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原译
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持续扩大，这项运动矛头指向的目标已逐渐改变响应态度：从语带轻蔑地驳斥，转变为哀鸣。金融界的“现代领主”们盯着抗议人士问道：“难道你们不明白我们对美国经济做了哪些事吗？”
答案是：没错，许多抗议人士的确了解华尔街乃至于更多美国经济菁英对我们所做的。而这也正是群众抗议的原因。
纽约时报上周六报导金融业界人士私底下对抗议行动的说法。我特别偏爱一位匿名基金经理人的谈话，他说：“金融业是这个国家最后一个做得很好的产业之一。且让我们拥抱它。”
这对美国劳工而言非常不公平；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表现良好，如果我们在基础建设上能做更多的投资，他们表现会更优。但如果美国在金融业以外的领域统统都落后，难道我们不该问为什么、是否要让这种趋势持续下去？
美国的“金融化”并未遵循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运作。金融业之所以比其它产业成长快许多，是导因于1980年前后所做一系列深思熟虑后的政策选择，特别是解除管制，其过程一直延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
金融业迅速成长的年代，也正是所得与财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年代，这并非巧合。华尔街对于经济两极化做出直接的“贡献”，因为金融相关所得持续增加，使那些1%最高所得者占全美国总所得的比重也持续提高（而0.1%最高所得者的所得，又占了1%最高所得者总所得的大部分）。同时，推动金融业解除管制的同一股政治力，也透过各种方式助长所得不平等，包括削弱工会的力量，以及将原本用来限制主管薪资的法规污名化为“不当管制”而予以取消等等，不胜枚举。
噢！对富人课的税当然也大幅削减。
若以结果来论断，上述作法似乎是合理的：我们被告知，华尔街的魔法师们所获得的高薪是适当的，因为他们表现太棒了。然而他们优异的表现却并未让其它美国人共享——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亦然。在1980至2007年间，中等家庭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质所得成长幅度，只有二次大战后出生那一代人的五分之一左右；而在战后时期，金融业不但受到严格管制，富人被课的税率也远比目前政治协商中的税率高得多。
接下来就爆发了金融危机，结果证明这套“现代金融已使风险大降并使金融体系更稳定”的主张全是胡说八道。政府采取的纾困措施，只让我们不至于遭遇有如经济大萧条时期、甚至更严重的金融体系崩解而已。
现在情况如何？在一般劳工惨遭高失业率及实质工资下降打击之际，华尔街的薪资水平又已回升，金融大亨们的赚钱手段比以往更难看。
那么华尔街人士又凭什么希望大家能重视他们的声音？声称金融业是美国唯一表现良好产业的基金经理人们，指责两位纽约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宣称“他们必须知道谁才是他们的选民”。事实上，即使在纽约，每17个劳工中就有16人并非从事金融业。
但他们真正要说的是，尽管信誉已扫地，华尔街仍拥有许多的“钞票”，这要拜政府纾困之赐。
在美国政坛，仍是钞票说了算；而最近金融业的“钞票”所说的，就是敢批评金融业的政治人物就要受惩罚，不管批评多么温和——证据就是华尔街的“钞票”现在已抛弃欧巴马，转而支持（共和党的）罗姆尼。这也说明了金融业对最近的抗议事件感到多么的震撼。
仅仅在几周前，华尔街似已有效收买或威吓了我们的政治体系，让大家把他们先前既贪得无厌又摧毁全球经济这码事忘得一乾二净。突然间，有些人坚持要把这些事再抖出来谈。
他们的愤怒，已获得全美国数百万人回响。也难怪华尔街要不断发出哀鸣了。
2011.10.18
（Paul Krug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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