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通胀危机来了
昨夜,石油价格再次冲上90美元一桶。更重要的是,这次攻过90美元恐怕很难回头。如果石油价格当真刚性上涨,第二次“全球通胀危机”必将变成现实。第一次“全球通胀危机”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东战争”导致所谓的“石油供应短缺”,引发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全球通胀危机”。 严格地讲,第一次“全球通胀危机”不是“通胀危机”,而是“石油危机”;是由于购买石油必须使用美元,而石油价格的暴涨,使得全世界对美元的需要相应加大,近而使美元被动性超发。正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处、经济学 家王建先生所说:由供给不足导致的价格上涨,“货币超发”只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非价格上涨的原因。 这是我们必须澄清的一个历史事实。因为,“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教科书、货币主义学派的教科书,一般都把“石油危机”后期“紧缩货币抑制通胀”当作货币主义成功的经典案例。其实,这是严重地“歪曲事实”。 第一,石油和粮食是人类生活最基本必需品,它们的价格上涨会引发全社会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这是必须清晰认知的事实。所以,当时的物价普遍上涨的根源是石油价格暴涨,抑制价格上涨也应当从解决“石油危机”这个根源入手。而事实证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物价之所以回落,不是“加息”到20%的功劳,而是中东战争结束的必然结果。 第二,无视“因果关系”、放肆地紧缩货币,其结果是让全球经济付出了“连续多年滞胀”巨大代价。随之,实体经济几乎全部迁往东方的发展中国家。 正是我们懂得如此严酷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才对中国政府大声疾呼,抑制输入型通胀、供给不足造成的价格上涨,绝不能使用货币手段,否则经济代价巨大不说,搞不好就会引发难以想象的社会动乱。因为,经济政策的失误会引发实体经济大范围破产、国民失业、收入骤减,而这恰恰会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它们不会把中国经济政策的失误归咎于西方经济教科书的误导,反而会煽动群众,把政策失误归咎于腐败、归咎于政府无能、归咎于不民主等等等等,进而搞垮中国经济。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东欧“颜色革命”告诉我们的事实与教训。 现在看,中央的决策已经修正了过去的错误,大体已经走向正确的方向。不过,这时候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另一场灾难;全球性通胀危机。注意,今天的情况和上世纪70年代完全不同,今天是“真正的全球性通胀”。 2009年4月14日,我第一次提出“全球性通缩”会突然转向“全球性通胀”,而且希望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关注这一态势,未来会有一大轮所谓“通胀行情”。从那时起,我们一再表达一个观点:未来不管美元的贬值还是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都会刚性上涨。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很简单,世界各国都在大量发行货币,这使得美元升值或贬值都将失真,国与国之间的货币强弱难以通过汇率表达,但最终会通过商品价格获得表达。这个表达就是:商品价格刚性上涨。 这件事或许已经被我们说中了。非常简单,把美元指数与商品指数历史与现实的走势图摆在一起,结论很快就出来了。 这件事对中国当然不是好事。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失效;不管紧缩到什么程度,都无法阻止价格的上涨。所以,医治一触即发的“全球性通胀危机”,必须世界各国一起紧缩货币,而不是个别国家。但现实恰恰相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全都在执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巴西等前期已经开始收紧货币的国家最近已经停止了进一步地紧缩。 其实,傻子都知道,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国际储备货币极度宽松之时,弱势货币国家谁紧缩、谁“作死”。因为“热钱”流入不仅会对冲紧缩政策,而且会使这个国家的流动性泛滥成灾。中国在10月份以前已经尝试过了,根本不行,这才有了此后的政策转向。 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全球性通胀”是不是好事?这全凭中国政府政策选择是否正确。
有两种情况:第一,中国“非要抑制”这样的通胀,无所不用其极地紧缩货币。这样股市将立即下跌,不要指望实体经济还有什么希望,因为所有需求都将化为乌有。第二,中国政府采用“扛”的方式,用“释放价格传导、提高居民收入”的办法保住实体经济,维护就业和社会稳定,那中国股市将“虚牛化实”,经济将良性运行。 现在中国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值得管理层高度关注,这个现象是:银行系统内部流动性十分紧张,但银行系统外部的流动性却十分宽松。如果这是体系“股进银退”的战术手段,那没问题。但要是因为错误地紧缩货币而引发的现象,而且好要继续紧缩,那就大错。但愿不是后者。 |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将来中国要出问题的话,肯定出在农业上面。钱学森同志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十多年期间,紧紧抓住这个关系“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国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以参政议政的形式,就中国的“三农”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论文”,阐述了21世纪“中国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必然发展趋势。今天,我们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共绘蓝图——我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的要求,对钱老的“产业革命思想”,从二个“方面”、六个“拐点”和“变革趋向”,进行了梳理,希望能给国家制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又一个关键转折时期”的重大“十二五”规划,有所帮助。
第一方面,产业思维方式的变换。
拐点一:以化石能源为主体转向以阳光能源为主导。变革趋向:把解决中国能源问题,放到紧紧依靠“植物光合作用高效转化太阳能”的基点上。发展愿景:这是产业思维方式的大转折。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折,为中国应对“高价石油”“石油后”时代的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拐点二:以村寨为中心的狭小种植空间转向更大的五大产业天地。变革趋向:打破几千年小农经济的禁锢,重新审视中国接受阳光的农田、林地、草原、海洋、沙漠五大类型地球表层,极大地开拓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发展空间。发展愿景:这是对未来农业型产业蓝图的总体构想。在这一构想的驱动下,相当多的农民将要走出依山扎寨、傍水建村的小农经济天地,到更大的空间谋求更大的“种植革命”。
拐点三:以粮食、木材单一效益为主要取向转向以植物叶、皮、果、花、枝、干、汁等整体效益为取向。变革趋向:有效地组合高新技术,利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建立多层次开发、生物质循环利用的生产体系,追求生物质综合加工效益的最大化。发展愿景:这种生产体系,将为我国可再生能源、高分子材料、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多种绿色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这种农业循环产业经济的效益,才有可能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到应有的地位。
第二方面,产业生产方式的变换。
拐点四:落后的农林技艺种植方式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方式。变革趋向:以生物质高产性、生物质加工产品高效性为目标,密集第四次、第五次产业革命的科学技术成果,创建以生物质综合利用为对象的大产业。发展愿景:运用系统工程理论,根据“种”、“养”、“加”、“产”、“供”、“销”等“一条龙”的高效产业化需要,发挥交叉学科攻关能力,密集组合现代科研成果,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
拐点五:温饱型的分散村寨生产方式转向产业化庄园型集团运营。变革趋向:优化组合现代科学技术,拓宽劳动对象,以集信息、金融、管理、科技、生产,加上工、商、贸于一体的集团公司体制为依托,创建规模化产业庄园,取代小规模的传统村寨农林生产方式。发展愿景:传统、落后的中国农林第一产业将从历史上消失;以“国家计划”扶助的“家庭”农林生产方式,将被“密集”现代科技、大规模集团式经营的产业化庄园所替代。
拐点六:以粮食、建材为主体的农林计划经济转向农、林、草、海、沙五大产业生物质产品类型极为丰富的市场调控经济。变革趋向:人们通过密集知识的途径,可以从农业型五大产业中获得丰富的粮、棉、丝、肉、蛋、奶、茶、油、胶、药等产品及可再生的能源、建材、纸浆等资源,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用等多种形式的需要。发展愿景:中国在21世纪,必将开拓一个食品丰富的世纪;必将在地球表层营建一个人类理性支配自然、包括支配自己的世纪;必将在世界的东方创建一个天、地、人和谐发展的世纪。
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引领“第六次产业革命”
1991年10月,在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院士“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钱老说:“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他说:“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一下这件事情。”
“系统工程是处理复杂组织管理工作的现代化科学方法”。钱老在1995年1月呈送给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言》中说:“技术革命以及它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对组织管理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象地说,这犹如随着硬件的革新,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软件跟上才行。系统科学是本世纪中叶兴起的一场科学革命,而系统工程的实践又将引起一场技术革命,这场科学和技术革命在21世纪必将促发组织管理的革命。”
钱老运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首先在航天领域倡导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经验,推广到社会,提出了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随着“产业思维方式”“产业生产方式”的“硬件变革”,钱老在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社会组织管理“软件”方面,设计出了以下四个与之相适应的“变革”。
第一,管理体制变革: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的政府计划职能转向农、林、草、海、沙五大产业部门的协调管理职能。变革要点:改革我国农业型产业组织管理体制,清除掣肘农业、林业、草业、海业、沙业健康发展的错综复杂内部关系,从根本上理顺五大产业发展的国内管理环境。
第二,组织形式变革:现行的农户对农地、林地分散的承包制转向由五大产业部门统一协调下的开放性生物质产业股份庄园制。变革要点:由五大产业部门分别协调,有国家金融机构、保监会加盟,有乡镇基层政府、产业科技团队和具有交叉学科优势的中国老教授协会、老科技工协会参与,招聘职业经理具体运营,创建以农村劳力为主要对象的产业庄园新型运行模式。
第三,城乡结构变革:把快速城市化态势引向城市与农村同步建设、城市与集镇协调发展的轨路。变革要点:既要充分发挥“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又要重新认识“三农”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战略位置,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与集镇、产业庄园,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新路。
第四,经济布局变革:经济版图区划由省、区行政规划为主体转向以特大城市、大城市为中心的超大经济区发展模式。变革要点:充分发挥环渤海、长江口、珠江口、海峡两岸等中国周边区域的大城市“集聚”“协同”效应,重构中国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型”的经济圈。
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孕育着21世纪的重大突破。根据已经出现的许多苗头,钱老预见,在21世纪除了第五次产业革命继续发展外,还将出现由生物工程引发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再加上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引起的组织管理革命,所有这些因素融会在一起,必将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史无前例的发展,由目前发展生产力阶段进入到创造生产力阶段。钱老的这些思想具有很深远的前瞻性,抚今追昔,对其观点进行梳理和再思考,更显弥足珍贵。
(董智勇 谢联辉) (:董智勇:著名林学家,曾任林业部科技委主任;谢联辉:高级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原科教部版面主编、科技组组长、《中国老年报》副总编辑。)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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