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际应考虑退出WTO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要：“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对国家贫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历史经验说明，“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是“好的贸易”，而“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是“坏的贸易”。自1993年以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深陷“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坏的贸易”的陷阱之中，这是一条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本文具体讨论了我国深陷“坏的贸易”的五大陷阱问题，提出了在现行WTO体系下我国如何避免再遭受严重损失的十条政策建议。本文提出，在我国加入WTO 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沿着原有的道路，在继续扩大自由贸易和引进外资的不归路上执迷不悟，而是亟需研究如何对我国加入WTO的条件进行重新谈判并考虑退出WTO的长远战略问题。
今年是我国加入WTO 十周年，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贸促会主办的“中国工商界纪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会议”已经于2011年3月1日在中国贸促会礼堂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人们一致盛赞我国加入WTO 十周年的成就。据报道，今年我国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庆祝我国加入WTO 十周年，并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确实，我国在这十年保持了GDP的高速增长，外贸增长得到飞速发展，但是，普通老百姓难道果真如商务部部长所说的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国普通老百姓出现了“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的现象？为什么富士康员工在2010年“十二连跳”？为什么我国商品比发达国家还要贵？
据笔者观察，虽然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漂亮的数据，但是，在高房价和通货膨胀的侵蚀下，在加入WTO 十周年期间，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如果说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有所增长，这也是我国工农阶级在给发达国家打工中卖苦力所得到的残羹剩饭。在《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通向奴役经济之路》一文中，笔者曾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有句名言：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因此，笔者在这里并不纠缠于我国加入WTO对普通老百姓实际收入水平影响如何的问题，而是从加入WTO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的角度出发，驳斥目前仍非常流行的说法：我国加入WTO利大于弊。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区分“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对国家贫富的决定性影响，然后说明我国加入WTO已经使我国陷入了“坏的贸易”的陷阱之中。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何在现行WTO体系下尽量减少这种“坏的贸易”对我国不利影响的中期对策，最后提出中国应该考虑是否退出WTO的战略问题，并采行笔者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一、“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对国家贫富的决定性影响
如何认识外贸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目前在我国占主流的理论观点是“对外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无论出口什么产品和劳务，一国只要根据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对外贸易，大量的出口就可以扩大国内就业、转移剩余劳动力、改善国民福利并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历史上，还存在着一种与这种看法针锋相对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是活动特定的，对一国来说，出口什么至关重要，只有特定类型的对外贸易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之路，如果一国选择了错误类型的对外贸易，即使GNP增长再快，国家不仅不会富强起来，反而会在初步的繁荣之后陷入长期贫困的境地（参看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因此，一国选择对外贸易的类型，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来决定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还是逆比较优势原则来行事。
在历史上，英美的经济发展战略家区分了“好的贸易”和“坏的贸易”两种类型。英国在经济崛起之前，经过长期摸索，终于认识到，“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被看作是“坏的贸易”，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 被看作是“好的贸易”，恰如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经人授意在开幕词中对英国这种经验概括的：“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 确凿的历史经验说明，这种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不仅是英国崛起而且也是产业革命在英国爆发的前提条件。
与英国一样，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崛起也同样得益于从“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品”的落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向“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品”的转变。美国在独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实际上仍没有摆脱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地位。美国为了转变这种不利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采取高关税保护主义战略，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了依靠内需的内向型经济，并在1894年实现了经济崛起。美国经验说明，对于发展中大国来说，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非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内需将提供更持久的动力。与发展中小国狭小国内市场规模不同，作为大国，美国这种内向型经济为其扭转“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品”这种“坏的贸易”提供了条件。
为什么历史上英国和美国等都从“进口工业品并出口原材料”转变为“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品”呢？原因就在于工业在当时是具有报酬递增之特征的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因此，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他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使殖民地锁定在了贫困的境地之中。
在当代世界，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发展，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的活动不再表现为工业和原材料产业的分野，而是在农业（包括原材料产业）、工业和服务业等所有产业都表现为高端环节（产品）和低端环节（产品）的分野，因此，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时代，发达国家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诱使发展中国家安心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这实质上是全球化时代的殖民主义战略。因此，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上逐步实现从受剥削和受压迫的“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转变为“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就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这是笔者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转变对外发展方式的实质，也是笔者对党中央有关转变对外发展方式的精神实质的解读。
二、加入WTO使我国陷入了“坏的贸易”的陷阱之中
我国现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是以“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为基础的，因此深陷“坏的贸易”的五大陷阱。
第一，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由于我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分工一直被压制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造成了外贸结构的严重失衡，目前已经形成了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和高端产品大量进口的不利局面。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造成了恶性竞争，企业之间竞相削价，从而造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近十年内出现了急剧的严重恶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低端产品出口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剧烈冲击；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遭到了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任意宰割。
第二，深陷低工资国际竞争力的陷阱。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是在提高实际工资的同时仍然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但利用低工资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彻底颠倒了这种国际竞争力的逻辑。由于以低工资成本的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过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得不通过竞相削价扩大出口，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迫使企业只能通过削减工人工资来降低成本，其结果是造成内需越来越萎缩，而内需的萎缩又迫使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需求，陷入这种恶性循环难以自拔，这是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和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第三，深陷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陷阱。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就蓄意地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肆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我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不劳而获地通过印刷美元纸币换取我国的出口品。同时，美国政府又迫使我国把出口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并通过滥发美元等使这些美元储备不断贬值，最终失去经济价值，从而使我国深陷“美元陷阱”之中。
第四，深陷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的陷阱。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重要原因：截止到2010年3月，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在我国2.4万亿的美元储备中就占42%；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总构成的60%，因此其出口“创汇”又占到我国美元储备形成的35%。两项加总计算，占到中国外汇储备的77%，这也就是说，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深陷美元陷阱、中美贸易不平衡、国内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被迫升值的基本原因。
第四，深陷技术依赖陷阱，使我国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我国对发达国家技术依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分工，实际上是走入了“技术死胡同”，即使是信息高技术产业也不例外，正如富士康高科技血汗工厂在中国没有产生技术扩散所证明的；第二，在陷入“技术死胡同”的我国大量低端产品在国际上被围追堵截的同时，我国国内市场却被外国企业的高端产品大量占领，技术进步受到外国机器设备大量进口的冲击，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第三，“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仍在继续，去年4月份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由于“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我国对外国技术依赖的局面将会更加严重。
第五，深陷对外部资源的严重依赖和本国资源廉价出口的陷阱。低端产品的大量出口是以大量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这导致了我国对外能源和资源的高度依赖，这种高度依赖不仅导致了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暴涨把我国人民辛苦劳动的成果转移到资源出口国手中，而且潜伏着遭遇外国对我国实施资源禁运的巨大经济安全风险。同时，令人感到荒谬的是，在我国深陷对外部资源的严重依赖的同时，我国的大量资源如稀土、煤炭等却被大量地廉价出口。
三、在现行WTO体系下如何避免我国再遭受严重损失的十条政策建议
在历史上，当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作为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追赶时，他们无一不是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弱小的高端产业，通过创造高端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成功地从受剥削和受压迫的“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低级对外发展方式转向了“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高级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坏的贸易”这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资助了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它与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崛起之道是背道而驰的。
对外贸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好的贸易”或者“坏的贸易”对国家盛衰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就一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说，采取“好的贸易”这这种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利于提升该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结构的升级，有利于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使外国经济对本国的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和产业产生依赖，本国经济能够对外国经济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而不是相反。因此，基于这种考虑，在目前我国仍保留在WTO体系的条件下，如何尽量减少“坏的贸易”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呢？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国家统筹对外贸易，或者通过产业协会，或者通过建立大型企业集团，或者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建立中国进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卡特尔（这是WTO所允许的），大幅度提高出口产品价格，这将为我国提高工人工资特别是出口部门的工人工资拓展空间。据2010年5月24日《瞭望》新闻周刊题为《巨额反倾销税下低工资》一文的报道，当印度裁决对我国建筑陶瓷抛光砖征收售价247%的反倾销税时，主要出口厂家广东佛山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对该刊记者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即使以出厂价的两倍销售，依然比印度产品便宜。”由此可见，出口部门大幅度提高工资的空间可以略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中国出口产品卡特尔是多么的迫切！
第二，停止人民币升值，较大幅度地提高出口部门的实际工资是解决我国深陷低工资国际竞争力陷阱、降低外贸依存度、推动技术进步并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措施，提高实际工资还可以抵消人民币汇率被迫升值的压力。
第三，出口退税的大部分收益被跨国公司所获得了，因此应该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出口退税只用于支持民族企业高附加值的、自主品牌的和高端产品的出口。由于跨国公司基本支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所以，出口退税的大部分收益被跨国公司所获得了；再由于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出口退税对扩大出口的实际效应也就大打折扣了，从2009年的一下数字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从2009年我国全年贸易顺差为1961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顺差额为1270亿美元，国有企业为贸易逆差，逆差额为975亿美元，其他企业顺差额为1665亿美元，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作为民族企业顺差额仅为69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的贸易顺差就高达2228亿美元。
第四，中国所投入的廉价要素资源支持加工贸易本质上是中国巨额福利的外流，也是我国被压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大力压缩加工贸易。2010年4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题为《需主动矫正“加工贸易导致福利外流”》的社评，社评指出，中国所投入的廉价要素资源支持加工贸易本质上是中国巨额福利的外流，即向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资源，意味着土地市场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被转移给了国内购房者，而且地方政府提供加工贸易用地的三通一平成本、低于市价的使用成本等都必然转嫁到其他建设用地项目上，因此中国住宅等用地的地价和房价比翼飙升与这种工业用地的廉价供给有着潜在的“转嫁”逻辑。同样，中国在国际市场高价买进石油等要素资源，而在国内通过价格管制廉价提供给包括加工贸易等贸易部门，其所产生的价格剪刀差成为了中国福利外流的另一条重要通道，因为这种要素资源的管制价格剪刀差最终需要中国消费者和纳税人支付成本，因此导致了我国巨额的福利外流。
第五，限制外国高端产品进口，限制乃至禁止外资企业在“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高端产业的投资，保护国内高端产品市场，以便为本国高端产业保留充足的市场空间，并大力推动民族企业高端产业的自主创新，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深陷技术依赖陷阱的基本措施。在通过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解决国内问题上强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高端产业的关键地位。这些产业都属于高质量生产活动，是科技进步的载体，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不仅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而且由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是导致国内各行各业中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但是，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
第六，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我国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使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严重受损。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强调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大力压缩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大力发展高端产业，把“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奋斗目标，这是解决我国深陷对外部资源严重依赖的根本措施，同时通过让我国高端产业、农业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之间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
第七，暂缓目前正在进行的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可能会使我国低端产品的外销得到扩大，但大量的外国高端产品将严重冲击国内高端产业；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也将使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受到严重限制。而如果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我国还可以在WTO框架下有一定空间，使用产业政策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发展。因此，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将严重阻碍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政府应该对此有清楚的认识。
第八，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问题正在加紧研究，预计在2012年完成研究工作并付诸实施。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在高端产业处于劣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加重我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格局，特别是日本不怀好意地建议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应该实施零关税政策，其目的是彻底摧垮中国的高端产业，其目的是造成我国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彻底依附。如果日本能够达到这种目的，这无异于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通过战争没有达到的目的将通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而得以实现。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国内市场应该为民族产业保留市场，完全没有必要与日本和韩国搞什么自由贸易区。只有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才能为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九，限制并逐步实施禁止不可再生资源出口的政策。为了打破我国深陷对外部资源严重依赖和深陷本国资源廉价出口的陷阱，我国需要尽快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而且还应该当机立断，采取限制并逐步实施停止我国不可再生资源出口的政策。
第十，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之成为中国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市场。美国在其经济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当时发达的英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高关税保护与英国经济隔离开来，但却大力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当或比其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其高端产品市场，从而通过国内市场以及落后国家对其高端产品的需求，为其弱小的高端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美国的这种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仿效。
四、中国应该研究是否退出以及如何退出WTO的战略问题
实际上，我国在陷入“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这种新型“自我殖民地”的境地并非始于2001年的加入WTO，而是开始于1993年。一直以来，笔者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1993年之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在1993年之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日益支配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我国才陷入了目前进退维艰的困局。从对外关系来看，从1993年开始，为了加入WTO，我国大幅段降低关税并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从而陷入了美国经济战略家通过对中国学界、政界和商界洗脑的陷阱之中，使中国人自己自愿地选择了一条依附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笔者看来，自由贸易、外国直接投资、美元霸权、全球产业价值链和金融开放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套在巨龙（中国）头上的五条致命的绞索”，“中美国”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与寄生虫（新型宗主国）的关系。因此，为了逃脱这种依附型国家的命运，在我国加入WTO 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沿着原有的道路，在继续扩大自由贸易和引进外资的不归路上执迷不悟，而是亟需研究如何对我国加入WTO的条件进行重新谈判，并考虑退出WTO的长远战略问题，并采行笔者提出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早在2009年，笔者就提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暴露出“自杀性”倾向的严重弊端。因此，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向“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大转型：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内部改善”，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对外则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限制乃至最后取消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使用美元储备或人民币回购绝大部分外资企业；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不惜以退出WTO为筹码对世贸条约重新进行谈判，并考虑退出WTO的战略问题；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抓住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主权信贷并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这种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不仅是解开“套在巨龙头上的五条致命绞索”特别是破解美元霸权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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