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通货膨胀
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将毫无悬念地推高普通商品的价格。当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已经了形成对石油的绝对依赖。换句话说，谁能控制石油价格，谁才有可能控制中国的通货膨胀。
显而易见，我国没有能力控制石油价格。所以，我国的宏观调控很难控制通货膨胀。
在一九七一年之后，黄金美元变成了石油美元。石油价格成为表达美元价值的尺度。美元超发行的必然结果就是石油价格上涨。石油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了石油美元的需求。不断刺激石油美元的需求，才能保障美元的超发行。因此，石油价格不断上涨成为了历史性的趋势。如果，在未来两年中，石油价格上涨到每桶两百美元，笔者绝不会感到惊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以美元备兑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之下，在绝对依赖外部石油供给的客观条件下，美元贬值和石油价格的剧烈上涨，将继续放大人民币的发行量，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笔者是支持管理层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这显然可以起到暂时缓解通货膨胀的作用。不过，笔者必须提醒管理层，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存在着明确的局限性。请注意，遏制输入型通胀，只剩下人民币急剧升值一条路。而这几乎是一条不归路。所谓数量型控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成本型控制（加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也就是说，不要指望我国央行现行的货币政策可以治理通货膨胀。尤其不要轻信，“央行将在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有效控制通胀”的言论。
笔者希望管理层尽快建立中国应对通货膨胀的系统策略。我们必须赶在石油价格完成历史性突破之前，制订并落实应对通货膨胀的系统策略。这个策略包括：国内策略；国际策略；政治策略。
首先，国内策略。
第一，政府要准备在必要时终止联系汇率制度。政府要向国际市场明确表达随时终止联系汇率的意向。政府要表明坚持人民币发行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坚定信念。这是对人民币实施数量控制的根本方法。也是控制总需求的最有效的途径。
第二，中央政府必须坚决遏制地方政府的信用膨胀。地方政府不能拥有非债券融资的任何融资渠道。地方政府的变相融资行为应视同为行政违规，必须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行政责任。不压抑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支出，就无法遏制总需求的非理性增长。
第三，立法禁止投机性资本进入普通商品市场。对于通过操纵经济政策在商品市场牟取暴利的政府官员应严厉查处。对于非国营机构和个人囤积战略性物资者应处以重罪。必须使用强有力的措施熨平总需求的非理性波动。
第四，为过剩流动性提供出路。应将国内的过剩流动性导向生态治理、现代农业、信息产业、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领域。要使从紧的货币政策具有明确的针对性。货币政策的针对性，需要财政政策密切配合。财政政策要履行转移支付的职能，充分利用税费和补贴等财政转移支付工具，平衡利益分配，将发展重心导向生态治理、现代农业、信息产业、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领域。
我们要敢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资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我们完全有能力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均衡、协调地发展。
其次，国际策略。
政府应积极干预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要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雄心和魄力。必须扭转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
我国干预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有三种方式：第一，政策调整。政府不能继续对输出通缩和输入通胀进行政策鼓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可以使用环保等正当理由干预特定商品的进出口价格。第二，均输平准。中国政府应该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建立大宗商品的战略储备。战略储备应包含现货和期货。大型国有企业，应以战略储备为基础，根据国家需要，在国际商品市场使用风险对冲工具实施价格干预。第三，地区冲突。中国政府要积极介入全球热点地区的纷争，通过操纵地区冲突，间接干预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应该学习运用外事和军事牟取国家经济利益。
笔者再一次痛陈，请不要奢谈“负责任的大国”了。牺牲万亿计的国民福利，一手支撑国际原材料的价格，一手压低我国制造业的利润，持续输入通胀并持续输出通缩，去实现他国的经济复苏，去赢得什么国际赞誉。我们在需要进行战略性收缩的时刻，进行了非理性的战略性扩张。历史地看，所谓的刺激经济方案，不过是一个可悲的局，中国失去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性契机，也埋下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性祸根。国民不语，未必愚痴。
最后，政治策略。
笔者对于“治理”通货膨胀的说法，感到惊讶。管理层可能并不熟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历史。近现代以来，尚且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可以有效“治理”本国通货膨胀，遑论有效“治理”全球性通货膨胀。所以，本文的题目使用“应对”一词。应对的含义包括接受现实、适应形势、转危为机。事实上，我们已经错过了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佳时机；我们已经浪费了治理通货膨胀的宝贵资源。我们必须准备接受残酷的现实，并在危机中寻求一线生机。
应对通货膨胀，需要明智的政治策略。一些人忽略了颜色革命的经济原因，几乎所有的颜色革命都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千万不要忽略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政治效用。我国在二十二年前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当前，突尼斯和埃及的动乱，仍然是通货膨胀引发社会不满造成的。突尼斯和埃及的利益集团实在是太苛刻了，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国民逼到了革命的边缘。非常遗憾，愚蠢的政治家往往对通货膨胀缺乏起码的政治敏感。这是非常浅显的常识，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危机，漠视、拖延、逃避、欺骗永远是最差的政治策略。很多人未必明白，经济问题是需要政治解决的。没有明智的政治策略将是非常危险的。
政治策略的核心是表达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策略是明确的弃保策略。限制利益集团，确保国计民生，这是执政党政治策略的逻辑基础。就我国国情而言，坚决开征针对资产和资本的系列税项，进行制度化财政转移支付，均衡社会分配，实现全社会和谐共赢，将是最现实的政治策略。政府推出房产税，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期待着：政府继续推出资产来源不明税；资产赠予税；资产离境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等一系列符合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税种。笔者曾经著文《万法皆税》。税政是最大的政治。治国先制税。税政才是真正的反腐利器。高明的税政策略，就是最好的政治策略。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胜过千言万语。
二零一二年已经临近了。通货膨胀的幽灵在中国的上空游荡。在繁荣昌盛的节日气氛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恐慌。
未来恶性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在国内的机构和个人并不拥有可以独善其身的应对策略。最佳的个人策略，必须仰赖国家的系统策略。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敦促政府进行义无反顾的战略调整。我们应该用集体的力量改变个人的命运。
佛，反转面孔就是魔。人民是佛。慈悲而善良的人们，也会有金刚怒目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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