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寄生性和投机性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属性
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尺度——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直接和现实的形式，而且能够带来新的价值。因为商品生产循环必须以资本家用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得以开启，最后又以交换价值在货币形式上实现为终点，且这一交换价值是增殖了的交换价值。借贷资本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生产的价值增殖逻辑。货币所有者仅仅凭借货币所有权，通过转让其使用权就能获得报酬(利息)，从而取得瓜分剩余价值的权力，这充分体现了资本的“以钱生钱”的纯粹逻辑。在生息资本形式中，一切确定的有规律的货币收入都只是被看作资本的利息，而不管这一收入是否确实由该资本生出。马克思认为，“以钱生钱”的货币资本循环形式，“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做媒介而赚到钱”。资本一旦投入生产过程中，就相当于被束缚住了，它被固定在机器、厂房、劳动力商品等形式上，无法自由地回收和立即兑现收益;而体现在货币形式上的资本则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可以自由支配，并且能更快地兑现收益。但是，要使资本为其所有者保持货币资本形式，就必须使货币资本变成虚拟资本——一种利润获取凭证或资本所有权证书，货币所有者才能通过出卖对利润的要求权随时将自己的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收回;而要使货币资本不断转化为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又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必须通过对虚拟资本的买卖实现差额利润，从而才能不断刺激买卖。换言之，投机是虚拟资本交易的天然属性。寄生性、投机性在资本增殖上的逻辑主导权在此已得以清楚地揭示。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抵御经济过程随时可能中断的风险，信用即货币资本的借贷和商品交易的延期付款就成为必要，而且经济规模越大，经济主体对信用关系就越依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资本集中掌握在银行和包括以证券交易所为中心的资本市场、基金组织、信托公司等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手中，它们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人，收集、管理和分配资本，并从提供信用和管理、经营货币资本的职能中收取利息、佣金和取得其他资本收益。随着信用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与资本职能的分离日益普遍化，借助于信用，人们用于产业投资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这样，一方面，导致了大规模金融投机事业的兴起——因为联合的社会资本是通过资本所有权证书被占有的，这种资本所有权证书本身就代表着货币资本的虚拟化，然后再通过二级市场上的多次赌博性交易(即证书所有权的多次转移)，就使同一份现实财产出现了多重虚拟化。在信用扩张刺激下，按照同一路径，虚拟资本即金融衍生品被大量制造了出来，以扩大投机分利，这正是今天的金融市场发生的状况。
另一方面，在生产集中的基础上促进了产业组织形式的新变化，即股份制的出现，它喻示着一种新型所有制结构的诞生。在股份制结构中，资本所有者不参与企业生产过程，只是凭借资本所有权证书(股票、债券等)来索取该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交由其代理人(企业经理)执行。处于企业生产、经营之外的资本家(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利益分配权则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实现，这样就把资本所有者上层与金融机构联系在了一起。二者的权力都表现为从单纯的货币资本占有权中衍生出来的(以利息、股息、租金等形式)对利润的瓜分权和索取权，即“金融权力”。实现这种权力的资本就是金融资本。
尽管金融资本的利润归根结底来源于产业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但并不意味着金融资本的积累与产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完全重合的过程。金融资本的积累实际上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与产业资本直接结合的方式。通过商品生产循环的中介运动，以股息、红利的形式占有生产过程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时它对产业投资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种是不与产业资本结合的纯粹生息方式。它通过绕开生产过程、对与产业投资需求无关的虚拟资本投资来实现，这一方式具有完全的投机、赌博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增殖之所以能够实现，不是因为生产领域生产出了剩余价值，而只是由于价值的虚幻膨胀，并在虚拟资产价格波动的表面下，大资本家剥夺了小资本家，投机的幸运儿剥夺了非幸运儿，社会现实财富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发生了转移。
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利润率下降、产业资本积累放缓乃至生产停滞的状况，大量缺乏有力可图投资渠道的过剩资本于是日益抽离了产业部门，涌入金融领域。因此，70年代末以来，金融资本的积累主要采取了后一种方式，即虚拟资本完全脱离产业而自我循环的方式，这意味着金融资本的投机性更加明显，其食利性进一步加强。
二、金融垄断资本与食利经济的增长
信用制度和股份制加速了货币资本的集中，并使它日益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少数私有者仅用自己的一大宗股票，就能支配整个公司和社会的财富，这导致了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排挤，造成了金融资本的膨胀和垄断。反过来，金融资本的垄断形态又进一步扩大和加速其积累过程。因为掌握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直接形式(货币)，金融资本家能够介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控制银行，购买工厂、企业，参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吞并商业，投机国债，占有土地和自然资源，控制消费品分配--货币资本就像魔杖一样能使金融资本家更为自由、灵活和有效地占有一个个高额利润的部门，同时又能够较为自由地退出已下降到一般利润率以下的部门。通过这些过程，金融垄断资本就“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
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个经济体向投机、食利的经济模式转变，也使金融垄断势力大大增强。
1.“解除金融管制”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虚拟资本膨胀，金融机构发明了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通过高杠杆化来获取高额利润。金融衍生品已过度泛滥：全球金融资产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其中，金融衍生品占了80%，金融债券和货币供应量分别只占10%。在全球流动性中，金融衍生品也占了绝大部分。2009年，金融衍生品竟提供了全球高达82%的流动性，为世界GDP的1048%!衍生品交易的增长也极为迅速，从2002年到2008年，光是衍生掉期交易的名义价值就翻了4倍，相当于美国GDP的25倍多。
2.在实体经济持续低迷，金融系统流动性过剩的条件下，负债被当作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以维持和扩大积累的最重要渠道。2000年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破灭后，房地产市场的抵押贷款成为了负债消费驱动型经济的核心。在廉价信贷的带动下，房地产消费持续增长，价格不断上涨，也刺激了对资产市场的投机，而房地产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财富效应又支持了债务融资。债务成为金融机构对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掠夺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个人、家庭以及企业被允许以任何资产作为抵押，向银行或住房抵押贷款公司贷款，一旦资产价格下跌，借款人只能继续承受高额债务，并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危险。另一方面，银行把抵押贷款视为确定能够带来利息的资产，将其债券化了，并从发行、销售抵押贷款债券中获取佣金，购买这种债券的基金组织和机构投资者则从资产价格上涨中受益。于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由原先基于支持生产过程的股票垄断经济，逐渐转向了基于债务证券化的赌博套利经济。银行通过制造资产价格泡沫，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市场，从而将个人收入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转化成为银行带来利息的借贷资本，而反复抵押贷款融资则进一步导致债务积累。同时，虚拟信贷以多倍规模被制造出来。当信贷扩大到没有偿还能力的人群时，也就埋下了引发危机的地雷。
3.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共同基金、投资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逐渐取代了传统银行和家庭，成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融资和投资主体。机构投资者从储户和私人投资者那里以借款的方式募集货币资本，这些资本被聚敛在他们手中，转化成一个巨额和集中的投资资金量。在很大程度上，少数掌握着巨额投资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左右着投资方向，控制着经济剩余的分配，从而成为新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据统计，2000年，美国家庭持有的公众股份额为42%，机构投资者则占46%。从1987年到2000年，机构投资者在美国1000个企业中的持股数占总股数平均比例从46.6%上升至61.4%，到2007年底，这一数字已达到空前的76.4%。而在机构投资者所有权最大的企业中，所有权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1985年，机构投资者在所有企业中的所有权还都低于60%，到2007年，已有17家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所有权达到或超过60%，其中6家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所有权甚至达到或超过70%。这表明，机构投资者已成为美国大企业的垄断所有者。在财富分配上，机构投资者同样占据了主要份额。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机构投资者总资产的增长翻了一倍多，2005年金融资产总额达46万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包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和基金会在内的所有机构投资者所控制的总资产额已达到27.1万亿美元，比1980年的总资产额增长了9倍，而其持有的所有股票市场价值占美国股票市场总值，也从1980年的37.2%上升至2006年的66.3%。今天，“世界几大私募股权公司，例如黑石集团、得州太平洋集团或者KKR，其中任意两家控股公司年净收入总额累加起来都超过了大部分美国公司的年净收入额”。
机构投资者大都缺乏监管，透明度较差，他们热衷于进行带有投机性质的风险投资，投资资本则全部通过外界筹措。例如，养老基金的资金来自于居民的存款，由于国家社会福利的缺失，这些资金是低收入者未来生活的唯一保障。但是，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却把居民的收入和储蓄变成牟取巨额投机利润的重要源泉。
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金融垄断资本加强了对产业组织利润的侵蚀。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深刻揭露过法国路易•波拿巴时代设立的动产信用公司的实质，指出其目的并非对外声称的那样是为了鼓励和资助工商业，而只是想利用工商企业，从股票发行和收购中取得投机利润。这个例子已经显示了金融寡头迫使产业企业屈从于其财富积累的未来迹象。今天，这种“把工业封建主义(指股份公司--笔者注)变成了证券投机的纳贡者”的思想，正是投资银行业务和证券市场的指导原则。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利润率下降和80年代初沃尔克冲击的高利率导致的恶性竞争，使(包括大型垄断企业在内)的产业企业不得不屈从于由垃圾证券支持的恶意并购运动(这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而企业靠负债支撑的并购行为，又加剧了利息负担。实际利率在整个80年代一直高于战后前30年的2～3倍，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左右才回落到50年代最低水平。相应地，产业部门的利息负担从70年代以来不断上升。企业利息支出占税后利润份额从1966年的11%左右到1970年骤然上升至近34%，此后直至2008年一直维持在不低于20%的高位，其中1980年、1990年和2002年更是达到了45%的峰值。另一方面，在普遍追求短期资本收益的融资压力下，企业被迫不再致力于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而是向以高股价和高股息回报的“股东利益至上”治理模式转变。非金融企业支付给股东的股息占(扣除利息支出后)可分配利润之比从70年代的最高值60%多上升到今日的80%多，2001年左右和2008左右甚至达到最高值临近100%!由此，产业部门的大部分经济剩余被金融部门所攫取，产业企业所掌握的现金流则相对萎缩，反过来又导致投资率进一步下降。此外，企业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固定和稳定的统一体，而是由可拆分的各个部分组成的集合体。对投资和收购企业的机构投资者等金融集团来说，企业资产越流动和越容易变卖越好。他们要求企业对资产进行拆分和重组，剥离不良资产，以此抬高股价，或低价收购企业及公共部门资产，并在资产价格泡沫膨胀推动下，通过变卖资产来获取高额盈利。
在自身收益下降和金融收益持续上升的挑战下，产业企业做出的反应同样是将资金从生产活动中抽出，越来越多地投资于金融领域，因而内部也日益金融化了。这进一步加剧整个经济的投机性和食利性，同时又使金融机构对产业企业的投资和资金管理的控制日益增强。
金融资本所攫取的利润上升可从下列美国经济统计数据中看出。仅以行业划分，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在内的广义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60年代以后持续上升。这一增加值占比在1960年为14.2%，1986年上升到18%超过了制造业，到2009年已达21.5%。相比之下，金融业的利润占全部行业总利润的比重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上升幅度。1960年的金融业利润占比为17.3%，经过20多年的小幅波动，到1985年为20.8%。整个90年代，数字在25%～35%之间徘徊，超过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到2001年则迅速增长至41.3%，2003年更是达到了43.8%的最高点。此后几年，由于受美国利率上调影响，金融利润占比不断下降，直至降到2007年26.6%的低点，2008～2009年开始有所回升，但基本低于制造业的下降幅度。考虑到产业企业的金融化问题，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利润分界正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不以行业划分，则金融资本所取得的利益份额只会更多。
种种证据表明，金融资本已经取得了对经济的主导权，形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掌握金融所有权的金融寡头和食利者阶层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和控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规模。处于美国财富金字塔尖的1%富人中，来自金融部门的日益增多。“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1/4。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另据一项研究，20世纪80～90年代，在绝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都大大高于20世纪70年代。
三、金融垄断资本统治下的食利性帝国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和掠夺借助了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使其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垄断资本不仅控制了本国的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而且加强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和支配，苏东剧变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更是将一大批原社会主义国家纳入了整个国际资本统治体系。
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垄断资本国际统治体系有两大支柱，其中之一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过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的现有国际分工格局加剧了全球金融投机倾向。发达国家内部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制造业在国民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下降，产业部门参与金融活动趋势加强的状况，其中尤以美国为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在国内只保留服务业、少量高科技产业和军工战略产业，向外则大规模转移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把发展中国家变为全球产业链的制造业终端平台。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料，又可以加剧发展中国家中小资本的竞争，压低其利润空间，从而提高西方跨国资本从制造业中牟取的利润份额。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制造的廉价消费品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又支持了这些国家自身的借债消费经济，亚洲东部、东南部已经成为了向不事生产的金融富国集团提供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基地。例如，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占GDP60%以上的生产额来自于外资企业，对外贸易由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所主导，其中50%以上的贸易出口额来自于外资企业，这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又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中国制造，美国消费，是直至今日整个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另一方面，美国等金融富国利用在技术研发上的领先地位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新技术采用收取高额专利费用，它们不仅能从中获取垄断技术租金，还可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把发展中国家现有的产业“纳贡”地位维持下去。这导致了金融富国内部产业进一步空心化和剩余价值激增，资本过剩更为严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金融富国的进一步金融化，加剧了其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盘踞于国际产业体系之上，更加贪婪地吮吸从海内外源源不断输送而来的利润和利息。全球层面的产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由此在一定层面上转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核心的少数金融富国之间的矛盾。
美国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垄断，构成其金融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另一大支柱。自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就废除了金本位制，由美元来充当国际流通和结算货币。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意味着美国能够不生产，仅仅依靠印刷自身几乎无价值的美元纸币，就能一本万利地套购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服务和资源，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因而也是垄断了纸币发行权的美金融寡头集团洗劫世界财富的基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不仅加深了世界分工体系中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等价交换，而且有利于美国通过这一分工体系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比如，美国在经济扩张期，为抑制通货膨胀和防止经济过热而大规模增加外贸赤字，推动对美出口国的经济过热，美国在经济衰退期大幅度降低外贸赤字则加剧对美出口国的生产过剩。此外，美元作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储备货币，美国不光从中获取大量铸币税收益，而且美元储备国(除了日本，主要集中在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非发达国家)反过来大量购买低息的美国国债，使美元重新回流美国国内，填补其国内资金缺口，帮助平抑通货膨胀。这种美元循环方式，已经把美元储备国紧紧绑在美国经济的战车上，他们的投资收益与维持美元币值紧密挂钩，因而甘愿成为美国寄生性的利用美元霸权负债消费模式的“资本纳贡者”。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虽然是世界最大债务国，但它反过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债权国。一些外汇储备窘困，又需要用美元来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的国家(通常是处于工业化进程加速阶段的非发达国家)不得不向美国借款，美国得以利用这些国家的美元债务来对其进行剥削，甚至进而控制其国家经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爆发债务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商业银行大肆向拉美、东亚国家放贷，并在美国利率大幅度提高的压力下，导致这些国家对美元负债的不堪承受。
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充当了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和统治的强有力工具。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使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国家及其金融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IMF通常以国际债权人(主要是美国债权人)的面貌出现，利用发展中国家原本的债务危机或金融风暴后这些国家产生的债务危机，以资金援助为借口，逼迫债务国接受其提出来的一系列苛刻条件。IMF开出的药方一般是要求债务国政府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开支，同时进行产业改革(即变卖国有资产，实施私有化)以扩大政府资金，保障债务偿还，并更进一步提出债务国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内市场和金融市场。一旦债务国实施这些举措，只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并使自身完全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紧缩政策不仅恶化民众生活，导致和加剧社会不公，而且使国家债务不降反升。政府在外部压力下进行私有化，开放国内市场，国际垄断资本随后便大举侵入，或者兼并或接收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取得了这些产业原先具有的垄断地位和权利，从而能够击垮该国民族资本;或者收购银行，操纵汇率和股市，控制其金融系统，使这些国家经济命脉完全被国际金融寡头集团所把控。借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债务国或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以美国跨国企业为首的国际投资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和占有了第三世界的土地、矿产、水电、运输系统等公共资源和国有工厂。但这些国际投资者主要感兴趣的不是扩大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从实际生产经营中获取利润，而是通过金融机构一系列带有投机策略的操作，如哄抬企业股票价格或资产(尤其是房地产、自然资源)价格，推高金融泡沫，或收取垄断租金和垄断利润，而这通常又以要求被收购企业裁员、压缩部门规模、资产重组为前提条件。在这种金融投机性质的跨国投资策略主导下，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不仅不能推动国内产业进一步发展，带来就业增长机会，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相反还导致国内产业萎缩，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刀俎上的鱼肉。
控制和垄断世界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如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同样是金融垄断资本统治世界的重要途径。由此可以掌握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也相当于控制了世界经济命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控制能源或大宗商品原产地是非常必要的，甚至需要不惜采取战争的极端手段。冷战结束以来，在外部最大的直接威胁者苏联消失之后，并且经济统治逻辑日益增强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坚持甚至强化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政策和行径，其背后主要就是借助地缘政治控制来垄断世界稀有资源分配权的诉求。这意味着，即便帝国主义经过了19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形式上的发展变化，其作为资本积累根本要求的本质依然没变。而且经过二战，其他前帝国主义国家已基本处于美国单级军事霸权的控制之下，美国帝国主义的实力空前强大。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依然需要帝国主义来维持和开辟统治疆土，构筑一个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金融资本主义更为腐朽和庞大的食利者的帝国。这个帝国的利益某种程度上也等同于作为世界体系霸主的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一小撮人以食利的、投机的方式来控制和垄断整个社会资本和世界资本，从而以无偿剥夺绝大多数入的劳动来满足自身利益的金融垄断资本统治的世界帝国真的能够永久维持下去吗?5年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阴霾未散的事实表明，这一帝国内部结构本身千疮百孔，且世界各国掀起的反金融垄断资本统治运动，例如声势最为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觉醒。历经危机和民众的反抗斗争，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摇摇欲坠的事实说明，反金融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世界进步运动的兴起，敲响了资本主义走向最终灭亡的丧钟。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11期，摘自2012年第59期《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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