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是西方左翼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从大卫·哈维资本帝国主义的内涵出发，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进而揭示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积累与资本循环的实质，抨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夺性积累策略。
一、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策略
近年来，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帝国主义。20 世纪初，霍布森、希法亭、列宁和卢森堡等人都详细地探讨过帝国主义。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① 而卢森堡则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是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②她巧妙地将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联系在了一起，视帝国主义为资本积累发展的方式和一个历史阶段，从而开辟了认识帝国主义的新视角。
当前，一些左翼人士认识到全球化正在不断地塑造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因而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框架分析资本主义。如迈克尔·哈特( MichaelHardt) 与安东尼奥·内格里( 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中对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发出挑战，认为必须重新考虑左翼反对派关于帝国主义去中心结构的观点，因为帝国主义产生了一些新的后现代性。③在这股对帝国主义再定义的思潮中，大卫·哈维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入手，以马克思地理—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利用“时—空修复”的手法，清晰地披露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剥削性积累的本质，进而揭穿了新帝国主义的虚伪面纱。
哈维将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资本帝国主义”。顾名思义，当代的帝国主义已经将资本策略与强权政治相结合，在经济优势的庇护下进行政治和军事的扩张。哈维认为“资本帝国主义”首先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的帝国主义政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拥有的领土和金钱优势，充分调动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实现扩张为最终目标，提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战略。其次，“资本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过程密不可分，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哈维主要关注了经济权力在连续空间中不断流动，即资本通过日常的生产、贸易、商业、资本流动、资金转移、劳动力迁移、技术转让、货币投机、信息流通和文化冲击等，以不同方式流入和流出不同领土。④他将自己的理论评价为“是对资本积累内在时空动力有关的帝国主义问题的重新概念化”。⑤ 有学者认为，资本帝国主义理论正是“新”在于此，它是通过“对资本积累内在时空动力有关的帝国主义问题的重新概念化”，对“物质条件和帝国主义实践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巨大变化”做出新的解释。⑥ 新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一种潜在的“非对称性”关系来积累资本，简而言之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开拓非均衡性的地理环境，利用空间交换进行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非均衡性的地理环境不仅仅是指代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均衡分布以及地理位置的优劣所造成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指由于财富和权力本身通过非对称性交换，日益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区所造成的不均衡。非对称性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公平和不平等交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某种方式在空间中形成一体化的垄断力量，进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以及榨取垄断地租等不合理行为。通过破坏运转良好的平等竞争和交易环境，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特征的不平等环境，特定领土在其他领土受损害的情况下受益，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幸福。⑦这一特征充分地显示了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已经具有了新的扩张手段，资本家的活动不再受时空的限制，而是利用财富和权力将全球的资源和人力进行充分的整合与重组，在一个貌似公平的竞争环境下进行掠夺性的资本积累，使新帝国主义的掠夺手段更加隐蔽，更加具有欺骗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起源于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为了更好地阐述新帝国主义的本性，我们应该将这两种关系视为研究全球化时代新帝国主义的切入点加以详细阐述。
二、权力的领土逻辑
当前，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都认为，区域性组织的产生对理解资本积累的推动力而言，既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又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⑧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也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非正式、易渗透却难以确定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区域性—在资本积累的时间和空间分子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并再次断言地区结构性一致是解释全球经济内部正在发生的复杂变动的重要因素，区域组织在超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区域经济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区域竞争和专业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运转的基本特征。他尝试用权力的资本逻辑和权力的地区逻辑说明资本帝国主义的新特征，但是他对地区逻辑的分析只是对特定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描述，而没有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更为普遍性的总结。哈维只是展示了几个简单的关于政治力量地区认可和国家和帝国的一般政治。由于他在资本主义国家框架之外识别地区逻辑的特征，因此只关注到了国家管理者和政治家的自我兴趣，国家建立和管理的特殊风格、地缘政治资源策略的竞争等问题。⑨在实践中，他关注由资本主义内部和外部尺度所决定的地区逻辑。当地区逻辑受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独立道路影响时，他便没有提及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轨迹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共性关系。相反，他直接强调特定历史的相对重要性和资本帝国主义的特定阶段、时期的地区权力逻辑。这意味着他对权力的地区逻辑的说明已经决定于权力的资本逻辑，而不是在单纯在地理方面展开的。
哈维关于权力的领土逻辑的论点通过以下步骤加以构造:
1、“权力”( 在这个分析中是没有被定义的原始术语) 可以通过地区的或资本主义的逻辑学加以积累。这些逻辑学是多样性的，可以被描述为独立的、相交的、互相盘绕的、内部依赖的、内部关联的、辩证关联的、互为主要或次要的、补充的、相互约束的、相互阻挠的、矛盾的、对抗的。
2、国家是以政治和外交的地区逻辑为基础，并以修复地区边界为方向而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空间逻辑是基础，经济力量不断在空间和时间之间流动。
3、每种逻辑都存在矛盾。这导致了在一个螺旋上升运动中，矛盾在持续相互适应和反应的过程中从一个逻辑被放置到另一个逻辑中，这反映在不平衡地理发展、政治地理斗争和帝国主义政治的不同形式和动力中。
4、一旦资本积累的逻辑占据了经济组织，帝国主义就涉及国家内部关系的处理问题，并出现一种特别的资本形式。对于哈维来说，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第一，权力的地区逻辑和资本主义逻辑的双重辩证法;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关系”。
5、不同形式的资本帝国主义依靠相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的权力逻辑，在控制地区政治经济进程和资本积累的分子进程中被辩证的混合在一起。“政治和经济进程被国家和帝国的策略支配，或者国家和帝国在资本主义动机外运行”的想法都是错误的。相反，领土和资本逻辑往往有潜在的紧张、分裂、矛盾甚至是对抗的关系。如果地区逻辑组织资本逻辑，那将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 如果资本逻辑削弱地区逻辑，那将导致政治危机的风险。
哈维在他“浓重的描述”中映射出一种差异的领土逻辑，他将资本帝国主义分成三个时期，即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兴起( 1870—194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的历史( 1945—1970) 、新自由主义霸权( 1970—至今) 。他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土和资本逻辑的分裂导致了政治和经济的灾难。所以，当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研究应该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帝国主义差异的逻辑中进行，并且将其作为一个全球课题，最大限度地利用三阶段理论说明美国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时，他认为权力的领土逻辑也是帝国主义和次帝国主义策略的基础，作为附属和被支配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逻辑反抗帝国主义，不发达地区和劳动阶级也可以用这一逻辑去反抗剥夺性积累的策略。
然后，哈维打算把地区逻辑和权力逻辑结合进他对资本主义仍不完善的分析中。但是，两种逻辑不对称的概念发展使他在理论和经验分析中倾向于对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的特权分析。事实上，他详细地说明资本帝国主义通常和资本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因此，他优先于国家管理者、资本家或被剥削阶级去支持一个相对自治的地区逻辑，考虑资本逻辑长期性。这与哈维渴望“实际情况的真实分析……同时保持辩证双方运动而且没有一方在政治或论述中其主导作用”是相矛盾的。⑩ 如果他能把时间、空间和时空压缩的理论与在地区修复中的国家理论相结合，也许可以很好的处理两者的关系。所以，在他最近的论述中，他不断地突出权力的资本逻辑、领土逻辑与时空的关联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资本帝国主义分析模式，即国家权力的积累、资本积累和时空扩张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三、权力的资本逻辑
哈维意识到国家形成与资本阶级宪政对理解帝国主义经济逻辑的必要性，一个国家只有建立某种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之后，资本积累才能通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而繁荣起来。和大卫·哈维一样，汉娜·阿伦特也敏锐的观察到新帝国主义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递增或递减。她说: “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瑏瑡在谈及资本如何才能无限积累时，大卫·哈维借鉴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思想。认为在政治重组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列斐伏尔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面临多次危机和重组长久生存下来的症结，即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的生产而生存下来，但是他并没有能正确解释为什么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它又是如何发挥这种重要作用的。瑏瑢大卫·哈维敏锐地发现了列斐伏尔的这一理论缺陷，并加以改进，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集团通过“时间—空间修复”的方式进行资本的积累的结论。
“时间—空间修复”理论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内部的长期趋势，它来源于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呈不断下降趋势并导致过度积累这一理论的重新解释，我们可以将“时间—空间修复”分解为“空间修复”( spatial fixed) 和“时间修复”( temporal fixes)两个部分加以理解。“空间修复”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学为主要理论渊源，倡导“用空间重新构建理论，使空间成为理论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瑏瑣并力图修正传统辩证法中时间优于空间的特权。因此，哈维认为“摆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目的论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空间的特性”。瑏瑤“时间修复”的灵感则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金融资本的研究。他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考资本积累的时间和空间问题，重新指定主要的经济范畴和危机机制，进而展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时空特征。哈维认为“修复”有双重寓意: 一种是字面意义上的修复，即在一定时间内，资本以物质形式存在于空间中; 一种是隐喻的修复，指在空间重组和空间策略之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法。他暗示对两种不同修复的理解可以形成不同的资本主义变革模式:内部变革和外部变革。内部变革指在特定地域系统或者经济区内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变革; 外部变革是指通过输送剩余资本或者劳动力，在新空间内发生的变革。通过这两种变革，过度积累的资本在时空的共同作用下得以修复。“时间—空间修复”的基本观点非常简单，即特定地域系统( territorial system) 由于劳动盈余和资本盈余出现了资本的过度积累，过度积累的资本需要通过投资长期项目或者社会支出来进行时间转移，或者通过开发新市场、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进行空间的转移，从而使过度积累的资本得以重新回到资本循环当中，避免货币的贬值和经济危机，这种缓解和克服资本过度积累的方式就是“时间—空间修复”。
哈维认为帝国主义权力的资本逻辑应该在为资本盈余问题找出“时—空修复”方法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所以，他描述了资本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运行，从而创造其本身的历史地理学。他将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分子化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核心论据，认为空间和实践中运行的资本积累的分子化过程导致资本积累的地理学模式发生了被动性变革。哈维认为外部时空修复对平复资本和劳动力过度积累起到了积极作用。当资本和劳动力在起源的区域/空间不能以平均利润再投资时，就产生了过度积累，对资本和劳动力的“贬值”构成了威胁，如钞票( 会贬值) 、商品( 会供过于求而降价) 、生产能力( 工厂和设备会闲置或者利用不足，实体基础设施最终倒闭) 。把过剩的货币资本、商品或者劳动力输出到它们起源的空间之外，可以避免至少是一段时间的贬值威胁。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机关积极为资本积累搭建制度安排，如使用货币和财政杠杆以及一系列的财政和货币干预使国家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机构以便利资本的空间转移。另外，他们通过建立国际经济组织( 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发挥国家的资本运转功能，使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成为其过度积累的资本释放地。当前，积累的全新机制已经开启，信贷体系和金融基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他国资源和劳动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被大规模的商品化和席卷全球的私有化浪潮为过度积累的资本打开了广阔的盈利空间，同时也开启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所谓的剥夺性积累就是以极低的价格释放一系列资产，使过度积累的资本得以进行赢利活动，以达到剥削不发达地区而获得更多资源和劳动力的目的。在一些国家，为了便利国外资本进一步渗透而产生的债务危机，可以被用来重组其国内的社会生产关系。瑏瑥通过这种方式，美、日、欧等的公司接管了这些国家的金融体制、产品市场。通过攫取从海外赚取的高额利润，中心地区的低额利润得到有效补充。而债务国的普通民众则不得以承担大量债务，生活陷入贫困中。这种剥夺性积累的行为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时间- 空间修复”不断开启，剩余资本得到暂时吸收，同时危机也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于此同时全球体系内霸权也随着转移。因此，各国对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上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反抗，已经开始取代由于扩大再生产而导致的劳工斗争，成为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运动的核心，阶级斗争开始围绕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金融资本的掠夺性行为，以及私有化所带来的权利缺失等问题展开。
当前，全球对华尔街—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合体的反抗和不满已经遍及世界，“占领华尔街”行动就是一个缩影，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正在逐渐转变为另一种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球性运动，从西方世界横扫全球，这种全球性运动在一些地方表现为抵抗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另一些国家则表现为一系列政府领导的抵抗运动。这充分说明，资本帝国主义的逻辑已经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世界体系的调整势在必行。
四、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 一) 哈维新帝国主义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理论意义在于: 它继承了马克思的重要学说，并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为人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新形式和新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哈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强调学习《资本论》单看第一卷是远远不够的，要将三卷看成是完整的一体。同时，要结合《剩余价值学术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同时学习，并倡导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审视，要综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理论精华，而不能忽视理论的整体性。他在资本积累、资本循环、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和新帝国主义等问题上都有可贵的探索，从而推进了英美国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发展。其现实意义在于: 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仍处于一个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倾向和趋势，以及对于当前世界各种现实问题的探讨、分析和见解，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推进马克思理论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哈维对全球化时代新帝国主义的阐释向我们展示了帝国主义仍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盈余资本的投放地，利用金融、信贷方面的优势将发展中国家沦为其附庸。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既要很好地利用西方国家的资金，同时又要加强监管，增强中国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 二) 哈维新帝国主义思想的理论局限
第一，哈维的《新帝国主义》一书，虽然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对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在问题解决的对策上却没有提出能够付诸实践的有效办法，他提及的反全球化和另类全球化运动，以及所谓的全球化的解放政治学，仍然聚焦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领域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其他的斗争形式都是附属和次要的，在操作上也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方法，缺乏说明力和操作性。
第二，在对新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哈维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主义作为研究的重点，他极少关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地区。他的过度积累理论描述了从老式殖民主义到当代帝国主义持续不断的剥削过程，但是在对领土逻辑的论述中却没有提及这些。有学者认为他所强调的地点和规模占据的不平衡地理发展需要被界定。那种把空间当成容器的观点忽视了空间持续不断的连通性影响。尽管实际地理学是流动的和改变的，但是连通性仍然生产着地理学地位的不平等。
第三，哈维有意回避了空间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基本角色定位。哈维强调在经济危机中三种资本循环方式是顺序进行的，而事实上我们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同时“修复”。另外，一些学者还认为哈维的劳动价值理论全部由经济因素决定，而不决定于社会政治斗争和国家制度框架的思想是不全面的，国家在替代资本的地方性危机趋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危机不能仅仅降低为经济层面的认识，经济危机也有可能是由政治的、制度的和社会的矛盾所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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