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在市场中的一般过程和特征

    信用评级在市场中的一般过程和特征　

                 清湖渔夫　　

内容提要：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信用评级在大众行为的市场中的一般过程和特征。信用评级产生于资本主导的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资本在市场价格过程中通过传播有利于自身的观念和理念，推动市场价值形成，同时强化对市场大众的思想控制，影响市场大众的行为方式。　　

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和话语权的建立，依于两赖个支柱：一根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对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权，另一根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一整套理论或者价值观；失去了这些生存条件，信用评级的公信力丧失，信用评级的话语权也就烟消云散。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对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而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因为西方金融理论的伪科学性和资本为了操纵市场过程的需要，信用评级披上了“科学、客观和公正”的外衣，信用评级的结果，具有题材性质。　　

在国内信用评级问题上，我们要树立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主权”概念，一是建立资本的联合阵线，牢牢掌握资本市场的主导权；二是进行我们自己的经济金融理论准备和战略思考，利用市场主权维护国内信用评级业的利益只是权宜之计，同时也要为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崩解准备后事！　　

正文：　　

人们关于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和资本暗战中的翻云覆雨和兴风作浪的记忆档案仍然在被持续刷新，由于美国资本的全球霸权，由于美国是一个以金融生存为基本生存方式的国家，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肆意妄为是为美国资本的全球金融战鸣锣开道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的市场影响力或者说舆论控制力，是美国资本的全球话语权的重要表现之一，这种全球话语权的运用，引导了全球资本流动的一个个浪潮，已经在严重威胁和侵犯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尽管当前理论界对信用评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方兴未艾，但是从有关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对策来看，人们对信用评级的思想认识，因为传统经济学影响，仍然难以突破，因而相关政策和对策的实际作用也就很有限。我们认为，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大行其道，是美国资本的全球霸权发展到顶峰阶段的必然现象；美国资本的全球霸权和统治，只不过是在市场产生的资本自我发展到巅峰的产物；信用评级，作为这个架构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产生和确立于市场本身；盛极而衰的结果，就是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从巅峰上开始跌落，并且随美国金融霸权一道，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充分认识信用评级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及消亡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在国际金融战中有效反制和抗衡跨国资本的国际话语权，并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提出自主性构想。　　

资本主导的市场价值形成（注①） 　　

就信用评级的结果发布而言，本身就是题材的一种，是资本主导的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中的特有现象，信用评级对金融市场的价值形成具有推动作用。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开始，讨论市场价值是如何形成的。　　

在原始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换行为的产生具有个别性和零散性的特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投机行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商业和商人的产生，商人们利用投机所得到的价格差价就是最初的利润，商人们用来获取利润的商品和货币就成为资本。在交易价格产生的过程中，相应的市场参与者经验在积累，在一次次交易中会形成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又返回交易中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反复流转和回馈，愿望和看法开始交锋，在讨价还价和不断的估价修正中逐渐趋于一致，形成市场理念。市场会越来越被这种理念所覆盖，一方面，因为这种理念的的相关信息被市场所有交易者或多或少地共享，另一方面买卖双方的寻找过程和等待会大大缩短，市场因此也越来越组织化，市场有关各方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商品交换取决于相互需要，而稳定市场的形成则是观念趋同或一致的产物。市场理念在越来越多的交易行动当中被支持和证明，理所当然和深信不疑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心理积淀过程。这种观念的积累和趋同，就是市场价值。商品的市场价值存在于参与市场的人们的观念体系之中，包括是非曲直、经验积累和逻辑思考等等，价格只不过是市场价值的标准化和可衡量的市场外在表现。由于资本的积累和专业分工的发展，商人们——特定的买方或者卖方因为信息渠道和资本优势，从而逐步形成自身的市场优势，市场会逐步走向集中和垄断。由于信息渠道和信息收集能力的不同以及资本相对优势，商人们的报价会具有市场引导性。他们会在一个区域市场逐渐参与越来越多的交易，甚至作为市场绝大部分的卖方或者买方；由于相对较强的信息收集能力，他们在与越来越多的交易者交易的同时，一方面会在交易中了解市场绝大部分参与者的价格认知，在归纳总结的同时将自己的价格认知辐射到整个市场的参与者，在反复的频繁的交易中逐渐形成意见领导性，并且在绝大部分交易中证明他们的逻辑和意见的正确性。这种意见领导性当然也离不开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参与和认可。因此，资本在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资本的市场活动，加速了市场价值的形成，而市场价值的产生，一方面会推动市场价格的形成，另一方面会在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上组织市场。越来愈多的人们被卷入市场，人们的社会联系和互动也就更加紧密，市场也就更加组织化和集中。同时资本的优势和信息的优势，以及获取越来越有利的差价，使得商人们的投机活动朝更低的买价和更高的卖价两个方向努力，逐步开始操纵价格。价格操纵，仍然依赖于他们的交易对手的认可，他们要做的是：给予更低的买价和更高的卖价的理由，这些理由在询价和竞价过程中传播，接受这种价格认知的人越多，这些理由就越具有正确性和合理性；既形成市场理念，同时也推动市场价值的改变。这些商人逻辑或者理念，经过足够的时间，成为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行动依据，不接受这种理念的人们，会被市场冷落或者抛弃。随着理念和价值在交易过程中行走，随着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的加入，这种群体性的行为持续反复地发生。商人们的意见领导性也是市场话语权的起源。这种市场的话语权，首先而且必然是被资本掌握的。　　

在信用授受市场上利率的形成和在由短期资本参与的长期信用市场上的证券价格形成，都是由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大众行为过程的结果。前者通过银行，后者通过狼食资本。银行资本和狼食资本分别在各自的市场起主导作用，我们暂且称为主导资本。在金融市场上，资本的市场话语权或者主导权，通过题材创造和发布来实现。题材，常常表现为一个或者一组消息。对于普通市场大众而言，由于信息获得的成本限制、渠道依赖和方法缺失，他们难以审核消息内容的全面性、鉴别消息的准确性和评估消息的及时性及可能的市场影响，只能被动接受！这是市场普通大众的劣势。主导资本却有针对性地因此获得优势；主导资本因为资本优势和信息优势，可以对消息进行主观和蓄意加工，进行消息的选择性释放和操纵利用，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参与市场的人们，每个人对一只和自己相关的交易标的——比如股票、国债、期货合约和选择权等等，都存在着估价，我们这里以股票为例。股票估价已经不限于估价本身的高低，而且因为投机的需要扩展到股价向什么方向波动。消息通过某几个或者一批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接收消息的市场参与者首先开始解读消息，分析推断这个消息对某个市场或者说某一只股票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将消息的影响的归类可能有很多种，比如常见的是属于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并预见股价的涨跌。这种解读逻辑和每个市场参与者的历史经验有关，即过去某个时期的某只股票在类似甚至可比的某个消息面世后，股价是涨是跌。反复面世的消息和股价涨落在市场大众中传播和形成印象，进入历史记忆，就成为股价形成机制的心理基础。具体买卖行为的产生可能需要一个启发点。我们在这里还先讨论买入行为，卖出行为可以做相反的推理。就买入行为而言，启发点就是消息过后股票价格开始上涨；上涨的结果验证了消息正确，消息受众人群中的观望者出于继续涨价的预期、贪欲的觉醒或者从众心理依赖，鱼贯地或者说是争先恐后地进场买入。一些准备卖出的人会停止销售，已经卖出的人会发现行动错误而可能追高买入。随着消息在市场中传播和持续买入推动的涨价，市场参与者估价和股价之间会反复自我强化，市场大众的行为越来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股票市场价格循环的自我强化过程。一个股票的短期买方市场也因此形成。这个短期买方市场的形成或者说是组织，始作俑者就是一个或者一组特定的消息。卖方市场则相反。　　

市场参与者的思考逻辑和市场理念是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形成的，历经积累的市场经验和反复的消息解读，也就逐渐定型解读消息的思维模式，市场参与者能够对消息迅速定性归类，形成股价涨跌预期，重新对股票予以估价。表面上，消息和股价是一种简单映射关系，实际上，股票估价形成，参照和回忆了历史经验，并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对消息进行心理积淀。对这些经验的研究总结和形成理论，是新的专业分工——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理论会因为信息和证据的相对充分和逻辑推理的技巧性而让人敬畏，传播这些理论和观念的专家名人会带上种种“权威”和“科学”的光环，这些理论也会通过课堂教育和社会教育向更多的人群推广和反复地灌输，从而试图塑造人们的市场思维模式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理论的创立者和传播者无论是怎样的大方之家，在整个的市场中他的观点仅仅是一家之言。如果他的受众广泛并且受众采取的行动确实推动了市场群体行为的改变，其受众也因为根据这种理论和策略行事而获得实际利益，这种一家之言就会产生号召力，理论的成功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理论塑造了一个市场群体行为过程和和社会化过程，这是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　　

在股票市场，主导资本，也称狼食资本，在市场居于主导地位，从而主导一个市场过程；消息影响市场大众的过程是被主导资本不同程度地加以控制的。这种控制，首先体现在对信息传播渠道的控制，这一方面表现在培养著名名机构或者著名专家，对专家进行必要的市场包装，套上种种光环，或者对既有的知名学者的言论加以利用，掀起反对或者赞同的浪潮；专家的研究报告和预测分析在背后的资本势力的授意下纷纷出笼，营造市场的倾向性舆论。就出笼的报告和分析本身而言，言论灼灼，理论凿凿，无不秉持科学、公正和客观的名义。对合意的消息进行渲染，而对于相反的消息进行封杀和屏蔽。对于无法经过渠道控制的不合意消息或者证据，则通过市场本身进行打压，利好消息就控制市场不让上涨甚至反而下跌，对利空消息的面世就推动上涨，持反对意见的人们在资本的捉弄下成为小丑。有倾向性的消息连绵出现，对市场大众持续轰炸，市场大众对此别无选择，只能被动接受，相反的信息根本无从获得，也无从反驳。尽管作出判断是自己的事情，但是被动接受和选择这些信息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会被这些信息的倾向性所影响，被诱导甚至误导。由于选择性信息的传播，信息在传播中又被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接收、过滤和加工，看多或者看空的情绪和气氛开始笼罩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主导资本在传播一种理念，将自己的这种理念逐步塑造成市场理念，在这种被塑造的市场理念的支配下，市场大众在思维上已经落入某种社会化的控制之中。这是市场从众心理和羊群行为的根源。　　

在资本主导的市场长期发展中，资本总是毫不放松地控制和操纵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通过对社会大众的观念的反复塑造和改变，从而主导社会大众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为了持续投机获取利润，对影响人们观念的方方面面逐步加以渗透和控制。在这里，我不想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系统的评述，只想指出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依赖于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这些理论和思想的传播，对所有和市场相关的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行影响和改造，从市场领域开始，学校经济学教育、社会大众的经济理念灌输、经济组织体系、乃至国家层面的经济管理的社会设置，都被这种思想体系主导，并且逐步蔓延到社会的其它领域，从而奠定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除了资本利润的秘密，几乎其它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我们知道，资本和利润同时产生于市场的价格投机，并且完全依赖于市场而生存，作为市场的另一面和资本交易的对象——市场的广大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就成为市场机制的必要条件和应力。对社会的思想改造和控制过程以及对市场中的人群的看法和观念的主导过程，也就是资本影响和控制大众行为方式的过程。在市场中，资本通过投机获取利润，同时主导市场的大众行为过程，通过交易达成看法和观念的一致，形成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存在于往复的价格升降循环之中，应资本的获取利润需要而发生改变。　　

在金融市场，信用评级尽管背后具有貌似强大的经济和金融理论支持，因此具有在市场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但是，信用评级的实际意义在于，这个市场设置对大众的观念和行为能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形成和确立，和题材一样，是经过在市场的主导资本的“有效配合”；同时，这种影响，也正是资本操纵市场过程所需要。信用评级只不过是资本主导场价值形成市的工具。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的权威和魔力，是资本给予的，并且通过市场过程被灌输到大众的观念当中，从而成为市场机制的一个“闪亮”要件！　　

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全球影响力的由来　　

由于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独特地位和他们在市场的行为方式，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为我们解剖信用评级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我们的分析由此展开，兼带分析其它相关问题。　　

美国的信用评级业产生于19世纪末，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该行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1929-1933年大危机以后，美国货币监管当局先后在有关法令中运用信用评级结论，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的作用日益显著。众所周知，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一战中利用与交战国的战争贸易大发横财，使美国成为当时主要国家的债权国，初步赢得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世界金融中心从英国伦敦转向美国纽约，美国资本逐步走向全球。二战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元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美国确立全球金融霸权，美国资本也就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资本。与美国资本向全球输出的同步的当然也就包括美国资本与金融价值观的输出，美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在全球大行其道，美国人不仅带来了大把的绿钞票，同时也要求人们接受美国人的金融价值观。为了配合美国资本的全球输出和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掌控，从1975年开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认证制度，也就是“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制度。此后，信用评级被进一步用于对证券、银行、养老金、保险以及房地产的监管。NRSRO认证制度下美国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只有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形成事实上政府支持的寡头垄断。　　

然而，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理念和方法，能否被全球市场的参与者广泛接受，从而对全球资本的流向和行为产生实际的影响，不在于他们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有多么科学，而在于如何将这些理念与实际的市场变动联系起来；在利益至上的市场上，所谓的“科学”程度仅限于对利益的助进，如果与利益不相干，科学的理论会被挡在市场之外。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权威的确立，当然离不开美国资本在全球市场的配合。我们在前面的论述里说过，资本通过传播理念或者题材，影响市场大众的行为，从而影响市场价值的形成和价格波动，这种理念或者题材和市场价值或者价格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类似于题材价格模式的机制。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对信用标的的评级结果，作为市场价格波动的“理由”，通过价格操纵就可以证明；对信用级别的提升，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可以利用其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权，对相应标的的价格进行拉升，从而建立资信评级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如果一次不够，多来几次就能够证明，配合广泛的有选择性或者倾向性的研究报告和市场分析预测的出笼和流传，从而在市场大众的思维当中建立这种“因果关系”。经过反复灌输和塑造之后，市场大众在求知欲和把握利用市场规律获益的思想引导下，久而久之就建立了新的关于信用评级级别与市场标的物价格的逻辑思维途径。对信用级别的调降则进行相反的运作。信用评级的金字招牌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大力配合下终于树立起来，以后的信用评级结果，就成为市场大众的期待以及他们进行市场操作和行动的依据，市场的大众行为也就如市场主导资本所期望的那样发生；信用评级机构成为新的牧羊人，指挥着市场的群羊按照资本希望的方向前进；但是指挥棒所指的方向由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来决定，信用评级机构对金融垄断资本的帮助必须作出回报，否则金融垄断资本就不再保证信用评级机构的预言和评价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一旦信用评级结果在市场缺乏相应的大众行为反应或者大众行为过程被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利用其它工具进行阻挠，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就会“失准”。 1997年，美国穆迪宣布对日本山一证券降级，引导市场参与者的卖出行为，直接导致其股价狂跌和倒闭，美国美林公司乘机低价收购并且接管山一证券，以极小的代价成功进入日本证券市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政府请求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暂不调低其主权信用评级,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局势。但三大评级机构不顾韩方请求,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由,迅速调低韩国主权评级,特别是穆迪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将韩国主权信用级别连续下调11个级别,使韩国资本市场卖空涌动，哀鸿遍野。韩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大量韩国本土企业破产,韩国金融市场因美国的压力被迫全面开放,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则以救赎的名义将许多韩国金融机构收入囊中。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合唱双簧、配合“默契”的例子当然是举不胜举。一方面，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市场信誉”开始确立和不断地被添砖加瓦，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也因此大获其利。　　

作为理论和金融价值观的载体，作为美国资本全球扩张的工具，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利用其庞大的资本实力和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一方面在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的确立上不遗余力，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扩展过程也能够也就是其国际化过程。美国资信评级业的标准和做法在美国资本强势下也只能被接受和被“欢迎”，从而成为国际惯例，成为全球金融游戏规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全球市场也就赢得了“公信力”——误导市场大众的能力，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也就掌握了国际评级话语权。同时这个惯例和规则也巩固了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对市场的控制能力。　　

信用评级的“科学性”（注②）　　

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经过美国金融资本的运作和市场配合，确立了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开始打着“科学、公正和客观”的幌子，利用市场大众的适从性和羊群行为，充分引导全球金融市场的的价值形成和价格波动，成为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和操纵全球金融市场的架构中最有力的一环。“科学、公正和客观”成为金融市场上资本拜物教或者金钱拜物教最耀眼的光环。　　

我们知道，信用评级本身是关于信用风险衡量的方法。信用风险是指授信的资本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信用是和资本循环以及市场大众行为过程相联系的（注②）。如果发生资本循环的阻滞，资本损失的发生不可避免，但是这种资本损失，是市场大众行为过程的后果；就社会资本总体而言，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会引起资本的再分配，从而对其中一部分资本进行打击；市场是资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因为资本的利润动机，资本反复不停地复制这个市场过程，复制一部分资本的灭失或者死亡现象；就资本总体而言，部分资本发生损失具有必然性，就个别金融资本而言，具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因为总会有某些资本因为资本循环的阻滞而发生风险中奖而导致损失。信用风险恰恰是因为信用形式的资本参与了资本循环过程，从而在市场中通过资本的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既创造了部分资本增值，也让部分资本走向灭失和死亡，这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在信用市场上，随着市场中人们对风险的认知的变化以及与这些认知变化直接相关的的信用交易行为的发生，信用的风险特征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而且信用风险不是孤立的，它通过人们的信用交易行为相互影响。早期的银行挤兑风潮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一个对某银行不利小道消息的流传，会引起直接针对该银行的挤提存款行为；挤提行为的示范，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加以制止和安抚，随后而来的是挤提风潮；这种风潮，往往能够将一个经营正常的银行迅速推向倒闭境地，同时，大众的跟风，会使在排队挤提存款的队列中靠后的人们血本无归，同时与这家银行有关的其他银行和企业同样会采取相应措施，或多或少地会有损失发生。　　

在有价证券市场，信用风险隐含于价格风险之中。有价证券市场同样是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有价证券的的价格形成同样是大众行为推动的市场过程，这里上演的是金融资本之间的博弈，是在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导资本对羊群资本的吞并和掠夺。在这里，风险和收益出现分野，收益归主导资本，风险归羊群资本。在西方金融创新中所发展出来的所谓转嫁和分散信用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和有价证券市场的题材价格模式同样的市场机制，都具有零和博弈特征，收益归主导资本，风险毫无疑问转向中小资本或者羊群资本，高杠杆化的交易只不过让主导资本对羊群资本的吞并过程更加猛烈，羊群资本的风险状况也就更加惨烈。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关于信用评级的理论基础是美式经济和金融理论，但是，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所秉持的理论和方法，因为回避和掩盖了资本在信用风险的生成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因而对信用风险的认识和界定是不正确的。山一证券的风险、韩国被十一次下调级别的的主权信用风险以及另外的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因为信用评级在市场价值和观念塑造中的作用，以及因为资本的主导和推动而建立起来的与金融市场价格变动的关系和机制，使得信用评级能够对市场中的大众行为产生影响，因而能够对信用风险的生成及其特征加以改变。使用的工具对工具衡量的对象会发生影响，相应的衡量结果的产生会否定工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信用评级的有效和被证明，不是因为其背后作为理论基础的所谓“科学逻辑”，信用评级的存在和运行，和风险的生成一样，植根于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和机制，信用评级和信用风险存在互动的途径。　　

信用评级的“客观性”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信用风险（Credit Risk）又称违约风险，是指交易对手未能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即受信人不能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使授信人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发生偏离的可能性；并且认为，利率是和风险水平的高低相联系的，风险高低与利率正相关。从在西方经济学的风险评估理论和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是风险的衡量具有个人观念特征，几乎每个人的风险评估的方法、途径和结果都各不相同；并且这种局限于个人观念中的风险，尽管会出现广泛传播，但是因为没有被资本利益青睐以及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而成为市场行为的依据，总是零散的和孤立的，脱离了整个社会化过程而存在；就某些风险理论而言，风险的数学化模型是缺乏社会过程基础的，结构精巧但毫无用处。二是因为这些源于理论的“风险”概念仅存在于个人观念中，似乎产生于各自孤立的契约，缺乏社会基础，而利率却是在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中形成，因此利率和风险本身毫无关联，关于利率的风险补贴得不到任何社会机制的支持。无风险利率一向被视为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础，普遍地将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充当无风险利率的做法由于美国国债的信用逐步坍塌而使这种观点失去了意义；基础崩解，上层建筑自然垮塌。　　

任何评级方法，都会穿上系统“科学”的外衣，其理论阐述可谓林林总总。每一个评级方法或者体系，实际上都是反映某个阐述者的价值观，或者某一群人的价值观；一个评估报告，毕竟是某种理论或者假说的执行结果，也就是价值观的产物；究竟科不科学，或者有多少科学成分，不是评级报告自诩的，也不是从报告中得益的人迎合奉送的。　　

任何信用评级报告，都是某种信息集成；报告里的信息具有选择性。首先，没有任何报告能够囊括相关项目的所有信息，这不是报告篇幅能够延长的问题，只能选择性陈述。其次，由于利益倾向性，有意的信息忽略和截取不可避免。再次，由于思维方法和其他因素的缘故，无意的有意的信息忽略和截取也会发生，从而将不合理论和逻辑并且不被报告意图所包容的信息过滤出去。即便有充分披露的法律要求，不违法的遗漏会有，如果利益需要，犯法的遗漏也会发生。基于这种信息的评级报告的可信度，应该审慎看待。另外，就信用级别的划分、给任何被评级的对象或者标的定级，明显得具有人为和武断的特征，信用评级理论和方法不会因为某种数学化而能够让定级结果摆脱某个或者某几个执行人的主观认定特征，更不能因为数学化而被科学化了。如同演戏的信用评级，不可能脱离编剧和导演的主题思想和操控，也不会因为演得严谨精彩，戏剧就成了现实生活本身。　　

信用评级的“公正性”　　

美国有偿评级制度的实施始于20世纪70年代。评级收入包括向投资者出售评级情报和向被评对象收取评级手续费，同时办理与信用评级有关的业务。信用评级机构是信用评级活动的载体，作为一种公司法人和经济人，获取收益才能生存；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利益分割对利益主体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明显和潜在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评级选购”这种竞争性的行为，即委托人让提供最有利评级的机构得到自己的业务。“评级选购”的一开始，信用评级就在公正和中立的执业准则上后退，评级结果要有利于委托人，在法律许可的尺度内，其信息的收集和选择，方法运用，级别选定，都会发生投资人不乐见的微妙变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委托人（被投资人）要求的结果，基本是出于利益上的协调一致；尽管透明，不经意的微妙变动估计世界上最好的显微镜也难以觉察。尽管“评级选购”受到广泛谴责，监管当局也可以立法试图阻止这种利益联系，但是，规则只能消灭某种行为状态，并不能消灭利益要求本身；利益驱动在新规则下会改变评级机构的行为方式，新的行为方式会绕过或者躲过监管，事后的惩戒或许能够补偿，但是损害必定发生。　　

不仅如此，还有更广阔背景上的利益倾向性。首先，信用评级机构生存于一定的市场环境，与所属的资本集团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为这些债权人和投资者服务。其次，监管机关也只会维护本国资本的整体利益，不会对有可能损害这种利益的信用评级机构放任自流，诸多监管措施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信用评级机构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这些利益倾向也就成为信用评级活动中内外双重标准的根源。近年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主权国家信用评级上，对日本、韩国、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的调升调降紧紧跟随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金融战战步骤，但是迫于政治压力，好长时间都不肯也不敢撤销对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AAA评级。　　

信用评级的工具性　　

信用评级能够因应在人们理财过程中对投资标的的信息的获得和鉴别的需要，毫无疑问便利了人们的选择，有总比没有强。事情伊始，人们对信用评级的理解肯定是仅具词汇上的意义，由于思维和方法手段上的缺乏，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想再窖藏财富而将其用于牟利，又囿于诸方面因素的限制而难以获得相关信息，不自觉依赖某种现成的信息，相应的投资活动就有了依赖的倾向。当这种依赖的人群达到相当的规模，就对信用评级给予选择和“信任”，信用评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有了市场人群基础。在这里，因为资本操控了信息来源、信息传播路径和信息加工的方法，因而，市场大众所得面临的信息海洋，都是经过过滤和筛选的，是一种扭曲变形、偏离了真相的世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资本基于自身的利益而希望大众看到和得到的东西。在这里，没有纯经济学的东西，资本为了影响和控制大众行为，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社会心理领域，运用信用评级手段影响和控制人们的思想，满足资本的私欲。　　

信用评级既然作为资本利益的工具，那么其工具性的宿命，就决定了资本会因为自身的利益需要对信用评级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改变；信用评级就其市场的功能而言，是为了界定和衡量信用风险，因为风险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科学”界定从来就不是那么清晰，从而相应理论和方法的准则也就没有任何对资本行为的约束力；那么，信用评级这个箩筐里装进去的绝不是什么闪光的科学箴言和准则，而是适应资本利益需要的杂七杂八。为了西方资本利益，为了推行和捍卫西方资本价值观，他们的现行国家主权评级标准是这么排列的:一是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进行国家政治排序;二是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国家经济实力排序;三是用金融和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程度作为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主要判断标准;四是把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国际货币发行权作为获得高信用等级的必备条件;五是撸掉国家财政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根本地位,把举债能力作为衡量国家债务偿还能力的判断标准。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它方面的与信用风险不相干的内容硬性塞进信用评级这个箩筐，早就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三大评级机构强调的诸如贸易和金融开放度、金融的外资化程度、央行的独立性、放松管制和私有化、产权保护等正向关键指标，实际上为美国通过直接投资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创造了有利条件。1993—2003年这10年正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外汇储备稳定增长的10年。2003年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由1993年的212亿美元逐年增长到4032亿美元，年递增高达34.3%。这10年，中国银行业经过治理整顿和改革，经营效益明显提高。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谋求海外上市，美国标准普尔却宣布仍维持其10年前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竟都被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其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次贷危机”爆发后，人们发现掌握话语权和金融资产定价权的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绝对不是金融市场被动的旁观者。过去10多年它们是次级贷款的垃圾债券最积极的推动者。在次贷危机前夕对“两房”次级债券给予了一致的3A评级，目的就是引诱全球的债券购买者跳进陷阱。三大评级机构同样也站到了利润最丰厚的赢家行列，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对三大评级机构滥用“市场公信力”的指责和批评浪潮。面对三大评级机构摇摇欲坠的“市场信誉”，美国政府避重就轻、装模作样地对以穆迪为代表的评级机构展开了包括司法部、证监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和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等多部门的联合“围剿”，“缝补”美国信用评级“科学、客观和公正”外衣上的裂口和漏洞，给全世界一个交代，挽回一点所谓“市场公信力”，不至于被全球市场弃如敝履。美国当局煞费苦心的努力之一，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将美国“股王”巴菲特老先生硬扯进来为信用评级制度贴金。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CIC) 召开名为“信用评级的可靠性，基于这些评级的投资决定，以及金融危机”的听证会希望聆听巴菲特关于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见解，三度写信邀请均遭拒绝。FCIC最终想出的办法是，给他发一张传票，强制巴菲特出庭作证。巴菲特就此接受媒体采访说，穆迪公司对一些次贷产品给出的评级并不是欺诈，而是犯了错误，穆迪的商业模式并没有问题。他称最近抛售穆迪公司股票并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其价格已经到了一定的位置了。巴菲特当时依然持有穆迪13%的股份。　　

对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而言，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毕竟还大有用处。G20峰会上对评级机构监管问题的分歧争论口水未干之际，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对日益发展的欧债危机火上加油和推波助澜，一再地调低希腊的国家主权债务的信用评级，导致了这些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场的融资能力；从而又一次帮助美国对冲基金完成了“做空”欧元牟取无风险暴利的投机行为。美国历来具有具有“世界最高信用等级”，就能以最低成本融通资金，保持其最大国际信用资源占有国的地位。尽管近期发生了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向下微调美国主权信用等级的行为，但是，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信用等级高于美国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对中国相关方面的信用问题开始“热情”关注，找机会将评级调到他们认为适合的级别以下才甘心。　　

美国信用评级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话语权之一，也是美国资本主导的整个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功能要件。作为话语权，信用评级由美国垄断，不容他国染指。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国分立”局面的形成，和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有恃无恐”，很大程度得益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庇佑。2006年颁布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和美国的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s)，给予了三巨头评级决定不受干涉、评估投资风险时犯错也不会受到任何制裁的绝对优势，而这一决定评级机构能否发展站稳的关键政策优惠，新兴的非美评级机构却很难享受。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证监会加速批准了一些已经申请NRSRO多年，但一直未获得批准的信用评级机构，防止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万一在全球的讨伐浪潮中倒下后美国信用评级的话语权被“真空”。　　

作为美国资本主导的整个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功能要件，则不允许竞争和替代。2010年6月16日，美国方面连发两议案，不仅除去了此前一直保证评级三巨头可以不为自身错误买单的NRSRO成员身份，还表示会设立中介机构，为金融机构安排指定评级机构，并同时协调各评级机构间的工作份额，避免了评级三巨头一手遮天和自行选择所引发的“谁付费，谁评级高”的利益冲突。自2008年7月就启动了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申办工作的中国大公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在经历了美国严苛审查及两次“延期批准”后，最终仍被拒绝；防微杜渐，以免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扩大影响力和发出不同的声音，影响了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权威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信用评级业的垄断性，也更加可靠地保证信用评级的“权威性”，而信用评级的权威性，减少了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给全球金融市场定调、操纵观念流行、协调舆论立场和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难度，增加了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利用信用评级工具的便利性。这恐怕也是信用评级市场无法竞争、走向两级分化的根本原因；一般的评级机构因为缺乏市场中主导资本的支持，套用美国信用评级理论和方法的评级结果在市场“失灵”，难以满足市场大众的风险和利益需要和取得市场大众认同，因而很难打破声誉低、市场小、规模小的恶性循环。　　

走向崩解的美国信用评级　　

《世界是平的》一书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以我之见，当今社会有两大超级权力机构，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和穆迪评级。美利坚合众国用炸弹摧毁你，穆迪通过降低你的债券评级毁灭你。而且，相信我吧，有时，谁也说不准这两者谁更厉害。”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魔力成为美国控制全球货币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命门和枢纽。这种魔力的形成，来自于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是资本控制市场价值形成的需要，也是资本对市场中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控制的需要。信用评级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资本及其价值观的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之一，它依赖于资本对大众的思想控制和掠夺动机，通过资本在一轮又一轮的市场价格循环中对大众观念和看法的塑造，借助“科学、客观和公正”的外衣包装，被隐藏起来的资本意图和价值观在不断的逐利游戏中被市场大众所接受。一旦隐藏在“科学、客观和公正”的外衣里面的利益本质被市场大众逐步发现，包住利益本质的外衣层层脱落，笼罩在信用评级上面的魔力光环也就黯然退去。次贷危机以来，人们对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市场公信力的质疑已经开始，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和世界其他各国主权信用和商业信用方面的所作所为，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真实面目。G20伦敦金融峰会《加强金融系统》宣言，已明确提出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将信用评级机构涵盖其中。欧盟则开始制定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法规》。俄罗斯明确宣布要建立本土信用评级机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也纷纷采取措施，加快培育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同时加强对国际评级机构的市场监管。从全球各国和市场的反应来看，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公信力明显处于动摇和坍塌之中，随后而来的市场影响力的下降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我们知道，支撑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两大台柱，一根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对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权，另一根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一整套理论或者价值观。随着人们对信用评级系统的方方面面的反思，以及在人们这种质疑气氛中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继续胡作非为，人们原来广泛接受的美式信用评级理论和方法的诸多弊端也就进一步暴露；并且在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科学、客观和公正”的外衣逐渐褪去的过程中，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指向和包藏祸心在华尔街资本与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彼此狼狈为奸和密切协同配合的诸般作为中彰显于天下。尽管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霸权依然“健在”，政府层面也可以就所谓的信用评级的国内国际监管做做样子，甚至万般无奈地请股王巴菲特老先生出来借尸还魂，仍想保留信用评级公司的商业模式；当然也有可能自行断臂抛弃这三大机构、树立新的全球市场的信用评级“样板”；但是信用评级背后的理念和价值观毫无疑问地被全球市场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否定和抛弃。在未来的日子对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越来越混不下去或者选择关门，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对这种局面最痛彻心扉的应该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曾经在全球市场大行其道的理念和价值观黯然式微，信用评级的话语权烟消云散，能够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改革的全球呼声，实际上是世界其它金融势力因在实力格局中的地位上升，要求分享市场话语权。这种分享，必然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轮番围攻，争吵和激烈讨价还价的背后，是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越来越动摇！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有幸坐在了市场话语权的波峰浪尖上，随着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市场不断被阻击和狙击，打击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子弹和炮弹会先通过三大信用评级这个外衣的千疮百孔，然后再进入美国资本本体。　　

我国信用评级问题的再思考　　

我们知道，美国信用评级制度实际上是美国金融资本这个市场“看不见的手”，根据美式金融理论和价值观，为他们自己在金融市场量身定做的市场话语权工具。资本的主导权和相应的理论基础，是信用评级背后的两大支柱。我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对美式的信用评级方法的引进不可谓不认真，但是在我们自己国内的市场竟然都无法取得这一项市场话语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我国关于信用评级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引进或者照搬西方模式，换言之就是按照西方的逻辑和理论来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利益创造和分配的理论，它是有自己的利益立场的。西方国家极力地想将我国纳入他们主导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利用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惯例接轨、拿市场经济地位予取予求，都是为了西方资本的利益。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从2006年开始对我们的市场进行渗透和控制，很快借助被收购公司的分支机构，迅速将触角伸展到全中国，直接或间接从事所有评级和相关业务。中国评级市场上具有信用评级资格的机构共5家，但有4家已被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三巨头以参股或签署技术服务协议的方式“被同化”。此时也是我国的“与国际惯例接轨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信用评级的话语权拱手相让的结果，就是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金融市场价格的煽风点火，西方资本控制的国内媒体当然一个鼻孔出气而推波助澜，导致国有资产和百姓私人积蓄被跨国投行席卷而去，损失惊人，严重威胁了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　　

从信用评级角度看，我国的金融市场尚缺乏市场主权观念。市场主权，就是一个国家的市场必须由本国资本主导和控制，也就是自己的“市场看不见的手”来控制、运作和调节，如果说存在经济和金融主权的话，本国资本的主导和控制就是经济和金融主权的关键。本国资本要获得市场的主导权，首先资本所有者要具有国家和民族观念，建立国内的资本联合阵线，国有资本和民间私人资本联合和融合，实行混合所有制；国内资本可以在市场上按照机制反复博弈，但是应对外来资本的进攻和威胁必须建立统一战线，谁都不能忘了手中的资本是亿万中国人民流血流汗的辛勤劳动，自乱阵线、自毁篱笆和在外来资本面前自相竞争都应受到严厉制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一致对外，国家和资本联合互动，而不能各自为战。其次，国家在对外开放政策上要对外资的国民待遇予以限制和选择，与西方国家之间对等开放，尤其要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我们如今不是缺钱，而是有钱没地方投资；对一些图谋暴利和威胁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外资，要想办法驱逐，或者利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措施消灭之，不能让他们浑水摸鱼。　　

市场主权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在我们的影响所及之处推行我们自己的理论和价值观。目前，我们的经济理论建设状况实在堪忧，仍处于“进口经济学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必须对经济和市场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进行自身的制度设计，不可能长期将别人的脑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思考！普世价值派和国际惯例接轨派已经被西方资本和西方经济学洗脑。理论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战略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经济和金融战略仍然不清晰的问题，让西方经济学长驱直入失去了文化和思想批判的原则，以囫囵吞枣代替了批判性消化吸收，在战略上是致于人而不致人，将我们自己纳入了西方的战略架构和经济殖民化进程，得小利而失大局；经济和金融战略必须立足于13亿人民福祉这个基本点。　　

就信用评级而言，它本身是美国资本利用自身的市场主导权和经济理论制作出来的产物，构成市场话语权的一部分，但是市场话语权的选择，未必要信用评级这种方式，很多市场在没有信用评级的情况下或者自身的信用评级无效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正常运行。对于现阶段美国等三大信用评级公司在我国市场的翻云覆雨，一是要注重我国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权建设，加强跨国资本流入流出的监测，运用市场主导权控制和调节市场波动的方向，将恶意进入的跨国资本至于不利的市场境地，利用市场的自然运行机制阻止他们的抢钱行为，同时将三大评级机构及其控制的评级公司的信用评级结果运作“失灵”，并且打击对西方资本控制的媒体配合境外资本运作的蓄意唱和行为，重新掌控市场定价权和舆论主导权。二是积极支持本国资本掌控的信用评级公司开展业务，对他们的评级结果进行选择性支持，扩大他们的市场影响力，逐步抵消和驱逐境外公司影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是阶段性措施。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得为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为代表的美国信用评级制度准备后事。美国信用评级制度的崩解，一方面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和相应的资本价值观因为各种暴露的问题而遭到市场大众的摒弃，我们不可能为这个不科学的东西抱残守缺，还要在美国人跌倒的地方把我们自己再弄倒一次。另一方面，美国信用评级制度的崩解，也意味着曾经全球流行的美式资本主义全球收缩和走向衰落，西方经济学和美式价值观的式微之后，就是一个体系的坍塌和解体，我们自己有必要适应和准备这种世界性体系的变迁，弘扬东方文化和价值观。这也是笔者主张着手进行经济理论准备和金融战略调整的重要原因！时不我待！　　

参考文献：　　

注①清湖渔夫，新浪博客，新资本论和行为经济学，《论金融市场的题材-价格模式》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0s1.html；，清湖渔夫，财经视点，2011年5月10日，《论金融市场的题材-价格模式》，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5/232992.html　　

注②，清湖渔夫，财经视点，2011年6月20日，《论金融体系中的信用》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6/242913.html；清湖渔夫，新浪博客，新资本论和行为经济学，《论信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3j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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