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妖魔化国有企业背后的西方资本财团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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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并且成为经济学的所谓主流之后，妖魔化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声音就此起彼伏，至今绵绵不绝。即便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被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撞击的千疮百孔，信奉新自由经济理论的中国精英们也没有停止过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的攻击。
西方经济理论的拥趸们，如此热衷于攻击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和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要搞清楚这些人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进行攻击的原因，就不得不注意新自由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市场自由化、企业私有化和经济全球化。新自由经济理论的观点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主张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受行业、地域和国界的约束，让大小资本和企业的竞争尽可能少受规则约束。由此也不难发现，新自由经济理论的观点，最符合大资本的利益，而在当今世界，实力最强的资本就是跨国资本及其背后的西方资本财团。
为了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新自由经济理论不仅仅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视为敌人，而且极其排斥国家干预，一切干预资本行动自由的客观存在，包括国家界限，都是新自由经济理论的批判对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表面的理由是以市场的自由运行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反对约束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跨国资本极其背后的资本财团。新自由经济理论的本质是把动物法则作为经济运行的最高法则，实现动物法则指导下的企业竞争。新自由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对于动物世界的强者来说，它最大的敌人是可以跟其匹敌或者妨碍其自由捕猎的对手，最需要做的就是消灭掉面对的可能对手，以最大程度的占有更多资源。对于市场上的竞争来说也是如此。西方垄断资本财团拥有最强的资金实力、最丰富的竞争经验、最有利的竞争规则、最强大的资源和市场控制能力，是市场上的最强者。强者最希望的是没有规则或者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去进行游戏，最希望的是没有裁判员或者自己就是裁判员。当今几乎所有的市场运行规则，都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制订的，这些规则的最基本原则就是保障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西方资本财团的利益最大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财团隐蔽在幕后，一手掌握着西方主要资本国家的政治权力，一手又通过西方主要资本国家的代理人控制着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一方面掌握了资本，一方面又控制了国际规则制定权，一方面是运动员，一方面又是仲裁者。在一个开放性的市场上，在有利于自己的经济规则约束之下，跨国集团就可以做到无坚不摧。
对于西方资本财团而言，他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国家的公权力、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规则和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一个不受跨国资本控制的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本国的规则，让跨国资本在该国的规则下进行竞争，消除了跨国资本的规则优势，还可以利用该国的规则来保护本国的民族企业和幼稚行业；而且，该国的国有企业有国家力量作为支持，通过国家力量实现了资本的联合，可以把众多个小舢板组合为一个联合舰队，面对跨国资本航空母舰的冲击，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可以在跨国资本的巨无霸面前不被摧毁。这样在极大程度上妨碍了市场强者的通吃行动。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新自由经济理论如此的否定公有制和国家干预。不受西方资本财团控制的国家制定规则和国家力量支持的公有制企业，实在是影响西方资本财团攻城略地的最大障碍。
新自由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大行其道，背后也当然离不开西方资本财团的支持，活跃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西方基金会，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培植信奉和传播新自由经济理论的中国精英学者，为他们的研究项目创造机会和提供资金支持，让这些学者精英在学术、教育和舆论等方面推广新自由经济理论；通过影响中国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对这些精英学者进行包装，提高他们的曝光率，制造学术明星，形成精英崇拜，再通过媒体把他们的声音放大，把新自由主义的声音充斥于各大媒体，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洗脑式”地毯宣传；通过对教育领域的渗透，让新自由经济的理论进入大学课堂，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课堂上给边缘化，把新自由经济理论植入一代代的中国学生头脑；通过各种手段对决策部门施加影响，让新自由经济理论尽可能的体现于政府的决策中，付诸中国的经济实践。跨国公司是新自由经济理论在中国的批发商，通过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国有企业的批判和攻击，反映了跨国公司和其背后的资本财团在中国的利益诉求。妖魔化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为了拆除中国的国有企业对于跨国企业控制中国经济的障碍；反对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是为了跨国资本尽可能少受限制的发展；鼓励中国减少投资和贸易门槛，是为了更有利于跨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和贸易行为；鼓励中国融入全球化，是为了把中国的企业置于有利西方资本财团的国际规则之中进行猎杀。
有数据表明，中国28个主要行业，外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占了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控制。这21个行业，基本都是国有企业撤出的行业。中国的私营企业在西方跨国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还是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力量。这就显示了一条规律，凡是国有企业大规模退出的行业，中国的私营企业，在跨国公司的群狼面前，基本还是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力量。没有国有企业的积极参与，中国很多行业必然会沦为外资驰骋的领域。国有企业是中国唯一能抗衡西方垄断资本控制的跨国企业的市场主体力量。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退出，虽然给中国的私营企业让出了发展的空间，但更是给跨国企业控制该行业创造了机会，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个行业被外资控制，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可能会变成经济安全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退出了很多竞争性行业，但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还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中，这是中国在融入全球化体质后，还能够抵御金融危机肆虐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基本被私有化，那么外资就自然会进入到中国的最核心的经济领域中，那么中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都会掌握在外国资本势力之手，中国的经济主权会因此而受到跨国资本的冲击。这是西方资本财团梦寐以求的事情。经济是基础，经济一旦沦为外资之手，那么政治也难以保持完全的独立。从这个角度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攸关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大问题。
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苏联和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接受西方出具的经济药方实行“休克疗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按照新自由经济理论烹制的。其主要内容就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完全的自由市场化。这种改革的结果，是同1990年相比，1991年下降了8％，1992年下降了19％，1993年下降了32％，到1995年经济总量下降了一半。从1992年1月至1993年9月这一期间，物价上涨了162倍，而居民的现金收入只增加56倍，这就意味着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2/3。由于“休克疗法”，人民仅在1992年就损失了9000亿卢布以上。改革把大部分俄罗斯人抛向了贫困线，甚至赤贫。 1992年俄罗斯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伴随着俄罗斯经济总量的萎缩，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也日趋恶化，资源和电力行业成为经济的主要部门，经济结构单一且不合理，昔日的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强国，沦为主要依靠出卖资源为主要收入的国家。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成为历史空前的大规模腐败，价值2000亿美元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所得收入只有72美元，原本属于全体人民共同共有的财产以超音速的速度变成少数金融寡头的私有财产。俄罗斯的私有化同时也演变成一场外国资本对苏联时期七十年积累进行洗劫的盛宴，有数据表明，美国利用苏联资本市场的放开，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导弹轰炸，最后仅仅动用了几亿美元就把前苏联人民积攒70年的财富—价值28万亿美元的财富席卷而走。在这场财富洗劫中，按照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烹调出的“休克疗法”，其威力简直胜过任何几百颗氢弹。依据新自由经济理论泡制出的华盛顿共识，在东欧、拉美和东南亚地区，基本实现了同样的结果，都是经济命脉最终沦为外资控制，成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殖民地，很多国家的最核心资产都沦为外资的囊中之物。新自由经济理论简直就是一把威力无比的抢劫凶器。
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但是经济的高度外向型和外资对中国诸多行业的垄断地位，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中国和俄罗斯相比，比较幸运的是，新自由经济理论主张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自由的市场还没有得以完全实施，所以中国至今还可以通过国有企业保护住了自己的最核心的经济命脉。但与此同时，已经享受过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创造的洗劫盛宴的西方资本财团们，面对中国剩余的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控制的核心经济部门，一直没有放弃觊觎之心，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它们通过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通过它们影响和操纵的网络媒体，片刻也没有停止对国有企业的舆论围剿。任何行动，舆论先行。跨国资本隐藏于背后，和中国的私营企业一起合唱，由中国的主流精英冲锋在前、不断造势的“国退民进”协奏曲，正是为了瓜分剩余的国有企业做舆论准备，以求得对中国经济最核心领域和经济命脉的完全控制。对于这样的一些图谋，我们不应该放弃警惕之心。
事实上，现在把中国时下的贫富悬殊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原因归于国企垄断，正是竭力启动新一轮国退民进大潮的舆论动员。而中国的经济现实也清晰的表明，所谓的国退民进，往往会变成“国有资本撤退外资乘虚而入取得行业控制权”这样的一个游戏。国有资本的退出，让中国的私营企业成为一个个分散的个体去面对具有强大实力的跨国资本，很容易就失去行业控制地位和行业定价权，最终的结果就是从国有变成私有，然后再变成外资拥有。中国的二十一行业被外资占控制地位，就是基本通过这个方式来实现的。
支持西方经济理论搞私有化的人，既攻击毛时代的公有制企业，又攻击现在的国有企业，由此不难判断，这些人主张的核心就是通过私有化来实现私有制。这些人主张的改革就是私有化，不实现政治经济的私有化的目标，他们的改革口号是不会停止的。而事实也雄辩的说明，凡是大搞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不沦为西方资本驰骋的经济附庸。那么也不难判断这些只攻击国企垄断而不敢批判外资垄断的人的本质，就是传说中的买办汉奸。
垄断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分工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形成垄断，区别是人民垄断还是私人垄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成是人民垄断。全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质就是共同共有的人民垄断。美国虽然有反垄断法，但只是从表面上反对独家垄断，却没有也不可能反对寡头垄断和相互持股形成的实质的独家垄断。就中国现在而言，国有企业退出的领域，都出现外资企业的寡头垄断。一旦一个国家的经济都出现外资垄断，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主权还会保持完整吗？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最大利润，只要不是傻到认为外国资本是活雷锋的人，不会对外资垄断熟视无睹。除非，他是代表外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说话。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他们所谓的理论创新从来没有超出西方经济学的范畴，打着理论创新的幌子售卖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经济理论的私有化药方，三十年来，中国的知识精英是一直这么做的。
当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经济理论被炒作成主流经济学之后，对国有企业的评价权就落入了中国主流经济学者的手中，同时凭借他们掌握的话语权，国有企业被妖魔化是一种必然。
当然，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只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个利益集团，既包括外国垄断资本，也包括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是因为中国存在一个和外国垄断资本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西方经济学理论才能有了主流地位，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才能成为主流媒体的主流声音。而在中国，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当然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西方垄断资本采取的新殖民主义政策，通过在目标国内培植和扶持利益代言人来实现经济侵略、推行新殖民政策。
毛主席预言过，只要中国搞资本主义就会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这一点已经变成现实。这种附庸地位，意味着主权的不同程度的丧失。同时，这种附庸地位，也表明了在中国存在一个势力强大的买办集团，作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成为配合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新殖民政策的国内执行人和推动者。这个买办集团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成为资产阶级中的最反动力量。他们现在取得了媒体的主动权，取得了经济的主导权，甚至取得了政治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同样，这个买办集团，毫无民族立场和国家利益观念，早已经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既腐败，又卖国；既剥削劳动人民，又配合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基因战争。
西方经济学虽然流派林立，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根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新自由经济理论和凯恩斯主义是交替占主导地位，但是也一直共生共存。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共同点，就是均把维护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就跟动物法则的最高准则是“弱肉强食”一样。当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一段时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大资本在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中不断胜出，通过大鱼吃小鱼的游戏，让资本和资源进一步集中于少数大资本手中。由此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加剧，导致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失业率增加，社会有效需求萎缩，生产的相对过剩加重，经济危机发生。这个时候，凯恩斯主义就会登台，政府开始干预经济，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社会就业机会，创造社会需求。但是另一个相应的结果是政府负债增加。而美英等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是掌握在金融寡头手中，政府的负债就变成了金融寡头对政府因而也是对该国家人民的债权。随着利息的增加，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随着负债的增加，政府对金融寡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债务象一条越收越紧的绞索一样套在政府脖子上；金融寡头作为政府的债权人，对政府的控制就一点点的加大。这点在美国和英国表现的尤为明显。新自由主义更有利于大资本在市场上的资本集中，凯恩斯主义更有利于大资本把政府变成资本的仆人。通过交替使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政策，资本日益集中于垄断资本手中，政府正式变成垄断资本的仆人。资本一手控制了经济资源，一手控制了政治资源。这是多么巧妙的游戏，一切都在自由的规则之下进行，表面上多么符合自由和法治，结果却和草原上的弱肉强食的动物淘汰没有两样。区别在于，狮子老虎只能享受动物法则的对己有利的因素，却没有权利去制定规则。而垄断资本本身就是狮子老虎，还有权力制定规则。历史上最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就是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实现的，还美其名曰“现代文明”、“自由民主”、“普世价值”。
因此，所谓的新自由经济理论，虽然在表面上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长期对峙，但是这两种理论的核心不但没有冲突反而是一致的，都是坚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作为理论的基础。这点非常类似于政治领域的资本主义两党制，资本主义的两党制虽然主张微有不同，但是基本主张和基本立场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立场是没有任何不同的。简而言之，无论是新自由经济理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都是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都是把维护资本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同样，无论是奉行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都只反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却从来没有反对过外国资本在中国形成的垄断。国有垄断是垄断，外国资本的垄断难道就不是垄断了吗？这种在垄断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正是这些喊着“为民”的主流们的“狐狸尾巴”。在这些主流精英的心里、眼里和嘴里，私有制企业就是民企，资本家就是“民”而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被他们口诛笔伐多年。先是把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变成了一个国家充当所有者的国有企业，喊着产权清晰的旗号搞的产权反而趋于模糊化。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政府只有经营权，国有企业，则是国家所有，政府代行所有权。一字之差，企业的主人就变成了看客，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向私有制转变的中间状态。然后，这些所谓的主流们，就开始攻击国有企业垄断，让他们心中的“民”介入，企图把国有企业私有化。而私有化的大餐真的会落入这些民间资本家手中吗？那是做梦。规模如此之大的国有企业，只有外国资本，才有实力消化。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从国有垄断变成了外资垄断。这就是妖魔化国企的终极目的。
虽然现在的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毕竟相比较私有资本而言，更接近社会主义。中国的苏丹红、毒奶粉、地沟油、跳楼死、黑砖窑等等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有多少不是冒称“民营”的私有企业的杰作？但是在主流学者和主流媒体的双重标准之下，私有经济出现的问题再大，就归因于改革不够深化、市场不完善；国有企业出现了问题，那应该把国有企业连根拔除。双重标准简直成了这些人的救命稻草。在双重标准的广泛使用上，中国的主流们已经成功的实现了和国际的接轨。
国有企业确实存在问题，问题的根源是把国营企业的集体领导机制和职工的民主管理机制不存在了，形成了权力的失控；再把国有企业变成了市场竞争的主体，国有企业变成了资本逐利的工具，这必然会导致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源就是私有化。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只能是社会主义方向，把国有企业重新变回国营企业，恢复和完善企业的民主化管理机制，重新把职工变成企业的主人国企的运行重新置于工人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运行了几百年了，至今都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华尔街金融机构导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所谓外国先进管理经验的神话破灭。一个造成严重危机的管理模式和机制，我们如果还继续去学，那无异于跟死人学习自杀技术。公有制企业遇到的管理问题，在私有制企业里都能找到。公有制没有解决的管理问题，私有制企业也没有解决。相反，私有制企业解决不了的企业管理问题，公有制企业寻找到了更高级的管理思想。我们在毛时代曾经创造出了一个到现在都世界领先的企业管理思想和管理机制----鞍钢宪法，我们需要把它找回来，完善它，而不是丢弃。美国企业管理学日本，日本企业管理管理的三大精髓“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目标管理法”，在鞍钢宪法中，都能找到。而且，“鞍钢宪法”中“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政治挂帅”的理念，永远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企业的管理思想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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