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4月24日(周六下午2：30)
主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主讲人：杨德明（原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978年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八五”、“九五”期间成就尤其突出。90年代初叶，我党深刻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党的基本建设的丰富的经验教训，使我国在风云变幻的险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岿然不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1993年以来我国政府厉行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比预期更大的成功。经过三年的奋斗，我们遏止住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浪潮，将物价上涨率降至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准，同时又保持了在全世界居于前列的经济增长率。在涉外税收进行大幅度改革的条件下实现了较大数额的对外贸易顺差，外汇储备突破1400亿美元，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低通货膨胀、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整体态势是很好的。
如果考虑到近年来诡谲多变，阴沉暗淡的国际政治经济大背景，我国所取得的成就更显得难能可贵。首先，在国际政治方面，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东欧国家得手，苏联东欧国家制度剧变，经济破产，百姓遭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空前的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我党国，满心指望多米诺骨牌倒塌的命运立即降临到中国头上。其次，在国际经济方面，近年来，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地区的经济停滞不前。在世界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大气候下，我国经济发展几乎是一枝独秀，世人惊异地称之为“中国奇迹”。
1997年夏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震撼全世界，我国周边一系列重要国家和地区，包括战后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被世人誉为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东盟国家，经济受到重创，经济主权沦丧。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世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世界经济萧条进一步加重，世界经济大危机的阴影日益逼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这场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中，我国政府根据急剧变动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科学决策，扩大内需，严防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近年来的良好发展势头。1998年，在东亚国家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甚至呈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抗御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袭击，继续保持着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通货膨胀成为负数，经济增长达到近8%。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显示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强大威力。
这一系列辉煌的成就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感到自豪和骄傲，但是我们并没有也决不应该为这些成就所陶醉，飘飘然起来。诚如中央指出的，我们在充分估计到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各种问题。目前，有三大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管理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任务繁重，特别是部分职工下岗的问题亟待解决。第二，我国农业基础脆弱，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问题远未解决。第三，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我国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构成相当严重的威协。这三个紧密切联系的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三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果处置不当，或者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都会影响全局。
根本的问题是路线。近年来 由于国内种种因素的作用，我们面临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选择。两条路线：马克思主义路线抑或新自由主义路线；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抑或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条件下，严格地说是外围资本主义道路，亦即殖民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遵循中央一再强调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贯方针，上述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反之，如果搞新自由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上述问题但得不到解决，而且会越来越恶化，直至导致全局性的败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教训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二十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什么时候我们偏离了它，我们党的事业就必然遇到挫折。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二、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灵魂
关于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三大”是这样表述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邓小平同志认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拨乱反正的根本；认为尽管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人们还处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而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在作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便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80年，邓小平同志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称为总任务、总路线，并且援引叶剑英同志1979年国庆讲话中对这一总路线的表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系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
关于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端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2]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内涵和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多次做了具体的论述：“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我们的目标，……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3]
三、邓小平理论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宏图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崇高理想和毕生的奋斗目标。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原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唯一的希望和途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付诸实施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一曰政治前提，建立人民政权；二曰制度前提，基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尽人皆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旗帜，经过22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从而建立了第一个前提。再经过7年的努力，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建立起第二个前提。同时，在建国前后的漫长岁月里，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我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问题作了艰苦的探索，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多方面的建树。
（一）《论联合政府》一书对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论述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论联合政府》这部历史性文献中，毛主席就提出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目标，论述了农村经济近代化、国民经济工业化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理论和政策。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内涵，毛主席指出三个要点，即建设近代化农业；建设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近代化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以及建设相应的近代化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
毛主席着重阐述了中国工业化的社会政治前提问题。毛主席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但是如果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不可能实现中国工业目标。而欲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废止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这个政治条件，没有政治的独立，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独立。毛主席写道：“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4]
（二）七届二中全会转移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决策
1949年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的伟大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失时机地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一伟大的历史文献中，毛主席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轨道，“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一整套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主席写道：“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党在城市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党的、政府的、工会的、其他群众团体的、文化的、政治的、外交的、宣传的，但这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样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毛主席指出，我们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工作，不仅仅是为着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这一眼前的目标，而且是为着将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国的长远目标：“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5]
毛主席预言，虽然中国经济落后，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是很快的，中国经济的振兴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三）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方针的提出
建国以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是五十年代初叶，党中央和国务院虽然用了很大的精力领导中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了世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但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等，同时作了极大的努力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当时还不能从整体上实实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的战略方针。党中央明确提出实施这一方针，是在1956年前后。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和万隆亚非会议的召开，表明国际政治形势出现缓和迹象，我国国际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建立，标志着在经济领域内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告基本结束。所有这些，为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中国人民实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准备了条件。
1、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毛主席《十大关系》关于“把党内党外、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宣布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党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六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八大”政治报告关于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总任务的论述，明确无误地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
2、1957年,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文献中写道：“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6]
3、同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一个分界线，在这以前党的中心任务是革命，而在这以后，党的中心任务便是建设，目标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邓小平同志说：“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7]
四、八大二次会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倡议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八大二次会议政治报告写道：“鉴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获得胜利的情况，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
报告把建设速度问题提到第一位，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其基本精神、基本目标和基本内容来说，是无可厚非的，在党内也是没有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需要与可能，确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主旨是快字当头，考虑需要较多，考虑可能性较少，从而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冒进，其突出表现是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重大的损失，使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的贯彻受到挫折。
尽管如此，1956年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正式提出的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方针即八大路线的影响仍然是十分深远的。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的建设成就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五）制订和宣布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1959年1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2、1962年，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十年长远规划（1962──1972）设想要求在10年内基本上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接近现代工业国家的水平。报告规定的粮、棉、钢、煤四种主要产品的1972年的产量指标为：粮食4300亿斤，棉花4200万担，钢2800万吨，煤4.5亿吨。刘少奇同志说：“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是在总结过去建设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总路线和大跃进的精神，根据毛主席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关系的批示提出来的。实现了这个十年的初步设想，我国将能够奠定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家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巩固基础，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切实地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8]
3、1964年, 周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毛主席的上述思想，有历史意义地提出的分两步走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周总理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9]
4、1975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上走在世界前列的宏大目标。周总理说：“遵照毛主席的批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0]
邓小平同志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11]
“ 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12]
四、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除旧布新的重要历史时刻。去年，我们隆重纪念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今年，我们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明年，20世纪行将结束，21世纪即将到来。在90年代末叶，我国胜利地完成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战略部署，提前实现了小康的战略目标。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从现在起,我国将在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进而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在下世纪中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赶上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做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深刻地研究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的经济教训，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经验教训；研究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的经验教训；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包括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政策。
江泽民同志提出全党要讲政治，要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在经济领域内，我们必须贯彻执行江泽民同志这一指示，在下述问题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主义的界限：
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如何看待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第三，如何看待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和建国后前三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四，如何看待战后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五，如何预测中长期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如何估价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第六，如何看待战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第七，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
第八，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
第九，如何确定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第十，如何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第十一，如何确定我国农业、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第十二，如何确定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第十三，如何确定我国产业结构的基本模式；
第十四，如何确定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第十五,如何确定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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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8、249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5、86页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080页
[5] 《毛泽东选集》第四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433页
[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375页
[7]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61页
[8]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369－3701页
[9]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
[10]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7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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