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魅影”下的规避与应对
——“通胀治策”论坛精要
其实不仅是国内，通胀的气息早已布满全球。新兴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欧洲央行在金融危机后的首度加息就是为抑制通胀苗头而来，通胀输出国美国，目前其国内也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 环球财经记者 刘艳涛/整理
从2010年10月CPI飙升4.4%，创下近25个月来的新高以来，截止到2011年6月CPI同比上涨6.4%，达到历史最高点。蛰伏了4年之久的“通胀”一词再一次进入我们生活中间的各个领域。
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扬，农产品价格几经浮动；中国央行业已经连续3次加息、6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以缓解高物价的压力。
其实不仅是国内，通胀的气息早已布满全球。新兴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欧洲央行在金融危机后的首度加息就是为抑制通胀苗头而来，通胀输出国美国，目前其国内也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在闻“胀”色变的今天，各国都在积极地“抗通胀”。但与2007年以需求拉动为主的通货膨胀相比，造成本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推动因素究竟是什么？在通胀下，国内的资本、产业应该应对？中国经济政策将又何去何从？
在7月1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陈剑所长主持的“通胀治策”论坛上，《环球财经》编委们与其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一道，对新一轮的通胀成因及应对之策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粮食与通胀
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当前CPI涨幅中70%以上是食品价格上涨所引起，因此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农产品的基本供给，是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粮食价格是食品价格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关联着其他产业和决策的变动，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刘海峰（《环球财经》副社长）：解决通胀问题不能仅靠货币政策调整，而应该综合运用金融货币和财政税收等多种经济杠杆。单从粮价上说，平抑物价和保证粮价的合理区间，中央一直都是很重视的。
改革开放初，就有一次非常成功的实践——粮价提高40%。现在，国家财政为平抑粮价投入了很大财力。比如粮食的直补、农机购置补贴实际上是变相的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只不过农民收入不是从粮食涨价中获得，而是相当一部分通过补贴，变相的提高了收益。
除此之外，中国的粮食总量是基本平衡，在个别品种上略有量余缺。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提出一个概念：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其中之一就是用从各行各业缴纳的税款对农业补贴来实现。在进出口层面，之前农产品的出口税收上实行减免税以及大额的出口退税，现在对出口退税进行的是削减或者是取消。这些都是基于保证粮价平衡而制定的政策。
至于美国对中国农业补贴提出质疑，我认为不是我们自己的粮价和粮食储备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了出口创汇，给了农产品出口过多的鼓励政策。在我国外汇短缺时期，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我国外汇储备这么高，这项政策就应该加以调整，实际上国家也正在这样做。关于这个问题，《环球财经》8月号将刊登潘亮的一篇文章，对此事讲得比较透，欢迎大家读一下。
梅新育（《环球财经》编委、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如果从减少对劳动力供给，迫使外资企业改善工人待遇这个方面说，提高粮食收购的价格是个很好的方式和有效的途径。但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粮价上涨太快或者幅度太大会不会给社会安定因素带来冲击呢？从今年大中东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和粮价上涨的关系上看，必须考虑政治影响的因素。
白益民（《环球财经》编委、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我曾在日本一个商社工作了12年，主要从事有关粮食的国际贸易。关于粮食涨价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参考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把粮食价格慢慢地涨上来。这样可以增加中国劳动力的收入，可以吸收大量的资本进入农村地区，带动工业品的消费，加快城镇化建设。除此之外，还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止海外资源的涨价。虽然现在的情况是资源价格已经到了一个高位，通过提高粮价达到对资源的制衡，作用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我们需要确定一个事实，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应该保证劳动力价格是逐步上升的。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在发展经济时，同期粮食价格也在成倍的增长，甚至以高于国际市场10倍的价格保证国内粮食价格来维稳它主粮的地位。
除此之外，由于粮食不易保存的特性，会造成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大波动。我们应该重视和控制粮食的进出口贸易，避免国际上的粮食回流冲击国内市场。
张捷（《环球财经》编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其实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70%是农民，这也意味着一旦粮食价格上涨，受益的是大多数人。虽然粮价上涨也会带动农资价格的上涨和中间渠道的盈利，但是粮食涨价肯定首先是农民最先得到实惠。
更关键的是，中国粮食涨价会带动周边国家的粮食涨价。粮食的成本决定了劳动力的最低成本，中国粮食涨价所带动的工资上涨会让周边国家同步上涨，这样外国的加工订单是无法转移的，西方国家就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加工费用，这些费用增加了外贸出口的收入，也使得世界性通胀回输给西方。
通胀成因
2007年以需求拉动为主的通货膨胀让人们第一次对通胀有了认识。按照传统的说法，通货膨胀的原因可以是成本推动型，也可以是需求拉动型及结构性通货膨胀。从一般意义上来看，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完全体现了中国式的特征。全球货币超发导致的流动性泛滥,是今日世界金融和经济最致命的痼疾。但新一轮的通胀的成因和推动力是什么呢？
梅新育：通货膨胀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我认为不是来源于国内，而主要是输入性的，目前说法最多的是通过我国贸易顺差渠道进来的。但通过数据分析，这不是压力最大的渠道。其包括贸易形式和资本形式，前者即通过贸易顺差实现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后者是由于资本流动而导致东道国流动性增长，进而被动地输入通货膨胀。资本形式在流动性机制中作用日益凸显；而在资本形式中，通过海外上市方式输入的流动性日益凸显。
褚海涛（《环球财经》编委、北京全向时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对于公众而言，通胀最大的问题是风险和忧患。过去30年，我国一直难以走出收入分配与物价调节的螺旋型怪圈，消费市场还是一个“丘陵阶段”。国外输入性造成国内的通胀根由是我们面对整体性的收入调整，以及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在社保体系下，宏观性、长期性的策略研究的严重缺失。
作为投资机构的负责人，我觉得通胀不一定全是坏事，在通胀架构下，正好是我们挖掘良性公司的好时机。
剧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这次通货膨胀究竟是输入型还是内生型。我认为要对此进行一个定量分析，这需要有一个数据的结论来支撑，而不是凭空说出来的。
目前有两方面的争论，一方的观点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上涨，通过价格机制最后输入中国来，造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那么另外一派观点认为是国内采取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最后拉动的中国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恐怕是我们目前解决通货膨胀所采取对策的一个基础。我个人观点是，造成这次通胀不是通过价格体系传导进来的，但是到底成因是什么需要进一步探讨。
王湘穗（《环球财经》编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室主任）：我的判断是涨价会是一种长期现象。因为从1971年开始全球价格疯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体，也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价格体系。到目前为止，国内的价格体系并未完全与世界接轨，这样就造成一种情况：世界上在涨价，而国内有些产品还处于降价或者价值回归的过程中。
通胀治策
不管是输入性通胀还是自身引发的通胀，既然产生就应该去正视与面对它，积极探寻缓解或规避的办法。
彭晓光（《环球财经》副社长）：首先我赞同将“通胀回输给西方”这一对策的提出，输出的“武器”是提高我们的农产品价格和劳动收入，但这需要在量上有个考量。输出通胀取决于两个问题，首先我们的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需求度上需要量化，第二，如果涨价，国外的公司会不会把其的产业转移走，或者把订单下到其他国家，如果不提前做量化分析，涨工资来输出通胀，结果有可能企业和就业机会都会失去。
输出通胀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做？我认为是全球在中低端产业上对我国的依赖大到一个临界点以至于增加工人工资、增加成本后，对方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时候，输出通胀才有机会。
王湘穗：通胀不但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是全球政治的博弈，不光是经济现象。在博弈中间，我们需要有一种自觉的博弈意识。
在国际面临大危机的氛围中，我们应该把国内民众的利益放在一个更高、更前的位置上。只有我们有了话语权才能改变目前不太合理的国际货币形态。我认为在治理对策的决策上应该进行一下剥离，确定哪些是需要政府干预的，哪些是要交与市场的，不能完全交与市场去调节。
白益民：通胀的压力来自于国内的资本出不去，国外的资本涌进来。如果让国内的资本输出，让人民币国际化，也是缓解通胀的一个出路。从产业上说，产业外移也是一种方式，把国内的产业向外输出。
剧锦文：我认为不能把所有的任务都交给政府，因为市场会有一个自动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机制存在，这个是已经被经济学和历史所证明的事实。政府一定要充分估计市场的作用，不需要过多地去参与到一些特性产品的价格制定方面，降低政府管理成本。对于货币政策，当前通货膨胀的政策是紧缩银根，这是必然的选择。
在如何避免通货膨胀，如何避免钱荒的问题上，我认为要在制度上进行创新，尤其是通过制度创新使民间金融在这个时候从消费领域转化到生产领域，用这个办法来抑制消费品的价格上升，增加投资品的供给，我相信这个办法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彭弘（中信证券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委员）：目前的经济形势要求我们应考虑在定价权、资源经济两个领域加大力度。中国根本的长治久安是要构建一个全球定价系统，这种全球定价体系的核心就是中国的自主性。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