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和学界持续不断地抱怨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并将根源归结为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依仗垄断地位，歧视私有企业，偏袒国有企业所致。解决办法应该是减少国有银行的比重，撤除私人资本建立银行的障碍，并支持相应的金融创新。比如，5月11日陈志武教授就发文《中国民间的金融饥渴亟待解决》指责“国有银行针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还远远不够”，解决办法只能是对“民间金融开闸”，“民间金融比国有金融更适合为民营企业服务，因为它们之间在企业文化、经营方式、发展目标和理念上都非常契合”云云。
笔者认为，该论对现实的分析判断及其相应的解决对策，都是站不住脚的。
小企业贷款难是全球性问题
首先要申明，当前的银行体系虽然以国有银行为主，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类银行已经是遍地开花，企业的选择越来越多，银行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给现有银行体系扣上一顶“垄断”的帽子，说不过去。
中小企业贷款难，其实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与体制无关。与大型企业相比，小企业为什么贷款难?原因很简单，因为小企业草创，实力尚弱，一有风吹草动就前途莫测生死不明。而银行贷款时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性，其次才是能否获利。既然如此，你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当然会三思而行了，于是缺乏抵押和担保的小企业贷款难也就在所难免。更有甚者，如果小企业老板若得到贷款后跑路，银行很难挽回损失，因为小企业的固定资产通常不足以偿还贷款。而贷给大企业，即使出现同样问题，银行能够挽回损失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大得多。不唯中国，全世界有哪个国家能是例外呢?在中国，三一、华为肯定贷款不难，在美国，波音微软贷款肯定不难，而路边摊，不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都一样会“贷款难”。
给小企业贷款风险大、坏账率高，由此又引发了第二个问题，即审批工作量加大，运营成本增加。要真正去审批一个小贷，必须反复到现场去考察核实，以真正了解小企业的经营情况，这就会加大运营成本。而大企业由于信誉度高，审批环节反倒更简洁，成本更低。贷给大企业一笔就10亿元，贷给小企业，每笔 100万万，得1000笔才顶得上前者一笔，成本要相应增加很多，趋利避害，银行的选择自有其道理。
另外，一段时期企业相对贷款难一些，并非是银行刻意排斥企业，而是与宏观政策有关。为应对通胀，2010年开始，政府开始要求紧缩银根，银行自然要减少放贷，这与体制无关。
大企业贷款易、小企业贷款难，这本来是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常识，是“普世价值”。可是好多媒体和学者对此无视，非得将小企业贷款难说成是中国的“体制”问题不可，生生将其炒作为舆论热点。
优质私企贷款并不难
当前舆论所渲染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私企贷款难问题，因为媒体常常将国企等同于“大企业”，将私企等同于“中小企业”。小企业贷款难的现象并非不存在，不过在程度上真的像媒体和学界渲染得那样严重吗?我认为，该问题被严重夸大了。
国有企业贷款相对比较容易，这是事实，不过也很好理解。首先，国有企业规模现在都比较大。其次，国有企业老总跑路的事情很少发生。因此，给国有企业贷款的安全性就比较有保障。对那些经营得好的私企，国有银行也是不会歧视它们的。毕竟银行要获利，就必须有贷款，而私企的钱与国企的钱并没有区别，干吗不赚呢?
2012年两会期间，中国私营企业家的代表性人物鲁冠球在就该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言，私企融资其实不难，融资难的企业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实力不够，企业做得不好，“不要怪人家，要怪自己。不要怨、不要怕、更不要消极。”此话不无道理，银行要赚钱，只能通过贷款后赚利息，你这家企业若是有足够的实力和可靠的前途，银行干吗不贷款给你呢?银行难道不愿挣钱了?从三一、华为，到万向节、沙钢，从熔盛重工到富士康，这些成绩卓越的私企，笔者从来没有见到他们抱怨过贷款难。
那么，主要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渲染私企贷款难的问题呢?就是鲁冠球所说的那些“企业做得不好”还净想发大财的那一些。
落后私企转型为投机资本
三十多年前，中国的私企最初大都是单纯依靠中国廉价劳动力起家的，一路走来渐渐有了分野。
一类如三一、华为、沙钢这些企业以及其他类似的企业，逐渐由单纯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完成了或正在完成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升级。这些企业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强，自然不会牢骚满腹。
另一类私企，则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不思进取，总想在血汗工厂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无力或不愿由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升级。这些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是必然的事情。
市场经济讲究的是优胜劣汰，对于这类前景渺茫的企业，银行怎么可能大力支持呢?面临被淘汰的这类企业，他们不去检讨自己的原因，反而将责任推到体制身上，牢骚满腹。媒体则将这种抱怨的声音放大了，将少数不求上进的私企当作了全部私企的代表，将银行拒绝有风险信贷的正常市场行为夸大为银行歧视中小私企，营造了一种怨声载道、“企”不聊生舆论氛围。我将媒体以及这类企业称为“怨妇”，明明自己有问题，反倒埋怨别人对她不够好。媒体人童大焕就整天渲染私企生存困难、遭受银行歧视，今年年初就将2011年概括为“中国民企怨妇年”，号称为私企打抱不平。如此恬然不以“怨妇”为耻者，不知是否空前绝后?
市场经济中，除了私人实业资本外，还有私人金融资本或投机资本。资本要盈利，第一是靠搞实业，第二就是靠搞投机，大致这两条路子。众所周知，搞实业太难太辛苦，又得懂技术，又得懂管理，还得耗时间。有些资本，好逸恶劳，于是就想天上掉馅饼，空手套白狼，挣轻快钱，于是就形成了投机资本势力。
如前所述，当前好多私企由于无法实现生产方式的升级，便放弃原来的产业，转而去搞投机。落后企业转型为投机资本，就是当前投机资本的力量突然增加的大背景。
投机资本面对为何不搞实业却搞投机的质问时，狡辩称这是因为国进民退造成民间大量资本缺乏投资机会和领域有限，所以不得不去搞投机。比如许小年在解释近年来温州资本投机盛行时就持此论：“温州危机背后的原因是国进民退。不仅富起来的温州人转向金融，全国各地都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投机只是表面现象，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中缺少投资机会，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而这背后的原因又是国进民退，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资金没有出路，涌向看上去赚钱容易的金融。”
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华尔街这些年大搞投机，以至尾大不掉，难道是因为国进民退所致吗?冰岛也学华尔街，结果政府险些破产，难道也是因为国进民退吗?
2012年两会期间，宗庆后就不小心说漏了嘴。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开始宗庆后抱怨“民间资本没地方去。就只能炒房子。到处炒这个炒那个，全炒完了。”可没过几分钟，宗庆后竟驳倒了自己，承认“那方面(搞实体经济)做起来很累，做制造业确实很累，那个(投机)来钱又快又轻松，(因此)都往那边去了。”
由此可见，投机盛行，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进民退，而是某些人想轻松地赚快钱罢了。
投机资本与媒体联合指责国有银行
我们以温州为例，来观察一下中国投机资本的特征，以及部分媒体是如何为其洗刷污点，并将责任转嫁给现有金融体制的。
一提起温州私企，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当年筚路蓝缕沐风栉雨艰苦打拼的那一代人。他们靠小商品起家，将生产打火机、鞋帽、纽扣、皮鞋等做成了大产业。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类温州资本，那就是投机资本，妄图不劳而获一步登天搞邪门歪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就曾发生过因大规模集资诈骗而酿成血案的惨剧。有资料称，1985年八九月间到1986年初，温州乐清一带盛行以“抬会”面目出现的集资骗局，总发生额约10亿元，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元，10万元以上的“大总”有20多万，有的村子几乎涉及每家每户。1986年春集资链条逐渐出现断裂迹象。至秋天，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讨债者开始拘禁甚至追杀“抬会”会主。短短3个月中，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由此可见，并不存在单一的“温州模式”，既有“打火机”道路，也有“抬会”道路。温州经济走到今天，有许多人不愿或无法实现将企业从劳动力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型，于是转向了投机，炒房子、炒普洱、超古董、炒书画，等等，简直是无所不炒。
2011年秋天，温州发生了所谓的老板跑路风波。这本来是少数企业放弃主业(或企业原本就是空壳)去搞投机，结果最后失败了，纯属咎由自取。令人吃惊的是，众多媒体却大肆歪曲报道，将个别现象夸大为普遍现象，将少数投机商的破产，歪曲为正经实体企业的破产，破产的原因则被完全归结为国有银行歧视他们以至于他们资金链断裂所致。
投机行为属于玩火自焚，其甚者毫无责任心，玩砸之后一跑了之，致借款人或银行的利益于不顾，已经属于犯罪行为，对此应该人人喊打。不料，媒体颠倒黑白，竟将玩火者和罪犯美化为金融体制的牺牲品，将银行丑化为逼良为娼的罪魁。面对媒体舆论大潮，当地银行系统迫不得已对那些资金链断裂的投机商进行了 “救助”。
银行“救温州”后，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延缓了泡沫的再一次迸裂。截至2012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181.4亿元，比年初增加94.47亿元。也就是说，半年来，温州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翻了一倍多。
救温州的口子一开，贻害无穷。2012年7月，浙江杭州地区有600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要求浙江省政府帮助他们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死掉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本属正常和有益现象，如今企业反倒要求政府替自己担保，这还有什么市场精神?
今夏浙江海宁一投机商拖欠银行贷款10亿元跑路后，有媒体竟指责银行推波助澜。不贷款，就说银行歧视私企，贷款后投机商跑路，就指责银行推波助澜，贷与不贷，反正银行都有错。这就是某些媒体的逻辑。这些媒体人，才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祸害。
银行私有化解决不了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当前舆论鼓吹与国有银行相比，私人银行会更支持私有小企业，表面上看似乎如此，其实未必。为什么?因为私人银行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是盈利，不管它们之间像陈志武说的那样在“在企业文化、经营方式和理念上”有多么“契合”，都不能妨碍这个目标。这决定了私人银行同样要把贷款安全和贷款成本放在首位，并不会比国有银行的顾虑少，指望着私人银行的数量增加后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纯属一厢情愿。比如当国企宝钢和一家私营的小作坊同时向一家私营银行申请贷款时，该私营银行难道会拒绝前者而选择后者吗?国营银行和私营银行的目标都是逐利，前者不会刻意歧视私营企业，后者也不会刻意照顾私营企业。
2012年8月2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政府有可能全面国有化苏格皇家兰银行。2008年金融危机高潮时期，苏格兰银行濒临崩溃，不得不求助政府援助，实行了部分国有化才转危为安。如今，危机中的英国企业迫切需要银行贷款支持，可是苏格兰银行不愿向企业发放贷款，因为危机期间信贷风险加大。银行私有制的缺陷在此显露出来了，当企业越是处于困境越是需要资金的时候，银行越是不愿施以援手。只有银行国有化后，政府才能从经济整体利益出发，强令银行舍弃自己的一己之私，去支持实体企业走出困境。英国政府的打算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比如，2011年秋天，面对跑路的那些投机商，只有国有银行才会“提高对不良贷款的容忍度”，私人银行绝不会做这样的冤大头。
陈志武宣称：“近年来中国基层地区的正规金融服务逐渐出现空白。据估计，几年前有3000到4000个乡镇社区已经没有正规的金融机构派驻。民间金融的草根性特点很容易使它发现这些市场空白，主动填补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改变这些地区金融饥饿的状况。”这个观点也有待商榷。
私人银行数量增加后，有可能去填补这些市场空白，不过，也同样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如果现有市场空白地区获利空间太小，运营成本太大，那么私人银行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则更有可能往城市地区集中，与既有的银行争夺资源，最后对基层金融服务的改善并不显著。近期有报道，中印边境的印度军人经常向中国军人借手机给家人打电话，因为在边境高山地区建网成本太高，入不敷出，印度私有的电信运营商根本就不进行基础投入。同理，私人银行未必不会进行同样的选择。中国在农村的教育、医疗方面也有前车之鉴。
陈志武还鼓吹“民间金融合法化是增加资金供应、消除高利贷、降低借贷成本的根本办法。”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如前所述，毕竟给小企业贷款是一件高成本、高风险的业务，私人银行不是活雷锋，必然要求高回报，即贷款利息必然高。因此，断定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小企业借贷成本会降低，是难以服人的。私人银行若专注于给小企业贷款并维持较低的贷款利息，那就得要求成府给予补贴或其他的优惠政策。比如两会期间，宗庆后先生就是要求政府采取减免税措施来支持“小型民营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让私营银行拥有了国有银行所没有的特权，就违背了平等竞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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