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调控使人们赫然意识到，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它们可以或抵制或影响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在地方政府、银行、开发商等多种强势利益集团面前，中央政府的权威显得极端的微弱。尽管中央政府“雷声大”，但到了这些利益面前，可以说是毫无“雨点”。从投机者到地产商，仍在豪赌未来房地产的升值预期。发展商可以暂时推迟新楼盘，从而使得楼价坚硬；而房屋租金在近期更离奇直线上升。很多城市如上海、杭州、深圳、南京等的第三套房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对中央有关部门来说，对房地产也已经产生了某种恐惧症。在90年代，房地产占中国的GDP还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在短短的数年间，房地产竟然成了中国的主柱产业。这里当然有一个政策思路问题。很少有国家把房地产当成支柱产业。因为房地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产品，很多国家视房地产首先为社会政策，而在实现社会政策过程中配置以经济政策。在中国，当经济缺少新的增长源时，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就转向了房地产。
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
在各种利益的推动下，没有多少年，房地产俨然成了总体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主体。从经济结构来说，因为涉及到那么多的行业，房地产也是中国的基础产业。一旦房地产出现问题，那么与之相关的所有行业，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财政的影响更大，在地方层面，来自土地和房地产的收入，已经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房地产一旦出现问题，地方财政马上就显危机。究其实质来说，房地产在中国就像金融业在美国，“大而不倒”。
从这个角度看，房地产早就牢牢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增长负责的中央政府。中央有关部门不是不知道房地产这样下去会走向何方，但是一触及到核心问题，往往是退避三舍。因为房地产的影响实在是太大，造成了谁也不想真正想碰这个问题的局面。很明显，各方面为了调控房地产而出台的一些举措，与其说是要促进房地产的转型，倒不如说是为了暂时的控制。各种相关利益都不想看到房地产的转型，所谓的调控也只是为了应付中央的政策。
各种既得利益实际上使用着它们的无限绑架能力，促使着房地产的无限升值。价位越高，房地产商、银行和投资（投机）者的利润率就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随着走高。在这种利益链条的驱使下，房地产制造着越来越大的泡沫。谁都知道，要房地产无限升值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尤其是在中国。房地产本来是一种社会产品，需要社会的大多数来购买和消费。但中国的房地产显然已经远离经济学意义上的“供求平衡”，一方面是商品房的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购不起房。这里的潜台词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是人为炒作上去的，因此隐含着巨大的泡沫成分。当房地产成为了少部分人的炒作物时，其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在一些地方，房地产的发展已经接近顶点。最近，在中央调控房地产的呼声中，一些地方突然对征收房地产税显现出很大的兴趣来。但是，地方政府的动机根本就不是为了人们所想象的要调控房地产，而是为了财政收入。一些地方，前些年大量出让土地，到现在土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土地财政接近尾声，就需要新的财政来源。房地产税就不可避免。敏感的观察家早已经预期，地方政府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房地产税的主角。一旦土地卖完，即使不让地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他们也会创造出各种名目繁多的“费”。这种情形不久之前就在农村上演过。
房地产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阻力
无论是早期的发达国家，还是后来的日本、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到达一定阶段的时候，产业界的关键词便是“产业升级”。在亚洲，自日本开始，政府部门还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当然是为了推动产业升级。产业界的自觉，加上政府的大力推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远比早期发达经济体来得快。但在中国，尽管也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巨大任务和挑战，但无论是产业界还是政府，这些年的关键词则是“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房地产也已经成为了中国产业升级的一大阻力。只要房地产还是那么有利可图，还会继续吸引大量的投资，减少投资者对上述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正是这些方面的投入，一个经济体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毫无疑问，尽管房地产可以给既得利益带来短期的巨额利益，其已经成为了国家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同时，房地产也在破坏和摧毁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自古具有“居者有其屋”理念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点不难理解。从眼前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子，甚至租不起房子。从长远来看则会酿成社会稳定危机。过度依赖房地产，其它就发展不起来，政府的税基必然逐渐缩小。一旦财政危机出现，政府又必然千方百计地从社会吸取财富。在与土地紧密相关的房地产问题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正视社会稳定危机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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