人都醉生梦死的，都是逐利之徒。老子早都说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尼采看来这都不是人，跟牲口一样，就知道吃喝玩乐怎么能叫人呢？所以尼采看不起群众，认为这些人就跟猴子一样，应该勇敢地超越他们，呼吁出现一种新的人、伟大的人。但是尼采这种思想容易被法西斯利用。法西斯就觉得我是优等人，你是低等人，我要踏着你们前进。但尼采自己并不是法西斯，法西斯是把他的思想往那个方向去推。尼采这种超人思想，是人类创造新人潮流中的一个强音。
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人。我们国家已经20来年不提俄罗斯了，我们跟这么大一个国家文化隔绝了。我们还说自己开放，开放什么了？我们现在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小！你知道现在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是谁吗？诗人是谁吗？画家是谁？音乐家是谁？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知道几个国家的事啊？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美国、韩国、日本，还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东西卖给你的。这就等于闭目塞听。你以为你每天能上网、有了强大的搜索引擎就自由了吗？你搜到的是什么？全部是对中国的侮辱、污蔑，不是骂毛泽东就是骂共产党，剩下的就是一些色情的、无聊的、肉麻的东西——三俗加三恶，所以媒体并不一定带来知识。我们今天的俄罗斯专家讲什么呢？他们不讲俄罗斯伟大的新人传统，他们一讲就是什么斯大林暴政，一讲就是古拉格群岛，除了这点事你还知道什么？今天在各种媒体上喧嚣的，我不敢说都是骗子，但至少一半是骗子。不讲高尔基、托尔斯泰，你算知道什么俄罗斯？不讲屠格涅夫、普希金，你书都读到哪去了？有人说：你看孔庆东是研究金庸的，他特俗。我是研究过金庸，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一串名字，他们有谁比我更熟吗？我不敢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最雅的人，我敢说的是什么呢？我见过的所有教授，没有一个比我雅的（鼓掌）。不信咱就穿上西装一起吃个西餐看看，我见过那班无耻之徒怎么吃西餐的。我们一起出国访问，国外领导人招待我们，人家话还没讲完，这些家伙趴在盘子上开始吃了。（众笑）一开始我没把这个和他的思想联系起来，后来联系起来一看，真正自由的、礼貌的人，全是像我这样的，（众笑）却反而被他们说成是土气。而最没有礼貌、最没有人格的，恰是每天高喊言论自由、每天吹捧西方文明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部作品叫做《怎么办》，其中塑造了一个新人拉赫美托夫。俄罗斯旧社会就要崩溃掉了，怎么挽救这个社会，俄罗斯的思想家就想到，社会的更新主要取决于人的更新，没有新的人，新社会是靠不住的。
我们刚才看《原形毕露》里面这个特务最后怎么被揭露的？是因为这个社会有了一种新的风尚，大家共同揭露的。并不是描写警察怎么厉害、技能怎么高，什么追车啊、枪战啊、爆炸啊，而是注重揭示人的灵魂的变化，那个女特务的养母——那个善良的老太太心灵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作家吉皮乌斯，她有一个小说集就叫《新人》。屠格涅夫著名的作品《父与子》中，塑造了一个著名的“新人”巴扎洛夫。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可能不熟，这都是我们上学时必读的书。我上大学时一个礼拜的阅读量，今天的孩子们听了都要害怕的。有很多人说孔老师你读书怎么这么快呀，我说因为我有基础。你读过大量这些作品，再读现在这些烂人写的东西能不快吗？比如老师这个礼拜讲托尔斯泰，你就必须这个礼拜把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全部读完。为什么？因为下个礼拜不讲托尔斯泰了，讲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如果这个礼拜没有把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读完，就意味着你一辈子都没有时间读了。你可能到了40岁再重新回去读这些伟人的著作吗？不可能的！什么叫严格要求自己，这就叫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经过，所以我知道大多数人没有读。读不读都能毕业，这就是大学。人有没有学问，关键在于自己，你到底肚里装了多少书，是不是考完试就忘了？
这是列宁、斯大林之前，俄罗斯有思想的文学家想要创造一种新人。这种新人是有理想的、有人文精神的、刻苦要求自己的、早上起来洗冷水澡、出去跑步、自己劳动、自己读书学习、看见穷人帮助他们，成立各种合作社、反抗权贵、讽刺朝廷，勇敢、智慧、善良、勤劳……所有的好因素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看中国儒家教育人要成为圣贤，和西方所讲的人要成为超人、新人不是有相同之处吗？一个好的社会必须有一大批这样的精英，其他人达不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多少有些这方面的优点，这才是好的社会。人不好，制度再好都是没有用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人不好都不行。
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看得最清楚。鲁迅先生的思想深度超过了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就是树立人。跟鲁迅心灵相通的只有一个毛泽东。毛泽东用了那么多的精力教育我们怎么做人，这是全世界政治家中没有的。你看毛泽东的文章，反复讲怎么做人，讲得非常细致，教育、妇女、干部……各个领域他都讲到了，“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这样的事都由毛泽东来说。有一个朋友跟美国人辩论毛泽东好和坏，最后他拿了毛泽东的书给那美国人看。那美国人看后说：“啊，毛泽东太伟大了，他说的话不是跟我那个牧师每个礼拜说的一样嘛？原来毛泽东也是好人啊！”（众笑）他讲的很多话，都是从一些日常生活，从细节上去告诉你怎么去做人，而不是空洞的去讲理论。带着这样一个新人的整体概念，我们来看看新中国的文化空间。
新中国的文化空间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继承五四创造的新文化往前走的。我们从鸦片战争被人家打败，想了各种办法，追寻了各种原因，追寻来追寻去都不对。比如说经济落后、军事落后，说了半天都不对。我们空间这么大，地域这么辽阔，特别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史料后，就发现鸦片战争之后这仗打得一个比一个窝囊。按照科学、军事、GDP……按照什么我们都不应该失败。全世界一共十亿人口，我们中国就占了四亿多，当时中国的GDP占了世界三分之一还强，就这样一个国家，被人派了几千人就给打败了，要哪儿给哪儿，这找谁说理去啊？你说我们武器落后，怎么落后了？你说英国人有枪，看看他是什么破枪，一分钟只能打两发子弹，而且是在一百米之内。我们知道跑一百米需要几秒？他换子弹的功夫，我早把他砍倒啦! （众笑）
这些原因都是胡扯，咱清朝军队也有枪，其实双方的武器差距没那么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占优势。如果说鸦片战争中我们的武器没有优势，那甲午海战总有优势吧？跟这些都没有关系，是我们人活得小了。人家就敢几千人漂洋过海打你这么大一个国家，他的心理空间是多么的大，而你这四万万人都干嘛呢，都躺在床上抽大烟呢。当林则徐义正词严地怒斥英国人犯下种种罪行时，人家承认说：林则徐大人，您说的都对，问题不是我们要卖鸦片啊，是你们那些官员非要我们来卖不可呀！如果中国人都像您这样，我们早就老老实实回去了。林大人您也知道，中国官员就您一个这样。（众笑）林则徐哑口无言，他还有什么话可说？人家说的是事实，你整个官僚机构都烂掉了，你就出三五个林则徐、焦裕禄甚至是出毛泽东都没用。
有人说今天中国这么腐败，毛主席要在就好了。我说好不了，毛主席刚活过来就得被他们掐死。（众笑）要不就是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大家不要相信啊，这个毛主席是假的。或者问：毛主席，您为什么要救中国？他们给了您多少钱？（众笑）肯定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再伟大，不要对他个人崇拜，只要这个社会上的新人不够，就不行。一直积攒到20世纪初，产生了一批新人，你看看这些领袖首先都是有超人的素质，像鲁迅、孙中山包括蒋介石，每天都在刻苦地自我修养，克服世俗的欲念。
要讲反三俗，蒋介石是一个典范。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都可以看了。蒋介石是一个充满了世俗欲念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每天都在跟世俗欲念作斗争。他的日记里写着，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一个妓女，天天要到她那里去，然后晚上写日记的时候就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好：我一个大好青年应该跟着孙中山先生干革命，可是这么没出息，今天又想她了。这不行，明天就要跟她断绝关系，做一个革命好青年。完了你看下个礼拜一，他还是这么写的。（众笑）蒋先生“反三俗”，用了好长时间，跟自己的欲念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终于摆脱了这个妓女，找到了宋美龄女士，（众笑）上了一个台阶。我们不评论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只说他的个人修养，晚年确实是自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喝一杯牛奶，规范作息，生活简朴。这种风气是从晚清开始并延续下来的。毛泽东为了磨砺自己的意志，沐大风淋暴雨去爬岳麓山，在狂风暴雨中呐喊。余华先生有个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他塑造的那个人物形象，一看就挺渺小。（众笑）“在细雨中呼喊”，是很猥琐一形象。而毛泽东是在狂风暴雨中呼喊，多高大一形象。毛泽东这类人，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形象。尼采所呼唤的超人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20世纪出现了这么一大批超人，有这个背景才有了五四运动，才有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背景是有新人了，现代文学的目的也是不断地塑造新人、找寻新人。鲁迅的作品主要是批判过去，批判停滞的、灰暗的旧社会。无论是孔乙己、祥林嫂、阿Q，都是我们要告别的形象。鲁迅的作品告诉我们那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生活在那种社会里，但前面的路在哪？
郭沫若、茅盾、老舍这些作家就在做这样的探索，在往前走。老舍的作品既塑造老市民，又企图塑造新人。但我们知道，新人塑造起来是非常难的，因为还没产生，或者是刚刚有个萌芽，你干了一件好事就来责问你，就来找你的缺点，我们的社会特别容易对新人求全责备。这个社会当一个好人太难了，因为人都有缺点。你是一个好老师，他责怪你不会洗衣服；你衣服洗得好，他说你文化程度不高。找一个人的缺点太容易了。我们什么时候看人像孔子那样，只看人的主流就好了。为什么说话、写文章总要带八股气呢，比如一个人有很多优点，但是，“还有两个缺点”。我们现在评价人总是这样，能不能缺点只要不是太大就不说了？只要说这个人一生中做过两件好事就可以了。而评价坏人的时候倒是要写上些好话，这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即使坏人我们也有最大的宽容，这才叫真的自由精神。
许多新文学作品总是写坏人更成功，写老的、旧的形象更成功，写新人不是那么成功。写新人，到了新中国才获得了大量的成功。为什么？因为新中国的文化本质，就像我刚才讲的朝鲜一样，为产生新人提供了空间，新中国建立之后，文学的主人变了，变成了“人民”。我是搞现代文学的，我们现代文学的一些学者经常看不起当代文学，说现代文学出了那么多赫赫有名的作家，随便一举就鲁郭茅巴老曹，还有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都是名家，一举一大把。你看当代文学，就没有这么有名的人物。而且到了当代文学的时候。那些现代文学作家还活着的。也没写出什么好作品来。这样一看，好像当代文学成就不如现代文学。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说你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标准是什么？怎么能拿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别人呢？人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随时随地不小心就拿自己的标准评价别人。比如说四川人到别的省去吃饭就嫌菜不辣，这能算是人家缺点么？你山西人到别的地方嫌人家菜不酸？不能拿你的标准去看别人，你可以看出区别来，不能评价高下，评价高下这个事情特别需要谨慎。
当代文学，它不注重是谁。你如果指责当代文学，那你怎么不指责古代文学？很多古代的小说，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我们现在写的那些都不是板上钉钉的，都是我们猜的，都是经过学者考证之后估计差不多可能是这个人吧。比如说《红楼梦》的是谁？曹雪芹。这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人能肯定就是曹雪芹，连曹雪芹是谁我们现在都不清楚，曹雪芹跟曹沾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父子还是子父？还是一个人？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以前印《红楼梦》，写的“曹雪芹、高鹗”，你看现在出的《红楼梦》还是这么印吗？不是了吧。因为高鹗是续已经被推翻了，现在印的是“曹雪芹、无名氏”。再过十年不定怎么印呢。所以说不能以这个作家跟作品的关系是否确定来评价。
为什么现代文学中作家这么重要呢？我们要知道现代文学那个时候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讲究个人著作权，所以突出跟作品的关系恰恰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特性。这书是我写的，我拿稿费，我拿版税。所以很重要，媒体要突出地宣传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文学的性质变了，变了，读者也变了。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小说，它的阅读方式是什么？它的消费方式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人躲在个人空间里偷偷地读。一般没有俩人读的，除非是男朋友女朋友俩人一块儿读，但是读到某些不便于俩人一块读的地方还是要分开，总有一些地方只便于一个人读，这是资本主义文化消费的一种方式。古代不是这样，古代李白把一首诗写在墙上，谁都可以看，大家可以一块看，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儿童不宜的地方。大家可以随便读。小说就不一样，小说里有大量儿童不宜，不便于一块读。所以资本主义特别要讲究保护个人隐私，保护个人空间。
社会主义社会，文学的创和阅读者都变成了人民，作家就需要转变，虽然是你这个作家写的，但你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家就不适应了。适应的少，谁适应了呢？老舍适应。因为老舍本来就是劳动人民，老舍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也不左也不右，他就是为穷人说话的，这种人他最感谢共产党。
今天很多人都骂共产党，说共产党一进城，你看把北京的这个格局给改变了，把很多什么什么牌楼给拆了，说共产党就应该保护老北京，北京城里就一个字都不能动，这共产党进城后应该都住到公主坟八王坟去，不能住到中南海。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资产阶级。这些人就没有看到共产党进城之后首先改造了龙须沟。这个城市是保护起来给你们看着玩的吗？这城市里住着活生生的几百万人呢！共产党都住到公主坟去了，龙须沟怎么办？只有老舍，他是人民的良心，他看到了，“要说修，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都因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这是老舍。这样的文字，鲁迅也写不出来，只有老舍能写出来，所以他适应新中国。老舍很简单，很朴素，他看到共产党来了，解决了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这就是最大的人权！所以老舍的写作，获得了一个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是什么，一个人民的空间。他背后有人民，这个空间，亮！
很多老作家写不出新作品，巴金也写不出来。巴金写了一部好作品，在哪儿写的呢？他去了抗美援朝前线。那些作家到了抗美援朝前线之后都特别感动啊！作家、文艺工，到了那里才知道什么叫国家！有人说，你凭什么说郭德纲是民族英雄，说相声的能有民族英雄吗？我说这些人都是无知，说相声的第一个民族英雄还不是郭德纲，叫小蘑菇（常宝坤），是常宝华、常保霆他们家族的。小蘑菇就是到朝鲜去慰问，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些人到朝鲜一看志愿军那个战斗的环境，那个艰苦，特别是有一个评弹演员到了上甘岭，人家不让他们上去啊，太危险了。他一定要上去。上去一看，上甘岭一米多厚的粉尘，原来都是岩石。并没有发生泥石流，是几十万颗炮弹把一个山头给削平了两米，岩石全部变成粉尘，直接倒上水就变成水泥了。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战斗是什么样的，活人一个个的就在这个地方战斗！这些文艺工的思想就变了。人还是那个人，因为心里有了人民，他写出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大家有功夫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大量的五六十年代的文艺作品。歌曲、曲艺、相声、弹词、大鼓、单弦等等，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贝，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最恨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不打击流行歌曲的演员？为什么要打击相声演员，要打击二人转？为什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贝。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没有相声，没有弹词，没有二人转，没有越剧，没有秦腔，这个国家就等于没有了！我们都去唱那个四不像的任何民族特点都没有的流行歌曲，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了。我们必须在有这些东西的前提下再唱流行歌曲，这才是伟大的国家。假如郭德纲是个唱流行歌曲的，绝不会受到这么惨重的围剿！包括很多支持郭德纲的朋友都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从一个更高的、文化战斗的角度来看待。
刚才我说解放以后作家、文学要改变，五十年代就是转变的时代。五十年代有很多文艺运动，这个文艺运动主要是新旧思想的斗争。透过那些具体的事件，比如说《武训传》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关于什么中间路线啊，中间人物啊等等这些讨论，背后有一个大的声音就是文学要变成人民的文学，用人民的精神写，给人民看。从人民中造就出千百万社会主义新人来。我们看，经过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空间，从这个空间里走出来的人，它就跟旧社会不一样了。
今天中国天塌地陷，这么多天灾人祸，我们看人民是有反抗的，人民反抗的声音还是比旧社会要高得多。旧社会要是没有共产党，那人民几十年就这么忍受着。其实天塌地陷经常发生。我上一篇博客开头刚刚贴了一篇我们中学课本里的课文，叫《一次大型的泥石流》，很多人学完就忘了。我昨天晚上跟同学聚会，他们都忘了。我说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个课文里面说的很清楚，泥石流发生的原因，一个是地质条件怎么怎么不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滥砍滥伐，开采矿石，破坏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岩石破碎，环境不加治理保护”。人祸啊！解放前这种事是常发生的，报道也没有，死了就白死了，你以为我们中国人解放前都怎么死的！
汉奸、卖国贼们天天揪着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很多人，拿这个来反对共产党。我说你要算总账啊，新中国的人口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增加的，那旧社会一百多年中国人口没有增加啊，家家生七八个孩子，那人都哪去了？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应该有二十亿人口啊，那结果才有四万万多，那至少死了十五亿，十五亿人哪去了？这个账怎么不算，你不是讲公正吗？你不是讲客观吗？这个事情你怎么不客观了呢？为什么不去追究国民党杀害了十五亿中国人民？当然不是用枪用炮杀的，饿死的、病死的、泥石流砸死的有的是。我写过一本书，叫《1921：谁主沉浮》，你就光看开头第一章，1921年中国人怎么死的？看一个历史，要看前，还要看后。
五十年代整个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块，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刺激起了中国所有的工业部门。因为要战争，就需要几乎所有的工业来支撑。抗美援朝一战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的工业体系。矿山、制造业、纺织业、信息业、交通、能源全部都建立起来了，还不用抗美援朝结束，打到1953年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就什么都有了。苏联它也是个扶硬不扶软的家伙，一看中国自己有东西了，它的援助也来了。到1953年的时候。那个形势完全可以解放全朝鲜，真是“由北到南，一推就完”！我们的后勤已经不落后了，我们牺牲的战士主要是后勤供应不上牺牲的。但是到了1953年，本来可以解放全朝鲜了，斯大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又不干了，他们大概不愿意让中国把朝鲜都解放了，就说算了，还是谈判吧，就以三八线为界吧，最后就维持了一个三八线。
抗美援朝保证了国内和平建设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建国十周年左右，国家跟十年前就不能比。今天不是讲这个增长率那个增长率么，今天我们再努力，都没有四九年到五九年这个增长率厉害。不说别的，就说一项，人的平均寿命，中国人民平均寿命从30多岁一下子增加到50多岁。十年的功夫，谁能做到？人口为什么增加那么快啊？就是不死人了。旧社会虽然生的孩子多，那孩子不长到七八岁大人都不放心啊，随便一个感冒一个孩子就没啦！邻居家死了孩子没有人特别悲伤，都是正常事儿，“哟，你们家小三儿过去了。”拿个席子卷着就走了，这是平常事。你看看那些作家的回忆，谁家没有兄弟姐妹死去？都是小时候。所以人口老不增加，虽然生育率高，但是高死亡率。解放后这孩子不死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什么病都有医院给你治，不要钱，或者花钱很少。小医院治不了去大医院，大医院治不了还有解放军呢。解放后咱农村先不说，就说城市，你听说谁家孩子死了吗？我就没听说过。我听说的都是我父母那一辈的人旧社会谁家兄弟姐妹死了。建国之后城市里的人就没听说过谁家孩子哪天得了猩红热死了，哪天得了重感冒、拉肚子死了。五十年代农村医疗还比较落后，到了六十年代农村也跟城市一样了。孩子生下来差不多就活了，生即活。所以人口才飞速增长。
到了建国十周年前后，这个国家是硕果累累!反映在文学上，1959年前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丰收期，我们今天所喜闻乐见的那些“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全部产生在这几年里。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过去所说的“三红两闯”：《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还有《李闯王》。一大堆呢，什么《小城春秋》啊，《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啊，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而且，短短的十年就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家，一支新的作家队伍。
这些作品就像我刚才讲的《原形毕露》一样，综合了多种文学因素，它不是只给少数人看的那个阳春白雪。多数人都能看懂，但又不是媚俗的，给多数人看，不见得是媚俗的，它并不迎合你的低级趣味，它迎合你的高级趣味。他让你能够通俗易懂，同时又引导着你往前走，真正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讲的“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文艺是灯火，但这个灯火并不是照得你眼花缭乱睁不开眼，你看着灯火很温暖，你愿意跟着他往前走，你的心里是温暖的、温馨的、愉悦的。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收获。
我感到稍微不满的一点是，后来我到北大上学，学了当代文学史，发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里面所排列的那些作品，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感受不是完全一致。我并不是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才要考北大中文系，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从小就喜欢当老师，所以我今天能够当一个文学老师，在北大当文学老师，就是完全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作为个人我已经无所求了，我本来就想醉生梦死的过一辈子。没办法，他们非要逼着我来听这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的所作所为都是被外界所刺激的。我本来就是想无所事事的混一辈子。到了大学之后，却发现这个教材写的跟我们感受不一样，比如劳动人民都喜欢《平原枪声》，可是当代文学史里竟然没有这部书，没有评价。这就使我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大学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所统治。我们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学术界是资产阶级王国。毛主席让他们到农村去，到五七干校去接触接触贫下中农，了解了解中国生活实际，他们说自己受了迫害了。这就叫中国知识分子贱骨头！当然不都是这样，少数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思想境界提升了。多数人觉得自己受了迫害，或者当时没觉得自己受迫害，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受这个潮流影响都纷纷写起了受迫害史。拿着六七十元的高工资到农村去，把村里的鸡鸭鹅狗全吃完了——受迫害去了！（众人笑）
大家有空可以找到那些右派的日记看看，看看他们当年是怎么受迫害的，过的都是什么日子。我的博客里摘过黄源先生的日记。你看看他当右派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是喝红葡萄酒，就是弄条鱼、弄个螃蟹、弄点肉吃吃，跟他的太太因为家里的猫而吵架等等。什么是历史，不能简单的看回忆录，特别是不能简单的看一两个人的回忆录。
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文学作品，它反映的是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情。人民跟旧社会比，他就是觉得到了天堂了。旧社会吃不上喝不上孩子经常会饿死，大人也会饿死。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了，粮食够吃。你不能拿五六十年代跟今天比啊，说他家里没电视所以算穷人，你不能这么比。你得跟旧社会比。这个时候的文学状况给人的感觉是，你读了刚才我说的那些作品，看了那个时候的电影，你觉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站立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影片都是在国际上获奖的。这个国家蒸蒸日上。当然，有痛苦有曲折有斗争，但是人民艺术被确立起来了。五六十年代的空间里，有一个大写的“人”字——人民。你看鲁迅先生的作品，当然伟大，但他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伟大。看鲁迅的作品，怎么看都是一个痛苦的战士不被理解，一个人顽强地战斗。又反左又反右，枪林弹雨。作为他个人，肯定是英雄。但是，这样的英雄存在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好时代，我们不希望一个时代有这么多的英雄，我们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们宁肯文学作品中没有塑造出那么多成功的形象，什么祥林嫂、孔乙己，我们希望这些形象少一点，我们要劳动人民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好。当61个阶级弟兄食物中毒的时候，党中央派飞机翻山越岭去抢救61个民工。什么叫人权，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权，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我们现在能做的到吗？
我不知道现在的语文老师是怎么讲这些课文的，怎么讲《为了61个阶级弟兄》，怎么讲《一次大型的泥石流》，怎么讲《包身工》。如果不联系我们国家这一部文化空间的演变史，学生怎么能不讨厌语文课！学生为什么讨厌语文课？就是因为有些语文老师把语文跟人民的生活割裂开来。你以为蒋家沟泥石流讲的是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吗？你把这一层讲破了，语文自然就讲活了。而且学生的高考成绩差不了，他会玩命地自己去学语文。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人民的小说、戏剧、诗歌建立起来，最后的结果是文学、文化、艺术，包括美术、建筑不再是少数艺术家垄断的。小说不再是作家的。日常生活中到处是艺术。工人、农民都在写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那么多的人下班之后写文章、写诗歌投稿。每个编辑部都收到大量的、充满了错别字的来稿。我们很多作品就是工人作家写的。那个时候的编辑真是负责任。现在的编辑负责造谣，那个时候的编辑就是负责给工人农民改错别字。说这个故事讲得非常好，但是文化水平不高，我得帮他改，这一段放在前面是不是好，这一段多余是不是删掉。那个时候很多好作品真是编辑帮着改出来的，你现在看很多老编辑都有这样的回忆。我们很多工农作家是编辑部把他培养起来的，就是从工农兵中培养作家。所以整个社会是充满了文艺气氛的。就我的父母那一代人文艺细胞都比我们这一代人要高，我们现在这个文艺细胞越来越差，因为自己不去参与艺术创作，傻乎乎的看着一个没文化的歌星在上面乱跳。人的观赏层次已经退回到原始社会了。
这些作品一方面是通俗的，一方面它的主题又非常严肃，雅俗结合。比如你说《青春之歌》这样的小说，它是雅的是俗的？你要看它的结构，它是一个很俗的结构，多角恋爱嘛。一个女孩子，一个漂亮的、有文化的女孩子跟几个男人的关系。这个结构是俗的。你要说反三俗反它也能找到借口，俗嘛，资产阶级谈恋爱，多角恋爱，俗。但是，它讲的是一个严肃的人生选择问题。这个女孩子选择的是几个不同类型的男人。地主老财要占有她，这肯定她要反对，她找到了一个北大的学生，在海边救了她的余永泽，这个学生是胡适的弟子，好好做学问，去听胡适先生讲座等等，我们后来把这种人叫白专道路。其实他既不白也不专，他就是一个懦弱男人。因为他吃醋导致一个共产党员被捕。林道静后来就抛弃了余永泽，选择了共产党员卢嘉川, 卢嘉川后来牺牲了，又选择了江华。就是通过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人生选择，对男性的选择，最后肯定了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就是肯定了革命。《青春之歌》是当年最畅销的书。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市场经济这样的提法，但是那个时候优秀作品的市场都绝对的好。为了市场而创作，市场反而不一定好。我们七八十年代有很多电影，它的票房价值是以亿来计算的。你想这是什么概念。电影票只有一毛钱两毛钱，票房价值一个亿两个亿，这叫什么概念。我们今天投入8千万，收回2.5亿，这还值得一吹？什么叫文化繁荣，不是看一组数字就能体现出来的。
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给人提供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心理空间。我们今天的文艺评论、文学理论很时髦讲“空间”这个词。唐朝为什么伟大，唐朝的疆域面积肯定没有清朝大，清朝肯定比唐朝大，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清朝人活得比较憋屈？唐朝人怎么就大呢？心理空间大。你读了李白的诗、杜甫的诗、白居易的诗，你觉得人的这个世界是无限的，我可以一马一剑走天下，无数的功名等着我去建立。仰天大笑出门去，这是唐朝的文化空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是紧挨着，怎么一到了五十年代这个国家空间就大了？就是中国人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了。那个时候我们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
现在美帝国主义天天骂中国人权不好，当然我们人权是不好，可是毛泽东时代是我们天天骂他们人权不好。这完全颠倒一个个儿了！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天天谴责他们黑暗的人权状况，然后美国天天辩解：其实我们人权也不错啊（众人笑）。现在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他天天指着鼻子骂我们，我们自己来解释。就是《过秦论》里说的，“攻守之势异也”，攻守之势完全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空间越来越小。
那个时候，人们在那样的空间里，你看：火热的生活、斗争、青春、艺术，那种朝气蓬勃。你要说物质生活，的确没什么富裕的，就是个温饱。但是他也不需要有更多的追求，因为你有安全感，你不需要住很大的房子，你相信你家里生了孩子，单位会给你解决他睡觉的一张床的。就是没有过多的考虑，没有说我选择上什么大学啊，我将来找什么工作……不需要考虑。甚至那个时候的人都不一定要想上大学。
我举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的例子，单田芳年轻的时候本来他也想上大学，后来他家里人跟他说，你上什么大学，上大学之后当个技术员，一个月工资就56块，其实56块已经很多了，那个时候56块可以养活五六个人，56块钱是非常高的工资。但是家里人觉得56块钱太少，说你不要上大学了，还是说书吧。单田芳就说了评书，然后他迅速成名。你知道在五六十年代单田芳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吗？两千多块，天文数字。单田芳已经狂得不知道怎么花了。单田芳自己在电视上讲的，他家的小院里，摆着一排全是进口自行车，英国的、德国的、匈牙利的。家里好几身貂皮大衣，过年的时候，初一穿一件，初二穿一件，初三穿一件。天天早上饺子，晚上包子。这不知道怎么活好了，所以他文革的时候倒霉了，那些嫉妒他的人就批斗他。文革时候很多受迫害、批斗，是平时得罪人了人家嫉妒他斗他，并不是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他说评书的肯定也是歌颂社会主义的，也是讲历史、讲民族英雄的。主要是平时，用我们东北话叫得瑟，完全是自己在那得瑟。那个时候他活得是非常好，他说他在鞍山讲评书，工人夹着饭盒听了一中午，下午忘记上班了。当然现在他又活下来了。那时候创造的空间使人们感到昂扬。就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咱不知道，汉奸们是越讲越玄，现在已经讲到八千万了。中国一共六亿人口死了八千万，这挺绝的，这想象力。但是不管死多少人都是错误的。死了一个人，有关领导该负责任的负责任，因为我们党对这件事情解释的不清楚，所以造成汉奸不断加码，不断说死的人多。但是这个困难时期，你看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从文化中体现出的精神风貌。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作品，是讲人要有风格，不怕困难，比如陶铸写的《松树的风格》，还有冰心的《小橘灯》，讲人情的温暖。其实冰心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可是汉奸们连冰心老人都不放过，还要批评冰心老人，说你看，在共产党那么坏的时候，饿死那么多人的时候，冰心却写了小橘灯，完全是暴政的帮凶。汉奸是完全没有人情味的，汉奸就是一根筋，把一切事情都扯到阶级斗争上。到61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进入“调巩充提”阶段，调整、巩固、充实、提高，62年以后中国经济是一年比一年好，农业连年丰收，工厂只在66、67、68这三年，因为武斗，社会混乱，产值降低过。文革期间的工农业生产增长10%以上，大大超过改革开放。可以说没有文革期间，今天我们的这一切都没有。我们八十年代为什么生活得比较好，都是文革种下的树。八十年代农业怎么增产的，之前的大型水利、种子改良、土壤改良，一百多个化肥厂，所以我们八十年代才过得比较好。但是八十年代我们把这个消耗之后，九十年代农业就破产了。今天，毛主席时代修的水利工程全部崩溃。今年2010年全国的水灾主要都不是发生在干流上，都是支流。全国各地有28个省遭灾，三亿多人民陷入汪洋。为什么，就是把毛主席的水库都给毁了。毛主席的抽水机都给卖了，什么都没有了。人民毫无遮拦。每次发水灾后就派武警官兵解放军战士拿血肉之躯去堵。拿战士的生命不当生命。少数官僚趁机作秀，明星趁机作秀。用人民的生命铺平自己前进的道路。
文艺在新中国这个空间里，和国家的经济形势发展，是相配合的。我们今天一提大跃进就是个贬义词，那你忘了大跃进曾经是褒义词了。难道说大跃进是褒义词的那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今天一说起大跃进，就想起大炼钢铁，炼了很多废钢，那我问你，你有没有统计过炼了多少好钢，你怎么专门说炼了些废钢。是炼了些废钢，就好像我们大人包饺子，拿面让小孩玩，我们能不说大人包的饺子，光说小孩包的破面吗？主要成就还是大人包的这些饺子。我们国家的钢产量主要是在大跃进期间突飞猛进的。大跃进的成就，大家看看样板戏海港，《海港》里那个退休工人马洪亮师傅有一段唱：“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看得我热泪盈眶心花开。”我们国家的大型项目都有赖于大跃进。大跃进虽然没有做到15年超英赶美，15年超英赶美是一个过于浪漫的或者说左倾的目标。但是目标定的高，可以使成就更高呀。古人不是说，做事要求其上才能得其中吗？求其上得其中是一种极左思想吗？人的目标就是要定的高。你只有争取考上北大，你才有可能考上人大，这是一个起码的道理吧。你目标就定在考人大，那你只能上鬼大。这不是左，这怎么是左，这恰恰是中庸之道。
今天我们回忆起新中国的文艺作品都觉得十七年是好的。十七年的作品是政治、理想和人情味结合的非常到位的文学作品。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渡江侦察记》，孙道临演的。渡江侦察记的结尾，战斗获得了胜利，解放军又要进军了，恋恋不舍地跟女游击队长告别。其实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若隐若现的感情。这个解放军说，我们还会胜利归来的，女游击队长深情地看着他，我们等着你。多余的台词没有。如果现在把它改成电视连续剧，加入很多戏，加入很多戏之后恰恰就把这艺术给毁了。艺术就在于要留有空间，就像我们中国的山水画一样。在山水之间加上一两个人，一个小茅屋，别的地方是空白，留下想象力的空间大于这个画。你都把它填满了，这个空间就小了。恰恰是这样一个结尾，引人无限遐思。我们会想，这个解放军会不会回来，他回来之后是不是升官了，现在是连长，回来之后会不会是团长了，或者这个游击队长是不是已经当了县委书记了，是不是他已经结婚了，就会想很多很多，就是革命与爱情这个复杂的关系都在这里，大我跟小我是结合得很好。
但是到了文革阶段——空间不是凝固的，在不断改变。文革阶段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极端，这个极端要从两个方面来评价，就是从好和坏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方面它是人民文化走向光辉的一个顶峰，沿着五十年代所开辟的道路，人民性越来越强，人民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也是一个物极必反的转折点。首先我们说文革的文化、文学、艺术是繁荣的，不是今天汉奸卖国贼所污蔑的是贫乏的。这有实实在在的数据在。有人说文革有什么，文革就是八个样板戏加一个浩然。这是胡说八道，这样说的人肯定是没文化，说明他自己就没读过书。这样的人你问他八个样板戏是哪八个他肯定说不出来。你一句话就可以问倒他，你问他知道八个样板戏是哪八个吗？肯定说不出来，你不要怕他。我问过很多教授，中文系的教授，说不出八个样板戏是哪八个。在座各位你自己回去查查是哪八个，然后你见了教授就问他，可以获得文化自信。
文革，要比单纯的出版数量，确实没今天多。今天每年出版多少长篇小说，那确实没法比，因为今天出版的大多数都是垃圾。今天我们印刷业发达了，砍倒了成片的森林，变成纸，印上这个乱七八糟的字，就变成长篇小说，我说这不叫书。文革要出版你起码得达到艺术标准才能出版。从数量上说，文革的文化艺术是繁荣的。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出版演出数据，更重要的是到了文革阶段，人人都参加文艺活动，包括农民。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文艺演出活动。中国今天最可悲的还不是农村破产，背井离乡去打工，留下妇女在家里喝农药，不是这个，是农村一片萧条，农村没有歌舞之声。为什么每年有一百多万妇女喝农药呢。丈夫背井离乡在城里打工，家里田地荒芜，晚上留守妇女围着电视，现在不是村村有电视了吗，一看电视，呀，这电视里的女的都这样的，我丈夫在城里头是跟这些女的在一起。她心里就很郁闷。电视里演的东西不是赞美人民的，也不是帮助人民进步的，是给人民添堵的，而且这种艺术是人民参与不了的。我们小时候，人人都演过节目或者是写节目，规定你们班出什么节目你们班出几个，人人都参与过，不是当看客。我们今天是把人都组织起来当看客。
文革的时候，是一个普及大众文化的时代，我们有那么多的例子，工厂里的工人能够读黑格尔，这是哪个国家能做到的事情？工厂里的工人读资本论，其中有一部分继续当工人，有一部分考上大学当教授了。今天很多教授学者都是文革时候的普通工人啊，包括今天有几个著名的汉奸学者，他们都忘本了，他自己的学问是哪儿来的，是文革的时候读马列读来的，那是他自己忘本。
文革文艺首先是繁荣。第二个特点是精品化、综合化，因为有了前面的艺术经验积累，国家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知识分子待遇也越来越好。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一大批精品。精品中的精品就是样板戏。前后三批十几部样板戏为代表，概括的说，样板戏是综合了人类所有文化艺术精华的产物，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同时是极先锋极现代的。这几年有大量的学生论文在研究样板戏，以前都不让研究，说这是四人帮的文艺，现在经过大量的研究，有很多论文，论样板戏在艺术上的先锋性。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成为红色经典。几十年过去了，颠扑不破。几十年过去了，你看看当代文艺，什么能够代表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到国外演出，你演什么能让国外佩服，只有《红色娘子军》。你《天鹅湖》跳得再好，那是人家的，是俄罗斯的，你跳《天鹅湖》、《吉赛尔》那是你的东西吗，你跳《睡美人》那是你的吗，美人是给你这么睡的吗。只有跳《红色娘子军》，不但达到世界水平，而且耳目一新。我前一段刚在国家大剧院讲过《红色娘子军》，网上能找到影像。这一批作品才是真正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合乎毛泽东文艺讲话精神。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要求或者说希望文化将来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要求，我们拿这三个要求去衡量郭德纲，不符合吗？当然符合，不符合的是郭德纲的敌人。既不民族、又不科学、又不大众，恰恰是迫害郭德纲的人。有人指责文革文学这个缺点那个缺点，有几个主要的指责都是不对的。比如说文革艺术就是高、大、全，你看这人物形象那么高大那么光辉，这是违反人性的。那么我们要质问，高大全怎么就不人性了？且不说是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高大全，高大全就不人性吗？古代作品有没有高大全，诸葛亮不是高大全吗？武松不是高大全吗？这都是人类文学经典形象啊。外国文学作品没有高大全吗？好莱坞不天天都在制造高大全吗？高大全是文艺创作方法之一种，而且是颠扑不破的成功艺术经验之一种，越是经典的东西它就越要有高大全。荷马史诗里不都是高大全吗？文艺作品就是要集中讲人的一个特性，不是把人每天的事都讲。讲一个战士主要讲他在战场上战斗，他回家擤鼻涕咳嗽你非得讲干什么呢，没有讲不代表他不咳嗽不擤鼻涕，而是那个东西不需要讲，跟别人一样的地方不需要讲。没有说他不食人间烟火，是没有把他的吃喝拉撒睡都展示出来，我们展示诸葛亮的智慧就行了，他回家怎么跟他太太上床何必要写呢，和别人一样就行了。或者写，“此处，一夜无话”，就完了。我们古代的作家就是这么处理的。另外呢，样板戏是“高大全”吗？这还要分析。样板戏就没有人情味儿吗？我上学期在北大的研究生课讲戏剧，有一节讲的是样板戏，你仔细看，有很浓的人情味儿。关键是什么叫人情，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你干嘛认为只有那一欲才是人情呢？今天那些高举着人性的家伙，他认为人性只有一条，就是兽性。只有一夜情才是人性，别的都不是。按照他们的口味儿，样板戏就不符合艺术，就没有人性。按照他们的口味儿，只写武松打虎不行，还要写武松跟潘金莲怎么私通的，因为这才是人性，只有卑劣的阴暗的人性才是人性。这是他们的人性论。所以武松打老虎，记者要采访他，“是不是你嫂子让你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狗仔队，他们是这样理解人性的。
这些红色经典，经过几十年之后，颠扑不破，人们不但要怀念他，今天的坏人还要花样翻新、还要改变它，自己为了赚钱，都离不开红色经典。你有本事自己拍啊，自己拍不出来就糟蹋红色经典。红色经典被改编的，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成功的，多数都是糟蹋的，多数都是乱来，一定要给杨子荣加上私生子、情人，即使出发点好，结果也不好。你把改编的东西和原来一比你就知道了。你看《沙家浜》、《红色娘子军》也被改成色情小说了。你看《红色娘子军》这个描写，两个人进去拥抱的时候写那个生理反应，特别恶心，如果写别的还可以看看，但他写的东西不符合事实。
文革的文化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缺点，这个缺点和那个时代的缺点是一样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说高大全没错，但是高大全作品或者高大全倾向的作品过多，这是一个问题。那就造成对人物要求过高，对文艺作品中人的思想境界要求过高，随之导致的是对日常生活中人的道德品质要求过高，要求过高有个什么结果呢，就使大多数人民觉得自己活得不合格。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让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活得不合格，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的媒体天天在制造成功人士。媒体随便卖一种东西，，卖一个破洗发水，他得是国际影星，人都得那样，都得不穿衣服躺在浴缸里用这种洗发水。你好不容易说我赶时髦我也用这种洗发水，明天一看，他又使另一种洗发水了。你老是不合格，你老觉得自己活得不对，你老觉得自己是三等公民。人家那才活的是一等公民，你看人家开那样的车、拿那样的手机。
电视里每天都告诉你，你不是人，你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你要是有成功的一天，资本家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资本家为了要拓展他的市场，让他东西卖出去，就必须天天给你一个感觉，你活得还不够格，还不行，你得像我这样的才行。其实资本家自己未必是那么过的，但是他要塑造那样的形象。
文革是从另一个方向，是从人的道德角度，它让你觉得自己老得斗私批修。你看人家那个形象多好啊，人家捡了一分钱给警察，有的人捡了五分钱自己买冰棍了。就这样一个小缺点不被允许。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刚建立了十几年，不到二十年，就是一代人还没有完成，你要求人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修养，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做不到。大多数人民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你得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的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很多思想也会影响孩子，你让我们完全做到大公无私，就是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红小兵也做不到。即使我能做到，我班里的同学都做不到。我捡了一分钱交给老师了，老师表扬我是好孩子。另外一个小孩他一看，这事儿有利可图啊，他从自己兜里掏了一分钱说，老师我也捡了一分钱，老师也表扬他，助长弄虚作假。当人民的道德水平没那么高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古代的圣人说得对，你推行一个道德的时候要合乎实际，要合乎这个社会实际发展水平。你过多地铲除人的私心就容易造成水至清则无鱼。四人帮讲的那些话对不对？讲的那些话从理论上都是对的。但人民真的不喜欢四人帮，为什么人民不喜欢四人帮，就是他们讲的东西过高，人民跟不上。那个时候只允许小孩有缺点，大人只要有了缺点就要批评，就小孩有缺点。
文革中有一批以小孩为题材的作品特别成功、特别受欢迎。最受欢迎的就是一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因为小孩可以有缺点，小孩思想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闪闪的红星》是1976年的电影，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文革的一个警示，因为《闪闪的红星》通篇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还乡团就要回来了。我经常想起胡汉三的台词，“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所以说文学是非常玄妙的。你当时不知道这部电影的伟大意义，你光觉得好。《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拍得确实好，没看过的同学可以找来看看。里面诗情画意、非常优美啊，李双江唱的那个“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江青同志看了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江青一拍桌子：谁说我们无产阶级不会抒情啊，你看我们无产阶级多会抒情啊。她也是满腔悲愤，恨那些人污蔑劳动人民不会抒情。但更大的意义，中国人讲谶纬，这个谶纬就是预言，《闪闪的红星》是个预言。潘冬子还没来得及长大，胡汉三就回来了。
而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没有警惕性，没有这个警觉，就沉浸在诗情画意里了。我这个人其实骨子里是很懒惰的，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比如社会上对我的评价，赞扬也好，批判也好，都不是我主动做的。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做好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准备。我小时候就沉浸在闪闪红星这种氛围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可做——很遗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打下了红色江山，农民种着地我吃着粮食，工人给我生产工业产品，解放军叔叔保卫着边疆，我还有什么可干的呢？觉得特失望，决定这辈子就混过去了。后来80年代也觉得挺好的，80年代我还上大学了，工作也挺好，个人生活也不错。就养成一种懒惰的习性，到现在谁问我，我的真心话都是，我想当一个苏东坡那样的知识分子。没事三五好友在窗底下喝点茶喝点酒说点闲话开开玩笑猜猜谜语，我就愿过这样的生活。是有一种势力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与世无争都不行，他逼到你鼻子和门槛儿来，非得让你同意他，非得让你站队不可。我没有办法，我愤然而起。是这样的社会把我这样的人逼得愤怒了，把我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成左派，可见这个社会已经堕落无耻到何等地步。
文革作品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总体来看，模式比较单一。如果想深入探讨的话，我推荐大家看北大洪子诚教授写的当代文学史。洪老师是非常客观的，他把四人帮这些人叫文化激进派，讲的比较客观。文化激进派呢，理想过高，对文艺作品的要求过高，就造成了大家小心谨慎，创作的模式就比较单一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是简单图解政治观念，比如说这个作品中，一个书记一个队长，犯错误的总是这个队长，对的总是那书记，大家发现这个东西了吧。一个团长一个政委，团长老是犯错误的，政委总是正确的。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你看《亮剑》，犯错误的是李云龙，赵刚总比他高一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说政委应该站得高一点，可实际生活中不都是这样呀。实际生活中肯定有司令员或者团长更高的，也有政委犯错误的。毛主席派林彪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不给他派政委，“林彪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兼书记”，党的领导特事特办。刘伯承打仗，那就不放心，必须派一个邓小平当政委，让老邓看着他。得分情况来看，林彪这样的人就不需要政委。政委或者书记永远高，这样的作品一多呢，老百姓就反感了，老百姓提前就知道了，一看队长出来了准得犯什么错误，这样就失去悬念了。刚才我们看《原形毕露》，好就好在你事先猜不到结尾，它不是那么僵化的。
文革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反腐败作品。现在那些反腐败作品，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省委第一书记不在，省委第一书记到北京开会去了，党校学习呢。然后省长在家里胡作非为，最后省委书记从党校带着党中央的精神回来了，收拾了贪官，前景又是一片光明。其实这个模式还是受文革的影响。
有一些作品突破这种模式，竟然受到批评。我举点例子，比如《海霞》，根据《海岛女民兵》改编的，《海岛女民兵》是非常好的小说，黎汝清写的，改编成电影，非常美，“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么织渔网”，非常美；第二段是“渔家姑娘在海边，练呀嘛练刀枪”。电影拍得好。还有一个电影叫《创业》，是讲大庆的，它就是因为模式不那么单一，有很丰富的人情味。《创业》的主人公叫周挺杉，就是王进喜的化身嘛。他照顾工人生活，买土豆。里面有坏人就批判他，说这个周挺杉，买了大量的土豆。“买土豆嘛，就是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很多这种带着生活气息的台词，结果这样的电影受批评。后来还是毛主席亲自过问，毛主席批示，这些电影没有问题。毛主席说，我看了，“此片无大过，建议通过发行”，还责备了给他们打棍子的那些人。毛主席对这些电影的这个爱护，就像我今天爱护郭德纲一样（哈哈哈……鼓掌）。毛主席说，人家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啊，“罪名居然有十条之多”，就是说，太过分了。但虽然毛主席保驾，保护了那些影片，但毕竟它受过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因为这种创作本来就是集体创作，不是一个人创作，容易挫伤大家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文革呢，民间文学盛行。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就是听故事，到处去讲故事。有很多手抄本在流传，手抄本有一部分是色情的，有一部分是那种反特的，讲什么《梅花党》呀，《墨绿色尸体》呀……很多跟我的同龄人小时候一定听过。特别是《梅花党》，越讲越恐怖：国民党撤离大陆，在大陆留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干下了许多坏事，一直到最后才揭秘，原来梅花党的二把手就是刘少奇同志，一把手是王光美同志。很吓人！这一个系列包含着很多小系列，我小时候都会讲，我小时候到农村去讲《梅花党》，这帮农村孩子给我拿点吃的，进屋里坐在炕上就讲，特别是紧张的情节要到晚上讲，晚上把灯灭了开始讲（哈哈哈……）。所以我在农村亲戚里面都特别有威信。我一开头，一句话就把他们镇住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公安五号在人民公园被暗杀了……”他们一下子就懵了。就是说那时候这种文学是特别盛行的，人民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
我们看文革，它一方面把一种艺术推到极端，另一方面它有自己的缺陷，时间长了造成人民倦怠。这个空间是很大的，空间很大但是人民在里面有点无所事事。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人民普遍进入一种文化倦怠状态，觉得什么都没劲儿。其实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好，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但他就觉得没劲儿。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老百姓觉得这政治没什么意思，看那林副统帅都是坏人，要谋害毛主席。林彪死了，就把林彪骂得一钱不值。这是我们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谁犯了错误，就把他的一切都否定了。连林彪打的仗都否定了，说辽沈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林彪光犯错误，而且林彪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犯错误，从井冈山就犯错误，说林彪一直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林彪就没好事！而且不管谁犯了错误呢，他的夫人一下就变成了“老婆”，这很有意思。这人没犯错误的时候，就介绍某某啊，他的夫人怎么怎么样；这人一被打倒，就是他和他的“老婆”。这个风气特别不好，我说这就是三俗，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三俗，落井下石，趋炎附势。
人民到七十年代中期就变成一种不去独立思考、随风倒的状态。就忙着个人家庭的这点小生活。据我的记忆，我生活的地方，大概整个七十年代吧，城市的人民在干什么？男的就在打家具，女的就在织毛衣。天天那些妇女都想着搞一个什么花样，勾一个什么东西，勾一个门帘呀，勾个桌布呀……成天找这些，互相介绍这些，每天就是“上七针下八针”，每天搞这些。男的在家里打沙发，打个壁橱呀，打个碗柜呀……天天弄这些；而且他们那些原料也是源源不断的都能弄来。说我家要打个立柜，明天我到厂子里拿个板去。社会主义工厂嘛，可以随便拿，家里缺什么都到厂里去拿去，那时候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当时觉得这是幸福，这是社会主义好。今天看来，其实是工人阶级开始慢慢丧失阶级自觉性。工人阶级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后，就开始没有思想了，这个时候就容易上当，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咱们发奖金，谁干得多，多给两块钱奖金，就会跟着那个人跑，而不管它的后果如何。他不知道今天给你发了奖金，十年以后你就下岗，他是想不到的。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文学、文化身上，这些东西要系统地来考察。
经过文革到了新时期的时候，新时期一开始的文学叫做伤痕文学，大家可能都记得。伤痕文学对以前的文学，对文革的文化起到一个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大家知道卢新华写的《伤痕》，刘心武写的《班主任》等作品，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非常的低。刘心武就说，别提我那些个作品，现在没法看，他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都是小学生作文水平的，里边还有各种硬伤，这不用说了。但是通过伤痕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等等，它有一个这样的功能：作为个体的“个人”开始重新得到关注。文革它是关注整体的人民，每个人都和整体的人民，和一个集体连在一起，比如潘冬子一个小孩，他也跟中国革命连在一起，潘冬子在米店老板的店里，半夜里望着月亮他想：延安是什么样子的？他跟全中国连在一起。而新时期这个时候，个人变成了独立的孤独的原子，跟集体切断关系，使人感到一种新鲜感，第一次看这样的作品很好玩呀，就讲一个人的事，跟谁都没关系。像《小街》，郭凯敏跟张瑜演的《小街》,它就切断了。这个时候是在某种程度上向“十七年”回归。也是在这时候，就在七六年以后，七七、七八、七九这几年，很多老电影开始重放，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我是这个时候看的。我是在文革之后看了大量的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而且我看这些电影也是为了批判四人帮，因为四人帮否定“十七年”，我一看这个，我很痛恨四人帮，我说四人帮这么坏呢！这些电影都挺好的，怎么说它们不好呢？这个时候回归“十七年”，经过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八十年代过来的朋友会记得这些名目，今天早就烟消云散了。不是研究文学的都不知道这些名词，什么先锋文学等等。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你今天如果问一个从五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的人，我想多数人会对八十年代打最高分。我在文章里讲，我个人也是给八十年代打最高分。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不左不右的。它既保持着革命的理想主义惯性，同时又很关注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情感又是健康的情感。而且它仍然是以革命为基调，但是它这个空间是最广大的，外延特别大。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自由，但它给你犯错误的地域是非常小的。八十年代仍然可以说文学是整个文化的火车头。也正是这个原因，八十年代高考，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学专业，不像今天。比如说我考北大中文系，那是非常难的，跟陈景润那活儿一样难，因为在我们省只有两个名额。就是各个学校学习最好的人，才敢有这个梦想。我为了考北大中文系，首先要保证学习好，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要保证在全省绝对的优势。我们那儿各个学校学习好的人成绩互相都知道；保证优势还不行，还得打心理战，还得把别人吓唬住，所以我早早就宣布我要报考北大中文系，就把别的学校的潜在对手都给震慑住（哈哈哈……），他们一听说哈三中的孔庆东要考北大中文系，那我就算了，很多人都放弃了。在我们这个班里面，有全国的高考状元九个。这是空前绝后的，再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的每一个同学都是一方诸侯，都不得了。不是省里的状元，就是地区的状元，好像县里的状元都没有，不是榜眼就是探花的人。这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就改变了，九十年代之后分数越来越低，曾经有好几年招不到状元。有一年我们的书记见到我很高兴，“喂，老孔，咱们今年招了一个状元。”我问哪个省的？“西藏的！”（哈哈哈……）曾经有过这么惨的时候。这几年又恢复了，这几年大家可能看到还是学传统的专业比较好，不论是从个人修养，还是找工作都比较好。我们这几年招到的状元和分数又开始回升。今年就招到好几个状元，包括北京市的状元，都在我们这里。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那个时侯以学文学为荣。
可惜好景不长，八九年一阵急促的枪响，打碎了人民的美梦。全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受到严重的挫伤，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八九、九零、九一、九二这几年，用“万马齐喑”这个词一点都不错。各界都无声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不用说话了。可以从反面去想鲁迅的那句话，“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大炮一响孙传芳就跑了”。到九二年之后，这个国家突然加速。在刺刀保护下强行进入野蛮资本主义，这是九二年以后的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媒体不是这样讲的，媒体讲得很好，媒体讲的是“春天的故事……”，一个老人划了一个圈，使今天迎来了好日子，这就是我们主流媒体讲的，主流三雅媒体这么讲的。但是我们看到，从1992年之后，中国文化界进入了一个颓废的、怨恨的、偏执的、狂躁的时代，它的标志是1993年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叫《白鹿原》、一部叫《废都》。1993年诞生的这两部争议非常大的长篇小说，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不是说他里面的色情描写，这个我并不怎么看重，很多媒体炒作这个，比如，说贾平凹《废都》一下删去三百五十四字等等。这都是噱头，这个不要紧，没有这个也可以，关键是他整个作品的思想基调。这里边的人已经没有主心骨了，这里边如果用金日成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主体思想”。从这儿开始，中国人、中国文学里的人，是断了脊梁的的癞皮狗，就是说没有脊梁骨了（鼓掌）！就是人怎么活着都可以了。
八十年代我们的思想是很开放的。开放什么？就是人不一定跟你的太太过一辈子，人可以离婚，人可以有婚外情。只要你跟他有感情，你俩可以好，你俩怎么着都行。但是到九十年代，就变成了你可以跟任何一个人好，只要是一男一女就行，现在好像是也可以不限制这个了，连这个都没有，任何人都行。可能是我们这代人还不能进化到这个程度，还理解不了。当时觉得我们够先锋的了，怎么这个世界还能往前发展呀！真的没有想到。九三年开始，这种思想就大行其道。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俗的人，后来发现很多教授、学者用堂而皇之的理论在每天给人们灌输。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人怎么着都行！
我记得好像是电影《霸王别姬》里头，蒋雯丽演的那个角色，演得非常好，她要自己孩子去学戏，老板不要，那个母亲是一个妓女，她满腹的悲伤，流着眼泪，她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学艺，她给那个老板抛了一个媚眼，说只要你要我的孩子，“怎么着都行！”那个媚眼抛得让人心酸无比。人到了这个时代，是为了生存怎么着都行的一个时代，那已经不是人了！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有很多事不行，死了也不行，这才叫人。怎么能是为了一口饭就怎么着都行呢？从九三年到现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大量的年轻人就已经变成怎么着都行了，很多还是大学生！大家每天可以在网上看到无数个实例，我们就不去举例子了。
我们无数的人民，一说不好，好像指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包括很多我同龄的人，陷入迷茫、偏激，无道德、无责任、无追求。原来可能不是这样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曾经好过，但是由于周围丧失了这个大环境。明明我们活在一个很好的空间，却看不到，自己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空间，当你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空间的时候，你就不珍惜它，最后就真会把一个好空间给摧毁。
明明我们国家二十年前还是山清水秀，现在已经变得乌烟瘴气。我就开玩笑，我这人有不正经的一面，我就说我已走过全国大多数省区，“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河山更加壮丽；孔和尚走遍祖国大地，祖国大地乌烟瘴气。”真是这样的，我走到很多地方，看到环境破坏大于环境保护。走到很多地方看了之后都心疼。我问一问真正有独立思考的，问一问我的同事，北大教授，我说小时候你家怎么样?他说我小时候上学，放学都不敢一个人走，因为路上有狼。一个地方环境好到什么程度，狼是一个标志（哈哈哈……）。你想，有狼就肯定有大批其它动物，肯定有大批的狼的食物，狼的食物还需要食物，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
我们北大中文系今年是百年系庆，出了一系列的书，有一本书我推荐大家看，叫《筒子楼的故事》。这些老师以前都住过筒子楼。前面是陈平原主任写的序，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陈老师认为我是最年轻的筒子楼，因为我文章的名字叫《末代筒子楼》。其实还有比我年轻的，但他把我放到后面了。我推荐大家看那些老教师写的文章，有的老教师回忆，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在北大上学，校园里面有狼！这你能想象吗？就在离咱们不远的地方有狼出没。那就说明那个时候北京环境好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北京是谁破坏的？是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共产党破坏的吗？不是呀，那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跟狼住在一起呀，怎么能是他们破坏的呢？王理嘉老师写的文章。他说往后湖走，后门就写着那个告示：最近未名湖这一带有狼，同学们一定要成群结队，手拿木棒才能到这里来。跟武松打虎景阳冈一样，景阳冈的告示就是这样的。而且为了吓唬狼，画了好多白圈。中国农民吓唬狼就画一些白圈，这狼也比较弱智，看见白圈就不往前走了，大概是狼比较迷信。
五十年代还有狼。现在你看看北大，连水都没了，北大原来里边是湖泊成群，北大八大园全是有水的。现在只能死保一个未名湖，未名湖还不是真正的地下水，是人工死保的。北大这些湖全部干涸，是近五年的事情！北大这个资源完全毁坏。说的再远一点，也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事，小平活着的时候，北大湖泊都没有这么破坏。我听说北京将来只能保三个地儿，一个是中南海，一个是颐和园的昆明湖，再一个是北大未名湖。因为这几汪水是有文化意义的，别的水可能都保不了。以前所有北京带水的地名都要消失。海淀区的领导为什么恨我呢？因为我说海淀区不能叫“海淀区”，你没水叫什么“海淀区”啊，应该把两个三点水都去掉，咱改成“每定区”，（大笑）所以他们恨我，说我说话太刻薄。
我们现在整个文化状况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大面积的三俗！我是坚决支持反三俗的。但三俗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要顽强地对抗党中央的命令，对抗胡总书记的指示。怎么对抗？就是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明明自己是三俗，要找一个替罪羊。而且柿子要找软的捏，他怎么不敢找张艺谋啊？他怎么不敢找陈凯歌啊？他专门找一个草根艺术家来打击，这个打击是一石多鸟，美国会支持，还说不定就是美国策划的。你看这一次活动，组织多么严密，所有的汉奸一齐狂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界的纠纷。这是一场严肃的、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
尽管有胡总书记的讲话，我们看形势并不乐观。胡书记讲完就完了，他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颠倒黑白。今天充斥着文坛的都是什么？黑幕文学，反共文学，无病呻吟的小资文学，打着反腐败幌子的展示腐败文学。我说你这是反腐败文学吗？人们看你这个小说主要不是为了看反腐败，主要是想看看人家是怎么腐败的。（哈哈哈……）你这是展示腐败文学。
《原形毕露》为代表的这种社会主义文学，它在描写坏人坏事的时候，它不是淋漓尽致地去展示他怎么坏。点到为止。把本质点出来为止，不去刺激人们的感官。比如说这个女特务，她有没有男女生活，肯定有，但是这不重要，影片不去展示，点到为止。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面，比如革命烈士被抓去严刑拷打，并不展示拷打的血淋淋的场面，让你知道这个革命者在受苦就行了。你看墙上的影子，一个皮鞭啪就挥过去了，配个声音你就知道了。不去展示血淋淋的细节。烙铁烙到肉，刺啦就冒烟了，我们现在很多影视都是这么展示的，就是为了刺激人的感官。电视剧《林海雪原》开头拍的土匪来杀人，打得血肉横飞。这是展示坏人的凶残吗？这就是在简单的刺激。它的结果是不好的，这才是真正要反的三俗。
真正的正义的声音，为人民服务的声音，反而成了地下党。我们共产党在很多领域现在都成了地下党。你看哪个老师敢在课堂上公然宣传马克思主义，它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了。讲马克思主义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讲共产党好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都要被人嘲笑，说你有病！我们的文学作品都以抹黑共产党为荣，都要讲讲共产党哪个领导的坏事。我们党的很多领导，都缩着脖子做人，自己对这个党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说得过分一点，出了中南海，在很多地方，我们的党都成了在野党，这怎么能行？实际上你就成了在野党，在很多单位里都不是党的声音说了算，而是利益集团的声音说了算，利益集团控制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主旋律，从江泽民主席到胡锦涛主席所强调的主旋律被抽空了，名字叫主旋律，里面给你放上别的东西，里面给你放上一些跟主旋律相反的东西，然后号称是主旋律。比如说《建国大业》，人家郭德纲说“嗨，听说拍了个电影，叫《见郭大爷》”，（笑）这是一流的幽默吧，他轻轻的一个调侃，就把这个电影的价值给瓦解了。好像是歌颂新中国的，但是你看看那个电影歌颂的是谁，在怎么讲历史？按照它的逻辑，新中国是民主党派建立的，这个新中国不是共产党建立的，跟劳动人民更没关系，是一群上流社会的记者、学者、律师、文化人，他们鼓捣鼓捣，建立一个新中国，还很给共产党面子。是一群牛鬼蛇神建立的！这是他们的《建国大业》，所以郭德纲给了他们一个狠狠的讽刺，这就是见郭大爷。很多人看不出郭德纲艺术后面的凛然正气来，光觉得他好像是痞子，这怎么是痞子呢？这种幽默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吗？这么极致！这是钱钟书和周树人的水平，你要不服，你弄一个我看看？所以我才说，汉奸队伍里面连半个郭德纲都没有，正因为自己无才、无德、无能，所以才会迫害人。假如他们有半个、大半个郭德纲这样的人才，自己就推出来了，也不必这么恨人家。自己的东西太差嘛。
我们一路走到今天，到了这个新世纪的时候，是进入一个众生喧哗的阶段，个别优秀作品是有的，实事求是地说，每年都产生不少好的小说，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但是总量上占绝对劣势。还经常得不到展示的平台，不能在最主要的媒体、最好的黄金时段播出。特别是人民现在已经被洗了脑，大多数人民不读文学作品，也找不着好作品。比如我说哪部小说比较好，大家听完就完了，没有空去找它。我们真的进入一个无声又盲目的阶段。前几年我推荐的《那儿》，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去读。是真正写国企改革过程中人民的血泪的，在一部国企改革史中，多少人家破人亡，国家资产被瓜分，人民受苦受难。我们媒体上天天都播“今天是个好日子”，就不去播今天有个农妇吞农药自杀了，不去讲这些事情。
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产生大量的好文学。文学就像森林埋在地下之后产生煤矿、产生石油一样。人民有了这么多的痛苦，兑换也应该兑换出几部好文学来吧？但是竟然没有。我们三十年代人民那么痛苦，还产生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这些艺术家。可是今天这个文学完全是脱离人民的，有少数好作品，只有我这样的人看到。因为我每天看大量的刊物，才看到了。我推荐推荐，也没有多少人看。我们主流的台，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台，已经完全取代了缸。这个台又一次被牛鬼蛇神所霸占了。
我就想到，文革的时候为什么要大力批判牛鬼蛇神。我们好不容易把劳动人民请上了台，但是不知不觉又给排挤下去了。这其中的历史教训总结起来是非常复杂的，要改变它也是非常难的，几个人是没有用的。鲁迅这么伟大，他也不过就是呐喊呐喊。鲁迅的作用就是呐喊，唤醒了很多人，投奔延安，还得有毛泽东这样的人领着干革命。但是革命之后，革命成果又付诸东流了。昨天有一个学生又把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发给我。毛泽东说的很好，说我死之后右派要复辟，然后老百姓过得不好，老百姓还会再起来，等等等等。我想老百姓不会简单地再重复历史上的那种起来的方式，时代发展了，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斗争方式可能也需要改变。怎么样重新夺回我们的文化空间，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呼吸？
鲁迅先生就感到，他被泥土压得喘不过气来，鲁迅说我写的这些作品不过是在泥土中挖一个小洞，为了给我自己喘息一下。鲁迅并没有说我要救国救民，这种胸怀他没有，他知道自己救不了国，救不了民，他说我就为了我自个儿，还不行吗？我这么一倒霉的人，“未敢翻身已碰头”。鲁迅是天天遭到围剿的，我们今天老觉得鲁迅是个文化英雄，好像他老批判别人，不是。鲁迅是天天被别人骂，鲁迅每天被各种媒体所围剿，鲁迅自己的作品，跟那些三俗作品发表在一起，我们今天看《鲁迅全集》，他的作品一篇一篇看着这么干净，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时候，左边是明星花絮，右边是性病广告，鲁迅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战斗的。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又一次回到鲁迅时代了，很多年青的同学还不能理解，你回去翻一翻旧刊物，看看以前那个环境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比鲁迅那个时代，不敢说比那个时代更黑暗，但是更复杂是绝对的。比那个时代绝对是更复杂。（鼓掌）
我虽然搞现代文学，但我又不仅仅搞现代文学。我是从中华文明五六千年的整体来看，从整体来看，我又对中华文明充满乐观的希望，我觉得中华民族受一百二百年的苦难也可能是命里应该的，因为你当老大的时间比较长。在这个世界上当过一两千年的老大，别人都服你，现在呢，该你倒霉。这两天运气不好手气差，过二百年的苦日子也许是应该的。从这方面讲，我又有点封建迷信。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我相信中国人民还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智慧。我前几天在镇江讲鲁迅的智慧，我想不仅鲁迅有这种智慧，中华民族也一定能找到这种智慧，克服我们这几十年非左即右的偏激思维，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二元论的思维就是从左跳到右，不会享受一个大的空间，总是处在一个极端，一个边缘。我们该左的时候左，该右的时候右，才能够最好的利用老天爷赋予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这样一个空间。我希望中国——说不定十年八年还会——产生新的文化运动，只有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从党中央到各种学者、各界人士所说的文化复兴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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